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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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大约1时30分。一名日本医生和3名士兵来访。通常我们首先是带他们去几幢住有难民的楼里看看，最后带他们看一幢干净的楼，比如图书馆。我们尽量不让他们参观班级或下午的礼拜活动，以防他们误解，以为我们开办了一所常规学校。
今天下午，我们必须迅速收集寄往上海的信件。我上次的信件是3月12日寄往上海的，3月14日就到了那里。据说到3月25日，我们就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
今天，有许多姑娘从乡下来找我们，她们说，那里的情况仍然令年轻妇女和姑娘们无法忍受。一个14岁和一个16岁的姑娘来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
很显然，城里又重新开始登记了，因为，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挤在自治委员会门外。
玛丽仍然在医院里，想彻底治好感冒。程夫人躺在床上，保持温暖以使伤风痊愈。我难得有如此忙碌的一天，到下午4时30分还没吃午饭。
天气阴冷，黄水仙却傲然开放。
陆利天（音译）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主席）传来了消息，他和其他几位基督徒撤到了安徽巢县，白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轰炸，夜里则在躲避盗匪。好可怜，好可怜的人啊！3月22日，星期二天很冷，阴沉沉的。没有飞机飞过。有报道说，中国的非正规军破坏道路、烧毁桥梁等，这使得日本军队相当恼火。
在请愿书上签名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共有1105人签了名。我立即将它拿给许传音博士，他随即刻不容缓地去呈送给当局，既给中国当局，也给日本当局。同时，他认为让妇女们继续去恳求监狱是一个好主意。组织100来名年长妇女，再让她们去请愿，难道不是一个聪明之举吗？侯医生（他是牙医，是洛杉矶阿尔伯特·琼太太的父亲或哥哥，金陵大学1923年毕业的学士）今天来了。他刚从芜湖来到南京，急着要去看看他的家。也许贝茨陪他一起去。几周前，我有一次路过他家门口，但没进去，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坐在汽车里，是不能把汽车单独停在那儿的。那房子现在被军队占据着。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8）
今天从医院回来时，我看到老百姓（普通平民）搬着昂贵的外国门——那也许是他们从某所好房子里拆来的。除非人们回到自己家里去，否则，他们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的，因为抢劫一直在继续，既有日本兵，也有中国人。
我们听说，今天有500名男人从南京城北被带去为日本军队干活。
3月23日，星期三今天又是晴天，空中有飞机活动。在我离开房间前，那个老裁缝吴的妻子告诉我，她的丈夫昨天夜里被杀害，她说是盗匪干的，但我还没证实。
玛丽今天从医院回来了，为了迎接她，我已经搬回北面的房间，这样她就更自由、更安静了。我们的小起居室里仍烧着炉子。
偶尔我能收到上海来的《新申报》，看来这份杂志有个日本编辑，或者是有个极好的中国傀儡编辑。
上午12时。我学一个小时的中文后，和王先生去艺术楼，发现那里还有许多妇女想在请愿书上签名，我们安排她们下午2时签名。这些妇女大多数是从城北和城东的农村来的，她们说，当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被抓时，如果为他们求情，不仅毫无用处，反而会使她们自己的生命遭受危险。如果没弄错的话，今天来的这些妇女看来比前几天来的更穷。一名妇女说，她和丈夫以种田为主，丈夫已经被抓走了，房子被烧了，只剩她和3个年幼的孩子，她现在害怕回到那个过去的家。
更多的农村姑娘进了难民所。这些人什么时候才不再进来呢？11年前的今夜，北方军队从南京撤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好几百邻近地区的难民妇女和孩子住在体操馆。那个晚上，人们几乎都没睡觉。
中午12时30分。我去汇文中学参加了一个宴会，在南京的大部分外国人也应邀参加，总共3桌，有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蒋先生和他的儿子卢瑟（Luther）举办了这次宴会。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及家庭目前在长沙。侯医生刚从芜湖坐火车赶来，也出席了宴会。他迫切地想回家看看是否留下什么东西。
金陵大学农经系的邵德馨（音译）来拜访，他从和县来到这儿，今天要回去找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多么需要他和周敏啊！特别是我！神学院已经决定这个秋天在南京重新开学，即使只有一小群学生。我希望我们办一所初中，或许还可以办一所高中。
3月24日，星期四今天我的脑海中往事历历在目，我不时地想起1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当时，我们高兴地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消息说，北方军队正在悄悄地撤退，革命军队已经进城了；接着传来了威廉（Willim）博士不幸遇难的悲惨消息和新军强烈的排外情绪，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在附近的山上出现了令人恐惧的黑影；我们撤退到金陵大学里。那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我和约翰·赖斯纳（John Reisner）向外看着这个城市，黑暗中只看见焚烧外国建筑物的火焰。我真想知道，1949年3月24日的南京会是什么样。
上午，不断有上了年纪又非常穷的妇女进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她们听说了这件事，为了儿子她们甘愿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而来。来的人中有3名妇女说，她们已经在模范监狱看见过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妇女说，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去过那里，以辨认每天早上带出去劳动的犯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和这些妇女一起去，然而，我知道我的出现不仅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是个障碍。
大约有150名妇女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许多人在忙着缝制衣物，还有许多人白天回家了。
陈先生仍在着手处理粥厂这一最难解决的难题。假如我们自己能管理的话，就能提供特别的食物，多一些油和蔬菜，这样就可以减少难民所里的疾病。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疹病例，并有许多患者死亡。假使我们有一位好护士，我们就能开放医务室，隔离某些疾病患者了！发往上海的邮件，今天下午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带去了。
农村姑娘连续不断地进来。
福斯特还在试图争取去上海，并争取得到允许他回来的许诺。显然，日本使馆对菲奇先生去美国很不高兴。
今天，吕蓓卡发来的电报报告了好消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获得资助难民款500美元，金陵大学医院获得了1000美元。
3月25日，星期五今天又是大晴天，许多飞机向西和西北方向飞去，一架重型轰炸机早晨6时就飞去了。
今天，有更多的妇女从农村赶到学校来签名。有两名妇女已经在模范监狱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从卡车上下来，其中有个男人求他妻子想办法让他获释。我们该怎么办？许传音博士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说，可能需要两个星期。
洋水仙开花了，金陵大学的花匠今天早上拿了一些水仙花过来，有两大篮，我们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这里的难民。国家公园里的那个可爱的花园一定非常美丽！我真想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罗森博士获准前往一个封锁很严的地区，但我没听说有其他人可以去。
上午11时。有位先生来找我，让我带他去12月26日那场惨剧发生的那个山谷。我们幸运地找到那个山谷附近的一些人，他们很乐意陪我们前往。在那个大池塘边，有96名男人惨遭不幸，在另一个池塘边大约有43具尸体，附近的农舍里大约也有4具尸体。农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兵先将煤油和汽油倒在人们身上，然后点燃，逃跑的人遭到机枪的扫射，有4个人带着伤痛跑到那所房子里躲避，房子就被烧了。当我们站在那个小池塘边，看见一个个像是人头的东西。我们用竹竿和木钩将一具男人的尸体慢慢推到岸边，他穿着平民服。这男人一定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有一个人逃进大学医院，但几天后死于烧伤，我们保留了一些照片。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9）
