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2 部分阅读
以使一家好银行掉级，成为不良公众企业，甚至破产。何况，市民银行本身也是先天不足的问题银行。”
有趣的是：后来，市民银行党委顺利评上了先进党委。但是，市里收集到的一些群众反映却转到了有关部门跟踪调查。
真是应了古人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市民银行不当先进还没有什么事情，当先进的消息曝光后，问题接二连三的浮出水面。首先，那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口无遮拦、嘴快鼻快的行长黄鹿被市纪委立案调查，据说是因为经济和作风问题。接着，市监察局和人民银行联合对一些境外洗钱的地下钱庄与关联银行立案查处。当查到胡辉所倚重的周易咨询应用中心时，那个声称可以看风水、测天象、断未来的易大师，偏偏对自己的晦气预先竟然一无所知，栽了一个大跟斗。这小子以涉嫌经营地下钱庄扰乱金融秩序罪和洗钱罪嫌疑被立案查处后，心里想：“俗话说：死老头不如死老丈人，我衰到家了，临死也要抓一个垫背的。”于是，他倒是痛痛快快地来了一回竹筒倒豆，把数年来与胡辉一起相互勾结，套取大量现金用于黑市换汇乃至洗钱的全部活动说将出来。这样，监察部门便来到市民银行纪委通报案情，并要求市民银行跟进协助查处胡辉涉案的情况。
市民银行的黄鹿和胡辉两案相继曝光，对申一枫来说，并不是好事。至少在市领导的眼中，他这个一把手多少有些不称职。这样一来，一年多来他着力营造的政治秀，便是越秀越黑了。对他日后的政治前途，无疑将产生消极影响。
随着洗钱案调查的深入，胡辉所谓“优秀行长”的画皮被一层一层地剥掉，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早在某国有银行当支行长时就开始参与套现涉嫌洗钱的胡辉。正当该国有银行开始对他采取组织措施时，他才招摇撞骗来到市民银行，与申一枫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把湖贝支行闹得天翻地覆。此时，胡辉已经知道易大师被盯住了，他在心悸之余，故伎重施，想像上次从国有银行脱身一样，来个金蝉脱壳，便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找到申一枫，请求放他一马，要求离开市民银行。
申一枫冷眼看着这位让他心烦的部下，冷冷地说：“你整了一大堆事情出来，是可以一拍屁股走人。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走了，我怎么向市里交差？”
就这样，申一枫和胡辉“师徒俩”都想离开市民银行，一个盼望着市里哪个正局级岗位出缺进补，而另一个则担心因为已经涉案可能会成为阶下囚而不得不提出离职。但是，他俩都仍在市民银行烦着自己那颗不安份的心。
看官：依小的说，该当他们心烦。这申一枫独断专横、刚愎自用引来胡辉，有点像臧晋叔笔下的包公的随侍张千，嘴尖皮厚腹中空。小的将臧晋叔的元曲稍作引伸，当年包待制嘴上溜出的“金口玉言”倒成了对他们师徒二人的绝好写照：
小丑终无胆，猕猴怎坐禅；
急病乱投医，引狼入房间。
第三部 176重返娘家为交党费，作业泡茶感叹嘘嘘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夏天夫妇经营花店也快满一年了。一年间，业务发展得不错，附近的平安保险公司和华南汽车展场的不少固定客户群相继形成。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零售花店，居然在批发商眼中也争相抢夺供货。这样，花店的工作量也是大幅增加。
当初请来的方延平是一个穷苦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曾经在深圳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又回家体会过家里的穷困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重新来到深圳后的一段时间，工作十分努力，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勤快、主动，夏天夫妇也比较满意。
一天上午，方延平上班后开了店门，接了一个电话，便独自一个人哭了起来。渐渐地眼睛红肿得像小核桃似的，稍带着鼻子也红得有点可爱。
在方延平哭声停止后不久，夏天正好来到店里，看到哭丧着脸的方延平，问道：“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
方延平又开始边哭边说：“我老家的猪死了两头，唔唔……”
夏天对她说：“猪死了，就死了，哭什么？大不了寄200元回去不就行了？你们湖南不是有句土话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娘要嫁人了都那么随便，猪死了，要那么伤心吗？不要哭了！”
后来，夏天跟樊婷说起这件事，樊婷说：“她家里穷，两条猪是大件事了。这个月，我送她一套衣服吧，让她个人的开销小一点。”
……
在花店的业务量上去以后，方延平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姐姐方延英。在电话里，她除了肯定在深圳的生活很习惯，毋须家姐操心外，语言中流露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端倪。
方延英知道自己妹妹的秉性，知道她不踏实的毛病又犯了，应该提醒妹妹注意。于是，方延英除了在电话中及时提醒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方延平。
她在信中说：“妹妹：我俩虽为同一对父母所生，但是姐妹俩性格迥异。当初，我到深圳在大姨家打工，看到吃得好、住得好，大家相处得好，我的心很快就与他们一家人融汇在一块。但是，后来在我的要求下，你也过来了，就怎么也感化不了你，导致大姨家对你并不满意。姐姐是离家出嫁的人了，按理说教育你是父母的责任，但是，我那天听了你的电话，一种爱妹妹的冲动不得不让我拿起笔，要给你写信。
妹妹：姐姐出嫁后，在一家石场打石，整天劳动比你更累，但是，我现在吃的、住的，一定比你差。你这次重回深圳，是在母亲卧病在床、借钱无门的时候试探着打电话问大姨，大姨给予的特别关照。正是因为阿姨、姨丈破例提前给你钱，母亲才有钱继续治病。你在阿姨家打工，一定要改掉以前在大姨家打工时的毛病，做任何事情都要厚道，要对得起阿姨、姨丈，努力帮阿姨把生意做好。只有你答应姐姐的要求并做到了，做好了，姐姐才能安心……”
方延平看了姐姐的信，也在思考着。
一天下午，夏天与韩小妞聊了一次电话，得知王显耀被总行重新安排了工作，到了宝安路支行当了一名高级经理。按照市民银行改革后的管理体制，高级经理是既有别于行政职务，而又不同于经济师之类业务职称的行内自定的业务系列职务，其工资等级相当于支行副行长。也就是说，王显耀复出后是被降级、降职使用的。
夏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觉得在老领导不得志之时，打个电话问问安也是人之常情。这天晚上，夏天把电话打到了王显耀的家里。两个老同事，在一番寒暄之后，聊到了王显耀新的工作岗位。
王显耀在电话里说：“你还别说了，这个只领钱不管事的‘高级经理’，还是我反复向总行要求工作才让我干的。我在这个支行上班几个月，也是看了几个月。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责任，但是，看到他们要收回一万元旧贷款回来，也比登天还难。看到他们当行长的难过日子，我的心里也难受，好像比当初我们俩在湖贝支行搞‘两清’时更辛苦。”
夏天说：“当初，我与你配合，相互补位。你是知人善任，我是任劳任怨，确实做好了湖贝支行清收旧贷款的奠基性的工作，工作进展和节奏都是控制在自己手中。甚至胡辉来后，我还有信心再完成个上亿元的清收实绩回来。谁知道，在他们的一番折腾之下，这种设想变成了空想、梦想乃至幻想。”
王显耀说：“胡辉这小子是不行的，根本是新官不理旧帐的做法。试想，市民银行丢了旧帐，还是市民银行吗？况且，他一控制住局面就参与洗黑钱，完全是唯利是图，想着自己怎么发财。现在正被监察局立案查处。总行任用他后出的问题，也说明了申一枫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夏天说：“现在的湖贝支行就像刘备死后的蜀国乱局一样，辜负了当初我们的一片苦心。这帮人跟刘备那昏庸无能的儿子刘禅可以说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真的是气死人。这情景，就像温庭筠在《过五丈原》诗中说的一样。”
夏天接着在电话里吟出两句：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这时，王显耀关切地问道：“听说你开了一个饭店？”
夏天说：“当初，与几个同事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开饭馆也是考虑的范围之一。为什么呢？俗话说：不熟不做。我这个人除了您已经知道的本事外，还有两个专长都与我当过人秘股长有关：一个是会做菜，我不吹牛，广东省的一个现任副省长都吃过我做的菜，您信不？另一个是对养花种草有点基础。后来，我选择了与养花种草有关的行当——开了一个花店，当了一个卖花汉子。哈哈哈！”
王显耀酸楚地说：“可惜我这个高级经理也是走走看看的官，没有权，不然，我俩可以重新来过。”
夏天说：“当初，我没有把人事档案调走，本指望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看来，我是剃头推子一头热，空留期盼。”
