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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反而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历史上，永乐皇帝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更是进一步地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企业家、个体户们会多么欣赏朱元璋父子对商业税收的态度。
按道理说，朱元璋采取这种轻税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建国初期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为了刺激商业发展，制定轻税显然是正确的。
但永乐年间的形势却与洪武年间不同。永乐皇帝登基之前，经过洪武三十年、建文四年的休生养息和发展，国内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靖难之役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凭着父亲和侄儿打下的厚实底子，永乐皇帝倒是很做了一些大事。
一、修纂多达3.7亿字的《永乐大典》；二、派郑和七下西洋；三、五征漠北；四、收复安南；五、迁都北京。
这些可以被称之为丰功伟绩的事情里面，哪一样烧钱不厉害？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永乐皇帝再怎么雄才大略，估计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唉，三十而取一就三十而取一吧。本来南宋时资本主义就有萌芽的趋势了，可惜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却夭折了。如今中华大地上虽然商业已经逐步复苏，但其活跃程度和规模还远远比不上百年前的南宋。为了刺激和鼓励商业，为了培养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继续采取低税率也不是不可行的。
不过，低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放弃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万历初期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别的不说，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为4752万贯，而明代万历初期盐茶两税分别只有250万两和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假设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这便意味着宋朝在这三项上的税收是明代的十七倍！
宋朝的人口比明朝多，因此消耗的盐、茶、酒比明朝多吗？
显然不是。这里面，一是因为明朝税轻甚至对某些商品不收税，二是因为逃税漏税严重——也就是所谓的私盐、私茶猖獗。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其他省份的茶课更是名存实亡。16世纪某些省份茶课税额更是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逃税漏税的情况如此严重，怎么说得过去？！
出于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考虑，税率或许仍应定为三十税一，但加强税收管理力度却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朱棣的脑子里有很多加强税收控制力度的办法，但他不能肯定这些办法是否符合明朝的国情民情，因此打算先弄个试点试验一下。现在，先试试让亲王承包某地的商业税收，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良好，就以此为经验推广。如果失败了，区区一个苏州也不至于动摇国本。
以前朱棣看过欧洲采邑制和中国中央集权制对地方百姓剥削之所以轻重不同的理论。对领主来说，剥削领民是天经地义的。但领民从某个角度来说毕竟属于领主的私产，剥削得太狠了，弄得他们活不下去因而造反的话，受损的仍旧是领主本人。因此，大多数领主剥削领民总还有个底线。但对于异乡为官的官员来说，地方百姓的死活和他们完全无关，因此一旦搜刮起来，往往比欧洲的领主们残酷要得多。
商业税收的承包权虽然也有竞争，但朱棣对竞争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毕竟，平民想要获得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必须一次性向宁王缴纳苏州上一年度的全额商业税收，这一点与欧洲自治城市一次性向领主缴纳巨额赎金颇为类似。这样一来，朱权所获得的承包权，便与领主权中的收益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苏州的商业环境越好，朱权的收益也就越多。相反，如果朱权发神经将苏州商业环境搞得乱七八糟，国法暂且不论，受损失的终归还是他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即便不派锦衣卫去监视苏州的税收，朱权多半也不会瞒报税收动手脚什么的。由于任何人都可以竞争商业税收的承包权，因此现任承包者为了保住承包权，向国库缴纳的税金必然不可能太少。也就是说，承包者不仅会克制本人作弊贪污的欲望，而且还会尽量制止其他税收环节中的损耗。朱棣也考虑过普通商人或许不敢得罪亲王的问题。《资本论》中似乎说过，如果利润超到300％，商人便敢于蔑视人世间所有的法律。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而且法律允许，大约总会有胆大的商人敢于跳出来——万一商人们胆怯，顶多到时候派锦衣卫去暗中鼓励一下。
进一步想，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被私人获得可以额外带来一个好处。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从来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环节，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尽管商业税承包权远不及城市自治权，但朱棣早已想好了一个办法：任何市民只要每年缴纳一定额度的赋税就给予其恩骑尉的爵位，并且允许其以吏员身份参与掌握部分地方政权。如此一来，这样的城市便与欧洲那些获得自治权的城市颇为类似了。只要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想必资本主义就会顺势萌芽了。
想到这里，朱棣更加觉得将商业税承包出去是个好主意，于是进一步诱惑朱权。
“十七弟，你应当知道苏州在宋朝是多么的繁华。如今苏州虽然不复宋朝时那副盛况，但苏州的地理优势在那里。在整个中华大地来说，苏州的经济还是很有优势的。你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
“假设能够收取商业税十万贯，你便可以获得将两万贯；如果能够收取二十万贯，则可获得将四万贯；如果你能够收取一百万贯商业税……想想，就实际收入来说你岂不成了诸王之首？”
就目前的商业环境看，一个城市收取十万贯商业税是一件难想象的事，但这毕竟是一个极为诱人的画饼。当朱权又是心动又是犹豫之时，一旁的谷王朱穗突然插嘴道：“太祖皇帝说过，亲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皇上怎么能让十七哥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呢？”
朱棣皱皱眉。“仅止税收而已，不碍事。”
户部尚书郁新说道：“刚才皇上说，宁王殿下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这个权力似乎……”
朱棣不以为意地撇撇嘴。
“宁王有一万石的岁禄，又可以获得商业税收总额的10％作为承包收入。如果他想大力发展苏州的商业经济，可以用税收总额的10％用来鼓励商人在苏州建立商铺，甚至还可以将岁禄中的部分投入在里面。这也就是朕所说的‘宁王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税收’。若宁王愿意损己利人，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郁新不依不饶地说道：“岂能允许亲王向百姓示恩？”
朱棣闻言颇为不悦。
“亲王对地方百姓好点有什么不对？难道非要亲王为祸地方，让地方百姓对亲王恨之入骨才好？！你休要再离间朕与诸亲王的兄弟之情。”
