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部分阅读
——天天在电视里看见的都是你那张脸，真让人腻味透了！……”菲尔普斯尚且如此，本“贴吧”之于读者诸君，也适可而止为妙。
连续写三十天专栏于我是第一次，越写越佩服我们的前辈文人张恨水先生。听张先生之哲嗣张伍先生说，当年乃父书案前，常常挂着好几部长篇连载小说的提纲，先生总是交叉作业——今儿这家报馆来人取稿了，立刻提笔，倚马可待；明儿另一家报馆定的日子到了，又笔走龙蛇，再续前缘。难得的是，几部作品毫不雷同，更无混淆。由此反省自己，总以文牍山委，俗务缠身，荒疏了砚田。哪怕秉承一点恨水先生遗风，或是学得一点奥运健儿精神，也不至于蹉跎岁月，徒呼逝者如斯了。
三十篇千字小文，兴之所至，有感而罢了。曹子建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难得这“**”如此敬畏引车卖浆者流。不过我这“匹夫之思”，无甚高论，读后尽可“轻弃”。而有两位读者托人带话给我，说已把“贴吧”小文剪下，闻之真替他惋惜。奥运期间报纸，已成收藏新宠，一位朋友说，他为找一张开幕式那天的《北京晚报》，踏破铁鞋，终于找到，对方竟开价一百元。阁下手头既有一套好端端的报纸，非但不知宝爱，反而动了剪子，破其品相，岂不悲乎？不过由此更觉得应该对得起这份厚爱，写得更要认真一点才好。
是不是还算认真，请您批评。
奥运会落幕了。24日晚上，看着“鸟巢”主火炬缓缓熄灭，我忽然问自己，举办如此盛大赛事，我们最应引以自豪的成果是什么？是总数第一的金牌？是一个民族以无限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兑现承诺的信誉？回想2001年7月13日，何振梁先生曾在莫斯科的“申奥演说”中对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说过：“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亲爱的同事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七年以后，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昨晚，在闭幕式的转播图像里，我认出了何振梁先生。他坐在主席台上，依然沉稳、深邃，温文尔雅。但我相信，他一定在为自己能代表我们的民族做出那个承诺而自豪，也一定在为我们的民族实现了承诺而欣喜。
比比何振梁，比比那些摘金夺银的健儿们，比比那些无私奉献的志愿者，鄙人所为，不过是只在场外喊“加油！”的拉拉队中的一员而已。
喊了三十天，拉拉队员要歇啦，拜拜！
1.代后记（1）
陈建功答《新文化报》记者问（代后记）
按：此文系《新文化报》记者王涛、赵明宇于2003年3月所作采访稿，表时经我修改确认。***原文题目是《陈建功：反刍岁月堪寻味检点光阴应加鞭》。现将原文导语以及关于本人的介绍部分删去，权做本书的“后记”，并向采访者致以谢意。
打电话约陈建功作这个专访并没费太大周折，虽然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虽然有很多社会工作要做，但他还是在电话中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预约要求。于是心里有了很多猜想，最基本的一点是，他并不难打交道。
采访是在中央党校为学员提供的宿舍里进行的。说是宿舍，其实条件不错，有点像招待所的单人房。一人一个单间，每间房门上都贴着学员的名字。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证实了自己的感觉：陈建功很豪爽，很随意，他自己也说喜欢和他一样说话直来直去的人。他把这种性格的形成归结为十年的矿工生涯。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他都是在京西煤矿度过的。
回望二十年的人生道路，陈建功感触颇多，他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务实，不再把人生目标定得很高很远，而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切实地做好。他尤其强调一点，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八二届毕业生需要反刍过去的岁月，更需要重新投入到新的一轮学习中去，即使不能再领社会潮头，也至少应该做到宽容和鼓励新人的探索，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问：第一个问题肯定是要请您谈一谈1977年上大学前的况，您在上大学前似乎是当过十年的矿工吧？
答：对。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人大附中高二的学生。1968年8月，这些学生都已经成|人了，又没有大学可上，据我最近看到的有关文章，好像当时的中央领导出于疏散城市人口、减少就业压力的考虑，同时也带有**理想主义的特点，开始把大批青年分配到工厂。先是有一批人到了青海的军马场，然后就是我们到煤矿当工人了。当时我父亲在人民大学教书，被打成“特务嫌疑”，我也挨了一点整，后来起来造了“反”，可“文革”越搞越迷茫，就去了京西一个叫木城涧的煤矿挖煤。在那儿干了三个月后，**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如果当时我没去煤矿的话，我也就下乡了。我在那儿整整干了十年，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
问：当时在那里具体干什么？
答：一开始是打岩石，扛个风钻，打通通往煤层的道路。干到第六年的时候，我在井下被矿车把腰撞折了，当时的况很危险，我腰1、胸12这两个脊椎骨骨折了，椎突是粉碎性骨折，左腿完全没有知觉了。在医院治疗半年之后，因为当时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原来那种劳动强度的工作，伤愈后就被派到井口率领四个老太太筛沙子。
问：在这样的况下，得知恢复高考了一定特别高兴吧？
答：到了1977年8、9月份的时候，我父母告诉我恢复高考了。当时我已经写点东西了，我就说我不考。因为当时思想还受到所谓“工农兵作家”的影响，准备学胡万春、费礼文当工人作家。
但我妈妈非让我考，她说：“你不明白，是不是经过系统的读书训练，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对我妈妈的话还是很信的。因为我开始挖煤的时候精神状态比较颓唐，当时家里处境不好，我在矿上又被打成“反革命嫌疑”，感觉前途特别渺茫，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就好好读书，看书总会有用，世道不会总这样。别的书不让看，你把《红楼梦》、《鲁迅全集》多看几遍也有用处。”所以那时很多人都根本不读书了，我垒两个装火药的空箱子当床头柜，弄一个破纸盒子，牛皮纸一糊，把灯头放进去，成了床头灯，天天利用工余时间在那儿看书，坚持十年。这一方面跟我妈妈的叮嘱有关，因为我当时混得很惨，而我自己也的确有这方面的兴趣。
而且我妈妈当年在北大附中图书馆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书偷偷拿给我看。我们煤矿也有一个图书馆，当时正在清理所谓“四旧”，把很多好书拿出去化纸浆，我就穿件棉大衣，去跟老头儿聊天，然后乘其不备，偷偷往棉大衣里藏书。
2.代后记（2）
当时我决定不考大学，除了认为作家必须从工农兵中产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已经把数学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
但我妈妈坚持让我考，我也想验证一下她的话，当年我妈妈让我读书，果然现在有用了，要高考了。那么现在我妈妈又坚持让我参加高考，我也想再验证一下。
考完回到矿里遇到一个朋友，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就是题太简单了，都是一些常识的问题，很多人用了五十分钟就交卷了，我估计分数根本拉不开档次。”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问别人了，他们根本不会答。这十年，他们都已经不读书了，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算个读书的，所以你能答上来。”我的考试分数在我那个地区还是不错，最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问：在井下的时候想过自己将来要干点什么吗？
