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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叁：盛世曙光与孝庄太后》
1.第1章
孟心史在《清代史》中，讲到顺治朝开局的气象宏敞，曾经开门见山地讲过这样一段话：
清入关创业，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这是在矜夸多尔衮的好本事。
是时，福临在北京的登基大典刚过，大清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千头万绪，犹如一团乱麻。大清朝急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治理者，为大清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政治脉络。于是，多尔衮硬着颈项，站在了领航者的位置。多尔衮以他睿智的头脑，尽心、尽性、尽力地领着大清这个新兴的帝国，从最初的政治沼泽地中，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其实，大清刚把重心摆放到北京的那一段时间，多尔衮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稳若磐石。肃亲王豪格在最初的皇位竞争之后，虽然受到了多尔衮的重磅政治打击，被废为庶人。但在随之而来的顺治帝乔迁北京大喜时，多尔衮却不得不摆出了一副大人有大量的政治姿势，恢复了豪格的亲王爵位。这当然不能代表双方已经缓和了冱寒的敌对状态。多尔衮对于豪格，始终怀有一种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的隐忧。另外一个令多尔衮瞿然敛容的政治老人，便是礼亲王代善了。代善对于福临的入承大统，其重要性自不待。哲哲与布木布泰这一对姑侄太后，为了表示对于代善的倚重与感激之意，特许礼亲王代善今后上朝时，不用跪拜，而是赐椅子坐在下面。这对于代善而，自然是一种旷然无双的浩荡皇恩。如此，虽然代善在朝堂上遇见多尔衮时，总是显出一种谦逊有礼的微笑。可是，这大清国的政治，只要政治老人代善还有一口气儿，摄政王多尔衮就必须有所顾忌。
所以，当时，这大清国的朝廷政治，外有政治老人代善代为把关，内有持重老辣之哲哲皇太后的撑腰，中间再加上布木布泰太后积极为朝廷的建设建献策，这小皇帝福临的政治境况并不差。其时，政治上渐次入手的摄政王多尔衮，对于布木布泰太后还不敢表现出一种飞扬跋扈的态度。
就拿不久前决定大清国政治进退的迁都之争来说吧，假若没有以布木布泰太后为代表的皇宫势力的倾力支持，单凭多尔衮一系的政治势力，绝对说服不了盘踞在沈阳老巢的、守旧的满洲八旗贵族们挪窝儿。另一位拥立幼帝有大功的摄政王济尔哈朗不愿意到北京来，他留在盛京应该更有挟功自重的资本。因此，济尔哈朗俨然以多尔衮的反对派领袖自居。当时，是留守沈阳的太后布木布泰，大张旗鼓地为多尔衮的迁都计划宣传造势，这才令摄政王济尔哈朗的政治气势顿时为之一挫。后来，济尔哈朗更在清兵入关后的一次集体大封赏中，从摄政王降格为信义辅政叔王。如此，济尔哈朗再出来做事，便恢复了其察观色的慎微本色。
多尔衮的犀利，仍在于他的从谏如流。
布木布泰太后给多尔衮推荐了两个识时务的汉臣谋士范文程与洪承畴。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刚喘过气儿，范文程、洪承畴两位哥们儿便又给多尔衮献计了：咱在北京城要想安逸长久地住下来，这事儿恐怕还得在宣传上加一把火儿！于是，心领神会的多尔衮立即喝令抡惯大刀杀人的满洲大兵们，各拎一桶满满的石灰水儿，深入北京的大街小巷，以及京郊附近的村镇书写宣传标语，“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这就把清兵的入关摆放在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位置。
那段时间，范文程、洪承畴二人每天绝早起身，做的顶重要的一件事，便是给前来探口风的前明京畿官绅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清兵从前的抢关，是做过一些烧杀抢的缺德事儿，可那不是被崇祯爷逼出来的吗？清兵大老远地跑进关来，与咱汉人交朋友，人家容易吗？可崇祯爷生前愣没给人家好脸色看，这误会就生了。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不打不骂难交真心朋友。这一回，这满族的英雄好汉，那可是咱大明朝的总兵官吴三桂将军诚心诚意请来为冤屈而死的崇祯爷报仇的哦。因此，现今咱与清兵的共同敌人便是李自成那独眼龙！多尔衮王爷出必行，曾经应承吴三桂将军一俟找回大明的太子朱慈烺，将护送其返回南京城重建大明。可眼下这大清国的多尔衮王爷，多方派出侦探打探明太子朱慈烺的下落，均杳无音信。咱估计这明太子多半被李自成那独眼龙整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咱这里偌大一个中原福地，也不能老没有一个管事的主子不是？因此，多尔衮王爷便为咱着想，把大清国的幼主顺治帝大老远地从沈阳城请来了北京。此后，满汉不分家，满汉团结如一家人。多尔衮王爷还话了：今后大家搅在同一口大锅中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只要满族人锅里有的油水，大伙儿的碗里就绝对少不了荤腥！大家一定得记牢，顺治爷今后便是咱们的新皇帝，大家可得打点起精神气儿，好好地服侍咱们的这位新主子哦。
如此，北京城的政权，在汉官乡绅们的一阵稀稀落落的鼓掌声中，便从容地完成了自大明朝向大清朝的转型。
当时，跟随着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围观的朝鲜人，心里还有点纳闷儿：这算咋回事呢？不久前，李自成开进北京城时，这前明的官绅们还因为李自成的名不正、不顺，闹到要死不活的程度！可这一遭主角换成了满族人，为何一向傲然独立的前明官绅们却有了“一风微吹万舟阻”的宁静呢？其时，朝鲜人哪里懂得当年京畿地面上，那些官绅有产业阶层心里面的百般纠结！
黄仁宇做史学是一个融会贯通的杂家。他在《中国大历史》一文中，总结起明清易代的成因，便一矢中的：“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们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从前，大汉民族的衣冠人物，讲成仁成义的志向，大抵上需要一个英烈凛然、有生气的理由，这才有机会博得一个青史留名。否则，便是无谓的牺牲了。如此，黄仁宇仍用一段轻巧的文字，为这一段恩爱仇的明亡清兴史下了一个结句：“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
2.第2章
多尔衮、两宫皇太后、范文程、洪承畴加上特意邀请入宫的政治老人代善，这便是最初大清政府入关后的核心决策班子。大家在聊到今后政府工作的走向时，洪承畴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本次明朝的败亡，并非由于民心的丧失，而在于明政府机构的**所致。这跟唐宋前朝的灭亡，许多优秀人才的一齐凋零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今后在组建政府时，应该把散居于民间的前明人才尽可能地吸纳进来，是一股可珍贵的势力。
布木布泰太后对于这样的话题，很感兴趣。她在聆听的过程中，始终把美丽的螓，转向摄政王多尔衮的方向。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中已经讲过，布木布泰太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拜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一批汉臣为师，所以，她的汉学底子并不差。
