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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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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他的名气大得令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 012/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 019/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 025/“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 034/那几年他的内心也正处在选择当中 040/他对爱情，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044/上海——深圳——北京 他的三城市 054/八十年代，信中的余秋雨 064/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 074/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 083/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 098/成功到来之前的许多环节 102/我猜他喜欢奇异、缥缈甚至幻象的体验与刺激 108/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 114/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 130/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 136/“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144/遭遇“余秋雨现象” 151/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 159/1999年，边看边写 165/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 172/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183/旅行，家人，亲情 197/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205/与“╳ ╳”共舞 219/有人敲门 244/我能听到 269/我的老师余秋雨 王 超 274/跟老师聊天 毕大松 276/中国知识界的方向 厉震林 278/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 华 之 289/静水流深 ——秋雨先生郴州讲学侧记 陈 岳 295/寻找传说与现实中的场景 刘胜佳 300/遭遇疑问之后 刘 远 303/秋雨老师，您好吗 雷 兵 308/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 宋继高 323/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 侯 宏 329/十二年后见先生 曾少祥 332/后记＆nbsp＆nbsp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1）
刚刚分手告别完，一起出电梯的男人马上凑过来，问：刚才那位先生是不是姓余？ 我说是。 余秋雨？ 是。 他现出一脸的表情，重新往早已关闭的电梯那儿看。我偷笑。我想这会成为他今天的一件大事，他会对周围的人说，他今天看见了余秋雨。 许多人通过文字认识余秋雨，也有人通过电视、报纸这样的媒体记住余秋雨的相貌。还是距离，让他们对日常的余秋雨怀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猜测。 我的表弟问我：余秋雨是你导师？人家可是文化大家！——言下之意，你是谁？ 中学时代就疯读余秋雨散文的小齐，几次回避和我一道去见余秋雨，他说你的导师名气太大，我更喜欢和他在文字中交流。 单位的同事笑我：看看你老师什么样儿？你什么样儿？人家早把你这个学生的名字都忘了吧？ 朋友的女儿，脆生生的小中学生，挤在排队等候签名的人堆里，大喊：余先生，您认识马小娟吗？余老师说：认识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那女儿就足足地幸福和自豪了许多天。 有人想不通，说你怎么就撞上余秋雨做你导师？你运气够好的。 这种时候，我只笑笑。多数时候我喜欢别人以为我狗屁。没有关系的。 一个是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一个是风一样飘过成不了型儿的游逛女，所谓名师出高徒，在我这儿没有应验。 许多自信，却恰好来自余秋雨老师。我一直喜欢听他夸我的那些话。 我的朋友少之又少，读他书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在心里，我是学生，他是老师，我们又是很好的朋友，互相关注，私下也互相吹捧，谈不上学术体系上的所谓师徒传承，只是气场相投，总有话题可聊。在离开上海戏剧学院的的十几年里，我们通信，通电话。我们见面，喝酒，饮茶，聊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活跃于不一样的领域，我们总能兴致勃勃，谈论一切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人。 他总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说法，就像他总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行动。我受到他的影响。我从他那里学到主要的。 我喜欢对他说：“我们是一伙的。” 十几年里，我们一边成为互为欣赏的朋友，一边成为世俗眼里毫不相干的两类人。他以他的思索和才华，感觉与写作，越来越被无数的人记住和接纳，他成为无数人眼里的大家。 他的名气大得令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 有一天我读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她数叨她与杜拉斯之间的友情： “这种奇怪的地形绝妙地象征着我们在这友谊中的地位。她无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欢仰视她，她也喜欢我仰视她。我并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伤害。” “在大约三十多年里，玛格丽特不断使我眼花缭乱。” “她教我主要的东西，她只教我观察。” “在鼓足勇气叙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好像数数有多少暗礁似的，重读了她所有的书。接着，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真诚的力量。” 我就想，这是一种彻底和真诚的认同了，芒索定是从她们的友谊中获得过太多，太满，她也定是从杜拉斯那里学到了许多许多，所以才从不躲闪她与杜拉斯曾有过的深厚友谊，更不在乎别人是否以为她是靠了杜拉斯才成为作家的。 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通常选择回避自己与余老师的师生关系？因为他名气太大，而我微不足道？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否定我一直以来存在的状态与生活的方式？可是难道我真这么在乎外人的评判吗？ 通常我的内心是骄傲的，从不需要社会的认同与许可。不反社会，却坚持远离；习惯独来独往，总是自由的。 但是一个靠写字行文为生的人，不是要靠作品来证明自己吗？ 很早的时候余秋雨就对我们几个研究生说：你们已经研究生二年级，要写文章，要有创造意识，要把自己的信息量发射出去，要让人看得见你！ 但是我们懒得很，我们全都淹没在他的身后。 那时的上海，是这样一座城市，总是从从容容、不事张扬，从来不刻意提倡什么，也不会有石破天惊的口号当街喧哗。一切旧有的、新来的，仿佛都是天经地义、生来就有，不必大惊小怪，也勿需任何诠释和过渡，自自然然地，就成为城市生活的本来。 一场高水准的欧洲乐团的交响乐演出，无声无息地，就会招来剧场外众多等票的市民。一次难得的芭蕾舞演出，无需任何宣传与炒作，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满满当当的观众。他们平平静静地来了，又平平静静地走了，仿佛这本来就该是属于他们的传统生活，或者生活习惯。印象中上海就是这样一座不会惊慌的城市，除了崇洋，中国任何其它地方其他人都惊扰不到她。她像一位见多了男人的大美人儿，冷傲、淡漠得不动声色，以至看不到激|情、欲望，惟有安之若素的泰然，和“本来如此”的平静。她的由来已久的城市生活传统，普通市民所掌握的最基本的现代公共生活的细节与要领，让这个国家任何其它地区的富裕或是喧嚣都显出一股暴发或无知的浮躁。上海的大气氛是迷人的，极度生活化，每一个最初进入她的青年人，总是无端地就把自己放低，不知不觉屈服于她的国际化准则之下，心甘情愿接受她的熏染，迎合她的标准，慢慢地整个人就发生了改变。所谓润物细无声。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2）