贝茨先生寄来一封短信说， 他正在争取去上海一周。我和玛丽都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很可能不能获准回来。我们这个外国人的小团体已经减少了4人，虽然又增添了3人，但其中两人在邮局工作，不管难民救济工作。对传播福音来说，现在机会很多，然而，人手不够，精力也有限。希望能有一个假期，以作一些休整，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11年前的这个下午，所有的外国人都被护送出了南京城，登上停在下关的炮艇。6个月后，我们中只有几个人回到南京，不到一年，生活又重新恢复正常了。我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今天来访的齐先生说，他认为，1939年秋天前学校是无法开学的。
3月26日，星期六几乎每天上午，当然总是在那些晴朗的上午，当我们那一小组工人在南画室集中做礼拜和祈祷时，总有重型轰炸机从离我们头顶很远的上空飞过，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们低沉的轰鸣声。我们这个团体现有15人指在南京的外国人。。
我们难民所的总务处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总务处的负责人弗兰西斯·陈，开始重新核对“免费吃饭”人员组和“红标签”人员组。我们的3317名难民现在人手一张标签。许多姑娘给自己的标签绣了边。玛丽坚持认为，校园里那块宽敞的运动场对姑娘们有吸引力，她们喜欢在运动场上挖绿色植物，而不愿回到她们的庭院。我希望我们能为她们组织一些游戏和一些常规锻炼，但那样的话也许会引起外边的注意，而且还有缺教师的问题。现在，我们尽力让爱在运动场挖野菜的年轻姑娘离开那里，以免引起偶尔路过的日本兵的注意。
今天，我从恢复营业的邮局收到第一封一等邮件，这是从柏瑞（Bere）大学发来的一封航空信，信的日期是2月27日，没有受到检查的痕迹。他们说现在市里有7家邮局开业了，不久，我们又会收到包裹邮件了。
大概下午4时以后，我去日本使馆见福田先生，早在2月份，我就交给他700多名被抓走的男性平民的资料，大部分是12月16日被抓走的。他说，他已努力去调查这些男人的有关情况，但没成功。当我告诉他，有许多平民被关在模范监狱，他显得很惊讶，似乎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新鲜。后来，我向他提供了一个男孩的详细资料，他的母亲今天上午来找过我，她说，她已经4次看见儿子了。福田先生接过那份资料后说，他认为他能为此做些什么。我相信他的话，又给他送了一些类似事件的事实资料。我希望他是真诚的。
今晚，12名年龄在9～19岁的青少年来实验学校参加游戏，他们是我们职员的子女。九柱戏、骨牌戏、游览和国际象棋，所有的游戏都让他们玩得很开心。这些日子，点心很简单，只有甜土豆、爆玉米花，偶尔会有上海带来的糖果。那位12岁的小姑娘玲生（音译）也来参加了，她曾被关在城外近一个月。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看起来非常像个男孩子，这使她逃过了一场苦难。这世界总算给了他们一些关爱。这些人中有个18岁的姑娘，是在12月17日那个永远难忘的晚上从我们校园被抓走的。
3月27日，星期天春天真美，但是仍然很冷，我们要继续生火取暖。池塘里的青蛙开始鸣叫。我那两只忠实的看门狗，高贵而又含蓄的莱蒂和漂亮得令人妒嫉的朱力，都热恋上了一只来访问它们的端庄的小母狗。这桩三角恋爱如何收场，只有等着瞧了。
上午，Y·冈中佐来访。他是昨天乘飞机来的，今天下午回去，下周他要返回东京。我真希望有机会让他知道，如果玛丽的小汽车还在的话，对难民的救济工作会起很大的作用。以及如果那些女人的丈夫和儿子能从监狱里被释放，那她们会是多么的感激。我真的希望能和日军中的部分人，真诚地谈谈关于日本正在犯的这个悲剧性错误，但至今没做到。有时我想，过分小心谨慎是不明智的。
我去鼓楼教堂参加10时30分的礼拜活动。有许多的士兵在中山路上走来走去。看见这种场景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怨恨他们的出现。
有近300名妇女和姑娘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她们喜欢唱刚学过的赞美诗，而且唱得很好。下星期她们要学一首复活节赞美诗。我们每天下午的聚会照常举行，然而，参加人数不如过去多，也许大教堂更适合布道。
下午，当我走出校门，来到汉口路和宁海路的拐角时，两个坐黄包车的士兵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叫黄包车夫给他弄一个“花姑娘”（年轻女孩），那个黄包车夫不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当这两个士兵看到我走过来时，连忙打手势，示意黄包车夫往前走。日本兵一定恨我们呆在这个城市！然而，当友好、文雅的士兵来校园参观时，我们很高兴带他们去参观。
斯迈思在英语礼拜中进行了布道，主题是《爱你的敌人》。罗森博士每个星期天都来，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出席。他一定很孤独，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他非常有规律地去国家公园限定的地区散步。
3月28日，星期一春天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这种好心情被那些轰炸机和许多在进行训练的飞机的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破坏了。李子树开花了，早绣线菊也开了。
上午来了两名妇女，她们在模范监狱见到了她们的丈夫。她们已经能给她们的男人送食物和衣服。蒋师傅去模范监狱看他的儿子是否在那里。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人，是在12月16日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被抓走的。我将3名男子的外貌特征资料送给了福田。我多么希望他能真的努力，使那些平民获释！下午5时。我去学校西面虎踞关一带散步。玛格丽特·汤姆森（Mrgret Thomson）前任厨师的母亲，依然守着她那小小的家，直到现在，她还是担惊受怕，希望我进去看看被破坏的情况。她花了大约10分钟才拔掉门闩，打开门锁。里面是一片令人同情的景象，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许多家具已被当做柴火烧了。大概是12月中旬，当她那年老的丈夫说他没钱时，就被日本兵拖出屋子枪毙了。我问道：“菜农在种春季的蔬菜吗？”她回答说，原安全区附近的那些菜农开始种了，但较远的菜农没种，因为，清凉山上的士兵们如果看见男人在田里，马上就会下来，还要菜农把蔬菜都挖给他们，否则就交钱给他们。他们仍然来要姑娘，但不如以前频繁了。现在，南京城里根本没有法制，有的只是偷盗和屠杀。回校时，我顺便取下几面安全区的旗帜留作纪念。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0）
我把本周想写的关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列了个提纲。由于不断地被打扰，所以我现在无法在办公室里工作。
你们中曾来金大礼堂做过礼拜的人，现在见了这个地方一定会大吃一惊，南面一半堆着成麻袋的麦子，足有看台那么高；北面一大半堆着成麻袋的大米和面粉。门廊里有两台机器忙着碾麦子，以便日后供给粥厂或出售给难民。这些麦子是里格斯和索恩用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为难民“偷”来的。
3月29日，星期二上午，飞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空的飞机一批就多达10架，都是朝西北飞去的。贝茨今天收到了3月28日的《字林西报》，这太好了。
新政府好像是昨天举行就职典礼的，它原本于3月15日就应该成立了。
尽管人们一直在议论唐绍仪将出任这一职务，一位叫梁鸿志的先生担任名义上的首脑。
新政府和北京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些人说，南京政府受北京政府的控制，另一些人说，南京政府控制北京政府，还有一些人说，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如果通过不合作来阻止日本的企图，那该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我们听说，所有政府成员都回上海去了。
我今天去看金陵大学的难民工作。他们现在有九百多名学生在学习，上课的老师大多是难民。除了宗教课外，他们还要上英语课和日语课。陈嵘博士除了干其他的工作外，还要组织上述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们那里的女难民现在住在校园北边的3幢房子里，大约有二千人。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接收了500人，几乎全是从农村来的。今天，他们又允许50人进来，这说明离和平还很远。在台阶上，我看见一名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4个小孩，早在去年12月，当他们下关的房子被烧掉时，他们就去了江北，回来的路上被盗匪抢劫一空。
