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部分阅读
nstechnologyrevolution：socilchngesndstteresponses，london：routledge，tylor&mp；frncis，2009。该书主要是一本论文集，集中了国内外许多有关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高水平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看。另外还有一些采访、演讲、会议论文等，均可在网络上搜寻到。例如郑永年：《互联网的宏大叙事：内政外交的双刃剑》，光明网：http：//int。gmw。cn/2013…01/21/content_6444266。htm；郑永年：《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载《联合早报》，2013年1月1日，http：//www。zob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n/story20130101…55038。作者在这些文章或采访中的基本观点是，互联网起到了打破“城堡政治”的作用，迫使官员开始回应社会的需求，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开放性，网络问政、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等已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关键词。但是，也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直接促成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因此，作者认为，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削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与作者长期主张的渐进变革具有的内在性是一致的。郑永年：《政治渐进主义：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中国台北：吉虹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译者序（8）
中国的互联网政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规模效应。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2012年6月，我国网民中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占比已达72。2％，次超过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截止到今年（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亿，其中手机网民达4。64亿，占网民总数的78。5％。彭波：《移动互联网正以空前的深度推动社会展》，中国信息产业网：http：//www。cnii。com。cn/internetnews/2013…08/13/content_1202822。htm。这不仅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规模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虽然时常遭到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问政”模式。
先，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缔造和扶持了大量的国内互联网民族企业，在面对微软msn、谷歌（google）、社交网站fcebook和微博服务平台推特（twitter）的强势全球攻势下，中国企业借助网络管制，打造了属于中国的相应产品。腾讯、百度、人人网和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都取得了与国外相应跨国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同时，管制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市场上争夺互联网用户，并不断推出能够适应新需求的产品，或推出能够创造出新需求的产品。在网络管制较为松散的国家和地区，很难见到如此大型规模且成体系的互联网企业。网络管制使得所有的企业在一方面服从市场规律运作的同时，一方面也要接受国家（政府）的指导。这为建设性的网络问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破坏性的网络政治效应。虽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边界还很模糊，但是这种效应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其次，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市场为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些华人社会里，缺乏大型的网络通讯服务商不仅出于可以便捷地利用美国明创造的应用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来支撑这样的企业，企业最终也无法与强势的美国企业竞争，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在全球占据了强势地位，就是“互联网”本身这个词，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美国的互联网，目前国内公众使用的网络的准确称呼应当是美国的国际网。吕述望：《中国没有互联网》，载《看历史》，2013年4月，第10页。互联网的国际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出现而为全球所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展，使得中国民众可以借助自己的网络体系来在中国内部推动渐进的政治变化。
再次，国家借助互联网与社会进行互动，从而不断学习和实践了有关互联网管理和控制的尺度所在，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对网络的控制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并显得愈成熟。最近一次对互联网的整顿集中在打击所谓的网络谣上。新上任的领导人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了国家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08/21/c_132648439。htm。。这个被称为“8·19”讲话的全面反映了国家对在网络上与社会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随后，一方面，各省市、各大宣传媒体都纷纷表达了捍卫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另一方面，对互联网谣的清理工作也随之开展，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多名网络大v被逮捕，国家管制和引导网络舆论的意图十分凸显。与以往对网络的清理不同，此次政府在一手打击网络谣的同时，也主动出击，倡导传播正能量的秩序，鲁炜：《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在第五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3年9月9日），新华网：http：//news。xin**。com/world/2013…09/09/c_125349386_2。htm。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互联网’植被‘”，例如扶植有“专业背景的中v崛起”，他们“将以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学理分析，赢得网民的理性认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样单单’吸引眼球‘”。祝新华：《打击谣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千龙网：http：//news。qinlong。com/28874/2013/10/10/7《 href=〃milto：044@9026489〃》044@9026489。htm。这与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治理上，以技术干部政治的“专”取代意识形态治国的“红”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国家在对互联网的管控上采取“网络舆论”的“技术干部路线”，将有助于国家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优势。此外，近期一则《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短篇卡通视频走红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是国家主动以新方式推动网络宣传的手段。《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网络走红点击破百万网友热议》，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10/18/c_132809131。htm。
