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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问题激烈较量。l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边界谈判中断。如今，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公开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苏中东段边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场，使谈判有了基础，得以在比较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两轮会谈，此后的会谈是由田曾佩副外长主持的。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至于复杂的西段边界，双方就划界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成立专家工作组具体讨论西段边界走向问题和成立联合摄影小组进行共同航摄，等等。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的进展有助于缓和两国边境对峙形势，成为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组成部分。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中苏于1986年10月举行第九轮政治磋商，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12轮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轮。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长，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长田曾佩担任。在最后四轮磋商中，苏方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灵活，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但称这个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却表示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有意进行战略收缩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决定后，基于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态度变得较前积极。 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根据当时形势，为推动苏联对越南进一步施加影响，我们决定接过苏方的建议。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他于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发去了唁电。＆nbsp＆nbsp
破冰之旅（1）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 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 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nbsp＆nbsp
破冰之旅（2）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nbsp＆nbsp
高级会晤（1）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nbsp＆nbsp
高级会晤（2）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nbsp＆nbsp
风云骤起（1）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事件虽是突发，但并非无迹可寻。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访问，准备签署中沙两国建交公报。访问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会谈，一切顺利，双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到了第二天，这位大臣忽然不见了踪影，整个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报也无法按原定时间签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说，外交大臣今天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我们感到困惑，担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变。到了晚上，费萨尔亲王又突然出现了，双方还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完成了建交公报的签署。费萨尔亲王告诉我，他之所以无法按原定时间来签署公报，是因为法赫德国王让他当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两国发生的矛盾。那时伊科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但各方都未预料到局势会迅速演变成兵戎相见。 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伊、科两国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被英国人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时，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这大概就是伊拉克觊觎科威特的历史缘由。两国的边界自独立后一直未完全划定，不时就要闹起边界纠纷。科威特国小民寡，但石油资源丰富，而伊拉克经历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后，欠了一大堆的债，其中相当部分是欠科威特的。进入1990年后，两国因石油价格而争执加剧。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为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纠纷而努力，但没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欧洲度假之机，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 伊、科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这次，伊拉克军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就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要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又分别紧急召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22日，我在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亲王时，针对伊拉克已宣布将科威特吞并，强调说，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么借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科威特遭受突然袭击后，保护在那里的中国公民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驻科使馆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当时，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和侨民近5000人。由于形势恶化，他们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了8月29日，我们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台湾和香港同胞。台湾在科威特有个商务代表处，战乱发生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逃之夭夭，自顾自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着英国护照，那时不仅不再管用，而且会带来更多危险。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我们都设法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 海湾是战略要地，那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会牵动世界整个局势的稳定。 联合国很快做出了反应。安理会在8月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军立即无条件撤出的第66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后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海空封锁，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661委员会，审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于这些措施，中国都是赞成的。 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危机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nbsp＆nbsp
风云骤起（2）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 这时，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硬。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大规模增加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nbsp＆nbsp
出访中东（1）
到了那年10月份，海湾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段时间，为求海湾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上的各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了特使。科威特、约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后到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来陈述伊方的观点。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联合国。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9月25日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我阐述了中国对海湾问题的立场，呼吁伊拉克正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采取同安理会合作的态度，立即停止对科威特的占领，从科威特撤军。我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海湾危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支持安理会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我还指出，中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因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针对安理会刚刚通过对伊拉克实行空中禁运的第670号决议，我还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决议时，要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我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在会见中东地区十余位外长后，我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国家对可能爆发战争感到忧虑，坚决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意见不一。