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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文坛第一案：《西部生命》说法》
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1）
尊敬的书记：
早就应该给您写这封信了。也许是由于现代通讯工具的便利，我们随时通电话的结果竟淡化了写信的欲望，但是，我还是感觉似乎有好多话没有在电话里表达清楚。那天放下电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您是理解我的：一个把写作看得很重的人，一个把西部把柴达木看得很重的人。所以，关于张建伟抄袭剽窃一事，真正惹怒了我，大概也源于此吧！我坚信上级有关部门对于张建伟抄袭这件事肯定不会支持的，正像您不会支持一样。这是他本人品性与职业道德的问题。
但是，因为此事的曝光，上级有关部门担心会不会对于全国塑造的柴
达木典型人物——秦文贵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事实上，当《蝉蜕的翅膀》一书出版后，这种影响就已经不可避免了。何况此书还荣获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正如张建伟自己得意扬扬所云：用了10天时间写成了这部17万字的报告文学。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种速度能写好作品？这原本就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怎么可能写好这部书？又怎么可能写好秦文贵呢？张建伟从创作态度到对西部柴达木的态度，我以为都是浮躁浮浅的，时间再紧，任务再重，他也不该去敷衍，更不能糊弄！秦文贵的精神应该歌颂，应该大力倡导，别说他在柴达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做出了那么多成绩，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在那里呆上十几年，那也是相当不易的。
您出于多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贯作风，敏感于此类事情的负面效应，您生怕给秦文贵和柴达木带来不应有的损伤，您为此希望我别这么较真。您的这份忠良之心我不仅熟悉而且完全理解。我想在此阐明的是这里边有两个是非问题。
其一，我对柴达木、对秦文贵的认知您是知道我对柴达木的感情的。正是这份与我灵魂相厮相守的情感，触动了因病卧床的老作家李若冰先生。他饱蘸深情为《西部生命》一书所作的序言，就是我对柴达木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生命的真诚回报。
我们常说，真情能感动天地。
迄今为止，我已经三进柴达木了。每一次到那里受到的欢迎都是热烈的，受到的感动和感染也都是强烈的。我与柴达木的感情在不断升温，与您的感情更是如此。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场面恍若昨天。当时，我从盆地回到敦煌时，您问我有什么感受，于是我就讲了那个奇特的野鸭的故事，就是后来写成的散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记得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把您逗得哈哈大笑，我说：“这只野鸭居然不怕车，它不怕中国车，它也不怕日本车！”
您的笑声与在场的那些柴达木朋友们的笑声都是对我的创作灵感的激发，我在《西部生命》中写到的那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就写到了您和当时的场景。因为我被这只神奇的柴达木的野鸭感动得够呛，因此才有了那段文字：“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扇动弧度竟有了生动地起伏。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
可是，张建伟却将这最令我们难忘的情节和感受硬套到了秦文贵身上，而且将野鸭的翅膀变成了井架的“钢铁的翅膀”，而且将刘元举久久注视换成了秦文贵的注视。这样写，肯定要损伤笔下的人物。
您是知道我是如何在罕见的大风暴中闯入其中，令宋小平惊叹不已的。
于是，我才有了刻骨铭心的对于沙子的感悟，即《西部生命》中的《悟沙》。而那些哲思居然被张某人弄到了他的笔下，一变而成了秦文贵的发现和认知。您说这有多么荒唐！宽容点说，这是不负责任，要是尖刻点说呢？对于西部那片土地，仅凭一种浮光掠影的采访，是不可能深入进去的，不将自己的心灵和血肉真正贴近那片土地，是肯定写不好那里的人物的。
而张建伟作为那么资深的有成就的名记者，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切。而他过于耍小聪明了，他的小聪明验证了他的浮躁，而他的浮躁将使他不仅没有贴近柴达木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生灵，相反，他伤害了那里，亵渎了那里。令人痛心！我为指派他前往的上级部门领导感到遗憾，也为柴达木那片给我激｜情和灵感的土地感到深深的遗憾！当然也为您感到遗憾。
因为，我知道您对于前往柴达木写东西的朋友们有着怎样的盛情。
柴达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西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不是几句话所能言表清楚的。但是，有一点不用说也能清楚，那就是我对于西部的真情。
这不仅洋溢在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西部生命》的散文集中，而且，也弥散于由时事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版《西部生命》之中，特别是那篇《守望柴达木》一文，道出了我对于柴达木整个精神的认知。我以30年的写作经历为证，如果没有真情，是绝对写不好报告文学的，更写不好英雄杰出人物。这是缘于您对我的理解。真情对于一位写作者的重要性似乎无需赘言。我在电视上听到了秦文贵的事迹，令我几乎落泪，这是因为讲述人是他的妻子，她带着一腔情感来讲秦文贵，所以，非常感人。而洋洋17万字的长篇传记《蝉蜕的翅膀》却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感人的效果，究其原因，是作者根本没有动真情，他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没有动真情，对于秦文贵这种英雄人物也没有动真情。所以，他没有写好那片土地，也没有写好那里的英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辜负了上级领导的信任，辜负了柴达木那片土地，辜负了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也辜负了他作为一个国家级大报记者的位置。
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2）
其二，张建伟与秦文贵不能合为一谈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张建伟与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都不能混为一谈。
秦文贵的思想作风是扎实的，秦文贵是苦干出来的，他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辈。相形之下，作为名记者张建伟呢？
不是我过于较真，这里边有个是非问题。
《蝉蜕的翅膀》一书在客观上就有着诸多遗憾，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如果说是张建伟个人的轻浮导致了这部书的浮躁，那么，他完全应该向他笔下的人物好好地道歉！他应该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应该认真从中汲取教训，本照我党实事求是的一贯原则，以其诚实的态度尽其所能地挽回损失和影响才对，去重新老老实实地把没写好的人物写好才对，而不是采取回避态度。
我想，如果张建伟将《蝉蜕的翅膀》一书中，不是秦文贵感受到的东西，而是刘元举感悟到的那些诗意语言和思想哲理剔除掉，把那60余处的抄袭剽窃的地方都换掉，还秦文贵以质朴、真诚的本色，那么，我想您与柴达木那片土地，还有秦文贵本人，还有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也都会以为这是一种有益的补救，也会因此感到欣慰的。最好的消除影响的方法，就是让抄袭者接受教训，改正错误。相反，如果以为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抄袭也是为了秦文贵，为了“保护”秦文贵而去考虑影响什么的话，这可不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不仅不能服众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只能欲盖弥彰。
我相信秦文贵，他能够经受柴达木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他有那么可贵的意志品格，他肯定有勇气面对写作者抄袭这个现实；我敬佩秦文贵，我敬佩他身上体现的那种柴达木精神。我相信他还不知道张建伟抄袭剽窃这一真实情况，如果他知道了，他将会为此感到难过和遗憾。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这件事情，无论对于秦文贵本人也好，对于柴达木也好，对于新闻界文学界也好，都是有益处的。
