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阅读
4时～5时。我在办公室。来了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助寻找她们的丈夫，他们有的已失踪数周，实际上，从12月14日以来就再没有见到过。如果我直接对她们说，我认为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这未免过于残酷，但对那些被抓走的年轻男子来说，这是事实。在最初的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他们被枪杀了。
今天晚饭后，我和王先生到大门口与卫兵交谈。我们得到了他们头目的姓名，并让他们知道由我们负责校园内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样做更明智。东北方的天空闪烁着火光，又是一幢房屋被焚烧。
此后，我和薛小姐去巡视了艺术楼，我们原打算安排490人住在这里，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安排过于拥挤，但在人数最多时，我敢肯定那幢楼里住了2000人。
1月12日，星期三天气冷多了，我们担心要下雪。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把房屋后面的粪便打扫干净，否则，大雪融化时将使其蔓延。不幸的是，我们到处都弄不到石灰，因此，没有石灰作消毒剂。不可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将马桶倒进我们挖的粪坑里。自从校园外面每天提供两顿饭，以及登记工作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人稍多了一些打扫卫生的时间。
上午7时左右。我看见9架似乎是中国的飞机向句容方向飞去。
10时～12时。王先生在艺术楼会客室里统计丈夫或儿子至今仍无下落者的资料。今天下午，我将把这些资料送给福田先生，但愿他对此能有所帮助。要求获得红票免费吃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把钱用完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又有贫穷的人们进来了。此外，还有许多人要被褥。
今天下午，王先生、焦先生、夏先生和我到美国学校北面的寺庙仓库，看看能否为学校弄一些大米。我们能够得到大米，但没有办法运进来。
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正在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很显然，留下来的少数中国警察没有相应的权力，而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连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老百姓了。
许多人从安全区回到自己的家，尽管他们的家还不安全，但这是保住房屋、门窗和地板的惟一办法。
今天，程夫人、F·陈和玛丽都感冒了。大家工作极为辛苦，也非常紧张。
菲奇和斯迈思今晚来访，并给我带来了一些黄油。黄油是大都会旅馆的经理送的，虽然不太新鲜，但这毕竟是黄油。大都会旅馆现在已成为日军宪兵总部。
今晚，王先生和我去结识新来的4名哨兵，我发现他们很聪明，并且很友好。军曹是个中学毕业生。每晚我们都记下日军哨兵头目的姓名。我觉得今晚将平安无事。我仍旧把自来水笔放在牙膏盒里，而不是放在抽屉里。
1月13日，星期四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了。现在局势有了一些好转，抢劫、纵火少了一些，人们稍许多了一些安全感。安全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兵，而且强Jian事件也几乎停止了。至于安全区以外的情况，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事实。抢劫还在继续着，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还有老百姓。
今天上午，我花了很多时间设法解决5名年轻妇女的问题，她们是从短期护士培训班毕业的护士，来这里寻求庇护。我们认为，不能将她们集中收留在这里，这将会给她们、也会给其他难民带来危险。我们选择了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的5个难民所，让她们抽签。后来，我们为她们写了几封介绍信，派一名工人送她们去。
我们送信的小伙子魏，自从经历了那段苦难之后，不敢再走出学校大门了。
下午，我花了4个小时设法把米运到学校来，最后，总算运进来12袋大米。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6）
国际委员会已把运送大米的有关事宜移交给了自治政府，而他们却遇到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学校附近设立了销售点，但现在又被迫迁出了安全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大米，这些大米以前是中国军队的。听说，里格斯先生今天去了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除非能从外面运进煤来，否则，将有越来越多的房屋木料和家具被用做燃料。
能使人保持健康的食物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农村已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一度有7万军人住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鸡、猪或牛留下来。驴子被宰杀了，马也是如此，今天有人看见有马肉卖。已设法去上海弄蚕豆、花生和绿色的蔬菜。
玛丽、程夫人和布兰奇仍然患感冒卧床。陈先生已经可以起床了，但还不能出门。
今天有200人参加了罗小姐为妇女们举行的祈祷会。事实上，举行祈祷会我们并没有声张。
但愿这里有一个能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的能干的人。
1月14日，星期五今天又是阳光灿烂，是一个相当温暖的日子，上帝继续给我们无尽的恩赐。
我一整天都在设法将28袋大米，从美国学校附近寺庙的仓库中运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如果里格斯无法为我们弄到卡车，我们就得花一天时间，用独轮车或板车运送大米。下午3时，正当我们已不抱希望时，里格斯开车来了。
上午11时30分。王先生和我再次去了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卫兵。这些卫兵的头目是个农民，另一个卫兵是个机修工，还有一个是兵工厂的工人。我们认为，结识这些卫兵虽然费时间，但却值得。到目前为止，一批又一批的卫兵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他们挑选4个较好的卫兵长期为我们站岗，而不是每天换人的话，那我们就更放心了。
城里至少有一个地区现在有电了，我们又开始收听无线电广播。据说，中日双方在徐州附近集结了大批军队，我是多么可怜那里的老百姓啊！今天想买头活猪，但一个知情人告诉我，南京周围几十英里之内已没有猪了。马肉、骡子肉，甚至狗肉都有的卖，但就是没有猪肉和牛肉卖。
埃尔茜今天发来电报说，吴博士目前在成都。
情况好转后——如果能够好转的话，我想给实验学校的看门狗授予一枚“卓越服务奖章”，它的确是一个忠实的守夜者。
下午和晚上，我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西北方，另一处在东面。抢劫和纵火仍在继续着，数目惊人的赃物在市场上出现。那些社会上的渣滓赶上了好时光，当警察撤离时，这些人被释放了。
今天，我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
1月15日，星期六今晨6时～7时之间，10架日本飞机飞越南京上空，向西南方向飞去。估计这些飞机要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去轰炸九江、汉口或长沙，为此，我们非常担心。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看上去像是欢乐地载着一群愉快的旅客去度假。
（以前从事过布道工作、两个星期前进行登记时为日本人当翻译的詹荣光，今天早晨独自悄悄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他及家人能否住在校园里，他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布道工作。他现在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前面提到的一个日本军官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结婚后住在他家，而其他军官由于嫉妒或别的什么原因，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这些军官对詹荣光也不满。显然，他很害怕，觉得最好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出去，并辞去现在的工作。他的话真实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福斯特今天上午来说，他的工作人员每周可以来5天，协助这里的布道工作。我们将制定计划，他们会准备题目，进行布道，下个星期开始举办布道会。他还告诉我，陈越梅即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维克多牌”留声机及床都被抢走了。