前一段时间，各国曾试图用阿拉伯方式来化解危机，但成效甚微。他们都赞赏中国的立场，希望此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联合国名义下打仗，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他说，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他不相信美国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 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他告诉我，苏联目前担心的是滞留在那里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专家。苏联曾派熟悉中东事务的普里马科夫作为特使，跑了两趟巴格达，在调解方面，无功而返，只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促成苏专家回国。他表示，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美国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美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一起，一方面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 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当我提出法国应运用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位外长做出无奈的表情说，有时朋友并不听话。我向西方国家的外长强调，安理会已通过不少决议，应该再给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进行调解。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们驻约旦的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由我于11月6日至12日出访中东，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倡导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改善了与邻国间的双边关系，并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nbsp＆nbsp
出访中东（2）
在中东地区，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更不谋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获阿拉伯各国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时出访中东，寻求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贯宗旨，为避免战争而尽一切努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就这样，我成为海湾危机期间惟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 针对当时复杂的局势，我们制定的出访方针是：不带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 在出访准备会上，我强调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谈话重点。伊拉克是这次出访的重点，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势严峻，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当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来解决危机。至于约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美国得悉我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我会晤。 这时，美国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这一票至关重要。＆nbsp＆nbsp
开罗“巧遇”（1）
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我见面。我们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注），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们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我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我会面。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以往出访，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机，但这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就乘坐了民航专机，但专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开始，我们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我们改变路线，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们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贝克也是当天上午到的开罗，正好下午离开。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巧遇”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实际上，开罗会晤已经是中美两国外长自1989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次会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中方介绍了美方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态度。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来北京，就海湾局势与中方交换意见。布什总统还不只一次给杨尚昆主席写信，寻求中方的合作。贝克国务卿也多次致信或带口信给我。我和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和同年9月纽约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都进行了会晤。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见了面。在那次会见中，海湾危机问题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美方本来想与中方就海湾危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考虑根据当时的中美关系，单就海湾问题搞个联合声明不可取，没有同意。贝克曾就美国对海湾问题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考虑与我单独交谈过。他告诉我，如果经过很多个月后，制裁仍不起作用，就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美国将要求联合国授权进行多边军事行动。如果联合国不授权，美国将不得不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行动。 这次开罗会晤，美方很想确切了解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动武问题上的态度。 在埃及方面的协助下，下午4时，我与贝克在开罗机场贵宾室会晤，谈了一个半小时。 贝克表示，十分赞赏中国在解决海湾危机中的作用。他说，美国无意在海湾永久驻扎陆军。危机消除后，美国会立即撤军，只保留1949年以来一直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力量。如果我访问伊拉克时能使萨达姆认识到中国将最终支持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适当的方式执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将增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机会。他又说，美国将继续执行已实行了三个月的制裁，并准备向海湾增兵以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 我向他说明，我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方案”，也没有授权进行调解，只是想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劝说。我将坦率地告诉他们正面临最后抉择，要么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要么就会遭受严重灾难。我说，目前海湾局势十分严峻，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呼声也在加强。中国政府对海湾局势深感忧虑和不安。＆nbsp＆nbsp
开罗“巧遇”（2）
至于中美关系，我说，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还是不错的。我们认为这对于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是关键。我向贝克强调，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国际社会就应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同贝克还就其他一些解决方案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中方也认为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同中东诸多问题一起解决是不现实的，这样联系也没有好处。但是，美国如能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关切，将有助于解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疑虑。这对争取阿拉伯人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会转移人们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注意力。 对于有些国家正在酝酿的“部分解决方案”，贝克解释说，这是指伊拉克撤军，但换得整个鲁迈拉油田或布比延岛等出海口，或以科威特合法政府不民主为由不予恢复。贝克称，美国反对此类方案，因为这将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动的奖赏。他又说，也有人建议在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对此，埃及等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萨达姆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英雄”。美国将恪守其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承诺，但也将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国一起，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会见中，美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对安理会授权动武的态度。贝克认为，目前对伊拉克的制裁是历史上最严厉的，但不知是否能以此迫使伊拉克撤军。他问我，中方认为应该再给制裁多少时间，如制裁无效，是否即可考虑用其他手段？我回答说，人们很难对制裁奏效所需时间做出精确估计，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看法也不同。中方希望，那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长一些，但后遗症会少一些。我也问他，美国派军队进驻沙特时称其目的是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埃米尔已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威特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这次会晤，我们基本了解了美方的意图。事实上，我同贝克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事达成了谅解。对此，他不愿对外宣布，我也不强求。后来，对外发布的消息，只是说双方就海湾问题举行了磋商。＆nbsp＆nbsp
