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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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2）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来深圳。 1982年元旦那天，爸爸背着自己的书包，书包里放满了课本，连一件换洗的内衣都没拿，住进了妈妈分的小房子。从1973年到1982年，父母的苦恋经历了10个年头，就这样，在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结婚照、甚至没有一件新衣服的情况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真的好像嫁不掉一样！”回想起当年的选择，妈妈至今感叹不已。 卢梭说：“人间无与伦比的幸福是既有爱情又爱得纯洁无瑕。”我想，我的父母当得起这句话。 好在我的外公外婆死得早，否则妈妈再怎么说她是幸福的，老两口也会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遭遇伤心落泪的！ 二、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都说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你就具有什么样的人生。 人们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独生子女的现状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倾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没有心思、没有心计的女孩，说到底，还是父母的过。他们疲与人的纠缠，不愿孩子受世俗的影响，很少让我接触社会。可是父母不可能跟着孩子一辈子，一旦遇到一些“横冲直撞”的人和事，总是叫我头疼。直到今天，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仍然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就选择了逃避，不做了，不干了，我错过了许多好光景。我也越来越封闭自己，外界一旦有压力，我就像一只田螺，悄悄地缩进自己的壳里。 父母信奉“读透一本书，擅长于一技，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心存一份美好的感情，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哲学。他们是那种与人谨慎交往的人，这个谨慎不是不敢与人交往，而是选择与什么人深交。 亲戚们说到他们就用“清高”两个字来形容，长这么大，我没有去过爸爸的老家，也没和那些亲戚打过交道。爸爸妈妈的亲戚如果有了红白喜事，通知他们了，他们就会给钱给礼物，但不出席；不通知他们，他们也不在意。有几次在爷爷家，我亲眼看到农村的亲戚给大伯伯二伯伯送土特产，没给我们家，爸爸妈妈一点感觉都没有，仍然笑嘻嘻地和他们说话。我们来深圳后，农村的城市的亲戚都想来。父母就说：来玩，欢迎，热情接待；找工作，对不起，一没时间，二没能力。 父母的这种处世作风严重地影响了我，使我变得十分封闭，我可以一个暑假或一个寒假不出门，只在家里看书或听音乐，书和音乐就是我的好朋友。同时我在处人方面也十分挑剔，做什么事都喜欢独往独来，也不知道怎样与人合作，不知不觉地就疏远了人家。 因为经过“文革”的磨难，父母知道社会的丑恶，希望我也做个纯粹的人，当然，也怕我受伤害，时时刻刻维护着我的心灵。他们对我做了一系列的保护：大人之间包括家里来人的谈话，父母从来不让我听；我看的书都是经过挑选的儿童读物；看电视只能看儿童节目；录音机里播放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音乐是听非常优美的经典音乐；我的房间更是一个童话世界：我的床的上空用美丽的彩条装饰着，四周围的墙上贴着各种动物故事；身上盖的、床上铺的都是颜色绚丽的、拟人化的花草、动物。父母给我的礼物，总是假借童话中的人物来传送。
8。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3）
我像一只孤零零的浮尘子，在家里的几间房之间游动，没有人顾及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母亲害怕水污染，给她的孩子从小就喝蒸馏水，后来这个孩子生病了，怎么也没办法治，原因是这个孩子身上缺少抗体！ 也许，父母也意识到他们的方法有问题，有心来改变，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圣诞节早晨，我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没找到圣诞老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我恐慌了，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圣诞老人不喜欢自己了。这时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能再把你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了，你必须面对现实。 我就这样被他们从家庭的堡垒中“推”向了人生，但是他们的这个弯子转得也太快了，他们的这一做法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眼中的现实与心目中的童话混杂着，撕扯不开。 其实，何止我，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他们让我赶快离开童话世界，可是他们自己却又在制造童话。在老家时我们养了几只小鸟，一天中间，我们总要在家里把笼子打开放一放的。我们给它们取了名字，我们喊谁，谁就过来，我们吃饭，它们就在我们的饭桌上抢菜吃，爸爸还会挑逗两只小鸟打架。妈妈在写东西，喳喳不让她写，就跑到稿纸上把她的笔咬住，妈妈就喊我：来，快把喳喳带走，我就跑过去说：走，姐姐带你玩，别捣乱小妈妈。晚上，小鸟在我的手上和我们一起看电视，我要走开了，爸爸就说：来，到小爸爸手上来。就是来到深圳，我们养的鸟也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是鸟的姐姐，爸爸妈妈是它们的小爸爸小妈妈。 有一次，鸟笼子在晒台上，一只马蜂飞过来，贝贝就和它战斗，结果被马蜂叮了一口。那天夜里，妈妈突然惊醒了，说：贝贝死了！我和妈妈赶快爬起来到另一个房间一看，贝贝真的死了！我和妈妈都哭了，爸爸劝了我们半天，我们才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贝贝装在一只袋子里，还在里面装了许多小米，由爸爸拿到楼下的花园里埋了。后来爸爸把埋贝贝的地方指给我们看，经常的，我们从那里路过，都会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去看上一眼。 有人说：心地善良的人才会喂养小鸟。父母都是心地十分柔软的人，爸爸写剧本写到动情处，会热泪盈眶，我和妈妈看电视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剧情中去。 这真应了那句话：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我一直以为父母对我比较失望，是因为我没能像他们一样在学业上做到那么出色，在生活和与人交往上做到那么克制。也许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今时今日那样用功的、只认准靠读书解决生存问题的孩子已经不多。而像我的家庭，不等着我赶快工作拿钱养家的，我认为自己不必再像他们当年那样，做学业中的天才。在我看来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不必认准只要读书的死理，人好不容易一辈子，总得涉猎多一些的知识，以至于生活不会那么枯燥单一。父母有父母的快乐，他们以博大精深为骄傲，我有我的快乐，我以我的形形色色古灵精怪为追求。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发现五光十色的生活只能是雨季过后的一道彩虹，不久就会消失殆尽。