9。译者序（9）
然后，社会群体和民众在网络活动中也愈成熟。***近年来，较有影响、并取得的积极效果的网络民意针对的主题主要是：网络反腐、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城管执法和土地拆迁。民众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渎职或不法行为时，积极背靠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援引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法律法规来为自己的权益辩护。例如，各地民众反对在当地建设px项目，乌坎事件中村民对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呼吁与肯定等等。借助国家推动科学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流大势，民众更加善于利用好互联网来为自己的权益呼吁和呐喊。
最后，互联网反映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张力。针对某一事件而集中表达意见的网民事实上是非组织化的，除了少数演变为集体行动的案例外，大多数的压力最终转变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和其他矫枉过正地执行中央政策的况类似，地方官员对网络谣的打击远甚于中央。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6岁的初三学生因在网上“造谣”被当地警方先抓后放事件，不仅引起了网络的关注与热议，而且还引起了《人民日报》文，隐晦批评地方官员是“歪嘴和尚”，将两高司法解释“念歪了”，因为司法解释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依法治网”应当是要将其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而非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甚至将其作为拒绝舆论监督的手段。范正伟：《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25日，第5版。中央对网络的治理，是出于社会稳定和整体秩序的考虑，是对国家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舆论导向的考虑。而地方则借着这股“东风”掺杂进了自己的“私货”。因此，不仅在互联网的管理上体现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张力”（中央与地方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而且最后又是网络的曝光使得这股“张力”再“升级”（中央对地方的批评）。这种张力在互联网推动的其他事件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最后啰嗦几句，出于某些原因，本译本有删节处理，对本书主题感兴趣并计划深入研究的读者，若不嫌麻烦，也可找来英文原著仔细研读，定会有更多收获。
邱道隆2013年10月20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英文版序
1993年，中国第一次联入了互联网，从那以后，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可谓是非同凡响。到2006年中期，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1。23亿，这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在全世界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超过一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拥有宽带。在过去的几年里，使用即时通讯系统的中国人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多。到2005年底，中国的博客（网络个人日记）数量超过了3000万，搜索引擎每天收到的请求超过了3。6亿次。新的信息技术也进入了中国的内陆地区。几乎每一个县（事实上许多乡镇和村）现在都拥有宽带。即便是在遥远的城镇里，能够进行快速联网的网吧也随处可见，而且价格低廉。在农村家庭里，固定线路的互联网连接依然不太普遍，但是在乡村的许多地方，人们能够使用移动手机来上网，网速能够达到用有线电话调制解调器上网的速度。
中国互联网的展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热门的话题，不仅在学术和政策圈里如此，在商界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的商界。一种新形式信息技术的出现会激起如此热烈的辩论，此前还从未有过。中国的互联网展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巨大的诧异，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展的速度。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和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展，互联网和其他形式信息技术的使用还会继续增加。所有与互联网有关的辩论的核心，在于这种新技术会带来的潜在社会…政治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展，很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一些人开始指责跨国公司，认为它们助长了中国互联网的展，这些公司包括思科（cisco）、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雅虎（yhoo！）。一些分析家认为，如果没有从美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公司进口的技术和装备，中国就无法建立起如此成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10。译者序（10）
中国政府担忧信息自由流动所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如今，政府已经放松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以便向其移交一些原先由政府履行的职能。这些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平稳地增长。然而，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重要性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领域里，例如在减贫、慈善和环保问题上，国家鼓励非政府组织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悲观主义者将中国的互联网仅仅视为政府进行控制的一个工具，而乐观主义者则指出，技术在产生自由化效应上几乎有无限的潜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是能够利用新展的技术来使政府的控制更为无效。我们以博客作为例子。博客使得审查人员的工作即便不是不可能开展，却也使它变得更加困难了。通过不使用禁忌的关键词，包括那些由程序植入中国版微软网络服务（msn）微软网络服务的英文全称为microsoftservicenetwork，一般简称为msn。中国版的msn空间指的就是博客服务。——译者注空间的敏感词，中国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人群知道如何越过审查。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激烈地竞争，以吸引博客大军到它们的门户安家，因此，似乎没人审查谁在撰写这些博客。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一个博客能够轻易而快速地建立起来，并且没有人会要求博主提供可证实的个人信息。
