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见，“革命不能没有请客吃饭”，但是“革命也不能光是请客吃饭。”这也应该算是中国精神吧。＆nbsp＆nbsp

    守住精神／刘索拉

    艺术家，已出版图书《你别无选择》、《女贞汤》。　　我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曾跟着这个城市经历了种种的风风雨雨，那几十年的经历培养出来我的北京性格，并无法逃避对这个城市的偏爱。什么是北京人？不在于你是否出生于此，而在于你是否可以与这个城市分担灾难。　　出国去15年，在那十五年里我只能从朋友们的信息中得知北京的悲欢，心里遗憾竟成了北京的局外人。这次非典大灾，我守在故乡，又重新经历和体验到北京人面对灾难的黑色幽默、哥们儿义气，亲情至上等等，还有那些久违了的小道消息。似乎回到了文革时代，家被抄了还有精力和朋友们一起向往与普希金约会。从我出生的年代直到今天，北京人还是没有学会无为和顺受。　　因此当朋友们把我卷进“中国精神”活动，我很为他们的热情感动。我的继子在非典最盛的时候曾对我说，只要相信自己，就不会被传染。我想他是对的，这就是保持正义不灭，邪气无法侵入。现在受害的不只是北京，还有香港等地，我们要是再这么无望的恐慌下去，丢了精神，过几个月之后走出门去，中国人有病没病都得接受当“疑似”的形象——比当年的东亚病夫形象更不招人待见。　　朋友们问我，如果用音乐来体现“中国精神”，以什么之最？我马上想到了中国鼓。人类社会最早与天地神明交流的就是鼓。它的震撼力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节奏最能表现不同种族的力量。当人类有灾难和战争降临的时候，鼓声不仅反映了力量，还是向神灵鬼怪天地及同类发出的信号——请求神灵帮助、击退邪魔侵犯，借助天地正气、引起同类反响……　　但是谁将是鼓手？我马上想到了打击乐家李真贵先生。李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老系主任，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遍天下，很多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精英。我向他求援，他不仅马上答应义演并答应帮我搜集鼓手。但是在非典时期，音院的学生们都放假去了，很多文艺团体的人也不在了。李老师找遍了北京城，只找来分布在北京几个音乐团体的11位打击乐家。至于中国鼓，又很多有大鼓的单位现在都实行对外戒严，根本不与外界有任何交流，有鼓也不会外借。只好由打击乐家们在他们自己的音乐团体中去凑，居然也凑出100只鼓来。　　除了这12位杰出的中国打击乐家们，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业余打击乐手，他们从哪儿来？我先报名，希望别的朋友们都报名。长城上面有风，吹走邪气，只怕到时不是人不够，而是鼓不够。　　24号长城上见。　　刘索拉　　5/18/2003＆nbsp＆nbsp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挑战／许知远

    许知远，男，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WTO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　　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份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的总裁决定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了。”　　“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个让他们倍感兴奋的年代。”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总结过去的5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如此炫目，高速经济增长已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加入WTO则似乎确保了这一切美妙的发展已不可回头——你看，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固执地相信，只要GDP增长保持在7或8个百分点上，其他一切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们可能有很多艰难的挑战，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或是随时可能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挑战在整个90年代都出现过，但是我们总是安然地渡过了。　　当一种无法辨别的病毒出现时，我们所有光明的预设看起来都正在烟消云散了，几天前公布的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也未能减缓这种忧虑。我承认4月21日这一天，我似乎终于开始理解美国人在9·11之后的感受。27年的浅薄经验告诉我，几乎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死亡感比现在更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不是在电视上目睹着悲剧的诞生，我身边样式繁多的口罩不断在提醒我，你的危险处境。我们言之凿凿地相信9月10日的纽约与9月12日的纽约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只有美国人（甚至只有纽约人）才能切身体验到这种变化。同样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过度文明的表现，这可能不过是另一场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比这严重得多。但是，这种肤浅的乐观似乎正在严峻的现实前消失。是的，我们可以重复“比恐惧更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是在此时此刻，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我的床头摆放着《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文学中的欢乐可以抵御现实的可怕吗？　　这场疾病将深刻地改变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周围世界的观点，我现在无需再抱怨我们未曾经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我像中世纪的卜加丘，法西斯时期的加缪，或是9·11时期《纽约时报》记者一样，被赋予一次见证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机会。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转型时刻，就像1978年对于50岁那一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我们的那些高歌猛进、在新技术与全球化氛围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如今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茫然无措与发自内心的恐惧，将重新塑造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