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黑路

卡车的喇叭声，车已经来了，张永弟的眼眶不争气的又湿了，从父亲过逝的那一天起，张永弟就很少流过泪了，今天却不由自主的流泪。刘康拿出一个信封，又说：“拿着，我也没什么好给你的，包里还有一套衣服，到了就打个电话回来，信封上有你强哥的电话。车来了，走吧！”

    青仔提着个黑色小包站在门口等着，张永弟看着刘康他们，心里也是一片凄凉，哽咽的说：“康哥，保重，如果没事了就叫我回来，强哥，谢谢你。”强哥说：“别说这些见外的话，走吧。”刘康又是拍着张永弟的肩哽咽的说：“好兄弟，保重。”张永弟强忍着泪说：“康哥，保重。”扭头出门上车，怕自己的眼泪在刘康的面前留下来。

    不一会，只剩下车子的轰轰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传荡，张永弟这一去不知何时才会回来？

    第四章

    司机三四十岁年纪，叼着烟，静静的开着车。张永弟拆开信封，里面装了一千五百块钱。小背包里放了一顶帽子，一副墨镜，想是给张永弟遮丑用的，他们想得还是很周到。

    风呼呼的吹着张永弟搭在窗边的手臂，手指上香烟灰不断被吹散，随着车子的前进而飘向后方，瘾没在苍茫的夜色中。张永弟眯上眼，没有说话，似乎还沉浸在与刘康别离的愁闷中。

    青仔坐在中间，看到张永弟闭目养神，用手拍了拍嘴，打了一个哈欠，就对着司机说：“老刘，我有点困了，先躺一下，到了再叫我。”说完就眯上了眼睛。

    张永弟的手指上传来一阵灼热，烟丝已燃完，烟头从两根手指中滑落。他眯着双眼，却一点睡意也没有，虽然刚才只睡了半个小时，但一个澡让他现在整个脑子都觉得清醒，一幅幅记忆中图画在脑子里翻腾。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张永弟在农场一间茅草房里出生。那一年他父亲三十七岁，可以说是中年得子，自然是喜不拢嘴。父亲叫张五，很俗的名字，是CS省人，虽不识字，但会做加减乘除，会算一些数。说来也是奇怪，不识汉字却会算数，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也确实是存在。至于张五是怎么来到农场定居的，没有人知道。农场人只知道张五和他老婆在八一年推着木车来的，随后就是在基建队附近找了块无人要的荒草地安顿下来。选择这里，是因为附近有口水井，吃水比较方便，不用出钱打井。

    这口井是以前大家吃水用的，后来大家都在自家打了井，这公用井就逐渐冷清下来。只有种菜在井旁的菜主们，才会来用上一用，因此也保持了水的清净。

    夫妻俩花上七八天的时间整地基，找木桩，割茅草，挖红泥，劈竹条，买沥青，建好了两间茅草房，一间厨房，一间卧房。他们没有邻居，最近的住户也离张永弟家有六七十米，他们农场的生活就此开始了。由于张五不是本地人，没有户口，又没有亲戚和朋友，就没有像农场职工那样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而是天天推着木车出去收破烂，傍晚就到大的废品站那换些钱来做生活费。别看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农场里靠收破烂过生活的都有十来户，基本上都是像张五一样的外省人，还不包括别的地方过农场来收的，僧多粥少，收入并不多。而张永弟的母亲就在屋后开荒添土，种上了一些菜，有时挑去卖，每月下来，也只是刚刚好够温饱而已。

    张永弟曾听父亲说过母亲在生自己时难产，留了好多血，最后虽是母子平安，却给母亲留下一些后遗症，身体总是虚弱的很。而家里又没什么钱买些好的食品给母亲补补，在张永弟三岁时，他母亲便因病过逝了。

    母亲的样子在随着张永弟的年龄增长而逐渐模糊，看着别人的孩子在自己的母亲怀里撒娇，或者是因为调皮而被母亲拿着小棍子追赶时，张永弟的心底处总会泛起一种深层的悲凉之意。年龄越大，悲凉之意越重，脸上的阴郁也越沉，直到父亲过逝后，这悲凉之意才变成了一种麻木，一种隐匿在悲哀下的麻木。张永弟的母亲逝世，不仅让张五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还让张五为了麻痹自己而染上酗酒。每次一喝醉，张五那泛红的眼睛盯看张永弟时，就像一条毒蛇盯着猎物一样可怕，似乎张永弟就是他的猎物一般，随后就会在张永弟的身上留下几个巴掌，那时张永弟才四岁呀。

