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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阅读

    ,要全部交出来,当然她想能多留一些,因此软禁在房子里好些日子。  姆妈还讲“盛老三”的事。他没有走得脱,夫妻隔离查问,两人招的口供不一样。我想,审问的人一定很机灵,有察颜观色之才能,用了挤牙膏的方式,像这种情况的人家不少,这些暴发户,他们差不多都是南柯一梦吧!  二姊家我是极为担心,总不想问知她家的情况,料想不可能好,干着急不好受,但又猜想她的特殊好友们都已从重庆回到上海,应当助她一把。可能问题没有这样严重吧!想不到有一天的傍晚,二姊夫亲自打来了电话,他说:“茶,我要动身走了!现在大家都来这里,你一定也来,我叫汽车来接你。”我回答他说:“我在生病呀!不能前来了。”他唔了一声说:“真的吗?”我答:“是真的,你保重身体。”讲了这句我难过极了,心乱了,想勿出有什么好往下说的,也没有问他动身往哪里去?但我又说了一遍:“你保重身体!”两边便都挂上了电话筒。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后来知道他往日本去了,和日本人一起走了。我回忆他对我的诚意和关心,并且不忘记我说过的话,他在日本,“茶”要用日语讲,我相信他老脑子里是忘不了本国语言的,他肯定想回祖国,掉不下这班妻儿老小的。  可是在两年后,姆妈告诉我,他在日本生病,已去世了。他向我告别时,我身体是勿好,可也不是病得不能出门,为什么不去再见一面呢!  当他走后,二姊搬了小房子,她太胖,不到两年中风而死了,我一直没有关心她,所以在今天我的脑子里忘不了这些事,真是遗憾终身了。

    与悲鸿最后一见

    洵美的身体稍微健康点儿,便和我去看徐悲鸿,这时他已和廖静文结婚,生了两个儿子。  我见到了廖二嫂,她年纪很轻,也美,穿着时新,比起蒋二嫂大不相同,听说她是二哥的学生。  我见到二哥,他比以前老了,发胖了,穿着长袍更显老态。  孩子尚小,我们去时,正在睡午觉。二哥带我们到他俩房间看看,只见他俩同睡一张床,睡得正香甜,我们便轻轻地退了出来。  到画室,看到桌旁画好的一卷卷的画,插在一只大圆口、高而直通的一只圆形瓷瓶里。当然另外还有许多画。另外有间房,壁上挂了很多油画,我们去了不到两个钟头,看到了人,也看到了画,便告辞了。大家很高兴,夫妇俩送到大门口。以后洵美再也没有去过北京,和二哥也就是这最后一见了!  从徐府出来,走到王府井大街,洵美念念不忘孙大雨的那只雕刻木橱,说去找找看,当然失望而归。这种特别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哪里会有?要碰巧有人卖出来才行。

    罗隆基请吃烧卖

    又过了两天,洵美和我上老罗家。他已去过,路已熟悉,我这是第一次。这房子是平房,当然和一般人的四合院不同,进门就见到水泥地的园子,中间有个小型喷水池,但没喷水。北面有个长房间,南面是个大客厅,左、右各有房。我们就坐在客厅里,都是很大的红木桌椅,那时客厅里没见沙发,是中式气派,但我感到室中太空。  他告诉洵美,对面是小会客间,周总理来就在那里坐。  我们也没有多少话谈,告辞了。他送到门口,说过两天请我们一同去八面槽的雨花台点心店吃烧卖,是很有名的,到时他来接我们。  到了那天下午,老罗乘了一辆旧汽车来接我们。到了那店门口,有个院子,要走进去才是饭厅。记得我们在楼上单独的一间里,这店不大,老式的,不一会便送上烧卖一大盆。老罗教我们怎样用筷子夹在它的搭头上,其中有一包汤,外面皮子不会破,这就是特别的地方。吃时轻轻咬破皮,先把汤吸了,再品尝,我们尝到了这个味道,真是名不虚传。  洵美的身体老觉疲乏,外面的活动全在我。陈济严为我作向导,经过一次导游,以后我便认识了。我的普通话讲勿好,常常讲得像外国人说中国话即所谓的“洋泾浜”。好在北京话我都听得懂,难得要翻译。