与更为传统的媒体（例如报纸、电视和广播）相比，新的信息技术为中国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移动电话、短信和即时通讯、windowsmessenger（微软公司开的即时通讯系统）和qq（中国腾讯公司提供的聊天工具）都帮助人们形成了大规模的联系网络，这种形成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自由也反映了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出于各种市场原因，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一样，不得不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但又正是由于市场的原因，企业不得不“放宽”政府设立的规则和要求，以便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例如，中国政府近期布了一项规定来限制手机卡的销售。根据这一规定，卖方必须检验买方的身份证。但是中国人很快就现，这一规定极难得到执行。将手机卡销售仅限于几家商店，并让它们能够办理注册业务，这对依靠这项行业吃饭的手机公司和大量的私人卖主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剧烈。政府能够频繁地试图限制市场的运作，但是市场则往往战胜了政治。
政府确实在控制互联网，但是它也在利用这项技术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的路线。乐观主义者似乎过分关注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技术能力。但是，一旦政府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动员，就为其他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机会来进一步推进它们的路线，而这未必与政府的路线是一致的。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民族主义已经日益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相比其他形式的政治评论，民族主义的谩骂有更大的机会来越过审查。但是，民族主义也为社会力量试验新形式的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外衣。例如，2005年4月，当即时通讯被用于组织中国多个城市中针对日本的游行抗议活动时，它的力量变得异常明显，这些城市包括了北京、xvi上海、广州和深圳。在抗议活动的起过程中，新浪网（sin）组织了一场网络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展现中国民众对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大约2000万民众在这个运动中署名。为了与新浪竞争，搜狐网（sohu）也征集了超过1500万个签名。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确实为政府的对日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政府很快就现，它必须约束这些民族主义的动员，因为一旦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它们就开始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
还有其他许多案例也表明，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来动员社会支持。如今，政府希望曝光各种形式的不法行为，例如**和矿难。政府正在向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转变，这为特定形式的曝光提供了合法性，它意味着公民能够推动合法性的界限。曝光什么是合法的，曝光什么又是不合法的，这二者之间的边界线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这为网络活跃人士引政治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当政府内部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关于修改收容遣送规定，有着许多内部的讨论，但是直到这一事件广为人知，才真正有所改变。接着，支持修改这些规定的人就战胜了那些抗拒修改的人。变化中的问题和政策议程允许改革从制度的漏洞中出现。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确实能够加强这些趋势。
11。译者序（11）
由于互联网快速增加的影响力，即便是党的领导层现在也不得不关注大众评论的泛滥。***领导人重视民众的支持和意见，但是又希望保持既有的秩序，于是他们试图通过互联网来诉诸群众路线。在2006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表示，政府应当广泛地听取互联网上表达的观点。由于几乎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评估民意，互联网事实上成为一个晴雨表，尽管调查表明，网民几乎不能代表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能够找到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在本书里，笔者并不试图增加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乐观的观点或悲观的观点。一般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能够促进特定类型的政治变革，但并非促进所有的政治变革。例如，互联网更有可能促进政治学文献里所称的“政治自由化”而非“政治民主化”。相应地，对国家起的特定类别的网络推动型挑战，有可能推动政府的政治改革，xvii但是其他类别的挑战则有可能失败。在现阶段，哪一个行为者会胜出，是国家，还是社会，依然之尚早。国家和社会在网络上的多个场合中打交道，在这些场合中，有时候是国家胜出，而有时候则是社会胜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一种状况很可能会在中国继续持续下去。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概念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互联网和相关的信息技术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它们还没有恰当地整合进我们的理论考察中。考虑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在快速扩张，在对中国政治变革进行理论思考时，互联网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了将互联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概念化，笔者将互联网作为国家…社会关系文献的一部分。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互联网在规范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相互改造效应。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往往日益频繁。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各有不同。一些互动能够为双方都创造更多的力量。在这样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赋权型的。但是其他的互动则损害了每一方的利益，在这些案例中，斗争的标志并非相互赋权，而是相互排他的目标。
为了明晰互联网在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作用，本书强调三点。第一，必须对国家进行分解式研究。在网络舞台上与社会进行互动时，国家不应当被误解为一个统一和单一的行为者。国家是由不同的组分构成的，例如关键的单个领导人、政治派系、官僚机构和各级政府。在互联网的展上，所有这些行为者都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每一个行为者
都可能利用互联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时，国家内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或权力斗争，能够为社会力量创造新的机会来对它们进行赋权，一方面它们施展自身的政治影响，或在另一方面致使国家采取强硬政策来针对它们，这取决于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权力谋略的性质。