就像一扇转动的玻璃门，进去时你还是个傻里傻气、“乡气（相对于‘洋气’，上海人用得同样多的另一个词）十足”的“外地人”，出来时，你好似换了个人，完全像那位《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黑大兵，无论如何都不肯再穿脚上的那双补丁袜子。倒不是什么忘本变修，而是终于搞明白穿黑皮鞋是不可以配白袜子的。就像喝咖啡不能搅动那把小勺儿，脖子上挂了金链子就不必再添一圈水晶珠子，你开始学习现代公共生活里最基本的条条框框。 许多的改变终生受益，琐碎、不值一提，但却必不可少，大上海让你在这里得到一张从容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门票，你渐渐掌握了人类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必须要服从的约定俗成，不至于被逐出某一条底线。这些，会构成你日后周转于社会与人群中获取自信与成功的必要基石。 但是这个城市又因此而太沉稳、太骄傲，以至让人疏于作更大的改变与创造。叛逆是可以的，但叛逆的前提是曾经领略过那些被摈弃的，如果从未曾领略，从未曾到达，一眼就能看得出，那叛逆是如此无知。 大上海真是一个大染缸，她让我们只来得及接受她的熏染，掌握她的要领。她把文明的琐屑一点一点灌输给我们，消解了我们身上另一股冲动与挣脱的原始本能。这个阴柔的、高度女性化的城市，还真有点以柔克刚的软功夫，把我们改造得举止得体，荣辱不惊。我们浸润在这样的城市气氛里，失去了一部分血气。我们的思想也开始像身体外观一样，被束约在一架文明人得体的华车上，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战车。 无论如何，对于缺少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人们，上海只能是一个阶段，一个过渡，不可长久地沉溺。她太过“大气”，“高高在上”，让我们忘了还有进取、创造一说。 只有那个坐在对面的我们的导师余秋雨，他的语气和态势，并不像一个一般的上海人。他总是在用一些十分“男性化”的词和句子煽动我们，好像要用它们作鞭子抽赶我们快点上路，快点撒开蹄子跑起来。 现在想，离开我们，他会在书房里再把那样的话对自己说上好几遍。那时他已无意一生湮埋在书斋中，他在戏剧专业里已独领风骚，功成名就，但它们不足以展现和承当他所有的才华与思考，他正在寻找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方式。他正把自己的犹豫和不太确定的选择，坦诚地传输给他的研究生们。 他从不赞成我们“仅仅是谦恭地吸纳、勤快地抄录、广泛地翻阅”，在他眼里，那“并不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学习态势”。他总在鼓动我们去“创造”—— “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在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文化信息日益密集的今天，写几篇论文，甚至出几本专著，都远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亦即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向社会提供确实属于自身创造的财富。” “我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贮备，不是自炫的装饰，而只是投入创造的资本。” “一个大学本科的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学习过程的顺向延续，而应该准备经历一个心态上的重大转移。社会既然已经郑重地赋予你以文化创造者的使命，那么，不要胆怯，不要畏难，赶快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创造者。” “当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创造，你会感到，人类的活力、文化的光华，正在向你汇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获得了高扬。” 那些充满激|情、饱含一种迫不及待的行动态势的话语，曾经是那三年里他不断地、反复地向我们渲染和灌输的。 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国的起始。 我们曾经经由他的身旁。我们被导引，并得到暗示。但毫无知觉。 十几年之后，他远远地扔下了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总说他不带我们玩儿了。 年少时，看多了毫无才气却削尖了脑袋要出人头地的人，那样的委琐和轻卑。 从来就不屑与那样的人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无为而为的姿态。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没有以数量堆积的“东西”摆在那儿，有才与无才，其实不过换个说法而已。 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自己的信息量发送到哪儿去。纵有万丈创造的豪情，终是流于鸡零狗碎，与一名文化创造者相去甚远。 总是从别人的惊讶里，读出疑问，有时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个好的学生，不是他们认为的余秋雨的学生的样子。 于是傲慢占据我，我会在陌生人面前假装不认识余秋雨，和余秋雨没有任何联系。 芒索的真诚与坦荡，开始让我羞愧。我也开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诚的力量和勇气。 做余秋雨的学生是我的幸运，十几年来成为可以谈话和关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骄傲，别的那些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知道有无数的年轻人喜欢他，追崇他。 我还知道一些人不喜欢他，误解他。 更知道少数人在嫉恨他，中伤他。 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在交流，除了读他的文章，我更直接从他那里学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读者离他更近，这是真实的存在。回避不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3）
一切仰慕和误读，都让我有描述一个更真实的余秋雨的冲动和决心。 有一天，我说，我在外面读到和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文字，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你，不熟悉你，无论维护还是不赞同，都没说到点上，还有好些男人间的勾心斗角，讨厌死了。我来写一本书好不好，写我眼里的余秋雨，一个《文化苦旅》之外的余秋雨，一个日常生活里的余秋雨。 人们需要和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余秋雨，年轻的读者将会从我们师生的往来与友谊当中，感受到一个可亲的率直的余秋雨。 结果几年都过去了，我的书还没有写出来。 我总在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其实写的冲动一直都在。就像所有关于他的热点，从不休止。好些情形，好些句子，自己会跑出来。感觉无时不在。甚至不需要准备。 但有件事情一直没法跟自己讲清楚。 书写一位影响过自己成长走向的名流，会不会有哗众取宠、媚俗讨巧之嫌？我讨厌这样。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蒙上那些模糊和不纯净的投影。 直到重读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1）
成为余秋雨的学生，肯定不是我撞上的。 多亏那次失意。人在穷途末路之时就想要远走他乡，17年前我决定离开南京大学的教职岗位时，像不少人那样，选择了报考研究生。这是一条轻松得多的捷径：不需要走关系，不需要办调动，不需要去求人，只需参加考试。 我站在南大图书馆书架前，不停地自问：我考什么？我考什么呢？ 这有点可笑。读了四年大学中文，一直没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搞”什么。这在治学严谨的南大，是不可原谅的。个别老师和同学认定我有点才华，但没有人认为我是个好学生。毕业时我被模模糊糊分来分去，最后定在写作教研室，给学生讲写作课，可我却躲在心里反抗：写作是教出来的吗！我大概也不是个好教师。 那是选择的开始，太过学究和专一的研究领域，会要我的命，我一直都在拒绝。一辈子躲在书房里专攻一段或一人的生涯，淹没在别人的生命与世界里，定会叫我了无生趣。我开始往四处发信，骚扰我的一些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一个劲地打听：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泛学科的、不那么确定研究方向的“专业”？也许正好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一时“想不开”，愿意招三两个我这样的人做研究生？ 想要的回答真的来了！那是一封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我第一次知道了余秋雨的名字，并且一下就从来信里感受到，这个余教授可能还挺欣赏我的。