我们现在通过火车、汽车和日本轮船与上海联系。六百多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已抵达南京，他们大多是来经商的。然而，美国人要进城还是不可能，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行，日本人的理由是南京还不安全。盖尔先生已获准从芜湖来南京。贝茨和福斯特先生正在努力争取前往上海办事，但还没有获得准许，这看起来的确有些歧视。我不知道南京城里有多少家日本商店开张，但绝对不止几家。
早绣线菊正在怒放，野月桂树也开着花。两种水仙花刚刚开花。实验学校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垂柳不高不矮，优雅得体，一些翠鸟在长长的相互缠绕的柳枝间飞镖似的穿来穿去，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有16人参加了今天早晨的晨祷仪式，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5人参加。
3月30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中国朋友们看起来瘦了，因为他们脱掉了几层夹衣。飞机活动仍很猖狂。
程夫人已经安排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制作去年秋天为伤兵做的衣服，这是帮助我们这个难民所里最穷的妇女脱离贫困的一个办法。一两天后，我们还要让一些最穷的妇女去除草坪和运动场上的杂草。我有些担心难民们来申请干活，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上课和下午的聚会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参加者已不如4周前多，因为，现在有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家。
下午2时。我和李先生去南门附近的“寡妇之家”。广州路以南的上海路和整条莫愁路挤满了人，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把他们的商品摆放在桌上、长凳上和地上，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似乎买卖是惟一的谋生方式。这些日子在南京，商品只是换换主人，根本没有生产。
“寡妇之家”位于南门东面。我们转进剪刀巷不久，遇上了胡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了大约20天的难民。他坚持要我们去他家喝杯茶，我们说，如果他们不大肆张罗来招待我们，我们就去。但是，他和他那贤慧的妻子还是用花生、西瓜子和精心烹制的可口的糖藕来招待了我们。他那一排3间小屋没被烧掉，然而，同它们连在一起的主屋全都被烧了。
当他带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天花板上的纸已被烤焦而差点被烧掉的屋子时，他说，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供奉的神像——观音菩萨保佑了他。确实，这一对老夫妻至今一直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子、孙子和3个曾孙，一个都没有受到伤害。老人不和儿子同住，因为，他们的儿子喜欢吃肉，他和他的妻子吃斋。他们还给我讲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菜农家庭的事，这个家庭有18口人，死了16口人。还有其他几个故事，都太凄惨了，在此不再详述。毫不奇怪，他们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
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值得一记。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呆在南京城里的人的态度实在是大不一样。很难想到自己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去城南的路途，总是让我伤悲，到处都是毁坏和残骸。在许多地方，先前很繁荣的商店被毁坏后，正在建小店。
3月31日，星期四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麻烦不断，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令人厌恶的是人人都想得到好处，却让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挨饿。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我们希望明天会好一些。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1）
下午，许传音博士来说，我们那3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他要我们去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4天，艰难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了。
但是，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妇女的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3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我们以我们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一封担保信，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并叫她们明天早上来听好消息。
下午5时～6时。我和两名花匠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山上挖一些野灌木和花。这个春天特别美，因为，去年秋天这些山上的树和花未被完全破坏，我找到一些美丽的月桂树和白头翁。我希望去明孝陵看看梅花和桃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那里。
王保林的第十个兄弟今天下午来访。去年深秋，他们家14口人撤到安徽，一直住在三河镇，那里离合肥不远。他特地来察看他兄弟的财产。他有两幢房子遭到抢劫后被彻底烧毁，第三幢房子是小小的中国式的平房，所有的门窗已被老百姓拆光了。在这最后一幢房子里，他们精心挖了一个很隐蔽的洞｜穴，用水泥封顶，里面存放了120个箱子。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所有的箱子都被抢走了。这个可怜的人看起来又瘦又疲惫，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他的兄弟失去了终生辛苦工作的积蓄。
王保林病了，当然是焦虑和担心导致的，这一损失更加使他难以接受。
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1）
4月1日，星期五这是一个美好的春日，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没几架飞机活动。早开的绣线菊现在开始谢了。朴师傅仍然移栽树和灌木，在种植完各类灌木之后，我们又要修缮科学楼的屋顶。
可怜的F·陈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红十字会粥厂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不愿意降低他的利润，于是，F·陈不得不和他反复交涉。假使粥厂完全由我们掌管，那么，国际救济委员会投入多少，我们就能给难民们多少。
从上海寄来的包裹到了，但没有信。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两周前我给在上海的同仁寄去的两大箱书被退回来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不清楚。我深深知道，我们在上海的全体教师都在盼望着这些书。
许传音博士今天上午来到我们学校，他告诉我们，如果要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我们还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我和王先生立刻准备了一份资料，并想将它油印出来。为了得到这份资料，我们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4个孩子及两名工友，要花三四天的辛勤劳动。如果那些男人最终被释放了，即使只有10人被释放，哪怕只有1人被释放，那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开展救济工作也很有帮助。