当时，布木布泰太后在听过洪承畴的这段议论之后，便微笑着为他注释：其实，咱大清国的老祖宗金人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立国时，即曾经与北方的汉族士子，有着一种颇为愉悦的合作经验，那一段经历对于我们今天的执政是可借鉴的。只是我们切不可照搬恃力骄恣的元朝统治者的经验，他们人比我们多，马也比我们的壮，他们的略地屠城、深入多杀曾经是世界范围的。可是，由于蒙古人政权与中华文化结合得不是太好，蒙古人不满百年即仓皇北撤。咱现在真正可用的满洲、蒙古、汉军等，只有20万人而已，咱想要在关内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必须探索出一个跟汉人合作的可持续展模式。因此，眼下咱还真得顺着洪先生的思路好好地议一议。
多尔衮也觉得洪承畴的这一番建议是可重视的。于是，在这一次大清政府的核心决策人员的碰头会议上，便把“崇满洲，以汉制汉”的八字立国方针确定下来了。
我们知道，皇太极是大清朝制度建设的第一人，也是促使满族、蒙古族、汉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中华各民族走向和睦相处的第一人。其中，他设定的“三院八衙门”（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八衙门”）中央行政体制，极具特色。后来，经过多尔衮、顺治两代领导人的不断改进，最终于康熙一朝臻于完善。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没有皇太极，便没有大清国。没有多尔衮、顺治两代领导人在政策上的持之以恒，也没有大清国。在那个战乱频仍的特殊历史时代中，星月粲然式的孝庄太后自然也是功不可没的。她以一种欣赏宽容之心态，在幕后默默地支持了大清国数代领导人将大清国由小到很强大的整个奋斗进程。
在前明的崇祯晚期，围绕着东林党与阉党的清浊之争，大有衍生为南北党争的趋势。当时，“江南集团”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辅周延儒，躲在周延儒身后为其撑腰的是素有“小东林”之称号的江浙复社文人。另外一个站出来与南党相抗衡的政治集体，便俨然为阁臣吴甡、张四知、范复粹、谢升等山东籍高官主导的“江北大臣集团”。崇祯晚期，由于崇祯帝对于“江北大臣集团”的打击力度甚强，伤及了江北官宦集团那一颗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江北的官宦人士对于李自成大顺军的抵抗，态度消极。据说，这也是导致崇祯朝全面崩裂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此，顺治入主北京之后，开始致力网罗的两个前明官员，便是江北籍的冯铨、谢升两个老官僚。崇祯朝时，内阁大学士冯铨虽然因为附和阉党，而被搞得声名狼藉。但是，他官场上基本的人脉一直未涣散，前明辅周延儒一直到崇祯末年还与他过从甚密。多尔衮很重视他在江北籍官员中的演说能力。因此，多尔衮在北京城下车伊始，立即带口信给在顺天府涿州老家闲居的冯铨，让他赶到北京城参加大清入主中原的狂欢酒宴。冯铨这人能做事，也能揣摩主子的心意而拍马屁，冯铨提出的“一心可以事二主，二心不可侍一君”汉奸理论，一度便成为多尔衮组织前明降官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的政治蓝本。第二个为多尔衮所重视的人物谢升，在前明的“江北大臣集团”是一个着名的温和派。陈新甲过去与大清的议和活动便是在此公的撺唆之下开展的。谢升也是前明的大学士、四朝元老。多尔衮派人给他送去聘用书时，谢升虽然老病得连讲话都有点哆嗦了，可是，此人在“江北大臣集团”中的地位却很重。
于是，按照摄政王多尔衮的指示，冯铨、谢升两位前明元老，很快便来到了清政府的最高参谋部--内三院当差。尽管，谢升在内三院没待上多久，便病故了。但这对于多尔衮稳定京畿山东地面的军心民心，却是至关重要的。谢升之后，多尔衮再提拔了京畿地方上的干吏、原顺天巡抚宋权入值内三院。
这时候，多尔衮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京畿山东大后方，以利于接下来的对大西北李自成以及江南朱由崧的用兵。多尔衮入关后，内三院成员便大致稳定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祁充格、宋权等七人。七人中，有五人是从沈阳带入关的，新增加的两个名额全部补充北方籍的汉官，只有刚林、祁充格两人为满族人。可见“以汉制汉”是多尔衮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
当时，紫禁城中的宫殿建筑，经李自成一把大火焚烧之后，毁损得相当厉害，只有武英殿、建极殿、英华殿、南熏殿、四周角楼和皇极门的布局是大抵上完整的。多尔衮第一次进入紫禁城时，便封闭了其他的皇家建筑，独留下武英殿作为自己的办公场所。后来，两宫皇太后偕小皇帝福临也来到了北京。多尔衮固然有自己的豪华王府，但这时的多尔衮每天要处理的军政要务十分繁忙，加班加点成为一种惯例，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多尔衮，要每天起早贪黑地赶到紫禁城中来办公也是十分辛苦的。如此，由两宫皇太后特批，仍然把武英殿作为了多尔衮使用的一个专区处理。碰上刮风下雪的恶劣天气，多尔衮便在武英殿中过夜。
其时，宫中预备给两宫皇太后使用的慈宁宫、小皇帝福临使用的乾清宫，均仍在紧张的修复之中。宫中用房一时颇为紧张，哲哲太后、布木布泰太后以及小皇帝福临的住地，便临时启用了保和殿附近的便殿。从便殿抄近路到多尔衮摄政的武英殿，仅需走过一座元朝时修筑的石桥。该石桥的名字叫断虹桥，颇有几分诗意，令人联想到风吹波静无云的西湖“断桥”以及许仙与白娘子的一段凄婉清美的爱。据说，多尔衮在处理完繁重的军政要务之后，徜徉到此地，便可以跟从保和殿便殿出来散心的布木布泰太后蓦然相遇。此际的紫禁城中荷花池畔，凉风香韵，树木园亭，槛波浮绿。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有时会有简短数句的闲碎，有时竟或只有一个轻轻的微笑，便就此别过了。
3.第3章
多尔衮摄政七年，真正体现出他“崇满洲”特色的，便是那令汉人充满了血泪的“剃、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恶政了。其中，在中国的南方广大地区，以满族人强制推行的“剃、易服”两项措施，充满了血腥的屠杀。而在中国北方的京畿山东地面，则以“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暴政令人深恶痛绝。
不过，当初，多尔衮、布木布泰太后等人，定下迁都北京的基调之后，布木布泰太后在沈阳将启程之时，就曾经信誓旦旦地给满洲贵族们作过保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只要大伙儿踊跃追随着顺治帝入关！因此，数十万满族人口这才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跋涉来到关内。
实际上，如何迅速让满洲贵族们在京畿地面上安定下来，便成为清政府能否在关内站稳脚跟，所必须下好的第一步棋。
多尔衮不是造物主，他并没有本事从一个空空如也的篮子中，变出满满一筐的鸡蛋来。只不过在满洲贵族的传统习惯中，原始的抢掠观念是深入人心的。多尔衮只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表面理由，即可将京畿附近的土地人口，视为赏赐满洲贵族的战利品。于是，便有了圈地、投充、逃人三项峻峭法令的强Bao颁行。
多尔衮实施圈地的理由很简单：
前明自它的中叶以后，皇族、勋戚、官僚就利用其特权侵占了京畿附近的大量土地。特别是从前明的万历中叶以来，宗室贵族通过奏讨、钦赐、占夺、投献等手段兼并的民间土地尤其惊人。多尔衮从明代的官方记载上查阅到，仅明神宗时的潞王朱翊镠、福王朱常洵两位藩王就封，皇帝就大手笔地赐予六万顷土地。根据万历年间的土地资料，不算皇庄，仅属于皇室诸王等宗室田庄的土地就已达到了484580顷。现在，前明的皇亲勋戚们，在这一场残酷的明清易代战争中，大抵上已成为了孤魂野鬼。作为胜利一方的满洲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一大批无主的田庄进行资源再分配。