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科目别具一格，以余秋雨教授为主的导师组联合招收“戏剧学”研究生，除了余先生的艺术、戏剧美学，导师组里还包括戏曲学教授、欧美戏剧研究教授、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教授、戏剧表演学教授、舞台美术学教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学、研究领域独当一面的精英，所以要联合招生，本意也正在于不急着框死学生的研究方向，想要培养几位全方位的戏剧通才。 这样的方式，光是听上去就叫我喜不自禁。 上大学时我是中文系戏剧社的骨干分子（每次排演《雷雨》，扮四凤说“已经四个月”时，会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系里的所有戏剧课程我都选修过，曾历任各戏剧科目科代表是我四年大学生涯惟一的“官衔”。喜欢倒是真喜欢戏剧，但要把这样的爱好缩小至某一段戏剧史或某一位剧作家的定向研究，从来没主动想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意思，既能满足我对戏剧的热爱，又不至于一头扎进某一只牛角尖一辈子出不来，我喜欢。拜拜了南京，我要去上海。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诉我，这是余秋雨的思路，这在上戏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首创。 余秋雨的名字，正是伴随着“独特、开放、宽容、自由”这些我爱用的词进入印象当中的。当然，最重要的，余秋雨的方式，也仿佛与自己蒙眬中想要的方式暗合，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就让我有了亲切和认同感。 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读余秋雨的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等，一下又掉了进去，简直相见恨晚。 对于一个不习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看字读书的年轻人，余秋雨学术专著里那种大开的、放射状的思路提供与线索展示，让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停住。仿佛跟着他在跑步，拐过一道弯，眼前豁然会出现数道门，每道门里的情形，又都是我急于要获知的。我一边跟着跑，一边会涌出许多的想法，一些是突然想到的，一些是早已沉淀在某一角落的，只是突然因这阵风的掠过，飞扬升腾。那些书，应该是我那时为止读到的最过瘾的学术著作，是我四年拉拉杂杂东翻西看大学学习的最终总结与升华。很难描述那种感觉，总是惊喜，甚至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南大的教育是十分严谨和素有传统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展了几十年近百年。我天性散漫，很多时候觉得自己融不太进去，或是不入流，成不了最好最优秀的学生。总是不太高兴上系里安排的课程，只热衷于四处听讲座，南大校园里的听不够，还跑去南师、南艺听，一些讲座能一下把我的眼界打开，新奇与新鲜的风迎面而来，让我莫名兴奋，还无比充实。当时读余秋雨的书，就仿佛听一个接一个的讲座，不再被日间的课程打断，很过瘾，并且心里慢慢地还会升腾起隐隐的牛气，觉得自己四年大学学习也似乎并不那么一无所获，至少让自己具备了领略新思维、新思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领略过程当中为约捍吹奈薇瓤炖帧Ｍ茄踔鳎也唤隽炻粤擞嘞壬攀降乃嘉苟脸隽寺礴大气的文笔，对成为余秋雨的学生更多了神往和信心。 许多年后，有记者问余秋雨，为什么要拒绝国内许多出版社关于重新出版他早年的大批学术论著、大量单篇论文的建议。 余秋雨回答说：对这些学术著作，我还是“敝帚自珍”。在文革灾难年月，我们这一代人目睹我国文化教育领域一片荒凉，便把思想解放运动、自我学习运动结合起来，开始了新时期各个领域思维文本的重建。在几乎没有现代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是在极“左”思潮的围窥中边自己翻译资料，边自己写作这些书的。我的那几本，虽然因单位所在，冠名“戏剧”，其实论述的都是我们失落多年的整体现代文明。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当时我只是为了从正面来论述尼采和叔本华，不知和责任编辑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但是那个年月又充满了一种群体兴奋，我们知道每一位没见过面的战友，也熟知那些一有机会就会用棍子和帽子来阻吓我们的人物的名字；更让人激动的是思想解放的步伐一日千里，我们那些备受质疑的著作快速获得肯定并一一填补了教材的空缺。例如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不仅当时获奖，而且在作为教材使用十年后又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每次获奖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学术界同道的大量贺信，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胜利。因此，现在看这些旧著，仍能回想起那风起云涌的不平岁月，只不过我在同一学术辈份中最为年轻，当年的战友们有的辞世有的老迈有的远行，留下我深感寂寞。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2）
他还说，我怕喜欢我散文的广大读者产生迷惑，也去购买这些学术著作。如果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有些出版社可能正有这个意图，我不能掺和进去。学术著作再好，也不适合一般阅读，更何况我这些年系统考察了人类几大发明，对于学术著作中的不少论述已经积累了大量补充和修改的材料。 那是当然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是从读余秋雨的散文开始认识余秋雨的，而我这个糊里糊涂的学生，早在他们十几年前，就已经被学术著作里的余秋雨吸引。从最初的研读余秋雨学术专著，到后来一直读他的散文，我应该是自始至终的铁杆读者。 20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21世纪，学界与社会的各种思潮变化太大，就是余秋雨也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有时，身边的熟人，朋友，还会在我面前纠缠他昔日的作品或观念。作为学生，同时又是一位亲近的读者，我最能感受到的，总是每一个“现阶段”的余秋雨。 我说我喜欢你的《千年一叹》，我更喜欢你的《行者无疆》，它们总是越来越松弛、自然，越来越开阔和超越本土，今天我为是《文化苦旅》更好还是《行者无疆》更好，跟人理论了半天。 他说是吗，你喜欢《行者无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他对自己的创作有他清醒的看法，我们能够客观地总结它们。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是一致的。我们平等地谈论他每一阶段的创作，我喜欢毫不顾忌，想到什么说什么。 因为相对年轻，对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动于衷，感情甚微，多些时候还抱有恶感，所以在余老师面前喜欢说些年少轻狂的话，包括对他早先作品里那些太过投入的中式文人情怀。他从未不悦，有时还特别地欢喜特别地开怀。这是我一贯喜欢在他面前说实话的前提。 有作家朋友在我面前谈论余老师的散文，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表现平和，并不强求，总说这很自然，大家都是写字的，各有各的路数，也各有自己的读者，一切顺其自然才好。我说我只知道余秋雨从不指责别人的写作，我做他学生时他都反对我们写“商榷”文章。 其实也是，说是“商榷”，不就是要求人家同意你吗？我说我一听“商榷”这个词，就闻见一股酸臭、迂腐味儿。它总像是挂了一张和和气气的脸，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各项礼数不厌其烦，骨子里却摽足了劲要叫你服他。十二分地狭隘。上大学时我的一位“才子”同学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原作有近万字吧，上下五千年地引经据典，目的只在与某人和某些人“商榷一下”，被删得只剩了二百来字，放在一个什么“求疵”栏目里，弄得我每次见他都问“最近又写了什么求屁文章？” 我说余秋雨这人挺大气宽容的，包容性很强，挺现代的，不过你们都有点老土，有点小农民。 对个别零碎而尖刻的谈论，余秋雨的反应克制，冷静，话说得在我看来很高贵，极有水准，并且我认为有广泛意义。 他说：“一个作家在批评别的作家的时候一定要自我约束，因为作为作家的你，必然是个性化的，排他的，不与别人混同的，避免与别人共用一个艺术尺度的，不会借用别人眼光也不会在乎别人眼光的。这种特点使你与别的作家各自独立，你偶尔有可能谈谈一、二个与你生命结构有粘连的别的作家，如果随意地把某种跨结构的阅读陌生感发表于报刊，结果只能给自己过不去。” 后来《行者无疆》出了珍藏版，精美别致，里面还有一张黑底白字的名片，上面是余老师手书的杜甫诗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足见其取向。 余老师送我一本签过名的，我很珍惜。我把它们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书放在一起，自以为比别人更深谙这些书中的历程和岁月。 十几年里，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其实都在找寻和确立自己。顽固不化和拒绝时代，是可耻的。而轻易否定和丢弃过往，不仅不科学，而且不真诚。 私下，总是无比庆幸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读到了余秋雨，领略了余秋雨。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未来的三年，十几年，我会是一个幸运的学生，亲近的追随者。 以后，也一直会是努力的模仿者。