中东穿梭（1）
见过贝克之后，我就正式开始了对中东的访问。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久有往来，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止于条支。大秦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而条支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甘英最终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 我多次访问过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但此次心情不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所有在战乱年代生活过的人，对和平都会格外珍惜，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 外交十记 http://www.xlawen.org/kan/4307/ )
破冰之旅（1）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 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 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nbsp＆nbsp
破冰之旅（2）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nbsp＆nbsp
高级会晤（1）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nbsp＆nbsp
高级会晤（2）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nbsp＆nbsp
风云骤起（1）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事件虽是突发，但并非无迹可寻。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访问，准备签署中沙两国建交公报。访问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会谈，一切顺利，双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到了第二天，这位大臣忽然不见了踪影，整个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报也无法按原定时间签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说，外交大臣今天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我们感到困惑，担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变。到了晚上，费萨尔亲王又突然出现了，双方还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完成了建交公报的签署。费萨尔亲王告诉我，他之所以无法按原定时间来签署公报，是因为法赫德国王让他当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两国发生的矛盾。那时伊科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但各方都未预料到局势会迅速演变成兵戎相见。 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伊、科两国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被英国人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时，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这大概就是伊拉克觊觎科威特的历史缘由。两国的边界自独立后一直未完全划定，不时就要闹起边界纠纷。科威特国小民寡，但石油资源丰富，而伊拉克经历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后，欠了一大堆的债，其中相当部分是欠科威特的。进入1990年后，两国因石油价格而争执加剧。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为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纠纷而努力，但没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欧洲度假之机，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 伊、科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这次，伊拉克军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就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要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又分别紧急召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22日，我在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亲王时，针对伊拉克已宣布将科威特吞并，强调说，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么借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科威特遭受突然袭击后，保护在那里的中国公民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驻科使馆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当时，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和侨民近5000人。由于形势恶化，他们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了8月29日，我们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台湾和香港同胞。台湾在科威特有个商务代表处，战乱发生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逃之夭夭，自顾自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着英国护照，那时不仅不再管用，而且会带来更多危险。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我们都设法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 海湾是战略要地，那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会牵动世界整个局势的稳定。 联合国很快做出了反应。安理会在8月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军立即无条件撤出的第66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后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海空封锁，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661委员会，审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于这些措施，中国都是赞成的。 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危机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nbsp＆nbsp
风云骤起（2）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 这时，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硬。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大规模增加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nbsp＆nbsp
出访中东（1）
到了那年10月份，海湾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段时间，为求海湾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上的各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了特使。科威特、约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后到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来陈述伊方的观点。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联合国。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9月25日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我阐述了中国对海湾问题的立场，呼吁伊拉克正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采取同安理会合作的态度，立即停止对科威特的占领，从科威特撤军。我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海湾危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支持安理会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我还指出，中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因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针对安理会刚刚通过对伊拉克实行空中禁运的第670号决议，我还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决议时，要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我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在会见中东地区十余位外长后，我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国家对可能爆发战争感到忧虑，坚决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意见不一。前一段时间，各国曾试图用阿拉伯方式来化解危机，但成效甚微。他们都赞赏中国的立场，希望此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联合国名义下打仗，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他说，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他不相信美国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 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他告诉我，苏联目前担心的是滞留在那里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专家。苏联曾派熟悉中东事务的普里马科夫作为特使，跑了两趟巴格达，在调解方面，无功而返，只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促成苏专家回国。他表示，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美国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美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一起，一方面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 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当我提出法国应运用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位外长做出无奈的表情说，有时朋友并不听话。我向西方国家的外长强调，安理会已通过不少决议，应该再给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进行调解。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们驻约旦的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由我于11月6日至12日出访中东，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倡导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改善了与邻国间的双边关系，并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nbsp＆nbsp
