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力：把握生命的转折点

越觉得他说的话有意义。他就像一个卑微的基督徒对不信宗教的哲学家说话那样跟我说话，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早期的传教士或犹太教预言家在跟一个有教养、聪明的，却略带狂傲的异教徒在说话。”

    将弗朗西斯·纽曼那样的人同他的哥哥约翰·亨利·纽曼那样的人相比挺有意思。著名的《歉意》一文中说，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转折点。无独有偶，宗教历史亦是如此。

    “当我一个人独坐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宗教观的形成不是靠很多人，而是靠了少数人的努力。宗教不是死去的人总结的，而是活着的人提出的。”我嘴里重复着在学校期间经常说的那句话“在前人的基础上我继续努力”。这句话听起来特别亲切。此刻，我曾经特别喜欢的那首骚塞的诗《莎拉巴》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此生我是负有使命的。我在给朋友写的很多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如果那些信还在的话，你不妨看看。当我向梦溪诺赫·怀斯曼道别的时候，他礼貌地说希望我们能再次到罗马来。我很严肃地说，在英格兰我们还有好多工作，恐怕再也来不了了。我随即动身去了西西里（注：意大利南部一岛屿，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以西的地中海）。那种宗教使命感越来越强烈，我要为我的使命而工作，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我来到小岛的腹地，在里昂芳登（注：西西里的一个地名）发烧病倒了。我的仆人还以为我会死掉，求我留下遗言。我照他希望的那样留下了遗言。不过我说的是：“我不会死！”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不会死！只有违逆光明犯罪才会死，我从未违逆光明犯罪！”我是说了这么句话，但至今我都不明白我自己说的话。

    我又去了卡斯特罗·乔瓦尼（注：意大利一地名），在那儿整整病了三个星期。5月底才动身去帕勒莫（注：意大利一地名），休息了三天。在5月26日早上，或27日早上要动身的时候，我坐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我的仆人一直像护士一样照顾我，问我哪儿不舒服。我只能回答说：“我在英国还有工作要做，我得回去。”

    我太想回家了，但是没有船。我只得在巴勒莫滞留了将近三个星期。我到处游览教堂，观光能平息我焦躁的心。不过我没参加当地的宗教仪式，对于这儿的基督教圣餐礼我一无所知。最后，我坐上了一条去马赛（注：法国东南部一港口城市）的船。在伯纳法奇奥海峡航行的一星期中我的心终于平静了。那时，我写下了“引导我吧，仁慈的光明”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整个航程我一直都在写诗。到达马赛后，我又动身去英国。因为无法承受旅途的劳累，我又在里昂（注：法国中东部一城市）滞留了好几天。当我再次动身，日夜兼程赶回到英国，回到我母亲的家乡。我的哥哥比我提前几小时从波斯（注：西南亚国家，大致是现在的伊朗）回来。那天是礼拜二。在礼拜天，也就是7月14日基布尔先生在大学布道坛上发表了立法训诫。立法训诫后来被命名为“全国教义”出版。我从没想过，也没把那天当成1833年宗教运动的开始。

    《主教科顿的一生》讲了件人生中突然出现的转折点，科顿的整个命运瞬间完全改变了。当威尔逊主教死于印度兵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他的伟大的朋友泰特博士（注：时任伦敦主教）立刻想能不能为马尔伯勒的校长——科顿博士谋到这个职位。泰特博士用尽他所有的人格力量，向时任政府陈述了科顿的优势。因为担心科顿博士太谦虚，会推辞这个位置，所以并没有征求他的个人意见。由于一些这里不便说出的原因，这件事最后没办成，也就搁置了下来。直到有一天，有人突然通知泰特博士，如果科顿愿意的话，他还可以赴任。确实机不可失啊！当时印度政府政权更迭，在产生新的首相之前，时任印度国务卿的弗农·史密斯先生也就是现在的里威登勋爵代为掌权。伦敦主教用电报给马尔伯勒的校长发出了邀请。这对科顿平静的生活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太意外了。他惊得电报稿都从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匆匆忙忙地从学校赶回家，又赶到伦敦。这是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会犹豫不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科顿并没有一点儿激动不安，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惊奇失望。在一切场合他都希望自己能像事不关己一样非常平静和冷漠，这也使他能简单地接受别人对他的评价，默默地接受他并不熟悉的情感和习惯变化。第二天，他见到了印度国务卿。国务卿的话简洁明了，却指出了他的机遇和责任。“我相信任命你为主教，是我为印度的利益、英国国教的利益和基督教的利益所做的最大贡献。”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科顿的脑海中，他把它作为主教的职责来激励自己。公平地说也正是这句话证明了他没有辜负主教之职。一个朋友跟我讲，有一天他在锡兰（注：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名为斯里兰卡）的咖啡屋里喝咖啡，两个人走了进来和他共进餐饭。两个人的打扮看起来不像教徒，但和他们吃饭很愉快。我的那位朋友碰巧提到政府想在印度的哥伦布教区建一个大都市。要建大都市就得有教堂，有教堂就得有主教，而他就想当主教。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加尔各答主教，他可以帮忙。咖啡店是一个很奇怪、很蹩脚的会面地点。我的朋友那时还只是个传教士，他认为加尔各答主教既聪明又仁慈，可能会帮上忙，结果还真是这样。