答：开始是很茫然，惟一支撑的就是看书。后来，从七十年代开始现有文艺作品表了，也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能从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强。但这也很渺茫。因为一方面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化**主义很厉害，真做文化工作，又觉得有相当的危险。不过，当时还是想，要是能有机会调我当个编辑也挺好啊。
问：您觉得十年的矿工生活和四年的大学生活，您各自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答：矿工的经历主要有这样几个收获：
第一，你知道中国还有人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辛苦的做事，你不能不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充满了感，不能不时时关注中国国。
第二，能吃苦，对苦难有达观的态度，对挫折能坦然面对。当时在井下干活的时候，我每天都是早上四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前一天下班脱下的衣服，因为又是水又是汗，已经冻成铁板了。我要把它掰开，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那件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衣服下井干活儿，八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每天从上班准备到从井下出来的时间得十几个小时。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因此我腰被撞折之后第一次醒来，一般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一定非常痛苦，其实我第一个念头却是感到非常庆幸——第一我没被撞死，第二看来我是不用再干那么苦的活了，第三则更重要，因为我当时正倒霉，政治上挨整，受了伤，也算是可以躲过运动的风头。能扛过这一切，还有什么苦能吓倒你？
有关在大学的收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写我上大学的感受。
我觉得七七、七八级不仅只意味着一群年轻人的命运转变，而且是一个民族命运的转变。我们是如此真切地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兴起，北大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比较前沿的地方。我们当时天天晚上躺在床上争论的是“凡是派”还是“实践派”之类。当然，对于每一个人，也都会有独特的感受。比如我，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真正理解了人应该怎样坚持独立精神的操守。北大是一个鼓励人们独立思考的地方，鼓励各种不同的思考，鼓励你对别人的思考抱以尊重和吸收的态度。1978年以后的北大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这就使我们得到了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的训练。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到北大以后，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我请到上海，改我一个电影剧本，准备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那个片子的调子当然还有“文化**”时代的影子，是那种比较浅显的，没有什么独特思考和个性的电影。就在改的过程中，上海《文汇报》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我看了以后，第二天就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说：“我走了，我回北京了，我不改了。”他很奇怪：“为什么不改了，都定为献礼片了。”我说我感到一个新的文艺时代要开始了，那样的文章我不愿意写了，我要写新的文学，能说出我心里话的、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能够说出真话的文学。当时很多人还觉得很可惜。我说算了，不拍了。从上海回到北京，我继续念书，写我的《盖棺》、《流水弯弯》等作品。
3.代后记（3）
因此我觉得1977年的这种转折，与其说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不如说是整个时代的转折所带来的一群年轻人人生方式的转折。***任何人都不要过高夸大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个人能力。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届的这些人其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潮头的一群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之所以成为各个行业的骨干力量，是因为他们经历了那种“文革”的灾难，所以他们知道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性，知道改革开放的迫切性，知道老百姓的期望与渴求；他们受过苦，所以能够在工作中踏实地奉献；他们经历了痛苦的人生跌宕和求索，所以有比较独立的人生见解，有成熟的人生思考；而且在“文革”前受过系统教育又在“文革”中坚持学习，再加上大学时代的学习，所以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在未来的建设中他们当然能挥突出的作用。
问：这一批人进入社会后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
答：这些人来自穷乡僻壤工厂矿山，他们了解遭遇了十年“文革”的中国人民心底的呼声，他们自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最由衷的拥护者。同样，由于对中国国的深刻了解，激越的变革愿望不能不和脚踏实地的坚韧品格相结合，当他们走向社会，很快就变成变革时代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和实干精神的一群。是嬗变的时代、改革的现实给予了这一群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也正因为这样，这一群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又是如此紧密地和民族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休戚相关。我不敢肯定这样一个立论是否正确：这一群人，当然也包括了随后的七八级、七九级以及有着类似阅历的一代人，由于他们独特的人生遭遇、特殊的历史机会等等，似乎在无意地酝酿着一种既是开放的又是本土化的，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既是注重创新的又是稳妥务实的，既是面向未来的又是脚踏实地的东方现代人格模式。
问：那么您如何评价七七级、七八级的今天？
答：我个人觉得，七七级、七八级固然可以对过去的岁月进行反刍，以焕青春，但焕青春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再学习。有研究者指出，现在大学一年级时学到的知识，到了大学四年级时就已经过时了。虽然我对这一论断的严谨性抱怀疑态度，因为提到的几个范畴都缺乏确定性。但其主旨是对的，至少我个人认为，七七级、七八级中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知识已经老化。因此，如果我们对二十年前的回顾仅仅停留在激澎湃的层面甚至是自鸣得意的层面，那肯定是不行的。阅历固然可贵，然阅历也可能成为落伍者的笑柄，必须跟上时代，必须不断补充自己，这是切实的任务。