今天下午，我向日本大使馆报告了26名妇女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情况。这些人的丈夫没有一个是军人，其中许多人是一大家子的惟一供养者。不知有多少人在初期的野蛮屠杀中被杀害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听到的枪声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很可能是些无辜的人。
许多天来，第一次有日本兵来到我们校园，他不理会门卫。我发现他进入西南宿舍楼住有难民的屋子。当我把他送出来时，他表示愿意离去。
我们从美国大使馆得到一份礼物——两只鸡和几个鸡蛋，这是他们在美国军舰“瓦胡号”附近的农民那里买的。我还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装贵重物品的箱子可能被打捞上来了，是由一名俄国潜水员从沉没的美国军舰“帕奈号”中打捞上来的。由于军舰已迅速被长江河床的泥沙掩埋了，他们无法把军舰打捞上来。我特别为瑟斯顿夫人高兴，因为她结婚用的银器都在箱子里（她曾把这些东西保存在学校的保险柜中）。
今晚，拉贝、克里斯汀·克鲁格尔（Christin Kruger）、马吉、贝茨、斯迈思、鲍尔、特里默、米尔斯和我，在日本大使馆做客。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虽然，我们嘴上开着玩笑，但心情却常常十分沉重。我认为，增进相互了解还是十分必要的。田中、福田和福井先生是主人。晚餐与这些客人一样，也具有各国的风味，有中国菜、日本菜和西餐。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7）
今晚，我们学校大门口没有卫兵，但愿我们一切都好！1月16日，星期天又是一个上帝赐予的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一直威胁着我们的大雪似乎改变了降临的打算。
和往常一样，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听到许多飞机飞越南京上空，这些飞机是去破坏城市和铁路的。这两天，校园里异常繁忙，妇女们洗涤衣服，晾满了所有的树木和灌木丛。有些人到学校外面的粥厂要稀饭吃，还有的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到校园。通往校外的道路似乎始终很拥挤。我们仍然不让男人进入校园，他们认为这一规定是有道理的，因此能够接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尽力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他们的赞美之词表达出对此的感激之情。城里每天都有大火，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你们应该看看宁海路和汉口路，特别是上海路。道路两旁建起了许多小商店，数以百计的人在此贩卖各种物品，有食品和抢劫来的衣物、盘子等。鱼卖04元一磅；白菜卖01元；胡萝卜卖003元，等等，价格在逐渐下降。现在，安全区里没有多少日本兵。金陵大学和我们学校的卫兵都已撤掉了。今天上午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我去教堂参加中文礼拜时，玛丽呆在家里，下午，她去教堂，我呆在家里。贝茨陪她回来时，我给贝茨看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一摞信。贝茨仍然不知道妻子在哪儿。他妻子应该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开日本，但目前还没有抵达上海。
今天下午，员工们织了一张鱼网，他们后来从池塘中捕捞了25条鱼，其中有3条鱼每条都重达4磅，我们将和朋友们分享这些鱼，同时，也足够职员和工人们吃。池塘里还有一些大鱼，因为我们看见它们漏网逃跑了。
明天，我们将开始一系列的布道活动。今晚给确实想去教堂参加布道会的人发了200张票。
我们不让儿童入场，也不许想看热闹的人入场。
新的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这幅画上画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农民、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日本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画中的人对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紧张气氛肯定有所好转。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已尝试着回家。开始时，他们只是白天回去，如果没事，就留在家中。但年轻妇女们仍然很害怕。
1月17日，星期一今天下起了雨，上帝赐予的阳光已离我们而去。到处都是一片泥泞。你们应该到难民的住处去看看。
已经有几个夜晚没有卫兵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站岗了，甚至连使馆的警察也没有来。上个星期六，我将此事报告了日本大使馆，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安全区内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不幸的是，中国的警察现在还没有多少权力。
整个上午都被浪费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创造力了，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似乎都做不成。
下午2时。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的布道会，圣公会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我们。他们将每星期来5次，分别向5批不同的人进行同样的布道。昨晚，我们在艺术楼发了200张票给那些真正想参加布道会的妇女，她们将不带孩子来，14岁以下的小姑娘也不让进场。在布道会上，她们秩序井然，引座的人员一点也没有遇到麻烦。她们学唱简单的赞美诗时既快又好。今晚，我们发了200张票给科学楼里的妇女，她们明天下午参加布道会。今天下午，她们听得很认真。
南画室里挤满了人。很高兴，城里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组织这样的布道会。我们已带信到上海，向全国基督教委员会要新的小册子。
今晚，我们始终能看到南面升起的浓烟，也许是在南门外，有时夜幕被火光照得通亮，破坏仍在继续着。南京能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日本兵及平民抢劫时间的长短。老百姓被催促回家，但是，他们怎么敢回家？！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已逐渐回家了，但年轻的姑娘还留在这里。
今天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玛丽和福斯特先生去了城南及外国人公墓。公墓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只是围墙上有个洞。在他们查看的所有街道中，太平路似乎被残酷无情地彻底摧毁了。
一个月前的这个晚上，日本兵从校园中抢走了12名姑娘，我们能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吗？！1月18日，星期二我们听说城里的日本兵换防了。当我外出时，来了4批日本兵，玛丽接待了他们，并带他们四处看了看，她觉得这些日本兵不是很有礼貌。9时～12时，F·陈和我到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一份调查表，这份调查表是为那些最贫困的被剥夺了生计的人们制定的。
每天上午10时～12时，王先生都在收集、整理那些男人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的妇女们的材料。也许我们应该停止收集这些材料，因为，最近两天又有100多名妇女进入了校园，今天来的人非常多，我们担心会出问题。似乎12月16日是最糟糕的一天，我担心许多人被枪杀了，恐怕连他们的尸首也找不到，大概是被焚烧了。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帮她们的忙，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交一份名单。
福音布道会是为科学楼里的妇女举行的，大约有160人参加。这又是一次秩序井然和非常安静的布道会。虽然牧师所说的内容太深奥了一些，但我肯定她们中的许多人将从中受益。今天下午，我们打扫了科学楼报告厅，明天下午在同一时间为孩子们举行布道会。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8）