贝茨和福斯特打算星期天去上海，现在离复活节这么近，福斯特并不是很想去那里，而是觉得既然得到了批准，他最好还是去。
午饭后，程夫人、玛丽和我去了南山公寓，清理起居室。我还向沈师傅说明，我们希望他为明天中午的宴会做好准备，我们总共有20人参加。
今天早晨我5时30分起床，写报告，我想赶在明晚能将这份报告捎到上海。吕蓓卡的信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捎去一些消息。我能写信的惟一办法是呆在实验学校，即使这样，我也不能避开打扰。
4月2日，星期六4月的阵雨下起来了，但是，飞机活动仍持续不断。
上午9时。我开始为第二份请愿书征集签名，这一天有214名妇女签了名。这些妇女为了她们的丈夫不辞辛劳，尽管她们知道他们的归来是很难确定的，然而，她们仍然不懈地努力。在两个工人和程夫人孙子的帮助下，王先生正在为请愿书收集资料和让签名的妇女按手印；孙先生、夏先生、一个工人和3个男孩在填调查表。这次的签名比第一份请愿书上的整齐。
今天上午，我终于写完了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我期望通过英国军舰“蜜蜂号”送到上海去。
下午1时。程夫人、玛丽、布兰奇和我用简单的中国餐款待了16位外国男士。客人有： 罗森、索恩、特里默、米尔斯、贝茨、马吉、麦卡伦、鲍尔、科拉、邓拉普（Dunlp）、斯迈思、福斯特、里格斯、布雷迪。我们原希望他们下午至少能呆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一吃完饭就必须回去工作了。
罗森博士报告说，国家公园那里还有许多未被埋葬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他希望能有一批中国人志愿去埋葬他们。我的心为双方的士兵感到痛楚，尤其是为中国士兵。今天有报告说，仅红字会自1月23日至3月19日，就埋葬了32104具尸体，估计其中有1/3是平民。如果中国政府不是让他们尽力保卫南京，而是让他们撤过扬子江，那该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形了！在我们为工人及其孩子们举行例行的周六晚会上，有24人参加。我们不再认为晚上一开灯就得拉上厚厚的窗帘，我们又能平静地上床睡觉了，而且能确信夜里一切都会很好。而在去年12月，我们总在想这样的日子是否还会再来。
4月3日，星期天早晨在下雨，我没去教堂，而是花了一上午准备要发往上海的信。午饭后，我立刻带上这些信去大使馆，他们说，打算将我两周前寄往上海、而后被谁于上周五错带回来的那些书再送往上海。下午2时～3时，我将那些书重新装进两只干净的箱子，标上“书”的字样，并加上下划线表明它的重要性。
约有250名妇女参加了下午的礼拜活动。王小姐领唱，约翰·马吉布道。我真希望自己生在中国，或者是在过去25年里已学会和掌握了中文，这样我就可以讲中国话了。
米尔斯主持了今天的英语礼拜活动，莫兰德先生和罗森博士都参加了。我没看见贝茨和福斯特，他们终于出发去上海了。他们的妻子看见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一切都很平静，今天没看见一个士兵，很显然，现在形势没那么紧张了。但当我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实验学校宿舍，叫她们不要出声时，王小姐和薛小姐被吓得脸色有些苍白。但她们发现只有我的时候，都大笑不已。
现在在街上，也就是在原先的安全区内，妇女们四处走动更自由了。
4月4日，星期一真是个美好的春日，只是又被朝西飞行的重型轰炸机和另一些进行训练的飞机声破坏了。李先生今天去了下关附近，他说，看见了许多满载士兵的坦克和军用卡车。
李汉德夫人和她的4个孩子已经随李博士回来了，在湖州附近的乡下寄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很高兴返回家，她说进城并不难。他们的家已被洗劫一空了。
昨天，美国大使馆转来许多上海寄给我的信件，今晚我借着烛光才读完。
今天上午，在我们全体晨祷后的教师会议上，我们打算结束为期六周的“主的生活”计划。我将告诉你们各项活动的具体细节。复活节后我们将有一周假期，然后开始另一个到5月底结束的计划。大家对这项工作都很热心，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说，所有的难民所要在5月31日关闭。但愿到那时条件会允许它们关闭。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在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的3个小时内她遭到了3个士兵的强Jian。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Jian。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
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2）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到今晚5时，我和王先生数了一下名字，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的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惟一支柱被带走了。今天，有些农村妇女来签名了，明天也会有人来，也许后天还会有人来。这种消息传得真快啊！下午5时～6时。我和花匠们一起在伊娃的小平房周围补栽了一些树木。我希望我们还有一个月可以移栽树木，但已经迟了。
丁香今天开花了。傍晚蛙鸣阵阵，像在举行一场欢快的音乐会。城外明孝陵的樱桃花现在一定盛开了。
4月5日，星期二今天又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我们的破铁蒺网栅栏和破竹门里的世界，可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班上的成年人的确从学习中得到许多欢乐！我教的班非常有趣，班里大都是结了婚的女人，年龄约在22～30岁。下课后仍有一些人在此逗留，相互交谈，不愿离去。其中有一个人说，虽然这几个月来充满了悲伤，但是，当她必须离开校园时还是觉得很难过。
下午1时。我和玛丽去罗森博士家吃午餐，其他客人有里奇先生、莫兰德先生、麦卡伦和里格斯先生。里奇先生报告说，芜湖邮局本周开业了，镇江、浦镇、苏州和其他的邮局不久就会效仿。他4月底要离开了，看来他真的很高兴。我想，可能因为他累了。男人们普遍反对让女人们回来。我没有在战争来临之前撤离南京，绝对是个明智的决策。要是我乘坐“帕奈号”离开了南京，现在该怎么办呢？下午2时～4时。我帮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在请愿书上签名，其实并不真的需要我，因为这项工作组织得这么好。到今天结束时，有九百多个签名。要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4时30分～7时15分。“国际红十字会”在平仓巷3号聚会。我实在不应该用这个名字称呼它，因为这个组织从未申请加入“中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是在面临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成立的，即拯救受伤的士兵、军医和护士的生命；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那项工作，现在正面临着未来的工作。在今天的会议上，委员们赋予它一项新的符合其性质的工作，即为伤兵提供他们需要的假肢，并给他们一点救济金，他们可以带着这点钱离开，开始新生活。真是令人痛心的战争恶果！每天都有新的难民从农村来到学校，陆淑英的弟弟今天来到校园。
程夫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真是棒极了，非常了不起地应付了各种情况。她组织了大约100名最穷的妇女，正在将原先为伤兵做的衣服改做成平民穿的衣服。她每天付钱给她们，这些钱足够她们买额外的食物，她还将她的医务室从我们的饭厅移到该楼的两间西北的屋子里，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医务室，她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帮忙。明天我们还要发动妇女除草。
4月6日，星期三又是一个美好春日。紫丁香开花了，还有红的蓓蕾。玉兰也开花了。山楂树正在开花，一丛丛白色的绣线菊和粉红色的李子花可爱至极。飞机继续在我们头顶上空进行特技飞行训练，它们在空中盘旋了好半天。现在，飞往西北的轰炸机似乎少了。
我一个上午，一直到11时30分，都让妇女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后，清点签名时，共有935人，这些人中只有10个人看见过她们的亲人在模范监狱。我们全体职员标出241个陷入绝望境地的人的名字，这些女人拉扯几个孩子和赡养一个依靠她们的老人，而且完全没有收入。在其他的难民所，签名活动也正在进行之中。
现在已经作出决定，在5月31日关闭所有的难民所，它们最终将不得不关闭。
国际救济委员会认为最好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难民所不再接收新难民了。
今天上午，有一些去年秋天曾跑到乡下的难民来找我们，一名带着两个十几岁女儿的妇女说，她的家被烧了，无家可归。
国际救济委员会正在进行救济工作。有200名男人正被雇用去为红字会埋葬那些( 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http://www.xlawen.org/kan/1598/ )
