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投入都是有目的的，我们投入友情是为了关系，投入爱情是为了占有，投入艺术是为了成名成家，我们对回报的期望值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而一旦没有得到，我们可以坚定地放弃。在咱这，啥都有个 bottom line, 如果经商，这词应该翻译为“底线”，是个数字概念；但对于那种对友谊、爱情和艺术追求回报的人来讲更确切的翻译可能是“屁股线”，当其期待的回报没有的时候，他的屁股就再也不会坐在你这边了。　　我这辈子只上过三堂哲学课，然后就知难而退了。我当时对知识的投入很明确，就是为了文凭和奖学金，哲学这玩意太深奥，我搞不明白，怕分数太低，丢了奖学金，拿不着文凭。但这三堂课教的东西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堂课说的是“目的”，第二堂课说的是“过程”，第三堂课老师让每个人给自己定位是追求目的，还是追求过程。我向来力争作一个追求目的的人，但骨子里是个追求过程的人，因为我致命的缺点就是贪玩。只要好玩我就想做，管你什么内部回报和屁股线，不想那么多。所以我在一个 GDP 增长五、六、七个点的经济奇迹中造就了个人财富增长率进入负数的奇迹。　　我这种傻瓜不多，但还是有的，现在和我一起在大山子 798 工厂瞎折腾的人就是这类人。明明知道还有不到 12 个月，地主就要把所有人都撵出去，现在的装修在短期内就会被推土机全部压平，还是有人在往这里搬，还有人在装修，还有人在创作。这种投入除了享受一下过程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回报了。　　我倒是挺想号召大家没有目的地，深深地投入一回。要知道，生活的乐趣都在过程里面，而目的只是在长长的过程之后一秒钟的高潮。＆nbsp＆nbsp

    疯狂消费是我们觉得真实或者踏实的存在／朱其

    朱其，1966年生于上海。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1992年开始从事艺术批评。在《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书城》、《今日先锋》、《城市画报》、《现代艺术》、《艺术当代》等重要的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艺术批评文章。从1996年起，先后独立策划过一系列有影响的重要的前卫艺术展，包括《以艺术的名义──中国当代艺术交流展》、《青春残酷绘画》等。1998年—2000年，担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2000年，参与创办中文艺术网站“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任艺术总监至今。　　亚洲大众社会对城市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就是高楼林立和购物天堂。比如在东京，一个城市到如此精致和系统的地步，世界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什么哲学、历史和知识分子的艺术，似乎都是多余的。大多数人好像真的不需要这些，除了虚无感，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剩下就是泡吧、婚外恋、情人旅馆、成|人漫画、涩谷的酷街、村上春树的小说以及金融、科技。东京的年轻人坐在街头，或者看着天空发呆，或者在一起说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彼此心领神会、眉目传情或者笑个不停。东京的现代美术馆和画廊也观者寥寥，市民社会更爱看古埃及文物展和中国的明清家具展。这是我去年在东京看到的景象。　　国际化的大都市如此彻底埋葬了形而上学，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也不再那么愤怒，大家在教授体系和基金会体系下，也过着一种安逸的有点凝重的边缘生活，但却能够经常在世界各地坐波音飞机飞来飞去参加国际艺术展或者国际会议。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在九十年代后期差不多也开始这样演变。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表现消费社会特征进入中国城市的后社会主义语境。广州的大尾象艺术小组比较早的对广州社会带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特色的商业主义环境做出了反应。