但我仍努力追寻它，毕竟人的一生也只有这一次。再往后牵挂诸多就没那么潇洒了。我并不欣赏主流生活，主流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只有边沿人的生活才有个性，才精彩。 三、一对谈话对手 康诺利说：“婚姻的特殊魅力在于对话，在于两人之间那种纵论天地间一切人与事的永久的对话，这种对话只有死亡才能打破。”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见父母不停地在说话。他们讨论文学作品、议论国家大事、嘲笑尔虞我诈的市井小人……儿时的我常常枕着他们的谈天说地进入梦乡。 他们合作出了好几本书，他们就有这样的本事，一部书稿他们讨论完了开始写，你写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我就接着写，就这样，你一段，我一段，一本书就出来了。很多人都知道爸爸是作家，看到书上有妈妈的名字，就认为妈妈是沾光的，有人就说风凉话。1995年以后，妈妈坚决不和爸爸合作了，她就自己写，自己拿去发表，她也就不生那个闲气了。 有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夫妻是一种朋友关系，谈话对手。”他们都是系统地读过很多书、有很好口才的人，爸爸平时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是口若悬河、逻辑思维强；妈妈是伶牙俐齿，语言锋利得像刀子，一下一下地挥向对手。小时候我就怕他们争论，他们争论起来就像吵架烦死人的。 不过，他们真的吵起架来也很精彩，两个人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使用的语言根本就不像知识分子。爸爸的嗓门比妈妈大，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总是妈妈——妈妈不理爸爸，一连好多天都不理他，而爸爸呢，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男孩，乖乖的，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还抢着做平时他根本不屑于做的家务。一旦妈妈跟他讲话了，他就很激动，把酒拿出来喝，一边喝一边迫不及待地把这几天的见闻、消息讲给妈妈听，至此，他们新一轮的聊天又开始了。 因为知道他们的德性，从小，他们的争论吵架我都不参与。他们争也好吵也好，不关我的事，我像没看见没听见一样，他们就像那些蜜蜂一样，弄坏的巢｜穴，很快就会修复一新，用不着我来多事。
8。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4）
“婚姻是一次促膝长谈，争论使其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史蒂文生说的。 “没有冲突的婚姻和没有危机的国家一样，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莫洛亚说的。 父母之间是不设防的，在我们家，就没有一个抽屉是上锁的，所有的东西都公开，经济也公开。搞得我现在读了大学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摊开来的，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他们的不设防还体现在他们的朋友是共同的，爸爸的女朋友也是妈妈的好朋友，妈妈的男朋友也是爸爸的好朋友。他们也经常互相打趣，但是谁也不当真。 四、没有天堂 只有海滩 小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妈妈”。在文中，我这样描述我的父母：“我的爸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长得很凶，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其实，他很温和，一点都不凶……我的妈妈长得细皮嫩肉，有一只红红的好看的嘴唇，还有一双温柔的猫眼。但是，她一点也不温柔，还很凶，我有点怕她……”这就是小时候我对父母的印象，这篇我小学一年级时的作文，直到今天，父母还把它保留着（我小时候写的很多作文和日记父母都给我留着）。我十分惊异六岁的我的观察力，今天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但我对他们的认识，六岁时就入木三分了。 我想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一对。人们通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说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是一类人，赖以生存的技巧就是不停地思考和不停地工作。生活中没有三教九流的朋友在身边，家庭内外来来往往也都是他们同一类的人。从状态上来说，是极单纯的那类人，因为单纯而显得简单。“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走向伟大的目标。”这句话是周国平说的，我想，他也应该是和我父母类似的一群，他们的人生总是以巨大的精神支柱为中心，而不是以物质为中心。 父母相信要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要做到脑袋是满的，只要脑袋满了，那么口袋自然也就满了。虽然我的父母在博大精深的历史面前不能够算是什么伟人，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们两个在内地时曾经都做过小官，但是来深圳后他们都不做了，不做官的他们活得比过去更加充实更加自如，这就令人羡慕和佩服了。 都说中国人“只能上，不能下”，“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我的父母则可能是一个异数，他们当年在“上”的时候，朋友很多；被人尊敬，现在“下”了，朋友更多了；而过去的朋友仍然来往仍然尊敬他们，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来深圳这么多年，他们过去的上级、下级一拨一拨地来看他们，他们一回去，那些过去的上级、下级排着队地请他们吃饭。 我想，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过去人们常说：“把关系搞铁了，好办事。”现在人们却说“把关系处黑了，能办事。”我的父母显然都不属于这两种。他们与人相处真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他们无视物质对自己的诱惑，坚持自己的作风和理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无视手中的权利，只想办好事，在他们不掌权的时候，那些曾经受惠于他们的人就把他们称做朋友。 我发现父母这类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种需要不是对物质的需要，而是对精神的需要。这样的人大多数都遭受过苦难，而且是非常痛苦的遭遇，在精神低迷之后才深刻领会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中是占首位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要做一个精神贵族。 父母这代人对“防微杜渐”这四个字理解最深，也许是他们经历了“文革”那个非常的年代，他们做什么事都异常，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事情他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什么事情他们都能看见它的后果。比如我把东西随手放在一边，他们就会说，这样会踢到脚的；我把衣服用衣架晾在晒台，没把扣子扣上，他们就会说，起风了，就会把衣服刮跑的等等。 父母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最动荡不安最让人难以想象的年代，他们应该是被放逐的一代，尽管罪过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放逐他们的时代，时至今日，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仍被时代放逐着。