实际上，满洲八旗制是一种“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清政府迁入北京后，多尔衮既已决定实行跑马圈地；在由多尔衮、代善、两宫皇太后等组成的大清核心领导阶层，事实上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以都北京为中心，周围三百里范围内全部住上满洲八旗人口，以扞卫京师重地。
这样，在多尔衮摄政的年间，便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三次共圈占土地约160000顷，圈地所波及范围主要为京畿地区的河间、滦州、遵化、顺天、保定、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县。其他地区也有圈地之事，但范围没有如此集中，所以尚不足以引起公愤。
三次圈地，近畿地面上，最苦的当然是那些失地的汉族农民了。《啸亭杂录》一书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而旗人自恃势要，增租直，屡更佃户，使民无以聊生。”
当时，在路上做官的汉官，像掌河南道事御史卫周胤、吏科给事中向玉轩等人，纷纷向多尔衮报告圈地对京畿汉民民生以及社会治安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多尔衮从前对汉族的读书人，一向是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这一次，多尔衮相当不客气地驳回了他们的书贴：“讲什么讲呀，当初，满洲人入关的时候，为了减少对于民间的骚扰，我是按人头过安家费的。但是，现在在关内住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有一点盘缠，恐怕也已经用完。再不圈点荒田给他们种，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你们讲圈地运动中侵犯了一些汉人业主的利益，这个事有没有？我当然不敢讲没有。可是，这个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失误，我们可以用相应的政策去修正过来。不过，话还得说回来，难道你们就敢保证那些从京郊搬迁的人，全部都是真正的田地故主吗？他们中不是也有些人趁着战乱，便占了过去达官贵人的荒地来耕种的吗？以后这种事在三年之内，不允许任何人再跟我啰唆！”
为此，多尔衮让书法家冯铨工笔在自己的办公室门上写了一行大字：“有为剃、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
多尔衮的圈地运动，被后来的史家，眉批为大清开国的一大恶政。孟心史对此的评价是：“夫圈地之扰，若清代竟永远行之，其国祚必不能如此之久。当开国时不得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
投充与逃人的流弊，则派生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京畿42府县近八成以上的良田，均被八旗劲旅划个圈就占去了，汉族农民失地者增多。再加上拨补之地多属边远荒凉之地，在热闹繁华之地习惯了的汉民，哪里愿意迁徙到那兔子不拉屎的穷旮旯里去生活！这两部分人晃荡于京畿地面，整日无所事事，于是，便被京畿地面上的治安人员逮住了，成为了第一批投充于满洲人为奴的汉人。
依照多尔衮最初的设想，允许汉人投充，应该是为失地汉民开了一条生路。谁知有不法的满洲人，竟因此找到一条财路，他们将各州县庄村的汉人，尽行搜索务必逼迫投充。这项政策实施不到一个月，就弄得民间怨气冲天了。多尔衮很无奈，便于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勒令停止圈地运动的同时，下了另一道手令：“自今以后，投充一事，着永行停止。”
逃人的问题，在大清的国策中却由来已久。
早在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时期，即已为女真贵族所严厉追捕。当时，后金人往往以深入汉人的领地掠杀为功，争战中虏获的汉人即沦为奴隶，这在当年的后金人之中，被视为一种财富的象征。本书的一、二册中，曾经介绍过皇太极时期的五次入关战役。在这样大规模的战事中，有数量庞大的汉族人口被八旗军队掠劫到辽东做奴隶。据不完全统计，皇太极时期，被俘掠出关的汉族人口应该有百万人之巨。这批背井离乡的汉族奴隶，有许多人不堪忍受凌辱以及思乡的痛苦，因此纷纷开始逃亡。太祖努尔哈赤一朝，对于汉人逃亡，曾经施行严刑峻法。至皇太极年间，为了争取汉族人心，一度示以怀柔之意，但对于逃亡汉人的捕捉实际是内紧外松。
清军入关后，作为胜利者的满洲八旗，汉人奴隶的人口剧增。自努尔哈赤一朝的后期开始，满洲八旗贵族以及有身价的兵丁，即已不习惯于社会生产。他们在国家有事时，即出去打仗杀戮，国家无事时，即在家中饮酒作乐。家中所有的农业生产以及家务劳动，都是交由掳来的男女奴隶来完成的。汉人奴隶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所生养的儿女也无法摆脱奴隶的身份。这样，汉人奴隶的逃亡便数目众多。
因此，当时的满洲八旗贵族便迫切要求清政府，重新修订一部苛严的“缉捕逃人法”。
多尔衮于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重新勘定布了一部缉拿逃人法。这部法律可以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
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断给失主；家赀丰厚者或全给、半给，请旨定夺处分。告之人将本犯家赀三分之一给赏，不出百两之外。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如不系该地方官察者，其本犯居住某府某州县，即坐府州县官以怠忽稽察之罪，降级调用。
当时，多尔衮对于触犯逃人法之汉官的处理，也可谓是严峻到了变态的程度。例如，顺治七年（1650年）五月，广西巡抚正白旗汉军郭肇基、游击戴清音、中军郑允昌、旗鼓苏明等若干汉官，仅仅因为私自隐匿了53名汉人奴隶，结果全部被多尔衮砍掉了脑袋。靖南王耿仲明一向为大清朝视为可倚重的干将，多尔衮曾经亲口夸他：“归顺有功，腹心可寄，利益国家。”可是，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这样一位铁干虬枝的战将，却因为属下魏国贤、刘养正等人隐匿汉人奴隶，遭受了多尔衮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当时，多尔衮正派耿仲明去广东打仗，耿仲明却害怕多尔衮半路上把他拉回北京去砍头。结果这位老哥儿走到江西吉安府时，却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于是，清朝礼部官员向多尔衮请示耿仲明的祭祀规格。多尔衮白白净净的瘦脸上肌肉轻轻一抖，冷冷地说：什么祭奠不祭奠，耿仲明这是自绝于大清。
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身为大清王朝的实际领导人，他的权力之巩固，除了与两宫皇太后的互通信息，还得益于中低层满洲民众的最广泛拥护。当时，大清朝定天下的主力仍然是满洲八旗劲旅，即便是敢做敢的多尔衮也不能违背满洲的国俗，拂逆了满洲人的舆论。
4.第4章
汉族向来重视式与服饰之美。汉族男子成年之后不再剃。明代男子常把头挽髻，以针插在脑后。汉服展至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这样，明代男子服饰便大抵传承了唐宋两代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的服饰特点，但亦有保留元代曳撒等服饰特点。
满族男子的型则与汉人迥然不同。满族男性把前颅、两鬓的头全部剃光，仅后颅留下头，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海外散人写的《榕城纪闻》一文中，对此作出解释：“剃，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则大清开国时的普遍式为金钱鼠尾式，跟清晚期的留半头型亦有较大的不同。满族服饰则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族着装的特点为立领、对襟、盘扣等。
