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部分阅读
，先到武汉，从武汉坐船经三峡到重庆，乘火车到成都，从成都到峨眉县，上峨眉山，之后从成都到贵阳，从贵阳到六盘水，再搭货车到云南文山，经麻栗坡、富宁到百色，从百色回N城。 这是我此生的一次壮举。 我独自一人，自始至终。我意识到，再也没有比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去更危险、更需要勇气的了。一次又一次地从严肃和不太严肃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女研究生和女大学生在并不偏僻的地方被人轻而易举地就拐卖到农村给人当老婆的消息，甚至在省会，独身的年轻女子走出火车站，守候在站前的人贩子一眼就会把她们认出来，人贩子们在拐卖生涯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如簧巧舌，他们热情地把单身女子骗上了一辆据说是开往国营旅馆的车。这车驶离了热闹的市区，它呼呼地开，越来越快，越开路越黑，单身女子感到了异样，汽车就像行进中的黑洞，她莫名其妙地掉了进去。她喊道：我要下车！但她没有听见自己的声音，她竭力想看清楚同坐在车厢里的拐骗者，她看不清那人的脸，只感到有一道阴险的目光像猫一样蹲在那里。很久才有一辆汽车迎面开过来，独身女子借着车灯的光亮看到角落里的女人长着一张可疑的狐狸脸，在她看到她的一瞬间，狐狸脸把手伸了过来，这是一只跟她的脸一样大的手。这手朝独自出行的女子做着一个古怪的手势，如同一个凶兆悬挂在暧昧的车厢里。 她们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周围没有树，四处长着同一形状的石山，此地的石山一律高大、肉色、形似圆柱、顶呈半球状。独身出行的女子从汽车里出来，她听见一声阴险的咳嗽声，身后的汽车和狐狸脸顷刻之间就消失不见了。 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竭力要从此地的地貌特征弄清自己身在何处，这林立的石山使她最先想起“石林”这个词，但这整齐划一的肉色圆柱状否定了石林的可能。独身出行的女子回忆各种科教片、风光片、异国翻译的电视剧、明信片等等，她越来越搞不清楚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这时她听见一个老女人的声音说：这是真的，不信你掐掐自己的手。满脸皱纹的女人说完这话后同样消失不见了。天上的云开始迅速聚拢，成为一个巨大的女人的嘴唇，鲜红的颜色在天上散发着魅人的肉感，在这唇形的云后面，是依然纯蓝的天空。肉柱形的石山中有一个最高最大的石柱，它在越来越低的唇形之中显得充满动感，它们越来越接近，伴随着一声荡人心魄的叫喊，她看见肉柱的石山进入了鲜红的唇形云之中，她感到有一阵热气从那朵云的处所散发出来。 与此同时，她发现了火把，它们像是在肉柱形的石山藏匿已久，那一声荡人心魄的叫喊如同一道号令，它们瞬间之内就从藏匿的石山后面走了出来。它们闪闪烁烁地跳动，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她环视周围，看到火把已围成了一个圆圈。她听见那个老女人的声音说：你再也跑不掉了。 四面的火把发出嗡嗡的声音，那是男人的、雄性的声响，如同肉形圆柱山一样同属一个体系。他们稳稳地走向她，火把上蒸发着黑烟，一种强烈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这些气味穿过她的身体，使她感到了威胁。很快她就看到了火把后面的眼睛，这些眼睛既像男人又像狼，它们与火把合谋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她的风衣、衬衫、｜乳罩，像大小不等的鸟儿在她头顶的空中盲目地乱飞。 环圈中有一个火把走了出来，火把后面的脸老而丑，他把火把放近她长及腰际的长发，头发 地烧起来，发出浓烈的焦油味，那男人说：我来救你。他用手在她的头上一捋，火苗立即沿着他的手走进了她的身体。他的身体随即鼓胀坚硬起来，他把她放倒在地，用他的身体挤压她，进入她。无数火把在周围燃烧，发出耀眼的亮光。她感到她身上的水分被火把的亮光迅速蒸发，她越来越轻、越来越干、越来越薄、越来越透明。她又轻又薄又透明地升上了天空，她恐怖地看到自己的身形张开着像风筝一样悬浮在她躺着的上空，就像在某部恐怖的科幻片中所看到的那样，被囚禁在二维的平面里，永不能返回。 这是一个想像还是一个噩梦？ 在那次漫长而曲折的单身旅途中，这个噩梦般的意象不时地从我的心里升起，升到我的眼前和头顶，弥漫成一种莫测的气息，使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个真实的危险，这个真实的危险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它就像一个无法预测的陷阱，隐藏在脚下将要到达的每一寸草丛下。 我越是害怕它它就越有诱惑力，危险从来就是美女，就是美女蛇，它的力量在看不见的地方，极大地激起着我们生命的知觉。 那一年，在长江的江轮上，事情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那几乎是我自己招来的。在前半截旅途中，我好大喜功，每逢有跟我搭话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我总抢着告诉人家，我独自一人自费漫游。我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奇女子，我希望别人也这样看我，我希望当我说出“只身一人”这个伟大而英勇的字眼时，别人会惊呼一声：你真了不起！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就幻想着长大以后拥有一份有声有色的冒险生涯，B镇平淡的日子和漫长的午后和夜晚给我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我一次次想像着英雄的业绩和伟大的成就。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和勇气，我无师自通地训练自己，我强迫自己从两米高的平台上往下跳，把手伸到极烫的水中坚持尽可能长的时间。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就作好了计划，我决定终身不结婚，摒弃一切物质享受，我将过最简朴的生活，把钱省下来作路费，游历全中国。 我怀着这个隐秘的理想分配到了N城图书馆，一报到我就领到了一个月的工资，我除了交伙食费、买书及日常开支，剩下的钱就全存起来。大学毕业的当年，我就开始实行我的计划。我利用探亲假的时间，开始时国家规定的单身职工探亲假是十二天，后来改为二十天，就是给我回B镇看望父母的。我一年到头不回家，甚至在春节这样的专门用来合家团圆的节日也不回去，我有时会连着两三个春节不回家。我给母亲写信说，我要利用过节这段完整的时间读书写作，总而言之要想有所成就要有所牺牲。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借口，我用它来掩盖我对故乡、家庭和亲情的冷漠。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家、母亲、故乡这样的字眼毫不动心，我甚至不能理解别人思乡文章的深情厚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长成的。在我的心目中，学校永远比家庭好，我最不喜欢星期天，最怕放假，在这些不需要到学校去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十分难熬。学校是我的自由世界，而家庭却是牢狱。这种与别人相反的感觉是怎样得来的呢？我常常幻想着有一所永远没有星期天、永远没有寒暑假的学校，幻想着一个人一辈子永远在校读书。后来我知道每个人高中毕业都要去农村，这使我有点失望，但一想到去农村就可以离开家庭，我很快又高兴起来。我天生能适应艰苦的环境，能过清苦的日子，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乐意回到插队的日子，插队的两年多时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痕迹，如果我不说，别人会想不到这段经历，我从来不说也从来不写插队的生活，我从来认为，那是我当时的最好去处。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2）