第二，社会与国家一样，也必须进行分解式研究。不同的社会力量对互联网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力量并非独立xviii自主地追逐它们自己的展，因为它们依赖于与政府的关系。一些社会力量比其他社会力量更为独立自主，也组织得更良好。例如，相比组织较差的工人和缺乏组织的农民，组织良好的商业力量能够对政府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相应地，社会力量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政治行为和权力能力各有不同。即便是对同一个社会群体而，它的政治行为和影响力也取决于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段里给予其的政治分量。
第三，通过它们在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国家和社会力量在相互改造。有些观点过分强调互联网仅仅是政府控制社会力量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表露出一种误解，它误解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在真实世界的权力斗争。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离散的结果是可感知的，甚至是重要的，但是这一结果却极少反映任何一方的最终目的。它们的互动日积月累地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国家有时候能够将其自身的政治变革版本强加给社会力量，但并不总是如愿。它或许能够对一些社会力量这样做，但是对另一些则不行。多半况下，国家必须调整自身来容纳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许会现，它们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需要调整自身。在所有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不断地相互改造，而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互联网在引导中国生有意义的政治变革上起到了作用。
12。致谢（1）
在研究和写作期间，笔者从许多个人和机构那里获益良多。***先，笔者要感谢笔者的朋友吴国光。这项研究计划最初的一些观点来自于与他的几次探讨。笔者相信，他将会在这本书里看到他对笔者的思考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许多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想法来自于库利（tulkohli），在笔者于普林斯顿就读期间，他教会笔者如何思考像中国这样的展中国家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白霖（lynnwhite）教会笔者如何将不同社会力量的影响纳入我们对中国政治展的思考。笔者从王赓武那里受益匪浅，尤其是他有关技术进步与政治变革的智慧。黄朝翰经常与笔者分享他有关新信息技术（例如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展影响的洞见。伊丽莎白·赖特（elizbethwright）和裴士高（richrdpscoe）与笔者分享了他们作为记者在中国的经验，并为笔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作为政治变革一种来源的信息技术。曹聪帮助笔者理解，中国人有关科学的思维观念如何影响了领导人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在这项工作的不同阶段里，梁若冰、黎良福和赵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笔者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里尔·贝尔（murielbell）、克里斯汀·奥斯特（kirstenoster）和朱迪思·希巴德（judithhibbrd）。他们指导笔者走过了评审、编辑和出版的漫长过程。特别要感谢杨丽君，她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和智力支持，并陪伴着笔者一路走来。本书中任何余下的毛病和错误，笔者必须独自承担责任。
本书的研究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这两个机构都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研xx究环境。笔者还想要答谢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thejohnd。&mp；ctherinet。mcrthurfoundtion）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给予的资助。
第二章和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来自于笔者和吴国光合著表在《比较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8期的《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共空间和集体行动》。yongninzhengndguogungwu，“informtiontechnology，publicspce，ndcollectivectioninchin，”comprtivepoliticlstudies，38：5（2005）。笔者非常感激塞奇出版社（sgepublictions）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它们。
1。老问题，新答案（1）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在中国引政治自由化甚至是政治民主化？近年来，尽管科学和现代政体之间的关联性已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例如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展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富有意味并具有重要性。中国**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与近代中国的其他主要政治力量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相信科技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关联性。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就认为，只有“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使中国免于内部崩溃和外部侵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界领导者之一，在他1919年1月表的论文里，他赋予了民主和科学各自的昵称，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参见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第10…11页。转引自edwrdx。gu，“whowsmrdemocrcy？themyfourthdiscourseofpopulistdemocrcyndtherdicliztionofchineseintellectuls（1915…1922），”modernsinstudies，35：3（2001），p。580。还可参见merlegoldmnndleoou…fnlee，eds。，nintellectulhistoryofmodernchin（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2002）。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精英们呼吁建立起一个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并摒弃一切中国的封建传统遗毒。那一代人认为，应当全盘否定中国核心的传统和迷信的价值观念，因为它们是中国积贫积弱的象征和根源。另一方面，这场运动的追随者们也真诚地认为，应该全盘接受“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因为它们代表着理性、现代性和进步。有关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参见chowtse…tsung，them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lrevolutioninmodernchin（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60）；ndverschw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lsndthelegcyofthem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c：the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86）。