最后，请代我真诚地问候秦文贵，尤其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刘元举
2001年1月18日于沈阳
打官司的滋味儿（1）
现在是2003年的深秋。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
窗外，一直在下雨。这雨是从昨天午后开始下的，一直下到现在，还看不到有停的意思。
深秋的雨如同沧桑女人的泪，虽然没有一点张扬和渲染，却因有足够的铺垫而到处浸透着浓郁的凄凉。对天气的敏感时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心态，尽管早已熟知古人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却始终无法做到。就是说，我要在这样阴郁的天气里陈述我的打官司经历，这使我的心情除了感觉压抑之外，还会滋生出某种不祥之感。当然这是冥冥之中的东西了。
1 宣判的时间突然更改，令我深感不安：不祥之兆？
宣判那天，就赶上了这么一个阴雨天。而且那场雨比这场雨更大更猛。那天是9月17日。算是秋日北京的头一场雨吧。本来法院那边通知是9月16日下午1∶30分宣判。
他们已经正式通知了我，可没过两个小时，突然又通知我时间改变了，改在第二天——大雨滂沱的9月17日上午9时。要是不改呢？显然就不会赶上大雨了，这种改变虽然是人为的，但我却总觉得命运之中有种冥冥的东西在捉弄着我，让我无可奈何。
法院通知我大凡都是由书记员打来电话。无论我在哪里，她都能打到我的手机上。我接到开庭的通知就是这样，接到宣判的通知也是这样的。从开庭到宣判，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关心我的朋友纷纷来电询问我的判决结果。他们替我担心。因为这场官司背景极其复杂，复杂到我至今也有许多地方说不清或无法说清。但是，最终还是要判决的。
等待开庭的日子与等待宣判的日子一样漫长，确实如同煎熬。好像拖得时日越长，就越是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如临深渊之感。不敢有多少期望。即使你觉得有强大法律可依靠，即使你感觉正义在手，但你也不敢有多少期许。我有好几次拿起电话，要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刘法官打个电话问问，但是，我每次都迟疑着，搁下了电话。我在想，怎么会这么久呢？我在想，会不会又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期间，我多次经历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它们让我没有准备，让打官司毫无经验的我常常不知所措。
应该从9月12日说起。那天，我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拨通了电话。每次都是一位女士接的，她们的声音都是柔曼的，我分不清哪个是法官的声音哪个是书记员的声音。她们都是女士，声音都挺悦耳。我说出法官姓名，对方说她休假了。我忙问休多长时间。答曰：下周一上班。下周一就是15日。14日一早我就到了北京。
15日上午，我估摸着法院刚上班时，就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刘法官，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存和善。我与她通过无数电话了，对于她的声音应该是极其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会把她们办公室里其他女士接电话的声音误以为她的声音。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宣判。她说，就这几天吧。
我当时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想问个水落石出，却又因心里没底，生怕问到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我显得吞吞吐吐。
我试图探出点消息，哪怕凤毛麟角。但是，她是个职业素质非常好的法官，她的态度给你希望给你安慰，但说出的话，却让你无法找到你渴望知道的任何结果。我也不便于直截了当
地问，我只是试探性地说，不会有什么太离谱的判决吗？她就笑了。然后，她说，她们厅里有人看了我的《西部生命》，赞叹我的文笔非常之好。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静等着她的下文。而她却不再往下说了。多一句话她都不说。我揣摸着她说的这个事儿，与判决结果的关系。还是不够明晰，索性直接发问了。我说宣判结果能让我满意吗？她说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放下电话不长时间，我从外面转回屋，无意间发现手机显示出有个未接电话。号码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我赶忙用座机打通，正巧是刘法官接的。她告诉我明天下午1∶30分公开宣判，让我届时到庭接判决书。
明天下午1∶30分，就是16日下午1∶30分。16日，带6这个数字，对于我的感觉，历来是吉祥的。因此，我心里感觉到了敞亮。当即给我的家人拨通了电话。她们为我担着心，尤其是妻子，她因为我的官司，压力很大，神经敏感至极。她在电话里虽然语气比较平淡，但我却感觉到了她是努力在控制着自己。她说你感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她停顿了一会儿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直到现在我也理不出那时候的心绪。我只知道我很焦躁，书也看不下，坐立不安。午饭后，我没有休息，躺下也睡不着的。我就到楼下打乒乓球。我企图以剧烈的运动方式来改变心态。
我的手机搁在宿舍里，等我一身汗水回来，一眼发现手机的来电显示上
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肯定又有什么变化了。而此时我知道，任何变数对于我肯定都是不利的。
果然，宣判的时间变化了，明天下午不宣判了。我问法官这是为什么呀？
女法官的声音还是那么不温不火，她说她们厅要去天津出差。天津？怎么偏偏是去天津？天津这个地方此时对于我太敏感了。在我的一波三折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中，被告与我打管辖地，莫名其妙的原因，官司管辖地判到了天津。天津是被告的家乡，被告在那里一定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关系。我们常说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嘛！
打官司的滋味儿（2）
我的敏感肯定使法官感觉到了。她轻松一笑说，其实，就是去那里玩几天，周五回来。但是，周五能不能宣判，还得回来再说。
我硬着头皮问：不是没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吗？她说，没有。
我突然又问了句不该问的话：“该不会是张建伟给联系的吧？”女法官笑了，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去天津其实就是去轻松地玩几天。
我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呀！但我仍然心里边犯嘀咕，于是我又问：宣判结果不会因这次改变时间而有什么变化吧？她说：不会的。
我觉得她好像在安慰我。
蓦地，心里边就沉了，闷了。
15日下午，天气开始阴了，闷了。这种越来越浓的沉闷显然预示着要下雨了，而且憋闷得时间越长越意味着将会有场大雨降临。
到了下午4点多钟，外面的天气阴得更厉害了。突然，我接到了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9点准时宣判。我说，你们不是要去天津吗？怎么……法院说，我们是明天下午去天津，上午还有半天时间，所以，还是决定上午宣判。
仅一天当中，就以三个电话，连续跳跃性地变了三次。这怎么能够让我平静呢？这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了许多。两年零九个月了，其中发生的那些应该或不应该的事情都在折磨着我。我突然有种深刻的无助感。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把我的心情搞得更加沉郁。出了鲁院的大门口，那条窄街上本来就不清洁，此时泥水雨水混浊不堪，肆意横流，令你无处下脚。想打的士，却没有一辆的士能够停下来。所有从你面前驶过的车都会粗暴地溅起一片浑黄的水花朝你飞过来，你只有躲闪，再躲闪。
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打上车。雨好像比我还焦躁不堪，散弹般斜扫着人群，使得城市节奏变得一片仓促混乱。窄街上总有车辆往来，却就是不肯停下来。眼瞅着要误时间了。我只能往前猛走，希望走出十里堡这条窄街，走到朝阳路宽阔的大道上去打车。
如果出门就能赶巧打上车，还多少能够使我得到些许宽慰。但是，越是不顺利，就越使我神经兮兮地意识到判决结果可能于我不利。好不容易坐上出租车在风雨中驶到方庄时，那条更宽阔的大马路却突然塞车了。出租车司机说这条路从未塞过车！
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15分了。9点开始宣判，已经过了一刻钟，这心里边急的呀。还好，往远处探望时，风雨飘摇中，已经隐现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那迷蒙的楼房顶部了，上边高悬的国徽也一同模糊着视线。我推开车门，闯进了风雨中。
