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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胜之十分感激，连忙保证，自己一定兢兢业业，这次咱们不说大话，不乱搞什么亩产百石的赌约……
“赌还是要赌。”
任弘却道：“籍田令之事你也一并做了，每逢开春，天子要带着皇后及百官，在宗庙社稷之田行籍田礼，当然，只是推一推犁而已，这田地还是要交给籍田令来管。”
“届时，便安排你从西安侯国带来的人，将天子亲耕过的地，用区田法加熟粪耕之，不计成本，等入秋时，也弄个亩产十四五石出来，可能做到？”
“能！”氾胜之再度立了誓，却不明白任弘为何要如此，他不是在西安侯国证明过了么。为何关中也要搞投入远大于产出的试验田？
技术人员果然不懂如何运营和推广，任弘笑而不言，心中却道：
“关中一般良田亩产不过四五石，儒生们连禾生双穗也是能当祥瑞的，看到亩产十余，还不得争先恐后吹嘘丰年，等到出征匈奴时，就不好说什么天下五谷不登了。”
“再者，大将军时关中多旱，籍田都会欠收，若亲政之后，天子所籍之田得粮十余石，那皇帝是不是特有面子？”
……
任弘特地调来大司农的第二个人，叫耿寿昌，三十余岁年纪，乃是巴郡人，口音很重，好在将任弘养大的夏丁卯也是巴蜀人，还算听得懂。
而一抬头，任弘发现，耿寿昌居然是斗鸡眼。
这个特征估计没少被人嘲笑，甚至影响到了仕途，耿寿昌连忙低下头，看到了任弘刚刚授予的银印黑绶，心里有些激动，但更多是迷茫。
跟苦等了快六年的氾胜之不同，耿寿昌与西安侯素未谋面，在他接到调令，让他入京为“太仓令”，主持天下仓禀之事时，虽然心中喜悦，却也不明白，高高在上的大司马卫将军因何看中了自己这个郡仓曹掾。
任弘道：“我看过你提议在边塞设常平仓的奏疏。”
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奏疏石沉大海，没想到西安侯竟知道！
任弘是从尚书台翻出来这奏疏的，当时大将军霍光病笃，朝政耽搁，故耿寿昌的提议没有引起注意：“你奏请说，应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
这一提议是与对匈战争筹备相适应的，调集十几二十万大军，外加几十万牲口的军事行动，人吃马嚼消耗巨大，边郡根本承担不住，而若是设立常平仓，提前几年就开始囤积粮食，到时候就不必一次性发动那么多民夫千里挽粟了。
任弘让耿寿昌细细说说他的计划，耿寿昌便低着头讲了起来，声音有些紧张，大概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官。
“天下水旱无常，一百余郡国，一些地方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甚至有每石八钱者，农人少利。不如由大司农出面收购谷物，一来让百姓不至于血本无归，能赚点钱交赋税，二来，也能获得谷物，派役夫运往边塞囤积。”
“此外，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不如从近处三辅、弘农、河东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听得出来，这是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法的延续，《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桑弘羊将其总结成了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看来这耿寿昌《管子》学的不错，这本书相当于大汉的《国富论》，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重点是“轻重之术”，国家以商人姿态直接进入商业领域获取经济利益，只要学过的人，都成了醇儒口中的“功利之辈”。
说到这，看耿寿昌有些紧张，任弘停下谈论公务，而说起他的兴趣来，在征调此人前，任弘是派人细细打听了解过的。
“我观巴郡上计，里面说你善于计算，能商功利，长于运筹，还在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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