我曾经说过，我小时候十分害怕我的母亲，只要她在房间里我就不进去，如果我在房间里她进来了，我就连忙溜出来。这种害怕既不是畏惧，也没有导致仇恨，而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我从不主动跟母亲说话，除了要钱，她跟我说话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岁才开始懂事，知道要爱母亲，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真是太亏了。我在写信或说话中总是避免“妈”这个字眼，觉得说不出口似的。我想起插队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母亲从B镇骑车三小时到生产队看我，看到她我迟疑了一下，说：来了。母亲很不高兴，她说你连妈都不叫一声，有你这样的吗，光干巴巴地说“来了”。 我害怕母亲一定不是因为她对我粗暴，她是一个懂得科学育儿（这是她的本行）和能够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只是不宠孩子，要让孩子艰苦朴素。现在想来，她没有任何地方值得我害怕，相反，她完全尽到了一个母亲应尽的一切责任。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在那些全身灼热的夜晚，我母亲总是彻夜不眠，她用酒精棉球一遍遍地擦我的额头，给我物理降温，酒精的芬芳弥漫在那些夜晚，它总是带着我母亲在孤独的黑夜中无助的脸庞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已去世，我长到十岁的时候，母亲就总是跟我说：什么事情都没人可商量。我想像在那些我发烧的夜晚，母亲一个独身女人，是如何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亲当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为了我，我父亲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岁，她一直到三十岁才再婚，在她二十四岁到三十岁的美丽岁月里，曾经有一个姓杨的叔叔经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不见了，听母亲的同事说杨叔叔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母亲怕影响我的前途。我想这是真的。我还想起来，母亲再婚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过，她说你继父成分好，以后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她又说：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这么多年，凡事没人可商量。当时我不懂这些，我只有十岁，我想：要人商量干什么？一切自己决定好了。 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备战的年月，城镇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继父商量的结果就是将我和弟弟送回另一个县的农村老家。我当时想，还不如不商量的好。他们叫来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让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乡，我们经过地区所在县玉林时，在姐姐的同学家吃了两顿饭，其中有一顿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里还有一台织布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机器。在逛大街时我母亲给我姐姐的五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要把丢钱的事告诉妈。她找了熟人，让我们坐上了开往家乡县城的解放牌大卡车，那车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步行二十几里回到老家，开始了每顿吃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的日子。 那是我失学的日子，想起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将失学了，我以为仅仅只是因为备战，母亲让我回老家暂时躲一躲，很快就会把我接回家的。在农村的叔叔家一安顿下来，我立即给母亲写信，信发出之后几天，我便每天到大队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个月，母亲的信还是没有来，这时姐姐说：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妈既然结婚了，你就在老家过吧，叔叔是好心人，不会嫌你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隐约感到，我也许回不了B镇母亲的身边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开学了，开学的日子永远是我的节日，我总是在开学之前的两三天就兴奋起来，心情轻松愉快，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我母亲没有来看我，也没有给我写信，现在想来，她当初也许是下了决心把我们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经尽到了责任，一个人靠三十几元工资拉扯了两个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经问心无愧了，林家的人有义务把林家的后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衫破旧的农村孩子在上课。我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和茫然，跟现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学儿童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是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我不是，我母亲是国家干部、医务工作者。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想我是最优秀的学生啊，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算术老师会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我提前许多天（有时是学期刚到一半我就把整个课本的算题做完了）做出的算题抄到他的课本上，他会认为我算出的都是对的。二十多年过去，老师写信来，仍说我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命运有时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后来母亲又把我接回身边上学，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长到十六岁就嫁人了事。每当我想到这个可能的结局时就心惊胆颤，全身冰凉。每当我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个可能的命运常常像一张饥瘦的黄脸在我面前晃动，它提醒我，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赚了的，我应该满足。 至今我感谢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个孩子之外收留我们姐弟，使我们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那是一种用萝卜加大量生盐熬煮几天几夜，直到把萝卜煮到发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里，名称叫“萝卜腩”的一种咸菜）。叔叔让我上山打柴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十岁了就不能白吃饭；他不让我上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既然我母亲都想不到让我上学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里，听不懂他们说的客家话，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看（过年的时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道战》，令老家人激动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绝望。 那些日子我没有想念母亲，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学，我跟她们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们。我入神地想念她们的外号、吵架的声音、难听的粗话，她们所有的恶劣行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灿烂和明亮，就像并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而是一个梦境或天堂，我与她们真正是隔了千山万水，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情给她们写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信封胀鼓鼓的，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动不已地拆了封，里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张纸，是五六个同学写来的，她们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当年的习惯，写作文和写信都要先抄语录。