那天上午的一切感觉都不够好。到了法院门厅登记处时，那位守门人居然不知道我的这桩官司在哪个厅宣判。我说出了法官的名字，他仍然说不知道宣判这一说。后来，我又说出了书记员的名字，这人才若有所思地说：可能在第十法庭吧，你去看看吧。他大笔一挥，开了一纸通行证。
天气是清冷的，法院的建筑物有着高高的台阶，台阶是灰色的。铺满雨水后，灰得更沉了。正门紧闭，得从侧门绕行。侧门的台阶上的雨水放纵地流淌，将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弄得更加阴冷。我小心翼翼地踩踏着这样的湿滑台阶，走进了楼内的大厅。
大厅空荡，看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圆柱上，我看到了指示牌，而后，我上到二楼，找到了第十法庭……
2 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官司的艰难
1999年10月，我的散文集《西部生命》被评为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一等奖，我赶到北京领奖。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了好多名作家和相关领导。在宣布获奖名单时，我听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名字，也听到了张建伟的名字。张建伟的获奖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我与贾平凹和张建伟等人排成一队，前往主席台领奖。
那时候，我就听柴达木的朋友们说过张建伟，说他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书中用了我很多《西部生命》的东西。我当时也就一听而过，并没重视。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他的书，因而也并不知道他是如何用了我书中的内容。但是，在我们排作一队依次前往主席台时，我敏感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张建伟其人，也未曾读过他的任何文字。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名人，很活跃的。我们有十多人排队上台领奖，恍惚中，我听到身边观众席上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于是我的目光寻找到了他。他一边热情回应着观众席上喊他的人，一边往前挪步。他走在我的前边，与我相隔四个人。
看上去，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敞开着怀，神气活现。我想，他在听到宣读领奖名单时，不会听不到我的名字吧。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肯定会四下里瞅瞅，辨识一下哪一位是刘元举，至少认识一下也没有坏处吧？
我当时以为他可能会在领奖之后，找到我谈一谈的。而且我真心实意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磨不开情面日后与他对簿公堂的。文人都爱面子，即使他不直接出面，找到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出面说说，我想，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太书生气了。
当我领完奖之后，再去寻找那个棕色皮夹克身影时，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3）
当晚，在我们的住地石油宾馆的餐厅举行了宴会，非常热闹，席间有精彩演出，还有新疆的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到了许多领奖和不领奖的朋友，我试图在人群中寻觅张建伟，但是，没有找到。许多人多年不见面，到了一起十分快活。为我的书写序的李若冰老先生也来了，他对我的获奖表示了由衷的祝贺，这令我非常感动。当然，我这部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他非同寻常的关心，他让我每写一篇，就寄过去给他看看。当时，他正因糖尿病住院。我还犹豫着是否会影响他的休息。但是，每每写出一篇给他寄去后，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他的信写得很激动，他说是我的文章让他兴奋不已的。他对于文章的构思角度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使我的信心倍增。我能够在1995年的下半年几乎一气呵成写出这个西部系列，与他的这种频繁来信鼓励是分不开的。
回到沈阳后，我也并没有马上寻找张建伟的那部《蝉蜕的翅膀》。因为当时忙于一些琐事，就渐渐将这件事搁下了。如果不是我的另一部书出版在我们的城市引起很大反响，可能我就不会与这场官司有缘了。
我的那部书叫《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副标题是“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这部传记文学在沈阳最有影响的东宇书店搞了个发行式。而那一天，香港《文汇报》驻沈阳记者站的曲颉先生被我的书的书名吸引住了，因为他当时也在写一本培养儿子的书，题为《父亲的心》（此书已由辽宁出版社出版）。他是个喜欢书并喜欢买书的人。他与我认识较早，却好多年疏于联系了。因为书而勾起了回忆，因此，他就有了读我的书的兴趣，就有了更多的兴趣。
于是，某一天，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了一个让我不能不重视的消息，那就是他发现有一本书严重抄袭剽窃了我的《西部生命》。
在曲颉之前，有关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时，只是说张用了我很多文字或内容之类，“用了”或“使用了”，却从未有人使用“严重抄袭剽窃”这类字眼儿。于是，我立马给柴达木的刘书记打电话，让他用特快专递给我邮本《蝉蜕的翅膀》。书记是我的朋友，也是张的朋友。
他是个多年做党的政治工作的干部，很有政策水平，也很有人缘。他是四川人，非常和蔼可亲。在此之前，他对我说过张建伟到柴达木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蝉蜕的翅膀》。他说张建伟知道我。他还说张建伟写书时用了我书中的一些文字。书记并没有说张建伟嘱咐他一定要与我打招呼，征询我的同意之类的话。
从刘书记那里我得知秦文贵是全国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五四奖章”的获得者，是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接见过的人物。后来，他们组织了讲师团，书记也参加了讲师团，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讲演。那天，中央电视台直播，我收看了他们讲师团的演讲。我看到了周书记，还有秦文贵，却没有看到刘书记出镜。秦文贵的妻子讲得非常感人，她讲了一个令人刻骨不忘的细节：她给秦文贵洗头，可怎么也洗不干净。她反复用洗发剂揉搓出沫儿，却还是洗不干净。后来，她仔细一看，原来丈夫的头发白了一层。丈夫才30几岁呀，头发就这么突然地没有任何准备地白了一层。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直播的夜晚过后，第二天就是美国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件事引起的巨大波涛，相对遮挡了国人对于秦文贵讲师团的关注。但是，秦文贵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的高尚品格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在柴达木时，没有接触过秦文贵，但是，我仍然为柴达木出现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深深欣慰着。
我不知道张建伟是如何书写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更不知道他在这样一部书中如何用了我的文字。究竟是抄袭是剽窃还是引用？我只有亲眼一见了。曲颉是律师出身的记者，我相信他的话不会随意说的。但是，作为张建伟这样的名记者难道会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
我仍然无法想象。
那几天我非常着急看到这本《蝉蜕的翅膀》。书记确实用了特快专递，他给我寄了两本。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夜晚，将这部书读完了。我边看边惊讶不已。因为我从这些采访式的新闻文字中，不用费多少劲儿，就能够发现属于我自己的文字。我的文字与他的文字是完全两种味道的，就像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与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一样，一清二楚。可以说，我的那些文字，是血，是我的心血。因为这些文字中，浸透了我的思考，我的发现，也是我的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所以，我几乎不用对照我的那部《西部生命》，就差不多可以断定出他这部书中哪一段是抄袭了我的作品。