下午大约1时30分。一名日本医生和3名士兵来访。通常我们首先是带他们去几幢住有难民的楼里看看，最后带他们看一幢干净的楼，比如图书馆。我们尽量不让他们参观班级或下午的礼拜活动，以防他们误解，以为我们开办了一所常规学校。
今天下午，我们必须迅速收集寄往上海的信件。我上次的信件是3月12日寄往上海的，3月14日就到了那里。据说到3月25日，我们就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
今天，有许多姑娘从乡下来找我们，她们说，那里的情况仍然令年轻妇女和姑娘们无法忍受。一个14岁和一个16岁的姑娘来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
很显然，城里又重新开始登记了，因为，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挤在自治委员会门外。
玛丽仍然在医院里，想彻底治好感冒。程夫人躺在床上，保持温暖以使伤风痊愈。我难得有如此忙碌的一天，到下午4时30分还没吃午饭。
天气阴冷，黄水仙却傲然开放。
陆利天（音译）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主席）传来了消息，他和其他几位基督徒撤到了安徽巢县，白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轰炸，夜里则在躲避盗匪。好可怜，好可怜的人啊！3月22日，星期二天很冷，阴沉沉的。没有飞机飞过。有报道说，中国的非正规军破坏道路、烧毁桥梁等，这使得日本军队相当恼火。
在请愿书上签名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共有1105人签了名。我立即将它拿给许传音博士，他随即刻不容缓地去呈送给当局，既给中国当局，也给日本当局。同时，他认为让妇女们继续去恳求监狱是一个好主意。组织100来名年长妇女，再让她们去请愿，难道不是一个聪明之举吗？侯医生（他是牙医，是洛杉矶阿尔伯特·琼太太的父亲或哥哥，金陵大学1923年毕业的学士）今天来了。他刚从芜湖来到南京，急着要去看看他的家。也许贝茨陪他一起去。几周前，我有一次路过他家门口，但没进去，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坐在汽车里，是不能把汽车单独停在那儿的。那房子现在被军队占据着。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8）
今天从医院回来时，我看到老百姓（普通平民）搬着昂贵的外国门——那也许是他们从某所好房子里拆来的。除非人们回到自己家里去，否则，他们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的，因为抢劫一直在继续，既有日本兵，也有中国人。
我们听说，今天有500名男人从南京城北被带去为日本军队干活。
3月23日，星期三今天又是晴天，空中有飞机活动。在我离开房间前，那个老裁缝吴的妻子告诉我，她的丈夫昨天夜里被杀害，她说是盗匪干的，但我还没证实。
玛丽今天从医院回来了，为了迎接她，我已经搬回北面的房间，这样她就更自由、更安静了。我们的小起居室里仍烧着炉子。
偶尔我能收到上海来的《新申报》，看来这份杂志有个日本编辑，或者是有个极好的中国傀儡编辑。
上午12时。我学一个小时的中文后，和王先生去艺术楼，发现那里还有许多妇女想在请愿书上签名，我们安排她们下午2时签名。这些妇女大多数是从城北和城东的农村来的，她们说，当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被抓时，如果为他们求情，不仅毫无用处，反而会使她们自己的生命遭受危险。如果没弄错的话，今天来的这些妇女看来比前几天来的更穷。一名妇女说，她和丈夫以种田为主，丈夫已经被抓走了，房子被烧了，只剩她和3个年幼的孩子，她现在害怕回到那个过去的家。
更多的农村姑娘进了难民所。这些人什么时候才不再进来呢？11年前的今夜，北方军队从南京撤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好几百邻近地区的难民妇女和孩子住在体操馆。那个晚上，人们几乎都没睡觉。
中午12时30分。我去汇文中学参加了一个宴会，在南京的大部分外国人也应邀参加，总共3桌，有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蒋先生和他的儿子卢瑟（Luther）举办了这次宴会。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及家庭目前在长沙。侯医生刚从芜湖坐火车赶来，也出席了宴会。他迫切地想回家看看是否留下什么东西。
金陵大学农经系的邵德馨（音译）来拜访，他从和县来到这儿，今天要回去找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多么需要他和周敏啊！特别是我！神学院已经决定这个秋天在南京重新开学，即使只有一小群学生。我希望我们办一所初中，或许还可以办一所高中。
3月24日，星期四今天我的脑海中往事历历在目，我不时地想起1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当时，我们高兴地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消息说，北方军队正在悄悄地撤退，革命军队已经进城了；接着传来了威廉（Willim）博士不幸遇难的悲惨消息和新军强烈的排外情绪，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在附近的山上出现了令人恐惧的黑影；我们撤退到金陵大学里。那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我和约翰·赖斯纳（John Reisner）向外看着这个城市，黑暗中只看见焚烧外国建筑物的火焰。我真想知道，1949年3月24日的南京会是什么样。
上午，不断有上了年纪又非常穷的妇女进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她们听说了这件事，为了儿子她们甘愿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而来。来的人中有3名妇女说，她们已经在模范监狱看见过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妇女说，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去过那里，以辨认每天早上带出去劳动的犯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和这些妇女一起去，然而，我知道我的出现不仅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是个障碍。
大约有150名妇女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许多人在忙着缝制衣物，还有许多人白天回家了。
陈先生仍在着手处理粥厂这一最难解决的难题。假如我们自己能管理的话，就能提供特别的食物，多一些油和蔬菜，这样就可以减少难民所里的疾病。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疹病例，并有许多患者死亡。假使我们有一位好护士，我们就能开放医务室，隔离某些疾病患者了！发往上海的邮件，今天下午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带去了。
农村姑娘连续不断地进来。
福斯特还在试图争取去上海，并争取得到允许他回来的许诺。显然，日本使馆对菲奇先生去美国很不高兴。
今天，吕蓓卡发来的电报报告了好消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获得资助难民款500美元，金陵大学医院获得了1000美元。
3月25日，星期五今天又是大晴天，许多飞机向西和西北方向飞去，一架重型轰炸机早晨6时就飞去了。
今天，有更多的妇女从农村赶到学校来签名。有两名妇女已经在模范监狱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从卡车上下来，其中有个男人求他妻子想办法让他获释。我们该怎么办？许传音博士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说，可能需要两个星期。
洋水仙开花了，金陵大学的花匠今天早上拿了一些水仙花过来，有两大篮，我们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这里的难民。国家公园里的那个可爱的花园一定非常美丽！我真想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罗森博士获准前往一个封锁很严的地区，但我没听说有其他人可以去。
上午11时。有位先生来找我，让我带他去12月26日那场惨剧发生的那个山谷。我们幸运地找到那个山谷附近的一些人，他们很乐意陪我们前往。在那个大池塘边，有96名男人惨遭不幸，在另一个池塘边大约有43具尸体，附近的农舍里大约也有4具尸体。农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兵先将煤油和汽油倒在人们身上，然后点燃，逃跑的人遭到机枪的扫射，有4个人带着伤痛跑到那所房子里躲避，房子就被烧了。当我们站在那个小池塘边，看见一个个像是人头的东西。我们用竹竿和木钩将一具男人的尸体慢慢推到岸边，他穿着平民服。这男人一定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有一个人逃进大学医院，但几天后死于烧伤，我们保留了一些照片。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9）