王显耀安慰说：“老夏的能力我是了解的，养生糊口对你没有什么困难。这样吧，我们以后保持联系？”
夏天说：“好的，谢谢您啊！我们相处了四、五年，对王行长您的人品有很深的印象。你也要多保重。”
2001年3月的一天上午，夏天为了向党组织交纳党费重返市民银行湖贝支行。而此时，湖贝支行已搬入新址办公：营业部在一栋高层建筑的一楼租了近100平方米的铺面，而其他办个室则设在该栋高层建筑十余层。这种考虑主要是为了节约租房费用。
夏天来到办公室，在诺大的信贷办公室周围列着行长室、副行长室、办公室、机要室，在信贷办公室坐着的只有李国兰一个老部下和原来的机要员韩小妞。夏天跟与原来工作时一样热情的韩小妞打过招呼，把眼睛移向李国兰时，李国兰低下头，避开夏天的眼神。夏天看在眼里，便不理她，转而问韩小妞道：“最近一年可好？”
韩小妞大方地说：“没有什么好不好，我不在办公室了，在信贷部搞营销，存款任务难完成哪！夏经理，你关系多要帮帮我。”
夏天问：“怎么不见去年的那些人呢？都走了？”
韩小妞说：“当初你一走，高尚就调回总行去了。汪洋下到营业部被降了工资，申平和小刘等三个随存款大户来的，已经到了水贝支行，这里没有多少个是你认识的人了。存款也走得差不多了。哎，你今天来干啥？”
夏天说：“我今天来交党费，顺便想调档案，还想请你帮忙办一下呢！”
韩小妞说：“谢统办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看看胡行长能不能帮忙办理一下，省得你走来走去。”她说完，敲开胡辉办公室的门，进去了。不一会儿，胡辉随韩小妞走出办公室，来到信贷部大厅。
夏天看这时的胡辉，一身没有熨好的西装挂在身上，头发也显得松乱，尽显邋遢。两个脸蛋的赘肉泛着红中带黑的颜色，好像从两颧挂着松弛下来，凸显这小子酒色过度而又心事重重的焦虑心态，完全不是去年述职时春风得意的派头了。
当胡辉的眼睛有点善意地与夏天对视时，夏天不卑亢地与他打招呼：“胡行长，我今天来是想把我今年的党费交了，谢统办不在，你帮我代收一下？”
胡辉说：“对，谢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帮你代收一下吧，他回来后我转交给他。”
这样，胡辉代收了夏天交来的党费，并在党员手册上签上了胡辉的大名。
夏天重新走出信贷大厅，交办韩小妞在谢统办回来后，帮助自己办理档案调动手续并到总行把档案调出，韩小妞愉快答应。
正当夏天交办完相关事项，准备离开的时候，副行长室的门开了，陈作业好像知道夏天的到来，脸带笑容，对夏天说：“老夏来了？老朋友来了！”
夏天说：“是，过来交党费。”
陈作业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到我办公室坐。”
夏天稍显矜持地跟在陈作业后面，到了他的办公室。坐下后，陈作业问道：“怎么样，出去以后还好吧？”
夏天平静地说：“还行。你呢？我看那么多熟悉的都走了，过得还顺吧？”
陈作业说：“有什么顺不顺，不让我管，我就少管。偷懒谁不会？我也是今年要走的了。你现在在什么单位？”
夏天没有正面回答陈作业的话，而是说：“我委托韩小妞帮我办理档案调动手续，那里有档案接收函。”说完后，又问了一句：“怎么样，胡辉的手段和心计有认识了吧？”
陈作业灰心地说：“管他呢！我也就呆到年底，说不好还呆不到年底就要离开这鬼地方了。让他去动心思吧！”
在与陈作业的交谈中，夏天总是感觉他在颇有心计地提防着自己什么。夏天想：“陈作业与王行长相比，不愿意用心交友，为人处事比王行长差远了。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多聊无益。还是到我的老部下关广军那里去聊吧！”
于是，夏天起身与陈作业道别，到了电梯间后，按了十五楼的楼层，来到广东发展银行一个支行的办公室。在这里，与他曾经的老同事关广军、刘小强、张青松聊了个痛快。
十天以后，夏天打电话给韩小妞，问她帮忙办理的调档手续办妥没有？韩小妞回答说：“不好意思，夏经理，我有心给你办，但是，谢统办跟行长商量后说：‘他还有事商量，叫他打电话给我。’看来，要你亲自跟他联系才能办妥。”
夏天说：“他说了什么理由吗？”
韩小妞说：“这个倒是没有，不过你打个电话给他吧！”
夏天说：“抓着我的档案就可以让市民银行出效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谢统办也是，有事情要主动找我，还要我打电话给他？胡闹！档案不调了，就在市民银行放着！让他们给我保管。”
原来，夏天在1999年底写给总行领导的信，曾在总行副行级以上干部中传阅。当时，有三种态度：
一种是以申一枫、黄鹿为代表的意见：冷处理，看胡辉的作为。如果身为支行长的胡辉能把湖贝支行的一片天都撑起来，一个夏天的去留有什么了不起？
另一种是沈荣这种正直的纪检监察干部出身的人，眼里不能揉沙子，当听到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被人整得丢了饭碗，还不让人再找碗饭吃的时候，一种北方汉子的刚直情怀跃然纸上，那真是怒从心上起，恨向胆边生，愤然提笔批示，让夏天顺利调出。
而看过此信的另一批副行长们，虽然深知几年来夏天在湖贝支行协助王显耀工作所起的关键作用，奈何不是自己当家，少管为妙。这就像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约定俗成的客家山歌唱的那样：
矮膣嫲——
钥匙在门脚下；
奈何不是姑子当家，
要是姑子当家，
你快过来喝茶！
因此，他们虽然看了夏天的信，但一个个噤声不得，生怕自己沾上是非。
但是，随着市民银行行长黄鹿出了问题，总行业务工作的重担更多的落在了沈意民副行长肩上；尤其在他主管的“三清”工作方面，每当他看到湖贝支行的“两清”（湖贝支行的拆借已经清完，所以比别的行少了一清）工作毫无起色时，他更多的是想起了王显耀当行长的时候，也想到了罗文虎跟他提起过的夏天的事。他不止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把一些有作为的人轰走，是造成市民银行清收工作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一些支行的领导班子更替以后，不能善待他们呢？”
这种风吹多了以后，胡辉看到自己江郎才尽的境地，便不愿转出夏天的人事档案了。
而夏天则始终没有主动与湖贝支行的谢统办通电话。
半年之后，工作不顺心的韩小妞也托人找门子离开了湖贝支行，调到田贝支行继续当她的银行信贷营销员。
2002年4月上旬，夏天再一次来到湖贝支行交纳当年的党费。
这时的湖贝支行领导班子，除了胡辉仍然当他的行长外，陈作业终于被调走，来顶替他的是原来在总行资产防损部的总经理助理陈山石。
陈山石是在胡辉名誉扫地要求离开市民银行而总行的头儿不肯放他走，由此他便无心做事，又把经营业绩差的原因一个劲地归咎于旧贷款多，导致支行经营积重难返的时候，总行作为加强支行班子建设而被派往湖贝支行的。他的到来，大有重新开拓旧贷款清收局面的势头。但是，他在总行务虚的环境下呆了几年，讲的不可谓不多，但做出的有成效的工作却很少。通常讲到旧贷清收，他总是离不开派人审计、申报诈骗、申请企业破产这三板斧，就服务社的老贷款户而言，贷款时间差不多近十年了，不想还贷款的企业，不少早就关门歇业、溜之大吉了，你却来个申请破产、派人审计，真有点画蛇添足之嫌！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却说这天夏天来到湖贝支行信贷办公大厅，只看见李国兰一人，夏天与她打过招呼，直接往谢统办的办公室走去，向谢统办说明来意，谢统办说：“时间过了那么久了，过期了。”
夏天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交了一年党费，胡辉直接经办的，怎么说过期了？我心中想到党组织，找上门来交党费，是热爱党的表现。”
谢统办说：“我问问胡行长。”说完，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便往胡辉办公室走去。
这时，夏天与李国兰聊起近一年的事情，“硕果仅存”的李国兰也是颇有伤感，但不敢多说。两个眼圈似有些许红润。
夏天看在眼里，在脑海里搜索一阵，一对名句终于套在了这位胡辉当政后“硕果仅存”的旧部李小姐头上。
看官要是觉得好奇，问是哪两句？只听得夏天喉咙里叽哩咕噜得紧要，那秦观《春日》中的两句便夺腔而出：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这时，谢统办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从行长室走了出来，夏天迎上前去，问道：“怎么样？”
谢统办说：“我帮你代收吧！省得你多跑一趟。”
夏天办完手续，谢统办也没有再提人事档案的事。夏天走到信贷办公厅，与李国兰挥了一下手，来到电梯间。
在等电梯下楼的当儿，夏天心里感慨地吟道：
独上高楼思渺然，人流如水水流连。
侪辈同僚今安在？车马冷落忆前年。
第三部 177心存歹毒呈报诈骗，夏天举证沉着申辩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故事还得说回2002年春节前后。
话说原拟见异思迁的方延平，在被其姐姐方延英写了一封信教育一番后，确实又踏踏实实工作了几个月，业务水平也精进不少。虽然有不少小毛病，但樊婷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并从衣柜里选出一批合身的衣服送给方延平。
很快到了教师节，方延平在送几束花到市卫生幼儿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文精进的湖南老乡；这位同样是在农村长大，家境贫寒，没有读多少年书的小伙子，长有一副善于说话的嘴巴和一个让人羡慕的身段，见到方延平后，也就那么甜甜的几句话，双方留下了电话号码，建立了交友的渠道。