令我惊讶的是，他在全书中，竟然会有60处抄袭我的文字。所谓60处，就是有60个《西部生命》中的段落或局部，分散着揉合在他的书中。最长的段落达到近千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最短的段落只是一句话。书中只有一段是引用的，打了引号，提到了刘元举的名字，还有几段虽然打了引号，但并未注明是刘元举的文字，而只是说一位作家。看到最后，是他标明他为写此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上面提到了我《西部生命》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并标明页码。但是，我按着他所标明的页码查找时，却并不是像他标得这样准确，相反，他标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使我意识到，作者是有意这么标的。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吧？他不会不知道将别人的创作原句子拿过来，播撒在自己的书中，变作自己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吧？他肯定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他就不会进行这种所谓“标明”了。再看全书，文字确实粗糙不堪，有的甚至是将采访记录直接搬上去了。但，我非常佩服他的精明和才气，他竟然能够将血与水完全不同的文字“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令一般人无法分辨。这是高手呀，绝对的高手。
打官司的滋味儿（4）
张在他的后记中，充满得意地说这17万字他只用了10天时间就写出来了。而且，其间还写了几篇长通讯。在后记的文字中，我还看到了他所感谢的中央某部委的有关人士。并且，我知道了他这是组织上派去写柴达木，写秦文贵的，应该说是一次很重大的政治任务。
有这样的背景，一个记者还是个名记者，那该有怎样的华贵身份与优越感呀！这使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件抄袭侵权事件的背景，并且深深感觉到我要追究起来会有怎样的麻烦和艰难！
但是，越是这样，我认为这种事情就越不应该放过。因为抄袭得太过分了，而且，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从未找过我，连赔个礼，道个歉都没有过，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抄袭明明是可耻的，他却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居然与我一同在人民大会堂领奖。这真是个精彩的玩笑！
他抄袭的这60处文字，我数了数，足有5千字。这与他全书17万字相比，似乎占的比例不算太大，但是，这60处文字全是精华呀！与他全书文字相比，就好像他找到了60处味精，巧妙点缀在没有什么味道的菜肴里。更让我震惊的是，文章中竟然将我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的带有小资情调的独特感伤，被他写成了模范人物秦文贵的感伤。我的一些感慨和思想，也被写成是秦文贵的了。怪不得曲颉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文章《大记者、名作家抄袭剽窃造假》。曲颉认为张将我的感受写成了秦文贵的，这显然是对英雄人物的造假，是对英雄人物的伤害。（详见曲颉的文章）
第二天，我与曲颉通了电话。我说真的让我惊讶！我真没想到张建伟居然会如此抄袭，更没想到抄袭得这么明目张胆。因为，文坛上抄袭事件以前也发生过，比如有位著名作家就因为这种抄袭被媒体披露后，影响特别坏，本来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才华，比如《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却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将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后来，他又抄袭了一次，这一次是抄袭山东一位作家。我们习惯于将这种抄袭行为说成是“文盗”。
曲颉是酷爱文学的人，他对于有名气的人也是倍加敬重。但是，张建伟的抄袭，等于亵渎了他，所以，他显得特别激动特别不能容忍。因此，他决定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这件事。
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新闻热点与轰动效应的，他要向全国的重要报刊披露。
文章是够尖锐的了，他发出去足足20份，其中有《南方周末》、《新民晚报》、《今晚报》等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从他将文章寄出去的那天起，他就开始等着回音，我也与他一样等待着媒体的反应。但是，曲颉没有等来任何回音，我倒是等来了几个电话。在曲颉文章寄出去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柴达木书记的电话。他说张建伟给他打电话了，听说我要追究这件事情。他说张建伟让他给我说说情，别让我追究这件事。我对书记说，他这是抄袭呀。抄袭是违法的呀！书记说，张建伟到柴达木来，是我接待的呀，他是受中央某部委派来专门写秦文贵的。是为宣传我们柴达木宣传秦文贵来的，再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们两个闹起来。书记苦口婆心劝了我一番，中心意思，就是劝我不要追究了。我问书记他张建伟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抄袭行为？书记的话里话外，并没有说张建伟有任何向我表示歉意或赔礼道歉的意思。我对书记说，你的好意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让张建伟抄袭了吗？你肯定不会让他去抄袭我的书的！他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应该重视起来。如果他张建伟能够认识到错误，想找我赔礼道歉，我随时会欢迎的。
这以后，不断又有电话打来，有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新闻界的人士，这些人既与张建伟认识，也与我认识。他们打这些电话的目的，似乎是受了某种委托，要探知一下我的下一步举动。
我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并不想与张建伟过不去，我可以给他充分的时间去权衡，从他的书出版到我们同台领奖，到我确凿认定了他抄袭的行为，甚至到了曲颉的文章邮寄出去，已经一年多了。这么长时间他如果有一点忏悔意识，他是有足够机会诚恳地坐下来，当面赔个不是，不就了结了？甚至他可以找我们共同的熟人或朋友进行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在书记的电话之后，我还抱着等他张建伟给我打个电话的准备。
然而，我的一切善意均遭到嘲弄。
我始终不明白，赔个不是，承认错误对他就这样难？
3“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曲颉的文章石沉大海。曲颉与相关媒体联系了，对方认为不好发。北京的报纸不好发，外地的报纸也不好发，就连网络也认为不好发。网络上有规定，一般不能发原稿，他们通常的方式只能是在一家报纸上发了之后，才能够给予转载。可是，哪一家报纸能够率先刊发呢？我感觉有一层很厚的冰层，在捂着盖着这件事情，要想一下子捅开，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设法去撬。而撬是需要有缝隙的，我苦于连缝隙都找不到。
我非常感谢北京一家不大的网站——益博华图书网。这家网站有位年轻记者，他充满正义感地在北京各大媒体间奔波，他呼吁披露这个令人震惊的抄袭事件：
打官司的滋味儿（5）
而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通过电话、传真、伊妹儿多种方式向媒体报料，希望媒体采访报道，却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记者》一文中这样描述记者：一家以揭露黑幕著称的媒体的记者懒洋洋地说：“为什么让我们去？你自己不可以来吗？”另一家媒体的主编大人跟着是一气炮轰：“你有证据吗？有审判结果了吗？你学没学过新闻？”而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记者刚接通电话就说：“我们现在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来处理，你先发一个传真吧，如果有价值我们再联系。”总算有一家报纸的总编感兴趣，可当听说作假者是张建伟时态度立刻来了个大转弯：“张建伟是我的朋友，恐怕这件事情难办……”——电话遭遇记者之外，数十家媒体没有一家对传真和伊妹儿作出反应，甚至连一个答复也没有。
这是千龙网的阿良先生在2001年1月9日千龙视野刊发的文章《张建伟亵渎柴达木 刘元举让他吃官司》中的一段文字，阿良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呐喊着发出这样的诘问：“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当厚厚冰层压得我一筹莫展时，有天晚上，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区号，但号码却是陌生的。我不禁在心下里合计：这是谁呢？
当时，千龙网叫千龙新闻网，可我对于这家北京市官方搞的网站闻所未?( 新世纪中国文坛第一案:西部生命 说法 http://www.xlawen.org/kan/1258/ )