自以为“功成名就”，由此就成为一个保守的、对新知识一无所知的人。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毕竟很多人现在都在领导岗位上。我们当然寄希望于年轻人，但毕竟你还能干十年。这十年中国变化将多大，将面临何等挑战？你如果不更新头脑、更新知识，怎么能跟上形势？至少，怎么能宽容和鼓励新的探索？所以目前与其讨论二十年前的转折和二十年来的贡献，不如讨论今天我们这些五十岁的人怎么才能保持以往的锐气和活力。即使不可能再领社会潮头，也应尽可能使自己跟上展形势，不至于成为绊脚石。
问：从1982年到2002年，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都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二十年来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二十年来所没有变化的、您始终坚持的又是什么？
答：因为我上大学前曾经有过复杂的人生经历，所以还算是比较务实的，但回想起来，大学毕业时仍带有一些乌托邦主义的因素。经过这二十年，更加切实地感觉到变革中国的现实需要切实的工作。这是一点。第二，因为中国如此巨大的变化，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危机和再学习的必要。第三，过去总是觉得要做很多很多事，现在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就很不容易了；第四，觉得自己变得更宽容，这些年看的东西和接触的人多一些，对于不同的有创见的见解更愿意以欣喜和欣赏的眼光对待。
4.代后记（4）
一直没有生变化的是我的自信心。***我对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标和坚守的人生态度一直有信心。我可以有错误，可以不断调整纠正自己，而人生目标是明确的。这个人生目标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比较陈腐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那一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问：那么这二十年来您的创作是怎样的一个展过程？
答：就题材而，我的早期作品多是写煤矿工人的作品，再往后写青年大学生，毕业后到北京当专业作家，正是文学界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学有本土特色的时候，于是我大量搜集北京的民谣、方志、历史资料等，后来的小说注意向北京的地域文化展，像《找乐》、《放生》、《前科》等。就思想和艺术风格追求来说，尽可能随着文学界的思考而思考，力争有所进步。这二十年文学界的思考和创新的步子也是很大的，我只能算是一个尽量追赶文学前进脚步的人。像早期是“伤痕文学”，揭示“文革”问题；后来觉得“伤痕文学”不应停止在简单的抗议和呐喊层面，由此开始向写人生过渡；后来又觉得我们的作品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反映得不够，因此又有了“寻根文学”。此后又有了对风格和艺术表现多样化的重视和追求。文学的深化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随着作家对生活和人生感受的深化而深化的。当然，这一思考和创新过程难免有所失误，谁都一样。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开始重视艺术技巧，有不少作品对海外作家作品的学习有生吞活剥的倾向。但不可否定作家们对艺术创新的追求。
问：您目前的创作状态如何？
答：自从1995年到作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以后，行政事务投入得多了，我只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受杨沫同志的嘱托，和李功达一起改编了电视剧《青春之歌》。当然行政工作也是一种经历，艺术积累没有停止，为了保持自己对生活的敏锐性，这期间写了八十至九十万字的日记。
当然也有一些构思，却一直舍不得写。有些作家很能干，坐在主席台上也能写，但我不行。我写小说必须完全静心，什么人都不能见。因为写小说时需要作家变成自己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如果写半截被打断，再找回来很难。我也曾经写过五六万字，被打断了以后就一直放那儿了。或许我就是这么低能。因此现在只能写点评论，写点短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找到时间去写。
问：回顾二十年，您如何评价自己？
答：工作尚负责，为人尚宽厚，思想尚活跃。我的缺点是不少事缺乏说“不”的勇气。
问：很多人觉得目前的纯文学作品越来越难以读懂。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只想说一点个人看法，和作为什么什么副主席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倾听最好。
第一，文学当然是个人感和心灵体验的外化，但这感和心灵从来就有深厚与肤浅、狭隘与博大之别，你如果只是自恋于自己的小悲欢，对生活对人生对人的感世界没有崭新的现，那么读者为什么要喜欢你？新时期以后的文学恢复了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张扬和肯定，但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人格魅力、是否能转换为作品的魅力，这是现今作品能否征服读者的关键。第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作家们越重视叙事的艺术，越追求自己成为一个文体家。这无疑是好的。但我以为，要在“文体家”前面加上“成功的”三个字。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文体家，如何更淋漓尽致地、更准确地对生活和感作出艺术的表达，而不是仅仅把文体作为个人羽毛的炫耀。我以为，这就是一些作品“看不懂”的症结所在。
问：但纯文学毕竟不是大众文化，不是单纯的迎合，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提升普通读者文化水准和审美趣的作品？
答：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文学的确有提升我们的读者审美水准、丰富其审美经验的功能。但我以为，提升的方法不是让他们看不懂，而是用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去征服他。是一种艺术征服过程中的提升，而不是故弄玄虚中的“提升”。
5.代后记（5）
您的问题中涉及“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概念，这是来自海外理论界的范畴，有相当特指性。***先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否准确？其次是套用于中国文学是否合适？这是一个很专门的话题，因此我不想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讨论问题。当然，您的问题我基本是理解的。我们的文艺作品的确有一些比较照顾大众的审美习惯和传统观念的作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小说工厂”乃至“文化工业”也初现端倪。但中国也有很多写这一类作品的作家，并不以商业为目的，而是自觉地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因此用西方的“大众文化”概念来套用他们，是不合适的。这些作家在审美上比较照顾读者既定的欣赏习惯，在观念上比较尊重中国传统观念。这样的作品也能够满足读者审美的需要，满足传承民族美好品质的需要，也为满足群众的文化利益作了贡献。另一类作品套用“纯文学”的概念也同样是不准确的，但其内容和形式上确有些更偏重于“提高”。