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现此种见解并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可以说疏于对秦岭地理特点的了解，拙于山地作战，是曹操两次西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说，假如曹操占领汉中后集重兵一举攻下蜀中cd平原，显然三国历史将会重新改写。历史上自关中攻打蜀地很

    少有成功者，就在于长于平原作战的北人很难适应秦岭山地特殊的地形，在此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三国魏蜀争战的事实表明，秦巴山地的军事地理作用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略进攻难度与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自南向北，秦岭是有效的天然掩体；自北向南，秦岭则往往是一大很难逾越的天然险阻。

    当然，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制约也是辩证的，秦岭天险一方面成功地屏护了汉中盆地与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时也为诸葛亮北伐制造了粮草运输的致命困难。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六出祁山战役有四次是因为秦岭栈道交通艰难，粮草难继被迫退兵。即使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也在北伐实际中难以奏功。有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北伐之所以屡屡失利，在于用兵过于谨慎，绕道迂回祁山进军，而否决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军事奇策。实际上乃不谙熟秦岭诸栈道地理交通路线实际状况而作的评论，且不说褒谷至子午道之间并无横向间道支线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经逼近长安郊区，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汉疲惫之师在魏军以逸待劳的防守下，也很难克敌致胜。而走祁山一线，地势较为平坦，陇西天水郡又是东汉以来著名的产麦区，当地杂居的氏、羌又向来与曹魏不和，可资利用，因此诸葛亮选择出兵祁山，自渭水上游向东推进，进逼关中，以求缓进取胜，不失为可行之策。当然这样一来，战争进程较为缓慢，很难短期见效。对诸葛亮来说，也实为两难选择。但无论如何，秦岭在蜀魏之间出现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峙格局中作用甚大。实际上一直“具有直接而强有力的划界作用”，因之也就成为两国的天然军事分界线。

    气候因素。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动乱与气候寒热波动有一定函数对应关系，也即历史上寒冷期易发生民族战争、疫病流行与社会动荡。而军事战争的发生和成败与气候因素无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在秦末陈胜、吴广农民暴动、明末陕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法国拿破仑滑铁卢战争等历史战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证了的。三国时期气候处于中国气候学史上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来较为温暖的江南地区也常常出现严寒天气。黄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广陵(扬州)视察水军演习，因淮河结冰受阻而返。《三国志·魏志》卷二《文帝纪》云“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族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还”。此乃有史以来淮河历史第一次结冰的记录。《三国志·吴志》卷二载孙权赤乌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区“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孙吴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带也出现降雪“大寒”天气，致使孙亮下诏“大赦”(《三国志·吴志》卷三)。甚至在孙权嘉禾三年(234)，出现“九月朔，陨霜杀谷”的奇寒低温。南方如此，北方的寒冷自不待。但三国时期的气候特征却并非完全干冷，是以寒湿交替状态出现的。在中国西南地区，寒冷期中降雨量并未减少而有增多趋势。三国时期寒冷多雨的气候对魏、蜀、吴间的战争成败也具有典型的影响。如曹**后，曹魏继续发动对蜀汉进攻，建兴八年(230)，“司马懿由西城，张合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在丞相亮于城固赤阪严阵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绝”，结果“真等皆还”(《三国志·蜀志》卷三《后主》)，蜀汉的国家危机暂时得以解除。多年以后，曹魏方面还有人提及这次因阴雨导致的军事行动的失败“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悬)乏”，因而被迫退师。此外在赤壁之战、钟亭之战中，曹操、刘备的失利均与气候不适有关。

    三国时期的疾痊及影响。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高峰期，寒冷的气候，频繁的战争，常常引发瘟疫流行。而瘟疫反过来又对三国时期的宗教、军事、经济乃至社会心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古代文献所记载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传染病，其致病机理、病种类别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证清楚，但其作为一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长期存在却是无疑的。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疾疫也常相伴随，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疾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对三国军事的胜败与人口的减耗关系甚大，这样也就相对延缓了战争进程。著名的赤壁大战，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曹军最后一败涂地，除了士兵不习水战外，军中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