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1）
尊敬的书记：
早就应该给您写这封信了。也许是由于现代通讯工具的便利，我们随时通电话的结果竟淡化了写信的欲望，但是，我还是感觉似乎有好多话没有在电话里表达清楚。那天放下电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您是理解我的：一个把写作看得很重的人，一个把西部把柴达木看得很重的人。所以，关于张建伟抄袭剽窃一事，真正惹怒了我，大概也源于此吧！我坚信上级有关部门对于张建伟抄袭这件事肯定不会支持的，正像您不会支持一样。这是他本人品性与职业道德的问题。
但是，因为此事的曝光，上级有关部门担心会不会对于全国塑造的柴
达木典型人物——秦文贵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事实上，当《蝉蜕的翅膀》一书出版后，这种影响就已经不可避免了。何况此书还荣获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正如张建伟自己得意扬扬所云：用了10天时间写成了这部17万字的报告文学。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种速度能写好作品？这原本就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怎么可能写好这部书？又怎么可能写好秦文贵呢？张建伟从创作态度到对西部柴达木的态度，我以为都是浮躁浮浅的，时间再紧，任务再重，他也不该去敷衍，更不能糊弄！秦文贵的精神应该歌颂，应该大力倡导，别说他在柴达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做出了那么多成绩，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在那里呆上十几年，那也是相当不易的。
您出于多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贯作风，敏感于此类事情的负面效应，您生怕给秦文贵和柴达木带来不应有的损伤，您为此希望我别这么较真。您的这份忠良之心我不仅熟悉而且完全理解。我想在此阐明的是这里边有两个是非问题。
其一，我对柴达木、对秦文贵的认知您是知道我对柴达木的感情的。正是这份与我灵魂相厮相守的情感，触动了因病卧床的老作家李若冰先生。他饱蘸深情为《西部生命》一书所作的序言，就是我对柴达木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生命的真诚回报。
我们常说，真情能感动天地。
迄今为止，我已经三进柴达木了。每一次到那里受到的欢迎都是热烈的，受到的感动和感染也都是强烈的。我与柴达木的感情在不断升温，与您的感情更是如此。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场面恍若昨天。当时，我从盆地回到敦煌时，您问我有什么感受，于是我就讲了那个奇特的野鸭的故事，就是后来写成的散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记得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把您逗得哈哈大笑，我说：“这只野鸭居然不怕车，它不怕中国车，它也不怕日本车！”
您的笑声与在场的那些柴达木朋友们的笑声都是对我的创作灵感的激发，我在《西部生命》中写到的那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就写到了您和当时的场景。因为我被这只神奇的柴达木的野鸭感动得够呛，因此才有了那段文字：“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扇动弧度竟有了生动地起伏。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
可是，张建伟却将这最令我们难忘的情节和感受硬套到了秦文贵身上，而且将野鸭的翅膀变成了井架的“钢铁的翅膀”，而且将刘元举久久注视换成了秦文贵的注视。这样写，肯定要损伤笔下的人物。
您是知道我是如何在罕见的大风暴中闯入其中，令宋小平惊叹不已的。
于是，我才有了刻骨铭心的对于沙子的感悟，即《西部生命》中的《悟沙》。而那些哲思居然被张某人弄到了他的笔下，一变而成了秦文贵的发现和认知。您说这有多么荒唐！宽容点说，这是不负责任，要是尖刻点说呢？对于西部那片土地，仅凭一种浮光掠影的采访，是不可能深入进去的，不将自己的心灵和血肉真正贴近那片土地，是肯定写不好那里的人物的。
而张建伟作为那么资深的有成就的名记者，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切。而他过于耍小聪明了，他的小聪明验证了他的浮躁，而他的浮躁将使他不仅没有贴近柴达木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生灵，相反，他伤害了那里，亵渎了那里。令人痛心！我为指派他前往的上级部门领导感到遗憾，也为柴达木那片给我激｜情和灵感的土地感到深深的遗憾！当然也为您感到遗憾。
因为，我知道您对于前往柴达木写东西的朋友们有着怎样的盛情。
柴达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西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不是几句话所能言表清楚的。但是，有一点不用说也能清楚，那就是我对于西部的真情。
这不仅洋溢在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西部生命》的散文集中，而且，也弥散于由时事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版《西部生命》之中，特别是那篇《守望柴达木》一文，道出了我对于柴达木整个精神的认知。我以30年的写作经历为证，如果没有真情，是绝对写不好报告文学的，更写不好英雄杰出人物。这是缘于您对我的理解。真情对于一位写作者的重要性似乎无需赘言。我在电视上听到了秦文贵的事迹，令我几乎落泪，这是因为讲述人是他的妻子，她带着一腔情感来讲秦文贵，所以，非常感人。而洋洋17万字的长篇传记《蝉蜕的翅膀》却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感人的效果，究其原因，是作者根本没有动真情，他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没有动真情，对于秦文贵这种英雄人物也没有动真情。所以，他没有写好那片土地，也没有写好那里的英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辜负了上级领导的信任，辜负了柴达木那片土地，辜负了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也辜负了他作为一个国家级大报记者的位置。
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2）
其二，张建伟与秦文贵不能合为一谈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张建伟与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都不能混为一谈。
秦文贵的思想作风是扎实的，秦文贵是苦干出来的，他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辈。相形之下，作为名记者张建伟呢？
不是我过于较真，这里边有个是非问题。
《蝉蜕的翅膀》一书在客观上就有着诸多遗憾，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如果说是张建伟个人的轻浮导致了这部书的浮躁，那么，他完全应该向他笔下的人物好好地道歉！他应该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应该认真从中汲取教训，本照我党实事求是的一贯原则，以其诚实的态度尽其所能地挽回损失和影响才对，去重新老老实实地把没写好的人物写好才对，而不是采取回避态度。
我想，如果张建伟将《蝉蜕的翅膀》一书中，不是秦文贵感受到的东西，而是刘元举感悟到的那些诗意语言和思想哲理剔除掉，把那60余处的抄袭剽窃的地方都换掉，还秦文贵以质朴、真诚的本色，那么，我想您与柴达木那片土地，还有秦文贵本人，还有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也都会以为这是一种有益的补救，也会因此感到欣慰的。最好的消除影响的方法，就是让抄袭者接受教训，改正错误。相反，如果以为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抄袭也是为了秦文贵，为了“保护”秦文贵而去考虑影响什么的话，这可不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不仅不能服众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只能欲盖弥彰。
我相信秦文贵，他能够经受柴达木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他有那么可贵的意志品格，他肯定有勇气面对写作者抄袭这个现实；我敬佩秦文贵，我敬佩他身上体现的那种柴达木精神。我相信他还不知道张建伟抄袭剽窃这一真实情况，如果他知道了，他将会为此感到难过和遗憾。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这件事情，无论对于秦文贵本人也好，对于柴达木也好，对于新闻界文学界也好，都是有益处的。
最后，请代我真诚地问候秦文贵，尤其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刘元举