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1）
出租车穿越华山路。 梧桐树叶，衡山宾馆，甚至丁香花园，但就是没能晃见上海戏剧学院那块招牌。 因为多出来一条高架桥，我把上戏彻底给丢了，连带那家溢香的法式面包房。 余秋雨说，马小娟你应该回上海看看，上海的变化很大。 可我总是途经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现在，也情愿坐在浦东巨高的国茂大厦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发呆，隔着条黄浦江，远看上海。懒得下去。 那底下的世界精彩是精彩，繁华也是繁华，感受得到，但不必亲临。我喜欢这样子。 旁边有个摄制组在工作，应该是在介绍新浦东。摄像和主持人在忙，镜头频频扫向林立高楼，那是新浦东的天际线。其余人则和我一样，在露天平台消受。我听说，这座中国最高、世界第三的国茂大厦在峻工后，决定请一对上海夫妇在总统套房“首住”。请哪一对呢？太老的不足以体现这座建筑的现代感，太年轻的又怕承担不了它的重量，选来选去，选了余秋雨夫妇。上海，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 在北京见到余老师，我说我喜欢国茂大厦的现代感，电梯像飞一样，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静静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雾里看花。 我还说，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上海的气息，北京替代不了。 上海在我心里，总是欣赏却下不了决心去亲近，迷恋她的文明与国际化，但对自己成为一个上海人毫无信心。 上海总是在下雨，背景模糊。 1989年，夏天。我打着伞，赤裸双脚，糊里糊涂走进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门。 “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您当我的答辩老师。谢谢。” 那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学者、艺术家，他们多数住在三两层的旧式小洋楼里，楼梯逼仄昏暗。厚实陈旧的木地板横在眼前，陌生中带些淡漠。我懵懵懂懂来，懵懵懂懂地离开。 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后的道别，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个公共汽车站，在人群中挤上挤下，走进那些不动声色的小洋楼里，一家一家发放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连雨都下累了，我挟着我的伞，转车搭乘去西郊龙华的公交车。 记忆中那个地方很远，汽车到达终点后，我茫然四顾，不知从何下手。 今天为帮助自己再想起龙华那个地方，再想起上戏教师宿舍那个小院儿，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师写的那篇《家住龙华》。 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过，发现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样，除了感动，又多出几份清醒、旁观的审视。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到自己那时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一种怀疑和动摇？ 那是一篇与死亡有关的随笔。不知是因为家住龙华才引出死亡的话题，还是因为连着参加了几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余秋雨这篇病中的小文显出少有的伤感、迟疑。 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学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时，也返观了自己生命的形式与可能有的结局。 “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恕我年轻放肆，今天，在悲怜与痛楚的后面，我却读出了余秋雨的矛盾与放弃。矛盾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人品、学识的怀疑，放弃也不是对他们个体生命、事业的否定，这矛盾与放弃，应该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处对生命形式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结构的动摇。他在这篇小文的后面追加了一笔，说它在《小说界》发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响，还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他说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他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却依然愿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来许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于这种群体的困境中，以为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归附，自己总算成为了某一类人。这种对苦涩的所谓“感受”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这个群体由来已久的自得与自赏，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败，反成了社会对他们的亏欠。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人生境遇。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勇气，最终找到一个出口突破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 告别仪式上的余秋雨，有点像一位正在观看布莱希特戏剧的观众，他的身份与情感，把他拉向那个特定的哭泣的场景中；他的自觉与理智，又在把他往外推。他始终没能一头扎下去，没得连根头发也望不见。 他还在岸上，看到别人，更看到自己。所以他伤感，迟疑。
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2）
我知道他可能不接受我这样直接，但是旁观者清，如果不这样，不会有未来的余秋雨的。 余秋雨的灵性与聪颖，还有潜伏在他江南文人儒雅外表下的强者基因，注定他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注定他会成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余秋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余秋雨。 龙华的日子，更像是余秋雨未来“出走”的热身阶段，住的时间虽不长，却是前一种状态的了结处，未来全新生存状态的起始点。 几年后从龙华这里离开的余秋雨，走出书斋，也走出上海，走向海外，红遍全国。 那时上戏的教师宿舍刚搬到龙华，我们听了都觉得那地方紧挨火葬厂，又远又凄凉，多不吉利。当然那些将要乔迁去那里的老师们，自己就更有说法了。“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余秋雨把说这话的老师称作“最达观的”。还有一位想象力更是了得，居然安慰大家：“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余秋雨说自己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 我听见的是系里的老师议论后来各家的装修如何如何，某位老师家有点古板老式，某位老师家又过于简陋土气，说余秋雨嘛毕竟年轻现代，收入也比别人的多一些，所以家里装修得“老洋气咯”。历来在上海人的标准里，“洋气”一词就是最高级最好的了。 这之前我没去过余老师的旧家，不知是个什么情形，只记得同是我们导师的叶长海老师，一家四口就住在我们的宿舍楼里，才一间宿舍。后来叶长海老师也是那次搬去龙华的。那时还没有买房一说，在上海，有一套宽敞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很不容易了，乔迁之喜多少也减弱了些对地理环境的联想。 那时的龙华还很混乱，没怎么规划，我在公共汽车总站发了会儿懵，这一天里到处问路都不耐烦了，于是认准一条道就开始往前走。 终于走到上戏教师宿舍小院儿里，门房的老头听说我要找余秋雨，很热情，一边热心给我指路，一边还叨念：“你要找余秋雨？我晓得咯，余秋雨啊，找余秋雨的人老多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秋雨的名气虽远不如现在，但在上海的文化界和各大学院校，却是响当当的。那时大家思想都很活跃，上海的不少大学都请过余秋雨去讲课。记得当(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目录