她们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鼓励才好，她们便抄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写了庄严的语录，才是她们各自寥寥数语的信，“文革”中念书的四年级学生，除了抄语录以外就表达不出别的意思了，她们的信空洞无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获至宝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最精彩的故事，它们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地在我的头顶开放，成为我的节日。我无数次地读过它们之后我平静地想：她们虽然还在念书，但她们不如我。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3）
从秋天到冬天，荒凉而无望。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又要开学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多米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她举例说，她唱过的歌，不管有多复杂，多长，只要唱了一遍，多米就能一字不拉地唱出来。起先她以为我学过，后来发现确实不是，这使她十分吃惊。因此她希望母亲能重视我培养我。我的姐姐是地区高中的高材生，既聪明又善良，只是生不逢时成了回乡知青，与她相比，我的命运好多了。现在想起她，我就看见她一个人站在一片匕首般锋利的菠萝地里，她的裤腿全是湿漉漉的露水，她用凄清的音调唱着毛泽东诗词《七律·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首歌连同她那凄凉的唱法成为我在老家的日子里的背景音乐。姐姐告诫我，高中毕业后一定要插队，千万不要回乡，否则就会成为宗族斗争的牺牲品。 不知是姐姐的信起到了作用，还是母亲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春天到来的时候她的信和汇款来了，姐姐重新带领我和弟弟上路，先步行到一个小镇，然后乘车到县城，从县城换车到地区，地区换车到B镇所在的县。 到家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怀着重获新生的心情跑到学校报名。跨进学校门口，我一眼看到大厅正中贴着四年级报名处的地方正站着器重我的算术老师。他看到我眼睛一亮，说：林多米，上学期你回老家去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他在报名册上飞快地写下我的名字，然后微笑着看我说：这回你要补课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女同学要报名，女同学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老师忘了怎么写，又重复一次，这个场面使我感到自信。一上课，老师就说要复习上学期的内容，第一节课先出一些小数除法的题给大家算算，看掌握得怎么样。这正是我缺的课，我一点都不知道怎样除小数，我失去了那种老师一出完题我的得数也出来一半的优势，我只能问我的同桌。小数点移动的方法一经从她口中道出，我立即觉得这是我心中谙熟已久的方法，我对之毫不生疏，我熟练地写起了竖式，竖式的一横和一撇就像我的亲人使我感到万分熟悉和亲切，我安静地进入了状态。算术老师写完黑板后马上走到我桌边，他看到我会了。他走开之后我感到失学的难关过去了。 我知道，在这部小说中，我往失学的岔路上走得太远了，据说这是典型的女性写法，视点散漫、随遇而安。让我回到母亲和故乡的话题上。 我母亲肯定是一名好母亲，除了这次目的不明的失学（我不能问母亲，只能问我的姐姐，但我首先要找到她，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再也想不出她有什么不好了，她把我这样一个反常的、冷漠的、从来没给她带来过温情的孩子养大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碰上别人早就不要我了。直到我十八岁，母亲还帮我洗烂脚。那时我在农村插队，双脚每天浸泡在太阳蒸晒得发烫的水田里，脚面很快就长满了水泡，紧接着水泡就变成了脓泡，脚也肿了，人也开始发烧，于是只好回家治脚。母亲领我打针吃药，早晚两次用一种黄药水替我洗脚，她用一块纱布轻轻按在我的烂脚上，把我隐藏着脓汁的疤痕彻底捣掉，她把我的烂脚捧起来举到鼻子跟前仔细察看，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面。另一个场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送我到地区所在地玉林，在那里换乘火车去遥远的W市，我轻松地就上了车，在车上我满脑子想的是我是本县的第二名，这个第二名是我轻而易举就拿到的，我将到大城市去了，我将跟所有的人一试高低，我豪情满怀，丝毫想不到要跟母亲说一句告别的话，我的心里还来不及产生脉脉温情和惜别之感，我连看都没有看站在站台上的母亲一眼，我只注意车厢上几个也是要到W市上学的女生，她们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军分区大院的？），使我有些自惭形秽，同时我又想，别看你普通话说得不错，未必我就不如你，我暗暗地跟那素不相识的人斗上了气，忘记了我的母亲站在站台眼巴巴地望着我。 她挤在人堆中，踮着脚尖。 火车动了一下，慢慢开了，车厢里的人全都涌到窗口跟送别的亲人挥手告别，这时我才想到向站台望一望，我看到母亲慌乱而笨拙地朝我挥手（这是一个她十分陌生的动作，她可能是模仿了旁边的人），她的脸奇怪地扭曲着，给我一种想哭的印象，她声音变形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看见她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很快就不见了。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我想我的母亲在站台的人群中一定悲喜交集，她想她的女儿考上名牌大学了，从此就会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工作，她全部的苦就都有了回报，她想起她曾经骂过我长大以后找不着饭吃，想不到还有考大学这一新政策，她反复说要感谢党中央。 我对我母亲的感情回忆总是这两个固定的场景，这对于一个女儿，尤其是一个三岁丧父的女儿实在太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给过母亲什么光荣，让她因自己的女儿自豪。也许只有十九岁去电影厂的那件事以及考上大学这两件事，但前者那光荣的峰巅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深渊，这个深渊给她造成的惊悸许多年都没有消散，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多年，每次我回家或她来N城，她总要找一个我心情好的合适时刻，谨慎而心事重重地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你不要再写诗了。这句话总是盘桓在她的心中，我想她肯定听到了许多难听的话，她从不告诉我，这所有难听的话哺育出了这样一个茁壮的念头，这个念头生了根，拂之不去。因此我想，无论我现在写了多少小说出了多少漂亮的书（这些东西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它们都不能给我的母亲带来光荣。这肯定不是她所期待的，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弃理改文，她一定感到了失望，她从来没有说过希望我以后干什么，现在我回想起她看医学院来实习的学生的目光，我想她最希望的就是让我读医学院，将来做一名医生。医生是一个有用的职业，作家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 她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一个女儿真是亏透了，小时候我从不跟她亲热，不跟她说话，把家只看做客栈（这是她的原话）。长大离家后也很少给她写信，有时半年才写一封，所有的信几乎都像电报一样简短无味，最长的信也从未超过两页纸。我在过年的时候总是想不到要回家看看母亲，总是要她写信来提醒，我也极少给母亲买过东西。我现在想来想去，只想出来曾经给她买过一双鞋，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了。继父多次提醒我给母亲配一副老花眼镜，我总是忘了这件事，我也极少给母亲寄钱，我自私地想：家里已经没有负担了，母亲又领两份工资，我还是留着钱给自己买电脑吧。