“剃、易服”政策，最早试行于努尔哈赤的后金关外时期。当时，努尔哈赤占领全辽，他针对辽东汉人，提出一种“衣冠风俗同，则国家同”的口号，以屠刀威逼投降的汉人剃易服，从而达到迅速征服辽东的战略意图。
多尔衮率领八旗劲旅遽尔进入北京城之后，面对那样一个人口众多、地盘辽阔的中原大地，多尔衮一时确有管不过来的忙乱之感。于是，在确定把中原文化全盘吸收的同时，为了保持满族自己的活力，多尔衮仍把父亲努尔哈赤创立的，以剃鉴别汉人顺逆的统治之术移用于关内试行。多尔衮在解释“剃令”的妙用时，理由很简单：“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以别顺逆。”当时，清兵与反清复明的势力，甄别一个地区人心向背的方法很简单。但凡一地之民将头剃去的，必定是大清朝的朋友。反之，若一地之民，将头保留者，即对于满洲抱有很深的敌意。反清复明的志义但凡遇上剃的汉人，也必定以汉奸之罪施以杀戮。所以，多尔衮所确定的“剃令”，是以少数的满洲人口，迅速征服多数的汉族人口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行动。
因此，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一，多尔衮刚刚来到北京，他连京畿地面上汉族大佬们的人面都还没有厮混熟悉，即急不可耐地颁了“剃令”。当时，前明“江北文官集团”的冯铨、谢升等一批领头羊，均尚未收服，北方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着抗拒绪，多尔衮觉得压力太大，便及时调整了步伐，于20余天后布了一道暂缓剃的命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悉从其便。”
一年以后，北方士大夫的人心，基本上被多尔衮收拾妥当了。南方的南京城破，南明20余万军队一时俱降，南方这时也没有了一个抗清的中心。于是，多尔衮再布“剃令”。他给正在南方负责军事的豫亲王多铎下达的指令是：“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倘有不从，军法从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则限半个月完成，凡是思想上有抵触绪者，多尔衮咬牙吐出了三个字：“杀无赦。”当时，多尔衮勒令手头无紧急公务的政府公务员，一律每人一面铜锣，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吆喝：“留头不留，留不留头！”务必使限期剃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多尔衮对于北方局势的判断大抵上是准确的。多尔衮“剃”的号令再起，当时，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由于北方士大夫意识到明清易代已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多数已采取合作的态度，因此，反应相对平静了许多。
对于剃令反抗最剧烈的地区，仍然来自于南方新占领区以及那些即将占领的地区。例如，在苏州的常熟，清朝苏州巡抚土国宝任命的、常熟县主簿陈元芳已经就位。剃令一下，常熟的“人汹汹，议论纷腾而起”，最后，群激昂的乡民打死了陈主簿，推弘光朝的兵部郎中严栻为领，起兵抗清。江阴县也是先向清朝献过了图册，清政府派了一个叫方亨的人来主持地方大局，众人均以为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岂意剃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耆老，誓死不从。”陈明遇、阎应元领导的抵抗运动坚持了81日，城破后，清军血洗江阴城。阎应元临就义之际，曾经不动如山地写下了一七绝诗：“八十日带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嘉定总兵吴志葵带领奋勇反抗的人民，据嘉定城而战，最后导致了李成栋的屠城，是为大清开国史上令人震惊的“嘉定三屠”。
当时生于江苏浙江两地的、大规模的汉人反剃群体斗争，虽然很快便被清军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是，江南汉人的民心，普遍是充满着敌意的。于是，为了缓和满汉两族之间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敌对绪，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尔衮向江南的地方长官，下达了一个内部控制的文件：再次重申剃的决定，但汉人的衣冠变易，则允许“从容更易”，这就是后来在江南民谣中盛传的“十降十不降”之歌。例如，“生降死不降”，指男子生时一定要穿满族衣装，死后则可穿明朝衣冠。“老降少不降”，儿童可穿明代童装，成年人则一定不可以。“男降女不降”，过去的女子甚少出门，不必严格要求。“妓降优不降”，娼妓应酬一定要穿满族衣服的，演员登台表演则不必忌讳。“官降民不降”，官员一定要以身作则，穿戴好满族服饰，民间特别是偏远地区，清政府就鞭长莫及了。现今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中，仍收藏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间，所绘就的46幅耕织图，图中妇女野老以及平民工农的装束仍是明人的衣冠服饰。此图是经过康熙帝审定后方允许刊刻的。这一类的古董文物，便为后代的史家认定为清代“官降民不降”的一个证据。
其实，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尔衮在全国推行剃令之时，帝国的政界元老礼亲王代善、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以及两宫皇太后哲哲、布木布泰等人，均已经从沈阳来到了北京。
多尔衮知道推行剃令的事体重大，为了减轻执行的阻力，便把剃令拿出来给大家讨论。当时，代善、哲哲太后颇有顾虑，怕剃令在关内引起不可收拾的大动乱。
布木布泰太后平静地引用了夫君皇太极生前讲的一句话：“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这是对于多尔衮在关内大规模推行“剃令”的一种赞同。随即，布木布泰太后又讲，她从前从沈阳入关的路上，见过一些裹小脚的汉族女子，连走路也要人扶持，真是太可怜了。因此，布木布泰太后询问多尔衮：能否趁着“剃令”施行之时，一并把汉族女子缠足的陋俗也废除了呢？多尔衮两项任务是执行，三项指标也是让下面的人去执行，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字：行。所以，后来，大家有所不知的一个事实是，当时，多尔衮动用国家暴力工具，在全国推行的是三项政策：剃、易服与禁止女人裹小脚。只不过，多尔衮拼尽了全身力气，也只勉强完成了“剃”的任务，后面的两个指标却基本上落空了。
因此，讲到多尔衮开清恶政之--剃令，近代法国作家阿兰＆mp；middot；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巴洛认为满人的做法堪称政治上的杰作，这对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树立起自己的影响，他们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被汉人召来镇压一场造反运动的满人，把自己的头头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们采用了中央帝国和天朝的官僚体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们仅限于强迫别人留他们那令人屈辱的式：头剃光但留一条辫子--后来汉人把辫子塞在帽内，并一有造反行动就把它剪掉。( 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叁：盛世曙光与孝庄太后 http://www.xlawen.org/kan/4402/ )