2001年1月18日于沈阳
打官司的滋味儿（1）
现在是2003年的深秋。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
窗外，一直在下雨。这雨是从昨天午后开始下的，一直下到现在，还看不到有停的意思。
深秋的雨如同沧桑女人的泪，虽然没有一点张扬和渲染，却因有足够的铺垫而到处浸透着浓郁的凄凉。对天气的敏感时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心态，尽管早已熟知古人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却始终无法做到。就是说，我要在这样阴郁的天气里陈述我的打官司经历，这使我的心情除了感觉压抑之外，还会滋生出某种不祥之感。当然这是冥冥之中的东西了。
1 宣判的时间突然更改，令我深感不安：不祥之兆？
宣判那天，就赶上了这么一个阴雨天。而且那场雨比这场雨更大更猛。那天是9月17日。算是秋日北京的头一场雨吧。本来法院那边通知是9月16日下午1∶30分宣判。
他们已经正式通知了我，可没过两个小时，突然又通知我时间改变了，改在第二天——大雨滂沱的9月17日上午9时。要是不改呢？显然就不会赶上大雨了，这种改变虽然是人为的，但我却总觉得命运之中有种冥冥的东西在捉弄着我，让我无可奈何。
法院通知我大凡都是由书记员打来电话。无论我在哪里，她都能打到我的手机上。我接到开庭的通知就是这样，接到宣判的通知也是这样的。从开庭到宣判，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关心我的朋友纷纷来电询问我的判决结果。他们替我担心。因为这场官司背景极其复杂，复杂到我至今也有许多地方说不清或无法说清。但是，最终还是要判决的。
等待开庭的日子与等待宣判的日子一样漫长，确实如同煎熬。好像拖得时日越长，就越是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如临深渊之感。不敢有多少期望。即使你觉得有强大法律可依靠，即使你感觉正义在手，但你也不敢有多少期许。我有好几次拿起电话，要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刘法官打个电话问问，但是，我每次都迟疑着，搁下了电话。我在想，怎么会这么久呢？我在想，会不会又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期间，我多次经历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它们让我没有准备，让打官司毫无经验的我常常不知所措。
应该从9月12日说起。那天，我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拨通了电话。每次都是一位女士接的，她们的声音都是柔曼的，我分不清哪个是法官的声音哪个是书记员的声音。她们都是女士，声音都挺悦耳。我说出法官姓名，对方说她休假了。我忙问休多长时间。答曰：下周一上班。下周一就是15日。14日一早我就到了北京。
15日上午，我估摸着法院刚上班时，就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刘法官，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存和善。我与她通过无数电话了，对于她的声音应该是极其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会把她们办公室里其他女士接电话的声音误以为她的声音。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宣判。她说，就这几天吧。
我当时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想问个水落石出，却又因心里没底，生怕问到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我显得吞吞吐吐。
我试图探出点消息，哪怕凤毛麟角。但是，她是个职业素质非常好的法官，她的态度给你希望给你安慰，但说出的话，却让你无法找到你渴望知道的任何结果。我也不便于直截了当
地问，我只是试探性地说，不会有什么太离谱的判决吗？她就笑了。然后，她说，她们厅里有人看了我的《西部生命》，赞叹我的文笔非常之好。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静等着她的下文。而她却不再往下说了。多一句话她都不说。我揣摸着她说的这个事儿，与判决结果的关系。还是不够明晰，索性直接发问了。我说宣判结果能让我满意吗？她说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放下电话不长时间，我从外面转回屋，无意间发现手机显示出有个未接电话。号码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我赶忙用座机打通，正巧是刘法官接的。她告诉我明天下午1∶30分公开宣判，让我届时到庭接判决书。
明天下午1∶30分，就是16日下午1∶30分。16日，带6这个数字，对于我的感觉，历来是吉祥的。因此，我心里感觉到了敞亮。当即给我的家人拨通了电话。她们为我担着心，尤其是妻子，她因为我的官司，压力很大，神经敏感至极。她在电话里虽然语气比较平淡，但我却感觉到了她是努力在控制着自己。她说你感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她停顿了一会儿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直到现在我也理不出那时候的心绪。我只知道我很焦躁，书也看不下，坐立不安。午饭后，我没有休息，躺下也睡不着的。我就到楼下打乒乓球。我企图以剧烈的运动方式来改变心态。
我的手机搁在宿舍里，等我一身汗水回来，一眼发现手机的来电显示上
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肯定又有什么变化了。而此时我知道，任何变数对于我肯定都是不利的。
果然，宣判的时间变化了，明天下午不宣判了。我问法官这是为什么呀？
女法官的声音还是那么不温不火，她说她们厅要去天津出差。天津？怎么偏偏是去天津？天津这个地方此时对于我太敏感了。在我的一波三折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中，被告与我打管辖地，莫名其妙的原因，官司管辖地判到了天津。天津是被告的家乡，被告在那里一定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关系。我们常说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嘛！
打官司的滋味儿（2）
我的敏感肯定使法官感觉到了。她轻松一笑说，其实，就是去那里玩几天，周五回来。但是，周五能不能宣判，还得回来再说。
我硬着头皮问：不是没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吗？她说，没有。
我突然又问了句不该问的话：“该不会是张建伟给联系的吧？”女法官笑了，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去天津其实就是去轻松地玩几天。
我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呀！但我仍然心里边犯嘀咕，于是我又问：宣判结果不会因这次改变时间而有什么变化吧？她说：不会的。
我觉得她好像在安慰我。
蓦地，心里边就沉了，闷了。
15日下午，天气开始阴了，闷了。这种越来越浓的沉闷显然预示着要下雨了，而且憋闷得时间越长越意味着将会有场大雨降临。
到了下午4点多钟，外面的天气阴得更厉害了。突然，我接到了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9点准时宣判。我说，你们不是要去天津吗？怎么……法院说，我们是明天下午去天津，上午还有半天时间，所以，还是决定上午宣判。
仅一天当中，就以三个电话，连续跳跃性地变了三次。这怎么能够让我平静呢？这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了许多。两年零九个月了，其中发生的那些应该或不应该的事情都在折磨着我。我突然有种深刻的无助感。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把我的心情搞得更加沉郁。出了鲁院的大门口，那条窄街上本来就不清洁，此时泥水雨水混浊不堪，肆意横流，令你无处下脚。想打的士，却没有一辆的士能够停下来。所有从你面前驶过的车都会粗暴地溅起一片浑黄的水花朝你飞过来，你只有躲闪，再躲闪。
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打上车。雨好像比我还焦躁不堪，散弹般斜扫着人群，使得城市节奏变得一片仓促混乱。窄街上总有车辆往来，却就是不肯停下来。眼瞅着要误时间了。我只能往前猛走，希望走出十里堡这条窄街，走到朝阳路宽阔的大道上去打车。
如果出门就能赶巧打上车，还多少能够使我得到些许宽慰。但是，越是不顺利，就越使我神经兮兮地意识到判决结果可能于我不利。好不容易坐上出租车在风雨中驶到方庄时，那条更宽阔的大马路却突然塞车了。出租车司机说这条路从未塞过车！
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15分了。9点开始宣判，已经过了一刻钟，这心里边急的呀。还好，往远处探望时，风雨飘摇中，已经隐现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那迷蒙的楼房顶部了，上边高悬的国徽也一同模糊着视线。我推开车门，闯进了风雨中。
那天上午的一切感觉都不够好。到了法院门厅登记处时，那位守门人居然不知道我的这桩官司在哪个厅宣判。我说出了法官的名字，他仍然说不知道宣判这一说。后来，我又说出了书记员的名字，这人才若有所思地说：可能在第十法庭吧，你去看看吧。他大笔一挥，开了一纸通行证。