民主和科学之间具有关联性这一认识，来自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他在20世纪初访问了中国，并就实用主义和民主做了若干影响深远的报告。对杜威中国演讲的相关论述，参见johne。smith，“prgmtismtwork：dewey’slecturesinchin，”journlofchinesephilosophy，12（1985），pp。231…259。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在中国的2追随者们由他的学生胡适牵头，试图将他的实用主义应用到他们追求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去。jeromeb。grieder，hushihndthechineserenissnce：liberlisminthechineserevolution，1917…1937（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70）；grieder，“thequestionof‘politics’inthemyfourthmovement，”inbenjmini。schwrtz，ed。，reflectionsonthemyfourthmovement：symposium（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72），pp。95…101。根据杜威的观点，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价值观念。科学知识的传播，将促使人们去有效地分析和处理现实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甚至去调解它们的利益冲突。benjminschwrtz，“themesinintellectulhistory：myfourthndfter，”injohnk。firbnk，ed。，thecmbridgehistoryofchin：republicnchin1912…1949，vol。12，prti（cmbridge：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p。406…450。有关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论述，参见lrryhickmn，“prgmtism，technology，ndscientism：rethemethodsofthescientifictechnicldisciplinesrelevnttosocilproblems？”inroberthollingernddviddepew，eds。，prgmtism：fromprogressivismtopostmodernism（westport，ct：preger，1995），pp。72…87；ndmicheleldridge，trns…formingexperience：johndewey‘sculturlinstrumentlism（nshville：vnderbiltuniversitypress，1988）。有关杜威和儒家思想的论述，参见dvidhllndrogermes，democrcyoftheded：dewey，confuciusndthehopefordemocrcyinchin（chicgo，il。opencourtpublishingco。，1999）。
2。老问题，新答案（2）
无需多，中国政治精英对科学和民主价值观的理解方式，与杜威的并不一致。***对后者而，科学和民主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有力工具。但是对中国的精英而，它们可以成为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有效工具。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和民主成为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它们能够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地位——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人们就会追逐它们。
科学和民主很快就相互分道扬镳了，因为在帮助中国政治精英追求权力和财富方面，它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对民主的激进解读，很快就导致了对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这二者后来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有关这种观念转变的论述，参见：gu，“whowsmrdemocrcy？。”在争取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人，都逐渐地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并转而诉诸民族主义。科学的命运则相当不同。尽管在五四运动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所有各方，似乎都建立起了一种准宗教信仰，认为科学和技术必须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这尤其反映在，中国**努力将“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建立了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支柱。通过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为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进行辩护，以认定其科学的本质或合理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端，有关科学与民主的这个世纪难题，与今日中国的相关程度不逊于过往。在“赛先生”（科学）方面，中国政府在拥抱信息技术时代上并不困难。确实，信息技术的展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扩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不断地被“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什么”这一全球期望所重塑。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标准化和合理化就成为了重建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重建国家官僚制度、重建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重建现代公司治理制度。yongninzheng，globliztionndsttetrnsformtioninchin（cmbridge，englnd：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nddliyng，remkingthechineselevithn：mrkettrnsitionndthepoliticsofgovernnceinchi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4）。政治合法性和当下政权的权威，渐渐以科学的名义得到辩护。科学管理事实上渗透到政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中国政治舞台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中，科学思维观念已经普遍流行了。这种思维观念，尤其反映在名为“科学展观”的这一新政策议程上，科学展观是21世纪初以来在**…**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来的。yongninzheng，“thenewpolicyinititivesinchin’s11th5…yerpln，”briefingseries，issue1，chin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m，november2005；ndyongninzheng，zhengxuwngndsowkettok，“chin‘sntionlpeople’scongress2006：policyshiftsmidstgrowingdisstisfctionwithexistingdevelopmentptterns，”briefingseries，issue7，chin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m，mrch2006。