今天没有看到大火，也没有听到多少飞机声。虽然人们害怕回家，但我们仍催促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担心她们家中已所剩无几了，因为，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平民也参与了抢劫。我想知道，从南京抢劫来的赃物，最终是否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考虑到有可能保住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留声机，我请福斯特先生去查看一下，他报告说，那两样东西和床都被抢走了。
上午9时～12时。我参加了第二次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上午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为那些失去生计的难民制定的调查表。很难做到公平，因为，有许多人并不是真正需要，但也希望得到救济，同时，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将会很多。
天气暖和了一些，没有下雪。还有5000～6000名难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病的程夫人能起床了，但只能呆在屋子里。
1月19日，星期三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道路成了什么样子。两周以前，成千上万来校园登记的人们把泥土带了进来，现在，雨水再将其变为泥浆。我们无法在屋子里采取措施，因为有数千人带进泥浆。
今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两次很好的布道会，在南画室，大约有170位从中央楼挑选出来的妇女参加了布道会。王小姐教她们唱歌，保罗·唐先生进行了布道。妇女们进出都排着整齐的队伍。由于14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场，布道会非常安静，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与此同时，我们还为科学楼内9～14岁的孩子们举行了布道会，大约来了150个孩子。在他们学唱第一句赞美诗“这是上帝的世界”时，非常高兴。他们非常喜欢薛小姐讲的故事。举行这些布道会的时机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
今天上午，王先生和焦先生继续收到那些丈夫或儿子下落不明的妇女们提供的资料。一名妇女的丈夫和4个儿子都被抓走了，无一归来。来这里恳求我们帮忙的妇女人数之多，使我们担心这会引起注意，给学校和难民们招来危险。
今天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我们没有收音机，而且，也没有一直和为数不多的有收音机的外国人——国际委员会、金陵大学医院、平仓巷3号的人，以及约翰·马吉保持联系。克鲁格尔先生今天来看我们，他说，最近没有船从上海来，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南京。
今晚，我们的一些工人集中在程夫人的客厅里，完成了在1500个牌子上编号、盖章的工作，并将把牌子缝在每一位家长的衣服上，我们希望以此来辨认这里的每一个难民，我们不想让其他难民所的难民因为便利而到我们这里来（听说他们想这么做），这也有助于我们粥厂的负责人，确保我们的每一个难民每天都能吃上饭。
晚上10时30分，这是我上床的时间了。
1月20日，星期四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太冷。你们可以想象，难民们把泥浆和雪水带进来，那些大楼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能否将其打扫干净。
王先生和孙先生继续收集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妇女们的资料。一位妇女刚才对我说，她38岁的丈夫和17岁的儿子都在12月16日被抓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女儿。我怀疑，在那几天恐怖的日子里，即使她呆在家里也未必能救下他们。这又有谁知道呢？程夫人认为，我不应该将这些妇女的材料交给福田先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他们的仇敌，日本根本不在乎他们使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过一两天，我要去见福田先生，告诉他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忙的情况，并问他能否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我开始起草给学院创建者委员会的报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在我写报告的时候，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会面，他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他想请我收留两位中国姑娘，一位20岁，一位14岁，她们现在住在外交部附近。他说，她们住在那里不安全。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日军当局正在催促难民们回家。
我明白地向他解释，作为难民，住在这里是很不舒服的，并让他看了这里的妇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否会带她们来，这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真希望她们不要来。我猜测，他可能对大一些的姑娘感兴趣，不敢将她留在安全区外的家中。
今天，吕蓓卡来了电报，这是由美国大使馆转给我的，我明天去发个回电。我们已得知，我们大使馆现在已有了无线电台。
今天下午的布道会开得很好，为妇女举行的布道会有170人参加；为孩子们举行的有150人参加。今晚，玛丽和我到宿舍去发票。一些妇女向我们要票，我们校园里的人太多，无法从事更多有益的事。
你们中那些还记得宽阔的上海路的人，现在已很难辨认出它了。今天下午，我们走到汉口路和宁波路之间，后者就是美国大使馆北面，我数了一下，上海路右侧新建了38个店铺，当然，它们是用芦席或木材粗制而成的，但在出售食品和各种赃物方面却生意兴隆。这些店铺有些是茶馆，有些是饭店。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敢住在安全区外面。
红十字会的G先生说，1月17日外出运米时，他在汉中路外看见一大堆尸体，附近的人告诉他，这些人大约是在12月26日被押到这里用机关枪打死的，很可能是在登记时承认自己当过兵的那些人，日本人对他们许诺，一旦坦白，就有工作做，并有工钱。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9）
1月21日，星期五尽管地上有雪，但今天的天气还算温和。现在，泥泞是一个大问题。数百人到粥厂买饭，另外，还有数百人来这里给亲戚送食品，他们带到屋里的泥土多得令我们无法招架。
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了3名姑娘，这些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不一会儿，一群宪兵来到校园，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事件。此后，又来了两名日本军官，说他们驻扎在南京城外。
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惟一来源。
我们下午继续为妇女和孩子们举行布道会。我们着手准备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一所生活技能学校。
下午5时。我去了大使馆，并和秘书约翰·阿利森（John llison） 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交谈。
他急于想报告所有损害美国人利益的行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官方代表回来为我们争辩，并采取相应行动，我难以表达，这对可怜的南京意义有多么重大。阿利森先生似乎相当善解人意。
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今天，我给吕蓓卡发了电报。
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3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
1月22日，星期六今天天气寒冷，但非常晴朗。我们这里有来自相邻街坊的难民，许多这样的年轻难民，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过夜。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 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李先生和王先生带他们到各处查看，然后回到办公室，我请他们喝茶。当军官问我有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今天没有来，但昨天来了4个，想抢走3位姑娘。他要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宪兵办公室，于是，我下午去报告了。