贝茨先生寄来一封短信说， 他正在争取去上海一周。我和玛丽都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很可能不能获准回来。我们这个外国人的小团体已经减少了4人，虽然又增添了3人，但其中两人在邮局工作，不管难民救济工作。对传播福音来说，现在机会很多，然而，人手不够，精力也有限。希望能有一个假期，以作一些休整，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11年前的这个下午，所有的外国人都被护送出了南京城，登上停在下关的炮艇。6个月后，我们中只有几个人回到南京，不到一年，生活又重新恢复正常了。我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今天来访的齐先生说，他认为，1939年秋天前学校是无法开学的。
3月26日，星期六几乎每天上午，当然总是在那些晴朗的上午，当我们那一小组工人在南画室集中做礼拜和祈祷时，总有重型轰炸机从离我们头顶很远的上空飞过，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们低沉的轰鸣声。我们这个团体现有15人指在南京的外国人。。
我们难民所的总务处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总务处的负责人弗兰西斯·陈，开始重新核对“免费吃饭”人员组和“红标签”人员组。我们的3317名难民现在人手一张标签。许多姑娘给自己的标签绣了边。玛丽坚持认为，校园里那块宽敞的运动场对姑娘们有吸引力，她们喜欢在运动场上挖绿色植物，而不愿回到她们的庭院。我希望我们能为她们组织一些游戏和一些常规锻炼，但那样的话也许会引起外边的注意，而且还有缺教师的问题。现在，我们尽力让爱在运动场挖野菜的年轻姑娘离开那里，以免引起偶尔路过的日本兵的注意。
今天，我从恢复营业的邮局收到第一封一等邮件，这是从柏瑞（Bere）大学发来的一封航空信，信的日期是2月27日，没有受到检查的痕迹。他们说现在市里有7家邮局开业了，不久，我们又会收到包裹邮件了。
大概下午4时以后，我去日本使馆见福田先生，早在2月份，我就交给他700多名被抓走的男性平民的资料，大部分是12月16日被抓走的。他说，他已努力去调查这些男人的有关情况，但没成功。当我告诉他，有许多平民被关在模范监狱，他显得很惊讶，似乎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新鲜。后来，我向他提供了一个男孩的详细资料，他的母亲今天上午来找过我，她说，她已经4次看见儿子了。福田先生接过那份资料后说，他认为他能为此做些什么。我相信他的话，又给他送了一些类似事件的事实资料。我希望他是真诚的。
今晚，12名年龄在9～19岁的青少年来实验学校参加游戏，他们是我们职员的子女。九柱戏、骨牌戏、游览和国际象棋，所有的游戏都让他们玩得很开心。这些日子，点心很简单，只有甜土豆、爆玉米花，偶尔会有上海带来的糖果。那位12岁的小姑娘玲生（音译）也来参加了，她曾被关在城外近一个月。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看起来非常像个男孩子，这使她逃过了一场苦难。这世界总算给了他们一些关爱。这些人中有个18岁的姑娘，是在12月17日那个永远难忘的晚上从我们校园被抓走的。
3月27日，星期天春天真美，但是仍然很冷，我们要继续生火取暖。池塘里的青蛙开始鸣叫。我那两只忠实的看门狗，高贵而又含蓄的莱蒂和漂亮得令人妒嫉的朱力，都热恋上了一只来访问它们的端庄的小母狗。这桩三角恋爱如何收场，只有等着瞧了。
上午，Y·冈中佐来访。他是昨天乘飞机来的，今天下午回去，下周他要返回东京。我真希望有机会让他知道，如果玛丽的小汽车还在的话，对难民的救济工作会起很大的作用。以及如果那些女人的丈夫和儿子能从监狱里被释放，那她们会是多么的感激。我真的希望能和日军中的部分人，真诚地谈谈关于日本正在犯的这个悲剧性错误，但至今没做到。有时我想，过分小心谨慎是不明智的。
我去鼓楼教堂参加10时30分的礼拜活动。有许多的士兵在中山路上走来走去。看见这种场景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怨恨他们的出现。
有近300名妇女和姑娘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她们喜欢唱刚学过的赞美诗，而且唱得很好。下星期她们要学一首复活节赞美诗。我们每天下午的聚会照常举行，然而，参加人数不如过去多，也许大教堂更适合布道。
下午，当我走出校门，来到汉口路和宁海路的拐角时，两个坐黄包车的士兵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叫黄包车夫给他弄一个“花姑娘”（年轻女孩），那个黄包车夫不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当这两个士兵看到我走过来时，连忙打手势，示意黄包车夫往前走。日本兵一定恨我们呆在这个城市！然而，当友好、文雅的士兵来校园参观时，我们很高兴带他们去参观。
斯迈思在英语礼拜中进行了布道，主题是《爱你的敌人》。罗森博士每个星期天都来，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出席。他一定很孤独，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他非常有规律地去国家公园限定的地区散步。
3月28日，星期一春天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这种好心情被那些轰炸机和许多在进行训练的飞机的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破坏了。李子树开花了，早绣线菊也开了。
上午来了两名妇女，她们在模范监狱见到了她们的丈夫。她们已经能给她们的男人送食物和衣服。蒋师傅去模范监狱看他的儿子是否在那里。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人，是在12月16日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被抓走的。我将3名男子的外貌特征资料送给了福田。我多么希望他能真的努力，使那些平民获释！下午5时。我去学校西面虎踞关一带散步。玛格丽特·汤姆森（Mrgret Thomson）前任厨师的母亲，依然守着她那小小的家，直到现在，她还是担惊受怕，希望我进去看看被破坏的情况。她花了大约10分钟才拔掉门闩，打开门锁。里面是一片令人同情的景象，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许多家具已被当做柴火烧了。大概是12月中旬，当她那年老的丈夫说他没钱时，就被日本兵拖出屋子枪毙了。我问道：“菜农在种春季的蔬菜吗？”她回答说，原安全区附近的那些菜农开始种了，但较远的菜农没种，因为，清凉山上的士兵们如果看见男人在田里，马上就会下来，还要菜农把蔬菜都挖给他们，否则就交钱给他们。他们仍然来要姑娘，但不如以前频繁了。现在，南京城里根本没有法制，有的只是偷盗和屠杀。回校时，我顺便取下几面安全区的旗帜留作纪念。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0）
我把本周想写的关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列了个提纲。由于不断地被打扰，所以我现在无法在办公室里工作。
你们中曾来金大礼堂做过礼拜的人，现在见了这个地方一定会大吃一惊，南面一半堆着成麻袋的麦子，足有看台那么高；北面一大半堆着成麻袋的大米和面粉。门廊里有两台机器忙着碾麦子，以便日后供给粥厂或出售给难民。这些麦子是里格斯和索恩用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为难民“偷”来的。
3月29日，星期二上午，飞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空的飞机一批就多达10架，都是朝西北飞去的。贝茨今天收到了3月28日的《字林西报》，这太好了。
新政府好像是昨天举行就职典礼的，它原本于3月15日就应该成立了。
尽管人们一直在议论唐绍仪将出任这一职务，一位叫梁鸿志的先生担任名义上的首脑。
新政府和北京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些人说，南京政府受北京政府的控制，另一些人说，南京政府控制北京政府，还有一些人说，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如果通过不合作来阻止日本的企图，那该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我们听说，所有政府成员都回上海去了。
我今天去看金陵大学的难民工作。他们现在有九百多名学生在学习，上课的老师大多是难民。除了宗教课外，他们还要上英语课和日语课。陈嵘博士除了干其他的工作外，还要组织上述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们那里的女难民现在住在校园北边的3幢房子里，大约有二千人。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接收了500人，几乎全是从农村来的。今天，他们又允许50人进来，这说明离和平还很远。在台阶上，我看见一名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4个小孩，早在去年12月，当他们下关的房子被烧掉时，他们就去了江北，回来的路上被盗匪抢劫一空。