005/他的名气大得令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 012/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 019/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 025/“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 034/那几年他的内心也正处在选择当中 040/他对爱情，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044/上海——深圳——北京 他的三城市 054/八十年代，信中的余秋雨 064/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 074/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 083/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 098/成功到来之前的许多环节 102/我猜他喜欢奇异、缥缈甚至幻象的体验与刺激 108/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 114/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 130/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 136/“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144/遭遇“余秋雨现象” 151/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 159/1999年，边看边写 165/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 172/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183/旅行，家人，亲情 197/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205/与“╳ ╳”共舞 219/有人敲门 244/我能听到 269/我的老师余秋雨 王 超 274/跟老师聊天 毕大松 276/中国知识界的方向 厉震林 278/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 华 之 289/静水流深 ——秋雨先生郴州讲学侧记 陈 岳 295/寻找传说与现实中的场景 刘胜佳 300/遭遇疑问之后 刘 远 303/秋雨老师，您好吗 雷 兵 308/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 宋继高 323/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 侯 宏 329/十二年后见先生 曾少祥 332/后记＆nbsp＆nbsp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1）
刚刚分手告别完，一起出电梯的男人马上凑过来，问：刚才那位先生是不是姓余？ 我说是。 余秋雨？ 是。 他现出一脸的表情，重新往早已关闭的电梯那儿看。我偷笑。我想这会成为他今天的一件大事，他会对周围的人说，他今天看见了余秋雨。 许多人通过文字认识余秋雨，也有人通过电视、报纸这样的媒体记住余秋雨的相貌。还是距离，让他们对日常的余秋雨怀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猜测。 我的表弟问我：余秋雨是你导师？人家可是文化大家！——言下之意，你是谁？ 中学时代就疯读余秋雨散文的小齐，几次回避和我一道去见余秋雨，他说你的导师名气太大，我更喜欢和他在文字中交流。 单位的同事笑我：看看你老师什么样儿？你什么样儿？人家早把你这个学生的名字都忘了吧？ 朋友的女儿，脆生生的小中学生，挤在排队等候签名的人堆里，大喊：余先生，您认识马小娟吗？余老师说：认识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那女儿就足足地幸福和自豪了许多天。 有人想不通，说你怎么就撞上余秋雨做你导师？你运气够好的。 这种时候，我只笑笑。多数时候我喜欢别人以为我狗屁。没有关系的。 一个是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一个是风一样飘过成不了型儿的游逛女，所谓名师出高徒，在我这儿没有应验。 许多自信，却恰好来自余秋雨老师。我一直喜欢听他夸我的那些话。 我的朋友少之又少，读他书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在心里，我是学生，他是老师，我们又是很好的朋友，互相关注，私下也互相吹捧，谈不上学术体系上的所谓师徒传承，只是气场相投，总有话题可聊。在离开上海戏剧学院的的十几年里，我们通信，通电话。我们见面，喝酒，饮茶，聊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活跃于不一样的领域，我们总能兴致勃勃，谈论一切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人。 他总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说法，就像他总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行动。我受到他的影响。我从他那里学到主要的。 我喜欢对他说：“我们是一伙的。” 十几年里，我们一边成为互为欣赏的朋友，一边成为世俗眼里毫不相干的两类人。他以他的思索和才华，感觉与写作，越来越被无数的人记住和接纳，他成为无数人眼里的大家。 他的名气大得令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 有一天我读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她数叨她与杜拉斯之间的友情： “这种奇怪的地形绝妙地象征着我们在这友谊中的地位。她无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欢仰视她，她也喜欢我仰视她。我并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伤害。” “在大约三十多年里，玛格丽特不断使我眼花缭乱。” “她教我主要的东西，她只教我观察。” “在鼓足勇气叙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好像数数有多少暗礁似的，重读了她所有的书。接着，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真诚的力量。” 我就想，这是一种彻底和真诚的认同了，芒索定是从她们的友谊中获得过太多，太满，她也定是从杜拉斯那里学到了许多许多，所以才从不躲闪她与杜拉斯曾有过的深厚友谊，更不在乎别人是否以为她是靠了杜拉斯才成为作家的。 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通常选择回避自己与余老师的师生关系？因为他名气太大，而我微不足道？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否定我一直以来存在的状态与生活的方式？可是难道我真这么在乎外人的评判吗？ 通常我的内心是骄傲的，从不需要社会的认同与许可。不反社会，却坚持远离；习惯独来独往，总是自由的。 但是一个靠写字行文为生的人，不是要靠作品来证明自己吗？ 很早的时候余秋雨就对我们几个研究生说：你们已经研究生二年级，要写文章，要有创造意识，要把自己的信息量发射出去，要让人看得见你！ 但是我们懒得很，我们全都淹没在他的身后。 那时的上海，是这样一座城市，总是从从容容、不事张扬，从来不刻意提倡什么，也不会有石破天惊的口号当街喧哗。一切旧有的、新来的，仿佛都是天经地义、生来就有，不必大惊小怪，也勿需任何诠释和过渡，自自然然地，就成为城市生活的本来。 一场高水准的欧洲乐团的交响乐演出，无声无息地，就会招来剧场外众多等票的市民。一次难得的芭蕾舞演出，无需任何宣传与炒作，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满满当当的观众。他们平平静静地来了，又平平静静地走了，仿佛这本来就该是属于他们的传统生活，或者生活习惯。印象中上海就是这样一座不会惊慌的城市，除了崇洋，中国任何其它地方其他人都惊扰不到她。她像一位见多了男人的大美人儿，冷傲、淡漠得不动声色，以至看不到激|情、欲望，惟有安之若素的泰然，和“本来如此”的平静。她的由来已久的城市生活传统，普通市民所掌握的最基本的现代公共生活的细节与要领，让这个国家任何其它地区的富裕或是喧嚣都显出一股暴发或无知的浮躁。上海的大气氛是迷人的，极度生活化，每一个最初进入她的青年人，总是无端地就把自己放低，不知不觉屈服于她的国际化准则之下，心甘情愿接受她的熏染，迎合她的标准，慢慢地整个人就发生了改变。所谓润物细无声。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2）