（在此之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把想让我们收留的两位中国姑娘带来了。我真不想收留她们，但不知道如何拒绝。其中20岁的那位姑娘曾经是我们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她认识埃德娜·吉什〈Edn Gish〉夫人和凯丽〈Kelly〉小姐。我很乐意以后关注这个案例。）今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些食品包裹和一大摞信件，这是我们12月13日以来发出信件的第一批回信。晚饭后，我们给大家读了所有的信。听到外界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这些食品大受欢迎，丰富了我们相当有限的食品。信件是1月16日或是17日写的，是由“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辆卡车运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午都花了几个小时写信，我于6时把这些信送到美国大使馆。信件明天将随军用列车去上海——由德国人克鲁格尔先生带去。除了12月13日之后不久离开的4名外国记者外，他是南京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居民。想想看，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
情况肯定好转了，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我们不再惧怕恐怖的夜晚，不过我们仍使用厚厚的窗帘，我们不再用图钉将窗帘钉死，也不只是使用蜡烛了。
约翰·马吉带来了广播新闻。
1月23日，星期天一天平安无事。天气相当寒冷。玛丽上午去了鼓楼教堂，我下午去参加了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我们仍然认为，在校园内最好一直都能看见外国人的面孔。米尔斯主持了下午的礼拜，他的主题是：《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争取胜利》。在这样的日子里要充满希望是很难做到的。
今天上午，我们这里一位难民的侄子来见我，说他离开南京34天之后于昨天回来了。他于12月18日和其他400人一起被抓走，他为一个队长扛被褥到长兴，还为这个队长烧饭。在给这个队长干了8天之后，队长放了他，并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宜兴又被另一个军官抓住，并把他留到1月14日。第二个军官喜欢他，人也和善。让他走时，这个军官一直将他送到城门外，并告诉他不要走大路。520里路，他走了8天才回来。他说，像湖州那样的城市已经没有老百姓了，7／10的城市被焚烧，广德城已所剩无几了，因为那儿发生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他报告说，在一个地区，村庄都由“大刀会”保护，以免遭土匪、中国军队和日军的骚扰。这些人身背大刀，眼睛里流露出奇特的目光。村民们很尊敬他们，为他们烧香磕头。他说，像溧水、溧阳、宜兴这些城镇几乎都被摧毁了，并认为，这要花30年才能重建起来。他还说，一路上人们对他很好，给他吃的，并让他在家里过夜。我多么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回家。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0）
与海德（Hyde）小姐一起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吴爱德（音译）小姐，在下午的妇女礼拜上讲述了她逃出来的奇特经历。日本兵在寻找花姑娘时，她在草堆、猪圈、船上和荒废的屋子里躲藏了40天，后来，她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决定来这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太婆，借了个6岁小男孩背在背上，并借了一根棍子蹒跚而来。她排除了一个个障碍，安全抵达这里，当时，我们正在举行礼拜。那天下午，正是她的嗓音很大，精力充沛地放声高歌。因此，我才想知道她是谁。她现在和500多名难民住在北长廊里。
1月24日，星期一今天上午，我开始写非正式报告，但没有写多少，福斯特先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新闻，给我们讲了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大使馆的事情。
好像是阿利森先生和别人一起用餐，乔治·菲奇和普卢默·米尔斯也在座，这时一个仆人报告说，在3号车库里有两个日本兵。阿利森先生去看时，他们正在玩麻将，他让他们离开。
但后来他回到餐桌时，觉得这样做有点过火，不知道是否妥当。阿利森先生还没坐定，另一个仆人来说，他的女儿被抢走了，他们一家人住在5号车库。阿利森先生肯定地说，是不是弄错了，因为，他刚命令两个日本兵离开大使馆大院。但仆人说，这是第三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要他的小女儿，被父母断然拒绝了。后来，阿利森先生出去寻找那个姑娘，当他见到那个姑娘时，她已往回走，好像是抢姑娘的那个日本兵遇到了先前那两名士兵，那两名士兵告诫他必须放了这个姑娘，因为这姑娘是从美国大使馆抢来的。
我虽然并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但是，扫射许阁森爵士、轰炸“帕奈号”、打伤意大利人和美国官员、在美国大使馆抢姑娘，这些事情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能引起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注意。
我们继续进行下午的礼拜。
午饭后，我到美国大使馆要车去日本大使馆。在与福田先生的谈话中，我告诉他，大批妇女恳求我帮忙找回她们的丈夫。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他让我给他资料，他将尽力而为，因为，他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悲哀。明天将给他带去520份资料，这会使他大吃一惊。
出大门去大使馆时，一个小姑娘来告诉我，3个士兵刚刚到她家想劫持一些年轻妇女。我跟她去时，日本兵已经离开了。他们想抓的姑娘们非常机智，成功地从后门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小姑娘告诉我，日军刚进城时，她67岁的父亲和9岁的妹妹被刺死了。
今天有大批轰炸机向西飞去。城里的大火少了一些，但仍然有，每天都有一到两处大火。
1月25日，星期二我们在适应新的情况。我们曾一度在窗户上装了窗帘，用黑罩子遮住所有的灯光，而现在我们觉得，用灯光来显示这个地方有人居住更为明智。
昨晚，两个工人傻乎乎地关上所有的窗户，把煤炉放在屋里。今晨，他们煤气中毒，失去了知觉。程夫人和我，以及在这儿的所有人，都帮忙救醒他们，到晚上，他们的情况好多了。
从9时～12时30分，我在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要是每个难民所都有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负责，或了解每个难民所的需要，我们就有可能开展有益的工作。很难了解每个家庭的真实情况，这很容易使人养成依赖性，而不是独立性。每个难民所都在对最贫困的家庭进行调查。从上海传来已募集到资金和获得额外药品（如鱼肝油）的消息，这个消息令人振奋。
长老会的福音传播人吴爱德，是这儿一个知恩图报和快乐的难民，她今天上午为20个姑娘开了一个语音班，下午又到祈祷会帮忙。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和空教室，我们就开办一些圣经班。下午将532份表格带给了福田，并向我们的大使馆报告了同样的内容。我们还去了“木偶政府”指伪“自治委员会”，并将其喻为受日本人操纵的木偶。的秘书那儿——这个名字是陈先生为自治政府起的，目的是看看他们能否在安全区内取缔那些销售赃物的店铺。数以百计的小店铺在宁海路和上海路开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抢劫是平民干的。
如果不是日本士兵带头抢劫的话，他们原本是不敢这样干的。
现在，我们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外国男士那儿得到的零星消息。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广播里听到的消息记录下来，再给我们。我们是多么想知道撤往汉口、武昌、长沙和重庆的朋友的情况啊！从广播里的消息来看，好像重庆也遭到了轰炸。一切都如同噩梦： 朋友们各奔东西，学校也分成数处，生命、财产被可怕地摧毁，这难道是真的吗？黄包车？！我确信这是我自12月12日以来在街上看到的第一辆黄包车。我们曾见过许多没有车胎或轮子的黄包车被藏了起来，但没有见过一辆在街上行驶，因此，我们只能步行或乘汽车。
下午，我和程夫人去格蕾斯·朱（Grce Chu）家，但不是去喝茶。屋里挤满了难民，你没法想象屋里是什么状况。程夫人带回一些剩下的东西，她的大部分东西都不见了，如收音机、碗、碟等。有些东西被日本兵抢走，剩下的被难民拿去了。
1月26日，星期三今天早晨，几架轰炸机向西飞去，傍晚时又飞了回来，它们显然是从句容起飞的。我们为杭州、武昌、重庆等城市担心。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1）