天气是清冷的，法院的建筑物有着高高的台阶，台阶是灰色的。铺满雨水后，灰得更沉了。正门紧闭，得从侧门绕行。侧门的台阶上的雨水放纵地流淌，将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弄得更加阴冷。我小心翼翼地踩踏着这样的湿滑台阶，走进了楼内的大厅。
大厅空荡，看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圆柱上，我看到了指示牌，而后，我上到二楼，找到了第十法庭……
2 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官司的艰难
1999年10月，我的散文集《西部生命》被评为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一等奖，我赶到北京领奖。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了好多名作家和相关领导。在宣布获奖名单时，我听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名字，也听到了张建伟的名字。张建伟的获奖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我与贾平凹和张建伟等人排成一队，前往主席台领奖。
那时候，我就听柴达木的朋友们说过张建伟，说他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书中用了我很多《西部生命》的东西。我当时也就一听而过，并没重视。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他的书，因而也并不知道他是如何用了我书中的内容。但是，在我们排作一队依次前往主席台时，我敏感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张建伟其人，也未曾读过他的任何文字。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名人，很活跃的。我们有十多人排队上台领奖，恍惚中，我听到身边观众席上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于是我的目光寻找到了他。他一边热情回应着观众席上喊他的人，一边往前挪步。他走在我的前边，与我相隔四个人。
看上去，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敞开着怀，神气活现。我想，他在听到宣读领奖名单时，不会听不到我的名字吧。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肯定会四下里瞅瞅，辨识一下哪一位是刘元举，至少认识一下也没有坏处吧？
我当时以为他可能会在领奖之后，找到我谈一谈的。而且我真心实意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磨不开情面日后与他对簿公堂的。文人都爱面子，即使他不直接出面，找到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出面说说，我想，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太书生气了。
当我领完奖之后，再去寻找那个棕色皮夹克身影时，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3）
当晚，在我们的住地石油宾馆的餐厅举行了宴会，非常热闹，席间有精彩演出，还有新疆的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到了许多领奖和不领奖的朋友，我试图在人群中寻觅张建伟，但是，没有找到。许多人多年不见面，到了一起十分快活。为我的书写序的李若冰老先生也来了，他对我的获奖表示了由衷的祝贺，这令我非常感动。当然，我这部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他非同寻常的关心，他让我每写一篇，就寄过去给他看看。当时，他正因糖尿病住院。我还犹豫着是否会影响他的休息。但是，每每写出一篇给他寄去后，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他的信写得很激动，他说是我的文章让他兴奋不已的。他对于文章的构思角度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使我的信心倍增。我能够在1995年的下半年几乎一气呵成写出这个西部系列，与他的这种频繁来信鼓励是分不开的。
回到沈阳后，我也并没有马上寻找张建伟的那部《蝉蜕的翅膀》。因为当时忙于一些琐事，就渐渐将这件事搁下了。如果不是我的另一部书出版在我们的城市引起很大反响，可能我就不会与这场官司有缘了。
我的那部书叫《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副标题是“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这部传记文学在沈阳最有影响的东宇书店搞了个发行式。而那一天，香港《文汇报》驻沈阳记者站的曲颉先生被我的书的书名吸引住了，因为他当时也在写一本培养儿子的书，题为《父亲的心》（此书已由辽宁出版社出版）。他是个喜欢书并喜欢买书的人。他与我认识较早，却好多年疏于联系了。因为书而勾起了回忆，因此，他就有了读我的书的兴趣，就有了更多的兴趣。
于是，某一天，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了一个让我不能不重视的消息，那就是他发现有一本书严重抄袭剽窃了我的《西部生命》。
在曲颉之前，有关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时，只是说张用了我很多文字或内容之类，“用了”或“使用了”，却从未有人使用“严重抄袭剽窃”这类字眼儿。于是，我立马给柴达木的刘书记打电话，让他用特快专递给我邮本《蝉蜕的翅膀》。书记是我的朋友，也是张的朋友。
他是个多年做党的政治工作的干部，很有政策水平，也很有人缘。他是四川人，非常和蔼可亲。在此之前，他对我说过张建伟到柴达木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蝉蜕的翅膀》。他说张建伟知道我。他还说张建伟写书时用了我书中的一些文字。书记并没有说张建伟嘱咐他一定要与我打招呼，征询我的同意之类的话。
从刘书记那里我得知秦文贵是全国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五四奖章”的获得者，是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接见过的人物。后来，他们组织了讲师团，书记也参加了讲师团，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讲演。那天，中央电视台直播，我收看了他们讲师团的演讲。我看到了周书记，还有秦文贵，却没有看到刘书记出镜。秦文贵的妻子讲得非常感人，她讲了一个令人刻骨不忘的细节：她给秦文贵洗头，可怎么也洗不干净。她反复用洗发剂揉搓出沫儿，却还是洗不干净。后来，她仔细一看，原来丈夫的头发白了一层。丈夫才30几岁呀，头发就这么突然地没有任何准备地白了一层。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直播的夜晚过后，第二天就是美国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件事引起的巨大波涛，相对遮挡了国人对于秦文贵讲师团的关注。但是，秦文贵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的高尚品格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在柴达木时，没有接触过秦文贵，但是，我仍然为柴达木出现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深深欣慰着。
我不知道张建伟是如何书写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更不知道他在这样一部书中如何用了我的文字。究竟是抄袭是剽窃还是引用？我只有亲眼一见了。曲颉是律师出身的记者，我相信他的话不会随意说的。但是，作为张建伟这样的名记者难道会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
我仍然无法想象。
那几天我非常着急看到这本《蝉蜕的翅膀》。书记确实用了特快专递，他给我寄了两本。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夜晚，将这部书读完了。我边看边惊讶不已。因为我从这些采访式的新闻文字中，不用费多少劲儿，就能够发现属于我自己的文字。我的文字与他的文字是完全两种味道的，就像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与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一样，一清二楚。可以说，我的那些文字，是血，是我的心血。因为这些文字中，浸透了我的思考，我的发现，也是我的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所以，我几乎不用对照我的那部《西部生命》，就差不多可以断定出他这部书中哪一段是抄袭了我的作品。