    我们也许还记得科顿的离奇死亡。他从花车上失足落水后，尸体一直没找到。可有位军官图章、戒指掉进河里后，立刻在那个地方立了个杆儿，雇了一个潜水员，把戒指捞了上来。你也许会想尸体比戒指更好捞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科顿死的那天早上非比寻常，他去过墓地做过祭祀，还在祭祀典礼上说：“如果尸体留在了荒野、战场或在其他无法举行葬礼的地方，出窍的灵魂也不会受罪。”这难道是谶语？

    当人们回首往事，总能回想起好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个奇怪的故事讲，有个人上战场，威灵顿公爵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反对他上战场，他回答说阁下其实和他是一样的，也是身处危境。“是的，”公爵说，“但我是在履行我的责任。”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击中了这个不幸的人，他死了。这件事似乎告诉我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是要经历沧桑变化、命运起伏才能成就为人的。人世的沧桑变化、命运起伏也是有规律的，只不过人们肉眼凡胎看不见而已，难免会哀叹命运反复无常，在人生关键时刻发生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还有一些意外碰到好运气的例子。报纸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相信文章说的是真事。说有个老妇人无儿无女，也没朋友，突然决定将她的一大笔财产遗赠给要么是药店老板，要么是水果店老板的孩子，因为那家店一直对她特别好。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在战场上一位绅士向冲他致意的长官鞠躬行礼。碰巧就在这时，一枚炮弹从他的发际飞过，击中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白捡了条命。讲礼貌的人到底不吃亏啊！还有一件发生在战场上的故事，我想，也完全是真的。一发炮弹击穿了战士的身体，可他后来不但没死还奇迹般地康复了。这个战士一直有肺痨病，后来更发展成肺结核，被炮弹击中后，他的伤不但好了，肺结核病也好了。也许炮弹正好击中了他的结核病变部位。这样幸运至极的故事真是绝无仅有啊！

    我认识个贫穷的康沃尔郡矿工，和邻居一样，被迫移民到秘鲁。他在秘鲁待了很长时间，希望能找到金矿发一笔大财，但过了很长时间他所有的努力似乎毫无结果。正当他绝望地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块很纯正的银矿。他回到祖国，买下最大最好的一块地。他带我去看他肥美的土地，对我说他的年收入已经达到六万英镑，有能力行善积德了。还给我讲了他的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他在移民之前和一个穷人家的姑娘订了婚。回到家乡后，尽管腰缠万贯，但他仍然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到那位姑娘的破房子去找她。她一点儿没变，热烈地欢迎他回家。第二天，他才告诉她实情，自己已经发财了，她真是喜出望外。结果你能猜到，两个人就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没什么比躲开子弹、捡条命更幸运的事了。这个概率很低，但可以用算式计算出来。数学奇才高尔顿说，一个人被子弹击中的概率和他的背影面积成正比，也就是他的身体在远光的照耀下投射在墙上的背影大小成正比，也就是他的身高乘以体宽。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数据很容易测出，通过这两个数据就能轻而易举地算出他的背影面积。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是不一样的。没必要非得量他的体宽（比如说胸宽）或体重，再把二者相乘不可。h等于身高，w等于体重，b等于体宽，可以从任何地方量。他的体重等于身高乘以体宽的平方，背影面积等于身高乘以体宽。

    英国西部流传着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儿曾经有人持有矿场一千股股份，他靠股份生活，活得很滋润，不必交一分钱、出一份力。靠股份赚来的钱，他还花一万镑买了一份地产，后来又把股份卖了，赚了五十万英镑。当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时，有个贝克郡（注：英格兰中南部一郡）人正巧在那儿。矿工们拿着金块到当地的银行去卖。可银行主弄不清金块的成色，不敢接这笔生意。碰巧这个贝克郡人喜欢自然科学，懂点儿炼金知识。他做了各种固体和液体实验，很满意金子的成色。他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又尽可能地借了一笔钱，买下所有的金子，只一两天的光景，就净赚十多万英镑。一个人的运气与观察能力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机会一出现，就要充分运用个人的观察能力和知识。他后来买了一片花园，光围墙就有七里长，又对花园重新进行了修饰，使它再次升值。已故的约瑟·修姆就是这么个例子。他年纪轻轻就去了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