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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现在还不知道轰炸的结果，但恐怕很糟。
下午1时30分。我给住在巴克家的斯迈思打了电话。他反对撤离，并已开始为大学医院组织救护车。
下午2时。由于空袭期间炊事员无法做饭，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午饭。
下午3时。刚吃完饭，我们现在全在400号宿舍楼吃饭。
下午3时～6时。在信使把凯瑟琳和我的信送到大使馆前，帕克斯顿先生打来了电话。我有点过意不去，因为我知道他太忙了。在和我谈话中，他表示非常理解和尊重我们的立场。他说只让使馆的部分人员乘炮艇溯江而上，离开南京。
在和吴博士商量后——她非常愿意，我给大使馆的参赞佩克写信，询问他们对我们在校园使用美国国旗持何种态度。他打来电话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很大方地借给我们一面新的9英尺长的美国国旗。我们把它平放在我们校园方草坪的中间。尽管旗帜有9英尺长，但在那块大草坪上看起来却很小。程夫人、陈先生和我决定明天买布做一面比这个大3倍的旗帜。我还与南门教会以及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朋友联系，询问他们是否准备了美国国旗。
晚上7时。我们请胡斯曼夫人吃晚饭，因为她和丈夫明天早上将动身去青岛，然后回德国。
胡斯曼先生3点钟把他们的行李送到浦口，没能来吃晚饭。我虽没对她说，但我想他可能在送行李时遇到了麻烦，因为今晚和明晨，数以千计的人将从不同的方向撤离南京。
今晚，刘恩兰和一名学生去了武汉。我们认为，在事情发生前，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让她撤离。她和几名学生一整天都在忙着包扎地理系的书籍和仪器。
陈中凡先生明天去武汉，他去那儿教中文。我们想让他今天就走，但船很挤，由于身体瘦弱，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旅行。据说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为了撤退他的家人和朋友，占据了一整艘中国商船。
今天下午斯迈思来访。可怜的孩子看起来气色不好，夏天那场病之后，他还未痊愈。不过他充满活力，并有各种计划和打算。他原本可以如他所说的那样“逃跑”，但他没那样做。因此，他以前所未有的精力，为鼓楼医院组织救护车队，他觉得在大使馆的眼中，这一工作能够证明他留下的合理性。
巴克先生明天去汉口，他的办公室已搬到那里去了。他计划先到那儿，然后再到上海去一段时间。现在租车到上海要200美元。吴博士回来了，看起来对自己很不满意。她说她对巴克发了火，并要他转告大使馆她对使馆决定撤离的看法。她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为，也正是日本希望外国政府所做的事。后来，巴克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已把她的话转告了约翰逊大使。
自我从青岛回来后，今天刚好是两个月，但感觉像是两年，这样说还打了折扣。
是睡觉的时间了。今晚的月光美极了，但我认为今晚不会遭空袭，我认为日本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完成下次轰炸的准备工作。据说今天实业部遭到轰炸，41人被炸死。这种时刻往往谣言四起，并且传播很快。斯迈思告诉我，他听说中国空军已很难发挥作用了。今天，每当中国飞机试图做点什么的时候，就有4架日本飞机追逐它。今天早上，那个较大的军用机场被彻底摧毁。从现在起，南京只有挨炸的份了。
晚饭时，胡斯曼夫人给在座的鼓劲，说今天早上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昨天也是7架，这使我们感到很有希望。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都是谣传，折中一下也许更接近事实。
今晚当我回到实验学校的房间时，在月光下，我忍不住站在铺在草坪上的国旗旁。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动机和所作所为如果不自私、不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将具有多么大的和平和正义力量啊！即使现在，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够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而联合采取行动的话，人们还有可能为了后代而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是怎样在不同时期，利用我们民族的遗产，并出卖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清教徒先辈们历经磨难后才得到、并转赠给我们的！9月21日，星期二零点来到了，感谢上帝，一夜平安，睡了个好觉。7时，我去诵经厅等汉口伊娃的长途电话。昨晚就想和她联系，但邮局说电话线路太忙，我要等好几个小时。
上午8时。我与伊娃通了电话，谈得不错，我告诉她，恩兰和地理系正在去汉口的路上。她说，不知道他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学生，因为宿舍已爆满。当我告诉她吴博士宁愿把我们的学生集中在长江上游的一处而不是两处时，她说将设法再找一处房子。到目前为止，武汉没有遭到空袭，但我们不能指望它未来也安全，这倒是实话。
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9）
上午10时。帕克斯顿打来电话，邀请吴博士、凯瑟琳和我去吃午饭原文tiffen有误，应为tiffin。，同时，在空袭时也可以躲进大使馆的防弹地下室——根据长谷川海军中将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的最后通牒，大家似乎都以为空袭在12时开始。我们对帕克斯顿的邀请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但同时让他明白，如果空袭开始了，我们不想离开我们的集体。在电话中他还告诉我，他同约翰逊大使谈了很久，大使同意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笑着说，现在他同凯瑟琳和我属于“同一个阶层”的人了。
今天上午，F·陈先生去了南京的主要商业街，看看能否买到我们准备做旗帜所需的红、白、蓝布，但他说，唉，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门关得紧紧的。
昨天深夜和今天一大早，我们能听到汽车匆匆驶向下关——长江码头的声音。我想知道在过去24小时里有多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吴博士去了教育部，看看能否得到批准，当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时，我们的学生能在那里借读。她从教育部得到的保证，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向在上海地区的学生发出通知。圣约翰大学正在向政府申请注册，我们的一些老师将到那里去，这两个事实是我们得到口头保证的原因。
万一今天有大范围的严重破坏，我们组织了一些自愿人员——一些老师和两名看门的工人，在警报解除后立即到鼓楼医院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来看吴博士，他说中央大学已决定迁到四川重庆，并力争11月1日在那里开学。
我刚刚给里斯、贝茨、斯迈思、谢泼德和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写了信，提出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转告给日本农民、工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日本有许多有头脑的人，如果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将会对日本军事当局产生一些影响。
我的设想是弄一架快速邮政飞机，在夜里飞过去，撒下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传单。我们可以把斯坦利·琼斯（Stnley Jones）的信投给日本人，还可以告诉他们通州屠杀和上海事件的真相——这两个事件被他们不断地用来煽动日本人民的愤怒情绪。我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但在我看来这个设想并不比轰炸医院和难民火车更缺乏理智。这一设想很可能意味着损失一架飞机，牺牲飞行员及其他一些人，但是为了和平，这一牺牲难道不值得吗？午饭吃得很仓促，实际上，我认为吃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人吃得比平时多，他们说不知道何时能吃上下顿饭。现在已快下午2时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接受帕克斯顿的邀请去吃午饭。
下午，我为吴博士写了一些重要的信，一封是给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孙先生的，另一封是给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的，叫她们去上海；两封给武昌的教师。在5时至6时间，我骑车到附近转了转。谁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有一位绅士同我谈起美国大使馆决定撤离的话题，那么至少有六位其他的人也会谈论这个话题。他们确信，美国大使馆之所以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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