后来，在电话中一来二去，竟然成了每天不谈不休，比亲爹还亲的朋友。当然，方延平不愿意跟夏天夫妇讲的话，都愿意跟文精进讲。当她向文精进提出，在花店打工太累，想换一个当文员的单位工作时，文精进好像无所不能，答应尽快给她挪窝。直说得方延平心花怒放，恨不得将心掏出来让他咬上一口。
这事说归说，等到过了2002年春节还没有什么音信，方延平埋怨文精进只有嘴上功夫，光说不练，中看不中用。文精进则信誓旦旦地说，不出两个月，保证给她好消息。
三月二十二日，方延平像往常一样准时上班、开门，忙活了一段时间后，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她接了电话知道是文精进打来的，忙用湖南话对答着。过了一会儿，她用异常兴奋的声调说：“谢谢您啊！真的很感谢！”
而这一天，正是一年多以前方延平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的当天向樊婷要求预付工资给母亲治病的日子，后来，每个月就以这天给她发工资。
上午十点钟，樊婷将当月工资悉数发给方延平，她收妥工资后，向樊婷提出辞工，明天就要离开。
樊婷卒不及防，问道：“是不是做得不开心？”
方延平说：“不是。”
樊婷又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方延平说：“我都长那么大人了，自己想出去闯荡一番。”
樊婷又问：“你是找好了单位，还是走出去才找？”
方延平被纠缠不过，说道：“我的一个老乡帮我在浙江温州找了一个化妆品公司的文员工作，先搞驻店推销。我明天就走。”
樊婷说：“你要离开我这里，事先跟你家里联系了吗？”
方延平说：“还没有。”
樊婷说：“你也是大姨介绍给我的，一般来讲，你不做了，要提前一个月告诉，让我们好找人接替，这样才比较厚道。最好提前十天也可以，你说呢？”
方延平执意要离开深圳到温州发展，一定要明天离开。
夏天夫妇无奈，总结出一个教训：跟这些人打交道，不能仁慈，手中要有掌控得住他们的东西，否则，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后来，夏天翻开《深圳特区报》，一条像火柴盒大小的广告映入眼帘：“桂钟家政帮你忙，康泰楼上好商量。电话：0755－24×××××。”
夏天说：“康泰城离我们近，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上，方延平连早餐也不愿意吃，就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夏家赶往温州。几天后，令她特别失望的是：她这个名叫文精进的老乡是把她送进了温州的一家有点规模的发廊，所谓化妆品住店推销员，其实就是住在发廊的洗头妹。她到了温州才知道，当洗头妹的规矩与深圳并没有大的不同，完全是由本人接客多寡而计算提成的，与她在深圳当店员，旱涝保收完全是两码事。
她在温州呆了不到十天，很想回樊婷家打工，便打了个电话到花店，发现已经有人顶上了，心里不痛快，还在电话里挑唆了几句。半个月后，这位一山望着一山高的方小姐，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南株洲当她的农民去了。
却说樊婷夫妇在方延平离开的当天上午来到位于南国大厦的桂钟家政公司，了解到这是一家广西钟山县到深圳设点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家政公司，介绍的人是清一色广西本地人。她们来到深圳后，一般会组织简单的培训，并安排到人才中心参观，目的是让她们感受在深圳找工不易。
夏天对他们不同于其他家政中介公司的做法很感兴趣，与樊婷商量后，决定就在这里请人回去。于是，樊婷跟他们的业务员梁小姐说：“我是开店要请人，要求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年龄相对比较小的，给我物色几个让我们挑选一下。”
梁小姐说了一句：“好的。”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叫她们到前面来，接受东主挑选。
夏天看了走上前来的几人：一个把手指甲涂得红里透黑，显然不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只问了她的文化水平，便排除了；另一个在面试时两个小眼睛忽闪忽闪得紧要，凭经验判断，此人诚实不足，调皮有余，不适宜单独看店；还有一位小女孩可能小时候家里太苦了，以致现在仍然面黄肌瘦，毫无血色，忧愁写在脸上。夏天也认为她没有财气，不能用。
一轮调选后，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樊婷看了整个大厅，发现坐在后面的一个小女孩正腼腆地看着这招聘的情景，便对夏天说：“后面那位穿白衣服的小女孩怎么样？”
夏天看那小女孩有十五、六岁年纪，脸上皮肤长得比较白皙，在整个大厅里还算是比较清秀的，但稍有点忧愁挂在脸上。夏天说：“可以问问。”
于是，樊婷向梁小姐提出：“叫后面那个小女孩过来问问。”
梁小姐说：“那个是昨天下午被人招聘的了，今天下午就要走的。”
樊婷说：“你这里这么多人，看得上眼的还真不多。她要是能来，我们问一下话，合拍的话就要她了，要不然，不在你这里招人了。”
梁小姐一听，马上对那小姐说道：“罗小丽，你来一下。”
罗小丽走到前边，朗声说道：“她是初中生，刚到深圳。”
夏天问道：“你愿意看店吗？”
罗小丽说：“愿意。”
樊婷说：“看店要跟钱打交道，你怕吗？”
罗小丽说：“不怕，我从小就跟我母亲到镇上卖过菜，我的口算还很熟。”
夏天听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加上脸上也稍显忧虑，不尽满意，但是，举目四望，再也没有出其右者，便对樊婷耳语了两句。于是，樊婷提出带罗小丽走。
办过了手续，罗小丽跟在樊婷夫妇后边，下了电梯，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平日里在老家难得一见的轿车，来到了樊婷家。吃过午饭，樊婷安排罗小丽冲凉、洗头，打扮一新后，带她到店里开了门，交办了注意事项，准备明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正式上班。
却说初出远门的罗小丽对于能不能当好营业员心里并没有底。原因有几点：第一，她只有小学文化，招聘时梁小姐朗声说她是初中毕业，与其说是讲给夏天夫妇听的，倒不如说更是讲给罗小丽本人听的，那是梁小姐要成就罗小丽应聘营业员。但是，罗小丽到了店里，听了商品介绍，当这个店员不像卖菜那么简单。一是品种不少，二是在组合花束时，要根据每天的时花价格一项一项计算出货款的。一时间，畏难情绪在脑子里打转。第二，她来深圳时，母亲给了她200元钱，在桂钟家政住了半个多月，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家政公司押着，经济上也不宽松，要是不能胜任这工作，那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了。这样，到深圳一趟，不赚反亏将导致家里经济更加困难。第三，以十五、六岁刚出远门的际遇，离开家里时间越久，想念父母、奶奶、弟弟的心情便越迫切，恨不得今天就回到家里。
刚开始时，罗小丽在樊婷家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由于装着心事，情绪并不显得有多快乐。这种不快乐，毫无遗漏地写在她的脸上。而夏天恰恰是对充满愁容之人甚为反感的人。在罗小丽应聘时，就对她的忧愁和声音小有不满，而现在看到整日里满脸愁容的她，更是心生反感。于是，不断敦促她要用心学业务，不要老想着家里，并要求在三个月内熟悉业务。
整日里想着家的罗小丽并不把夏天的劝说当一回事，仍在神情恍惚地应付着买卖。
一天，有一个客户在她的手里买了一套花盆，提出可以拿回来调换，但是，在夏天接班时并没有交接清楚，导致从不换货的夏天与这个客户发生了口角。这时，罗小丽刚到店里，夏天便板起脸孔训斥了她一顿。
罗小丽不敢吱声，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晚上下班后，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一位小姐来买一个大花盆和一包培养土，共30元。说好了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换。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姨，但忘了告诉叔叔。到了晚上叔叔换班时，这位小姐真的拿来换了，叔叔不知道事情经过。当时，我刚好来到店里，叔叔就当着客户的面说我，脸上臭臭的。他说：‘你要做就要做好，不做就可以走！’他的话刚刚说完，我四姐打电话来了，我接了一下放下来，不敢跟四姐说这件事。但我的心里十分难受，放下电话后眼泪止不住流出来。”
罗小丽挨了一次训，人也学乖了，自此十分认真对待工作，加上她在品德方面过得去，看得出来，在家里也是教育得好的，以至夏天夫妇完全放得下心。不少时候，就由她一个人看店，一般闲时，不用樊婷他们多操心。左邻右店的人也对她评价不低，认为樊婷终于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店员。
却说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任职区间也到了冲刺的关头了。原拟做好政治秀，争取更上一层楼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市民银行在市里评上了先进党委后，却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黄鹿栽进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许事情还没有完。