朱棣缓了口气，想了想，觉得郁新虽然读书读得傻了，但毕竟也是出于为了维护中央皇权的好意，因此放缓了语气。“再者说，如果地方官员获得百姓爱戴朕又该怎么办？难道因为百姓要给地方官员送万民伞、要为好官建生祠，朕便应该斥呵那个好官甚至是将那名官员革职？”
“但……”
看到郁新还想反驳。朱棣冷着脸说道：“朕意已决，爱卿不必多言！”
朱棣转过头盯着朱权。“十七弟，你奉不奉诏？”
朱权一直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听到朱棣这么问，他立即老老实实地答道：“臣弟遵旨。”
谷王朱穗眼珠一转，涎着脸对朱棣说道：“皇上，我在靖难之役同样立有大功，能不能也象十七哥那样承包商业税收？”
朱棣对朱穗的恶感又增加了一分。刚才看到到朱权将会得到超越普通亲王的好处时，他立即跳出来阻挠。现在见朱棣铁下心要让朱权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便马上见风使舵，涎着脸要求同样的承包权。
朱穗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不奇怪。反正收税的事又不必亲王们亲力亲为，收到足够的商业税会有更多的承包奖励，即便收不到，反正他们的岁禄又不会少——有赚无赔的事，谁都会喜欢。
虽然更加厌恶朱穗了，但朱棣仍然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和颜悦色地对朱穗说道：“也罢，毕竟你在靖难之役中也曾立下功劳……你原来的封地宣府商业不算发达，朕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就长沙吧。”
想了想，为了避免令朱穗产生什么心理阴影，朱棣将视线移向朱权，历声道：“不过朕要事先告诫你们：朕相信你们本人不会在征收商业税时犯什么过错，但你们一定要管好那些收税的税丁，绝对不允许他们横征暴敛或是借机为难正当的商人。若是地方官员或商人状告税丁有不法行为，朕必将追究你们的管理责任。”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你们都退下去吧。”
第一部 登基 第四章 没有钱万万不能
或许是因为时间太短的缘故吧，所谓的蝴蝶效应还没显现出来。不过，朱棣的穿越对历史已经造成了一点小小的影响：他的登基诏书是由天下闻名的大儒方孝孺所写。其实所谓登基诏书别人也可以起草，但方孝孺亲自写的登基诏书，却能够对安抚天下人心起到更好的作用。
历史上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百人。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然而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后，居然有不少逃跑的官员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周王朱肃、齐王朱傅、兵部尚书茹常不知从哪里寻了个枪手，一篇奏折写得是花团锦簇。这篇奏折详细分析太祖撰写的《皇明祖训》，让人看了不知不觉就会认为，太祖的本意其实是减等继承——而皇明祖训上之所以写的是世袭罔替，要么是参加编写此书的编辑们误解了太祖的意思，要不然就是编辑的笔误……
对于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大臣们没有任何意见——从公讲，这种改变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从私讲，这种改变并不损害大臣自身的利益。至于说将原有的公、侯、伯三级爵位改为十九级，也确实有利于激励士子进取之心——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更多的大臣能够从这种改革中分一杯羹，所以，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赞同意见。
为了减少宗室子弟的怨恚之意，朱棣一锤定音：凡在宗人府谱牒中已有纪录的宗室子弟，皆按原有的分封制度获得爵位。在此之后出生的宗室子弟才减等继承。反正，现在皇室人口全部加起来也才六七十人，这点小小的让步对明朝财政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正式下诏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的第二天，朱棣召见了周王和齐王。既然他们那么上道，朱棣自然也就投桃报李了。
“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虽有过错，但朕决定予以赦免。”朱棣对周王朱肃说道：“五弟除复王爵外，并增岁粟五千石。不过，这一决定将于明年正月宴请诸王时正式宣布。那时，五弟和七弟便可回到自己原来的封地去了。”
之所以在周王和齐王之间区别对待，其中一个原因是朱肃与朱棣为同母兄弟，两人之间血缘关系更亲近些——虽说此朱棣已经非彼朱棣了，但他毕竟保留了原来燕王的记忆，因此对周王有着莫名的亲近感。
建文时期朱肃就有反迹，而另一个时空的1420年10月，还会有人告发朱肃要造反。所以说，朱肃大约未必是个安分的人。不过，朱棣对朱肃并不象谷王朱穗那般反感。两人同母所生血缘亲密并不是主要原因，影响朱棣观感的，是因为朱肃在诸多藩王之中还算是有作为的——用后世的话来说，朱肃虽然如何如何，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功于人民。
朱肃为人好学，喜读书，能填词赋诗，又写得一手好字。他曾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是搞文艺的好手。同时，朱肃还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组织和参与编写大量科技著作，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代表作是《救荒本草》和《普济方》。《救荒本草》除了在植物学的发展上作出杰出贡献外，更是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普济方》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后世很多著名的医书都参考和引用过这本论著的部分内容——连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也不例外。《普济方》所发挥的作用，用活人无数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政治上朱肃也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他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朱棣忌讳弟弟们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但如果他们成为医学家、植物学家、音乐学家、书法家什么的，朱棣还是非常乐见其成的。
那天朱棣说过根据调查的结果，或许会对他们略施薄惩。当时齐王朱傅战战兢兢、忐忑不安。如今获得了赦免，然后又看到朱肃获得加封，朱傅居然蹬鼻子上脸地央求朱棣增加他的岁禄。
对于齐王，朱棣可没任何好的印象。不说朱元璋在世时齐王就多有不法行为，往后说，另一个时空的永乐三年冬十月丁卯，齐王犯罪，永乐皇帝三赐书戒之。好吧，既然已经再三警告你了，所谓事不过三，那么你就安分点呗。可是齐王不干。永乐四年五月庚戌，齐王又犯罪，结果削官属护卫，留之京师；癸丑，齐王被废为庶人。
朱棣相信，对齐王的处置并非是永乐皇帝为了消除异己而胡乱加罪。毕竟在废齐王王爵之前，永乐皇帝曾再三警告他；毕竟，永乐皇帝的弟弟很多，他如果是为了消除异己，他干嘛不去找蜀王、楚王等其他亲王的麻烦？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齐王咎由自取。
不过，既然没有因为还未犯下的罪行而提前处置谷王，朱棣自然也不会厚此薄彼，对齐王提前进行惩罚。
朱棣耐着性子安慰了一会儿齐王，可恼的是，齐王简直不可救药。他一点都没看出朱棣已经不耐烦，仍旧嘻皮笑脸地央求皇上为他增加岁禄。朱棣把这个活宝真是没办法。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朱棣还有很多要办的事需要处理，不能再陪着这个弟弟浪费时间。所以，朱棣托词有事然后溜之大吉。
事实上，朱棣也确实是有事。户部尚书郁新和左侍郎夏元吉为了新铸永乐铜钱的事，正在养心殿等着呢。
回到养心殿，朱棣一眼就看到郁新手上的东西。
郁新向朱棣向施礼后说道：“万岁，臣给您送新钱样子来了。”
朱棣坐上龙椅，示意太监将那些东西递过来。看到新钱样子时，朱棣若有所思地瞟了一眼随堂太监黄俨，结果黄俨立即轻声说道：“万岁，宝钞铜版和制钞样纸也造好了，您现在要看吗？”
对于黄俨的勤谨媚巧，朱棣早已领教过了。
在穿越之前，朱棣对黄俨没什么好印象。历史上的黄俨与朱棣的三子朱高燧甚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了解朱棣的偏爱，因此曾经与朱高燧共谋排陷朱高炽，希望能够让朱高燧取而代之。