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和面对的，本就是人类所力图避免或绕开、所不愿面对或抗拒的一段扭曲的历史。他们在该长身体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在该读书时遭遇“文革”、上山下乡；回城结婚时又要计划生育。这一批人现在基本上都年过半百，身无长技，又都面临下岗或已下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苍凉和无奈，写满了他们的面颊——上面一代，有革命老本可吃，拿离休金；后面的人，不仅年轻，且有高学历。这一代人，没法与人家竞争。命中注定的，除开个别精英外，他们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被一笔抹掉了！ 我的父母是幸运的，在千百万人中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庆幸着，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的来之不易，他们不敢亵渎感情、不敢亵渎生活，他们始终认真、努力地坚守着自己的心灵。他们不敢奢望谁也没见过的天堂，只希望有一片宁静、安详的海滩，来度过他们后面的人生。
9。爸爸是个大男孩（1）
生活中和书中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爸爸，但像我爸爸这样的肯定不多，我不知道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尽管我的许多方面都很像他，可我没有恋父情结。妈妈生气的时候就对我说：将来不要找你爸爸这种类型的做丈夫；安静下来就说：一个女人不管她年轻时怎样风光，到老了能安度晚年才是最重要，你爸爸就给了我这样的环境。 一、一个“斯杰藩”式的人 在俄国的一本书里描写了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对世事没有一点洞察力、只会埋头于书本的人，名叫“斯杰藩”，这本书的书名我都不记得了，但对这个人物我却记得牢牢的，原因是这个人与我的爸爸有非常相似之处，他们似乎都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拒绝长大。 爸爸小时候读书非常聪明，一直是少先队大队长。从小，他的生活就由他的奶奶照料，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下放时是与他的哥哥下在一个生产队，他只管干活、拉二胡、写小说、下围棋，一切由他的哥哥罩着；后来到了工厂（一个县的化肥厂），哥哥也参军入伍了，没人帮他打理了，他就把衣服攒着，一个星期坐火车回家一趟，让家里人帮他洗。吃饭呢，就整天在食堂。他们食堂每年都换一种饭菜票，可是他好像没意识到。有一次，妈妈到他的工厂去，帮他从抽屉里清理出来好几百块钱的过期饭菜票。那时候他的工资每月37元，一年的工资才400多一点点，他就有几百元的废饭菜票，在那个年代，几百元有可能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我的这个傻爸爸，真不是过日子的人啊！ 妈妈对爸爸的照顾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全都管，并且还延伸到爸爸的创作，爸爸对妈妈的依赖也是令人发指的。爸爸要出差了，妈妈就给他准备衣服、钱、各种用品。出去多少天就给他准备多少套内衣、袜子，出差回来了，爸爸把包往凳子上一扔，就没他的事了。而妈妈呢，就一点一点地来收拾，一点怨言都没有！因此，爸爸的同学与妈妈聊起天来，都说妈妈有两个孩子，爸爸是大孩子，我是小孩子。 爸爸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他有自己的消遣方式，很少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在妈妈生了我以后，爸爸多了一个玩伴，平常不写东西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在床上乱滚，把我揉来揉去，或者一只手把我托在肩膀上，在大学的校园里散步，而妈妈却在家汗流浃背地干活。记忆中，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晚上洗的，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妈妈白天要上班，而爸爸尽管在家，他也不会来洗衣服。 在我小时候记忆中最清楚的有两个情景：一是在晚饭前，妈妈的饭还没烧好，爸爸就在书房拉二胡，拉得如醉如痴。他的二胡拉得有多好呢？举个例子吧，我们家住在四楼，有一天三楼的叔叔上来问妈妈，二胡独奏的波长是多少。因为他在家听到二胡的声音，就打开电视来找，没找到，然后又打开收音机找，还是没找到，这才跑我们家来问的，把我们都笑死了，妈妈告诉三楼的叔叔说，是在我们家现场直播。记忆中，我就在音乐声中长大的，我想，我那么喜欢音乐，大概也缘于此；第二个情景是在冬天，也是傍晚，天下着大雪，妈妈还在烧饭，爸爸带着我在楼下堆雪人。爸爸堆的雪人与众不同，大学的老师们过来过去都会笑一笑，因为他堆的雪人是有性别的——他给雪人加了一个丰满的胸。 我那时不懂事，只觉得好难看，就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爸爸好丑噢，给雪人安了两个大奶。” 妈妈听了直笑，说：“随他高兴吧！” 长大了的我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对爸爸有了一定的理解——因为妈妈的关系，爸爸对女人特别崇敬。在他的作品中，女人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担负着教育男人的责任的。所以，堆雪人，他会下意识地堆一个女人。爸爸也好像特别有女人缘，不管在什么地方，女人们都愿意和他交往，在许多女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憨厚的大男孩，所以也都肯帮助他。难得的是，妈妈一点都不吃醋，她对帮助爸爸的女人一律笑脸相迎，并且还和人家做好朋友。 爸爸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会逢迎。懂事时常见爸爸带着一身的疲惫回来，与妈妈大谈那些人和事，妈妈只要几句话就把他的那些人和事的关系理清了。爸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或不明白的总是和妈妈商量。妈妈就像他的心理医生，不停地给他分析，给他把握。 1982年爸爸大学毕业，他的几十个同学进了省委省政府，其余的安排在各级人民政府的下属部门。爸爸那时想进省电视台，正好也有名额。爸爸请爷爷向他的当广播电视厅厅长的老朋友打听一下，这个名额是做什么的——爸爸害怕让他坐办公室，但爷爷不干，说是不能干涉别的单位的人事。爸爸没办法，就选择了省文化厅下属的一个刊物。去省文化厅人事处报到时遇到了文化厅长（这个厅长是女的）——她与爷爷是邻居，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心想往上爬的爷爷会有一个想做学问的儿子。后来那个刊物还专门派人去爸爸的学校了解爸爸的情况，说成绩那么好，又有家庭背景的人怎么会愿意来爬格子呢？他们恐怕爸爸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90年代爸爸做上了刊物的主编，他对安排他做主编的上司说：我只负责刊物质量，人事、经费什么的我不管。爸爸是这个时代的怪胎，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为了掌握人事、经费权才挤破头地去做官的，可是他却将这些视为洪水猛兽。只负责刊物质量的爸爸日子更难过，他常常被手下人的小动作捉弄得心惊肉跳。直到来了深圳，爸爸只搞创作，不做其他，他才彻底安下心来。只搞创作的爸爸心态十分平和，过去的同事看到他，都说他变得年轻了。
9。爸爸是个大男孩（2）