像梁距辉的《游戏一小时》（1996）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艺术家坐在一个施工电梯里疯狂打了一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同时电梯在不停地上下移动，这个作品试图将一种虚无的消费性体验以及心理承受极限作一个具体实验。艺术家林一林在1992年前后一直做将人民币和砖墙结合在一起的装置，使人民币开始被体验到一种实在性，一种真正意义的唯物性。林一林有时候也把自己的身体镶嵌进人民币砖墙里，使个人融入这种淹没个人周身的物质感。　　陈绍雄在1994年前后作了一些反映电视消费节目对于大众消费心里意识的影响，比如装置《改变电视频道，改变新娘的决定》（1994），让一个真实的女性婚礼服贯穿通过电视机屏幕框架，使屏幕内外一体化。自1997年开始，他将所有广州九十年代出现的街头景观做成立体照片景观集锦，像麦当劳、时髦女孩、广告牌等。艺术家徐坦在1996年前后一直在痴迷于拍摄广州白云机场飞机起飞到半空时的广州景观：飞机下是一片低矮的穷街陋巷，半空一架机头朝上的巨型波音飞机，因为摄影视角的关系，在照片上飞机贴着房屋只有几米间距，仿佛要掉下来似的。事实上，在九十年代中前期，一架架国际飞机就是这样疯狂地将一批批跨国经济人运进中国。徐坦后来又拍摄上海、北京在1996年前后完成的玻璃幕墙楼群的外观摄影，表达中国疯狂的城市化建设初期庸俗的包豪斯风格泛滥。在用摄影表达这种中国城市与日俱增的高度和密度扩张以及商业渗透景观的同时，徐坦也用视频深入都市虚无的青年一代的室内生活，他拍摄了女作家绵绵对于城市越来越没有情感的痛苦，一个被上海音乐学院退学的英俊的唱蓝调的同性恋男孩，以及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研究生。　　90年代艺术对于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进入中国的反应态度事实上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90年代前期的主要倾向，是从文化批判性的角度进行象征性的反讽；90年代中期则是开始进行一种非批评性的感伤基调纪录日渐成型并且疯狂的消费社会的亚洲特点的表象；90年代后期则主要是反映新一代人在这种过激社会转型期间的青春虚无和受伤经验。　　居住在深圳的艺术家杨勇在90年代后期一直将摄影镜头对准各种虚无的新城市女孩，她们已经看上去跟前几代中国青年女性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她们接受了90年代消费社会的青春残酷训练。她们穿着跟香港、东京的女孩没什么太大不同，带一点颓废气息，眼神和身材的性感很全球化，也许她们还带有一些从中国小城镇或者农村来的纯朴气息，但她们也许要比香港中环商业区的白领女孩还要开放。杨勇拍了一批女孩的室内的Xing欲化——女孩斜躺的照片后，开始表现一种模拟化的都市个人孤独的瞬间。但那些孤独者都是漂亮、性感和质朴的深圳女孩，她们或者站在一个桥洞下，午夜的灯光忽明忽暗，投下后面高楼的阴影，或者在黄昏的阳台栏杆边，用一把玩具手枪瞄准远方的一座高楼。　　另一个广州附近的新兴商业城市阳江的艺术家郑国谷，则试图通过虚构的表演化的摄影追踪新一代亚洲消费文化下成长的一代风格。他在1997年前后拍了一些染黄头发，纹身，以及拿着大刀像香港古惑仔电影那样不良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游戏。郑国谷的摄影具有中国小城镇转型期间的一种残酷的感伤性，这些原先半自给自足还处于清末民初的小城形态的地方，在90年代一下子与商业体系、有线电视体系、亚洲流行文化体系接上了轨，商业主义、没有现代性精神的以日本和香港为代表的亚洲资本主义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事实上是这些地方唯一的现代启蒙文化，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来自电视、盗版光盘录像带和小城镇的情Se文化。那是一个只有消费亚文化，没有文化主体性的地方。郑国谷还制作了大量消费物品的集锦照片，这些物品包括各种福建产的好莱坞来样加工玩具，何种牌子的可口可乐塑料瓶等，他甚至用喷火器去烧光一堆商品，他将这个行为命名为《消费就是解恨》。　　青年雕塑家李占洋在1998年前后，用一种漫画彩色雕塑的形式，翻制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成型之后欲望无禁区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