朱棣对那个名义上的嫡长子倒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毕竟此朱棣已经非彼朱棣，尽管从血缘上讲朱高炽是朱棣的儿子，但是在心理上，穿越之前不过二十多岁的朱棣却毫无身为人父的自觉。不过，朱棣对朱高炽也没有特别的恶感。朱高炽的外表对不起观众，但是作为皇帝表现尚佳，后世对朱高炽的评价还是不低的。
抛开朱棣对朱高炽的好恶不论，黄俨帮助朱高燧谋夺太子之位侵犯了皇权——太子表现不好，要废也是皇上自己的事，不相干的人掺和自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
原本朱棣打算随便找个理由将黄俨打发走的，可是还没等找到理由，朱棣却又改变了主意。
黄俨确实不是好人，但他却有一手侍候人的好本事。黄俨口齿伶俐、办事利索不说，还特别有眼力——朱棣想喝茶或是想看奏折时，不需开口，黄俨已经将东西递到朱棣的眼前。更出奇的是，黄俨每天只需要睡一两个时辰照样精神抖擞。基本上无论朱棣什么时候叫，黄俨总是能够应声而至，话音不落，就已经跪在面前了。按朱棣的理解，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由于被黄俨侍候的太舒服，而且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可以替换的人选，所以朱棣也就暂时打消了撤换随堂太监的念头。
大约是早有准备吧，很快黄俨便拿来了宝钞铜版和制钞样纸。
朱棣拿着制钞纸样捏了捏，扯了扯，然后甩了甩，最后若有所思地将制钞纸样和宝钞铜版放下。这种制钞纸的纸质比后世的印钞纸差多了，不过却也可以和复印纸相媲美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相对以前用来制作大明宝钞的桑穰纸而言，新版的制钞纸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接着，朱棣又拿起新钱仔细端详起来。
刚刚铸好的永乐新钱发着晶亮的光彩，让人看了心里高兴。这钱上铸的“永乐通宝”几个字不完全一样，最前面九枚非常清晰，排在其次的九枚次之，最后九枚则显得有些模糊。朱棣知道，排在前面的九枚叫‘祖钱’，是要在御库里存档的；中间的九枚叫母钱，是用来做模子的；最后这九枚才是以后在民间通用的永乐制钱——这一种因为翻了两次模版，所以看起来远远不如第一版光亮。
朱棣仰着头回忆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情节：黑社会为了制造能够以假乱真的假币，于是偷了政府的正版制币模版。想来，这“母钱”应该相当于后世的制币模版了。只不过，为什么不用‘祖钱’来做模版呢？那样岂不是能够更清晰一些？
想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朱棣放下心头的疑问，对郁新和夏元吉说道：“今天叫你们来，是想和你们讨论一下大明币制的问题。”
“太祖皇帝铸‘洪武通宝钱’。由于铜钱份量重，价值小，不便于大量的贸易，因此又造‘大明宝钞’用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宝钞发行额没有限制，旧钞、烂钞又未能及时回收，加上印制简陋，容易伪造，使得宝钞很快贬值。原本一贯相当于一千文，可是如今，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贾重钱轻钞，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钱折算钞币一贯，可谓是钞法大坏不行。”
朱棣顿了顿，心中暗想：这还是因为朱元璋太厉害，而且明初吏治相对还算清明，所以大明宝钞还勉强可以在市面流通。到了明朝中后期，宝钞已经贬值得和废纸差不多了。
“你们说说看，如何才能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
郁新小心翼翼地说道：“太祖皇帝的办法是下诏禁用铜钱，依臣愚见，若想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永乐通宝似乎不必发行。”
朱棣又好气又好笑。他手里正捧着永乐通宝的新钱样子，这个郁新居然建议禁用铜钱。如果上纲上线，对郁新扣上一条欺君之罪也不为奇。
不过话又说回来，朱元璋确实曾经“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也就是说，郁新的建议倒也算得上“有据可依”。
朱棣尚未说话，左侍郎夏元吉却抢先说道：“大明通行宝钞只有一百文、两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千文六种面额。如果下诏禁用铜钱，百姓们购买普通生活用品时会非常不便，大约只能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了。而且边疆地区诸如蒙古、甘肃、西藏、青海以及西南诸省，其民间交易均依赖于使用铜钱。若不制造铜钱，边疆百姓会因为缺乏货币流通而愈加贫困。”
朱棣点点头，想道：其实不仅是边疆百姓的流通货币完全依靠中央制造，事实上明朝周边的国家，比如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国、逻国，其民间百姓也基本将中国制造的铜币视为法定货币。这个时代，中国货币的强势地位与后世的美元相比毫不逊色。
想要短期内令大明宝钞在明朝周边的国家流通很难，因为技术方面存在困难——原来的大明宝钞由桑穰纸制成，纸质不佳，易被损伤、虫蛀、腐蚀。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提高宝钞质量。如果大明宝钞的质量能够达到现代纸币的程度，那么自然能够象铜币一样在周边国家流通。现代制钞纸的原料配方有着严格的固定比例，造出来的纸，质地光洁细腻，坚韧耐折，挺括平整。如果用手拿着钞票在空中抖动，或者两手拿着钞票的两端一松一紧地拉动，或者用手指轻弹纸的表面，都会发出清凌明脆的声音来。
明朝的造纸水平还算不错，有用竹为原料的“竹纸”；有用竹麻及秸杆制成用于包装物品的“火纸”、“糙纸”；有用细竹料制成的“柬纸”，书写信柬或制成名片；也有用白矾水浸过，染上红色的喜庆用的“吉柬”；有用楮皮竹麻为原料制成的“皮纸”，或“棉纸”；还有用桑穰特制的“笺纸”……大明通行宝钞也是选长纤维的桑穰为骨料，大量掺用废弃的公文币打浆做原料。不过，用桑穰所制的钞纸，其韧性和张力也不足，极易拉断。如果在空中抖动，声音发闷。
朱棣只知道现代制钞纸的原料主要是棉短绒，别的就不知道了。密令造纸匠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试验，如今已经有了初步成果。新纸和原来的桑穰纸相比固然要好得多，但终究还是远远不如后世的印钞纸。或许让那些造纸匠再试验研究一段时间，会有更好的结果吧。反正朱棣计划永乐元年再发行新版的大明宝钞，离那时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倒时候看情况再说。
第二个办法则是在周边国家设立兑换昏烂宝钞的专门机构。但这个办法想要实施同样有难度。如果官办，不知要设多少吃官粮的职位才够。这种兑换宝钞的机构如果设少了，宝钞的流通性又不能保证；如果在国外设置足够多的官办兑钞机构，那么政府的官僚机构就会严重膨胀，令中央财政背上无比沉重的包袱！如果交由民间来办，从商人的本性考虑，在没有足够利益的前提下商人不会有什么积极性。但是在兑换昏烂宝钞这件事上，朱棣又能从哪里弄出足够的利益给商人呢？要知道，21世纪的银行对于兑换烂钞的业务同样没多少积极性。
所以，想要继续保持与周边国家的正常交易，短期内还是得依靠铜钱。
想到这里，朱棣说道：“一方面，百姓们日常交易需要小额钱币，另一方面，与周边国家交易也需要使用铜钱。所以不可禁用铜钱。”
郁新连忙躬身回答：“是，圣虑深远，臣不能及。”
“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令宝钞保值？”
郁新答道：“万岁可下诏，严令钞币一贯必须兑换一千文，否则以犯罪论处。”
朱棣转头对夏元吉问道：“你认为呢？”
夏元吉想了想，犹豫着答道：“臣认同郁尚书的建议。”
朱棣很遗憾地得出一个结论：夏元吉虽然算得上是明初名臣，可惜此时对经济规律仍然了解不深。
为了在臣子面前保持高深莫测的形象，朱棣硬生生将那声叹息吞回了肚子。想了想，朱棣不动声色地对郁新说道：“郁尚书，你先回去吧。”
郁新略带诧异地睃了一眼有点不知所措的夏元吉，默默退了出去。
待郁新离开后，过了一会儿，朱棣突然背着手朝殿外走去。夏元吉楞了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升上来，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但此时夏元吉也无从揣测，只得屏息稳了稳神快步蹑了上去。
当夏元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朱棣的表情时，朱棣突然开口说道：“郁尚书是不是曾经对部属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
夏元吉满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份异样的感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夏元吉并非燕王府的老人，之前与朱棣并没有什么接触，因此，他有理由担心自己会在新朝中得不到重用。刚才的那句话，至少说明朱棣对他很了解并且肯定了他的价值。
