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单位的依附。比如单位的功能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将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货币化，而是成了一个人精神寄托的场所，单位可以涵盖人的一生，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他的信仰、政治前途、事业成败，统统都和单位有关。单位的领导可能就是决定你终身命运的人，而这个领导又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另一本书是杨晓民写的《单位制度》，这本书解构了中国单位制度的由来和单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当时我们的选题方向是打算表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从单位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因为社会转型从国家角度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从个体角度看，就是一个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的过程。　　SOHO小报：那你能谈谈中国单位的由来吗？单位在一个特定年代是不是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　　李成才：这可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形态有关，那时的政府是从战时组织状态延续下来的，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国家一盘散沙，经济一穷二白”，军事化的单位制度，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有利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来解决“一盘散沙”的状况。以后五十年，中国单位就逐渐演变成一个覆盖了城市、农村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僵化机构，单位成了代表政府行使配置资源的机构。　　SOHO小报：你拍摄《人在单位》已经有三年多了，这期间中国的单位是不是在逐步瓦解？个体的能量是不是正在迅速释放出来呢？　　李成才：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趋势，主要是因为过去通过单位笼罩在个体身上的那些功能已经逐渐在社会化，比如福利分房终止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人们摆脱对单位的依赖。但是单位的迅速消失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为什么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普遍都很急促浮躁？因为过去单位中对个体进行心灵抚慰、精神关怀的功能现在社会上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可以替代。过去单位领导可以关心到职工的每一处隐私，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使得人们对这些形成了精神依靠，从而单位也自然而然成了个体宣泄、倾诉的唯一场所。单位这部分功能消失后由谁来承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　　SOHO小报：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实际上我们过去只关注单位对个体提供的硬件保障，如福利保障、事业发展等等，而软的一面象精神抚慰也很重要，这一功能甚至起到了社会减压器的作用。那么你觉得这部分转换的前景如何呢？　　李成才：是这样的，一方面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城市社区建设上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知道上海很多社区在为人们提供精神交往建设方面作得很好；另一方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交往方式也日益丰富，网络就是当前年轻人结识知己、抒发情感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年轻人在寻找合租房屋的室友，寻找一同旅游出玩的伙伴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而象分配宿舍、组织职工旅游过去都是单位的职能。但是这部分功能从单位到社会的转换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SOHO小报：你的意思是说随着原来单位的一些社会功能还原给社会后，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就会逐渐消失？　　李成才：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社会还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来释放个体的创造力。比如我们曾经搞过“硅谷”计划，但是在那里注册公司需要审查你的注册资金、办公场所，需要公章、财务等一系列具有单位特征的东西，而如果这套做法拿到美国硅谷，那些创业的学生公司可能一个都不能合法存在。所以体制很重要，单位体制很难鼓励个体的创造力。而一个个体在和一个社会制度发生碰撞的时候，个体的力量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所做的“人在单位”征文活动，1500多篇投稿中绝大部分是控诉单位制度的，而从这些控诉中你感到更多的是苦涩和无奈。　　SOHO小报：我听说你下一步计划拍摄的一个大型记录片叫《在城市里奔跑》，在内容上是《人在单位》的续集吗？　　李成才：内容上是有衔接的，《人在单位》反映的是人们在体制内的生存状况，《在城市里奔跑》则想反映脱离了体制的一群人，我给出的定义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类群体。这类群体今后在社会中会越来越多，SOHO一族就是典型的这类人。这类人的最显著特征是自我把握命运，自我实现价值，不依托任何机构和组织。这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存方式的一次重要改变。我希望这部片子完成后，对现在有能力的年轻人可以起到一种借鉴作用。　　SOHO小报：你在拍摄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人物之后有没有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反思过，单位虽然压制了个体的创造力，有它残酷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单位也具有温情的一面，可以给社会带来平和及稳定，是否也有正面的意义呢？　　李成才：你说的温情和稳定，其实是对以往一些懒惰和安于现状群体的保护和鼓励。我们说社会应当保护弱者，是指丧失劳动能力的一群人。而我们拍摄的《在城市中奔跑》，并不仅仅把镜头对准SOHO族和白领，也包括了小红马、高尔夫球童这样的所谓弱势群体，他们同样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群人。一些人怀念单位的温情和安全感是因为目前社会还没有承接这种温情的场所，但如果因为保留温情而限制个体能量的释放，对社会发展而言则付出的成本太高。在计划体制下，中国人都是单位人，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尊重个体，人应该高于任何组织和机构。＆nbsp＆nbsp

    包豪斯的骨肉皮影／周榕

    周榕，男，1968年生，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山西省朔州市市长助理，总规划师。目前在清华大学主讲研究生建筑评论课，并从事建筑与城市设计。曾于多家报刊发表建筑与城市评论文章。　　1919年发生的事件中，有两件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一是北京的五四运动，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环境，另一是远在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的成立，它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的人工物质环境。今天，也许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承沐到五四运动的惠泽，但不夸张地说，却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敢夸口自己未曾受过包豪斯的影响。一个现代人，从其降生伊始所接触的每一件现代人工制品，都或多或少与包豪斯有关，从书籍影视、服装饰物，到家具器皿、城市建筑，一个人在今日世界仰观所察、俯瞰所见，天上地下，林林总总，举凡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物质景象，都无法逃离包豪斯的荫翳。从这个丰饶的当代物质世界的任意一点起身回溯，我们总可以抵达包豪斯的校门，并从那里眺望到工业化所垦掘出的凌乱荒原。在时代的那个剖面上，除了一条大道从背后纵贯而来，前方无阡无陌，方向未明，对于技术进步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的伟大图景，人们除了激动不安，还近乎一无所知。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庇乌斯也绝不曾料到，他向小城魏玛迈出的这一小步，将会带动整个人类世界纵身跃往何处。　　如今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清楚。如今我们通过身边物质性的所见所触，无时无刻不结结实实地抠摸到“现代性”的含义。如今我们仿佛身在彼岸，而包豪斯成了逐渐远去的渡轮。对于周遭的现代风景，有人诅咒，有人漠然，有人迷恋。正如历来旅客对向导的评价一样，功与罪，梦或魇，包豪斯的影像在它关闭七十年后显得模糊而可疑。　　七十年后还原包豪斯的真相殊非易事，今天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包豪斯，是一种泛现代设计风格的集合称谓，已经与真实的包豪斯相去甚远。这所只存活了短短十四年，在校学生不过二百，并且在乱世艰难中三易其址的德国设计学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生存在被过度贬抑与过度褒扬的双重危险之中，何况有太多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