    张五醒来后又会抱着张永弟痛哭，捶胸顿足。可是下趟喝醉了，又会骂，又是打，周而复始，想起来就感到不寒而栗。张永弟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是家常便饭。最重的一次是扇掉了张永弟两颗柱牙，嘴里都是血。那一次的后果是让张五戒酒了两天，还奢侈的买了三个苹果给张永弟。张永弟被打多次后就开始懂逃了，每次张五一喝酒，张永弟就先跑到外头去找朋友玩，过两个钟后才蹑手蹑脚的回来，因为这样才能免去皮肉之苦。

    对于张五的痛打，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永弟由开始的害怕到躲避，再由躲避到怨恨，最后由怨恨变成了痛苦而又无奈的理解，而这份理解到最后则永远变成了怀念。张永弟四岁半时，张五收回了一辆破旧的五羊牌自行车，没座包，没刹车线，还锈迹斑斑，但整体上的框架还是好的。经过张五的加工修理点上机油后，又变成了五成新的车，虽然踩起来会吱吱格格的响，可那份拥有车的自豪感也让张五亢奋了一段时间，有了车，可以跑得更远，生意自然比以前好了许多。

    张五在前车杆上挂一个孩子坐的小藤椅，藤椅边绑着一个装了小石头的铁水壶，水壶口塞上了一条小棒。后座则平行绑上了两条手臂粗的棍子，两只灰黑色的麻袋分左右两边垂在棍下，那是用来装破烂的。

    从那以后，张五就骑着车到处收购，告别了那推车步行的历史，而张永弟就坐在藤椅上抓着小木棒摇晃着，好奇而又兴奋，石子的撞击声陪衬着父亲“收破烂喽！”的哟喝声传遍了整个农场。坐了二年半的自行车，便到了张永弟上学的年龄。在五六岁时，看着别人背着书包上学，张永弟是很羡慕的，便想让父亲送自己上学。

    张五这几年的积蓄都拿去找人办户口，再加上酗酒，家里是拮据得很。而现在一个学期就要二十几块钱，一天收破烂也才三四块钱，有时甚至是几毛钱，除去每天必须的生活费（随着母亲的去世，菜园也就荒了，要吃的米和菜都得用钱买。）上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

    张五虽然认识不少本地人，都是收破烂时认识的，却没有一个人会借钱给他。对农场的职工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收破烂的外省人。可张五没对张永弟说家里很穷，而是对着五岁半的儿子眼睛说：“如果你能把1到100写出来就给你上学。”到第二年开学前，张永弟不但能从1写到100，还能算两个十位数的加法，张五兴奋的直夸张永弟聪明伶俐，以后一定是当大官的料。

    其实这说起来，全是张五的功劳。每天都带着张永弟接触那些废品的数字，这个铝罐三分五，两个就七分呀，那个酒瓶八分，铁一毛一斤，鸭毛五毛一斤……数字接触多，就熟悉了，再加上张五的间接的指导，耳濡目染的，想不会算数都难。这时的张永弟六岁半，符合了读书的条件，父亲也就实现他的承诺，咬着牙送他上学。

    书包是用几块衣服布缝成的，粗制滥造，引得同学们嘲笑不堪，上学的兴奋劲一下子冷到极点，强着泪接过老师发的书，回到家后痛哭。张五心痛的说不出什么，思考再三，重新给他买了新书包，安慰了幼小的自尊。

    虽说穿着上与其它同学相差甚远，但丝毫不影响与同学们的嬉耍，最让张永弟自豪的是打玻璃弹珠，一毛钱可买两颗，在土地上挖一个拇指大的小洞，再划上一个圈，几个人就可开战，打出圈外就算赢。

    高年级玩的都是要彩头，输了就给一颗，便逐渐影响到低年级的。张永弟见到赢的人还可以把弹珠拿来卖，旧的一毛四颗，新的一毛两颗，父亲基本上不给零花钱，如果赢了不就有钱花了，张永弟心动，回到家后就是自练“枪法”，也不敢让父亲知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永弟的“枪法”是十拿九稳，赢多输少，每天都能赚上三四毛钱，买些零食吃。三个星期后，低年级（一，二，三年级）的没有人愿意跟他打。最后，他只好加入到高年级的行列中，这里却高手如云，竞争激烈，打了一个星期后，发现才赢一两毛钱，觉得不值得，也就不在参加了，不过他也打出了一点点的名声，连老师们都知道他。

    另一个赚钱的点子就是赌“公仔”（就是一毛钱一张的人物贴图纸，每张可以剪出二十五张小人图，儿童最经常玩。），一毛钱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