强压住心中的喜悦，夏元吉抿着嘴谦虚地说道：“那是郁大人谬赞了。”
朱棣一摆手道：“不必谦虚，朕也很看好你。”
然而说完这句话，朱棣却不再理会夏元吉，只是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
朱棣一边走，一边想着郁新对大明宝钞保值所提出的建议。
兑换比例这种事哪能通过法律硬性规定？！
强制的结果，无非是促使铜钱与大明宝钞兑换的黑市诞生罢了。
永乐朝期间，永乐皇帝为了办他的那几件大事，大肆发行宝钞，结果弄得宝钞越发贬值。他的孙子朱瞻基登基时国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为了防止国家经济崩溃，朱瞻基在当时已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建议下，采取了一项措施：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通货膨胀。
所以说，为了保证宝钞的流通和保值，在收税时收取纸币显然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朱棣早就想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了。从后世的眼光看，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极有特色”，这种税收制度针对一个大村庄或者说一个城邦国家可能合适，但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疆域多达千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就实在太过僵化了。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情况不同，明朝农业税的税率其实低得可怜。
在明初以实物纳税的时候，平均算起来，农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只占土地产出的三十分之一。比较麻烦的是徭役：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衙门内的传令、狱工也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然而将这些徭役折算加起来，农民的负担其实也不超过土地总产出的十分之一。
与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明朝的税率实在太低了。要知道在欧洲，仅仅是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十分之一……至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高达逢二抽一，简直没有可比性！
遗憾的是，朱元璋制定的税收制度太复杂了，而管理制度越是复杂，官吏们便越容易从中捣鬼。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有义务向驿站提供草料，从理论上讲，农民将草料运送到驿站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与理论却有很大差距，如果农民不行贿，具体管理此事的小吏可以以各种理由拒收，比如推说草料质量不合格——但是如果农民向这个小吏行贿，草料质量便合格了。如此一来，农民便额外地增加了负担。
由于明朝的税收制度极为复杂，所以官吏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手段数不胜数。这样一来，尽管明朝政府向百姓收取的税赋极少，仅仅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一旦遇上大的危机，比如说大的战事或是巨大自然灾害，那么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崩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百姓却仍旧生活得极为困苦。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某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主要责任并非中央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要么是贪官污吏——一旦官吏们产生盘剥百姓的念头，手段实在太多了，中央政府简直防不胜防；要么是土豪劣绅——国家赋税虽然平均只不过十分之一，但实物地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全部加起来，地租率普通在50％左右。
地租率太高的问题朱棣暂时不打算解决，因为永乐年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矛盾还算不上社会问题——洪武年间经过大力开荒，再加上朱元璋四次政治上的检肃，导致全国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全国拥有700亩土地的地主不过14341户而已，相应的，佃农自然也不多。
朱棣打算将实物税收和徭役折算成货币税收。这样做好处很多。
首先，可以减少官吏在中间环节盘剥的机会——无论是实物还是白银，官吏都会从中收取或多或少的损耗，至少损耗具体收多少，基本上全凭官吏的良心——地球人都知道，官吏的良心是一种比性工作者的真情更为罕见的东西。
其次，只要坚持税收货币化，可以增加大明宝钞的信誉度。
再次，以货币缴纳赋税能够促使国家向“数字化管理”方向发展。毕竟，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必须依靠“数字化管理”——如果以实物缴纳赋税，由于计量单位的不同、单位价值的不同，除非每个县都能普及计算机并且实施联网，否则绝不可能进行“数字化管理”。
当然，想要税收货币化，首先得理顺货币发行的问题。
明朝是个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政府似乎对人民管理非常严格：比如说前所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无所不管、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然而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似乎特别宽松：严禁官员下乡扰民，若无特许而私自下乡，最重会被处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无能为力——很难想象，一个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应该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却连货币发行这样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都无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没打算操心私铸铜币的问题，其原因与不必解决地租率的道理相似——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皇权最强的两个时代，即便存在私铸铜钱的现象，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同样算不上社会问题。
明朝中叶后中央之所以对货币发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测，应该是由于非法采矿过于严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来的那个世界里，非法采矿同样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明朝中叶那种贪污腐败风气更甚的年代，没办法消灭非法盗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说针对煤、铁、铅的盗矿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非法盗采银、铜这两种矿物资源则是对中央财政致命的打击。
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并非说明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毕竟明代疆域更大，自然也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银课比宋朝低只能说明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又根据记载，“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 永乐大帝 http://www.xlawen.org/kan/5579/ )
