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

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等。　　当时，中美间的高层往来尚未恢复，但是，为了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同意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克里斯托弗会面。　　8月1日下午，在斯里巴加湾市的国际会议中心，我与克里斯托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除了重复辩解和做出一些原则表态外，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1989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诱饵”，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的一系列对话、 磋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根据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的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8月24日至27日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磋商。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江主席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正式国事访问”来安排，提出要以“正式工作访问”来进行。　　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21响礼炮。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泽民国家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1985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nbsp＆nbsp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五）

    1995年10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设性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对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做了特别阐述，再次承诺，对此类访问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这种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针对美方提出希望恢复中美有关导弹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军控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的磋商，我也做了补充性发言，提出中美就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应当包括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武器扩散，也是中方最关切的问题。　　作为江主席的陪同人员，驻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美国，也就算是返任了。　　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我国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于1996年访美。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nbsp＆nbsp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六）

    经过这场斗争，克林顿政府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比较平稳地发展，并得到进一步提升。　　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1998年，克林顿总统正式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　　那是6月30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夫妇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阐述了对台“三不”政策的内容，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美国总统公开做出上述承诺，这是第一次。＆nbsp＆nbsp

    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一）

    香港的回归问题，首先是一个外交问题。从外国占领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国固有的领土，必须通过外交谈判。　　自回归的原则达成协议到政权交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英方要保证做好香港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保持当地的稳定和繁荣；中方则要承诺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为收回后的特别行政区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以落实“一国两制”，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在这漫长的过渡期内，双方为落实协议、履行彼此的承诺，要在众多领域进行外交谈判。当时，中方根据协议确定了总体谈判方针：对于对方在过渡期间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方给予合作但不干预；对跨越回归、涉及未来特别行政区权益的事务，中方有发言权甚至参与权。　　邓小平在思考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时，曾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过渡时期是否能保持稳定。　　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景——领土的最终回归，是充满信心的，但对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还是有所担心的。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和曲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nbsp＆nbsp

    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二）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双方合作顺利。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蜜月期”尚未结束。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双方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