二、一个戏迷 爸爸是一个戏迷。 奶奶说，刚解放时；他们家住在一个电影院的楼上，两三岁时，爸爸连楼都不会下，就会倒着爬楼梯跑到电影院去，一个小人儿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看电影，让许多见到的大人都啧啧称奇。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了省黄梅剧团的大院里，从此以后，在别的孩子满世界疯野的时候，爸爸却在黄梅剧团的排练大厅里看著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排戏。 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冯小刚念念不忘他的党校礼堂，在那个礼堂里，他看了许多许多的电影，从而开启了他对电影的兴趣。也许真是受到电影和戏剧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上小学时爸爸就能自编自导自演相声、小品、小戏。中学以后，爸爸爱上了写诗、写小说，起点还满高，总是能得到发表。 听妈妈说，爸爸上了大学后依然日以继夜地写作，他给人家留的联系地址是妈妈的办公室，所以，他们班的同学很少看到他的退稿，都以为他很牛。后来由于一部中篇小说，使得爸爸对写小说产生了畏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写小说了。那是爸爸还在化肥厂工作的时候（70年代中期），他们厂的污染很严重。爸爸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对兄弟如何搞技术改造，最后治理了污染。稿子给到编辑部，编辑认为很有基础，也很有新意。但要他在里面加一个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内容（这是那个年代的特色）。爸爸就按照编辑的意思改啊，改啊，反复修改，从在工厂工作一直改到上大学还在改，加在小说里的搞破坏的敌人总是不伦不类，最后小说流产，爸爸也不再写小说了。 80年代后，电视文艺和戏剧繁荣起来，爸爸转而写电视剧和戏剧，没想到写一个成一个，最后一发不可收拾，连连获国家大奖。 还在老家的时候，大概是1992年吧，爸爸写了一个京剧本《李鸿章》，拿到省里去，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几次讨论，最后因为吃不准对这个人物的历史评价而最终下马。那时候，省艺校的耘叔叔经常到我们家来，来了以后，就和爸爸讨论李鸿章。他们坐在小饭桌边，吃着妈妈给他们做的小菜，喝着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都到了忘我的境界。接着，爸爸又写了李鸿章的20集电视连续剧，省电视台决定投拍，还在报纸上作了公布。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拍成，爸爸只好把剧本拿到《上海戏剧》上发表了。聊以自蔚的是，京剧本《李鸿章》1993年由天津京剧团排演，并参加了天津市当年的艺术节。 10年后，也就是2003年6月，《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爸爸扼腕叹息，每天晚上电视一开播，他就会说：“10年，10年啊，10年前我就写了它啊，唉！”那一段时间，爸爸特别激动，每天在外面散步几个小时。中央台的电视还没播完，以前老到我们家的耘叔叔从我们老家专程赶到深圳——他现在是省京剧团的团长了。他对爸爸说：“《李鸿章》上马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团决定排你的话剧本《招商轮船之战》，请你把它尽快改成京剧本。” 耘叔叔讲的这个话剧本是爸爸妈妈在1994年合写的（那时我们还没来深圳）、由广东佛山向全国招聘剧本的参赛本，这个剧本当时获全国第一名，剧本招聘作为新生事物在全国许多报纸都有登载，爸爸妈妈还得了两万块钱的奖金。但是，尽管得奖，对剧本的评价很高，最终，这个戏还是没有排出来。现在，耘叔叔说要排，爸爸真是高兴啊。他们两个又像过去一样，喝着酒，讨论着剧本。耘叔叔记性真好，他至今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京剧本《李鸿章》的唱词，由此看来，他也是个戏迷。 2003年夏天，《招商轮船之战》的京剧本改好交出去，到了年底，又传来消息，说这个剧还是面临着下马。 如今，爸爸也算是一个戏剧专家了，报纸上称他是“得奖专业户”。前年他回母校参加毕业20周年的活动，母校的校长专门介绍了他，称他是“做学问做得卓有成效的同学”。校长说得没错，爸爸现在是“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但是，爸爸同时还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平时，他沉默寡言。可是当讨论到他的作品时，他就像一个爸爸护一个孩子似的与对方争论。不管他的长幼、也不管他的身份。妈妈常常说他：人家北京来的、省市的领导说什么，你好歹听着，何必据理力争呢？ 他根本不予理睬，反说妈妈：你不懂，这是艺术！ 妈妈又说：你这个样子会使有的人反感的，你会变得很孤立。 爸爸说：我又不是人大代表要拉选票，我就是一个写戏的。 你还别说，真的还有人欣赏爸爸的性格，说他单纯、可爱。 三、一个神情恍惚的人 英格利。褒曼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和一个不好的记性。”这句话也适合爸爸，他的身体是真的棒。从我记事起，他就是坚持锻炼，早锻炼、晚散步，每天还会在运动器材上练一练，年过半百的人，没有一点点肚腩，还有滚来滚去的疙瘩肉。他的头发乌黑，与妈妈形成鲜明的对照——妈妈是两鬓斑白。爸爸与他的同龄人在一起时，人家都说他是小靓仔。 说起爸爸的记性，妈妈常常对爸爸说：要是哪天你成了名人，给你写传时，都是现成的材料，不用艺术加工。
9。爸爸是个大男孩（3）
举几个例子吧。那还是我小时候，有一次，他骑车到幼儿园接我，回家的时候，他把我放在前面的大梁上坐着，当时可能我太小了吧，我竟然坐不住，半路上我从大梁上滑到地下去了。可是不知道爸爸在想什么，他把我完全忘了，我掉到地下他浑然不觉，我喊他，他也没听见。等到他骑车骑到我们家楼下时，发现孩子没了，这才回头去找，而此刻的我呢，正站在路边上哭呢！ 至于掉东西那就是数不胜数，爸爸会把妈妈给他的出差费全部掉光，让人家给他买回程票。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被另一个房客掳走了，急得他躲在旅馆里打电话，让朋友给他送衣服。还有，坐火车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表被人家撸走了。让妈妈最生气的是，有一次他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出差，等下车时，发现出差的箱子被人拎走了，而他竟然像没事人一样，不仅不回家，还继续前进——火车票在另一个同伴手里，直到第二天，他才给妈妈打电话，说丢掉的箱子里还有我们家的钥匙。这下可把妈妈吓坏了，妈妈赶快换家门的锁和外面防盗门上的锁。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写偏了，爸爸好像不完全是一个记性不好的人，因为有许多书和电影几十年了，他都能记得。我经过认真观察，准确地讲，他是一个神情恍惚的人。就是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对他没有任何干扰。他可以躺在床上抽烟思考，把被子、床烧着了，差点酿成一场火灾；他也可以骑着自行车照直往人家施工挖的大坑里跑，让自己平白无故地缝上十几针；至于走路撞到树上，平地摔个大跟头那是常事。更为可笑的是，路上只要有一个东西，他都会准确无误地踢上去或踩上去——尽管他神情恍惚。所以，路边那些饮料盒子、破塑料袋经常把他的皮鞋弄得脏兮兮的，直到来深圳，深圳的马路比较干净，绿化也比较好，他的皮鞋跟着他也不倒霉了。 有一部外国电影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说的是一个富翁与他的女儿失去了联系，他派出去几批人都没找到，最后他们发现公司里的一个老是把自己弄伤的“倒霉蛋”与他的女儿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他们就派那个“倒霉蛋”去找他的女儿。那“倒霉蛋”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法，最终找到了富翁的女儿。 我举出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这世界真的就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人。比如我，我就和我爸爸有异曲同工之处，爸爸有的毛病我( 一个少女的自白:其实我不快乐 http://www.xlawen.org/kan/530/ )