历史上，永乐皇帝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更是进一步地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企业家、个体户们会多么欣赏朱元璋父子对商业税收的态度。
按道理说，朱元璋采取这种轻税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建国初期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为了刺激商业发展，制定轻税显然是正确的。
但永乐年间的形势却与洪武年间不同。永乐皇帝登基之前，经过洪武三十年、建文四年的休生养息和发展，国内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靖难之役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凭着父亲和侄儿打下的厚实底子，永乐皇帝倒是很做了一些大事。
一、修纂多达3.7亿字的《永乐大典》；二、派郑和七下西洋；三、五征漠北；四、收复安南；五、迁都北京。
这些可以被称之为丰功伟绩的事情里面，哪一样烧钱不厉害？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永乐皇帝再怎么雄才大略，估计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唉，三十而取一就三十而取一吧。本来南宋时资本主义就有萌芽的趋势了，可惜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却夭折了。如今中华大地上虽然商业已经逐步复苏，但其活跃程度和规模还远远比不上百年前的南宋。为了刺激和鼓励商业，为了培养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继续采取低税率也不是不可行的。
不过，低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放弃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万历初期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别的不说，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为4752万贯，而明代万历初期盐茶两税分别只有250万两和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假设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这便意味着宋朝在这三项上的税收是明代的十七倍！
宋朝的人口比明朝多，因此消耗的盐、茶、酒比明朝多吗？
显然不是。这里面，一是因为明朝税轻甚至对某些商品不收税，二是因为逃税漏税严重——也就是所谓的私盐、私茶猖獗。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其他省份的茶课更是名存实亡。16世纪某些省份茶课税额更是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逃税漏税的情况如此严重，怎么说得过去？！
出于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考虑，税率或许仍应定为三十税一，但加强税收管理力度却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朱棣的脑子里有很多加强税收控制力度的办法，但他不能肯定这些办法是否符合明朝的国情民情，因此打算先弄个试点试验一下。现在，先试试让亲王承包某地的商业税收，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良好，就以此为经验推广。如果失败了，区区一个苏州也不至于动摇国本。
以前朱棣看过欧洲采邑制和中国中央集权制对地方百姓剥削之所以轻重不同的理论。对领主来说，剥削领民是天经地义的。但领民从某个角度来说毕竟属于领主的私产，剥削得太狠了，弄得他们活不下去因而造反的话，受损的仍旧是领主本人。因此，大多数领主剥削领民总还有个底线。但对于异乡为官的官员来说，地方百姓的死活和他们完全无关，因此一旦搜刮起来，往往比欧洲的领主们残酷要得多。
商业税收的承包权虽然也有竞争，但朱棣对竞争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毕竟，平民想要获得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必须一次性向宁王缴纳苏州上一年度的全额商业税收，这一点与欧洲自治城市一次性向领主缴纳巨额赎金颇为类似。这样一来，朱权所获得的承包权，便与领主权中的收益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苏州的商业环境越好，朱权的收益也就越多。相反，如果朱权发神经将苏州商业环境搞得乱七八糟，国法暂且不论，受损失的终归还是他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即便不派锦衣卫去监视苏州的税收，朱权多半也不会瞒报税收动手脚什么的。由于任何人都可以竞争商业税收的承包权，因此现任承包者为了保住承包权，向国库缴纳的税金必然不可能太少。也就是说，承包者不仅会克制本人作弊贪污的欲望，而且还会尽量制止其他税收环节中的损耗。朱棣也考虑过普通商人或许不敢得罪亲王的问题。《资本论》中似乎说过，如果利润超到300％，商人便敢于蔑视人世间所有的法律。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而且法律允许，大约总会有胆大的商人敢于跳出来——万一商人们胆怯，顶多到时候派锦衣卫去暗中鼓励一下。
进一步想，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被私人获得可以额外带来一个好处。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从来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环节，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尽管商业税承包权远不及城市自治权，但朱棣早已想好了一个办法：任何市民只要每年缴纳一定额度的赋税就给予其恩骑尉的爵位，并且允许其以吏员身份参与掌握部分地方政权。如此一来，这样的城市便与欧洲那些获得自治权的城市颇为类似了。只要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想必资本主义就会顺势萌芽了。
想到这里，朱棣更加觉得将商业税承包出去是个好主意，于是进一步诱惑朱权。
“十七弟，你应当知道苏州在宋朝是多么的繁华。如今苏州虽然不复宋朝时那副盛况，但苏州的地理优势在那里。在整个中华大地来说，苏州的经济还是很有优势的。你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
“假设能够收取商业税十万贯，你便可以获得将两万贯；如果能够收取二十万贯，则可获得将四万贯；如果你能够收取一百万贯商业税……想想，就实际收入来说你岂不成了诸王之首？”
就目前的商业环境看，一个城市收取十万贯商业税是一件难想象的事，但这毕竟是一个极为诱人的画饼。当朱权又是心动又是犹豫之时，一旁的谷王朱穗突然插嘴道：“太祖皇帝说过，亲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皇上怎么能让十七哥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呢？”
朱棣皱皱眉。“仅止税收而已，不碍事。”
户部尚书郁新说道：“刚才皇上说，宁王殿下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这个权力似乎……”
朱棣不以为意地撇撇嘴。
“宁王有一万石的岁禄，又可以获得商业税收总额的10％作为承包收入。如果他想大力发展苏州的商业经济，可以用税收总额的10％用来鼓励商人在苏州建立商铺，甚至还可以将岁禄中的部分投入在里面。这也就是朕所说的‘宁王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税收’。若宁王愿意损己利人，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郁新不依不饶地说道：“岂能允许亲王向百姓示恩？”
朱棣闻言颇为不悦。
“亲王对地方百姓好点有什么不对？难道非要亲王为祸地方，让地方百姓对亲王恨之入骨才好？！你休要再离间朕与诸亲王的兄弟之情。”
朱棣缓了口气，想了想，觉得郁新虽然读书读得傻了，但毕竟也是出于为了维护中央皇权的好意，因此放缓了语气。“再者说，如果地方官员获得百姓爱戴朕又该怎么办？难道因为百姓要给地方官员送万民伞、要为好官建生祠，朕便应该斥呵那个好官甚至是将那名官员革职？”
“但……”
看到郁新还想反驳。朱棣冷着脸说道：“朕意已决，爱卿不必多言！”