今天，我们的几位难民要铺盖。有些难民想呆在家?( 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http://www.xlawen.org/kan/1598/ )
今天晚饭后，我和王先生到大门口与卫兵交谈。我们得到了他们头目的姓名，并让他们知道由我们负责校园内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样做更明智。东北方的天空闪烁着火光，又是一幢房屋被焚烧。
此后，我和薛小姐去巡视了艺术楼，我们原打算安排490人住在这里，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安排过于拥挤，但在人数最多时，我敢肯定那幢楼里住了2000人。
1月12日，星期三天气冷多了，我们担心要下雪。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把房屋后面的粪便打扫干净，否则，大雪融化时将使其蔓延。不幸的是，我们到处都弄不到石灰，因此，没有石灰作消毒剂。不可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将马桶倒进我们挖的粪坑里。自从校园外面每天提供两顿饭，以及登记工作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人稍多了一些打扫卫生的时间。
上午7时左右。我看见9架似乎是中国的飞机向句容方向飞去。
10时～12时。王先生在艺术楼会客室里统计丈夫或儿子至今仍无下落者的资料。今天下午，我将把这些资料送给福田先生，但愿他对此能有所帮助。要求获得红票免费吃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把钱用完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又有贫穷的人们进来了。此外，还有许多人要被褥。
今天下午，王先生、焦先生、夏先生和我到美国学校北面的寺庙仓库，看看能否为学校弄一些大米。我们能够得到大米，但没有办法运进来。
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正在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很显然，留下来的少数中国警察没有相应的权力，而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连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老百姓了。
许多人从安全区回到自己的家，尽管他们的家还不安全，但这是保住房屋、门窗和地板的惟一办法。
今天，程夫人、F·陈和玛丽都感冒了。大家工作极为辛苦，也非常紧张。
菲奇和斯迈思今晚来访，并给我带来了一些黄油。黄油是大都会旅馆的经理送的，虽然不太新鲜，但这毕竟是黄油。大都会旅馆现在已成为日军宪兵总部。
今晚，王先生和我去结识新来的4名哨兵，我发现他们很聪明，并且很友好。军曹是个中学毕业生。每晚我们都记下日军哨兵头目的姓名。我觉得今晚将平安无事。我仍旧把自来水笔放在牙膏盒里，而不是放在抽屉里。
1月13日，星期四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了。现在局势有了一些好转，抢劫、纵火少了一些，人们稍许多了一些安全感。安全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兵，而且强Jian事件也几乎停止了。至于安全区以外的情况，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事实。抢劫还在继续着，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还有老百姓。
今天上午，我花了很多时间设法解决5名年轻妇女的问题，她们是从短期护士培训班毕业的护士，来这里寻求庇护。我们认为，不能将她们集中收留在这里，这将会给她们、也会给其他难民带来危险。我们选择了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的5个难民所，让她们抽签。后来，我们为她们写了几封介绍信，派一名工人送她们去。
我们送信的小伙子魏，自从经历了那段苦难之后，不敢再走出学校大门了。
下午，我花了4个小时设法把米运到学校来，最后，总算运进来12袋大米。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6）
国际委员会已把运送大米的有关事宜移交给了自治政府，而他们却遇到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学校附近设立了销售点，但现在又被迫迁出了安全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大米，这些大米以前是中国军队的。听说，里格斯先生今天去了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除非能从外面运进煤来，否则，将有越来越多的房屋木料和家具被用做燃料。
能使人保持健康的食物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农村已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一度有7万军人住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鸡、猪或牛留下来。驴子被宰杀了，马也是如此，今天有人看见有马肉卖。已设法去上海弄蚕豆、花生和绿色的蔬菜。
玛丽、程夫人和布兰奇仍然患感冒卧床。陈先生已经可以起床了，但还不能出门。
今天有200人参加了罗小姐为妇女们举行的祈祷会。事实上，举行祈祷会我们并没有声张。
但愿这里有一个能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的能干的人。
1月14日，星期五今天又是阳光灿烂，是一个相当温暖的日子，上帝继续给我们无尽的恩赐。
我一整天都在设法将28袋大米，从美国学校附近寺庙的仓库中运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如果里格斯无法为我们弄到卡车，我们就得花一天时间，用独轮车或板车运送大米。下午3时，正当我们已不抱希望时，里格斯开车来了。
上午11时30分。王先生和我再次去了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卫兵。这些卫兵的头目是个农民，另一个卫兵是个机修工，还有一个是兵工厂的工人。我们认为，结识这些卫兵虽然费时间，但却值得。到目前为止，一批又一批的卫兵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他们挑选4个较好的卫兵长期为我们站岗，而不是每天换人的话，那我们就更放心了。
城里至少有一个地区现在有电了，我们又开始收听无线电广播。据说，中日双方在徐州附近集结了大批军队，我是多么可怜那里的老百姓啊！今天想买头活猪，但一个知情人告诉我，南京周围几十英里之内已没有猪了。马肉、骡子肉，甚至狗肉都有的卖，但就是没有猪肉和牛肉卖。
埃尔茜今天发来电报说，吴博士目前在成都。
情况好转后——如果能够好转的话，我想给实验学校的看门狗授予一枚“卓越服务奖章”，它的确是一个忠实的守夜者。
下午和晚上，我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西北方，另一处在东面。抢劫和纵火仍在继续着，数目惊人的赃物在市场上出现。那些社会上的渣滓赶上了好时光，当警察撤离时，这些人被释放了。
今天，我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
1月15日，星期六今晨6时～7时之间，10架日本飞机飞越南京上空，向西南方向飞去。估计这些飞机要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去轰炸九江、汉口或长沙，为此，我们非常担心。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看上去像是欢乐地载着一群愉快的旅客去度假。
（以前从事过布道工作、两个星期前进行登记时为日本人当翻译的詹荣光，今天早晨独自悄悄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他及家人能否住在校园里，他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布道工作。他现在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前面提到的一个日本军官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结婚后住在他家，而其他军官由于嫉妒或别的什么原因，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这些军官对詹荣光也不满。显然，他很害怕，觉得最好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出去，并辞去现在的工作。他的话真实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福斯特今天上午来说，他的工作人员每周可以来5天，协助这里的布道工作。我们将制定计划，他们会准备题目，进行布道，下个星期开始举办布道会。他还告诉我，陈越梅即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维克多牌”留声机及床都被抢走了。