1.第1章
孟心史在《清代史》中，讲到顺治朝开局的气象宏敞，曾经开门见山地讲过这样一段话：
清入关创业，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这是在矜夸多尔衮的好本事。
是时，福临在北京的登基大典刚过，大清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千头万绪，犹如一团乱麻。大清朝急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治理者，为大清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政治脉络。于是，多尔衮硬着颈项，站在了领航者的位置。多尔衮以他睿智的头脑，尽心、尽性、尽力地领着大清这个新兴的帝国，从最初的政治沼泽地中，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其实，大清刚把重心摆放到北京的那一段时间，多尔衮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稳若磐石。肃亲王豪格在最初的皇位竞争之后，虽然受到了多尔衮的重磅政治打击，被废为庶人。但在随之而来的顺治帝乔迁北京大喜时，多尔衮却不得不摆出了一副大人有大量的政治姿势，恢复了豪格的亲王爵位。这当然不能代表双方已经缓和了冱寒的敌对状态。多尔衮对于豪格，始终怀有一种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的隐忧。另外一个令多尔衮瞿然敛容的政治老人，便是礼亲王代善了。代善对于福临的入承大统，其重要性自不待。哲哲与布木布泰这一对姑侄太后，为了表示对于代善的倚重与感激之意，特许礼亲王代善今后上朝时，不用跪拜，而是赐椅子坐在下面。这对于代善而，自然是一种旷然无双的浩荡皇恩。如此，虽然代善在朝堂上遇见多尔衮时，总是显出一种谦逊有礼的微笑。可是，这大清国的政治，只要政治老人代善还有一口气儿，摄政王多尔衮就必须有所顾忌。
所以，当时，这大清国的朝廷政治，外有政治老人代善代为把关，内有持重老辣之哲哲皇太后的撑腰，中间再加上布木布泰太后积极为朝廷的建设建献策，这小皇帝福临的政治境况并不差。其时，政治上渐次入手的摄政王多尔衮，对于布木布泰太后还不敢表现出一种飞扬跋扈的态度。
就拿不久前决定大清国政治进退的迁都之争来说吧，假若没有以布木布泰太后为代表的皇宫势力的倾力支持，单凭多尔衮一系的政治势力，绝对说服不了盘踞在沈阳老巢的、守旧的满洲八旗贵族们挪窝儿。另一位拥立幼帝有大功的摄政王济尔哈朗不愿意到北京来，他留在盛京应该更有挟功自重的资本。因此，济尔哈朗俨然以多尔衮的反对派领袖自居。当时，是留守沈阳的太后布木布泰，大张旗鼓地为多尔衮的迁都计划宣传造势，这才令摄政王济尔哈朗的政治气势顿时为之一挫。后来，济尔哈朗更在清兵入关后的一次集体大封赏中，从摄政王降格为信义辅政叔王。如此，济尔哈朗再出来做事，便恢复了其察观色的慎微本色。
多尔衮的犀利，仍在于他的从谏如流。
布木布泰太后给多尔衮推荐了两个识时务的汉臣谋士范文程与洪承畴。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刚喘过气儿，范文程、洪承畴两位哥们儿便又给多尔衮献计了：咱在北京城要想安逸长久地住下来，这事儿恐怕还得在宣传上加一把火儿！于是，心领神会的多尔衮立即喝令抡惯大刀杀人的满洲大兵们，各拎一桶满满的石灰水儿，深入北京的大街小巷，以及京郊附近的村镇书写宣传标语，“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这就把清兵的入关摆放在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位置。
那段时间，范文程、洪承畴二人每天绝早起身，做的顶重要的一件事，便是给前来探口风的前明京畿官绅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清兵从前的抢关，是做过一些烧杀抢的缺德事儿，可那不是被崇祯爷逼出来的吗？清兵大老远地跑进关来，与咱汉人交朋友，人家容易吗？可崇祯爷生前愣没给人家好脸色看，这误会就生了。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不打不骂难交真心朋友。这一回，这满族的英雄好汉，那可是咱大明朝的总兵官吴三桂将军诚心诚意请来为冤屈而死的崇祯爷报仇的哦。因此，现今咱与清兵的共同敌人便是李自成那独眼龙！多尔衮王爷出必行，曾经应承吴三桂将军一俟找回大明的太子朱慈烺，将护送其返回南京城重建大明。可眼下这大清国的多尔衮王爷，多方派出侦探打探明太子朱慈烺的下落，均杳无音信。咱估计这明太子多半被李自成那独眼龙整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咱这里偌大一个中原福地，也不能老没有一个管事的主子不是？因此，多尔衮王爷便为咱着想，把大清国的幼主顺治帝大老远地从沈阳城请来了北京。此后，满汉不分家，满汉团结如一家人。多尔衮王爷还话了：今后大家搅在同一口大锅中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只要满族人锅里有的油水，大伙儿的碗里就绝对少不了荤腥！大家一定得记牢，顺治爷今后便是咱们的新皇帝，大家可得打点起精神气儿，好好地服侍咱们的这位新主子哦。
如此，北京城的政权，在汉官乡绅们的一阵稀稀落落的鼓掌声中，便从容地完成了自大明朝向大清朝的转型。
当时，跟随着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围观的朝鲜人，心里还有点纳闷儿：这算咋回事呢？不久前，李自成开进北京城时，这前明的官绅们还因为李自成的名不正、不顺，闹到要死不活的程度！可这一遭主角换成了满族人，为何一向傲然独立的前明官绅们却有了“一风微吹万舟阻”的宁静呢？其时，朝鲜人哪里懂得当年京畿地面上，那些官绅有产业阶层心里面的百般纠结！
黄仁宇做史学是一个融会贯通的杂家。他在《中国大历史》一文中，总结起明清易代的成因，便一矢中的：“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们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从前，大汉民族的衣冠人物，讲成仁成义的志向，大抵上需要一个英烈凛然、有生气的理由，这才有机会博得一个青史留名。否则，便是无谓的牺牲了。如此，黄仁宇仍用一段轻巧的文字，为这一段恩爱仇的明亡清兴史下了一个结句：“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
2.第2章
多尔衮、两宫皇太后、范文程、洪承畴加上特意邀请入宫的政治老人代善，这便是最初大清政府入关后的核心决策班子。大家在聊到今后政府工作的走向时，洪承畴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本次明朝的败亡，并非由于民心的丧失，而在于明政府机构的**所致。这跟唐宋前朝的灭亡，许多优秀人才的一齐凋零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今后在组建政府时，应该把散居于民间的前明人才尽可能地吸纳进来，是一股可珍贵的势力。
布木布泰太后对于这样的话题，很感兴趣。她在聆听的过程中，始终把美丽的螓，转向摄政王多尔衮的方向。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中已经讲过，布木布泰太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拜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一批汉臣为师，所以，她的汉学底子并不差。
当时，布木布泰太后在听过洪承畴的这段议论之后，便微笑着为他注释：其实，咱大清国的老祖宗金人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立国时，即曾经与北方的汉族士子，有着一种颇为愉悦的合作经验，那一段经历对于我们今天的执政是可借鉴的。只是我们切不可照搬恃力骄恣的元朝统治者的经验，他们人比我们多，马也比我们的壮，他们的略地屠城、深入多杀曾经是世界范围的。可是，由于蒙古人政权与中华文化结合得不是太好，蒙古人不满百年即仓皇北撤。咱现在真正可用的满洲、蒙古、汉军等，只有20万人而已，咱想要在关内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必须探索出一个跟汉人合作的可持续展模式。因此，眼下咱还真得顺着洪先生的思路好好地议一议。
