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力：把握生命的转折点

可以，但如果明明知道争论的结果不止一个还要争论，那就是不真不诚。通常争论都会以非常老套的论断结束：辩论者是对的，但可以建议他们采取稍稍中庸也就是稍稍偏左或偏右的观点，不要那么固执己见、认死理，因为一切事情都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样我们下次才好再次辩论。像已故的莫里斯先生这样的出色人才不多，他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读过书，最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不带任何偏见的正确的判断。即便如此，哪怕是最富理性的人也难逃个人思想倾向的影响，坚决地做出理性判断。诚然，仔细想想争论的全过程，个人由于出身的大学不同，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认没有能力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我个人能力有限，不敢希望自己能解决大问题，但可以比较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些小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争论的不是牛津和剑桥哪所大学更好、哪所大学更具有优势的问题，而是哪所大学更适合学生本人的问题。遗憾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不应该仅仅是因为你的父亲或叔叔曾经就读于那所大学，或因为你所喜欢的校友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也去那儿。经常有朋友告诉牛津的学生，他本应该去剑桥大学读书的，或是剑桥学生承认根据自己所学，有理由相信牛津应该更适合自己。在选择大学，或更重要的选择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方咨询、仔细考虑。

    早期的大学生都如父母所愿、如社会所愿选择了一条非常安全的传统路线。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校和著名的大学之间存在合法的历史联系。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都曾在这两所学校读过书。如果你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不可，就要像祷告时说的那句“我有责任”那样，公正地思考这件人生大事，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上大学。从你所受的教育性质出发，从你的个性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上不上大学。比如说你具有数学天赋，认为数学能力会带给你名誉和好处，那很明显，剑桥更适合你，而牛津就不行。毫无疑问，牛津也有数学精英名人录。不过，牛津的数学和剑桥不可同日而语。你的数学才华在牛津可能是一流，并且和剑桥数学第一名的学生一样优秀，但你几乎不可能达到剑桥数学家所能达到的荣誉和高度。光讨论数学家的问题并不难懂，而当我们更深入讨论的时候，困难就大了。大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革，学术突飞猛进。学生毕业几年后，就发现自己很难充满自信地谈自己的学术成就了。牛津的公开考试使那些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学术精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们对此深表同情。这是牛津学术腐败的结果。与此同时，公开考试制度刺激了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要求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同源文化。公开考试导致的第一种结果是，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学生将其注意力锁定在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上。但是我们现在也能时时感受到，第二次统考最为重要，并且具有更大的实质性价值。那些完全投身于语言研究的人第一次考试还行，第二次考试就很难获得什么高分了。值得关注的是，在牛津你根本不用写一行希腊语或拉丁语诗歌，就能在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中取得古典文学高分。但在剑桥，你若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连二等生都评不上。老话说得好，剑桥擅长数学，牛津擅长古典文学。还有一种说法，说牛津学生的知识彻底、精准。在这方面剑桥也不逊色，但永远也不会超过牛津。不过有理由相信，英格兰的文学奖学金绝大多数发放给了剑桥大学的文学荣誉学士，而不是牛津的优等生。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你拥有与生俱来的写希腊抑扬格诗或拉丁挽歌的天赋，或对克拉底鲁诗篇有不寻常的鉴赏力，你就会在剑桥大学的文学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中大展身手。但是，又有牛津派声称，牛津正在向一个新的高度挺进，这个高度是剑桥遥不可及、想都不敢想的。牛津以学生语言知识深厚、彻底为荣，关注学生普通学科以及心理学的学习。可以说，牛津在这方面已经远超剑桥。原来声名显赫的剑桥辩论教学法和数学测验，现在已经被完全废弃了，但却被牛津完全复制。在剑桥，除了神学，学生们不再讨论、推理和辩论什么。牛津的期末考试却采用了这种方法。古代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观问题，古代的哲学家提出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这些知识并不烦琐也不空洞。牛津学生学会了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同时也学会了其他新的推理法，既熟读了《威斯敏斯特》又熟读了康德（注：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以实证主义创始人闻名。他还使社会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和米尔（注：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的论著。因此，就在牛津坚持为其高质量的课程提供更高奖学金的同时，牛津致力于鼓励开放思想、创新研究，培养历史和哲学精神，锻炼培养无上的精神力量，不特别要求学生有多强的记忆力或多高的艺术悟性。通过这种方式，原来的剑桥辩论教学法成为牛津的一种持久力量。这种力量没有在校园消失，反而日益兴盛，并传播到整个社会。牛津从未停止过辩论，自由地讨论所有新思想。人们最近常说：任何一个牛津激烈辩论的题目，几个月内所有英国人都会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论改革》一书也是主要由牛津人执笔，只有很少一部分出自剑桥人之手，这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很可能，在牛津思想的指导下，会有更多持不同观点的人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并且更容易地出版。毫无疑问，剑桥的许多学者对思想辩论有浓厚的兴趣，但辩论教学法未纳入大学教学体制中，而在牛津二者已融为一体。牛津特有的学院——法律学院和现代史学院——在培养历史探究精神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且使牛津与现代教育的迫切需要相结合。显而易见的是，基督教堂学院在历史方面的建树更为突出，胜过其他任何学院。剑桥为我们培养校长，而牛津则为我们培养政治家，这么说并不为过。剑桥也有其自身优势，它培养学生工作要有系统性，要准确、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剑桥的学生获得的荣誉也很多。但是就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教育理念而言，就真正的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发展而言，就人文科学这个词表达的真正意义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荣誉当之无愧属于牛津。

    我们比较了牛津和剑桥的不同细节，并非没有考虑二者各自的总体价值。牛津的大一新生必须租房在校外居住，到后来才能入住校园内的宿舍。相反，剑桥的大一新生一开始就住学院宿舍，之后才能在外租房。剑桥人说话平实，而牛津人在语言方面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