朱棣转过头盯着朱权。“十七弟，你奉不奉诏？”
朱权一直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听到朱棣这么问，他立即老老实实地答道：“臣弟遵旨。”
谷王朱穗眼珠一转，涎着脸对朱棣说道：“皇上，我在靖难之役同样立有大功，能不能也象十七哥那样承包商业税收？”
朱棣对朱穗的恶感又增加了一分。刚才看到到朱权将会得到超越普通亲王的好处时，他立即跳出来阻挠。现在见朱棣铁下心要让朱权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便马上见风使舵，涎着脸要求同样的承包权。
朱穗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不奇怪。反正收税的事又不必亲王们亲力亲为，收到足够的商业税会有更多的承包奖励，即便收不到，反正他们的岁禄又不会少——有赚无赔的事，谁都会喜欢。
虽然更加厌恶朱穗了，但朱棣仍然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和颜悦色地对朱穗说道：“也罢，毕竟你在靖难之役中也曾立下功劳……你原来的封地宣府商业不算发达，朕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就长沙吧。”
想了想，为了避免令朱穗产生什么心理阴影，朱棣将视线移向朱权，历声道：“不过朕要事先告诫你们：朕相信你们本人不会在征收商业税时犯什么过错，但你们一定要管好那些收税的税丁，绝对不允许他们横征暴敛或是借机为难正当的商人。若是地方官员或商人状告税丁有不法行为，朕必将追究你们的管理责任。”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你们都退下去吧。”
第一部 登基 第四章 没有钱万万不能
或许是因为时间太短的缘故吧，所谓的蝴蝶效应还没显现出来。不过，朱棣的穿越对历史已经造成了一点小小的影响：他的登基诏书是由天下闻名的大儒方孝孺所写。其实所谓登基诏书别人也可以起草，但方孝孺亲自写的登基诏书，却能够对安抚天下人心起到更好的作用。
历史上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百人。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然而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后，居然有不少逃跑的官员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周王朱肃、齐王朱傅、兵部尚书茹常不知从哪里寻了个枪手，一篇奏折写得是花团锦簇。这篇奏折详细分析太祖撰写的《皇明祖训》，让人看了不知不觉就会认为，太祖的本意其实是减等继承——而皇明祖训上之所以写的是世袭罔替，要么是参加编写此书的编辑们误解了太祖的意思，要不然就是编辑的笔误……
对于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大臣们没有任何意见——从公讲，这种改变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从私讲，这种改变并不损害大臣自身的利益。至于说将原有的公、侯、伯三级爵位改为十九级，也确实有利于激励士子进取之心——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更多的大臣能够从这种改革中分一杯羹，所以，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赞同意见。
为了减少宗室子弟的怨恚之意，朱棣一锤定音：凡在宗人府谱牒中已有纪录的宗室子弟，皆按原有的分封制度获得爵位。在此之后出生的宗室子弟才减等继承。反正，现在皇室人口全部加起来也才六七十人，这点小小的让步对明朝财政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正式下诏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的第二天，朱棣召见了周王和齐王。既然他们那么上道，朱棣自然也就投桃报李了。
“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虽有过错，但朕决定予以赦免。”朱棣对周王朱肃说道：“五弟除复王爵外，并增岁粟五千石。不过，这一决定将于明年正月宴请诸王时正式宣布。那时，五弟和七弟便可回到自己原来的封地去了。”
之所以在周王和齐王之间区别对待，其中一个原因是朱肃与朱棣为同母兄弟，两人之间血缘关系更亲近些——虽说此朱棣已经非彼朱棣了，但他毕竟保留了原来燕王的记忆，因此对周王有着莫名的亲近感。
建文时期朱肃就有反迹，而另一个时空的1420年10月，还会有人告发朱肃要造反。所以说，朱肃大约未必是个安分的人。不过，朱棣对朱肃并不象谷王朱穗那般反感。两人同母所生血缘亲密并不是主要原因，影响朱棣观感的，是因为朱肃在诸多藩王之中还算是有作为的——用后世的话来说，朱肃虽然如何如何，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功于人民。
朱肃为人好学，喜读书，能填词赋诗，又写得一手好字。他曾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是搞文艺的好手。同时，朱肃还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组织和参与编写大量科技著作，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代表作是《救荒本草》和《普济方》。《救荒本草》除了在植物学的发展上作出杰出贡献外，更是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普济方》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后世很多著名的医书都参考和引用过这本论著的部分内容——连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也不例外。《普济方》所发挥的作用，用活人无数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政治上朱肃也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他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朱棣忌讳弟弟们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但如果他们成为医学家、植物学家、音乐学家、书法家什么的，朱棣还是非常乐见其成的。
那天朱棣说过根据调查的结果，或许会对他们略施薄惩。当时齐王朱傅战战兢兢、忐忑不安。如今获得了赦免，然后又看到朱肃获得加封，朱傅居然蹬鼻子上脸地央求朱棣增加他的岁禄。
对于齐王，朱棣可没任何好的印象。不说朱元璋在世时齐王就多有不法行为，往后说，另一个时空的永乐三年冬十月丁卯，齐王犯罪，永乐皇帝三赐书戒之。好吧，既然已经再三警告你了，所谓事不过三，那么你就安分点呗。可是齐王不干。永乐四年五月庚戌，齐王又犯罪，结果削官属护卫，留之京师；癸丑，齐王被废为庶人。
朱棣相信，对齐王的处置并非是永乐皇帝为了消除异己而胡乱加罪。毕竟在废齐王王爵之前，永乐皇帝曾再三警告他；毕竟，永乐皇帝的弟弟很多，他如果是为了消除异己，他干嘛不去找蜀王、楚王等其他亲王的麻烦？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齐王咎由自取。
不过，既然没有因为还未犯下的罪行而提前处置谷王，朱棣自然也不会厚此薄彼，对齐王提前进行惩罚。
朱棣耐着性子安慰了一会儿齐王，可恼的是，齐王简直不可救药。他一点都没看出朱棣已经不耐烦，仍旧嘻皮笑脸地央求皇上为他增加岁禄。朱棣把这个活宝真是没办法。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朱棣还有很多要办的事需要处理，不能再陪着这个弟弟浪费时间。所以，朱棣托词有事然后溜之大吉。
事实上，朱棣也确实是有事。户部尚书郁新和左侍郎夏元吉为了新铸永乐铜钱的事，正在养心殿等着呢。
回到养心殿，朱棣一眼就看到郁新手上的东西。
郁新向朱棣向施礼后说道：“万岁，臣给您送新钱样子来了。”
朱棣坐上龙椅，示意太监将那些东西递过来。看到新钱样子时，朱棣若有所思地瞟了一眼随堂太监黄俨，结果黄俨立即轻声说道：“万岁，宝钞铜版和制钞样纸也造好了，您现在要看吗？”
对于黄俨的勤谨媚巧，朱棣早已领教过了。
在穿越之前，朱棣对黄俨没什么好印象。历史上的黄俨与朱棣的三子朱高燧甚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了解朱棣的偏爱，因此曾经与朱高燧共谋排陷朱高炽，希望能够让朱高燧取而代之。
朱棣对那个名义上的嫡长子倒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毕竟此朱棣已经非彼朱棣，尽管从血缘上讲朱高炽是朱棣的儿子，但是在心理上，穿越之前不过二十多岁的朱棣却毫无身为人父的自觉。不过，朱棣对朱高炽也没有特别的恶感。朱高炽的外表对不起观众，但是作为皇帝表现尚佳，后世对朱高炽的评价还是不低的。