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4）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有什么用呢？我的婚姻也总是不能使她满意，我的生活总是在动荡之中，我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固定，我在N城的家三年了也没能搬妥。我这样的女儿真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白白地让母亲操心。 我对家乡也是如此，在W城与N城，我从来不想念家乡，我不参加同乡会，不认老乡，不说家乡话。多年后，当我来到遥远的北京，回一次家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从B镇到N城，只需七个小时的火车、一个小时的汽车，同时N城除了是城市，它的树木花草、饮食人文、地理气候与B镇相去不远，它使我觉得这就是家乡，同在一个省里，怎么不是家乡呢？既然身在家乡还有什么需要强调的呢？完全可以无所谓。只有到了北京，到了这样一个完全北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广大而寒冷，周围是永远也学不会的卷舌音。在这里，B镇被远远地隔断，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像前世了，只有这时，家乡这个字眼，才连同一条河、一个船厂、一个码头、一条灰色的街，以及由于回忆而变得明亮和美好的鸡蛋花来到我怀念的视野中，我所有与家乡有关的文字，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写作的。 但在当时，在我只身漫游的八十年代，这种怀念还远远未到，它们像一些珍贵的人性的水滴远远地停留在云层里，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才能降落到我身上，滋润我远在异乡的身躯。 让我接着本章的开头，叙述我的路途。在那次遍及西南几省的漫游（这个词我一直觉得用得不太准确，漫，这个字令人联想到神仙般的轻松从容，想起一蹬脚就能腾云驾雾的形式）之前我还去过两个地方，一是远在北方的京城，一是离N城不远的北海。这耗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前两年的积蓄和当年的探亲假。 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是一个深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的念头，它不用我思考和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里。很早我就认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以到达、多么寒冷、多么虚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这个念头是否跟我在幼年时曾和B镇唯一的一家北京人做邻居有关，在六十年代的南方边陲小镇，北京的确远得到了天上，凡人根本去不了，幻想到这个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乐。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没有给一个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机会，到我插队的时候，我想只要我日后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资省下来先到北京看看。因此我到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年，三月份上班，九月份就拎着我的破旅行袋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半年的积蓄只够来回的车票钱，我便住到在邮电学院工作的我的女同学的宿舍里。我一住就是十天，我一点都不懂事，既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又不会说一句感谢之类的话，甚至也想不到跟她谈谈心。当时她刚刚离婚，有一个远在异地的情人，她靠所爱的人的来信度日，如果在星期五她收不到情人的信，就会过不去周末。她该死的情人有妻子，从不提离婚的事情，我的同学只好满足于每星期收到他的信，她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能够看得见他，为此她准备放弃北京调到那个遥远的外省城市。 这些都是听别的同学说的，我从没问过她，虽然我的女同学也未必希望跟我谈心来获得安慰，但我对她缺乏感情却又要住在她的宿舍里（她有什么义务呢？），实在太糟糕了。回首往事，使我万分愧疚。在京逗留的最后两天，女同学说她的亲戚要来了，让我住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去，一个男同学正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他为我安排了铺位，另一个女同学从家里给我拿来了铺盖，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到北大住下来了，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给同学们带来了什么麻烦，想不到这是一种同窗的深情厚意。此生我是欠定他们的情了。现在我跟他们在同一座城市里，却一直没有来往；我的孤僻、冷漠和心理障碍就像一片大海，阻断了我和他们。 跟我有过交往而心胸宽容的人从来不说我自私，他们说，因为我小时候独立生活的经历，使我不习惯想到别人。我乐于接受这样的说法。 我在北京逛了十二天，每天早出晚归，只吃面包和白开水，一个人去了八达岭、故宫、天坛等地方，觉得北京的天特别蓝特别透，空气特别好，看到了成片的金黄的树叶和红色的叶子，这在N城是难以想像的。之后我便兴冲冲地回去了。 第二年我去北海。大海如同北京，也是我的夙愿。北海是离N城最近的海，它没有花我太多的钱和时间。在北海最大的壮举是在沙滩上过了一夜，当时的北海还没有开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被炒得这样发热的一天，听说现在沙滩上满是伴泳女郎，要进去得花上许多钱。那时它只是一个临海的荒凉的小城，可以说得上是荒无人烟，我整日在荒滩上乱走，后来来了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我注意到他们说要到沙滩上露宿，于是我尾随其后，在沙滩上他们目力可达的地方铺了几张报纸过了一夜。十分平淡毫无刺激，第二天我便离开北海回B镇，提前结束了这次梦寐以求的大海之行。 这两次平淡无奇的旅行没有动摇我的信心，我深信某些事情正在前面等着我，它有着变幻莫测的面孔，幽深而神秘，它的一双眼睛穿越层层空间在未来的时间里盯着我。我深信，有某个契约让我出门远行，这个契约说：你要只身一人，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那里必须没有你的亲人熟人，你将经历艰难与危险，在那以后，你将获得一种能力。 在大学毕业后的某一年，我带上全部的财产一百四十元就动身了。我所到的第一站是有熟人的地方：武汉。在武汉的码头上，一切都很正常。一个美丽的女人来送人，她大概有三十多岁，穿着一件黑色风衣，她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人们情不自禁地要看她而不是看那些年轻的女孩，上了船的人纷纷到甲板上去，他们装做看风景实际上是看这个女人。然后船就开动了，那个女人消失得十分奇怪，人们刚刚回过神她就踪影全无了，令人惆怅不已。我想她也许是钻进某辆轿车吱的一下开走了。 总之这个女人使许多男人和一个女孩（就是我）惊叹不已，江轮在长江里浩荡而行，她美丽的倩影在男人们的头脑里就如同在江里的水一样，很快就流走不见了，只在那个女孩的古怪头脑里留下印象。 船开后不久我就随意走动，也许我的行为带有单身出游的印记，一下就被辨认了出来。一个闲转着的年轻男人（实际上并不太年轻，只是我缺乏判断力）跟我搭话，我看他穿着船上服务员的白色外套，我想假如他是一个坏人，找他的单位领导也是很容易的。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5）