多尔衮也觉得洪承畴的这一番建议是可重视的。于是，在这一次大清政府的核心决策人员的碰头会议上，便把“崇满洲，以汉制汉”的八字立国方针确定下来了。
我们知道，皇太极是大清朝制度建设的第一人，也是促使满族、蒙古族、汉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中华各民族走向和睦相处的第一人。其中，他设定的“三院八衙门”（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八衙门”）中央行政体制，极具特色。后来，经过多尔衮、顺治两代领导人的不断改进，最终于康熙一朝臻于完善。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没有皇太极，便没有大清国。没有多尔衮、顺治两代领导人在政策上的持之以恒，也没有大清国。在那个战乱频仍的特殊历史时代中，星月粲然式的孝庄太后自然也是功不可没的。她以一种欣赏宽容之心态，在幕后默默地支持了大清国数代领导人将大清国由小到很强大的整个奋斗进程。
在前明的崇祯晚期，围绕着东林党与阉党的清浊之争，大有衍生为南北党争的趋势。当时，“江南集团”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辅周延儒，躲在周延儒身后为其撑腰的是素有“小东林”之称号的江浙复社文人。另外一个站出来与南党相抗衡的政治集体，便俨然为阁臣吴甡、张四知、范复粹、谢升等山东籍高官主导的“江北大臣集团”。崇祯晚期，由于崇祯帝对于“江北大臣集团”的打击力度甚强，伤及了江北官宦集团那一颗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江北的官宦人士对于李自成大顺军的抵抗，态度消极。据说，这也是导致崇祯朝全面崩裂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此，顺治入主北京之后，开始致力网罗的两个前明官员，便是江北籍的冯铨、谢升两个老官僚。崇祯朝时，内阁大学士冯铨虽然因为附和阉党，而被搞得声名狼藉。但是，他官场上基本的人脉一直未涣散，前明辅周延儒一直到崇祯末年还与他过从甚密。多尔衮很重视他在江北籍官员中的演说能力。因此，多尔衮在北京城下车伊始，立即带口信给在顺天府涿州老家闲居的冯铨，让他赶到北京城参加大清入主中原的狂欢酒宴。冯铨这人能做事，也能揣摩主子的心意而拍马屁，冯铨提出的“一心可以事二主，二心不可侍一君”汉奸理论，一度便成为多尔衮组织前明降官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的政治蓝本。第二个为多尔衮所重视的人物谢升，在前明的“江北大臣集团”是一个着名的温和派。陈新甲过去与大清的议和活动便是在此公的撺唆之下开展的。谢升也是前明的大学士、四朝元老。多尔衮派人给他送去聘用书时，谢升虽然老病得连讲话都有点哆嗦了，可是，此人在“江北大臣集团”中的地位却很重。
于是，按照摄政王多尔衮的指示，冯铨、谢升两位前明元老，很快便来到了清政府的最高参谋部--内三院当差。尽管，谢升在内三院没待上多久，便病故了。但这对于多尔衮稳定京畿山东地面的军心民心，却是至关重要的。谢升之后，多尔衮再提拔了京畿地方上的干吏、原顺天巡抚宋权入值内三院。
这时候，多尔衮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京畿山东大后方，以利于接下来的对大西北李自成以及江南朱由崧的用兵。多尔衮入关后，内三院成员便大致稳定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祁充格、宋权等七人。七人中，有五人是从沈阳带入关的，新增加的两个名额全部补充北方籍的汉官，只有刚林、祁充格两人为满族人。可见“以汉制汉”是多尔衮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
当时，紫禁城中的宫殿建筑，经李自成一把大火焚烧之后，毁损得相当厉害，只有武英殿、建极殿、英华殿、南熏殿、四周角楼和皇极门的布局是大抵上完整的。多尔衮第一次进入紫禁城时，便封闭了其他的皇家建筑，独留下武英殿作为自己的办公场所。后来，两宫皇太后偕小皇帝福临也来到了北京。多尔衮固然有自己的豪华王府，但这时的多尔衮每天要处理的军政要务十分繁忙，加班加点成为一种惯例，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多尔衮，要每天起早贪黑地赶到紫禁城中来办公也是十分辛苦的。如此，由两宫皇太后特批，仍然把武英殿作为了多尔衮使用的一个专区处理。碰上刮风下雪的恶劣天气，多尔衮便在武英殿中过夜。
其时，宫中预备给两宫皇太后使用的慈宁宫、小皇帝福临使用的乾清宫，均仍在紧张的修复之中。宫中用房一时颇为紧张，哲哲太后、布木布泰太后以及小皇帝福临的住地，便临时启用了保和殿附近的便殿。从便殿抄近路到多尔衮摄政的武英殿，仅需走过一座元朝时修筑的石桥。该石桥的名字叫断虹桥，颇有几分诗意，令人联想到风吹波静无云的西湖“断桥”以及许仙与白娘子的一段凄婉清美的爱。据说，多尔衮在处理完繁重的军政要务之后，徜徉到此地，便可以跟从保和殿便殿出来散心的布木布泰太后蓦然相遇。此际的紫禁城中荷花池畔，凉风香韵，树木园亭，槛波浮绿。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有时会有简短数句的闲碎，有时竟或只有一个轻轻的微笑，便就此别过了。
3.第3章
多尔衮摄政七年，真正体现出他“崇满洲”特色的，便是那令汉人充满了血泪的“剃、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恶政了。其中，在中国的南方广大地区，以满族人强制推行的“剃、易服”两项措施，充满了血腥的屠杀。而在中国北方的京畿山东地面，则以“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暴政令人深恶痛绝。
不过，当初，多尔衮、布木布泰太后等人，定下迁都北京的基调之后，布木布泰太后在沈阳将启程之时，就曾经信誓旦旦地给满洲贵族们作过保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只要大伙儿踊跃追随着顺治帝入关！因此，数十万满族人口这才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跋涉来到关内。
实际上，如何迅速让满洲贵族们在京畿地面上安定下来，便成为清政府能否在关内站稳脚跟，所必须下好的第一步棋。
多尔衮不是造物主，他并没有本事从一个空空如也的篮子中，变出满满一筐的鸡蛋来。只不过在满洲贵族的传统习惯中，原始的抢掠观念是深入人心的。多尔衮只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表面理由，即可将京畿附近的土地人口，视为赏赐满洲贵族的战利品。于是，便有了圈地、投充、逃人三项峻峭法令的强Bao颁行。
多尔衮实施圈地的理由很简单：
前明自它的中叶以后，皇族、勋戚、官僚就利用其特权侵占了京畿附近的大量土地。特别是从前明的万历中叶以来，宗室贵族通过奏讨、钦赐、占夺、投献等手段兼并的民间土地尤其惊人。多尔衮从明代的官方记载上查阅到，仅明神宗时的潞王朱翊镠、福王朱常洵两位藩王就封，皇帝就大手笔地赐予六万顷土地。根据万历年间的土地资料，不算皇庄，仅属于皇室诸王等宗室田庄的土地就已达到了484580顷。现在，前明的皇亲勋戚们，在这一场残酷的明清易代战争中，大抵上已成为了孤魂野鬼。作为胜利一方的满洲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一大批无主的田庄进行资源再分配。
实际上，满洲八旗制是一种“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清政府迁入北京后，多尔衮既已决定实行跑马圈地；在由多尔衮、代善、两宫皇太后等组成的大清核心领导阶层，事实上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以都北京为中心，周围三百里范围内全部住上满洲八旗人口，以扞卫京师重地。