我们现在通过火车、汽车和日本轮船与上海联系。六百多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已抵达南京，他们大多是来经商的。然而，美国人要进城还是不可能，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行，日本人的理由是南京还不安全。盖尔先生已获准从芜湖来南京。贝茨和福斯特先生正在努力争取前往上海办事，但还没有获得准许，这看起来的确有些歧视。我不知道南京城里有多少家日本商店开张，但绝对不止几家。
早绣线菊正在怒放，野月桂树也开着花。两种水仙花刚刚开花。实验学校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垂柳不高不矮，优雅得体，一些翠鸟在长长的相互缠绕的柳枝间飞镖似的穿来穿去，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有16人参加了今天早晨的晨祷仪式，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5人参加。
3月30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中国朋友们看起来瘦了，因为他们脱掉了几层夹衣。飞机活动仍很猖狂。
程夫人已经安排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制作去年秋天为伤兵做的衣服，这是帮助我们这个难民所里最穷的妇女脱离贫困的一个办法。一两天后，我们还要让一些最穷的妇女去除草坪和运动场上的杂草。我有些担心难民们来申请干活，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上课和下午的聚会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参加者已不如4周前多，因为，现在有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家。
下午2时。我和李先生去南门附近的“寡妇之家”。广州路以南的上海路和整条莫愁路挤满了人，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把他们的商品摆放在桌上、长凳上和地上，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似乎买卖是惟一的谋生方式。这些日子在南京，商品只是换换主人，根本没有生产。
“寡妇之家”位于南门东面。我们转进剪刀巷不久，遇上了胡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了大约20天的难民。他坚持要我们去他家喝杯茶，我们说，如果他们不大肆张罗来招待我们，我们就去。但是，他和他那贤慧的妻子还是用花生、西瓜子和精心烹制的可口的糖藕来招待了我们。他那一排3间小屋没被烧掉，然而，同它们连在一起的主屋全都被烧了。
当他带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天花板上的纸已被烤焦而差点被烧掉的屋子时，他说，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供奉的神像——观音菩萨保佑了他。确实，这一对老夫妻至今一直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子、孙子和3个曾孙，一个都没有受到伤害。老人不和儿子同住，因为，他们的儿子喜欢吃肉，他和他的妻子吃斋。他们还给我讲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菜农家庭的事，这个家庭有18口人，死了16口人。还有其他几个故事，都太凄惨了，在此不再详述。毫不奇怪，他们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
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值得一记。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呆在南京城里的人的态度实在是大不一样。很难想到自己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去城南的路途，总是让我伤悲，到处都是毁坏和残骸。在许多地方，先前很繁荣的商店被毁坏后，正在建小店。
3月31日，星期四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麻烦不断，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令人厌恶的是人人都想得到好处，却让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挨饿。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我们希望明天会好一些。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1）
下午，许传音博士来说，我们那3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他要我们去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4天，艰难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了。
但是，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妇女的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3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我们以我们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一封担保信，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并叫她们明天早上来听好消息。
下午5时～6时。我和两名花匠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山上挖一些野灌木和花。这个春天特别美，因为，去年秋天这些山上的树和花未被完全破坏，我找到一些美丽的月桂树和白头翁。我希望去明孝陵看看梅花和桃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那里。
王保林的第十个兄弟今天下午来访。去年深秋，他们家14口人撤到安徽，一直住在三河镇，那里离合肥不远。他特地来察看他兄弟的财产。他有两幢房子遭到抢劫后被彻底烧毁，第三幢房子是小小的中国式的平房，所有的门窗已被老百姓拆光了。在这最后一幢房子里，他们精心挖了一个很隐蔽的洞｜穴，用水泥封顶，里面存放了120个箱子。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所有的箱子都被抢走了。这个可怜的人看起来又瘦又疲惫，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他的兄弟失去了终生辛苦工作的积蓄。
王保林病了，当然是焦虑和担心导致的，这一损失更加使他难以接受。
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1）
4月1日，星期五这是一个美好的春日，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没几架飞机活动。早开的绣线菊现在开始谢了。朴师傅仍然移栽树和灌木，在种植完各类灌木之后，我们又要修缮科学楼的屋顶。
可怜的F·陈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红十字会粥厂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不愿意降低他的利润，于是，F·陈不得不和他反复交涉。假使粥厂完全由我们掌管，那么，国际救济委员会投入多少，我们就能给难民们多少。
从上海寄来的包裹到了，但没有信。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两周前我给在上海的同仁寄去的两大箱书被退回来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不清楚。我深深知道，我们在上海的全体教师都在盼望着这些书。
许传音博士今天上午来到我们学校，他告诉我们，如果要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我们还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我和王先生立刻准备了一份资料，并想将它油印出来。为了得到这份资料，我们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4个孩子及两名工友，要花三四天的辛勤劳动。如果那些男人最终被释放了，即使只有10人被释放，哪怕只有1人被释放，那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开展救济工作也很有帮助。
贝茨和福斯特打算星期天去上海，现在离复活节这么近，福斯特并不是很想去那里，而是觉得既然得到了批准，他最好还是去。
午饭后，程夫人、玛丽和我去了南山公寓，清理起居室。我还向沈师傅说明，我们希望他为明天中午的宴会做好准备，我们总共有20人参加。