3。老问题，新答案（3）
尽管世界性的科学文化对中国内政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中国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全球民主文化扩张的影响。学者们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模式，即：随着现代和民主的政治安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科学也紧随其步。drori，meyer，rmirez，nd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似乎对民族国家及其机构进行了赋权，而非对个人进行了赋权。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展成为特定政治群体的工具，用以保持和增进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只具有工具性。ibid。
但是( 技术赋权 http://www.xlawen.org/kan/1944/ )
8。译者序（8）
中国的互联网政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规模效应。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2012年6月，我国网民中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占比已达72。2％，次超过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截止到今年（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亿，其中手机网民达4。64亿，占网民总数的78。5％。彭波：《移动互联网正以空前的深度推动社会展》，中国信息产业网：http：//www。cnii。com。cn/internetnews/2013…08/13/content_1202822。htm。这不仅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规模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虽然时常遭到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问政”模式。
先，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缔造和扶持了大量的国内互联网民族企业，在面对微软msn、谷歌（google）、社交网站fcebook和微博服务平台推特（twitter）的强势全球攻势下，中国企业借助网络管制，打造了属于中国的相应产品。腾讯、百度、人人网和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都取得了与国外相应跨国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同时，管制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市场上争夺互联网用户，并不断推出能够适应新需求的产品，或推出能够创造出新需求的产品。在网络管制较为松散的国家和地区，很难见到如此大型规模且成体系的互联网企业。网络管制使得所有的企业在一方面服从市场规律运作的同时，一方面也要接受国家（政府）的指导。这为建设性的网络问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破坏性的网络政治效应。虽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边界还很模糊，但是这种效应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其次，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市场为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些华人社会里，缺乏大型的网络通讯服务商不仅出于可以便捷地利用美国明创造的应用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来支撑这样的企业，企业最终也无法与强势的美国企业竞争，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在全球占据了强势地位，就是“互联网”本身这个词，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美国的互联网，目前国内公众使用的网络的准确称呼应当是美国的国际网。吕述望：《中国没有互联网》，载《看历史》，2013年4月，第10页。互联网的国际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出现而为全球所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展，使得中国民众可以借助自己的网络体系来在中国内部推动渐进的政治变化。
再次，国家借助互联网与社会进行互动，从而不断学习和实践了有关互联网管理和控制的尺度所在，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对网络的控制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并显得愈成熟。最近一次对互联网的整顿集中在打击所谓的网络谣上。新上任的领导人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了国家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08/21/c_132648439。htm。。这个被称为“8·19”讲话的全面反映了国家对在网络上与社会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随后，一方面，各省市、各大宣传媒体都纷纷表达了捍卫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另一方面，对互联网谣的清理工作也随之开展，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多名网络大v被逮捕，国家管制和引导网络舆论的意图十分凸显。与以往对网络的清理不同，此次政府在一手打击网络谣的同时，也主动出击，倡导传播正能量的秩序，鲁炜：《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在第五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3年9月9日），新华网：http：//news。xin**。com/world/2013…09/09/c_125349386_2。htm。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互联网’植被‘”，例如扶植有“专业背景的中v崛起”，他们“将以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学理分析，赢得网民的理性认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样单单’吸引眼球‘”。祝新华：《打击谣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千龙网：http：//news。qinlong。com/28874/2013/10/10/7《 href=〃milto：044@9026489〃》044@9026489。htm。这与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治理上，以技术干部政治的“专”取代意识形态治国的“红”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国家在对互联网的管控上采取“网络舆论”的“技术干部路线”，将有助于国家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优势。此外，近期一则《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短篇卡通视频走红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是国家主动以新方式推动网络宣传的手段。《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网络走红点击破百万网友热议》，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10/18/c_132809131。htm。
9。译者序（9）
