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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一九九九年的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总计划中，国家为分流人员单列计划，约两千人左吝落实了学校和专业。

    此外，各部委也根据本部门、本系统行业管理及事业发展的需要，对分流人员进行本科学历教育、附件所列之外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以及岗位和职业技能等多种形式的培“使得一些公务员的素质得到了提高。

    这种公务员学员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在清华的高级管理培训课程，以及北大一些ena课程班上也较为常见。国资委等部门与清华合办的高层人员培训的班级，也是人员爆满，学员大多是来自中央和地方国资系统的官员和企业领导，学习干劲很大，级别高，很少有科级官员，处级以上居多。

    事实上这些学员并不担心未来出路问题，原因是学习后进可攻退可守，如果部门拆并后能留下来，高学历有利于个人在变动中的提拔和晋升，如果被分流，凭enba这样的学历资质也可以去企业，到市场上去大展宏图。

    “其实要想妥善地解决这件事情，还是我说的那点，首先要解决行政审批的问题。”范无病考虑再三，建议老爸范亨从这方面入手。

    事实上老百姓早就有很大的意见了，政府少管一点行不行？

    政府部委数目多，显然不是政府所愿。事实上，政府隔若干年就会进行一次机构改草就已明白地表露了这种诉求。

    没有更合理的解释，大家只能看作是政府要管理的事情太多了，不设立这些部门，政府就管不过来。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特征：专业化程度高、分工明细、职能交叉多，从而淡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一些部委集中了过多的决策权，并兼执行权于一身，不仅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还强化了部门利益，容易成为产生机制性**的因素之有学者早就提出，政府体制玫草的正确顺序应当是首先进行行政管理模式变革，政府把权力还给市场主体，还给社会，大幅度缩减政府所行使的不必要的权力。

    在政府调整了自己的职能之后，撤销、重组、合并部委，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而，在部门、集团和个人利益的阻扰下，这个合情合理的顺序进程却是艰难和缓慢的。

    “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无病对老爸范亨说道“比如取消企业的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将一些早就谋取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条框框给砸碎了。”

    “要是按照你的意见来办的话，遭遇到的阻力更大一些。”范亨回答道。

    范亨很清楚现在的情况，这一点，早有例子，比如说中央提出的许多主张，如加强环境保护和扩大社会服务等，一直因中央和地方部门间的冲突以及工作侧重点不同的各部门间的冲突而难以落实。

    而这一次机构改革虽然磨刀霍霍，但是受宰割的基本上都是后台不硬的那些干部们，真正在中央部委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势力的那些官员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

    如果像范无病说的那么做的话，得罪的就是整个官僚阶层了因为范无病是要直接拿掉他们手中的部分权力的，这是所有人都不能够容忍的，远比得罪一小部分人更加困难，因此范亨才会如此反应。

    不过，范无病对此显然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胸有成竹地对老爸范亨说道“其中的差别，看起来是会得罪更多的人，但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正因为是虱子多了不咬人，所以你不会得罪具体的人。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变革却是当前国内最需要的，也是老百姓呼声最高的，只要你抛出这个方案来，立刻就会有无数的基层群众大力拥护，不管结果如何，你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所谓的民心。当然了，这个方案在目前来看，估计是会被以各种理由拖延下来的，但是你可以坚持自己的原则，除非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改草，否则就不干这事儿了。”

    范亨听了之后，才明白了儿子的用意，他就是想要利用直指问题根源的方法，以进为退，把这件得罪人的事情给搁置了。

    既然你们都想当好人，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办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乌鸦落在猪背上，谁也不要嫌谁黑。

    想通了这一点，范亨倒是觉得可以一试，毕竟行政审批的繁琐重复，确实是世人最为诟病的弊端，自己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个方案。

    想要让我主持这项工作，那我就要行使自己的权力，遑是理所应当的。

    第五卷 财富的盛宴 第一千一百五十二章 以进为退

    曰前后的活动总是非常多。政府方面也很忙。范辛在竹们范丹病仔细地商议了一番之后，又找来手下的智囊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终于拿出了一套新的机构改革方案，一反之前从合并部委撤人方面出发的老路，而选择了根据市场需求，对行政审批权限做全面的审核，以确定那些行政审批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废除。

    在这一番运作之下，范亨提出了自己的机构改革草案，一共列出了需要撤出废止的行政审批项目六百八十多种，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进行说明，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机构改革才有实际意义。

    范亨的这一举动，顿时把整个高层都给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范亨居然弄出这么一场大动静来，毕竟这样的举动虽然没有威胁到某一个体成员的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让整个政府的权限一下子缩水很多。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举动，也反映出来范亨的一部分态度来，我范亨虽然以前没有什么背景，但是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工作可以做，但是黑锅是不肯背的。

    你们不是要谈什么机构改革嘛，不是要让我负责嘛，那我就给你们从根子上治一治，看看最后头痛的人到底会是谁？反正我范家人无欲无求，不在乎这种事情的后果。

    事实上，每一届新政府，往往都是走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隔一个阶段，中央都会对政府部门进行一些调整。简单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改革之路。

    为什么要实行大部门体制？

    可以用数据来说明一下中国的政府部门多到什么程度。

    一九八二年改革之并，国务院的部委一度达到一百个。

    其后，政府分别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的内容都以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为主。

    一九八二年一下子精简了三十九全部门，一九九八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四十个组成部门，又裁了十一个，仅保留二十九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

    这种机构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接连不断地对政府机构进行一次次大手术，无疑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是极不正常的。

    然而，以往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每次改革后，又会出现机构膨胀之风，机构改革已被形容成了数字游戏，精简nbsp；nbsp；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道路。

    时至今日，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仍有组成部门二十八个，特设机构一个”直属机构十八个、办事机构四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十个、直属事业单位十四个”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单纯从数量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部门设置已显太多。

    有民谣比喻政府开会人满为患的景象，“部长坐了一礼堂，局长站了一走廊，处长挤了一广场。”

    开内阁会，部长们坐了一屋子，怎么议事，到底该听谁说话啊？

    历次改革的不彻底，也反映出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包袱的沉重。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