内容上，它的责任是为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通过作家的作品，表示作家对人生对世界崭新的认识，用一个重新铸造的世界来引导你、征服你，深化你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与认知。在形式上，它常常是推翻了我们传统的审美经验。比如莫的《红高粱》，写“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奔跑时中了敌人一枪，“欢快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他用了“欢快”这个词，使这一人物和整个作品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熔于一炉。在大多数读者的审美经验中，好像前人写死亡没有这样写的，你不能不对此产生新鲜感甚至震惊感。但同时你又会被这一画面感染了，征服了，你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审美经验。这种崭新的审美经验的获得，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更不是被故弄玄虚的理论家吓服的，而是在被崭新的艺术手段的征服过程中，逐渐提升了审美的境界，丰富了审美的经验。这种偏重于“提高”的文学，是文学展的必须、创新的必须，没有“提高”，同样不能满足读者开拓更广阔的精神视野和艺术境界的需要，也是违背大众的文化利益的。但是，这种提高，决不靠故弄玄虚，更不靠拒人千里，那样的“纯”和“高雅”，不仅达不到“颠覆”读者审美经验的作用，反而会被读者所“颠覆”。所以我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的女儿，只要是看不懂，不被感动和吸引，看半截也可以扔掉。因为这样的作品只是满足了作者一点自作高深的愿望，或者成为一些评论家故作高深的文本，你不要被他唬住。
在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要有一些说实话的人，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道破天机”的小孩一样。
问：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有待加强和改进。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到了当代，几近汹涌澎湃。好东西很多，但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融会百家，自成一家，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搞创作的，同样有一个吸收和消化的问题，在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主张上，应有定力。只是从国外的文学作品中横移主题，照搬形式，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生**验中掘东西，你就不能给读者重新铸造一个足以打动他们的艺术世界，所以就难免失去读者。也许某位评论家读后惊呼：“中国终于出现xx主义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其实读者看小说不是看什么主义，只是看有什么把我感动了，给我以审美的享受。
问：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与中国都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经济、文化领域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展大潮中，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推动文化的全球化，这种现实对文学、艺术的展会有什么影响？您对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展有什么看法？
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文化全球化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在讨论甚至争论中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是极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左翼理论家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文化殖民过程，特别是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把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非远勿届，遗患无穷。当然也有些理论家认为不必过于夸大这一现象的后果，各个民族、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解码系统”对外来文化加以解读，不必杞人忧天。等等。无论是“警世”之还是科学的深入的分析考察，在这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都弥足珍贵。
6.代后记（6）
我觉得，喊“狼来了”固然必须，更必须的是切切实实加强我国自身文化的建设，以开放的心态加强文化的交流，以自信的心态创造和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问：您到北京当专业作家后被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当书记处书记，现在又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您认为当一名作家和在中国作协当领导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认为自己在角色的转换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我到中国作协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和作协的同志们一起去看望一些作家，给大家拜年。我开玩笑说，过去过年，都是别人给我送花送水果，现在，我得给别人送花送水果了。这就是“不同”，过去人家为你服务，现在你要为大家服务了。至于角色转换中的最大困难，或许是由专注于形象化的写作到专注于文件写作吧。
问：今天的年轻人似乎格外想知道名人们的成功之道，您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答：您的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惶恐。我认为自己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比我优秀的作家真是太多了，年长的、年轻的，我一直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这也是我这七八年来愿意暂时放一放自己的创作，为他们做一些服务的原因。至于我个人，创作活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所以有一些影响，生逢其时也。我觉得当不当作家无关紧要，是不是名人更不是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志。成功的人生应该是学会享受创造性劳动之快乐的人生，任何行当都存在着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专注于此，其乐无穷。
问：二十年的生活中，您觉得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二十年前有一些困难，近二十年，棘手之事不能说没有，但好像不能算什么“最大的困难”。我“最大的困难”在三十岁前已经经历过了。“最开心的事”也难说，我每天都很开心，要选一个“最开心的事”，也难。
