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1月5日，星期三　由于登记，今天早上7时30分开早饭（我们一直是8时开早饭）。8时30分，当我站在那儿和一名中国警察说话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从我身旁经过。真是一个可怜的场面。妇女大多都是4人一排地进来，因为她们离开时也要这样列队走。虽然宣布说只有30岁以下的妇女需要登记，但有许多年老的妇女在这儿。通常4人中有一个有力气的人，拖着另外3个人，并催促她们，似乎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个看上去有病的妇女由丈夫背来，另一个年老的妇女被儿子扶来，还有一位显然有心脏病的妇女倒在我身旁，她说，这是第六次来登记了。

    9时。当局的小汽车来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是来为妇女们登记的，而是告诉她们不必登记了，于是，她们又疲惫而蹒跚地往回走。我们的门卫对我说，有些人凌晨4时就来排队了。我们仍然为那些登记时站岗的日本兵提供取暖的篝火，但是，我们的柴火就要告罄，陈中凡家的桌椅都拿来当柴烧了。取消妇女登记，使薛小姐和王小姐松了一口气。

    情况略有好转，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今天下午，我的3个好助手——程夫人、布兰奇·邬和王小姐因感冒和劳累而躺在床上即是明证。然而，安全区外面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来自户部街的56岁的妇女，她昨晚被强Jian。

    今晚在校园门口，有个男子想为住在我们校园里的女儿送些吃的东西。当被告知我们不让男子进来时，他说：“现在我只有这个女儿了。3天前的晚上，在安全区内，我的妻子因反抗日本兵时呼喊，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了窗外。”下午我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我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我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但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在前一个例子中，那位男子是10口之家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后者则供养8口之家。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悲剧。

    我和王先生在五六时之间去了日本大使馆，请求继续派使馆的警察每晚在我们大门口站岗。

    只要有一名使馆警察，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1月6日，星期四显然，日本人昨天傍晚改变了难民登记的方法。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这次登记改由文职人员负责，而不是军人。刚到8时，又有许多妇女拥进来登记。然而，这次没有人训话。难民们约排成12行，在每行队伍前面有两张桌子，在第一张桌子前领许可证，在第二张桌子前领登记卡。所有的登记都由中国人负责，不过，有几个日本警察，还有几名日本兵在附近围着篝火取暖，今天天气很冷。

    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我得到批准，带着5名工人和程夫人的儿媳及4名女勤杂工去登记。登记很快就办完了，这就免去了那些繁琐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令人厌烦。布兰奇及一名女勤杂工还躺在床上，但我没费周折就为她们拿到了登记表。

    在事先通知了日本大使馆的情况下，上午11时，3名美国官员——我想是领事，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今晚，日本大使馆将正式宴请他们。为此，日本使馆的高头先生来这里找一些鸡蛋，我是从他那儿得知这件事情的。我为晚宴找了10个鸡蛋，并很高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3）

    Y·冈中佐于上午11时善意地来访，并带走我写给瑟斯顿、鲁丝、贻芳和吕蓓卡的信，他下午将飞往上海。我们希望鲁丝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信。这是封非常难写的信由于是通过日本人带信，魏特琳担心日本人看到信的内容。。令我惊喜的是，下午5时，斯迈思带来了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这是12月5日以来我第一次收到的来信，这些信的日期为12月19日和20日。请记住我最后收到的是11月14日的《字林西报》。此后，我连信箱都想不到看了。斯迈思还告诉我，明天中午之前送到大使馆的信，可由明天下午的船捎往上海。

    今天下午，5个日本兵被派来站岗，现在他们都在门房——确切地说是陈先生一家住的房子。在我们这儿呆了8天的使馆警察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极不情愿由士兵来接替警察。我们的难题是无法区分哨兵和普通日本士兵，因此，我们常犯一个可怕的错误：　试图把哨兵当做普通士兵赶走。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的陶宝庆先生上午来访，他是个62岁的老头。他最后一次担任公职是在齐燮元北京政府时期任江苏督军。手下（大约1924年）。

    我们这里年纪大一些的难民都陆续回家了，但是，大多数年轻的难民还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样很明智。对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备感心痛。

    1月7日，星期五妇女们的登记大约三天就结束了。最后两天的登记办法令人满意，这使得妇女们不那么紧张和恐惧，因为负责登记的都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日本兵在边上站岗。几名日本使馆的警察在这里配合中国警察执勤。中午，我遇见一小群匆忙进入校园的妇女，她们说，是从南京西面17里的地方来的，她们认为登记过了就会安全。

    今天上午，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布兰奇感冒了，还躺在床上，但今天好多了。虽然很冷，但天气晴朗，充满阳光。人们都在房屋的南面晒太阳。

    上午我在写报告，这是昨天抵达大使馆的3名美国人所要的报告。他们回来，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他们似乎还没有等到允许就回来了，原先，他们只是说会在某个时候到达。在送这份报告时，我还带去了给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因为有一班船今天将去上海，可以通过这班船带信到上海。由于不知道上海的新闻检查有多严格，我不知道在信中该写些什么。

    今天，红十字会开始采取新的方法为校园里的难民供应稀饭，以前是在校园大草坪的两处开饭，而现在将在伙房里卖。伙房在北面，从我们教工花园穿过马路就是。

    今天，我们第一次收到零星的无线电广播，听到了我们一直在担心的消息：　在那几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据说与南京一样，杭州也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上帝可怜那些穷人吧！但愿他们不要经历我们这里10天来的恐怖！4时30分。我去了平仓巷3号，仍住在我们木工房的唐老板与我一道去了。我仍然认为，最好不要单独外出，以免发生不测。有几位先生非常担心他们的妻子（她们原先在牯岭，后来到了汉口），尤其是米尔斯和斯迈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工作都非常出色，他们为众多中国人的利益奉献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自己的房子却遭到了抢劫。德国商人也非常了不起，相互配合得很好，委员会主席拉贝无所畏惧。

    1月8日，星期六今天很冷，没有阳光。没有足够衣服和被褥的人们要受罪了。虽然外面的局势还不很稳定，但越来越多的人回家了。现在，校园里约有五千名难民。家住我们学校西面姓陶的邻居一直和家人住在校园的东院，他早晨回来说，即使是男人，现在也无法在他家所在的地区安居，因为日本兵随时都会来要钱，如果不给，就强迫他们去找花姑娘。他说，家里现在一无所有，他回家是为了保住门窗。下午，从校园可以看见三个方向的大火，这意味着抢劫仍在继续。

    贝茨给我看了埃尔茜发来的电报，她在电报中说收到了我的电报，她还说，1月16日，金陵大学的办公室和职员迁到了成都。我希望得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分校的消息，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不知道吴博士在哪里。现在，我们的大使馆里有3个美国人了，这真让人感到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