就像一扇转动的玻璃门，进去时你还是个傻里傻气、“乡气（相对于‘洋气’，上海人用得同样多的另一个词）十足”的“外地人”，出来时，你好似换了个人，完全像那位《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黑大兵，无论如何都不肯再穿脚上的那双补丁袜子。倒不是什么忘本变修，而是终于搞明白穿黑皮鞋是不可以配白袜子的。就像喝咖啡不能搅动那把小勺儿，脖子上挂了金链子就不必再添一圈水晶珠子，你开始学习现代公共生活里最基本的条条框框。 许多的改变终生受益，琐碎、不值一提，但却必不可少，大上海让你在这里得到一张从容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门票，你渐渐掌握了人类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必须要服从的约定俗成，不至于被逐出某一条底线。这些，会构成你日后周转于社会与人群中获取自信与成功的必要基石。 但是这个城市又因此而太沉稳、太骄傲，以至让人疏于作更大的改变与创造。叛逆是可以的，但叛逆的前提是曾经领略过那些被摈弃的，如果从未曾领略，从未曾到达，一眼就能看得出，那叛逆是如此无知。 大上海真是一个大染缸，她让我们只来得及接受她的熏染，掌握她的要领。她把文明的琐屑一点一点灌输给我们，消解了我们身上另一股冲动与挣脱的原始本能。这个阴柔的、高度女性化的城市，还真有点以柔克刚的软功夫，把我们改造得举止得体，荣辱不惊。我们浸润在这样的城市气氛里，失去了一部分血气。我们的思想也开始像身体外观一样，被束约在一架文明人得体的华车上，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战车。 无论如何，对于缺少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人们，上海只能是一个阶段，一个过渡，不可长久地沉溺。她太过“大气”，“高高在上”，让我们忘了还有进取、创造一说。 只有那个坐在对面的我们的导师余秋雨，他的语气和态势，并不像一个一般的上海人。他总是在用一些十分“男性化”的词和句子煽动我们，好像要用它们作鞭子抽赶我们快点上路，快点撒开蹄子跑起来。 现在想，离开我们，他会在书房里再把那样的话对自己说上好几遍。那时他已无意一生湮埋在书斋中，他在戏剧专业里已独领风骚，功成名就，但它们不足以展现和承当他所有的才华与思考，他正在寻找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方式。他正把自己的犹豫和不太确定的选择，坦诚地传输给他的研究生们。 他从不赞成我们“仅仅是谦恭地吸纳、勤快地抄录、广泛地翻阅”，在他眼里，那“并不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学习态势”。他总在鼓动我们去“创造”—— “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在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文化信息日益密集的今天，写几篇论文，甚至出几本专著，都远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亦即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向社会提供确实属于自身创造的财富。” “我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贮备，不是自炫的装饰，而只是投入创造的资本。” “一个大学本科的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学习过程的顺向延续，而应该准备经历一个心态上的重大转移。社会既然已经郑重地赋予你以文化创造者的使命，那么，不要胆怯，不要畏难，赶快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创造者。” “当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创造，你会感到，人类的活力、文化的光华，正在向你汇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获得了高扬。” 那些充满激|情、饱含一种迫不及待的行动态势的话语，曾经是那三年里他不断地、反复地向我们渲染和灌输的。 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国的起始。 我们曾经经由他的身旁。我们被导引，并得到暗示。但毫无知觉。 十几年之后，他远远地扔下了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总说他不带我们玩儿了。 年少时，看多了毫无才气却削尖了脑袋要出人头地的人，那样的委琐和轻卑。 从来就不屑与那样的人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无为而为的姿态。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没有以数量堆积的“东西”摆在那儿，有才与无才，其实不过换个说法而已。 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自己的信息量发送到哪儿去。纵有万丈创造的豪情，终是流于鸡零狗碎，与一名文化创造者相去甚远。 总是从别人的惊讶里，读出疑问，有时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个好的学生，不是他们认为的余秋雨的学生的样子。 于是傲慢占据我，我会在陌生人面前假装不认识余秋雨，和余秋雨没有任何联系。 芒索的真诚与坦荡，开始让我羞愧。我也开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诚的力量和勇气。 做余秋雨的学生是我的幸运，十几年来成为可以谈话和关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骄傲，别的那些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知道有无数的年轻人喜欢他，追崇他。 我还知道一些人不喜欢他，误解他。 更知道少数人在嫉恨他，中伤他。 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在交流，除了读他的文章，我更直接从他那里学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读者离他更近，这是真实的存在。回避不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3）
一切仰慕和误读，都让我有描述一个更真实的余秋雨的冲动和决心。 有一天，我说，我在外面读到和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文字，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你，不熟悉你，无论维护还是不赞同，都没说到点上，还有好些男人间的勾心斗角，讨厌死了。我来写一本书好不好，写我眼里的余秋雨，一个《文化苦旅》之外的余秋雨，一个日常生活里的余秋雨。 人们需要和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余秋雨，年轻的读者将会从我们师生的往来与友谊当中，感受到一个可亲的率直的余秋雨。 结果几年都过去了，我的书还没有写出来。 我总在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其实写的冲动一直都在。就像所有关于他的热点，从不休止。好些情形，好些句子，自己会跑出来。感觉无时不在。甚至不需要准备。 但有件事情一直没法跟自己讲清楚。 书写一位影响过自己成长走向的名流，会不会有哗众取宠、媚俗讨巧之嫌？我讨厌这样。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蒙上那些模糊和不纯净的投影。 直到重读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1）
成为余秋雨的学生，肯定不是我撞上的。 多亏那次失意。人在穷途末路之时就想要远走他乡，17年前我决定离开南京大学的教职岗位时，像不少人那样，选择了报考研究生。这是一条轻松得多的捷径：不需要走关系，不需要办调动，不需要去求人，只需参加考试。 我站在南大图书馆书架前，不停地自问：我考什么？我考什么呢？ 这有点可笑。读了四年大学中文，一直没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搞”什么。这在治学严谨的南大，是不可原谅的。个别老师和同学认定我有点才华，但没有人认为我是个好学生。毕业时我被模模糊糊分来分去，最后定在写作教研室，给学生讲写作课，可我却躲在心里反抗：写作是教出来的吗！我大概也不是个好教师。 那是选择的开始，太过学究和专一的研究领域，会要我的命，我一直都在拒绝。一辈子躲在书房里专攻一段或一人的生涯，淹没在别人的生命与世界里，定会叫我了无生趣。我开始往四处发信，骚扰我的一些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一个劲地打听：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泛学科的、不那么确定研究方向的“专业”？也许正好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一时“想不开”，愿意招三两个我这样的人做研究生？ 想要的回答真的来了！那是一封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我第一次知道了余秋雨的名字，并且一下就从来信里感受到，这个余教授可能还挺欣赏我的。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科目别具一格，以余秋雨教授为主的导师组联合招收“戏剧学”研究生，除了余先生的艺术、戏剧美学，导师组里还包括戏曲学教授、欧美戏剧研究教授、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教授、戏剧表演学教授、舞台美术学教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学、研究领域独当一面的精英，所以要联合招生，本意也正在于不急着框死学生的研究方向，想要培养几位全方位的戏剧通才。 