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

课的老师大多是难民。除了宗教课外，他们还要上英语课和日语课。陈嵘博士除了干其他的工作外，还要组织上述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们那里的女难民现在住在校园北边的3幢房子里，大约有二千人。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接收了500人，几乎全是从农村来的。今天，他们又允许50人进来，这说明离和平还很远。在台阶上，我看见一名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4个小孩，早在去年12月，当他们下关的房子被烧掉时，他们就去了江北，回来的路上被盗匪抢劫一空。

    我们现在通过火车、汽车和日本轮船与上海联系。六百多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已抵达南京，他们大多是来经商的。然而，美国人要进城还是不可能，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行，日本人的理由是南京还不安全。盖尔先生已获准从芜湖来南京。贝茨和福斯特先生正在努力争取前往上海办事，但还没有获得准许，这看起来的确有些歧视。我不知道南京城里有多少家日本商店开张，但绝对不止几家。

    早绣线菊正在怒放，野月桂树也开着花。两种水仙花刚刚开花。实验学校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垂柳不高不矮，优雅得体，一些翠鸟在长长的相互缠绕的柳枝间飞镖似的穿来穿去，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有16人参加了今天早晨的晨祷仪式，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5人参加。

    3月30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中国朋友们看起来瘦了，因为他们脱掉了几层夹衣。飞机活动仍很猖狂。

    程夫人已经安排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制作去年秋天为伤兵做的衣服，这是帮助我们这个难民所里最穷的妇女脱离贫困的一个办法。一两天后，我们还要让一些最穷的妇女去除草坪和运动场上的杂草。我有些担心难民们来申请干活，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上课和下午的聚会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参加者已不如4周前多，因为，现在有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家。

    下午2时。我和李先生去南门附近的“寡妇之家”。广州路以南的上海路和整条莫愁路挤满了人，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把他们的商品摆放在桌上、长凳上和地上，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似乎买卖是惟一的谋生方式。这些日子在南京，商品只是换换主人，根本没有生产。

    “寡妇之家”位于南门东面。我们转进剪刀巷不久，遇上了胡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了大约20天的难民。他坚持要我们去他家喝杯茶，我们说，如果他们不大肆张罗来招待我们，我们就去。但是，他和他那贤慧的妻子还是用花生、西瓜子和精心烹制的可口的糖藕来招待了我们。他那一排3间小屋没被烧掉，然而，同它们连在一起的主屋全都被烧了。

    当他带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天花板上的纸已被烤焦而差点被烧掉的屋子时，他说，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供奉的神像——观音菩萨保佑了他。确实，这一对老夫妻至今一直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子、孙子和3个曾孙，一个都没有受到伤害。老人不和儿子同住，因为，他们的儿子喜欢吃肉，他和他的妻子吃斋。他们还给我讲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菜农家庭的事，这个家庭有18口人，死了16口人。还有其他几个故事，都太凄惨了，在此不再详述。毫不奇怪，他们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

    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值得一记。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呆在南京城里的人的态度实在是大不一样。很难想到自己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去城南的路途，总是让我伤悲，到处都是毁坏和残骸。在许多地方，先前很繁荣的商店被毁坏后，正在建小店。

    3月31日，星期四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麻烦不断，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令人厌恶的是人人都想得到好处，却让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挨饿。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我们希望明天会好一些。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1）

    下午，许传音博士来说，我们那3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他要我们去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4天，艰难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了。

    但是，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妇女的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3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我们以我们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一封担保信，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并叫她们明天早上来听好消息。

    下午5时～6时。我和两名花匠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山上挖一些野灌木和花。这个春天特别美，因为，去年秋天这些山上的树和花未被完全破坏，我找到一些美丽的月桂树和白头翁。我希望去明孝陵看看梅花和桃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那里。

    王保林的第十个兄弟今天下午来访。去年深秋，他们家14口人撤到安徽，一直住在三河镇，那里离合肥不远。他特地来察看他兄弟的财产。他有两幢房子遭到抢劫后被彻底烧毁，第三幢房子是小小的中国式的平房，所有的门窗已被老百姓拆光了。在这最后一幢房子里，他们精心挖了一个很隐蔽的洞｜穴，用水泥封顶，里面存放了120个箱子。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所有的箱子都被抢走了。这个可怜的人看起来又瘦又疲惫，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他的兄弟失去了终生辛苦工作的积蓄。

    王保林病了，当然是焦虑和担心导致的，这一损失更加使他难以接受。

    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1）

    4月1日，星期五这是一个美好的春日，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没几架飞机活动。早开的绣线菊现在开始谢了。朴师傅仍然移栽树和灌木，在种植完各类灌木之后，我们又要修缮科学楼的屋顶。

    可怜的F·陈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红十字会粥厂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不愿意降低他的利润，于是，F·陈不得不和他反复交涉。假使粥厂完全由我们掌管，那么，国际救济委员会投入多少，我们就能给难民们多少。

    从上海寄来的包裹到了，但没有信。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两周前我给在上海的同仁寄去的两大箱书被退回来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不清楚。我深深知道，我们在上海的全体教师都在盼望着这些书。

    许传音博士今天上午来到我们学校，他告诉我们，如果要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我们还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我和王先生立刻准备了一份资料，并想将它油印出来。为了得到这份资料，我们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4个孩子及两名工友，要花三四天的辛勤劳动。如果那些男人最终被释放了，即使只有10人被释放，哪怕只有1人被释放，那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开展救济工作也很有帮助。

    贝茨和福斯特打算星期天去上海，现在离复活节这么近，福斯特并不是很想去那里，而是觉得既然得到了批准，他最好还是去。

    午饭后，程夫人、玛丽和我去了南山公寓，清理起居室。我还向沈师傅说明，我们希望他为明天中午的宴会做好准备，我们总共有20人参加。

    今天早晨我5时30分起床，写报告，我想赶在明晚能将这份报告捎到上海。吕蓓卡的信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捎去一些消息。我能写信的惟一办法是呆在实验学校，即使这样，我也不能避开打扰。

    4月2日，星期六4月的阵雨下起来了，但是，飞机活动仍持续不断。

    上午9时。我开始为第二份请愿书征集签名，这一天有214名妇女签了名。这些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