8。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2）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来深圳。 1982年元旦那天，爸爸背着自己的书包，书包里放满了课本，连一件换洗的内衣都没拿，住进了妈妈分的小房子。从1973年到1982年，父母的苦恋经历了10个年头，就这样，在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结婚照、甚至没有一件新衣服的情况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真的好像嫁不掉一样！”回想起当年的选择，妈妈至今感叹不已。 卢梭说：“人间无与伦比的幸福是既有爱情又爱得纯洁无瑕。”我想，我的父母当得起这句话。 好在我的外公外婆死得早，否则妈妈再怎么说她是幸福的，老两口也会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遭遇伤心落泪的！ 二、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都说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你就具有什么样的人生。 人们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独生子女的现状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倾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没有心思、没有心计的女孩，说到底，还是父母的过。他们疲与人的纠缠，不愿孩子受世俗的影响，很少让我接触社会。可是父母不可能跟着孩子一辈子，一旦遇到一些“横冲直撞”的人和事，总是叫我头疼。直到今天，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仍然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就选择了逃避，不做了，不干了，我错过了许多好光景。我也越来越封闭自己，外界一旦有压力，我就像一只田螺，悄悄地缩进自己的壳里。 父母信奉“读透一本书，擅长于一技，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心存一份美好的感情，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哲学。他们是那种与人谨慎交往的人，这个谨慎不是不敢与人交往，而是选择与什么人深交。 亲戚们说到他们就用“清高”两个字来形容，长这么大，我没有去过爸爸的老家，也没和那些亲戚打过交道。爸爸妈妈的亲戚如果有了红白喜事，通知他们了，他们就会给钱给礼物，但不出席；不通知他们，他们也不在意。有几次在爷爷家，我亲眼看到农村的亲戚给大伯伯二伯伯送土特产，没给我们家，爸爸妈妈一点感觉都没有，仍然笑嘻嘻地和他们说话。我们来深圳后，农村的城市的亲戚都想来。父母就说：来玩，欢迎，热情接待；找工作，对不起，一没时间，二没能力。 父母的这种处世作风严重地影响了我，使我变得十分封闭，我可以一个暑假或一个寒假不出门，只在家里看书或听音乐，书和音乐就是我的好朋友。同时我在处人方面也十分挑剔，做什么事都喜欢独往独来，也不知道怎样与人合作，不知不觉地就疏远了人家。 因为经过“文革”的磨难，父母知道社会的丑恶，希望我也做个纯粹的人，当然，也怕我受伤害，时时刻刻维护着我的心灵。他们对我做了一系列的保护：大人之间包括家里来人的谈话，父母从来不让我听；我看的书都是经过挑选的儿童读物；看电视只能看儿童节目；录音机里播放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音乐是听非常优美的经典音乐；我的房间更是一个童话世界：我的床的上空用美丽的彩条装饰着，四周围的墙上贴着各种动物故事；身上盖的、床上铺的都是颜色绚丽的、拟人化的花草、动物。父母给我的礼物，总是假借童话中的人物来传送。
8。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3）
我像一只孤零零的浮尘子，在家里的几间房之间游动，没有人顾及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母亲害怕水污染，给她的孩子从小就喝蒸馏水，后来这个孩子生病了，怎么也没办法治，原因是这个孩子身上缺少抗体！ 也许，父母也意识到他们的方法有问题，有心来改变，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圣诞节早晨，我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没找到圣诞老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我恐慌了，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圣诞老人不喜欢自己了。这时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能再把你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了，你必须面对现实。 我就这样被他们从家庭的堡垒中“推”向了人生，但是他们的这个弯子转得也太快了，他们的这一做法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眼中的现实与心目中的童话混杂着，撕扯不开。 其实，何止我，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他们让我赶快离开童话世界，可是他们自己却又在制造童话。在老家时我们养了几只小鸟，一天中间，我们总要在家里把笼子打开放一放的。我们给它们取了名字，我们喊谁，谁就过来，我们吃饭，它们就在我们的饭桌上抢菜吃，爸爸还会挑逗两只小鸟打架。妈妈在写东西，喳喳不让她写，就跑到稿纸上把她的笔咬住，妈妈就喊我：来，快把喳喳带走，我就跑过去说：走，姐姐带你玩，别捣乱小妈妈。晚上，小鸟在我的手上和我们一起看电视，我要走开了，爸爸就说：来，到小爸爸手上来。就是来到深圳，我们养的鸟也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是鸟的姐姐，爸爸妈妈是它们的小爸爸小妈妈。 有一次，鸟笼子在晒台上，一只马蜂飞过来，贝贝就和它战斗，结果被马蜂叮了一口。那天夜里，妈妈突然惊醒了，说：贝贝死了！我和妈妈赶快爬起来到另一个房间一看，贝贝真的死了！我和妈妈都哭了，爸爸劝了我们半天，我们才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贝贝装在一只袋子里，还在里面装了许多小米，由爸爸拿到楼下的花园里埋了。后来爸爸把埋贝贝的地方指给我们看，经常的，我们从那里路过，都会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去看上一眼。 有人说：心地善良的人才会喂养小鸟。父母都是心地十分柔软的人，爸爸写剧本写到动情处，会热泪盈眶，我和妈妈看电视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剧情中去。 这真应了那句话：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我一直以为父母对我比较失望，是因为我没能像他们一样在学业上做到那么出色，在生活和与人交往上做到那么克制。也许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今时今日那样用功的、只认准靠读书解决生存问题的孩子已经不多。而像我的家庭，不等着我赶快工作拿钱养家的，我认为自己不必再像他们当年那样，做学业中的天才。在我看来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不必认准只要读书的死理，人好不容易一辈子，总得涉猎多一些的知识，以至于生活不会那么枯燥单一。父母有父母的快乐，他们以博大精深为骄傲，我有我的快乐，我以我的形形色色古灵精怪为追求。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发现五光十色的生活只能是雨季过后的一道彩虹，不久就会消失殆尽。但我仍努力追寻它，毕竟人的一生也只有这一次。再往后牵挂诸多就没那么潇洒了。