我装出一副见过世面、身手不凡的样子和他聊起来。事隔多年，我回想起这次经历，我觉得当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上当和上了当仍然不受伤害，仍然能继续漫长的旅途，这一切都归结于我良好的自我感觉。在那次旅途中，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响，一切事情均不在话下。 我不同凡响地告诉这个人我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我强调说此行我只有一个人，开始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的相貌，我总是不容易记住男性的相貌（相反，女人的容貌总是在我的记忆中长存），直到那人说他长得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矢村警长时，我才注意到他的长相，他的确长得很英俊，他的五官和脸型在男人中是少有地出众，尤其是他的嘴唇和下巴，简直有点像电影明星。他一定以为我被他的长相迷住了，要不然一个女大学生凭什么对一个江轮上的服务员说出自己的名字呢！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矢村凭着对自己相貌的高度自信，我则出于渴望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故事自始至终阴错阳差。 矢村也许真不能算一个坏人，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和家庭背景，在我失踪之后，我的同学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单位的保卫科，组织出面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的家人，这使我的同学大惑不解，说这个人要骗人怎么还把真名和父亲家地址告诉你，让人一找就找着了。 回顾这个事件，矢村对我说假话的只有他的年龄和他已经结了婚的事实，事发之后他的妻子到我的同学家来找我，我面容憔悴地靠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她一看见我就放了心。她剪着短发，长得清秀，但穿着打扮很普通，她放了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要漂亮，你到我这样的年龄连我还不如呢，只不过你是大学生，我是工人，但我跟他都过了十年了，都有两个孩子了。你也真有眼力，他说他二十七岁你就信了，他都三十七岁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她紧盯着我问：你们下馆子了没有？我说：下了。她又问：是谁出的钱？我犹豫了一下说：有时是他，有时是我。 她更加放心了，同时自豪地说：他这个人我知道的，如果你们有事，他肯定不会让你拿钱的。她的声音使我听起来有一种隔离感，虽然她就在我的对面，但她的话音却像隔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弯曲着才能到达我的耳朵。我听着这弯曲的声音（其实她是不自信的），心里想：真相是多么容易被隐瞒啊！只要你坚决不说，只要不说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不说就什么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坚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谁（连你自己在内）又能找到证据呢？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这样想了。我既疲劳又混乱，没有任何记忆又时时被记忆所占据，在这两相相抵中是一片混沌的空白。 我麻木地躺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听见门响，听见有人走近我，听见同学的声音在门口说：多米，单位保卫科的同志想跟你谈谈。声音消失，门口的光随之消遁。一个又瘦又长的女人像女巫一样降落在我的面前，她用密探的声调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把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会替你保密，并且替你惩罚坏人。我虚弱地躺在沙发上，我固执地不说一个字，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自始至终不与她探寻的目光对视，我有时闭目养神，有时看着她以外的空间的某一点。她一遍遍地问：你们在北碚是怎么住的？怎么去了那么久( 一部女性成长的必读书:一个人的战争 http://www.xlawen.org/kan/1741/ )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2）
我曾经说过，我小时候十分害怕我的母亲，只要她在房间里我就不进去，如果我在房间里她进来了，我就连忙溜出来。这种害怕既不是畏惧，也没有导致仇恨，而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我从不主动跟母亲说话，除了要钱，她跟我说话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岁才开始懂事，知道要爱母亲，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真是太亏了。我在写信或说话中总是避免“妈”这个字眼，觉得说不出口似的。我想起插队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母亲从B镇骑车三小时到生产队看我，看到她我迟疑了一下，说：来了。母亲很不高兴，她说你连妈都不叫一声，有你这样的吗，光干巴巴地说“来了”。 我害怕母亲一定不是因为她对我粗暴，她是一个懂得科学育儿（这是她的本行）和能够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只是不宠孩子，要让孩子艰苦朴素。现在想来，她没有任何地方值得我害怕，相反，她完全尽到了一个母亲应尽的一切责任。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在那些全身灼热的夜晚，我母亲总是彻夜不眠，她用酒精棉球一遍遍地擦我的额头，给我物理降温，酒精的芬芳弥漫在那些夜晚，它总是带着我母亲在孤独的黑夜中无助的脸庞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已去世，我长到十岁的时候，母亲就总是跟我说：什么事情都没人可商量。我想像在那些我发烧的夜晚，母亲一个独身女人，是如何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亲当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为了我，我父亲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岁，她一直到三十岁才再婚，在她二十四岁到三十岁的美丽岁月里，曾经有一个姓杨的叔叔经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不见了，听母亲的同事说杨叔叔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母亲怕影响我的前途。我想这是真的。我还想起来，母亲再婚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过，她说你继父成分好，以后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她又说：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这么多年，凡事没人可商量。当时我不懂这些，我只有十岁，我想：要人商量干什么？一切自己决定好了。 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备战的年月，城镇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继父商量的结果就是将我和弟弟送回另一个县的农村老家。我当时想，还不如不商量的好。他们叫来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让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乡，我们经过地区所在县玉林时，在姐姐的同学家吃了两顿饭，其中有一顿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里还有一台织布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机器。在逛大街时我母亲给我姐姐的五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要把丢钱的事告诉妈。她找了熟人，让我们坐上了开往家乡县城的解放牌大卡车，那车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步行二十几里回到老家，开始了每顿吃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的日子。 那是我失学的日子，想起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将失学了，我以为仅仅只是因为备战，母亲让我回老家暂时躲一躲，很快就会把我接回家的。