出访中东（2）
在中东地区，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更不谋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获阿拉伯各国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时出访中东，寻求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贯宗旨，为避免战争而尽一切努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就这样，我成为海湾危机期间惟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 针对当时复杂的局势，我们制定的出访方针是：不带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 在出访准备会上，我强调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谈话重点。伊拉克是这次出访的重点，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势严峻，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当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来解决危机。至于约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美国得悉我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我会晤。 这时，美国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这一票至关重要。＆nbsp＆nbsp
开罗“巧遇”（1）
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我见面。我们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注），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们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我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我会面。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以往出访，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机，但这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就乘坐了民航专机，但专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开始，我们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我们改变路线，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们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贝克也是当天上午到的开罗，正好下午离开。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巧遇”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实际上，开罗会晤已经是中美两国外长自1989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次会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中方介绍了美方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态度。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来北京，就海湾局势与中方交换意见。布什总统还不只一次给杨尚昆主席写信，寻求中方的合作。贝克国务卿也多次致信或带口信给我。我和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和同年9月纽约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都进行了会晤。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见了面。在那次会见中，海湾危机问题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美方本来想与中方就海湾危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考虑根据当时的中美关系，单就海湾问题搞个联合声明不可取，没有同意。贝克曾就美国对海湾问题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考虑与我单独交谈过。他告诉我，如果经过很多个月后，制裁仍不起作用，就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美国将要求联合国授权进行多边军事行动。如果联合国不授权，美国将不得不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行动。 这次开罗会晤，美方很想确切了解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动武问题上的态度。 在埃及方面的协助下，下午4时，我与贝克在开罗机场贵宾室会晤，谈了一个半小时。 贝克表示，十分赞赏中国在解决海湾危机中的作用。他说，美国无意在海湾永久驻扎陆军。危机消除后，美国会立即撤军，只保留1949年以来一直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力量。如果我访问伊拉克时能使萨达姆认识到中国将最终支持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适当的方式执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将增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机会。他又说，美国将继续执行已实行了三个月的制裁，并准备向海湾增兵以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 我向他说明，我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方案”，也没有授权进行调解，只是想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劝说。我将坦率地告诉他们正面临最后抉择，要么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要么就会遭受严重灾难。我说，目前海湾局势十分严峻，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呼声也在加强。中国政府对海湾局势深感忧虑和不安。＆nbsp＆nbsp
开罗“巧遇”（2）
至于中美关系，我说，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还是不错的。我们认为这对于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是关键。我向贝克强调，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国际社会就应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同贝克还就其他一些解决方案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中方也认为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同中东诸多问题一起解决是不现实的，这样联系也没有好处。但是，美国如能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关切，将有助于解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疑虑。这对争取阿拉伯人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会转移人们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注意力。 对于有些国家正在酝酿的“部分解决方案”，贝克解释说，这是指伊拉克撤军，但换得整个鲁迈拉油田或布比延岛等出海口，或以科威特合法政府不民主为由不予恢复。贝克称，美国反对此类方案，因为这将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动的奖赏。他又说，也有人建议在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对此，埃及等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萨达姆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英雄”。美国将恪守其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承诺，但也将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国一起，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会见中，美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对安理会授权动武的态度。贝克认为，目前对伊拉克的制裁是历史上最严厉的，但不知是否能以此迫使伊拉克撤军。他问我，中方认为应该再给制裁多少时间，如制裁无效，是否即可考虑用其他手段？我回答说，人们很难对制裁奏效所需时间做出精确估计，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看法也不同。中方希望，那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长一些，但后遗症会少一些。我也问他，美国派军队进驻沙特时称其目的是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埃米尔已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威特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这次会晤，我们基本了解了美方的意图。事实上，我同贝克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事达成了谅解。对此，他不愿对外宣布，我也不强求。后来，对外发布的消息，只是说双方就海湾问题举行了磋商。＆nbsp＆nbsp
中东穿梭（1）
见过贝克之后，我就正式开始了对中东的访问。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久有往来，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止于条支。大秦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而条支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甘英最终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 我多次访问过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但此次心情不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所有在战乱年代生活过的人，对和平都会格外珍惜，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 外交十记 http://www.xlawen.org/kan/4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