我并不欣赏主流生活，主流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只有边沿人的生活才有个性，才精彩。 三、一对谈话对手 康诺利说：“婚姻的特殊魅力在于对话，在于两人之间那种纵论天地间一切人与事的永久的对话，这种对话只有死亡才能打破。”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见父母不停地在说话。他们讨论文学作品、议论国家大事、嘲笑尔虞我诈的市井小人……儿时的我常常枕着他们的谈天说地进入梦乡。 他们合作出了好几本书，他们就有这样的本事，一部书稿他们讨论完了开始写，你写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我就接着写，就这样，你一段，我一段，一本书就出来了。很多人都知道爸爸是作家，看到书上有妈妈的名字，就认为妈妈是沾光的，有人就说风凉话。1995年以后，妈妈坚决不和爸爸合作了，她就自己写，自己拿去发表，她也就不生那个闲气了。 有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夫妻是一种朋友关系，谈话对手。”他们都是系统地读过很多书、有很好口才的人，爸爸平时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是口若悬河、逻辑思维强；妈妈是伶牙俐齿，语言锋利得像刀子，一下一下地挥向对手。小时候我就怕他们争论，他们争论起来就像吵架烦死人的。 不过，他们真的吵起架来也很精彩，两个人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使用的语言根本就不像知识分子。爸爸的嗓门比妈妈大，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总是妈妈——妈妈不理爸爸，一连好多天都不理他，而爸爸呢，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男孩，乖乖的，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还抢着做平时他根本不屑于做的家务。一旦妈妈跟他讲话了，他就很激动，把酒拿出来喝，一边喝一边迫不及待地把这几天的见闻、消息讲给妈妈听，至此，他们新一轮的聊天又开始了。 因为知道他们的德性，从小，他们的争论吵架我都不参与。他们争也好吵也好，不关我的事，我像没看见没听见一样，他们就像那些蜜蜂一样，弄坏的巢｜穴，很快就会修复一新，用不着我来多事。
8。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4）
“婚姻是一次促膝长谈，争论使其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史蒂文生说的。 “没有冲突的婚姻和没有危机的国家一样，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莫洛亚说的。 父母之间是不设防的，在我们家，就没有一个抽屉是上锁的，所有的东西都公开，经济也公开。搞得我现在读了大学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摊开来的，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他们的不设防还体现在他们的朋友是共同的，爸爸的女朋友也是妈妈的好朋友，妈妈的男朋友也是爸爸的好朋友。他们也经常互相打趣，但是谁也不当真。 四、没有天堂 只有海滩 小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妈妈”。在文中，我这样描述我的父母：“我的爸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长得很凶，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其实，他很温和，一点都不凶……我的妈妈长得细皮嫩肉，有一只红红的好看的嘴唇，还有一双温柔的猫眼。但是，她一点也不温柔，还很凶，我有点怕她……”这就是小时候我对父母的印象，这篇我小学一年级时的作文，直到今天，父母还把它保留着（我小时候写的很多作文和日记父母都给我留着）。我十分惊异六岁的我的观察力，今天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但我对他们的认识，六岁时就入木三分了。 我想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一对。人们通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说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是一类人，赖以生存的技巧就是不停地思考和不停地工作。生活中没有三教九流的朋友在身边，家庭内外来来往往也都是他们同一类的人。从状态上来说，是极单纯的那类人，因为单纯而显得简单。“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走向伟大的目标。”这句话是周国平说的，我想，他也应该是和我父母类似的一群，他们的人生总是以巨大的精神支柱为中心，而不是以物质为中心。 父母相信要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要做到脑袋是满的，只要脑袋满了，那么口袋自然也就满了。虽然我的父母在博大精深的历史面前不能够算是什么伟人，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们两个在内地时曾经都做过小官，但是来深圳后他们都不做了，不做官的他们活得比过去更加充实更加自如，这就令人羡慕和佩服了。 都说中国人“只能上，不能下”，“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我的父母则可能是一个异数，他们当年在“上”的时候，朋友很多；被人尊敬，现在“下”了，朋友更多了；而过去的朋友仍然来往仍然尊敬他们，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来深圳这么多年，他们过去的上级、下级一拨一拨地来看他们，他们一回去，那些过去的上级、下级排着队地请他们吃饭。 我想，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过去人们常说：“把关系搞铁了，好办事。”现在人们却说“把关系处黑了，能办事。”我的父母显然都不属于这两种。他们与人相处真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他们无视物质对自己的诱惑，坚持自己的作风和理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无视手中的权利，只想办好事，在他们不掌权的时候，那些曾经受惠于他们的人就把他们称做朋友。 我发现父母这类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种需要不是对物质的需要，而是对精神的需要。这样的人大多数都遭受过苦难，而且是非常痛苦的遭遇，在精神低迷之后才深刻领会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中是占首位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要做一个精神贵族。 父母这代人对“防微杜渐”这四个字理解最深，也许是他们经历了“文革”那个非常的年代，他们做什么事都异常，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事情他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什么事情他们都能看见它的后果。比如我把东西随手放在一边，他们就会说，这样会踢到脚的；我把衣服用衣架晾在晒台，没把扣子扣上，他们就会说，起风了，就会把衣服刮跑的等等。 父母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最动荡不安最让人难以想象的年代，他们应该是被放逐的一代，尽管罪过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放逐他们的时代，时至今日，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仍被时代放逐着。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和面对的，本就是人类所力图避免或绕开、所不愿面对或抗拒的一段扭曲的历史。他们在该长身体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在该读书时遭遇“文革”、上山下乡；回城结婚时又要计划生育。这一批人现在基本上都年过半百，身无长技，又都面临下岗或已下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苍凉和无奈，写满了他们的面颊——上面一代，有革命老本可吃，拿离休金；后面的人，不仅年轻，且有高学历。这一代人，没法与人家竞争。命中注定的，除开个别精英外，他们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被一笔抹掉了！ 我的父母是幸运的，在千百万人中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庆幸着，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的来之不易，他们不敢亵渎感情、不敢亵渎生活，他们始终认真、努力地坚守着自己的心灵。他们不敢奢望谁也没见过的天堂，只希望有一片宁静、安详的海滩，来度过他们后面的人生。