“这就跟当年第一次评职称一样，评上个助理会计师，被人揭透了一生的伤疤。”申一枫在心里慨叹道。
说起来也难怪申一枫有这般感叹。
在深圳刚刚筹建特区时，申一枫还在湖北一个县的财政局企财股当股长。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始了第一次职称评定，而按当时红头文件规定，这种职称是可以按工龄年限将配偶、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居民粮户口的。因此，利益上的关系导致职称评定的竞争十分激烈，而申一枫任职的企财股正是评审工商企业财务人员职称的关键部门。一场职称评审下来，不少笑话、牢骚怪话便不乏于耳。申一枫感叹的那句话，就是当年一个曾经当过右派的资深财务人员评上助理会计师后发出的感叹。
申一枫的思绪回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现实当中：自从自己从1997年中旬到市民银行当一把手以来，也有四、五个年头了，这些年要是死抠经营指标，那是乏善可陈；原指望串串门子，拉拉关系离开市民银行，又被市里的主要领导堵了退路，放下话来说：“连市民银行都搞不好；还指望调动？”接下来，自己冒着风险做了几场政治秀，眼见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冲刷得焦头烂额。而现在，五年任期将满，到了“是驴子是马该拉出来遛遛”的时候了，要么升职或平调，要么就地免职或惹上官非，没完没了。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呢？
申一枫左想右想，要对我做评价，首先是民主测评，要全行来个一人一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组织全行的支行长以上干部来投票，自己胜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后，来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现在突击提干会遭人诟病，不如来个取消支行以下机构，通通升格为一级支行。这样，少说也能提升上百个行级干部。他们被我突然提起来后，还不对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赞成票？对！就这么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钱。”
几天后，市民银行对所属下属二级机构提升为一级支行的文件下发了，文件规定：原在支行下属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任职的负责人自行升格为支行副行长，至于正职和需要增加的副职，另予考核任命。云云。
一时间，二级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的负责人皆大欢喜。
看官：本书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两个在欢喜之列：
秦现虹，这位当年在湖贝服务社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办不下来时走马上任，凭自己软实力使服务社得以开业，并凭借该功劳坐上服务社二把手的五尺汉子，在经历了市民银行接管后被免职，尔后再活动，再被任命降职使用；接着又在竞岗中被免职，再经活动，又在调离湖贝支行的同时担任支行二级机构负责人这样三起三落的跌宕历程之后，终于又在他的起点——副行长位置上呆着了。他看过这份文件后，从他那办事处副主任的大班椅上站起来，猛的吸了一口气，然后全身放松，两腿一软，任凭140斤重的身躯呈垂直状重重的落在大班椅上，并发出一声闷响。
隔壁办公的统计员听到这声音，不知道主任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走过来问道：“秦主任，要我帮什么忙吗？”
秦现虹说：“这椅子有点毛病，改天给我换一张新的大班椅。不用跟支行说了，你去买，发票直接给我就行了！”
这统计员应承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秦现虹闭上眼睛，暗忖道：“人们都说：‘人行衰运脸面焦，拉尿时手被小弟弟咬。’这话一点不假，前几年衰运来时，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古丁力的门子走过，黄鹿的门子走过，弄个支行的中层干部当，跟竞聘市长似的，天天晚上为这一官半职费尽脑筋。真是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有想到，现在年近半百了，还从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级的副主任，跳上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长的职务。也就是说，这回没有靠任何说项和工作业绩，连升三级，太意外了！真是造化弄人！”
无独有偶，在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主任谭飞燕看了文件也是心花怒放，满脸喜色。她嘴上喃喃自语：“我该谢谁呢？谁帮我提的官？”
其实，谭飞燕她真的对谁都不用言谢。
她是一个有气魄的女人。在银行里，她是股票炒得最好的人；在炒股票的人群里，她是对银行结算业务最精通的人。她那四两拨千斤的本事，敢于用透支手段放手一搏的大无畏气概，真的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当然，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多少心思放在银行工作上，以致在历年的考核中，她在上上下下的看法中是不怎么称职的中层干部，也就凭着她惯用的“批评接受，思想照旧”的交际手段，一直混到现在。
谭飞燕合上文件，在思考着：“想当年，我从一个营业部副主任，老是提不上主任，而现在，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也不用考核，就说我是副行长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有当行长的能耐吗？有人说，你要是官运来了，就是拆下家里的门板阻挡，也未必挡得住。这回我算信了。”
她对自己说：“我在湖贝支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胡行长来之后才上运的。要感谢只应该谢他。但是，我对他也不薄，该付出的已经对他付出了，而他对我的回报还没有全给，那个周易咨询应用中心的回佣也没有我分文的进帐。这官提了，就算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也算我命好、运好，俗话不是说了吗：‘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谁让我命中带了官财？”
看官，谭飞燕感叹自己命好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要说她做没做出成绩便当上了市民银行一个支行的副行长，就说她当年被她的老乡邵敏一边用他那靠右的“咸猪手”搂着她的细腰来到南方大酒店，一边用左手按了按他自己的胸部，录下的几盘炒资金时讨价还价的录音带，要是一曝光，任由谭飞燕就是有飞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市民银行找到她的立锥之地。但是，好运气始终罩着她，听过这几盘录音的夏天和王显耀，虽然对谭飞燕的评价不高，也对她的石榴裙不感兴趣，然而，始终没有对外、对上说出个中乾坤，以致这小妞还在升官的道路上忙碌着。
如果说，这不是运气，那是什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很快到了2003年春天，湖贝支行的领导班子成员胡辉、陈山石因为两年来工作业绩不佳，受到总行前所未有的压力。而此时的申一枫也成了昨日黄花，在全行员工中，口碑不佳，面临四面楚歌，使不上什么劲了。
这两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助公安部门帮助他们清收旧贷款。
怎么个帮法？小的还真不便多插嘴，你就耐着性子，往下看吧。
到了这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夏天的住家电话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常是由市话通打进来的电话。当夏天接时，对方要么称自己是电信公司的，要么是推销什么业务的，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而当樊婷抑或是别人接时，对方就会问：“这是夏经理家吗？”当回答完后，问对方：“你是谁？”对方就说：“我是夏经理的老朋友，想改天拜访他。”
由于夏天在湖贝支行工作期间，家庭住址是开放的，自己的部下在春节后都会受夏天邀请到家里来唱唱卡拉OK、喝喝酒什么的，压根儿就没有像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信贷人员那样，总是瞒着住家地址以提防什么人或什么事。因此，樊婷、夏天收到这种电话也不在意。
五月十一日下午，夏天刚刚进完货回到家里，一个类似的电话又打进来了，夏天拿起电话“喂、喂、喂”了几声，对方就挂断了。