今天下午，我向日本大使馆报告了26名妇女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情况。这些人的丈夫没有一个是军人，其中许多人是一大家子的惟一供养者。不知有多少人在初期的野蛮屠杀中被杀害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听到的枪声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很可能是些无辜的人。
许多天来，第一次有日本兵来到我们校园，他不理会门卫。我发现他进入西南宿舍楼住有难民的屋子。当我把他送出来时，他表示愿意离去。
我们从美国大使馆得到一份礼物——两只鸡和几个鸡蛋，这是他们在美国军舰“瓦胡号”附近的农民那里买的。我还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装贵重物品的箱子可能被打捞上来了，是由一名俄国潜水员从沉没的美国军舰“帕奈号”中打捞上来的。由于军舰已迅速被长江河床的泥沙掩埋了，他们无法把军舰打捞上来。我特别为瑟斯顿夫人高兴，因为她结婚用的银器都在箱子里（她曾把这些东西保存在学校的保险柜中）。
今晚，拉贝、克里斯汀·克鲁格尔（Christin Kruger）、马吉、贝茨、斯迈思、鲍尔、特里默、米尔斯和我，在日本大使馆做客。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虽然，我们嘴上开着玩笑，但心情却常常十分沉重。我认为，增进相互了解还是十分必要的。田中、福田和福井先生是主人。晚餐与这些客人一样，也具有各国的风味，有中国菜、日本菜和西餐。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7）
今晚，我们学校大门口没有卫兵，但愿我们一切都好！1月16日，星期天又是一个上帝赐予的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一直威胁着我们的大雪似乎改变了降临的打算。
和往常一样，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听到许多飞机飞越南京上空，这些飞机是去破坏城市和铁路的。这两天，校园里异常繁忙，妇女们洗涤衣服，晾满了所有的树木和灌木丛。有些人到学校外面的粥厂要稀饭吃，还有的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到校园。通往校外的道路似乎始终很拥挤。我们仍然不让男人进入校园，他们认为这一规定是有道理的，因此能够接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尽力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他们的赞美之词表达出对此的感激之情。城里每天都有大火，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你们应该看看宁海路和汉口路，特别是上海路。道路两旁建起了许多小商店，数以百计的人在此贩卖各种物品，有食品和抢劫来的衣物、盘子等。鱼卖04元一磅；白菜卖01元；胡萝卜卖003元，等等，价格在逐渐下降。现在，安全区里没有多少日本兵。金陵大学和我们学校的卫兵都已撤掉了。今天上午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我去教堂参加中文礼拜时，玛丽呆在家里，下午，她去教堂，我呆在家里。贝茨陪她回来时，我给贝茨看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一摞信。贝茨仍然不知道妻子在哪儿。他妻子应该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开日本，但目前还没有抵达上海。
今天下午，员工们织了一张鱼网，他们后来从池塘中捕捞了25条鱼，其中有3条鱼每条都重达4磅，我们将和朋友们分享这些鱼，同时，也足够职员和工人们吃。池塘里还有一些大鱼，因为我们看见它们漏网逃跑了。
明天，我们将开始一系列的布道活动。今晚给确实想去教堂参加布道会的人发了200张票。
我们不让儿童入场，也不许想看热闹的人入场。
新的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这幅画上画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农民、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日本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画中的人对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紧张气氛肯定有所好转。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已尝试着回家。开始时，他们只是白天回去，如果没事，就留在家中。但年轻妇女们仍然很害怕。
1月17日，星期一今天下起了雨，上帝赐予的阳光已离我们而去。到处都是一片泥泞。你们应该到难民的住处去看看。
已经有几个夜晚没有卫兵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站岗了，甚至连使馆的警察也没有来。上个星期六，我将此事报告了日本大使馆，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安全区内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不幸的是，中国的警察现在还没有多少权力。
整个上午都被浪费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创造力了，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似乎都做不成。
下午2时。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的布道会，圣公会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我们。他们将每星期来5次，分别向5批不同的人进行同样的布道。昨晚，我们在艺术楼发了200张票给那些真正想参加布道会的妇女，她们将不带孩子来，14岁以下的小姑娘也不让进场。在布道会上，她们秩序井然，引座的人员一点也没有遇到麻烦。她们学唱简单的赞美诗时既快又好。今晚，我们发了200张票给科学楼里的妇女，她们明天下午参加布道会。今天下午，她们听得很认真。
南画室里挤满了人。很高兴，城里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组织这样的布道会。我们已带信到上海，向全国基督教委员会要新的小册子。
今晚，我们始终能看到南面升起的浓烟，也许是在南门外，有时夜幕被火光照得通亮，破坏仍在继续着。南京能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日本兵及平民抢劫时间的长短。老百姓被催促回家，但是，他们怎么敢回家？！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已逐渐回家了，但年轻的姑娘还留在这里。
今天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玛丽和福斯特先生去了城南及外国人公墓。公墓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只是围墙上有个洞。在他们查看的所有街道中，太平路似乎被残酷无情地彻底摧毁了。
一个月前的这个晚上，日本兵从校园中抢走了12名姑娘，我们能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吗？！1月18日，星期二我们听说城里的日本兵换防了。当我外出时，来了4批日本兵，玛丽接待了他们，并带他们四处看了看，她觉得这些日本兵不是很有礼貌。9时～12时，F·陈和我到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一份调查表，这份调查表是为那些最贫困的被剥夺了生计的人们制定的。
每天上午10时～12时，王先生都在收集、整理那些男人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的妇女们的材料。也许我们应该停止收集这些材料，因为，最近两天又有100多名妇女进入了校园，今天来的人非常多，我们担心会出问题。似乎12月16日是最糟糕的一天，我担心许多人被枪杀了，恐怕连他们的尸首也找不到，大概是被焚烧了。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帮她们的忙，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交一份名单。
福音布道会是为科学楼里的妇女举行的，大约有160人参加。这又是一次秩序井然和非常安静的布道会。虽然牧师所说的内容太深奥了一些，但我肯定她们中的许多人将从中受益。今天下午，我们打扫了科学楼报告厅，明天下午在同一时间为孩子们举行布道会。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8）
今天没有看到大火，也没有听到多少飞机声。虽然人们害怕回家，但我们仍催促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担心她们家中已所剩无几了，因为，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平民也参与了抢劫。我想知道，从南京抢劫来的赃物，最终是否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考虑到有可能保住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留声机，我请福斯特先生去查看一下，他报告说，那两样东西和床都被抢走了。