今天早晨我5时30分起床，写报告，我想赶在明晚能将这份报告捎到上海。吕蓓卡的信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捎去一些消息。我能写信的惟一办法是呆在实验学校，即使这样，我也不能避开打扰。
4月2日，星期六4月的阵雨下起来了，但是，飞机活动仍持续不断。
上午9时。我开始为第二份请愿书征集签名，这一天有214名妇女签了名。这些妇女为了她们的丈夫不辞辛劳，尽管她们知道他们的归来是很难确定的，然而，她们仍然不懈地努力。在两个工人和程夫人孙子的帮助下，王先生正在为请愿书收集资料和让签名的妇女按手印；孙先生、夏先生、一个工人和3个男孩在填调查表。这次的签名比第一份请愿书上的整齐。
今天上午，我终于写完了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我期望通过英国军舰“蜜蜂号”送到上海去。
下午1时。程夫人、玛丽、布兰奇和我用简单的中国餐款待了16位外国男士。客人有： 罗森、索恩、特里默、米尔斯、贝茨、马吉、麦卡伦、鲍尔、科拉、邓拉普（Dunlp）、斯迈思、福斯特、里格斯、布雷迪。我们原希望他们下午至少能呆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一吃完饭就必须回去工作了。
罗森博士报告说，国家公园那里还有许多未被埋葬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他希望能有一批中国人志愿去埋葬他们。我的心为双方的士兵感到痛楚，尤其是为中国士兵。今天有报告说，仅红字会自1月23日至3月19日，就埋葬了32104具尸体，估计其中有1/3是平民。如果中国政府不是让他们尽力保卫南京，而是让他们撤过扬子江，那该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形了！在我们为工人及其孩子们举行例行的周六晚会上，有24人参加。我们不再认为晚上一开灯就得拉上厚厚的窗帘，我们又能平静地上床睡觉了，而且能确信夜里一切都会很好。而在去年12月，我们总在想这样的日子是否还会再来。
4月3日，星期天早晨在下雨，我没去教堂，而是花了一上午准备要发往上海的信。午饭后，我立刻带上这些信去大使馆，他们说，打算将我两周前寄往上海、而后被谁于上周五错带回来的那些书再送往上海。下午2时～3时，我将那些书重新装进两只干净的箱子，标上“书”的字样，并加上下划线表明它的重要性。
约有250名妇女参加了下午的礼拜活动。王小姐领唱，约翰·马吉布道。我真希望自己生在中国，或者是在过去25年里已学会和掌握了中文，这样我就可以讲中国话了。
米尔斯主持了今天的英语礼拜活动，莫兰德先生和罗森博士都参加了。我没看见贝茨和福斯特，他们终于出发去上海了。他们的妻子看见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一切都很平静，今天没看见一个士兵，很显然，现在形势没那么紧张了。但当我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实验学校宿舍，叫她们不要出声时，王小姐和薛小姐被吓得脸色有些苍白。但她们发现只有我的时候，都大笑不已。
现在在街上，也就是在原先的安全区内，妇女们四处走动更自由了。
4月4日，星期一真是个美好的春日，只是又被朝西飞行的重型轰炸机和另一些进行训练的飞机声破坏了。李先生今天去了下关附近，他说，看见了许多满载士兵的坦克和军用卡车。
李汉德夫人和她的4个孩子已经随李博士回来了，在湖州附近的乡下寄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很高兴返回家，她说进城并不难。他们的家已被洗劫一空了。
昨天，美国大使馆转来许多上海寄给我的信件，今晚我借着烛光才读完。
今天上午，在我们全体晨祷后的教师会议上，我们打算结束为期六周的“主的生活”计划。我将告诉你们各项活动的具体细节。复活节后我们将有一周假期，然后开始另一个到5月底结束的计划。大家对这项工作都很热心，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说，所有的难民所要在5月31日关闭。但愿到那时条件会允许它们关闭。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在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的3个小时内她遭到了3个士兵的强Jian。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Jian。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
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2）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到今晚5时，我和王先生数了一下名字，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的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惟一支柱被带走了。今天，有些农村妇女来签名了，明天也会有人来，也许后天还会有人来。这种消息传得真快啊！下午5时～6时。我和花匠们一起在伊娃的小平房周围补栽了一些树木。我希望我们还有一个月可以移栽树木，但已经迟了。
丁香今天开花了。傍晚蛙鸣阵阵，像在举行一场欢快的音乐会。城外明孝陵的樱桃花现在一定盛开了。
4月5日，星期二今天又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我们的破铁蒺网栅栏和破竹门里的世界，可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班上的成年人的确从学习中得到许多欢乐！我教的班非常有趣，班里大都是结了婚的女人，年龄约在22～30岁。下课后仍有一些人在此逗留，相互交谈，不愿离去。其中有一个人说，虽然这几个月来充满了悲伤，但是，当她必须离开校园时还是觉得很难过。
下午1时。我和玛丽去罗森博士家吃午餐，其他客人有里奇先生、莫兰德先生、麦卡伦和里格斯先生。里奇先生报告说，芜湖邮局本周开业了，镇江、浦镇、苏州和其他的邮局不久就会效仿。他4月底要离开了，看来他真的很高兴。我想，可能因为他累了。男人们普遍反对让女人们回来。我没有在战争来临之前撤离南京，绝对是个明智的决策。要是我乘坐“帕奈号”离开了南京，现在该怎么办呢？下午2时～4时。我帮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在请愿书上签名，其实并不真的需要我，因为这项工作组织得这么好。到今天结束时，有九百多个签名。要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4时30分～7时15分。“国际红十字会”在平仓巷3号聚会。我实在不应该用这个名字称呼它，因为这个组织从未申请加入“中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是在面临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成立的，即拯救受伤的士兵、军医和护士的生命；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那项工作，现在正面临着未来的工作。在今天的会议上，委员们赋予它一项新的符合其性质的工作，即为伤兵提供他们需要的假肢，并给他们一点救济金，他们可以带着这点钱离开，开始新生活。真是令人痛心的战争恶果！每天都有新的难民从农村来到学校，陆淑英的弟弟今天来到校园。
程夫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真是棒极了，非常了不起地应付了各种情况。她组织了大约100名最穷的妇女，正在将原先为伤兵做的衣服改做成平民穿的衣服。她每天付钱给她们，这些钱足够她们买额外的食物，她还将她的医务室从我们的饭厅移到该楼的两间西北的屋子里，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医务室，她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帮忙。明天我们还要发动妇女除草。
4月6日，星期三又是一个美好春日。紫丁香开花了，还有红的蓓蕾。玉兰也开花了。山楂树正在开花，一丛丛白色的绣线菊和粉红色的李子花可爱至极。飞机继续在我们头顶上空进行特技飞行训练，它们在空中盘旋了好半天。现在，飞往西北的轰炸机似乎少了。
我一个上午，一直到11时30分，都让妇女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后，清点签名时，共有935人，这些人中只有10个人看见过她们的亲人在模范监狱。我们全体职员标出241个陷入绝望境地的人的名字，这些女人拉扯几个孩子和赡养一个依靠她们的老人，而且完全没有收入。在其他的难民所，签名活动也正在进行之中。
现在已经作出决定，在5月31日关闭所有的难民所，它们最终将不得不关闭。
国际救济委员会认为最好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难民所不再接收新难民了。
今天上午，有一些去年秋天曾跑到乡下的难民来找我们，一名带着两个十几岁女儿的妇女说，她的家被烧了，无家可归。
国际救济委员会正在进行救济工作。有200名男人正被雇用去为红字会埋葬那些( 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http://www.xlawen.org/kan/1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