全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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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写三十天专栏于我是第一次，越写越佩服我们的前辈文人张恨水先生。听张先生之哲嗣张伍先生说，当年乃父书案前，常常挂着好几部长篇连载小说的提纲，先生总是交叉作业——今儿这家报馆来人取稿了，立刻提笔，倚马可待；明儿另一家报馆定的日子到了，又笔走龙蛇，再续前缘。难得的是，几部作品毫不雷同，更无混淆。由此反省自己，总以文牍山委，俗务缠身，荒疏了砚田。哪怕秉承一点恨水先生遗风，或是学得一点奥运健儿精神，也不至于蹉跎岁月，徒呼逝者如斯了。
三十篇千字小文，兴之所至，有感而罢了。曹子建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难得这“**”如此敬畏引车卖浆者流。不过我这“匹夫之思”，无甚高论，读后尽可“轻弃”。而有两位读者托人带话给我，说已把“贴吧”小文剪下，闻之真替他惋惜。奥运期间报纸，已成收藏新宠，一位朋友说，他为找一张开幕式那天的《北京晚报》，踏破铁鞋，终于找到，对方竟开价一百元。阁下手头既有一套好端端的报纸，非但不知宝爱，反而动了剪子，破其品相，岂不悲乎？不过由此更觉得应该对得起这份厚爱，写得更要认真一点才好。
是不是还算认真，请您批评。
奥运会落幕了。24日晚上，看着“鸟巢”主火炬缓缓熄灭，我忽然问自己，举办如此盛大赛事，我们最应引以自豪的成果是什么？是总数第一的金牌？是一个民族以无限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兑现承诺的信誉？回想2001年7月13日，何振梁先生曾在莫斯科的“申奥演说”中对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说过：“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亲爱的同事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七年以后，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昨晚，在闭幕式的转播图像里，我认出了何振梁先生。他坐在主席台上，依然沉稳、深邃，温文尔雅。但我相信，他一定在为自己能代表我们的民族做出那个承诺而自豪，也一定在为我们的民族实现了承诺而欣喜。
比比何振梁，比比那些摘金夺银的健儿们，比比那些无私奉献的志愿者，鄙人所为，不过是只在场外喊“加油！”的拉拉队中的一员而已。
喊了三十天，拉拉队员要歇啦，拜拜！
1.代后记（1）
陈建功答《新文化报》记者问（代后记）
按：此文系《新文化报》记者王涛、赵明宇于2003年3月所作采访稿，表时经我修改确认。***原文题目是《陈建功：反刍岁月堪寻味检点光阴应加鞭》。现将原文导语以及关于本人的介绍部分删去，权做本书的“后记”，并向采访者致以谢意。
打电话约陈建功作这个专访并没费太大周折，虽然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虽然有很多社会工作要做，但他还是在电话中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预约要求。于是心里有了很多猜想，最基本的一点是，他并不难打交道。
采访是在中央党校为学员提供的宿舍里进行的。说是宿舍，其实条件不错，有点像招待所的单人房。一人一个单间，每间房门上都贴着学员的名字。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证实了自己的感觉：陈建功很豪爽，很随意，他自己也说喜欢和他一样说话直来直去的人。他把这种性格的形成归结为十年的矿工生涯。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他都是在京西煤矿度过的。
回望二十年的人生道路，陈建功感触颇多，他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务实，不再把人生目标定得很高很远，而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切实地做好。他尤其强调一点，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八二届毕业生需要反刍过去的岁月，更需要重新投入到新的一轮学习中去，即使不能再领社会潮头，也至少应该做到宽容和鼓励新人的探索，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问：第一个问题肯定是要请您谈一谈1977年上大学前的况，您在上大学前似乎是当过十年的矿工吧？
答：对。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人大附中高二的学生。1968年8月，这些学生都已经成|人了，又没有大学可上，据我最近看到的有关文章，好像当时的中央领导出于疏散城市人口、减少就业压力的考虑，同时也带有**理想主义的特点，开始把大批青年分配到工厂。先是有一批人到了青海的军马场，然后就是我们到煤矿当工人了。当时我父亲在人民大学教书，被打成“特务嫌疑”，我也挨了一点整，后来起来造了“反”，可“文革”越搞越迷茫，就去了京西一个叫木城涧的煤矿挖煤。在那儿干了三个月后，**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如果当时我没去煤矿的话，我也就下乡了。我在那儿整整干了十年，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
问：当时在那里具体干什么？
答：一开始是打岩石，扛个风钻，打通通往煤层的道路。干到第六年的时候，我在井下被矿车把腰撞折了，当时的况很危险，我腰1、胸12这两个脊椎骨骨折了，椎突是粉碎性骨折，左腿完全没有知觉了。在医院治疗半年之后，因为当时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原来那种劳动强度的工作，伤愈后就被派到井口率领四个老太太筛沙子。
问：在这样的况下，得知恢复高考了一定特别高兴吧？
答：到了1977年8、9月份的时候，我父母告诉我恢复高考了。当时我已经写点东西了，我就说我不考。因为当时思想还受到所谓“工农兵作家”的影响，准备学胡万春、费礼文当工人作家。
但我妈妈非让我考，她说：“你不明白，是不是经过系统的读书训练，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对我妈妈的话还是很信的。因为我开始挖煤的时候精神状态比较颓唐，当时家里处境不好，我在矿上又被打成“反革命嫌疑”，感觉前途特别渺茫，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就好好读书，看书总会有用，世道不会总这样。别的书不让看，你把《红楼梦》、《鲁迅全集》多看几遍也有用处。”所以那时很多人都根本不读书了，我垒两个装火药的空箱子当床头柜，弄一个破纸盒子，牛皮纸一糊，把灯头放进去，成了床头灯，天天利用工余时间在那儿看书，坚持十年。这一方面跟我妈妈的叮嘱有关，因为我当时混得很惨，而我自己也的确有这方面的兴趣。
而且我妈妈当年在北大附中图书馆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书偷偷拿给我看。我们煤矿也有一个图书馆，当时正在清理所谓“四旧”，把很多好书拿出去化纸浆，我就穿件棉大衣，去跟老头儿聊天，然后乘其不备，偷偷往棉大衣里藏书。
2.代后记（2）
当时我决定不考大学，除了认为作家必须从工农兵中产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已经把数学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
但我妈妈坚持让我考，我也想验证一下她的话，当年我妈妈让我读书，果然现在有用了，要高考了。那么现在我妈妈又坚持让我参加高考，我也想再验证一下。
考完回到矿里遇到一个朋友，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就是题太简单了，都是一些常识的问题，很多人用了五十分钟就交卷了，我估计分数根本拉不开档次。”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问别人了，他们根本不会答。这十年，他们都已经不读书了，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算个读书的，所以你能答上来。”我的考试分数在我那个地区还是不错，最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问：在井下的时候想过自己将来要干点什么吗？