    我得奖洵美被捕

    我在淮二居委会当1754弄的小组长是1952年开始的,后又兼卫生主任,工作上有了少许成绩,1957年徐汇区人民政府给爱国卫生积极分子发奖,整个居委会只发到一张奖,这一张奖是给我的了。区里开了授奖大会,那天,在衡山电影院里,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参加会议的有企业领导,也有居民代表,到那里先听领导作报告,然后发奖。企业的同志先上台领奖,居民在后,呼到我姓名,这时我心中极高兴。这形式我从先领奖的那些人处已学会,我照样就行了,我获得的奖是一张奖状和一只印有“奖”字的搪瓷杯。  第二年,即1958年7月,我又得到这张居委会惟一的奖状了!是“除七害卫生积极分子”奖,由徐汇区人民委员会发。这次发奖较简单,就到办事处去领,单是一张奖状了。洵美为我高兴,说家里人我是第一个得奖者。这是1957年和1958年上半年的事。  到1958年我在淮二居委会为人民服务已六年了,正在我精神焕发的时候,突然来了个晴天霹雳!当时,我又得奖了,高兴万分地到南京去看女儿,我是随小多大学开学时一起去的。才去了两天,第三天便接到家里来信,说出事了,叫我速回。是小马写的信,他年幼不知打电报。我和小多马上打长途电话回上海,才知道洵美被抓去审查了,家里被抄。我便急忙买了车票赶回家。  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洵美就此不见。  当晚我做了一个噩梦:海中漂荡着一只帆船,它已经旧而失修,一家人拖儿带女在船里过日子。男人自得其乐地立在船头上仰望天空,天空青色一片,无杂云,俯首下瞧,海里平静水无声,空中老鹰展开翅膀自由翱翔,忽高忽低,好似表演它的飞翔技术,孩子们兴高采烈又笑又唱。下雨了!大家躲进船棚。寒冬腊月,又下雪了!天寒冷,围在柴灶边取暖,一家人天伦之乐倒也不差。哪知一天傍晚,好好的,船停泊在海岸边上,突然晴天击出一声霹雳,狂风暴雨一起来!不健全的破船,被大浪冲来击去,立时桅杆倒,船身裂,波涛之中谁来救呢?一家人冲散了……  此事一出,孩子们受惊不小,小马才十六岁,初一学生,目睹抄家,只想离家而去,正巧学校动员上海学生支援青海,到青海去读书,他就报了名,被录取在青海轻工业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初一的学生怎么进中专?可我又怎么说呢!这一去至今仍在青海。  开始我总想,洵美他不久便会回来的!一天天地等待着,直至上面传来消息,说他要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回家,叫我作好准备。这样我才仔细地去打算:房租太大,只三个人住,楼下食堂的房租也都算在我头上。我还未作出决定,哪知居委会新主任许文慧已来说服我了,她说:“不久就到‘三八妇女节’,要将食堂扩大,现在你不需要这许多间房,居委会已和房管处联系好,在本弄十一号楼上给你一间,换下你现在的。”换个房子没有大问题,只是一间太少,那里的房间大小和我的一样,三间变成一间,我和小罗要搭二只床,还有个老保姆呢!她说:“老保姆是外人,不可算进。”我有些奇怪,老保姆户口一直在我家,并且她跟了我几十年了。我又说:“洵美或许就回来的,原来我们住一幢,现在起码给我两间吧!”她说:“不可以,房管处这样处理的。”我又说:“这些洵美的书籍和其它东西怎放得下呢?”她说:“他的东西关在一间,不动好了。”她倒是禀承上面的意思,领导这样讲,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心中好气啊!  一方面搬家,另一方面我写信给小红,我想带小罗一起去南京住,小红原住单身宿舍,得到我信便和单位领导讲了,并答应给她换个大房间,如此我便准备迁居了。  我的东西很多,再三思考,带走不可能,只有硬硬头皮将那些不实用的东西都割爱,其实什么爱,不要用的东西是累赘,所以我天天跑旧货店、收购站、回收处,挑出需要的东西,其它都可卖去。小红画了南京房间的大小,根据情况我留下的家具很少。洵美的两只大书架高到房顶,是大柳安木书架,宽正好铺满墙,被食堂看中,说可作碗架子,作价五十元,售给他们了。其它灯罩、镜子、毛巾架、灶头等等都奉送了。东西当然贱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寄售呢,不知哪天才能售去,所以我来个快刀斩乱麻,我一个人负责,倒也爽快。我又打听到托运公司在爱多亚路,我也去找到了,把余下的必要的东西托运至南京,手续办得很顺利。  卖去东西的钱用在搬家、托运上,最大的花费就是为老保姆,给她租了一间私房要笔押租金,还得将以前欠她的工资结算付清,给了她床、桌椅、小橱等等,她在我家做了这许多年。当年老式家庭生活的规矩是女客给赏钱,她也能赚些钱,可现在我是一日日穷,她倒仍旧一点不动摇地跟着我,我离开她倒没有问题,家务劳动自己做有什么难!