上午9时～12时。我参加了第二次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上午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为那些失去生计的难民制定的调查表。很难做到公平，因为，有许多人并不是真正需要，但也希望得到救济，同时，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将会很多。
天气暖和了一些，没有下雪。还有5000～6000名难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病的程夫人能起床了，但只能呆在屋子里。
1月19日，星期三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道路成了什么样子。两周以前，成千上万来校园登记的人们把泥土带了进来，现在，雨水再将其变为泥浆。我们无法在屋子里采取措施，因为有数千人带进泥浆。
今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两次很好的布道会，在南画室，大约有170位从中央楼挑选出来的妇女参加了布道会。王小姐教她们唱歌，保罗·唐先生进行了布道。妇女们进出都排着整齐的队伍。由于14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场，布道会非常安静，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与此同时，我们还为科学楼内9～14岁的孩子们举行了布道会，大约来了150个孩子。在他们学唱第一句赞美诗“这是上帝的世界”时，非常高兴。他们非常喜欢薛小姐讲的故事。举行这些布道会的时机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
今天上午，王先生和焦先生继续收到那些丈夫或儿子下落不明的妇女们提供的资料。一名妇女的丈夫和4个儿子都被抓走了，无一归来。来这里恳求我们帮忙的妇女人数之多，使我们担心这会引起注意，给学校和难民们招来危险。
今天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我们没有收音机，而且，也没有一直和为数不多的有收音机的外国人——国际委员会、金陵大学医院、平仓巷3号的人，以及约翰·马吉保持联系。克鲁格尔先生今天来看我们，他说，最近没有船从上海来，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南京。
今晚，我们的一些工人集中在程夫人的客厅里，完成了在1500个牌子上编号、盖章的工作，并将把牌子缝在每一位家长的衣服上，我们希望以此来辨认这里的每一个难民，我们不想让其他难民所的难民因为便利而到我们这里来（听说他们想这么做），这也有助于我们粥厂的负责人，确保我们的每一个难民每天都能吃上饭。
晚上10时30分，这是我上床的时间了。
1月20日，星期四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太冷。你们可以想象，难民们把泥浆和雪水带进来，那些大楼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能否将其打扫干净。
王先生和孙先生继续收集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妇女们的资料。一位妇女刚才对我说，她38岁的丈夫和17岁的儿子都在12月16日被抓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女儿。我怀疑，在那几天恐怖的日子里，即使她呆在家里也未必能救下他们。这又有谁知道呢？程夫人认为，我不应该将这些妇女的材料交给福田先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他们的仇敌，日本根本不在乎他们使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过一两天，我要去见福田先生，告诉他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忙的情况，并问他能否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我开始起草给学院创建者委员会的报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在我写报告的时候，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会面，他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他想请我收留两位中国姑娘，一位20岁，一位14岁，她们现在住在外交部附近。他说，她们住在那里不安全。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日军当局正在催促难民们回家。
我明白地向他解释，作为难民，住在这里是很不舒服的，并让他看了这里的妇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否会带她们来，这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真希望她们不要来。我猜测，他可能对大一些的姑娘感兴趣，不敢将她留在安全区外的家中。
今天，吕蓓卡来了电报，这是由美国大使馆转给我的，我明天去发个回电。我们已得知，我们大使馆现在已有了无线电台。
今天下午的布道会开得很好，为妇女举行的布道会有170人参加；为孩子们举行的有150人参加。今晚，玛丽和我到宿舍去发票。一些妇女向我们要票，我们校园里的人太多，无法从事更多有益的事。
你们中那些还记得宽阔的上海路的人，现在已很难辨认出它了。今天下午，我们走到汉口路和宁波路之间，后者就是美国大使馆北面，我数了一下，上海路右侧新建了38个店铺，当然，它们是用芦席或木材粗制而成的，但在出售食品和各种赃物方面却生意兴隆。这些店铺有些是茶馆，有些是饭店。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敢住在安全区外面。
红十字会的G先生说，1月17日外出运米时，他在汉中路外看见一大堆尸体，附近的人告诉他，这些人大约是在12月26日被押到这里用机关枪打死的，很可能是在登记时承认自己当过兵的那些人，日本人对他们许诺，一旦坦白，就有工作做，并有工钱。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9）
1月21日，星期五尽管地上有雪，但今天的天气还算温和。现在，泥泞是一个大问题。数百人到粥厂买饭，另外，还有数百人来这里给亲戚送食品，他们带到屋里的泥土多得令我们无法招架。
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了3名姑娘，这些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不一会儿，一群宪兵来到校园，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事件。此后，又来了两名日本军官，说他们驻扎在南京城外。
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惟一来源。
我们下午继续为妇女和孩子们举行布道会。我们着手准备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一所生活技能学校。
下午5时。我去了大使馆，并和秘书约翰·阿利森（John llison） 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交谈。
他急于想报告所有损害美国人利益的行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官方代表回来为我们争辩，并采取相应行动，我难以表达，这对可怜的南京意义有多么重大。阿利森先生似乎相当善解人意。
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今天，我给吕蓓卡发了电报。
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3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
1月22日，星期六今天天气寒冷，但非常晴朗。我们这里有来自相邻街坊的难民，许多这样的年轻难民，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过夜。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 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李先生和王先生带他们到各处查看，然后回到办公室，我请他们喝茶。当军官问我有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今天没有来，但昨天来了4个，想抢走3位姑娘。他要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宪兵办公室，于是，我下午去报告了。