答：开始是很茫然，惟一支撑的就是看书。后来，从七十年代开始现有文艺作品表了，也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能从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强。但这也很渺茫。因为一方面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化**主义很厉害，真做文化工作，又觉得有相当的危险。不过，当时还是想，要是能有机会调我当个编辑也挺好啊。
问：您觉得十年的矿工生活和四年的大学生活，您各自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答：矿工的经历主要有这样几个收获：
第一，你知道中国还有人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辛苦的做事，你不能不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充满了感，不能不时时关注中国国。
第二，能吃苦，对苦难有达观的态度，对挫折能坦然面对。当时在井下干活的时候，我每天都是早上四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前一天下班脱下的衣服，因为又是水又是汗，已经冻成铁板了。我要把它掰开，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那件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衣服下井干活儿，八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每天从上班准备到从井下出来的时间得十几个小时。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因此我腰被撞折之后第一次醒来，一般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一定非常痛苦，其实我第一个念头却是感到非常庆幸——第一我没被撞死，第二看来我是不用再干那么苦的活了，第三则更重要，因为我当时正倒霉，政治上挨整，受了伤，也算是可以躲过运动的风头。能扛过这一切，还有什么苦能吓倒你？
有关在大学的收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写我上大学的感受。
我觉得七七、七八级不仅只意味着一群年轻人的命运转变，而且是一个民族命运的转变。我们是如此真切地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兴起，北大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比较前沿的地方。我们当时天天晚上躺在床上争论的是“凡是派”还是“实践派”之类。当然，对于每一个人，也都会有独特的感受。比如我，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真正理解了人应该怎样坚持独立精神的操守。北大是一个鼓励人们独立思考的地方，鼓励各种不同的思考，鼓励你对别人的思考抱以尊重和吸收的态度。1978年以后的北大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这就使我们得到了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的训练。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到北大以后，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我请到上海，改我一个电影剧本，准备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那个片子的调子当然还有“文化**”时代的影子，是那种比较浅显的，没有什么独特思考和个性的电影。就在改的过程中，上海《文汇报》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我看了以后，第二天就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说：“我走了，我回北京了，我不改了。”他很奇怪：“为什么不改了，都定为献礼片了。”我说我感到一个新的文艺时代要开始了，那样的文章我不愿意写了，我要写新的文学，能说出我心里话的、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能够说出真话的文学。当时很多人还觉得很可惜。我说算了，不拍了。从上海回到北京，我继续念书，写我的《盖棺》、《流水弯弯》等作品。
3.代后记（3）
因此我觉得1977年的这种转折，与其说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不如说是整个时代的转折所带来的一群年轻人人生方式的转折。***任何人都不要过高夸大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个人能力。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届的这些人其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潮头的一群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之所以成为各个行业的骨干力量，是因为他们经历了那种“文革”的灾难，所以他们知道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性，知道改革开放的迫切性，知道老百姓的期望与渴求；他们受过苦，所以能够在工作中踏实地奉献；他们经历了痛苦的人生跌宕和求索，所以有比较独立的人生见解，有成熟的人生思考；而且在“文革”前受过系统教育又在“文革”中坚持学习，再加上大学时代的学习，所以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在未来的建设中他们当然能挥突出的作用。
问：这一批人进入社会后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
答：这些人来自穷乡僻壤工厂矿山，他们了解遭遇了十年“文革”的中国人民心底的呼声，他们自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最由衷的拥护者。同样，由于对中国国的深刻了解，激越的变革愿望不能不和脚踏实地的坚韧品格相结合，当他们走向社会，很快就变成变革时代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和实干精神的一群。是嬗变的时代、改革的现实给予了这一群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也正因为这样，这一群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又是如此紧密地和民族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休戚相关。我不敢肯定这样一个立论是否正确：这一群人，当然也包括了随后的七八级、七九级以及有着类似阅历的一代人，由于他们独特的人生遭遇、特殊的历史机会等等，似乎在无意地酝酿着一种既是开放的又是本土化的，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既是注重创新的又是稳妥务实的，既是面向未来的又是脚踏实地的东方现代人格模式。
问：那么您如何评价七七级、七八级的今天？
答：我个人觉得，七七级、七八级固然可以对过去的岁月进行反刍，以焕青春，但焕青春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再学习。有研究者指出，现在大学一年级时学到的知识，到了大学四年级时就已经过时了。虽然我对这一论断的严谨性抱怀疑态度，因为提到的几个范畴都缺乏确定性。但其主旨是对的，至少我个人认为，七七级、七八级中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知识已经老化。因此，如果我们对二十年前的回顾仅仅停留在激澎湃的层面甚至是自鸣得意的层面，那肯定是不行的。阅历固然可贵，然阅历也可能成为落伍者的笑柄，必须跟上时代，必须不断补充自己，这是切实的任务。