    受审三年洵美还

    1961年,我接到小燕来电报叫我去上海看守所接洵美回家。我高兴得心跳,马上就准备动身。叫小红到单位里去借了些钱,因为卖东西也来勿及的。小罗这时尚在初中读书,小多去武汉毕业实习了,好在小红在家,家里的事姊弟俩还可以应付,我也不能管他们了,只好以后多通信了。  洵美去了将近三年,经审查,无罪释放。夫妻才得见面,而家已经没有了!只好住在大儿子那里。是我到第一看守所接他的,办理手续的是闵同志。可怜他的身体真所谓骨瘦如柴皮包骨,皮肤白得像洋人,腿没有劲,幸好三轮车夫好心肠,背了他上楼。总算他没有被定什么罪。能回来就好,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会做人。诗人有的是时间,不是正好可以做诗么!可当时见不到一片废纸一支秃笔,诗意肃然。回来时衣袋中仅有三支竹片磨成的挖耳签。那是在厕所劳动时拣来的竹片磨成的,可见他的耐心更胜过那时捕小老鼠的修养!我一定要把他的身体养好。当然只有在饮食上多给营养,我便住在上海,放弃了对南京小儿子的照管。小儿子吃饭在外面,自己管理上学的一切,饮食冷热不调和,得了胃病。究竟年纪小,不会保护身体。而洵美得到各方面的调养,身体好多了。受冷气喘病仍要发,这个病始终治不好,不过人倒是胖起来了,可还是走不动路。幸得上面照顾,又安排在文艺出版社为特约翻译,生活费就是预支稿费。  几个月后洵美看到自己生活有了保障,住在儿子家,料理家务可以找人帮忙,精神也有恢复,想到我户口迁南京后再也迁不回上海等等因素,他叫我还是回南京吧!不过说好每年两次小罗放寒、暑假时我都要带着小罗一起回上海,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南京。  〔编者:关于家父三年受审的情况,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著作《狱里狱外》一书中写有《狱友邵洵美》一章。另外贾植芳先生在《上海滩》中也将与家父狱中邂逅写成专文发表。尤其是贾老不负家父重托,阐明了家父对文坛上有关的几件事的真相之看法,对我们家属意义尤为重大,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有人问起家父三年受审的事,家母在给《浙江文史资料》的文章中是这样回答的:“洵美1958至1962年之间的历史我不知何从写出,总觉得上面有了一层蒙尘,所以只好将洵美这段光阴缩短了。1985年2月26日,吹来一阵春风,把我家蒙受多年的尘灰拂去了。这给洵美赋予了新的生命。笑吧!洵美。”“春风”是指上海市公安局平反决定书,编号为(85)沪公落办字第26811号文件。〕

    洵美你真的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书译了,经济来源也就没有了。家中书物均被抄去,洵美明白困苦不只是他,有谁来援助?感到绝望。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每月将女儿们寄给我的钱悉数寄给了洵美,然而洵美贫病交迫,喘病加剧,终于病倒了。咳嗽、气喘、吃药、打针都无效,身不能动弹,气透不过来,哼声日以继夜,睡不安席,靠在床上,连床也被震动,痛苦万分。家人心也难受,恨不得代他受苦。  后来终于休克了。送他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急诊就医,检查结果是“肺原性心脏病”,要住院、用氧气。用氧气急救的是重病号,重病号都住在一起,看到进来时能走能说的病人,过一天却走了,这只床空了又换来新病人。洵美亲眼看到,死神就在他身边徘徊,他惊惶极了,好像自己被判处了死刑,他要回家。洵美住院两个月,也休克过两次,经打针活过来,却不见好转,洵美心中的痛苦、悲伤、忧急,是可想而知的,他怕活过来了又会死,又怕死过去了不会活过来。我们感到他在医院只会加剧精神上的痛苦和惊悸,只好答应他回家。特地买了氧气枕,医生为他灌好一枕氧气,以备到家急用。回到家总算过了新年,又挨了三个多月。他对进出医院感慨万千,作诗一首: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的病情有所加剧、恶化,他呕吐、胃出血,逐渐昏迷,打针、氧气都无效。这次他再也没有醒来,于1968年5月5日晚上8时28分永别了人间,享年62周岁。  他的一生遭遇坎坷多变,在动荡的岁月中又受疾病的折磨,真是悲惨伤心。  5月8日下午亲友们告别了洵美,他真的走了!走时遗容极端庄,就像睡着了一样,只是美容时把他的胡须剃了。他穿了一套灰布中山装,为他买了一双新鞋新袜。骨灰盒是咖啡色木质的,面上是黄|色刻花的,简单大方地结束了他的丧礼。  洵美安详的面容,像进入梦境一般。不禁想起了他曾吟咏的《洵美的梦》:  ……我轻轻地走进  一座森林,我是来过的,这已是  天堂的边沿,将近地狱的中心。  我又见到我曾经吻过的树枝,  曾经坐过的草和躺过的花阴。  我也曾经在那泉水里洗过澡,  山谷里还抱着我第一次的歌声。  他们也都认识我,他们说:“洵美,  春天不见你;夏天不见你的信;  在秋天我们都盼着你的归来;  冬天去了,也还没有你的声音。  你知道,天生了我们,要你吟咏;  没有了你,我们就没有了欢欣。  来吧,为我们装饰,为我们说诳,  让人家当我们是一个个仙人。”  我想,洵美永远不会寂寞了!  洵美去了,而我在悲伤之余还得为他处理棘手的善后事,医院里欠了四百多元医疗费,房管处欠了一年半房租六百元钱,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元。当然还有其他事,而这些又叫我怎么办呢?!

