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意以后关注这个案例。）今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些食品包裹和一大摞信件，这是我们12月13日以来发出信件的第一批回信。晚饭后，我们给大家读了所有的信。听到外界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这些食品大受欢迎，丰富了我们相当有限的食品。信件是1月16日或是17日写的，是由“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辆卡车运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午都花了几个小时写信，我于6时把这些信送到美国大使馆。信件明天将随军用列车去上海——由德国人克鲁格尔先生带去。除了12月13日之后不久离开的4名外国记者外，他是南京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居民。想想看，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

    情况肯定好转了，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我们不再惧怕恐怖的夜晚，不过我们仍使用厚厚的窗帘，我们不再用图钉将窗帘钉死，也不只是使用蜡烛了。

    约翰·马吉带来了广播新闻。

    1月23日，星期天一天平安无事。天气相当寒冷。玛丽上午去了鼓楼教堂，我下午去参加了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我们仍然认为，在校园内最好一直都能看见外国人的面孔。米尔斯主持了下午的礼拜，他的主题是：《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争取胜利》。在这样的日子里要充满希望是很难做到的。

    今天上午，我们这里一位难民的侄子来见我，说他离开南京34天之后于昨天回来了。他于12月18日和其他400人一起被抓走，他为一个队长扛被褥到长兴，还为这个队长烧饭。在给这个队长干了8天之后，队长放了他，并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宜兴又被另一个军官抓住，并把他留到1月14日。第二个军官喜欢他，人也和善。让他走时，这个军官一直将他送到城门外，并告诉他不要走大路。520里路，他走了8天才回来。他说，像湖州那样的城市已经没有老百姓了，7／10的城市被焚烧，广德城已所剩无几了，因为那儿发生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他报告说，在一个地区，村庄都由“大刀会”保护，以免遭土匪、中国军队和日军的骚扰。这些人身背大刀，眼睛里流露出奇特的目光。村民们很尊敬他们，为他们烧香磕头。他说，像溧水、溧阳、宜兴这些城镇几乎都被摧毁了，并认为，这要花30年才能重建起来。他还说，一路上人们对他很好，给他吃的，并让他在家里过夜。我多么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回家。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0）

    与海德（Hyde）小姐一起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吴爱德（音译）小姐，在下午的妇女礼拜上讲述了她逃出来的奇特经历。日本兵在寻找花姑娘时，她在草堆、猪圈、船上和荒废的屋子里躲藏了40天，后来，她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决定来这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太婆，借了个6岁小男孩背在背上，并借了一根棍子蹒跚而来。她排除了一个个障碍，安全抵达这里，当时，我们正在举行礼拜。那天下午，正是她的嗓音很大，精力充沛地放声高歌。因此，我才想知道她是谁。她现在和500多名难民住在北长廊里。

    1月24日，星期一今天上午，我开始写非正式报告，但没有写多少，福斯特先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新闻，给我们讲了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大使馆的事情。

    好像是阿利森先生和别人一起用餐，乔治·菲奇和普卢默·米尔斯也在座，这时一个仆人报告说，在3号车库里有两个日本兵。阿利森先生去看时，他们正在玩麻将，他让他们离开。

    但后来他回到餐桌时，觉得这样做有点过火，不知道是否妥当。阿利森先生还没坐定，另一个仆人来说，他的女儿被抢走了，他们一家人住在5号车库。阿利森先生肯定地说，是不是弄错了，因为，他刚命令两个日本兵离开大使馆大院。但仆人说，这是第三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要他的小女儿，被父母断然拒绝了。后来，阿利森先生出去寻找那个姑娘，当他见到那个姑娘时，她已往回走，好像是抢姑娘的那个日本兵遇到了先前那两名士兵，那两名士兵告诫他必须放了这个姑娘，因为这姑娘是从美国大使馆抢来的。

    我虽然并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但是，扫射许阁森爵士、轰炸“帕奈号”、打伤意大利人和美国官员、在美国大使馆抢姑娘，这些事情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能引起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注意。

    我们继续进行下午的礼拜。

    午饭后，我到美国大使馆要车去日本大使馆。在与福田先生的谈话中，我告诉他，大批妇女恳求我帮忙找回她们的丈夫。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他让我给他资料，他将尽力而为，因为，他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悲哀。明天将给他带去520份资料，这会使他大吃一惊。

    出大门去大使馆时，一个小姑娘来告诉我，3个士兵刚刚到她家想劫持一些年轻妇女。我跟她去时，日本兵已经离开了。他们想抓的姑娘们非常机智，成功地从后门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小姑娘告诉我，日军刚进城时，她67岁的父亲和9岁的妹妹被刺死了。

    今天有大批轰炸机向西飞去。城里的大火少了一些，但仍然有，每天都有一到两处大火。

    1月25日，星期二我们在适应新的情况。我们曾一度在窗户上装了窗帘，用黑罩子遮住所有的灯光，而现在我们觉得，用灯光来显示这个地方有人居住更为明智。

    昨晚，两个工人傻乎乎地关上所有的窗户，把煤炉放在屋里。今晨，他们煤气中毒，失去了知觉。程夫人和我，以及在这儿的所有人，都帮忙救醒他们，到晚上，他们的情况好多了。

    从9时～12时30分，我在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要是每个难民所都有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负责，或了解每个难民所的需要，我们就有可能开展有益的工作。很难了解每个家庭的真实情况，这很容易使人养成依赖性，而不是独立性。每个难民所都在对最贫困的家庭进行调查。从上海传来已募集到资金和获得额外药品（如鱼肝油）的消息，这个消息令人振奋。

    长老会的福音传播人吴爱德，是这儿一个知恩图报和快乐的难民，她今天上午为20个姑娘开了一个语音班，下午又到祈祷会帮忙。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和空教室，我们就开办一些圣经班。下午将532份表格带给了福田，并向我们的大使馆报告了同样的内容。我们还去了“木偶政府”指伪“自治委员会”，并将其喻为受日本人操纵的木偶。的秘书那儿——这个名字是陈先生为自治政府起的，目的是看看他们能否在安全区内取缔那些销售赃物的店铺。数以百计的小店铺在宁海路和上海路开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抢劫是平民干的。

    如果不是日本士兵带头抢劫的话，他们原本是不敢这样干的。

    现在，我们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外国男士那儿得到的零星消息。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广播里听到的消息记录下来，再给我们。我们是多么想知道撤往汉口、武昌、长沙和重庆的朋友的情况啊！从广播里的消息来看，好像重庆也遭到了轰炸。一切都如同噩梦：　朋友们各奔东西，学校也分成数处，生命、财产被可怕地摧毁，这难道是真的吗？黄包车？！我确信这是我自12月12日以来在街上看到的第一辆黄包车。我们曾见过许多没有车胎或轮子的黄包车被藏了起来，但没有见过一辆在街上行驶，因此，我们只能步行或乘汽车。

    下午，我和程夫人去格蕾斯·朱（Grce　Chu）家，但不是去喝茶。屋里挤满了难民，你没法想象屋里是什么状况。程夫人带回一些剩下的东西，她的大部分东西都不见了，如收音机、碗、碟等。有些东西被日本兵抢走，剩下的被难民拿去了。

    1月26日，星期三今天早晨，几架轰炸机向西飞去，傍晚时又飞了回来，它们显然是从句容起飞的。我们为杭州、武昌、重庆等城市担心。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1）

    今天，我们的几位难民要铺盖。有些难民想呆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