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

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p>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象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言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象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的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象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p>

    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平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儿醉意；他们欢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p>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p>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p>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倾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其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般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p>

    “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象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p>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p>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比哀尔-特-雷多阿的话回答：</p>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p>

    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p>

    克利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的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利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看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的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的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拚命扯做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的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p>

    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p>

    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病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决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儿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p>

    克利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起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其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漂亮朋友</p>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①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p>

    <em>①格鲁哀为十五至十六世纪法国宫廷画家；杜蒙斯蒂哀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的宫廷画家。勒拿三兄弟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名画家。</em></p>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起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p>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p>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的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的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p>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听着，随后又大声的打着唿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的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行，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趴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限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p>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p>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象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p>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p>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丝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p>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象七年中间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①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象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的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p>

    <em>①德莱弗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em></p>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岂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其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朴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p>

    “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p>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p>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p>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p>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p>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p>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器工人，叫做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来象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象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迫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皮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象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处能发见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见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呆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p>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脾气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巧，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象梵桑-特-保尔①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p>

    <em>①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em></p>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象。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的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觉察，只知道一味的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p>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象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p>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①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p>

    <em>①法国制度，大学毕业生欲得博士学位，尽可于就业后几年中提出。</em></p>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象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气，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起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气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罗——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作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片，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p>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象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