令我惊讶的是，他在全书中，竟然会有60处抄袭我的文字。所谓60处，就是有60个《西部生命》中的段落或局部，分散着揉合在他的书中。最长的段落达到近千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最短的段落只是一句话。书中只有一段是引用的，打了引号，提到了刘元举的名字，还有几段虽然打了引号，但并未注明是刘元举的文字，而只是说一位作家。看到最后，是他标明他为写此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上面提到了我《西部生命》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并标明页码。但是，我按着他所标明的页码查找时，却并不是像他标得这样准确，相反，他标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使我意识到，作者是有意这么标的。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吧？他不会不知道将别人的创作原句子拿过来，播撒在自己的书中，变作自己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吧？他肯定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他就不会进行这种所谓“标明”了。再看全书，文字确实粗糙不堪，有的甚至是将采访记录直接搬上去了。但，我非常佩服他的精明和才气，他竟然能够将血与水完全不同的文字“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令一般人无法分辨。这是高手呀，绝对的高手。
打官司的滋味儿（4）
张在他的后记中，充满得意地说这17万字他只用了10天时间就写出来了。而且，其间还写了几篇长通讯。在后记的文字中，我还看到了他所感谢的中央某部委的有关人士。并且，我知道了他这是组织上派去写柴达木，写秦文贵的，应该说是一次很重大的政治任务。
有这样的背景，一个记者还是个名记者，那该有怎样的华贵身份与优越感呀！这使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件抄袭侵权事件的背景，并且深深感觉到我要追究起来会有怎样的麻烦和艰难！
但是，越是这样，我认为这种事情就越不应该放过。因为抄袭得太过分了，而且，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从未找过我，连赔个礼，道个歉都没有过，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抄袭明明是可耻的，他却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居然与我一同在人民大会堂领奖。这真是个精彩的玩笑！
他抄袭的这60处文字，我数了数，足有5千字。这与他全书17万字相比，似乎占的比例不算太大，但是，这60处文字全是精华呀！与他全书文字相比，就好像他找到了60处味精，巧妙点缀在没有什么味道的菜肴里。更让我震惊的是，文章中竟然将我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的带有小资情调的独特感伤，被他写成了模范人物秦文贵的感伤。我的一些感慨和思想，也被写成是秦文贵的了。怪不得曲颉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文章《大记者、名作家抄袭剽窃造假》。曲颉认为张将我的感受写成了秦文贵的，这显然是对英雄人物的造假，是对英雄人物的伤害。（详见曲颉的文章）
第二天，我与曲颉通了电话。我说真的让我惊讶！我真没想到张建伟居然会如此抄袭，更没想到抄袭得这么明目张胆。因为，文坛上抄袭事件以前也发生过，比如有位著名作家就因为这种抄袭被媒体披露后，影响特别坏，本来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才华，比如《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却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将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后来，他又抄袭了一次，这一次是抄袭山东一位作家。我们习惯于将这种抄袭行为说成是“文盗”。
曲颉是酷爱文学的人，他对于有名气的人也是倍加敬重。但是，张建伟的抄袭，等于亵渎了他，所以，他显得特别激动特别不能容忍。因此，他决定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这件事。
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新闻热点与轰动效应的，他要向全国的重要报刊披露。
文章是够尖锐的了，他发出去足足20份，其中有《南方周末》、《新民晚报》、《今晚报》等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从他将文章寄出去的那天起，他就开始等着回音，我也与他一样等待着媒体的反应。但是，曲颉没有等来任何回音，我倒是等来了几个电话。在曲颉文章寄出去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柴达木书记的电话。他说张建伟给他打电话了，听说我要追究这件事情。他说张建伟让他给我说说情，别让我追究这件事。我对书记说，他这是抄袭呀。抄袭是违法的呀！书记说，张建伟到柴达木来，是我接待的呀，他是受中央某部委派来专门写秦文贵的。是为宣传我们柴达木宣传秦文贵来的，再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们两个闹起来。书记苦口婆心劝了我一番，中心意思，就是劝我不要追究了。我问书记他张建伟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抄袭行为？书记的话里话外，并没有说张建伟有任何向我表示歉意或赔礼道歉的意思。我对书记说，你的好意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让张建伟抄袭了吗？你肯定不会让他去抄袭我的书的！他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应该重视起来。如果他张建伟能够认识到错误，想找我赔礼道歉，我随时会欢迎的。
这以后，不断又有电话打来，有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新闻界的人士，这些人既与张建伟认识，也与我认识。他们打这些电话的目的，似乎是受了某种委托，要探知一下我的下一步举动。
我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并不想与张建伟过不去，我可以给他充分的时间去权衡，从他的书出版到我们同台领奖，到我确凿认定了他抄袭的行为，甚至到了曲颉的文章邮寄出去，已经一年多了。这么长时间他如果有一点忏悔意识，他是有足够机会诚恳地坐下来，当面赔个不是，不就了结了？甚至他可以找我们共同的熟人或朋友进行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在书记的电话之后，我还抱着等他张建伟给我打个电话的准备。
然而，我的一切善意均遭到嘲弄。
我始终不明白，赔个不是，承认错误对他就这样难？
3“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曲颉的文章石沉大海。曲颉与相关媒体联系了，对方认为不好发。北京的报纸不好发，外地的报纸也不好发，就连网络也认为不好发。网络上有规定，一般不能发原稿，他们通常的方式只能是在一家报纸上发了之后，才能够给予转载。可是，哪一家报纸能够率先刊发呢？我感觉有一层很厚的冰层，在捂着盖着这件事情，要想一下子捅开，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设法去撬。而撬是需要有缝隙的，我苦于连缝隙都找不到。
我非常感谢北京一家不大的网站——益博华图书网。这家网站有位年轻记者，他充满正义感地在北京各大媒体间奔波，他呼吁披露这个令人震惊的抄袭事件：
打官司的滋味儿（5）
而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通过电话、传真、伊妹儿多种方式向媒体报料，希望媒体采访报道，却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记者》一文中这样描述记者：一家以揭露黑幕著称的媒体的记者懒洋洋地说：“为什么让我们去？你自己不可以来吗？”另一家媒体的主编大人跟着是一气炮轰：“你有证据吗？有审判结果了吗？你学没学过新闻？”而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记者刚接通电话就说：“我们现在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来处理，你先发一个传真吧，如果有价值我们再联系。”总算有一家报纸的总编感兴趣，可当听说作假者是张建伟时态度立刻来了个大转弯：“张建伟是我的朋友，恐怕这件事情难办……”——电话遭遇记者之外，数十家媒体没有一家对传真和伊妹儿作出反应，甚至连一个答复也没有。
这是千龙网的阿良先生在2001年1月9日千龙视野刊发的文章《张建伟亵渎柴达木 刘元举让他吃官司》中的一段文字，阿良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呐喊着发出这样的诘问：“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当厚厚冰层压得我一筹莫展时，有天晚上，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区号，但号码却是陌生的。我不禁在心下里合计：这是谁呢？
当时，千龙网叫千龙新闻网，可我对于这家北京市官方搞的网站闻所未?( 新世纪中国文坛第一案:西部生命 说法 http://www.xlawen.org/kan/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