夏天放下电话，嘟( 危险啊孩子 http://www.xlawen.org/kan/861/ )
有趣的是：后来，市民银行党委顺利评上了先进党委。但是，市里收集到的一些群众反映却转到了有关部门跟踪调查。
真是应了古人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市民银行不当先进还没有什么事情，当先进的消息曝光后，问题接二连三的浮出水面。首先，那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口无遮拦、嘴快鼻快的行长黄鹿被市纪委立案调查，据说是因为经济和作风问题。接着，市监察局和人民银行联合对一些境外洗钱的地下钱庄与关联银行立案查处。当查到胡辉所倚重的周易咨询应用中心时，那个声称可以看风水、测天象、断未来的易大师，偏偏对自己的晦气预先竟然一无所知，栽了一个大跟斗。这小子以涉嫌经营地下钱庄扰乱金融秩序罪和洗钱罪嫌疑被立案查处后，心里想：“俗话说：死老头不如死老丈人，我衰到家了，临死也要抓一个垫背的。”于是，他倒是痛痛快快地来了一回竹筒倒豆，把数年来与胡辉一起相互勾结，套取大量现金用于黑市换汇乃至洗钱的全部活动说将出来。这样，监察部门便来到市民银行纪委通报案情，并要求市民银行跟进协助查处胡辉涉案的情况。
市民银行的黄鹿和胡辉两案相继曝光，对申一枫来说，并不是好事。至少在市领导的眼中，他这个一把手多少有些不称职。这样一来，一年多来他着力营造的政治秀，便是越秀越黑了。对他日后的政治前途，无疑将产生消极影响。
随着洗钱案调查的深入，胡辉所谓“优秀行长”的画皮被一层一层地剥掉，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早在某国有银行当支行长时就开始参与套现涉嫌洗钱的胡辉。正当该国有银行开始对他采取组织措施时，他才招摇撞骗来到市民银行，与申一枫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把湖贝支行闹得天翻地覆。此时，胡辉已经知道易大师被盯住了，他在心悸之余，故伎重施，想像上次从国有银行脱身一样，来个金蝉脱壳，便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找到申一枫，请求放他一马，要求离开市民银行。
申一枫冷眼看着这位让他心烦的部下，冷冷地说：“你整了一大堆事情出来，是可以一拍屁股走人。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走了，我怎么向市里交差？”
就这样，申一枫和胡辉“师徒俩”都想离开市民银行，一个盼望着市里哪个正局级岗位出缺进补，而另一个则担心因为已经涉案可能会成为阶下囚而不得不提出离职。但是，他俩都仍在市民银行烦着自己那颗不安份的心。
看官：依小的说，该当他们心烦。这申一枫独断专横、刚愎自用引来胡辉，有点像臧晋叔笔下的包公的随侍张千，嘴尖皮厚腹中空。小的将臧晋叔的元曲稍作引伸，当年包待制嘴上溜出的“金口玉言”倒成了对他们师徒二人的绝好写照：
小丑终无胆，猕猴怎坐禅；
急病乱投医，引狼入房间。
第三部 176重返娘家为交党费，作业泡茶感叹嘘嘘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夏天夫妇经营花店也快满一年了。一年间，业务发展得不错，附近的平安保险公司和华南汽车展场的不少固定客户群相继形成。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零售花店，居然在批发商眼中也争相抢夺供货。这样，花店的工作量也是大幅增加。
当初请来的方延平是一个穷苦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曾经在深圳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又回家体会过家里的穷困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重新来到深圳后的一段时间，工作十分努力，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勤快、主动，夏天夫妇也比较满意。
一天上午，方延平上班后开了店门，接了一个电话，便独自一个人哭了起来。渐渐地眼睛红肿得像小核桃似的，稍带着鼻子也红得有点可爱。
在方延平哭声停止后不久，夏天正好来到店里，看到哭丧着脸的方延平，问道：“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
方延平又开始边哭边说：“我老家的猪死了两头，唔唔……”
夏天对她说：“猪死了，就死了，哭什么？大不了寄200元回去不就行了？你们湖南不是有句土话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娘要嫁人了都那么随便，猪死了，要那么伤心吗？不要哭了！”
后来，夏天跟樊婷说起这件事，樊婷说：“她家里穷，两条猪是大件事了。这个月，我送她一套衣服吧，让她个人的开销小一点。”
……
在花店的业务量上去以后，方延平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姐姐方延英。在电话里，她除了肯定在深圳的生活很习惯，毋须家姐操心外，语言中流露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端倪。
方延英知道自己妹妹的秉性，知道她不踏实的毛病又犯了，应该提醒妹妹注意。于是，方延英除了在电话中及时提醒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方延平。
她在信中说：“妹妹：我俩虽为同一对父母所生，但是姐妹俩性格迥异。当初，我到深圳在大姨家打工，看到吃得好、住得好，大家相处得好，我的心很快就与他们一家人融汇在一块。但是，后来在我的要求下，你也过来了，就怎么也感化不了你，导致大姨家对你并不满意。姐姐是离家出嫁的人了，按理说教育你是父母的责任，但是，我那天听了你的电话，一种爱妹妹的冲动不得不让我拿起笔，要给你写信。
妹妹：姐姐出嫁后，在一家石场打石，整天劳动比你更累，但是，我现在吃的、住的，一定比你差。你这次重回深圳，是在母亲卧病在床、借钱无门的时候试探着打电话问大姨，大姨给予的特别关照。正是因为阿姨、姨丈破例提前给你钱，母亲才有钱继续治病。你在阿姨家打工，一定要改掉以前在大姨家打工时的毛病，做任何事情都要厚道，要对得起阿姨、姨丈，努力帮阿姨把生意做好。只有你答应姐姐的要求并做到了，做好了，姐姐才能安心……”
方延平看了姐姐的信，也在思考着。
一天下午，夏天与韩小妞聊了一次电话，得知王显耀被总行重新安排了工作，到了宝安路支行当了一名高级经理。按照市民银行改革后的管理体制，高级经理是既有别于行政职务，而又不同于经济师之类业务职称的行内自定的业务系列职务，其工资等级相当于支行副行长。也就是说，王显耀复出后是被降级、降职使用的。
夏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觉得在老领导不得志之时，打个电话问问安也是人之常情。这天晚上，夏天把电话打到了王显耀的家里。两个老同事，在一番寒暄之后，聊到了王显耀新的工作岗位。
王显耀在电话里说：“你还别说了，这个只领钱不管事的‘高级经理’，还是我反复向总行要求工作才让我干的。我在这个支行上班几个月，也是看了几个月。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责任，但是，看到他们要收回一万元旧贷款回来，也比登天还难。看到他们当行长的难过日子，我的心里也难受，好像比当初我们俩在湖贝支行搞‘两清’时更辛苦。”
夏天说：“当初，我与你配合，相互补位。你是知人善任，我是任劳任怨，确实做好了湖贝支行清收旧贷款的奠基性的工作，工作进展和节奏都是控制在自己手中。甚至胡辉来后，我还有信心再完成个上亿元的清收实绩回来。谁知道，在他们的一番折腾之下，这种设想变成了空想、梦想乃至幻想。”
王显耀说：“胡辉这小子是不行的，根本是新官不理旧帐的做法。试想，市民银行丢了旧帐，还是市民银行吗？况且，他一控制住局面就参与洗黑钱，完全是唯利是图，想着自己怎么发财。现在正被监察局立案查处。总行任用他后出的问题，也说明了申一枫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夏天说：“现在的湖贝支行就像刘备死后的蜀国乱局一样，辜负了当初我们的一片苦心。这帮人跟刘备那昏庸无能的儿子刘禅可以说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真的是气死人。这情景，就像温庭筠在《过五丈原》诗中说的一样。”
夏天接着在电话里吟出两句：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这时，王显耀关切地问道：“听说你开了一个饭店？”
夏天说：“当初，与几个同事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开饭馆也是考虑的范围之一。为什么呢？俗话说：不熟不做。我这个人除了您已经知道的本事外，还有两个专长都与我当过人秘股长有关：一个是会做菜，我不吹牛，广东省的一个现任副省长都吃过我做的菜，您信不？另一个是对养花种草有点基础。后来，我选择了与养花种草有关的行当——开了一个花店，当了一个卖花汉子。哈哈哈！”
王显耀酸楚地说：“可惜我这个高级经理也是走走看看的官，没有权，不然，我俩可以重新来过。”
夏天说：“当初，我没有把人事档案调走，本指望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看来，我是剃头推子一头热，空留期盼。”
王显耀安慰说：“老夏的能力我是了解的，养生糊口对你没有什么困难。这样吧，我们以后保持联系？”
夏天说：“好的，谢谢您啊！我们相处了四、五年，对王行长您的人品有很深的印象。你也要多保重。”