（在此之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把想让我们收留的两位中国姑娘带来了。我真不想收留她们，但不知道如何拒绝。其中20岁的那位姑娘曾经是我们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她认识埃德娜·吉什〈Edn Gish〉夫人和凯丽〈Kelly〉小姐。我很乐意以后关注这个案例。）今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些食品包裹和一大摞信件，这是我们12月13日以来发出信件的第一批回信。晚饭后，我们给大家读了所有的信。听到外界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这些食品大受欢迎，丰富了我们相当有限的食品。信件是1月16日或是17日写的，是由“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辆卡车运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午都花了几个小时写信，我于6时把这些信送到美国大使馆。信件明天将随军用列车去上海——由德国人克鲁格尔先生带去。除了12月13日之后不久离开的4名外国记者外，他是南京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居民。想想看，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
情况肯定好转了，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我们不再惧怕恐怖的夜晚，不过我们仍使用厚厚的窗帘，我们不再用图钉将窗帘钉死，也不只是使用蜡烛了。
约翰·马吉带来了广播新闻。
1月23日，星期天一天平安无事。天气相当寒冷。玛丽上午去了鼓楼教堂，我下午去参加了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我们仍然认为，在校园内最好一直都能看见外国人的面孔。米尔斯主持了下午的礼拜，他的主题是：《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争取胜利》。在这样的日子里要充满希望是很难做到的。
今天上午，我们这里一位难民的侄子来见我，说他离开南京34天之后于昨天回来了。他于12月18日和其他400人一起被抓走，他为一个队长扛被褥到长兴，还为这个队长烧饭。在给这个队长干了8天之后，队长放了他，并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宜兴又被另一个军官抓住，并把他留到1月14日。第二个军官喜欢他，人也和善。让他走时，这个军官一直将他送到城门外，并告诉他不要走大路。520里路，他走了8天才回来。他说，像湖州那样的城市已经没有老百姓了，7／10的城市被焚烧，广德城已所剩无几了，因为那儿发生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他报告说，在一个地区，村庄都由“大刀会”保护，以免遭土匪、中国军队和日军的骚扰。这些人身背大刀，眼睛里流露出奇特的目光。村民们很尊敬他们，为他们烧香磕头。他说，像溧水、溧阳、宜兴这些城镇几乎都被摧毁了，并认为，这要花30年才能重建起来。他还说，一路上人们对他很好，给他吃的，并让他在家里过夜。我多么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回家。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0）
与海德（Hyde）小姐一起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吴爱德（音译）小姐，在下午的妇女礼拜上讲述了她逃出来的奇特经历。日本兵在寻找花姑娘时，她在草堆、猪圈、船上和荒废的屋子里躲藏了40天，后来，她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决定来这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太婆，借了个6岁小男孩背在背上，并借了一根棍子蹒跚而来。她排除了一个个障碍，安全抵达这里，当时，我们正在举行礼拜。那天下午，正是她的嗓音很大，精力充沛地放声高歌。因此，我才想知道她是谁。她现在和500多名难民住在北长廊里。
1月24日，星期一今天上午，我开始写非正式报告，但没有写多少，福斯特先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新闻，给我们讲了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大使馆的事情。
好像是阿利森先生和别人一起用餐，乔治·菲奇和普卢默·米尔斯也在座，这时一个仆人报告说，在3号车库里有两个日本兵。阿利森先生去看时，他们正在玩麻将，他让他们离开。
但后来他回到餐桌时，觉得这样做有点过火，不知道是否妥当。阿利森先生还没坐定，另一个仆人来说，他的女儿被抢走了，他们一家人住在5号车库。阿利森先生肯定地说，是不是弄错了，因为，他刚命令两个日本兵离开大使馆大院。但仆人说，这是第三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要他的小女儿，被父母断然拒绝了。后来，阿利森先生出去寻找那个姑娘，当他见到那个姑娘时，她已往回走，好像是抢姑娘的那个日本兵遇到了先前那两名士兵，那两名士兵告诫他必须放了这个姑娘，因为这姑娘是从美国大使馆抢来的。
我虽然并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但是，扫射许阁森爵士、轰炸“帕奈号”、打伤意大利人和美国官员、在美国大使馆抢姑娘，这些事情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能引起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注意。
我们继续进行下午的礼拜。
午饭后，我到美国大使馆要车去日本大使馆。在与福田先生的谈话中，我告诉他，大批妇女恳求我帮忙找回她们的丈夫。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他让我给他资料，他将尽力而为，因为，他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悲哀。明天将给他带去520份资料，这会使他大吃一惊。
出大门去大使馆时，一个小姑娘来告诉我，3个士兵刚刚到她家想劫持一些年轻妇女。我跟她去时，日本兵已经离开了。他们想抓的姑娘们非常机智，成功地从后门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小姑娘告诉我，日军刚进城时，她67岁的父亲和9岁的妹妹被刺死了。
今天有大批轰炸机向西飞去。城里的大火少了一些，但仍然有，每天都有一到两处大火。
1月25日，星期二我们在适应新的情况。我们曾一度在窗户上装了窗帘，用黑罩子遮住所有的灯光，而现在我们觉得，用灯光来显示这个地方有人居住更为明智。
昨晚，两个工人傻乎乎地关上所有的窗户，把煤炉放在屋里。今晨，他们煤气中毒，失去了知觉。程夫人和我，以及在这儿的所有人，都帮忙救醒他们，到晚上，他们的情况好多了。
从9时～12时30分，我在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要是每个难民所都有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负责，或了解每个难民所的需要，我们就有可能开展有益的工作。很难了解每个家庭的真实情况，这很容易使人养成依赖性，而不是独立性。每个难民所都在对最贫困的家庭进行调查。从上海传来已募集到资金和获得额外药品（如鱼肝油）的消息，这个消息令人振奋。
长老会的福音传播人吴爱德，是这儿一个知恩图报和快乐的难民，她今天上午为20个姑娘开了一个语音班，下午又到祈祷会帮忙。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和空教室，我们就开办一些圣经班。下午将532份表格带给了福田，并向我们的大使馆报告了同样的内容。我们还去了“木偶政府”指伪“自治委员会”，并将其喻为受日本人操纵的木偶。的秘书那儿——这个名字是陈先生为自治政府起的，目的是看看他们能否在安全区内取缔那些销售赃物的店铺。数以百计的小店铺在宁海路和上海路开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抢劫是平民干的。
如果不是日本士兵带头抢劫的话，他们原本是不敢这样干的。
现在，我们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外国男士那儿得到的零星消息。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广播里听到的消息记录下来，再给我们。我们是多么想知道撤往汉口、武昌、长沙和重庆的朋友的情况啊！从广播里的消息来看，好像重庆也遭到了轰炸。一切都如同噩梦： 朋友们各奔东西，学校也分成数处，生命、财产被可怕地摧毁，这难道是真的吗？黄包车？！我确信这是我自12月12日以来在街上看到的第一辆黄包车。我们曾见过许多没有车胎或轮子的黄包车被藏了起来，但没有见过一辆在街上行驶，因此，我们只能步行或乘汽车。
下午，我和程夫人去格蕾斯·朱（Grce Chu）家，但不是去喝茶。屋里挤满了难民，你没法想象屋里是什么状况。程夫人带回一些剩下的东西，她的大部分东西都不见了，如收音机、碗、碟等。有些东西被日本兵抢走，剩下的被难民拿去了。
1月26日，星期三今天早晨，几架轰炸机向西飞去，傍晚时又飞了回来，它们显然是从句容起飞的。我们为杭州、武昌、重庆等城市担心。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1）
今天，我们的几位难民要铺盖。有些难民想呆在家?( 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http://www.xlawen.org/kan/1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