这样的方式，光是听上去就叫我喜不自禁。 上大学时我是中文系戏剧社的骨干分子（每次排演《雷雨》，扮四凤说“已经四个月”时，会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系里的所有戏剧课程我都选修过，曾历任各戏剧科目科代表是我四年大学生涯惟一的“官衔”。喜欢倒是真喜欢戏剧，但要把这样的爱好缩小至某一段戏剧史或某一位剧作家的定向研究，从来没主动想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意思，既能满足我对戏剧的热爱，又不至于一头扎进某一只牛角尖一辈子出不来，我喜欢。拜拜了南京，我要去上海。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诉我，这是余秋雨的思路，这在上戏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首创。 余秋雨的名字，正是伴随着“独特、开放、宽容、自由”这些我爱用的词进入印象当中的。当然，最重要的，余秋雨的方式，也仿佛与自己蒙眬中想要的方式暗合，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就让我有了亲切和认同感。 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读余秋雨的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等，一下又掉了进去，简直相见恨晚。 对于一个不习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看字读书的年轻人，余秋雨学术专著里那种大开的、放射状的思路提供与线索展示，让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停住。仿佛跟着他在跑步，拐过一道弯，眼前豁然会出现数道门，每道门里的情形，又都是我急于要获知的。我一边跟着跑，一边会涌出许多的想法，一些是突然想到的，一些是早已沉淀在某一角落的，只是突然因这阵风的掠过，飞扬升腾。那些书，应该是我那时为止读到的最过瘾的学术著作，是我四年拉拉杂杂东翻西看大学学习的最终总结与升华。很难描述那种感觉，总是惊喜，甚至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南大的教育是十分严谨和素有传统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展了几十年近百年。我天性散漫，很多时候觉得自己融不太进去，或是不入流，成不了最好最优秀的学生。总是不太高兴上系里安排的课程，只热衷于四处听讲座，南大校园里的听不够，还跑去南师、南艺听，一些讲座能一下把我的眼界打开，新奇与新鲜的风迎面而来，让我莫名兴奋，还无比充实。当时读余秋雨的书，就仿佛听一个接一个的讲座，不再被日间的课程打断，很过瘾，并且心里慢慢地还会升腾起隐隐的牛气，觉得自己四年大学学习也似乎并不那么一无所获，至少让自己具备了领略新思维、新思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领略过程当中为约捍吹奈薇瓤炖帧Ｍ茄踔鳎也唤隽炻粤擞嘞壬攀降乃嘉苟脸隽寺礴大气的文笔，对成为余秋雨的学生更多了神往和信心。 许多年后，有记者问余秋雨，为什么要拒绝国内许多出版社关于重新出版他早年的大批学术论著、大量单篇论文的建议。 余秋雨回答说：对这些学术著作，我还是“敝帚自珍”。在文革灾难年月，我们这一代人目睹我国文化教育领域一片荒凉，便把思想解放运动、自我学习运动结合起来，开始了新时期各个领域思维文本的重建。在几乎没有现代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是在极“左”思潮的围窥中边自己翻译资料，边自己写作这些书的。我的那几本，虽然因单位所在，冠名“戏剧”，其实论述的都是我们失落多年的整体现代文明。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当时我只是为了从正面来论述尼采和叔本华，不知和责任编辑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但是那个年月又充满了一种群体兴奋，我们知道每一位没见过面的战友，也熟知那些一有机会就会用棍子和帽子来阻吓我们的人物的名字；更让人激动的是思想解放的步伐一日千里，我们那些备受质疑的著作快速获得肯定并一一填补了教材的空缺。例如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不仅当时获奖，而且在作为教材使用十年后又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每次获奖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学术界同道的大量贺信，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胜利。因此，现在看这些旧著，仍能回想起那风起云涌的不平岁月，只不过我在同一学术辈份中最为年轻，当年的战友们有的辞世有的老迈有的远行，留下我深感寂寞。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2）
他还说，我怕喜欢我散文的广大读者产生迷惑，也去购买这些学术著作。如果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有些出版社可能正有这个意图，我不能掺和进去。学术著作再好，也不适合一般阅读，更何况我这些年系统考察了人类几大发明，对于学术著作中的不少论述已经积累了大量补充和修改的材料。 那是当然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是从读余秋雨的散文开始认识余秋雨的，而我这个糊里糊涂的学生，早在他们十几年前，就已经被学术著作里的余秋雨吸引。从最初的研读余秋雨学术专著，到后来一直读他的散文，我应该是自始至终的铁杆读者。 20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21世纪，学界与社会的各种思潮变化太大，就是余秋雨也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有时，身边的熟人，朋友，还会在我面前纠缠他昔日的作品或观念。作为学生，同时又是一位亲近的读者，我最能感受到的，总是每一个“现阶段”的余秋雨。 我说我喜欢你的《千年一叹》，我更喜欢你的《行者无疆》，它们总是越来越松弛、自然，越来越开阔和超越本土，今天我为是《文化苦旅》更好还是《行者无疆》更好，跟人理论了半天。 他说是吗，你喜欢《行者无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他对自己的创作有他清醒的看法，我们能够客观地总结它们。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是一致的。我们平等地谈论他每一阶段的创作，我喜欢毫不顾忌，想到什么说什么。 因为相对年轻，对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动于衷，感情甚微，多些时候还抱有恶感，所以在余老师面前喜欢说些年少轻狂的话，包括对他早先作品里那些太过投入的中式文人情怀。他从未不悦，有时还特别地欢喜特别地开怀。这是我一贯喜欢在他面前说实话的前提。 有作家朋友在我面前谈论余老师的散文，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表现平和，并不强求，总说这很自然，大家都是写字的，各有各的路数，也各有自己的读者，一切顺其自然才好。我说我只知道余秋雨从不指责别人的写作，我做他学生时他都反对我们写“商榷”文章。 其实也是，说是“商榷”，不就是要求人家同意你吗？我说我一听“商榷”这个词，就闻见一股酸臭、迂腐味儿。它总像是挂了一张和和气气的脸，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各项礼数不厌其烦，骨子里却摽足了劲要叫你服他。十二分地狭隘。上大学时我的一位“才子”同学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原作有近万字吧，上下五千年地引经据典，目的只在与某人和某些人“商榷一下”，被删得只剩了二百来字，放在一个什么“求疵”栏目里，弄得我每次见他都问“最近又写了什么求屁文章？” 我说余秋雨这人挺大气宽容的，包容性很强，挺现代的，不过你们都有点老土，有点小农民。 对个别零碎而尖刻的谈论，余秋雨的反应克制，冷静，话说得在我看来很高贵，极有水准，并且我认为有广泛意义。 他说：“一个作家在批评别的作家的时候一定要自我约束，因为作为作家的你，必然是个性化的，排他的，不与别人混同的，避免与别人共用一个艺术尺度的，不会借用别人眼光也不会在乎别人眼光的。这种特点使你与别的作家各自独立，你偶尔有可能谈谈一、二个与你生命结构有粘连的别的作家，如果随意地把某种跨结构的阅读陌生感发表于报刊，结果只能给自己过不去。” 后来《行者无疆》出了珍藏版，精美别致，里面还有一张黑底白字的名片，上面是余老师手书的杜甫诗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足见其取向。 余老师送我一本签过名的，我很珍惜。我把它们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书放在一起，自以为比别人更深谙这些书中的历程和岁月。 十几年里，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其实都在找寻和确立自己。顽固不化和拒绝时代，是可耻的。而轻易否定和丢弃过往，不仅不科学，而且不真诚。 私下，总是无比庆幸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读到了余秋雨，领略了余秋雨。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未来的三年，十几年，我会是一个幸运的学生，亲近的追随者。 以后，也一直会是努力的模仿者。