2001年3月的一天上午，夏天为了向党组织交纳党费重返市民银行湖贝支行。而此时，湖贝支行已搬入新址办公：营业部在一栋高层建筑的一楼租了近100平方米的铺面，而其他办个室则设在该栋高层建筑十余层。这种考虑主要是为了节约租房费用。
夏天来到办公室，在诺大的信贷办公室周围列着行长室、副行长室、办公室、机要室，在信贷办公室坐着的只有李国兰一个老部下和原来的机要员韩小妞。夏天跟与原来工作时一样热情的韩小妞打过招呼，把眼睛移向李国兰时，李国兰低下头，避开夏天的眼神。夏天看在眼里，便不理她，转而问韩小妞道：“最近一年可好？”
韩小妞大方地说：“没有什么好不好，我不在办公室了，在信贷部搞营销，存款任务难完成哪！夏经理，你关系多要帮帮我。”
夏天问：“怎么不见去年的那些人呢？都走了？”
韩小妞说：“当初你一走，高尚就调回总行去了。汪洋下到营业部被降了工资，申平和小刘等三个随存款大户来的，已经到了水贝支行，这里没有多少个是你认识的人了。存款也走得差不多了。哎，你今天来干啥？”
夏天说：“我今天来交党费，顺便想调档案，还想请你帮忙办一下呢！”
韩小妞说：“谢统办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看看胡行长能不能帮忙办理一下，省得你走来走去。”她说完，敲开胡辉办公室的门，进去了。不一会儿，胡辉随韩小妞走出办公室，来到信贷部大厅。
夏天看这时的胡辉，一身没有熨好的西装挂在身上，头发也显得松乱，尽显邋遢。两个脸蛋的赘肉泛着红中带黑的颜色，好像从两颧挂着松弛下来，凸显这小子酒色过度而又心事重重的焦虑心态，完全不是去年述职时春风得意的派头了。
当胡辉的眼睛有点善意地与夏天对视时，夏天不卑亢地与他打招呼：“胡行长，我今天来是想把我今年的党费交了，谢统办不在，你帮我代收一下？”
胡辉说：“对，谢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帮你代收一下吧，他回来后我转交给他。”
这样，胡辉代收了夏天交来的党费，并在党员手册上签上了胡辉的大名。
夏天重新走出信贷大厅，交办韩小妞在谢统办回来后，帮助自己办理档案调动手续并到总行把档案调出，韩小妞愉快答应。
正当夏天交办完相关事项，准备离开的时候，副行长室的门开了，陈作业好像知道夏天的到来，脸带笑容，对夏天说：“老夏来了？老朋友来了！”
夏天说：“是，过来交党费。”
陈作业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到我办公室坐。”
夏天稍显矜持地跟在陈作业后面，到了他的办公室。坐下后，陈作业问道：“怎么样，出去以后还好吧？”
夏天平静地说：“还行。你呢？我看那么多熟悉的都走了，过得还顺吧？”
陈作业说：“有什么顺不顺，不让我管，我就少管。偷懒谁不会？我也是今年要走的了。你现在在什么单位？”
夏天没有正面回答陈作业的话，而是说：“我委托韩小妞帮我办理档案调动手续，那里有档案接收函。”说完后，又问了一句：“怎么样，胡辉的手段和心计有认识了吧？”
陈作业灰心地说：“管他呢！我也就呆到年底，说不好还呆不到年底就要离开这鬼地方了。让他去动心思吧！”
在与陈作业的交谈中，夏天总是感觉他在颇有心计地提防着自己什么。夏天想：“陈作业与王行长相比，不愿意用心交友，为人处事比王行长差远了。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多聊无益。还是到我的老部下关广军那里去聊吧！”
于是，夏天起身与陈作业道别，到了电梯间后，按了十五楼的楼层，来到广东发展银行一个支行的办公室。在这里，与他曾经的老同事关广军、刘小强、张青松聊了个痛快。
十天以后，夏天打电话给韩小妞，问她帮忙办理的调档手续办妥没有？韩小妞回答说：“不好意思，夏经理，我有心给你办，但是，谢统办跟行长商量后说：‘他还有事商量，叫他打电话给我。’看来，要你亲自跟他联系才能办妥。”
夏天说：“他说了什么理由吗？”
韩小妞说：“这个倒是没有，不过你打个电话给他吧！”
夏天说：“抓着我的档案就可以让市民银行出效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谢统办也是，有事情要主动找我，还要我打电话给他？胡闹！档案不调了，就在市民银行放着！让他们给我保管。”
原来，夏天在1999年底写给总行领导的信，曾在总行副行级以上干部中传阅。当时，有三种态度：
一种是以申一枫、黄鹿为代表的意见：冷处理，看胡辉的作为。如果身为支行长的胡辉能把湖贝支行的一片天都撑起来，一个夏天的去留有什么了不起？
另一种是沈荣这种正直的纪检监察干部出身的人，眼里不能揉沙子，当听到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被人整得丢了饭碗，还不让人再找碗饭吃的时候，一种北方汉子的刚直情怀跃然纸上，那真是怒从心上起，恨向胆边生，愤然提笔批示，让夏天顺利调出。
而看过此信的另一批副行长们，虽然深知几年来夏天在湖贝支行协助王显耀工作所起的关键作用，奈何不是自己当家，少管为妙。这就像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约定俗成的客家山歌唱的那样：
矮膣嫲——
钥匙在门脚下；
奈何不是姑子当家，
要是姑子当家，
你快过来喝茶！
因此，他们虽然看了夏天的信，但一个个噤声不得，生怕自己沾上是非。
但是，随着市民银行行长黄鹿出了问题，总行业务工作的重担更多的落在了沈意民副行长肩上；尤其在他主管的“三清”工作方面，每当他看到湖贝支行的“两清”（湖贝支行的拆借已经清完，所以比别的行少了一清）工作毫无起色时，他更多的是想起了王显耀当行长的时候，也想到了罗文虎跟他提起过的夏天的事。他不止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把一些有作为的人轰走，是造成市民银行清收工作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一些支行的领导班子更替以后，不能善待他们呢？”
这种风吹多了以后，胡辉看到自己江郎才尽的境地，便不愿转出夏天的人事档案了。
而夏天则始终没有主动与湖贝支行的谢统办通电话。
半年之后，工作不顺心的韩小妞也托人找门子离开了湖贝支行，调到田贝支行继续当她的银行信贷营销员。
2002年4月上旬，夏天再一次来到湖贝支行交纳当年的党费。
这时的湖贝支行领导班子，除了胡辉仍然当他的行长外，陈作业终于被调走，来顶替他的是原来在总行资产防损部的总经理助理陈山石。
陈山石是在胡辉名誉扫地要求离开市民银行而总行的头儿不肯放他走，由此他便无心做事，又把经营业绩差的原因一个劲地归咎于旧贷款多，导致支行经营积重难返的时候，总行作为加强支行班子建设而被派往湖贝支行的。他的到来，大有重新开拓旧贷款清收局面的势头。但是，他在总行务虚的环境下呆了几年，讲的不可谓不多，但做出的有成效的工作却很少。通常讲到旧贷清收，他总是离不开派人审计、申报诈骗、申请企业破产这三板斧，就服务社的老贷款户而言，贷款时间差不多近十年了，不想还贷款的企业，不少早就关门歇业、溜之大吉了，你却来个申请破产、派人审计，真有点画蛇添足之嫌！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却说这天夏天来到湖贝支行信贷办公大厅，只看见李国兰一人，夏天与她打过招呼，直接往谢统办的办公室走去，向谢统办说明来意，谢统办说：“时间过了那么久了，过期了。”
夏天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交了一年党费，胡辉直接经办的，怎么说过期了？我心中想到党组织，找上门来交党费，是热爱党的表现。”
谢统办说：“我问问胡行长。”说完，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便往胡辉办公室走去。
这时，夏天与李国兰聊起近一年的事情，“硕果仅存”的李国兰也是颇有伤感，但不敢多说。两个眼圈似有些许红润。
夏天看在眼里，在脑海里搜索一阵，一对名句终于套在了这位胡辉当政后“硕果仅存”的旧部李小姐头上。
看官要是觉得好奇，问是哪两句？只听得夏天喉咙里叽哩咕噜得紧要，那秦观《春日》中的两句便夺腔而出：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这时，谢统办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从行长室走了出来，夏天迎上前去，问道：“怎么样？”
谢统办说：“我帮你代收吧！省得你多跑一趟。”
夏天办完手续，谢统办也没有再提人事档案的事。夏天走到信贷办公厅，与李国兰挥了一下手，来到电梯间。
在等电梯下楼的当儿，夏天心里感慨地吟道：
独上高楼思渺然，人流如水水流连。
侪辈同僚今安在？车马冷落忆前年。
第三部 177心存歹毒呈报诈骗，夏天举证沉着申辩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故事还得说回2002年春节前后。
话说原拟见异思迁的方延平，在被其姐姐方延英写了一封信教育一番后，确实又踏踏实实工作了几个月，业务水平也精进不少。虽然有不少小毛病，但樊婷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并从衣柜里选出一批合身的衣服送给方延平。
很快到了教师节，方延平在送几束花到市卫生幼儿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文精进的湖南老乡；这位同样是在农村长大，家境贫寒，没有读多少年书的小伙子，长有一副善于说话的嘴巴和一个让人羡慕的身段，见到方延平后，也就那么甜甜的几句话，双方留下了电话号码，建立了交友的渠道。
后来，在电话中一来二去，竟然成了每天不谈不休，比亲爹还亲的朋友。当然，方延平不愿意跟夏天夫妇讲的话，都愿意跟文精进讲。当她向文精进提出，在花店打工太累，想换一个当文员的单位工作时，文精进好像无所不能，答应尽快给她挪窝。直说得方延平心花怒放，恨不得将心掏出来让他咬上一口。
