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91

，“我们会杀光他们”，“美军要么投降，要么呆在坦克里等着被烧死”，等等。他说这些“大话”、“假话”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脸不红，心不跳。新闻界为何对萨哈夫如此宽容?因为在这样一场毫无悬念的非对称战争中，伊拉克必败无疑，这一点谁都清楚。萨哈夫在痛斥敌军的同时，用一些不实之词“虚张声势”也罢，“以假乱真”也罢，这是身陷绝境时的最后“抵抗”手段了，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有的评论所说，萨哈夫“撒谎撒得非常悲壮，让人笑过以后想哭”。有人说得对，在那种时刻，萨哈夫讲话的“煽情作用”，已经“远比准确性重要”。

    在各国新闻记者眼里，萨哈夫也很有点人情味儿。天天在炮火硝烟中奔波的各国新闻记者们，时刻都可能遇到生命危险。萨哈夫没有忘记口头安慰一下这些同行们，他对记者们说:“也许，爆炸声打扰了你们，你们是伊拉克的贵宾和朋友，但是伊拉克必须对付这些外国来的恶棍。”…,

    记者们原本也没有把生命安全押在他身上，但萨哈夫对大家的一片顾念之情，却让大家如沐清风、如饮甘泉。对于用粗俗语言辱骂美英这一点，萨哈夫也主动向记者们解释道:“非常抱歉，我使用这样的（辱骂）语言，（可是）对那些用炸弹轰炸我们人民的罪犯，这样的辱骂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更使记者们坚信，萨哈夫并不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而辱骂，他是由于对屠杀伊拉克人民的仇敌愤恨之极而辱骂，记者们还能说他些什么呢?在不少人的心理上，萨哈夫是和他们同处在美英炮口下的同行、难友，对他深表同情。因而，在巴格达陷落、萨哈夫不再露面的那些日子里，媒体连连登出“萨哈夫哪里去了”，“深切怀念萨哈夫”等文章来，对他的“生死存亡”进行了种种猜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归根结底，萨哈夫是个悲剧人物。他的祖国遭受这场战争灾难是个悲剧，他本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和表现，其实也是个悲剧。战争期间，萨哈夫是忠于职守的，在美军逼近巴格达的时候，萨达姆政权的高官们在都“集体消失”了，萨哈夫却带着几名助手来到巴格达市内的希克马特广播站，在院子里的一辆无线广播车上继续工作。广播站的工程师哈森，后来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当时所有伊拉克高官都逃亡了，只有萨哈夫一人还在坚守阵地，“他是在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在巴格达被美军占领后，萨哈夫还想到巴勒斯坦饭店去召开新闻发布会，半路上发现前方有美军士兵在巡逻，遂折回。回到广播站的萨哈夫，与萨达姆政权彻底失去了联系，广播站也断了食物来源，但他饿着肚子在广播车上用阿拉伯语继续广播，要求市民们拿起武器抵抗美军。次日凌晨，大批美军坦克开到了广播站附近，萨哈夫觉得大势已去。他才慢慢摘下头上的贝雷帽，摘去表明身份的肩章，裹着阿拉伯头巾和长袍，一个人凄凉地走了。战争初期，萨哈夫出面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台上坐着副总理、国防部长和其他政府要员。随着战局迅速恶化，他身后陪坐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什么人也不来了，由他一个人把“独角戏”唱到了最后。萨达姆政权最后让他一个人抛头露面，有人说，他是萨达姆最可抛弃的一个卒子，这个看法不无见地。从根源上说，萨达姆是逊尼派穆斯林，萨哈夫是什叶派穆斯林，宗派不同，其心难同。萨哈夫是萨达姆的“异己”，而非心腹。萨达姆的心腹，非姻亲与老乡莫属。萨哈夫却不是提克里特人，与萨达姆家族似乎也没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而且，萨哈夫与萨达姆的长子乌代之间还有矛盾。如此这般，萨达姆最后将萨哈夫当牺牲品，把他一个人推到前台作为一块挡箭牌，施放点烟幕，为萨达姆本人及高官们“集体隐身”打点掩护，也在情理之中。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战败后，外交陷入极大被动，萨达姆急欲改善对外关系，启用萨哈夫为外交部长。可是，一向以“脾气坏”和“言词硬”出名的萨哈夫，把伊拉克的外交活动搞得“火花四溅”。他警告伊朗与美国发展关系是在“玩火”，指责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吉德“存心为难伊拉克”，经常直言不讳地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等等。他这种一贯“硬朗”的外交风格，显然与伊拉克面临的外交形势不相符合。因此，他担任外长八年，却未能在推动伊拉克转变外交策略上有所建树，错失了天赐良机，很可惜。2001年4月，萨哈夫与乌代的矛盾公开，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调任为新闻部长。又两年，便迎来了这场伊拉克战争。偏偏是伊拉克面临亡国之灾的恶劣形势，居然使他大展铁嘴铜牙之才，一鸣惊人。悲夫!他逆势显身手，一举成大名，但国家既亡，名有何用?有道是“时来天地皆助我，运去英雄不自由”。萨哈夫却是“时来天地不助他，运去却令展才华”，时运不济。…,

    萨哈夫现象说明，战争也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战争也附着有文化、也影响着文化。伊拉克战争不仅呈现出信息化战争的全新特点，也呈现出一幅全新的战争文化景观。你看，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直播”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全球收视热点，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文化现象?当然是。你再看，萨哈夫天天面对全球新闻媒体，用嬉笑怒骂、诙谐幽默的语言，有时甚至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荒诞派手法，舌战美英，这是不是一种更为精彩的战争文化现象?绝对是。不过，千万不能由此产生误会，好像在新的世纪里，全世界的人们都已无聊得要把战争当成“戏”看似的。我只是说，萨哈夫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文化现象。从深层次上看，文化的力量比战争的力量更强大。战争可以涂炭生灵、摧毁城市、征服国家，却极难征服人心。世界上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征服人心的，是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美英联军的精确制导炸弹何其先进，他们的“斩首”、“震慑”战法何其锐利，攻占巴格达何其神速，可是，人们对这一切似乎很快就已淡忘了，没有多大兴趣再去重新谈论它了。为什么?因为人们厌恶战争。相反，萨哈夫舌战美英的那些精彩话语，不仅在战争期间成为中东、欧美乃至全球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热门话题，且至今仍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为什么?因为它打动过人心、深入了人心。这在无意中给了世人一个提醒:谁多为人类创造出一些令人陶醉的作品，谁的名字就更容易被世人记住。看来，人类社会，多一点文化，就多一点美好。

    战争中的“舌战”，古已有之。我们中国古人的军事活动中，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就很丰富。孙子说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舌战”理论之一。古代战场上双方开战前的“骂阵”，也许是“舌战”的最早起源。中国古典小说和传统剧目里的诸葛亮、陈琳、祢衡，都称得上“舌战”高手。这些著名事件都是发生在战争状态下，都是要借助“喉舌”的力量去对付共同的军事强敌曹操。类似的情形在世界范围也不乏其例，好人“舌战”恶势力有之，恶人摇唇鼓舌欺骗世界舆论有之。

    萨哈夫舌战美英，却“战”出了国际新水平，使人们普遍觉得新鲜、奇特、过瘾;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而且己方、敌方和第三方的人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