这样，在多尔衮摄政的年间，便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三次共圈占土地约160000顷，圈地所波及范围主要为京畿地区的河间、滦州、遵化、顺天、保定、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县。其他地区也有圈地之事，但范围没有如此集中，所以尚不足以引起公愤。
三次圈地，近畿地面上，最苦的当然是那些失地的汉族农民了。《啸亭杂录》一书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而旗人自恃势要，增租直，屡更佃户，使民无以聊生。”
当时，在路上做官的汉官，像掌河南道事御史卫周胤、吏科给事中向玉轩等人，纷纷向多尔衮报告圈地对京畿汉民民生以及社会治安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多尔衮从前对汉族的读书人，一向是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这一次，多尔衮相当不客气地驳回了他们的书贴：“讲什么讲呀，当初，满洲人入关的时候，为了减少对于民间的骚扰，我是按人头过安家费的。但是，现在在关内住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有一点盘缠，恐怕也已经用完。再不圈点荒田给他们种，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你们讲圈地运动中侵犯了一些汉人业主的利益，这个事有没有？我当然不敢讲没有。可是，这个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失误，我们可以用相应的政策去修正过来。不过，话还得说回来，难道你们就敢保证那些从京郊搬迁的人，全部都是真正的田地故主吗？他们中不是也有些人趁着战乱，便占了过去达官贵人的荒地来耕种的吗？以后这种事在三年之内，不允许任何人再跟我啰唆！”
为此，多尔衮让书法家冯铨工笔在自己的办公室门上写了一行大字：“有为剃、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
多尔衮的圈地运动，被后来的史家，眉批为大清开国的一大恶政。孟心史对此的评价是：“夫圈地之扰，若清代竟永远行之，其国祚必不能如此之久。当开国时不得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
投充与逃人的流弊，则派生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京畿42府县近八成以上的良田，均被八旗劲旅划个圈就占去了，汉族农民失地者增多。再加上拨补之地多属边远荒凉之地，在热闹繁华之地习惯了的汉民，哪里愿意迁徙到那兔子不拉屎的穷旮旯里去生活！这两部分人晃荡于京畿地面，整日无所事事，于是，便被京畿地面上的治安人员逮住了，成为了第一批投充于满洲人为奴的汉人。
依照多尔衮最初的设想，允许汉人投充，应该是为失地汉民开了一条生路。谁知有不法的满洲人，竟因此找到一条财路，他们将各州县庄村的汉人，尽行搜索务必逼迫投充。这项政策实施不到一个月，就弄得民间怨气冲天了。多尔衮很无奈，便于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勒令停止圈地运动的同时，下了另一道手令：“自今以后，投充一事，着永行停止。”
逃人的问题，在大清的国策中却由来已久。
早在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时期，即已为女真贵族所严厉追捕。当时，后金人往往以深入汉人的领地掠杀为功，争战中虏获的汉人即沦为奴隶，这在当年的后金人之中，被视为一种财富的象征。本书的一、二册中，曾经介绍过皇太极时期的五次入关战役。在这样大规模的战事中，有数量庞大的汉族人口被八旗军队掠劫到辽东做奴隶。据不完全统计，皇太极时期，被俘掠出关的汉族人口应该有百万人之巨。这批背井离乡的汉族奴隶，有许多人不堪忍受凌辱以及思乡的痛苦，因此纷纷开始逃亡。太祖努尔哈赤一朝，对于汉人逃亡，曾经施行严刑峻法。至皇太极年间，为了争取汉族人心，一度示以怀柔之意，但对于逃亡汉人的捕捉实际是内紧外松。
清军入关后，作为胜利者的满洲八旗，汉人奴隶的人口剧增。自努尔哈赤一朝的后期开始，满洲八旗贵族以及有身价的兵丁，即已不习惯于社会生产。他们在国家有事时，即出去打仗杀戮，国家无事时，即在家中饮酒作乐。家中所有的农业生产以及家务劳动，都是交由掳来的男女奴隶来完成的。汉人奴隶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所生养的儿女也无法摆脱奴隶的身份。这样，汉人奴隶的逃亡便数目众多。
因此，当时的满洲八旗贵族便迫切要求清政府，重新修订一部苛严的“缉捕逃人法”。
多尔衮于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重新勘定布了一部缉拿逃人法。这部法律可以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
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断给失主；家赀丰厚者或全给、半给，请旨定夺处分。告之人将本犯家赀三分之一给赏，不出百两之外。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如不系该地方官察者，其本犯居住某府某州县，即坐府州县官以怠忽稽察之罪，降级调用。
当时，多尔衮对于触犯逃人法之汉官的处理，也可谓是严峻到了变态的程度。例如，顺治七年（1650年）五月，广西巡抚正白旗汉军郭肇基、游击戴清音、中军郑允昌、旗鼓苏明等若干汉官，仅仅因为私自隐匿了53名汉人奴隶，结果全部被多尔衮砍掉了脑袋。靖南王耿仲明一向为大清朝视为可倚重的干将，多尔衮曾经亲口夸他：“归顺有功，腹心可寄，利益国家。”可是，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这样一位铁干虬枝的战将，却因为属下魏国贤、刘养正等人隐匿汉人奴隶，遭受了多尔衮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当时，多尔衮正派耿仲明去广东打仗，耿仲明却害怕多尔衮半路上把他拉回北京去砍头。结果这位老哥儿走到江西吉安府时，却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于是，清朝礼部官员向多尔衮请示耿仲明的祭祀规格。多尔衮白白净净的瘦脸上肌肉轻轻一抖，冷冷地说：什么祭奠不祭奠，耿仲明这是自绝于大清。
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身为大清王朝的实际领导人，他的权力之巩固，除了与两宫皇太后的互通信息，还得益于中低层满洲民众的最广泛拥护。当时，大清朝定天下的主力仍然是满洲八旗劲旅，即便是敢做敢的多尔衮也不能违背满洲的国俗，拂逆了满洲人的舆论。
4.第4章
汉族向来重视式与服饰之美。汉族男子成年之后不再剃。明代男子常把头挽髻，以针插在脑后。汉服展至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这样，明代男子服饰便大抵传承了唐宋两代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的服饰特点，但亦有保留元代曳撒等服饰特点。
满族男子的型则与汉人迥然不同。满族男性把前颅、两鬓的头全部剃光，仅后颅留下头，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海外散人写的《榕城纪闻》一文中，对此作出解释：“剃，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则大清开国时的普遍式为金钱鼠尾式，跟清晚期的留半头型亦有较大的不同。满族服饰则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族着装的特点为立领、对襟、盘扣等。