这事说归说，等到过了2002年春节还没有什么音信，方延平埋怨文精进只有嘴上功夫，光说不练，中看不中用。文精进则信誓旦旦地说，不出两个月，保证给她好消息。
三月二十二日，方延平像往常一样准时上班、开门，忙活了一段时间后，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她接了电话知道是文精进打来的，忙用湖南话对答着。过了一会儿，她用异常兴奋的声调说：“谢谢您啊！真的很感谢！”
而这一天，正是一年多以前方延平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的当天向樊婷要求预付工资给母亲治病的日子，后来，每个月就以这天给她发工资。
上午十点钟，樊婷将当月工资悉数发给方延平，她收妥工资后，向樊婷提出辞工，明天就要离开。
樊婷卒不及防，问道：“是不是做得不开心？”
方延平说：“不是。”
樊婷又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方延平说：“我都长那么大人了，自己想出去闯荡一番。”
樊婷又问：“你是找好了单位，还是走出去才找？”
方延平被纠缠不过，说道：“我的一个老乡帮我在浙江温州找了一个化妆品公司的文员工作，先搞驻店推销。我明天就走。”
樊婷说：“你要离开我这里，事先跟你家里联系了吗？”
方延平说：“还没有。”
樊婷说：“你也是大姨介绍给我的，一般来讲，你不做了，要提前一个月告诉，让我们好找人接替，这样才比较厚道。最好提前十天也可以，你说呢？”
方延平执意要离开深圳到温州发展，一定要明天离开。
夏天夫妇无奈，总结出一个教训：跟这些人打交道，不能仁慈，手中要有掌控得住他们的东西，否则，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后来，夏天翻开《深圳特区报》，一条像火柴盒大小的广告映入眼帘：“桂钟家政帮你忙，康泰楼上好商量。电话：0755－24×××××。”
夏天说：“康泰城离我们近，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上，方延平连早餐也不愿意吃，就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夏家赶往温州。几天后，令她特别失望的是：她这个名叫文精进的老乡是把她送进了温州的一家有点规模的发廊，所谓化妆品住店推销员，其实就是住在发廊的洗头妹。她到了温州才知道，当洗头妹的规矩与深圳并没有大的不同，完全是由本人接客多寡而计算提成的，与她在深圳当店员，旱涝保收完全是两码事。
她在温州呆了不到十天，很想回樊婷家打工，便打了个电话到花店，发现已经有人顶上了，心里不痛快，还在电话里挑唆了几句。半个月后，这位一山望着一山高的方小姐，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南株洲当她的农民去了。
却说樊婷夫妇在方延平离开的当天上午来到位于南国大厦的桂钟家政公司，了解到这是一家广西钟山县到深圳设点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家政公司，介绍的人是清一色广西本地人。她们来到深圳后，一般会组织简单的培训，并安排到人才中心参观，目的是让她们感受在深圳找工不易。
夏天对他们不同于其他家政中介公司的做法很感兴趣，与樊婷商量后，决定就在这里请人回去。于是，樊婷跟他们的业务员梁小姐说：“我是开店要请人，要求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年龄相对比较小的，给我物色几个让我们挑选一下。”
梁小姐说了一句：“好的。”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叫她们到前面来，接受东主挑选。
夏天看了走上前来的几人：一个把手指甲涂得红里透黑，显然不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只问了她的文化水平，便排除了；另一个在面试时两个小眼睛忽闪忽闪得紧要，凭经验判断，此人诚实不足，调皮有余，不适宜单独看店；还有一位小女孩可能小时候家里太苦了，以致现在仍然面黄肌瘦，毫无血色，忧愁写在脸上。夏天也认为她没有财气，不能用。
一轮调选后，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樊婷看了整个大厅，发现坐在后面的一个小女孩正腼腆地看着这招聘的情景，便对夏天说：“后面那位穿白衣服的小女孩怎么样？”
夏天看那小女孩有十五、六岁年纪，脸上皮肤长得比较白皙，在整个大厅里还算是比较清秀的，但稍有点忧愁挂在脸上。夏天说：“可以问问。”
于是，樊婷向梁小姐提出：“叫后面那个小女孩过来问问。”
梁小姐说：“那个是昨天下午被人招聘的了，今天下午就要走的。”
樊婷说：“你这里这么多人，看得上眼的还真不多。她要是能来，我们问一下话，合拍的话就要她了，要不然，不在你这里招人了。”
梁小姐一听，马上对那小姐说道：“罗小丽，你来一下。”
罗小丽走到前边，朗声说道：“她是初中生，刚到深圳。”
夏天问道：“你愿意看店吗？”
罗小丽说：“愿意。”
樊婷说：“看店要跟钱打交道，你怕吗？”
罗小丽说：“不怕，我从小就跟我母亲到镇上卖过菜，我的口算还很熟。”
夏天听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加上脸上也稍显忧虑，不尽满意，但是，举目四望，再也没有出其右者，便对樊婷耳语了两句。于是，樊婷提出带罗小丽走。
办过了手续，罗小丽跟在樊婷夫妇后边，下了电梯，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平日里在老家难得一见的轿车，来到了樊婷家。吃过午饭，樊婷安排罗小丽冲凉、洗头，打扮一新后，带她到店里开了门，交办了注意事项，准备明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正式上班。
却说初出远门的罗小丽对于能不能当好营业员心里并没有底。原因有几点：第一，她只有小学文化，招聘时梁小姐朗声说她是初中毕业，与其说是讲给夏天夫妇听的，倒不如说更是讲给罗小丽本人听的，那是梁小姐要成就罗小丽应聘营业员。但是，罗小丽到了店里，听了商品介绍，当这个店员不像卖菜那么简单。一是品种不少，二是在组合花束时，要根据每天的时花价格一项一项计算出货款的。一时间，畏难情绪在脑子里打转。第二，她来深圳时，母亲给了她200元钱，在桂钟家政住了半个多月，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家政公司押着，经济上也不宽松，要是不能胜任这工作，那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了。这样，到深圳一趟，不赚反亏将导致家里经济更加困难。第三，以十五、六岁刚出远门的际遇，离开家里时间越久，想念父母、奶奶、弟弟的心情便越迫切，恨不得今天就回到家里。
刚开始时，罗小丽在樊婷家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由于装着心事，情绪并不显得有多快乐。这种不快乐，毫无遗漏地写在她的脸上。而夏天恰恰是对充满愁容之人甚为反感的人。在罗小丽应聘时，就对她的忧愁和声音小有不满，而现在看到整日里满脸愁容的她，更是心生反感。于是，不断敦促她要用心学业务，不要老想着家里，并要求在三个月内熟悉业务。
整日里想着家的罗小丽并不把夏天的劝说当一回事，仍在神情恍惚地应付着买卖。
一天，有一个客户在她的手里买了一套花盆，提出可以拿回来调换，但是，在夏天接班时并没有交接清楚，导致从不换货的夏天与这个客户发生了口角。这时，罗小丽刚到店里，夏天便板起脸孔训斥了她一顿。
罗小丽不敢吱声，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晚上下班后，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一位小姐来买一个大花盆和一包培养土，共30元。说好了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换。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姨，但忘了告诉叔叔。到了晚上叔叔换班时，这位小姐真的拿来换了，叔叔不知道事情经过。当时，我刚好来到店里，叔叔就当着客户的面说我，脸上臭臭的。他说：‘你要做就要做好，不做就可以走！’他的话刚刚说完，我四姐打电话来了，我接了一下放下来，不敢跟四姐说这件事。但我的心里十分难受，放下电话后眼泪止不住流出来。”
罗小丽挨了一次训，人也学乖了，自此十分认真对待工作，加上她在品德方面过得去，看得出来，在家里也是教育得好的，以至夏天夫妇完全放得下心。不少时候，就由她一个人看店，一般闲时，不用樊婷他们多操心。左邻右店的人也对她评价不低，认为樊婷终于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店员。
却说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任职区间也到了冲刺的关头了。原拟做好政治秀，争取更上一层楼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市民银行在市里评上了先进党委后，却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黄鹿栽进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许事情还没有完。
“这就跟当年第一次评职称一样，评上个助理会计师，被人揭透了一生的伤疤。”申一枫在心里慨叹道。