自以为“功成名就”，由此就成为一个保守的、对新知识一无所知的人。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毕竟很多人现在都在领导岗位上。我们当然寄希望于年轻人，但毕竟你还能干十年。这十年中国变化将多大，将面临何等挑战？你如果不更新头脑、更新知识，怎么能跟上形势？至少，怎么能宽容和鼓励新的探索？所以目前与其讨论二十年前的转折和二十年来的贡献，不如讨论今天我们这些五十岁的人怎么才能保持以往的锐气和活力。即使不可能再领社会潮头，也应尽可能使自己跟上展形势，不至于成为绊脚石。
问：从1982年到2002年，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都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二十年来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二十年来所没有变化的、您始终坚持的又是什么？
答：因为我上大学前曾经有过复杂的人生经历，所以还算是比较务实的，但回想起来，大学毕业时仍带有一些乌托邦主义的因素。经过这二十年，更加切实地感觉到变革中国的现实需要切实的工作。这是一点。第二，因为中国如此巨大的变化，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危机和再学习的必要。第三，过去总是觉得要做很多很多事，现在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就很不容易了；第四，觉得自己变得更宽容，这些年看的东西和接触的人多一些，对于不同的有创见的见解更愿意以欣喜和欣赏的眼光对待。
4.代后记（4）
一直没有生变化的是我的自信心。***我对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标和坚守的人生态度一直有信心。我可以有错误，可以不断调整纠正自己，而人生目标是明确的。这个人生目标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比较陈腐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那一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问：那么这二十年来您的创作是怎样的一个展过程？
答：就题材而，我的早期作品多是写煤矿工人的作品，再往后写青年大学生，毕业后到北京当专业作家，正是文学界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学有本土特色的时候，于是我大量搜集北京的民谣、方志、历史资料等，后来的小说注意向北京的地域文化展，像《找乐》、《放生》、《前科》等。就思想和艺术风格追求来说，尽可能随着文学界的思考而思考，力争有所进步。这二十年文学界的思考和创新的步子也是很大的，我只能算是一个尽量追赶文学前进脚步的人。像早期是“伤痕文学”，揭示“文革”问题；后来觉得“伤痕文学”不应停止在简单的抗议和呐喊层面，由此开始向写人生过渡；后来又觉得我们的作品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反映得不够，因此又有了“寻根文学”。此后又有了对风格和艺术表现多样化的重视和追求。文学的深化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随着作家对生活和人生感受的深化而深化的。当然，这一思考和创新过程难免有所失误，谁都一样。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开始重视艺术技巧，有不少作品对海外作家作品的学习有生吞活剥的倾向。但不可否定作家们对艺术创新的追求。
问：您目前的创作状态如何？
答：自从1995年到作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以后，行政事务投入得多了，我只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受杨沫同志的嘱托，和李功达一起改编了电视剧《青春之歌》。当然行政工作也是一种经历，艺术积累没有停止，为了保持自己对生活的敏锐性，这期间写了八十至九十万字的日记。
当然也有一些构思，却一直舍不得写。有些作家很能干，坐在主席台上也能写，但我不行。我写小说必须完全静心，什么人都不能见。因为写小说时需要作家变成自己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如果写半截被打断，再找回来很难。我也曾经写过五六万字，被打断了以后就一直放那儿了。或许我就是这么低能。因此现在只能写点评论，写点短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找到时间去写。
问：回顾二十年，您如何评价自己？
答：工作尚负责，为人尚宽厚，思想尚活跃。我的缺点是不少事缺乏说“不”的勇气。
问：很多人觉得目前的纯文学作品越来越难以读懂。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只想说一点个人看法，和作为什么什么副主席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倾听最好。
第一，文学当然是个人感和心灵体验的外化，但这感和心灵从来就有深厚与肤浅、狭隘与博大之别，你如果只是自恋于自己的小悲欢，对生活对人生对人的感世界没有崭新的现，那么读者为什么要喜欢你？新时期以后的文学恢复了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张扬和肯定，但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人格魅力、是否能转换为作品的魅力，这是现今作品能否征服读者的关键。第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作家们越重视叙事的艺术，越追求自己成为一个文体家。这无疑是好的。但我以为，要在“文体家”前面加上“成功的”三个字。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文体家，如何更淋漓尽致地、更准确地对生活和感作出艺术的表达，而不是仅仅把文体作为个人羽毛的炫耀。我以为，这就是一些作品“看不懂”的症结所在。
问：但纯文学毕竟不是大众文化，不是单纯的迎合，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提升普通读者文化水准和审美趣的作品？
答：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文学的确有提升我们的读者审美水准、丰富其审美经验的功能。但我以为，提升的方法不是让他们看不懂，而是用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去征服他。是一种艺术征服过程中的提升，而不是故弄玄虚中的“提升”。
5.代后记（5）
您的问题中涉及“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概念，这是来自海外理论界的范畴，有相当特指性。***先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否准确？其次是套用于中国文学是否合适？这是一个很专门的话题，因此我不想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讨论问题。当然，您的问题我基本是理解的。我们的文艺作品的确有一些比较照顾大众的审美习惯和传统观念的作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小说工厂”乃至“文化工业”也初现端倪。但中国也有很多写这一类作品的作家，并不以商业为目的，而是自觉地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因此用西方的“大众文化”概念来套用他们，是不合适的。这些作家在审美上比较照顾读者既定的欣赏习惯，在观念上比较尊重中国传统观念。这样的作品也能够满足读者审美的需要，满足传承民族美好品质的需要，也为满足群众的文化利益作了贡献。另一类作品套用“纯文学”的概念也同样是不准确的，但其内容和形式上确有些更偏重于“提高”。