抛开朱棣对朱高炽的好恶不论，黄俨帮助朱高燧谋夺太子之位侵犯了皇权——太子表现不好，要废也是皇上自己的事，不相干的人掺和自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
原本朱棣打算随便找个理由将黄俨打发走的，可是还没等找到理由，朱棣却又改变了主意。
黄俨确实不是好人，但他却有一手侍候人的好本事。黄俨口齿伶俐、办事利索不说，还特别有眼力——朱棣想喝茶或是想看奏折时，不需开口，黄俨已经将东西递到朱棣的眼前。更出奇的是，黄俨每天只需要睡一两个时辰照样精神抖擞。基本上无论朱棣什么时候叫，黄俨总是能够应声而至，话音不落，就已经跪在面前了。按朱棣的理解，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由于被黄俨侍候的太舒服，而且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可以替换的人选，所以朱棣也就暂时打消了撤换随堂太监的念头。
大约是早有准备吧，很快黄俨便拿来了宝钞铜版和制钞样纸。
朱棣拿着制钞纸样捏了捏，扯了扯，然后甩了甩，最后若有所思地将制钞纸样和宝钞铜版放下。这种制钞纸的纸质比后世的印钞纸差多了，不过却也可以和复印纸相媲美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相对以前用来制作大明宝钞的桑穰纸而言，新版的制钞纸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接着，朱棣又拿起新钱仔细端详起来。
刚刚铸好的永乐新钱发着晶亮的光彩，让人看了心里高兴。这钱上铸的“永乐通宝”几个字不完全一样，最前面九枚非常清晰，排在其次的九枚次之，最后九枚则显得有些模糊。朱棣知道，排在前面的九枚叫‘祖钱’，是要在御库里存档的；中间的九枚叫母钱，是用来做模子的；最后这九枚才是以后在民间通用的永乐制钱——这一种因为翻了两次模版，所以看起来远远不如第一版光亮。
朱棣仰着头回忆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情节：黑社会为了制造能够以假乱真的假币，于是偷了政府的正版制币模版。想来，这“母钱”应该相当于后世的制币模版了。只不过，为什么不用‘祖钱’来做模版呢？那样岂不是能够更清晰一些？
想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朱棣放下心头的疑问，对郁新和夏元吉说道：“今天叫你们来，是想和你们讨论一下大明币制的问题。”
“太祖皇帝铸‘洪武通宝钱’。由于铜钱份量重，价值小，不便于大量的贸易，因此又造‘大明宝钞’用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宝钞发行额没有限制，旧钞、烂钞又未能及时回收，加上印制简陋，容易伪造，使得宝钞很快贬值。原本一贯相当于一千文，可是如今，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贾重钱轻钞，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钱折算钞币一贯，可谓是钞法大坏不行。”
朱棣顿了顿，心中暗想：这还是因为朱元璋太厉害，而且明初吏治相对还算清明，所以大明宝钞还勉强可以在市面流通。到了明朝中后期，宝钞已经贬值得和废纸差不多了。
“你们说说看，如何才能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
郁新小心翼翼地说道：“太祖皇帝的办法是下诏禁用铜钱，依臣愚见，若想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永乐通宝似乎不必发行。”
朱棣又好气又好笑。他手里正捧着永乐通宝的新钱样子，这个郁新居然建议禁用铜钱。如果上纲上线，对郁新扣上一条欺君之罪也不为奇。
不过话又说回来，朱元璋确实曾经“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也就是说，郁新的建议倒也算得上“有据可依”。
朱棣尚未说话，左侍郎夏元吉却抢先说道：“大明通行宝钞只有一百文、两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千文六种面额。如果下诏禁用铜钱，百姓们购买普通生活用品时会非常不便，大约只能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了。而且边疆地区诸如蒙古、甘肃、西藏、青海以及西南诸省，其民间交易均依赖于使用铜钱。若不制造铜钱，边疆百姓会因为缺乏货币流通而愈加贫困。”
朱棣点点头，想道：其实不仅是边疆百姓的流通货币完全依靠中央制造，事实上明朝周边的国家，比如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国、逻国，其民间百姓也基本将中国制造的铜币视为法定货币。这个时代，中国货币的强势地位与后世的美元相比毫不逊色。
想要短期内令大明宝钞在明朝周边的国家流通很难，因为技术方面存在困难——原来的大明宝钞由桑穰纸制成，纸质不佳，易被损伤、虫蛀、腐蚀。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提高宝钞质量。如果大明宝钞的质量能够达到现代纸币的程度，那么自然能够象铜币一样在周边国家流通。现代制钞纸的原料配方有着严格的固定比例，造出来的纸，质地光洁细腻，坚韧耐折，挺括平整。如果用手拿着钞票在空中抖动，或者两手拿着钞票的两端一松一紧地拉动，或者用手指轻弹纸的表面，都会发出清凌明脆的声音来。
明朝的造纸水平还算不错，有用竹为原料的“竹纸”；有用竹麻及秸杆制成用于包装物品的“火纸”、“糙纸”；有用细竹料制成的“柬纸”，书写信柬或制成名片；也有用白矾水浸过，染上红色的喜庆用的“吉柬”；有用楮皮竹麻为原料制成的“皮纸”，或“棉纸”；还有用桑穰特制的“笺纸”……大明通行宝钞也是选长纤维的桑穰为骨料，大量掺用废弃的公文币打浆做原料。不过，用桑穰所制的钞纸，其韧性和张力也不足，极易拉断。如果在空中抖动，声音发闷。
朱棣只知道现代制钞纸的原料主要是棉短绒，别的就不知道了。密令造纸匠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试验，如今已经有了初步成果。新纸和原来的桑穰纸相比固然要好得多，但终究还是远远不如后世的印钞纸。或许让那些造纸匠再试验研究一段时间，会有更好的结果吧。反正朱棣计划永乐元年再发行新版的大明宝钞，离那时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倒时候看情况再说。
第二个办法则是在周边国家设立兑换昏烂宝钞的专门机构。但这个办法想要实施同样有难度。如果官办，不知要设多少吃官粮的职位才够。这种兑换宝钞的机构如果设少了，宝钞的流通性又不能保证；如果在国外设置足够多的官办兑钞机构，那么政府的官僚机构就会严重膨胀，令中央财政背上无比沉重的包袱！如果交由民间来办，从商人的本性考虑，在没有足够利益的前提下商人不会有什么积极性。但是在兑换昏烂宝钞这件事上，朱棣又能从哪里弄出足够的利益给商人呢？要知道，21世纪的银行对于兑换烂钞的业务同样没多少积极性。
所以，想要继续保持与周边国家的正常交易，短期内还是得依靠铜钱。
想到这里，朱棣说道：“一方面，百姓们日常交易需要小额钱币，另一方面，与周边国家交易也需要使用铜钱。所以不可禁用铜钱。”
郁新连忙躬身回答：“是，圣虑深远，臣不能及。”
“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令宝钞保值？”
郁新答道：“万岁可下诏，严令钞币一贯必须兑换一千文，否则以犯罪论处。”
朱棣转头对夏元吉问道：“你认为呢？”
夏元吉想了想，犹豫着答道：“臣认同郁尚书的建议。”
朱棣很遗憾地得出一个结论：夏元吉虽然算得上是明初名臣，可惜此时对经济规律仍然了解不深。
为了在臣子面前保持高深莫测的形象，朱棣硬生生将那声叹息吞回了肚子。想了想，朱棣不动声色地对郁新说道：“郁尚书，你先回去吧。”
郁新略带诧异地睃了一眼有点不知所措的夏元吉，默默退了出去。
待郁新离开后，过了一会儿，朱棣突然背着手朝殿外走去。夏元吉楞了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升上来，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但此时夏元吉也无从揣测，只得屏息稳了稳神快步蹑了上去。
当夏元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朱棣的表情时，朱棣突然开口说道：“郁尚书是不是曾经对部属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
夏元吉满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份异样的感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夏元吉并非燕王府的老人，之前与朱棣并没有什么接触，因此，他有理由担心自己会在新朝中得不到重用。刚才的那句话，至少说明朱棣对他很了解并且肯定了他的价值。
强压住心中的喜悦，夏元吉抿着嘴谦虚地说道：“那是郁大人谬赞了。”
朱棣一摆手道：“不必谦虚，朕也很看好你。”