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1）
出租车穿越华山路。 梧桐树叶，衡山宾馆，甚至丁香花园，但就是没能晃见上海戏剧学院那块招牌。 因为多出来一条高架桥，我把上戏彻底给丢了，连带那家溢香的法式面包房。 余秋雨说，马小娟你应该回上海看看，上海的变化很大。 可我总是途经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现在，也情愿坐在浦东巨高的国茂大厦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发呆，隔着条黄浦江，远看上海。懒得下去。 那底下的世界精彩是精彩，繁华也是繁华，感受得到，但不必亲临。我喜欢这样子。 旁边有个摄制组在工作，应该是在介绍新浦东。摄像和主持人在忙，镜头频频扫向林立高楼，那是新浦东的天际线。其余人则和我一样，在露天平台消受。我听说，这座中国最高、世界第三的国茂大厦在峻工后，决定请一对上海夫妇在总统套房“首住”。请哪一对呢？太老的不足以体现这座建筑的现代感，太年轻的又怕承担不了它的重量，选来选去，选了余秋雨夫妇。上海，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 在北京见到余老师，我说我喜欢国茂大厦的现代感，电梯像飞一样，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静静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雾里看花。 我还说，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上海的气息，北京替代不了。 上海在我心里，总是欣赏却下不了决心去亲近，迷恋她的文明与国际化，但对自己成为一个上海人毫无信心。 上海总是在下雨，背景模糊。 1989年，夏天。我打着伞，赤裸双脚，糊里糊涂走进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门。 “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您当我的答辩老师。谢谢。” 那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学者、艺术家，他们多数住在三两层的旧式小洋楼里，楼梯逼仄昏暗。厚实陈旧的木地板横在眼前，陌生中带些淡漠。我懵懵懂懂来，懵懵懂懂地离开。 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后的道别，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个公共汽车站，在人群中挤上挤下，走进那些不动声色的小洋楼里，一家一家发放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连雨都下累了，我挟着我的伞，转车搭乘去西郊龙华的公交车。 记忆中那个地方很远，汽车到达终点后，我茫然四顾，不知从何下手。 今天为帮助自己再想起龙华那个地方，再想起上戏教师宿舍那个小院儿，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师写的那篇《家住龙华》。 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过，发现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样，除了感动，又多出几份清醒、旁观的审视。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到自己那时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一种怀疑和动摇？ 那是一篇与死亡有关的随笔。不知是因为家住龙华才引出死亡的话题，还是因为连着参加了几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余秋雨这篇病中的小文显出少有的伤感、迟疑。 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学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时，也返观了自己生命的形式与可能有的结局。 “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恕我年轻放肆，今天，在悲怜与痛楚的后面，我却读出了余秋雨的矛盾与放弃。矛盾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人品、学识的怀疑，放弃也不是对他们个体生命、事业的否定，这矛盾与放弃，应该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处对生命形式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结构的动摇。他在这篇小文的后面追加了一笔，说它在《小说界》发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响，还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他说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他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却依然愿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来许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于这种群体的困境中，以为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归附，自己总算成为了某一类人。这种对苦涩的所谓“感受”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这个群体由来已久的自得与自赏，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败，反成了社会对他们的亏欠。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人生境遇。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勇气，最终找到一个出口突破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 告别仪式上的余秋雨，有点像一位正在观看布莱希特戏剧的观众，他的身份与情感，把他拉向那个特定的哭泣的场景中；他的自觉与理智，又在把他往外推。他始终没能一头扎下去，没得连根头发也望不见。 他还在岸上，看到别人，更看到自己。所以他伤感，迟疑。
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2）
我知道他可能不接受我这样直接，但是旁观者清，如果不这样，不会有未来的余秋雨的。 余秋雨的灵性与聪颖，还有潜伏在他江南文人儒雅外表下的强者基因，注定他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注定他会成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余秋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余秋雨。 龙华的日子，更像是余秋雨未来“出走”的热身阶段，住的时间虽不长，却是前一种状态的了结处，未来全新生存状态的起始点。 几年后从龙华这里离开的余秋雨，走出书斋，也走出上海，走向海外，红遍全国。 那时上戏的教师宿舍刚搬到龙华，我们听了都觉得那地方紧挨火葬厂，又远又凄凉，多不吉利。当然那些将要乔迁去那里的老师们，自己就更有说法了。“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余秋雨把说这话的老师称作“最达观的”。还有一位想象力更是了得，居然安慰大家：“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余秋雨说自己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 我听见的是系里的老师议论后来各家的装修如何如何，某位老师家有点古板老式，某位老师家又过于简陋土气，说余秋雨嘛毕竟年轻现代，收入也比别人的多一些，所以家里装修得“老洋气咯”。历来在上海人的标准里，“洋气”一词就是最高级最好的了。 这之前我没去过余老师的旧家，不知是个什么情形，只记得同是我们导师的叶长海老师，一家四口就住在我们的宿舍楼里，才一间宿舍。后来叶长海老师也是那次搬去龙华的。那时还没有买房一说，在上海，有一套宽敞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很不容易了，乔迁之喜多少也减弱了些对地理环境的联想。 那时的龙华还很混乱，没怎么规划，我在公共汽车总站发了会儿懵，这一天里到处问路都不耐烦了，于是认准一条道就开始往前走。 终于走到上戏教师宿舍小院儿里，门房的老头听说我要找余秋雨，很热情，一边热心给我指路，一边还叨念：“你要找余秋雨？我晓得咯，余秋雨啊，找余秋雨的人老多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秋雨的名气虽远不如现在，但在上海的文化界和各大学院校，却是响当当的。那时大家思想都很活跃，上海的不少大学都请过余秋雨去讲课。记得当(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