在农村的叔叔家一安顿下来，我立即给母亲写信，信发出之后几天，我便每天到大队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个月，母亲的信还是没有来，这时姐姐说：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妈既然结婚了，你就在老家过吧，叔叔是好心人，不会嫌你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隐约感到，我也许回不了B镇母亲的身边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开学了，开学的日子永远是我的节日，我总是在开学之前的两三天就兴奋起来，心情轻松愉快，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我母亲没有来看我，也没有给我写信，现在想来，她当初也许是下了决心把我们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经尽到了责任，一个人靠三十几元工资拉扯了两个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经问心无愧了，林家的人有义务把林家的后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衫破旧的农村孩子在上课。我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和茫然，跟现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学儿童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是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我不是，我母亲是国家干部、医务工作者。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想我是最优秀的学生啊，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算术老师会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我提前许多天（有时是学期刚到一半我就把整个课本的算题做完了）做出的算题抄到他的课本上，他会认为我算出的都是对的。二十多年过去，老师写信来，仍说我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命运有时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后来母亲又把我接回身边上学，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长到十六岁就嫁人了事。每当我想到这个可能的结局时就心惊胆颤，全身冰凉。每当我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个可能的命运常常像一张饥瘦的黄脸在我面前晃动，它提醒我，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赚了的，我应该满足。 至今我感谢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个孩子之外收留我们姐弟，使我们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那是一种用萝卜加大量生盐熬煮几天几夜，直到把萝卜煮到发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里，名称叫“萝卜腩”的一种咸菜）。叔叔让我上山打柴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十岁了就不能白吃饭；他不让我上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既然我母亲都想不到让我上学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里，听不懂他们说的客家话，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看（过年的时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道战》，令老家人激动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绝望。 那些日子我没有想念母亲，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学，我跟她们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们。我入神地想念她们的外号、吵架的声音、难听的粗话，她们所有的恶劣行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灿烂和明亮，就像并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而是一个梦境或天堂，我与她们真正是隔了千山万水，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情给她们写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信封胀鼓鼓的，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动不已地拆了封，里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张纸，是五六个同学写来的，她们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当年的习惯，写作文和写信都要先抄语录。她们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鼓励才好，她们便抄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写了庄严的语录，才是她们各自寥寥数语的信，“文革”中念书的四年级学生，除了抄语录以外就表达不出别的意思了，她们的信空洞无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获至宝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最精彩的故事，它们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地在我的头顶开放，成为我的节日。我无数次地读过它们之后我平静地想：她们虽然还在念书，但她们不如我。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3）
从秋天到冬天，荒凉而无望。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又要开学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多米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她举例说，她唱过的歌，不管有多复杂，多长，只要唱了一遍，多米就能一字不拉地唱出来。起先她以为我学过，后来发现确实不是，这使她十分吃惊。因此她希望母亲能重视我培养我。我的姐姐是地区高中的高材生，既聪明又善良，只是生不逢时成了回乡知青，与她相比，我的命运好多了。现在想起她，我就看见她一个人站在一片匕首般锋利的菠萝地里，她的裤腿全是湿漉漉的露水，她用凄清的音调唱着毛泽东诗词《七律·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首歌连同她那凄凉的唱法成为我在老家的日子里的背景音乐。姐姐告诫我，高中毕业后一定要插队，千万不要回乡，否则就会成为宗族斗争的牺牲品。 不知是姐姐的信起到了作用，还是母亲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春天到来的时候她的信和汇款来了，姐姐重新带领我和弟弟上路，先步行到一个小镇，然后乘车到县城，从县城换车到地区，地区换车到B镇所在的县。 到家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怀着重获新生的心情跑到学校报名。跨进学校门口，我一眼看到大厅正中贴着四年级报名处的地方正站着器重我的算术老师。他看到我眼睛一亮，说：林多米，上学期你回老家去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他在报名册上飞快地写下我的名字，然后微笑着看我说：这回你要补课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女同学要报名，女同学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老师忘了怎么写，又重复一次，这个场面使我感到自信。一上课，老师就说要复习上学期的内容，第一节课先出一些小数除法的题给大家算算，看掌握得怎么样。这正是我缺的课，我一点都不知道怎样除小数，我失去了那种老师一出完题我的得数也出来一半的优势，我只能问我的同桌。小数点移动的方法一经从她口中道出，我立即觉得这是我心中谙熟已久的方法，我对之毫不生疏，我熟练地写起了竖式，竖式的一横和一撇就像我的亲人使我感到万分熟悉和亲切，我安静地进入了状态。算术老师写完黑板后马上走到我桌边，他看到我会了。他走开之后我感到失学的难关过去了。 我知道，在这部小说中，我往失学的岔路上走得太远了，据说这是典型的女性写法，视点散漫、随遇而安。