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菜农返回家园，种植春季作物。但是，人们都害怕回去，正如姓陶的农民所说的那样：　当他们回家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抢走，首先是钱，然后是被褥、衣服、食品，连农具都不会留下。如果他们抵抗就会受到威胁。

    他说，他的儿子被指控为士兵，就因为他的草帽在他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年轻妇女自然是不能回去的，甚至连老太太都会遭到强Jian。就在今天，一位40岁的妇女一大早就被家里派出去买米，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但是，到晚上5时她还没回家。南京城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上已陷入停顿。而全世界都被告知，在南京被占领的那几天里商业活动正常进行。

    如果今年夏季和秋季不能种植庄稼，那么食物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临近中午，我到宁海路5号见许传音博士，恳求他帮助我们从军事监狱里保释平民（现在绝对不能称之为模范监狱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他将尽力而为。他是自治委员会的一位成员。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新的办公室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因为，他们刚刚完成新一轮的登记，正准备给每人编号并发给标签。今天，地面被弄平了，粥厂也将被移到校园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年轻女子远离前门，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粥厂管理上根除压榨，给难民应得的食物。每当我想到竟有人要从这些危难之中的身无分文的人身上榨取钱财，我就十分愤怒。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5）

    程夫人今天送了4位难民去大学医院。一个14岁的女孩今天下午在文学楼死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明天上午8时30分，两个澡堂开门，程夫人除了要做所有的分内工作外，还要管理这两个澡堂。洗衣工要负责烧炉子，有4个难民打算来帮忙。我看见一位母亲拿着一块“救生带牌”肥皂进来，她说，明天要给两个小儿子洗澡。她是多么高兴啊！当我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3架重型轰炸机亮着灯、“兴高采烈”地返回句容的基地去了。

    看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以为它们做了一次短程旅行，而不是去执行毁坏性的作战任务。

    3月15日，星期二今天暖和一点了，阳光灿烂。空中有许多飞机活动。我们被告知，城里来了新部队，但这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上午9时。为了更换转移属于中央研究院的资料的新通行证，我去了一趟原交通银行（现在是日军司令部）。今天，我们也许有一辆卡车用，我准备将资料全部搬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想带走两架钢琴——那是我们朋友的。我现在多么希望以前已经将这些东西运进学校了呀。我们得到一个为期5天的通行证。在那里，我看到两个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我恳求他们从模范监狱释放平民。我认为，他们多少会为此作出努力的。

    我10时30分上课。现在班上有近50人登记在册。我多么希望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好中文。

    11时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Jian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Jian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南门的一些大街上仍然很少有人，即使有人的街上，除了几个老妪也几乎看不到妇女。整条莫愁路是个忙碌的市场，有许多人在做买卖。有人说10个人中有8个在做生意，因为没有其他事好做。我猜想，人们聚集在街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那样会更安全。对妇女来说，危险确实是小了，可是抢劫仍然时有发生。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

    我们刚刚重新登记过这里的难民，现在有3310人。刚刚又收容了14个新难民，都是去年深秋撤往乡村的妇女和姑娘。她们的钱用光了，土匪又猖獗，所以她们选择了回南京的艰难历程，她们可能听说过安全区或某个难民所。

    今天上午，我在城南看见许多日本兵，有骑兵，也有步兵。看见他们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就像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的内心极为反感。我们经过大街时，看到大部分店铺要么被烧光、抢光，要么就是用木板封门。以前的巧克力店被日本人接管，但我不知道现在店里在卖什么。

    今天有两批日本兵光顾。

    写完这一页，我听见几架轰炸机从西北方返回句容。今夜月光皎洁，它们可以畅通无阻。

    3月16日，星期三今天春光明媚，但不太暖和。从凌晨4时开始，空中就有大批的飞机活动。

    一个苦力在四周平土，老吴在栽种、移植花木。男人们又在挖新的壕沟盛放粪便。终于弄到了石灰，撒在不清洁的地方消毒。

    今天，陈先生给了我下列难民数据：　中央楼528人，科学楼517人，文学楼885人，宿舍（东北）487人，宿舍（西南）497人，宿舍（西北）431人，共计3310人。

    我们希望难民们回家，但我们不想强迫年轻女子也回家。

    我们的澡堂现在已经开张两天了，第一天有154人洗了澡，今天有161人洗了澡。对成｜人的收费是4个铜板，孩子减半。

    据报告，新士兵连铜板都感兴趣，我们听说了几例有关平民连少得可怜的20个铜板都被抢走的事例。街上现在有许多鸡蛋出售。当我问他们是如何通过城门口士兵的检查时，他们说，现在士兵不再没收农民所有的携带物了，而更愿意得到四五个鸡蛋。

    今天我去南山公寓为玛丽·陈找一本书。那儿负责管理的男孩说，现在没有士兵到公寓附近来了。我们没人有时间将散乱的物品放回衣箱或带抽屉的橱柜。用来储存东西的食堂看起来像遭过飓风袭击似的。哪一天，我和程夫人必须上南山公寓将东西放回原处。

    可怜的陈先生在粥厂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如果将它搬进校园，原想可以消除压榨，但这也正是困难之所在。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巢县、合肥以及其他离南京不太远的地方的难民，现在都打算回去了。每天，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在计划回家的事。老邵今天来告辞，他要跟他的儿子、儿媳一起走。

    3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我和其他外国人去了宁海路5号，接受华丽的丝绸或缎面的画卷，这是对我们在这几个月对南京市民所做的一切表示的衷心感谢。孙淑荣孙淑荣为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程先生即程朗波，伪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和许传音博士是出席者中仅有的中国人。他们发言简短，但很诚挚。米尔斯先生代表我们做了答谢，他们给我们每人颁发画卷，然后，仪式就结束了。虽然这3个人都是地方自治政府的成员，但是，这项赠送是代表所有平民百姓的。

    后来，我去了约翰·马吉的家。南京的外国男人实在是需要他们的妻子啊！起居室兼做餐厅，显得乱七八糟，需要一个女人来好好整理。马吉看起来也不是很健康。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6）

    下午，我和王先生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释放模范监狱里的平民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许传音博士和孙淑荣先生已经帮我起草了这份请愿书。这个消息也许会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城市，那样我们就难以招架了。我希望本周内得到签名，请愿书及签名要一式三份，一份送往日本军方，一份送往特别委员会，还有一份送往自治政府。今晚，我们给了一个难民和她的孩子5美元的救济，明天他们要跟随一群人设法去汉口。她说，如果钱用完的话，她就要去讨饭了。

    还有一个年轻妇女带着4个孩子来求我给她在重庆的朋友写封信，看看她的丈夫是否到过那儿。她的丈夫起初肯定是跟着一群人乘小船逃离的，但后来她听说，许多船只都沉掉了。

    王师傅来学校看我，他和他的一家人曾逃往湖州。他说，他们离那个山谷里的小镇有40里，那里很太平。他看起来又黑又瘦，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