“剃、易服”政策，最早试行于努尔哈赤的后金关外时期。当时，努尔哈赤占领全辽，他针对辽东汉人，提出一种“衣冠风俗同，则国家同”的口号，以屠刀威逼投降的汉人剃易服，从而达到迅速征服辽东的战略意图。
多尔衮率领八旗劲旅遽尔进入北京城之后，面对那样一个人口众多、地盘辽阔的中原大地，多尔衮一时确有管不过来的忙乱之感。于是，在确定把中原文化全盘吸收的同时，为了保持满族自己的活力，多尔衮仍把父亲努尔哈赤创立的，以剃鉴别汉人顺逆的统治之术移用于关内试行。多尔衮在解释“剃令”的妙用时，理由很简单：“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以别顺逆。”当时，清兵与反清复明的势力，甄别一个地区人心向背的方法很简单。但凡一地之民将头剃去的，必定是大清朝的朋友。反之，若一地之民，将头保留者，即对于满洲抱有很深的敌意。反清复明的志义但凡遇上剃的汉人，也必定以汉奸之罪施以杀戮。所以，多尔衮所确定的“剃令”，是以少数的满洲人口，迅速征服多数的汉族人口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行动。
因此，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一，多尔衮刚刚来到北京，他连京畿地面上汉族大佬们的人面都还没有厮混熟悉，即急不可耐地颁了“剃令”。当时，前明“江北文官集团”的冯铨、谢升等一批领头羊，均尚未收服，北方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着抗拒绪，多尔衮觉得压力太大，便及时调整了步伐，于20余天后布了一道暂缓剃的命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悉从其便。”
一年以后，北方士大夫的人心，基本上被多尔衮收拾妥当了。南方的南京城破，南明20余万军队一时俱降，南方这时也没有了一个抗清的中心。于是，多尔衮再布“剃令”。他给正在南方负责军事的豫亲王多铎下达的指令是：“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倘有不从，军法从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则限半个月完成，凡是思想上有抵触绪者，多尔衮咬牙吐出了三个字：“杀无赦。”当时，多尔衮勒令手头无紧急公务的政府公务员，一律每人一面铜锣，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吆喝：“留头不留，留不留头！”务必使限期剃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多尔衮对于北方局势的判断大抵上是准确的。多尔衮“剃”的号令再起，当时，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由于北方士大夫意识到明清易代已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多数已采取合作的态度，因此，反应相对平静了许多。
对于剃令反抗最剧烈的地区，仍然来自于南方新占领区以及那些即将占领的地区。例如，在苏州的常熟，清朝苏州巡抚土国宝任命的、常熟县主簿陈元芳已经就位。剃令一下，常熟的“人汹汹，议论纷腾而起”，最后，群激昂的乡民打死了陈主簿，推弘光朝的兵部郎中严栻为领，起兵抗清。江阴县也是先向清朝献过了图册，清政府派了一个叫方亨的人来主持地方大局，众人均以为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岂意剃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耆老，誓死不从。”陈明遇、阎应元领导的抵抗运动坚持了81日，城破后，清军血洗江阴城。阎应元临就义之际，曾经不动如山地写下了一七绝诗：“八十日带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嘉定总兵吴志葵带领奋勇反抗的人民，据嘉定城而战，最后导致了李成栋的屠城，是为大清开国史上令人震惊的“嘉定三屠”。
当时生于江苏浙江两地的、大规模的汉人反剃群体斗争，虽然很快便被清军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是，江南汉人的民心，普遍是充满着敌意的。于是，为了缓和满汉两族之间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敌对绪，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尔衮向江南的地方长官，下达了一个内部控制的文件：再次重申剃的决定，但汉人的衣冠变易，则允许“从容更易”，这就是后来在江南民谣中盛传的“十降十不降”之歌。例如，“生降死不降”，指男子生时一定要穿满族衣装，死后则可穿明朝衣冠。“老降少不降”，儿童可穿明代童装，成年人则一定不可以。“男降女不降”，过去的女子甚少出门，不必严格要求。“妓降优不降”，娼妓应酬一定要穿满族衣服的，演员登台表演则不必忌讳。“官降民不降”，官员一定要以身作则，穿戴好满族服饰，民间特别是偏远地区，清政府就鞭长莫及了。现今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中，仍收藏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间，所绘就的46幅耕织图，图中妇女野老以及平民工农的装束仍是明人的衣冠服饰。此图是经过康熙帝审定后方允许刊刻的。这一类的古董文物，便为后代的史家认定为清代“官降民不降”的一个证据。
其实，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尔衮在全国推行剃令之时，帝国的政界元老礼亲王代善、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以及两宫皇太后哲哲、布木布泰等人，均已经从沈阳来到了北京。
多尔衮知道推行剃令的事体重大，为了减轻执行的阻力，便把剃令拿出来给大家讨论。当时，代善、哲哲太后颇有顾虑，怕剃令在关内引起不可收拾的大动乱。
布木布泰太后平静地引用了夫君皇太极生前讲的一句话：“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这是对于多尔衮在关内大规模推行“剃令”的一种赞同。随即，布木布泰太后又讲，她从前从沈阳入关的路上，见过一些裹小脚的汉族女子，连走路也要人扶持，真是太可怜了。因此，布木布泰太后询问多尔衮：能否趁着“剃令”施行之时，一并把汉族女子缠足的陋俗也废除了呢？多尔衮两项任务是执行，三项指标也是让下面的人去执行，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字：行。所以，后来，大家有所不知的一个事实是，当时，多尔衮动用国家暴力工具，在全国推行的是三项政策：剃、易服与禁止女人裹小脚。只不过，多尔衮拼尽了全身力气，也只勉强完成了“剃”的任务，后面的两个指标却基本上落空了。
因此，讲到多尔衮开清恶政之--剃令，近代法国作家阿兰＆mp；middot；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巴洛认为满人的做法堪称政治上的杰作，这对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树立起自己的影响，他们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被汉人召来镇压一场造反运动的满人，把自己的头头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们采用了中央帝国和天朝的官僚体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们仅限于强迫别人留他们那令人屈辱的式：头剃光但留一条辫子--后来汉人把辫子塞在帽内，并一有造反行动就把它剪掉。( 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叁：盛世曙光与孝庄太后 http://www.xlawen.org/kan/4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