内容上，它的责任是为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通过作家的作品，表示作家对人生对世界崭新的认识，用一个重新铸造的世界来引导你、征服你，深化你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与认知。在形式上，它常常是推翻了我们传统的审美经验。比如莫的《红高粱》，写“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奔跑时中了敌人一枪，“欢快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他用了“欢快”这个词，使这一人物和整个作品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熔于一炉。在大多数读者的审美经验中，好像前人写死亡没有这样写的，你不能不对此产生新鲜感甚至震惊感。但同时你又会被这一画面感染了，征服了，你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审美经验。这种崭新的审美经验的获得，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更不是被故弄玄虚的理论家吓服的，而是在被崭新的艺术手段的征服过程中，逐渐提升了审美的境界，丰富了审美的经验。这种偏重于“提高”的文学，是文学展的必须、创新的必须，没有“提高”，同样不能满足读者开拓更广阔的精神视野和艺术境界的需要，也是违背大众的文化利益的。但是，这种提高，决不靠故弄玄虚，更不靠拒人千里，那样的“纯”和“高雅”，不仅达不到“颠覆”读者审美经验的作用，反而会被读者所“颠覆”。所以我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的女儿，只要是看不懂，不被感动和吸引，看半截也可以扔掉。因为这样的作品只是满足了作者一点自作高深的愿望，或者成为一些评论家故作高深的文本，你不要被他唬住。
在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要有一些说实话的人，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道破天机”的小孩一样。
问：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有待加强和改进。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到了当代，几近汹涌澎湃。好东西很多，但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融会百家，自成一家，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搞创作的，同样有一个吸收和消化的问题，在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主张上，应有定力。只是从国外的文学作品中横移主题，照搬形式，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生**验中掘东西，你就不能给读者重新铸造一个足以打动他们的艺术世界，所以就难免失去读者。也许某位评论家读后惊呼：“中国终于出现xx主义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其实读者看小说不是看什么主义，只是看有什么把我感动了，给我以审美的享受。
问：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与中国都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经济、文化领域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展大潮中，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推动文化的全球化，这种现实对文学、艺术的展会有什么影响？您对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展有什么看法？
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文化全球化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在讨论甚至争论中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是极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左翼理论家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文化殖民过程，特别是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把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非远勿届，遗患无穷。当然也有些理论家认为不必过于夸大这一现象的后果，各个民族、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解码系统”对外来文化加以解读，不必杞人忧天。等等。无论是“警世”之还是科学的深入的分析考察，在这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都弥足珍贵。
6.代后记（6）
我觉得，喊“狼来了”固然必须，更必须的是切切实实加强我国自身文化的建设，以开放的心态加强文化的交流，以自信的心态创造和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问：您到北京当专业作家后被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当书记处书记，现在又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您认为当一名作家和在中国作协当领导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认为自己在角色的转换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我到中国作协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和作协的同志们一起去看望一些作家，给大家拜年。我开玩笑说，过去过年，都是别人给我送花送水果，现在，我得给别人送花送水果了。这就是“不同”，过去人家为你服务，现在你要为大家服务了。至于角色转换中的最大困难，或许是由专注于形象化的写作到专注于文件写作吧。
问：今天的年轻人似乎格外想知道名人们的成功之道，您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答：您的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惶恐。我认为自己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比我优秀的作家真是太多了，年长的、年轻的，我一直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这也是我这七八年来愿意暂时放一放自己的创作，为他们做一些服务的原因。至于我个人，创作活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所以有一些影响，生逢其时也。我觉得当不当作家无关紧要，是不是名人更不是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志。成功的人生应该是学会享受创造性劳动之快乐的人生，任何行当都存在着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专注于此，其乐无穷。
问：二十年的生活中，您觉得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二十年前有一些困难，近二十年，棘手之事不能说没有，但好像不能算什么“最大的困难”。我“最大的困难”在三十岁前已经经历过了。“最开心的事”也难说，我每天都很开心，要选一个“最开心的事”，也难。
全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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