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一六四二

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事期举，讲戒需迟。今胡马闯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易过。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北伐之无望邪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指顺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应用敕书，行撰拟，应用银币，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左都御史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总而言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在这帮子士大夫的眼里，吴三桂不但不是什么乱臣贼子，反倒是大大的功臣

    当时的情况，满清的突然南下打了闯军一个措手不及。狼狈之际，没了李自成统帅的闯军败退的更加彻底，刘宗敏与李过两大派系勾心斗角，心思都不在满清身上，只是卷了财物一门心思的逃跑。而在此之前，假李自成在一干谋士的指挥之下，早就在中原遍设衙门了。

    可随着清军南下，被闯军杀怕了的士绅们开始反扑。畿南、山东、河南官绅动叛乱，颠覆当地的闯军政权，是以恢复明室为号召的。

    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

    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紧跟着，南明开始接二连三地往北京派遣使者，与满清商议‘共同平寇’大业。一来二去的，条件越来越优厚，到了后来干脆就提出划江而治了。

    南明的士大夫们殊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放纵，使得满清对待南明的态度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山海关战役之后，满清轻易地占据了京畿周边，刚开始的时候战略上并没什么明确的表示。有的满洲贵胄，干脆就嚷嚷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摄政王多尔衮心里头也直犯嘀咕，犹豫着要不要见好就收。中原广袤之地，入关的满清军队人数又不多，拿什么占领这花花江山？只是黄台吉临死的时候立了遗嘱，说是倘若要是占领了北京，应当立刻迁都至此，以图进取。

    不得不说，虽然黄台吉是鞑子出身，可这眼光上的确算得上是高明了。可就连黄台吉也不知道占了北京，满清还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说以图进取。

    多尔衮刚入北京，为崇祯帝举哀三日，随即令汉族官民剃改制。剃令下，当即就有南明投降过来的官员反对了，说剃了头，就等于隔绝了北方人南下的可能，不利于满清一统大业。多尔衮当时就怒了：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说白了，多尔衮自己也不清楚，以北京为都，这个以图进取究竟能进取到什么程度。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不是仅靠南方“朝廷”以“岁币”形式提供议定的金银、绸缎之类就能够解决的。

    到了这个时候，满清的高层已然清楚，划江而治是不可能了。如今的形势就如同一场赌局，赢了，满清取代明朝一统大业；输了，满清夹着屁股乖乖走人。别说划江而治了，就是这北京城他们都站不住脚。

    1644年农历七月末，多尔衮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书信。信里头绝口不提划江而治之类的，只是反复强调满清才是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

    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闯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飘渺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按情理说，史可法阅读了多尔衮的来信，应当对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于心，急讲自强之道。

    然而，他却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进士黄日芳起草回信，黄日芳的答书原稿“词颇峻”。史可法审阅时惟恐触怒清廷，说：“不必口角也。”而后亲笔书信一封，措辞绵软，依旧希图满清能与南明联手消灭闯军。

    正是因此，时间推移到1645年3月末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局势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355　三箭齐发

    355三箭齐

    1645年4月5日，南京城，通济门外。

    数百骑着骏马的明军骑兵当先而行，领头的一名骑士手中擎着一杆大旗正迎风猎猎飘动，锯齿边的旗号上，斗大的马字清晰可见。骑士们一个个鲜衣怒马，铠甲齐整，老远望过去好不壮观。往后瞧，骑兵之后跟着上千号的步兵，虽然胯下没有骏马，可这些步兵一个个高矮胖瘦简直是如出一辙。

    步伐齐整，落地有声，不明就里的老远瞧过去定会赞一声好威武。可熟悉内里的人只会冷眼旁观，甚至背后嗤笑一声……什么威武？不过是外表光鲜罢了。且不提那糊弄人的军容，更不提这支京营从没上过战场，单单就是那杆大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那京营总兵不是旁人，正是马士英的儿子马銮。这马銮不过是个秀才，文不成武不就的，若非托了老子的鸿福怎会当上这京营总兵？这也就罢了，京营嘛，本就是花架子用来糊弄人的。可要命的是马銮这二世祖自打当了这京营总兵，便愈不可一世起来。

    欺男霸女那是小事一桩，更有甚者干脆当街就抽参了他一本的御史好一通鞭子。刻下东林党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了，可舆论还把持在他们手中。添油加醋之下，南京城的老百姓就没有不恨马銮的。

    所以，瞧见马銮归来，没一个老百姓笑得出来。大家伙纷纷退避三舍，唯恐祸从天降得罪了这位二世祖。是以，也就没人注意到步兵之后，跟着老长一溜的马车。或者已经注意到了，但浑没当回事，只当马銮又替他老子到处去搜刮民脂民膏了。有老百姓不住地唏嘘，心理琢磨着不知这回又轮到哪个城的老百姓倒霉了。

    事实上老百姓还真冤枉了马銮，这小子难得办了一回正经事。打从三月二十八那天得了老子的吩咐，马銮便马不停蹄地直奔松江府而去。一来一回不过九天的时间，这行军度放在明军里头绝对是名列前茅了。

    至于为什么去松江……自然是迎接澳洲友人的到来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迎接澳洲友人带回来的那批军火。情势的急转直下，已经让马士英愈难以维持了。前段时间又生了睢州之变，使得史可法不得不南蹿，刻下的南明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关头。

    四镇去一镇，其余三镇尾大不掉，阳奉阴违。与清军媾和再次被拒，满清方面态度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