然而说完这句话，朱棣却不再理会夏元吉，只是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
朱棣一边走，一边想着郁新对大明宝钞保值所提出的建议。
兑换比例这种事哪能通过法律硬性规定？！
强制的结果，无非是促使铜钱与大明宝钞兑换的黑市诞生罢了。
永乐朝期间，永乐皇帝为了办他的那几件大事，大肆发行宝钞，结果弄得宝钞越发贬值。他的孙子朱瞻基登基时国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为了防止国家经济崩溃，朱瞻基在当时已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建议下，采取了一项措施：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通货膨胀。
所以说，为了保证宝钞的流通和保值，在收税时收取纸币显然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朱棣早就想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了。从后世的眼光看，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极有特色”，这种税收制度针对一个大村庄或者说一个城邦国家可能合适，但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疆域多达千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就实在太过僵化了。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情况不同，明朝农业税的税率其实低得可怜。
在明初以实物纳税的时候，平均算起来，农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只占土地产出的三十分之一。比较麻烦的是徭役：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衙门内的传令、狱工也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然而将这些徭役折算加起来，农民的负担其实也不超过土地总产出的十分之一。
与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明朝的税率实在太低了。要知道在欧洲，仅仅是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十分之一……至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高达逢二抽一，简直没有可比性！
遗憾的是，朱元璋制定的税收制度太复杂了，而管理制度越是复杂，官吏们便越容易从中捣鬼。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有义务向驿站提供草料，从理论上讲，农民将草料运送到驿站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与理论却有很大差距，如果农民不行贿，具体管理此事的小吏可以以各种理由拒收，比如推说草料质量不合格——但是如果农民向这个小吏行贿，草料质量便合格了。如此一来，农民便额外地增加了负担。
由于明朝的税收制度极为复杂，所以官吏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手段数不胜数。这样一来，尽管明朝政府向百姓收取的税赋极少，仅仅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一旦遇上大的危机，比如说大的战事或是巨大自然灾害，那么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崩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百姓却仍旧生活得极为困苦。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某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主要责任并非中央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要么是贪官污吏——一旦官吏们产生盘剥百姓的念头，手段实在太多了，中央政府简直防不胜防；要么是土豪劣绅——国家赋税虽然平均只不过十分之一，但实物地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全部加起来，地租率普通在50％左右。
地租率太高的问题朱棣暂时不打算解决，因为永乐年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矛盾还算不上社会问题——洪武年间经过大力开荒，再加上朱元璋四次政治上的检肃，导致全国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全国拥有700亩土地的地主不过14341户而已，相应的，佃农自然也不多。
朱棣打算将实物税收和徭役折算成货币税收。这样做好处很多。
首先，可以减少官吏在中间环节盘剥的机会——无论是实物还是白银，官吏都会从中收取或多或少的损耗，至少损耗具体收多少，基本上全凭官吏的良心——地球人都知道，官吏的良心是一种比性工作者的真情更为罕见的东西。
其次，只要坚持税收货币化，可以增加大明宝钞的信誉度。
再次，以货币缴纳赋税能够促使国家向“数字化管理”方向发展。毕竟，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必须依靠“数字化管理”——如果以实物缴纳赋税，由于计量单位的不同、单位价值的不同，除非每个县都能普及计算机并且实施联网，否则绝不可能进行“数字化管理”。
当然，想要税收货币化，首先得理顺货币发行的问题。
明朝是个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政府似乎对人民管理非常严格：比如说前所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无所不管、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然而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似乎特别宽松：严禁官员下乡扰民，若无特许而私自下乡，最重会被处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无能为力——很难想象，一个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应该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却连货币发行这样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都无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没打算操心私铸铜币的问题，其原因与不必解决地租率的道理相似——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皇权最强的两个时代，即便存在私铸铜钱的现象，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同样算不上社会问题。
明朝中叶后中央之所以对货币发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测，应该是由于非法采矿过于严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来的那个世界里，非法采矿同样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明朝中叶那种贪污腐败风气更甚的年代，没办法消灭非法盗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说针对煤、铁、铅的盗矿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非法盗采银、铜这两种矿物资源则是对中央财政致命的打击。
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并非说明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毕竟明代疆域更大，自然也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银课比宋朝低只能说明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又根据记载，“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 永乐大帝 http://www.xlawen.org/kan/5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