    生活要继续下去

    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1969年4月小女儿小多怀孕要生产了,我提早到了浙江湖州,因为她是头生,许多事都不懂,我得告诉她,这是我做母亲的责任。  1965年小多结束了两地分居,从北京调到湖州水泥厂任工程师,是该厂惟一的大学毕业生,厂领导很重视她。  小多生下了一个女儿,大大的眼睛、黑黑长长的头发,好玩极了,小名欢欢。她爱笑、很乖、不哭不闹,小多自己喂养,她不挑食,很好领,所以待欢欢断奶后,我就把她带到了南京。  我在人民路住了好几年了,和几位大姊们也都熟了,我的责任心重,叫我学习、开会,我总是按时前去。欢欢常跟着我一起去开会,我带二粒糖。她很乖,不闹,有时还睡着在我身上。我虽讲勿来南京话,可也还能凑合着来上几句发言。  我把心思放在欢欢身上,白天我带着她去菜场买菜,回家教她拣菜,教她扫地。记得有一次欢欢咳嗽了,看了医生也吃了药就是不管用,邻居大娘、大姊们都来出主意,说出了不少“丹方”,有的说把冰糖和梨片一起煮着吃;有的说把梨心掏空,放上川贝粉,盖上梨盖再和冰糖一起蒸着吃;更有甚者提出用冰糖炖麻雀吃;我一样样地试,小罗和同事们到处弄麻雀,结果还是咳了三个多月,最后才知欢欢得的是百日咳。

    小多女逢凶化吉

    1971年春节才过不久,小多又生了个女儿,这次特别快,等我知道,孩子早生下了,取名吴庆,小名荣荣。我又到了湖州,谁知没几天立岚就带着学生去“拉练”了。一天,我带了欢欢去离家才二百公尺的府庙玩,突然遇到一个神经病人,一定说欢欢是她的孩子,要把她抢走,把我吓得拉了欢欢就逃回家了。回来后,我想来想去还是带了欢欢回南京吧!免得我们这一老一小反而增加了小多的麻烦,可怜小多做月子都得自己料理。欢欢在南京我就不寂寞了,白天欢欢寸步不离陪着我,到了晚上,刘医生一家三口都回来了,刘医生只有儿子,就把欢欢当成自己的女儿,要欢欢叫她“妈妈”,我们二家人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完整的家,热闹得很。  记得有一次小多带了庆庆到南京出差,假日里我带了小罗的儿子洋洋和她们一起去玄武湖公园玩。孩子们看到公园地上都是白玉兰花瓣,就把花瓣拾起放在洋洋坐的童车的小台子上,拾了满满的一车。到猴山时,他们把花瓣丢给猴子,猴子们争先恐后地把花瓣都吃了,孩子们高兴得拍起手来!这一天,我也玩得很高兴,一点也不觉得累。  1976年小多为了厂里扩建设计又到南京江南水泥厂出差,她把荣荣放在我这里,她自己就去厂里了,没想到当天回不来,在厂招待所过了一夜,被蚊子咬得到处是包。回湖州十多天后得了乙型脑炎,开始头疼,后来就不省人事了。为抢救,气管都切开了,身上插了三根管子:输氧、输液和导尿。消息传来我万箭穿心,我叫做口腔医生的小红和小罗一起赶去湖州。我自己则天天念经,虽然我并不信神,但我相信神会保佑小多不会这么年轻就走的。我和小罗天天通长途电话,知道小红去对了,虽然不精内科,但她懂得护理和内科的一些知识,提了不少建议。在湖州的中、西医联合治疗下,在厂领导和同事们的配合下,深度昏迷了七天七夜的小多总算从死亡线上又平安回来了。  由于小多昏迷刚醒,立岚要照顾她,两个孩子又不能总托同事管,因此欢欢被叔叔带回了上海,庆庆则由小罗带回了南京由我照管。谁知正遇上了唐山地震,各地为防地震也都在露天搭起了帐篷。白天年轻人上班,我就一个人管着两个孩子。一天正下着大雨,突然警报响了,不好了,要地震了!我也来不及准备雨具,拖了两个小的就往帐篷里跑,虽然路不是很远,但无情的雨浇得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好在帐篷里有毛巾、有衣服,立即擦干换干衣服,总算大家都没生病。原来是大雨使警报器搭线走电了,真是虚惊一场!( 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http://www.xlawen.org/kan/1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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