让我回到母亲和故乡的话题上。 我母亲肯定是一名好母亲，除了这次目的不明的失学（我不能问母亲，只能问我的姐姐，但我首先要找到她，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再也想不出她有什么不好了，她把我这样一个反常的、冷漠的、从来没给她带来过温情的孩子养大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碰上别人早就不要我了。直到我十八岁，母亲还帮我洗烂脚。那时我在农村插队，双脚每天浸泡在太阳蒸晒得发烫的水田里，脚面很快就长满了水泡，紧接着水泡就变成了脓泡，脚也肿了，人也开始发烧，于是只好回家治脚。母亲领我打针吃药，早晚两次用一种黄药水替我洗脚，她用一块纱布轻轻按在我的烂脚上，把我隐藏着脓汁的疤痕彻底捣掉，她把我的烂脚捧起来举到鼻子跟前仔细察看，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面。另一个场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送我到地区所在地玉林，在那里换乘火车去遥远的W市，我轻松地就上了车，在车上我满脑子想的是我是本县的第二名，这个第二名是我轻而易举就拿到的，我将到大城市去了，我将跟所有的人一试高低，我豪情满怀，丝毫想不到要跟母亲说一句告别的话，我的心里还来不及产生脉脉温情和惜别之感，我连看都没有看站在站台上的母亲一眼，我只注意车厢上几个也是要到W市上学的女生，她们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军分区大院的？），使我有些自惭形秽，同时我又想，别看你普通话说得不错，未必我就不如你，我暗暗地跟那素不相识的人斗上了气，忘记了我的母亲站在站台眼巴巴地望着我。 她挤在人堆中，踮着脚尖。 火车动了一下，慢慢开了，车厢里的人全都涌到窗口跟送别的亲人挥手告别，这时我才想到向站台望一望，我看到母亲慌乱而笨拙地朝我挥手（这是一个她十分陌生的动作，她可能是模仿了旁边的人），她的脸奇怪地扭曲着，给我一种想哭的印象，她声音变形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看见她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很快就不见了。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我想我的母亲在站台的人群中一定悲喜交集，她想她的女儿考上名牌大学了，从此就会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工作，她全部的苦就都有了回报，她想起她曾经骂过我长大以后找不着饭吃，想不到还有考大学这一新政策，她反复说要感谢党中央。 我对我母亲的感情回忆总是这两个固定的场景，这对于一个女儿，尤其是一个三岁丧父的女儿实在太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给过母亲什么光荣，让她因自己的女儿自豪。也许只有十九岁去电影厂的那件事以及考上大学这两件事，但前者那光荣的峰巅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深渊，这个深渊给她造成的惊悸许多年都没有消散，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多年，每次我回家或她来N城，她总要找一个我心情好的合适时刻，谨慎而心事重重地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你不要再写诗了。这句话总是盘桓在她的心中，我想她肯定听到了许多难听的话，她从不告诉我，这所有难听的话哺育出了这样一个茁壮的念头，这个念头生了根，拂之不去。因此我想，无论我现在写了多少小说出了多少漂亮的书（这些东西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它们都不能给我的母亲带来光荣。这肯定不是她所期待的，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弃理改文，她一定感到了失望，她从来没有说过希望我以后干什么，现在我回想起她看医学院来实习的学生的目光，我想她最希望的就是让我读医学院，将来做一名医生。医生是一个有用的职业，作家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 她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一个女儿真是亏透了，小时候我从不跟她亲热，不跟她说话，把家只看做客栈（这是她的原话）。长大离家后也很少给她写信，有时半年才写一封，所有的信几乎都像电报一样简短无味，最长的信也从未超过两页纸。我在过年的时候总是想不到要回家看看母亲，总是要她写信来提醒，我也极少给母亲买过东西。我现在想来想去，只想出来曾经给她买过一双鞋，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了。继父多次提醒我给母亲配一副老花眼镜，我总是忘了这件事，我也极少给母亲寄钱，我自私地想：家里已经没有负担了，母亲又领两份工资，我还是留着钱给自己买电脑吧。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4）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有什么用呢？我的婚姻也总是不能使她满意，我的生活总是在动荡之中，我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固定，我在N城的家三年了也没能搬妥。我这样的女儿真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白白地让母亲操心。 我对家乡也是如此，在W城与N城，我从来不想念家乡，我不参加同乡会，不认老乡，不说家乡话。多年后，当我来到遥远的北京，回一次家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从B镇到N城，只需七个小时的火车、一个小时的汽车，同时N城除了是城市，它的树木花草、饮食人文、地理气候与B镇相去不远，它使我觉得这就是家乡，同在一个省里，怎么不是家乡呢？既然身在家乡还有什么需要强调的呢？完全可以无所谓。只有到了北京，到了这样一个完全北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广大而寒冷，周围是永远也学不会的卷舌音。在这里，B镇被远远地隔断，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像前世了，只有这时，家乡这个字眼，才连同一条河、一个船厂、一个码头、一条灰色的街，以及由于回忆而变得明亮和美好的鸡蛋花来到我怀念的视野中，我所有与家乡有关的文字，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写作的。 但在当时，在我只身漫游的八十年代，这种怀念还远远未到，它们像一些珍贵的人性的水滴远远地停留在云层里，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才能降落到我身上，滋润我远在异乡的身躯。 让我接着本章的开头，叙述我的路途。在那次遍及西南几省的漫游（这个词我一直觉得用得不太准确，漫，这个字令人联想到神仙般的轻松从容，想起一蹬脚就能腾云驾雾的形式）之前我还去过两个地方，一是远在北方的京城，一是离N城不远的北海。这耗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前两年的积蓄和当年的探亲假。 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是一个深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的念头，它不用我思考和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里。很早我就认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以到达、多么寒冷、多么虚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这个念头是否跟我在幼年时曾和B镇唯一的一家北京人做邻居有关，在六十年代的南方边陲小镇，北京的确远得到了天上，凡人根本去不了，幻想到这个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乐。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没有给一个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机会，到我插队的时候，我想只要我日后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资省下来先到北京看看。因此我到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年，三月份上班，九月份就拎着我的破旅行袋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半年的积蓄只够来回的车票钱，我便住到在邮电学院工作的我的女同学的宿舍里。