9。爸爸是个大男孩（1）
生活中和书中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爸爸，但像我爸爸这样的肯定不多，我不知道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尽管我的许多方面都很像他，可我没有恋父情结。妈妈生气的时候就对我说：将来不要找你爸爸这种类型的做丈夫；安静下来就说：一个女人不管她年轻时怎样风光，到老了能安度晚年才是最重要，你爸爸就给了我这样的环境。 一、一个“斯杰藩”式的人 在俄国的一本书里描写了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对世事没有一点洞察力、只会埋头于书本的人，名叫“斯杰藩”，这本书的书名我都不记得了，但对这个人物我却记得牢牢的，原因是这个人与我的爸爸有非常相似之处，他们似乎都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拒绝长大。 爸爸小时候读书非常聪明，一直是少先队大队长。从小，他的生活就由他的奶奶照料，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下放时是与他的哥哥下在一个生产队，他只管干活、拉二胡、写小说、下围棋，一切由他的哥哥罩着；后来到了工厂（一个县的化肥厂），哥哥也参军入伍了，没人帮他打理了，他就把衣服攒着，一个星期坐火车回家一趟，让家里人帮他洗。吃饭呢，就整天在食堂。他们食堂每年都换一种饭菜票，可是他好像没意识到。有一次，妈妈到他的工厂去，帮他从抽屉里清理出来好几百块钱的过期饭菜票。那时候他的工资每月37元，一年的工资才400多一点点，他就有几百元的废饭菜票，在那个年代，几百元有可能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我的这个傻爸爸，真不是过日子的人啊！ 妈妈对爸爸的照顾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全都管，并且还延伸到爸爸的创作，爸爸对妈妈的依赖也是令人发指的。爸爸要出差了，妈妈就给他准备衣服、钱、各种用品。出去多少天就给他准备多少套内衣、袜子，出差回来了，爸爸把包往凳子上一扔，就没他的事了。而妈妈呢，就一点一点地来收拾，一点怨言都没有！因此，爸爸的同学与妈妈聊起天来，都说妈妈有两个孩子，爸爸是大孩子，我是小孩子。 爸爸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他有自己的消遣方式，很少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在妈妈生了我以后，爸爸多了一个玩伴，平常不写东西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在床上乱滚，把我揉来揉去，或者一只手把我托在肩膀上，在大学的校园里散步，而妈妈却在家汗流浃背地干活。记忆中，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晚上洗的，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妈妈白天要上班，而爸爸尽管在家，他也不会来洗衣服。 在我小时候记忆中最清楚的有两个情景：一是在晚饭前，妈妈的饭还没烧好，爸爸就在书房拉二胡，拉得如醉如痴。他的二胡拉得有多好呢？举个例子吧，我们家住在四楼，有一天三楼的叔叔上来问妈妈，二胡独奏的波长是多少。因为他在家听到二胡的声音，就打开电视来找，没找到，然后又打开收音机找，还是没找到，这才跑我们家来问的，把我们都笑死了，妈妈告诉三楼的叔叔说，是在我们家现场直播。记忆中，我就在音乐声中长大的，我想，我那么喜欢音乐，大概也缘于此；第二个情景是在冬天，也是傍晚，天下着大雪，妈妈还在烧饭，爸爸带着我在楼下堆雪人。爸爸堆的雪人与众不同，大学的老师们过来过去都会笑一笑，因为他堆的雪人是有性别的——他给雪人加了一个丰满的胸。 我那时不懂事，只觉得好难看，就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爸爸好丑噢，给雪人安了两个大奶。” 妈妈听了直笑，说：“随他高兴吧！” 长大了的我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对爸爸有了一定的理解——因为妈妈的关系，爸爸对女人特别崇敬。在他的作品中，女人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担负着教育男人的责任的。所以，堆雪人，他会下意识地堆一个女人。爸爸也好像特别有女人缘，不管在什么地方，女人们都愿意和他交往，在许多女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憨厚的大男孩，所以也都肯帮助他。难得的是，妈妈一点都不吃醋，她对帮助爸爸的女人一律笑脸相迎，并且还和人家做好朋友。 爸爸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会逢迎。懂事时常见爸爸带着一身的疲惫回来，与妈妈大谈那些人和事，妈妈只要几句话就把他的那些人和事的关系理清了。爸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或不明白的总是和妈妈商量。妈妈就像他的心理医生，不停地给他分析，给他把握。 1982年爸爸大学毕业，他的几十个同学进了省委省政府，其余的安排在各级人民政府的下属部门。爸爸那时想进省电视台，正好也有名额。爸爸请爷爷向他的当广播电视厅厅长的老朋友打听一下，这个名额是做什么的——爸爸害怕让他坐办公室，但爷爷不干，说是不能干涉别的单位的人事。爸爸没办法，就选择了省文化厅下属的一个刊物。去省文化厅人事处报到时遇到了文化厅长（这个厅长是女的）——她与爷爷是邻居，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心想往上爬的爷爷会有一个想做学问的儿子。后来那个刊物还专门派人去爸爸的学校了解爸爸的情况，说成绩那么好，又有家庭背景的人怎么会愿意来爬格子呢？他们恐怕爸爸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90年代爸爸做上了刊物的主编，他对安排他做主编的上司说：我只负责刊物质量，人事、经费什么的我不管。爸爸是这个时代的怪胎，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为了掌握人事、经费权才挤破头地去做官的，可是他却将这些视为洪水猛兽。只负责刊物质量的爸爸日子更难过，他常常被手下人的小动作捉弄得心惊肉跳。直到来了深圳，爸爸只搞创作，不做其他，他才彻底安下心来。只搞创作的爸爸心态十分平和，过去的同事看到他，都说他变得年轻了。
9。爸爸是个大男孩（2）