说起来也难怪申一枫有这般感叹。
在深圳刚刚筹建特区时，申一枫还在湖北一个县的财政局企财股当股长。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始了第一次职称评定，而按当时红头文件规定，这种职称是可以按工龄年限将配偶、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居民粮户口的。因此，利益上的关系导致职称评定的竞争十分激烈，而申一枫任职的企财股正是评审工商企业财务人员职称的关键部门。一场职称评审下来，不少笑话、牢骚怪话便不乏于耳。申一枫感叹的那句话，就是当年一个曾经当过右派的资深财务人员评上助理会计师后发出的感叹。
申一枫的思绪回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现实当中：自从自己从1997年中旬到市民银行当一把手以来，也有四、五个年头了，这些年要是死抠经营指标，那是乏善可陈；原指望串串门子，拉拉关系离开市民银行，又被市里的主要领导堵了退路，放下话来说：“连市民银行都搞不好；还指望调动？”接下来，自己冒着风险做了几场政治秀，眼见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冲刷得焦头烂额。而现在，五年任期将满，到了“是驴子是马该拉出来遛遛”的时候了，要么升职或平调，要么就地免职或惹上官非，没完没了。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呢？
申一枫左想右想，要对我做评价，首先是民主测评，要全行来个一人一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组织全行的支行长以上干部来投票，自己胜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后，来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现在突击提干会遭人诟病，不如来个取消支行以下机构，通通升格为一级支行。这样，少说也能提升上百个行级干部。他们被我突然提起来后，还不对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赞成票？对！就这么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钱。”
几天后，市民银行对所属下属二级机构提升为一级支行的文件下发了，文件规定：原在支行下属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任职的负责人自行升格为支行副行长，至于正职和需要增加的副职，另予考核任命。云云。
一时间，二级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的负责人皆大欢喜。
看官：本书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两个在欢喜之列：
秦现虹，这位当年在湖贝服务社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办不下来时走马上任，凭自己软实力使服务社得以开业，并凭借该功劳坐上服务社二把手的五尺汉子，在经历了市民银行接管后被免职，尔后再活动，再被任命降职使用；接着又在竞岗中被免职，再经活动，又在调离湖贝支行的同时担任支行二级机构负责人这样三起三落的跌宕历程之后，终于又在他的起点——副行长位置上呆着了。他看过这份文件后，从他那办事处副主任的大班椅上站起来，猛的吸了一口气，然后全身放松，两腿一软，任凭140斤重的身躯呈垂直状重重的落在大班椅上，并发出一声闷响。
隔壁办公的统计员听到这声音，不知道主任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走过来问道：“秦主任，要我帮什么忙吗？”
秦现虹说：“这椅子有点毛病，改天给我换一张新的大班椅。不用跟支行说了，你去买，发票直接给我就行了！”
这统计员应承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秦现虹闭上眼睛，暗忖道：“人们都说：‘人行衰运脸面焦，拉尿时手被小弟弟咬。’这话一点不假，前几年衰运来时，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古丁力的门子走过，黄鹿的门子走过，弄个支行的中层干部当，跟竞聘市长似的，天天晚上为这一官半职费尽脑筋。真是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有想到，现在年近半百了，还从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级的副主任，跳上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长的职务。也就是说，这回没有靠任何说项和工作业绩，连升三级，太意外了！真是造化弄人！”
无独有偶，在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主任谭飞燕看了文件也是心花怒放，满脸喜色。她嘴上喃喃自语：“我该谢谁呢？谁帮我提的官？”
其实，谭飞燕她真的对谁都不用言谢。
她是一个有气魄的女人。在银行里，她是股票炒得最好的人；在炒股票的人群里，她是对银行结算业务最精通的人。她那四两拨千斤的本事，敢于用透支手段放手一搏的大无畏气概，真的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当然，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多少心思放在银行工作上，以致在历年的考核中，她在上上下下的看法中是不怎么称职的中层干部，也就凭着她惯用的“批评接受，思想照旧”的交际手段，一直混到现在。
谭飞燕合上文件，在思考着：“想当年，我从一个营业部副主任，老是提不上主任，而现在，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也不用考核，就说我是副行长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有当行长的能耐吗？有人说，你要是官运来了，就是拆下家里的门板阻挡，也未必挡得住。这回我算信了。”
她对自己说：“我在湖贝支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胡行长来之后才上运的。要感谢只应该谢他。但是，我对他也不薄，该付出的已经对他付出了，而他对我的回报还没有全给，那个周易咨询应用中心的回佣也没有我分文的进帐。这官提了，就算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也算我命好、运好，俗话不是说了吗：‘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谁让我命中带了官财？”
看官，谭飞燕感叹自己命好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要说她做没做出成绩便当上了市民银行一个支行的副行长，就说她当年被她的老乡邵敏一边用他那靠右的“咸猪手”搂着她的细腰来到南方大酒店，一边用左手按了按他自己的胸部，录下的几盘炒资金时讨价还价的录音带，要是一曝光，任由谭飞燕就是有飞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市民银行找到她的立锥之地。但是，好运气始终罩着她，听过这几盘录音的夏天和王显耀，虽然对谭飞燕的评价不高，也对她的石榴裙不感兴趣，然而，始终没有对外、对上说出个中乾坤，以致这小妞还在升官的道路上忙碌着。
如果说，这不是运气，那是什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很快到了2003年春天，湖贝支行的领导班子成员胡辉、陈山石因为两年来工作业绩不佳，受到总行前所未有的压力。而此时的申一枫也成了昨日黄花，在全行员工中，口碑不佳，面临四面楚歌，使不上什么劲了。
这两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助公安部门帮助他们清收旧贷款。
怎么个帮法？小的还真不便多插嘴，你就耐着性子，往下看吧。
到了这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夏天的住家电话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常是由市话通打进来的电话。当夏天接时，对方要么称自己是电信公司的，要么是推销什么业务的，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而当樊婷抑或是别人接时，对方就会问：“这是夏经理家吗？”当回答完后，问对方：“你是谁？”对方就说：“我是夏经理的老朋友，想改天拜访他。”
由于夏天在湖贝支行工作期间，家庭住址是开放的，自己的部下在春节后都会受夏天邀请到家里来唱唱卡拉OK、喝喝酒什么的，压根儿就没有像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信贷人员那样，总是瞒着住家地址以提防什么人或什么事。因此，樊婷、夏天收到这种电话也不在意。
五月十一日下午，夏天刚刚进完货回到家里，一个类似的电话又打进来了，夏天拿起电话“喂、喂、喂”了几声，对方就挂断了。
夏天放下电话，嘟( 危险啊孩子 http://www.xlawen.org/kan/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