我一住就是十天，我一点都不懂事，既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又不会说一句感谢之类的话，甚至也想不到跟她谈谈心。当时她刚刚离婚，有一个远在异地的情人，她靠所爱的人的来信度日，如果在星期五她收不到情人的信，就会过不去周末。她该死的情人有妻子，从不提离婚的事情，我的同学只好满足于每星期收到他的信，她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能够看得见他，为此她准备放弃北京调到那个遥远的外省城市。 这些都是听别的同学说的，我从没问过她，虽然我的女同学也未必希望跟我谈心来获得安慰，但我对她缺乏感情却又要住在她的宿舍里（她有什么义务呢？），实在太糟糕了。回首往事，使我万分愧疚。在京逗留的最后两天，女同学说她的亲戚要来了，让我住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去，一个男同学正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他为我安排了铺位，另一个女同学从家里给我拿来了铺盖，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到北大住下来了，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给同学们带来了什么麻烦，想不到这是一种同窗的深情厚意。此生我是欠定他们的情了。现在我跟他们在同一座城市里，却一直没有来往；我的孤僻、冷漠和心理障碍就像一片大海，阻断了我和他们。 跟我有过交往而心胸宽容的人从来不说我自私，他们说，因为我小时候独立生活的经历，使我不习惯想到别人。我乐于接受这样的说法。 我在北京逛了十二天，每天早出晚归，只吃面包和白开水，一个人去了八达岭、故宫、天坛等地方，觉得北京的天特别蓝特别透，空气特别好，看到了成片的金黄的树叶和红色的叶子，这在N城是难以想像的。之后我便兴冲冲地回去了。 第二年我去北海。大海如同北京，也是我的夙愿。北海是离N城最近的海，它没有花我太多的钱和时间。在北海最大的壮举是在沙滩上过了一夜，当时的北海还没有开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被炒得这样发热的一天，听说现在沙滩上满是伴泳女郎，要进去得花上许多钱。那时它只是一个临海的荒凉的小城，可以说得上是荒无人烟，我整日在荒滩上乱走，后来来了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我注意到他们说要到沙滩上露宿，于是我尾随其后，在沙滩上他们目力可达的地方铺了几张报纸过了一夜。十分平淡毫无刺激，第二天我便离开北海回B镇，提前结束了这次梦寐以求的大海之行。 这两次平淡无奇的旅行没有动摇我的信心，我深信某些事情正在前面等着我，它有着变幻莫测的面孔，幽深而神秘，它的一双眼睛穿越层层空间在未来的时间里盯着我。我深信，有某个契约让我出门远行，这个契约说：你要只身一人，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那里必须没有你的亲人熟人，你将经历艰难与危险，在那以后，你将获得一种能力。 在大学毕业后的某一年，我带上全部的财产一百四十元就动身了。我所到的第一站是有熟人的地方：武汉。在武汉的码头上，一切都很正常。一个美丽的女人来送人，她大概有三十多岁，穿着一件黑色风衣，她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人们情不自禁地要看她而不是看那些年轻的女孩，上了船的人纷纷到甲板上去，他们装做看风景实际上是看这个女人。然后船就开动了，那个女人消失得十分奇怪，人们刚刚回过神她就踪影全无了，令人惆怅不已。我想她也许是钻进某辆轿车吱的一下开走了。 总之这个女人使许多男人和一个女孩（就是我）惊叹不已，江轮在长江里浩荡而行，她美丽的倩影在男人们的头脑里就如同在江里的水一样，很快就流走不见了，只在那个女孩的古怪头脑里留下印象。 船开后不久我就随意走动，也许我的行为带有单身出游的印记，一下就被辨认了出来。一个闲转着的年轻男人（实际上并不太年轻，只是我缺乏判断力）跟我搭话，我看他穿着船上服务员的白色外套，我想假如他是一个坏人，找他的单位领导也是很容易的。  
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5）
我装出一副见过世面、身手不凡的样子和他聊起来。事隔多年，我回想起这次经历，我觉得当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上当和上了当仍然不受伤害，仍然能继续漫长的旅途，这一切都归结于我良好的自我感觉。在那次旅途中，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响，一切事情均不在话下。 我不同凡响地告诉这个人我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我强调说此行我只有一个人，开始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的相貌，我总是不容易记住男性的相貌（相反，女人的容貌总是在我的记忆中长存），直到那人说他长得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矢村警长时，我才注意到他的长相，他的确长得很英俊，他的五官和脸型在男人中是少有地出众，尤其是他的嘴唇和下巴，简直有点像电影明星。他一定以为我被他的长相迷住了，要不然一个女大学生凭什么对一个江轮上的服务员说出自己的名字呢！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矢村凭着对自己相貌的高度自信，我则出于渴望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故事自始至终阴错阳差。 矢村也许真不能算一个坏人，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和家庭背景，在我失踪之后，我的同学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单位的保卫科，组织出面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的家人，这使我的同学大惑不解，说这个人要骗人怎么还把真名和父亲家地址告诉你，让人一找就找着了。 回顾这个事件，矢村对我说假话的只有他的年龄和他已经结了婚的事实，事发之后他的妻子到我的同学家来找我，我面容憔悴地靠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她一看见我就放了心。她剪着短发，长得清秀，但穿着打扮很普通，她放了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要漂亮，你到我这样的年龄连我还不如呢，只不过你是大学生，我是工人，但我跟他都过了十年了，都有两个孩子了。你也真有眼力，他说他二十七岁你就信了，他都三十七岁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她紧盯着我问：你们下馆子了没有？我说：下了。她又问：是谁出的钱？我犹豫了一下说：有时是他，有时是我。 她更加放心了，同时自豪地说：他这个人我知道的，如果你们有事，他肯定不会让你拿钱的。她的声音使我听起来有一种隔离感，虽然她就在我的对面，但她的话音却像隔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弯曲着才能到达我的耳朵。我听着这弯曲的声音（其实她是不自信的），心里想：真相是多么容易被隐瞒啊！只要你坚决不说，只要不说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不说就什么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坚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谁（连你自己在内）又能找到证据呢？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这样想了。我既疲劳又混乱，没有任何记忆又时时被记忆所占据，在这两相相抵中是一片混沌的空白。 我麻木地躺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听见门响，听见有人走近我，听见同学的声音在门口说：多米，单位保卫科的同志想跟你谈谈。声音消失，门口的光随之消遁。一个又瘦又长的女人像女巫一样降落在我的面前，她用密探的声调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把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会替你保密，并且替你惩罚坏人。我虚弱地躺在沙发上，我固执地不说一个字，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自始至终不与她探寻的目光对视，我有时闭目养神，有时看着她以外的空间的某一点。她一遍遍地问：你们在北碚是怎么住的？怎么去了那么久( 一部女性成长的必读书:一个人的战争 http://www.xlawen.org/kan/1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