二、一个戏迷 爸爸是一个戏迷。 奶奶说，刚解放时；他们家住在一个电影院的楼上，两三岁时，爸爸连楼都不会下，就会倒着爬楼梯跑到电影院去，一个小人儿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看电影，让许多见到的大人都啧啧称奇。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了省黄梅剧团的大院里，从此以后，在别的孩子满世界疯野的时候，爸爸却在黄梅剧团的排练大厅里看著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排戏。 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冯小刚念念不忘他的党校礼堂，在那个礼堂里，他看了许多许多的电影，从而开启了他对电影的兴趣。也许真是受到电影和戏剧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上小学时爸爸就能自编自导自演相声、小品、小戏。中学以后，爸爸爱上了写诗、写小说，起点还满高，总是能得到发表。 听妈妈说，爸爸上了大学后依然日以继夜地写作，他给人家留的联系地址是妈妈的办公室，所以，他们班的同学很少看到他的退稿，都以为他很牛。后来由于一部中篇小说，使得爸爸对写小说产生了畏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写小说了。那是爸爸还在化肥厂工作的时候（70年代中期），他们厂的污染很严重。爸爸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对兄弟如何搞技术改造，最后治理了污染。稿子给到编辑部，编辑认为很有基础，也很有新意。但要他在里面加一个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内容（这是那个年代的特色）。爸爸就按照编辑的意思改啊，改啊，反复修改，从在工厂工作一直改到上大学还在改，加在小说里的搞破坏的敌人总是不伦不类，最后小说流产，爸爸也不再写小说了。 80年代后，电视文艺和戏剧繁荣起来，爸爸转而写电视剧和戏剧，没想到写一个成一个，最后一发不可收拾，连连获国家大奖。 还在老家的时候，大概是1992年吧，爸爸写了一个京剧本《李鸿章》，拿到省里去，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几次讨论，最后因为吃不准对这个人物的历史评价而最终下马。那时候，省艺校的耘叔叔经常到我们家来，来了以后，就和爸爸讨论李鸿章。他们坐在小饭桌边，吃着妈妈给他们做的小菜，喝着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都到了忘我的境界。接着，爸爸又写了李鸿章的20集电视连续剧，省电视台决定投拍，还在报纸上作了公布。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拍成，爸爸只好把剧本拿到《上海戏剧》上发表了。聊以自蔚的是，京剧本《李鸿章》1993年由天津京剧团排演，并参加了天津市当年的艺术节。 10年后，也就是2003年6月，《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爸爸扼腕叹息，每天晚上电视一开播，他就会说：“10年，10年啊，10年前我就写了它啊，唉！”那一段时间，爸爸特别激动，每天在外面散步几个小时。中央台的电视还没播完，以前老到我们家的耘叔叔从我们老家专程赶到深圳——他现在是省京剧团的团长了。他对爸爸说：“《李鸿章》上马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团决定排你的话剧本《招商轮船之战》，请你把它尽快改成京剧本。” 耘叔叔讲的这个话剧本是爸爸妈妈在1994年合写的（那时我们还没来深圳）、由广东佛山向全国招聘剧本的参赛本，这个剧本当时获全国第一名，剧本招聘作为新生事物在全国许多报纸都有登载，爸爸妈妈还得了两万块钱的奖金。但是，尽管得奖，对剧本的评价很高，最终，这个戏还是没有排出来。现在，耘叔叔说要排，爸爸真是高兴啊。他们两个又像过去一样，喝着酒，讨论着剧本。耘叔叔记性真好，他至今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京剧本《李鸿章》的唱词，由此看来，他也是个戏迷。 2003年夏天，《招商轮船之战》的京剧本改好交出去，到了年底，又传来消息，说这个剧还是面临着下马。 如今，爸爸也算是一个戏剧专家了，报纸上称他是“得奖专业户”。前年他回母校参加毕业20周年的活动，母校的校长专门介绍了他，称他是“做学问做得卓有成效的同学”。校长说得没错，爸爸现在是“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但是，爸爸同时还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平时，他沉默寡言。可是当讨论到他的作品时，他就像一个爸爸护一个孩子似的与对方争论。不管他的长幼、也不管他的身份。妈妈常常说他：人家北京来的、省市的领导说什么，你好歹听着，何必据理力争呢？ 他根本不予理睬，反说妈妈：你不懂，这是艺术！ 妈妈又说：你这个样子会使有的人反感的，你会变得很孤立。 爸爸说：我又不是人大代表要拉选票，我就是一个写戏的。 你还别说，真的还有人欣赏爸爸的性格，说他单纯、可爱。 三、一个神情恍惚的人 英格利。褒曼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和一个不好的记性。”这句话也适合爸爸，他的身体是真的棒。从我记事起，他就是坚持锻炼，早锻炼、晚散步，每天还会在运动器材上练一练，年过半百的人，没有一点点肚腩，还有滚来滚去的疙瘩肉。他的头发乌黑，与妈妈形成鲜明的对照——妈妈是两鬓斑白。爸爸与他的同龄人在一起时，人家都说他是小靓仔。 说起爸爸的记性，妈妈常常对爸爸说：要是哪天你成了名人，给你写传时，都是现成的材料，不用艺术加工。
9。爸爸是个大男孩（3）
举几个例子吧。那还是我小时候，有一次，他骑车到幼儿园接我，回家的时候，他把我放在前面的大梁上坐着，当时可能我太小了吧，我竟然坐不住，半路上我从大梁上滑到地下去了。可是不知道爸爸在想什么，他把我完全忘了，我掉到地下他浑然不觉，我喊他，他也没听见。等到他骑车骑到我们家楼下时，发现孩子没了，这才回头去找，而此刻的我呢，正站在路边上哭呢！ 至于掉东西那就是数不胜数，爸爸会把妈妈给他的出差费全部掉光，让人家给他买回程票。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被另一个房客掳走了，急得他躲在旅馆里打电话，让朋友给他送衣服。还有，坐火车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表被人家撸走了。让妈妈最生气的是，有一次他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出差，等下车时，发现出差的箱子被人拎走了，而他竟然像没事人一样，不仅不回家，还继续前进——火车票在另一个同伴手里，直到第二天，他才给妈妈打电话，说丢掉的箱子里还有我们家的钥匙。这下可把妈妈吓坏了，妈妈赶快换家门的锁和外面防盗门上的锁。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写偏了，爸爸好像不完全是一个记性不好的人，因为有许多书和电影几十年了，他都能记得。我经过认真观察，准确地讲，他是一个神情恍惚的人。就是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对他没有任何干扰。他可以躺在床上抽烟思考，把被子、床烧着了，差点酿成一场火灾；他也可以骑着自行车照直往人家施工挖的大坑里跑，让自己平白无故地缝上十几针；至于走路撞到树上，平地摔个大跟头那是常事。更为可笑的是，路上只要有一个东西，他都会准确无误地踢上去或踩上去——尽管他神情恍惚。所以，路边那些饮料盒子、破塑料袋经常把他的皮鞋弄得脏兮兮的，直到来深圳，深圳的马路比较干净，绿化也比较好，他的皮鞋跟着他也不倒霉了。 有一部外国电影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说的是一个富翁与他的女儿失去了联系，他派出去几批人都没找到，最后他们发现公司里的一个老是把自己弄伤的“倒霉蛋”与他的女儿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他们就派那个“倒霉蛋”去找他的女儿。那“倒霉蛋”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法，最终找到了富翁的女儿。 我举出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这世界真的就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人。比如我，我就和我爸爸有异曲同工之处，爸爸有的毛病我( 一个少女的自白:其实我不快乐 http://www.xlawen.org/kan/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