然后，社会群体和民众在网络活动中也愈成熟。***近年来，较有影响、并取得的积极效果的网络民意针对的主题主要是：网络反腐、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城管执法和土地拆迁。民众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渎职或不法行为时，积极背靠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援引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法律法规来为自己的权益辩护。例如，各地民众反对在当地建设px项目，乌坎事件中村民对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呼吁与肯定等等。借助国家推动科学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流大势，民众更加善于利用好互联网来为自己的权益呼吁和呐喊。
最后，互联网反映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张力。针对某一事件而集中表达意见的网民事实上是非组织化的，除了少数演变为集体行动的案例外，大多数的压力最终转变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和其他矫枉过正地执行中央政策的况类似，地方官员对网络谣的打击远甚于中央。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6岁的初三学生因在网上“造谣”被当地警方先抓后放事件，不仅引起了网络的关注与热议，而且还引起了《人民日报》文，隐晦批评地方官员是“歪嘴和尚”，将两高司法解释“念歪了”，因为司法解释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依法治网”应当是要将其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而非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甚至将其作为拒绝舆论监督的手段。范正伟：《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25日，第5版。中央对网络的治理，是出于社会稳定和整体秩序的考虑，是对国家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舆论导向的考虑。而地方则借着这股“东风”掺杂进了自己的“私货”。因此，不仅在互联网的管理上体现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张力”（中央与地方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而且最后又是网络的曝光使得这股“张力”再“升级”（中央对地方的批评）。这种张力在互联网推动的其他事件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最后啰嗦几句，出于某些原因，本译本有删节处理，对本书主题感兴趣并计划深入研究的读者，若不嫌麻烦，也可找来英文原著仔细研读，定会有更多收获。
邱道隆2013年10月20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英文版序
1993年，中国第一次联入了互联网，从那以后，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可谓是非同凡响。到2006年中期，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1。23亿，这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在全世界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超过一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拥有宽带。在过去的几年里，使用即时通讯系统的中国人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多。到2005年底，中国的博客（网络个人日记）数量超过了3000万，搜索引擎每天收到的请求超过了3。6亿次。新的信息技术也进入了中国的内陆地区。几乎每一个县（事实上许多乡镇和村）现在都拥有宽带。即便是在遥远的城镇里，能够进行快速联网的网吧也随处可见，而且价格低廉。在农村家庭里，固定线路的互联网连接依然不太普遍，但是在乡村的许多地方，人们能够使用移动手机来上网，网速能够达到用有线电话调制解调器上网的速度。
中国互联网的展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热门的话题，不仅在学术和政策圈里如此，在商界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的商界。一种新形式信息技术的出现会激起如此热烈的辩论，此前还从未有过。中国的互联网展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巨大的诧异，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展的速度。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和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展，互联网和其他形式信息技术的使用还会继续增加。所有与互联网有关的辩论的核心，在于这种新技术会带来的潜在社会…政治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展，很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一些人开始指责跨国公司，认为它们助长了中国互联网的展，这些公司包括思科（cisco）、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雅虎（yhoo！）。一些分析家认为，如果没有从美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公司进口的技术和装备，中国就无法建立起如此成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10。译者序（10）
中国政府担忧信息自由流动所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如今，政府已经放松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以便向其移交一些原先由政府履行的职能。这些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平稳地增长。然而，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重要性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领域里，例如在减贫、慈善和环保问题上，国家鼓励非政府组织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悲观主义者将中国的互联网仅仅视为政府进行控制的一个工具，而乐观主义者则指出，技术在产生自由化效应上几乎有无限的潜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是能够利用新展的技术来使政府的控制更为无效。我们以博客作为例子。博客使得审查人员的工作即便不是不可能开展，却也使它变得更加困难了。通过不使用禁忌的关键词，包括那些由程序植入中国版微软网络服务（msn）微软网络服务的英文全称为microsoftservicenetwork，一般简称为msn。中国版的msn空间指的就是博客服务。——译者注空间的敏感词，中国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人群知道如何越过审查。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激烈地竞争，以吸引博客大军到它们的门户安家，因此，似乎没人审查谁在撰写这些博客。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一个博客能够轻易而快速地建立起来，并且没有人会要求博主提供可证实的个人信息。
与更为传统的媒体（例如报纸、电视和广播）相比，新的信息技术为中国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移动电话、短信和即时通讯、windowsmessenger（微软公司开的即时通讯系统）和qq（中国腾讯公司提供的聊天工具）都帮助人们形成了大规模的联系网络，这种形成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自由也反映了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出于各种市场原因，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一样，不得不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但又正是由于市场的原因，企业不得不“放宽”政府设立的规则和要求，以便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例如，中国政府近期布了一项规定来限制手机卡的销售。根据这一规定，卖方必须检验买方的身份证。但是中国人很快就现，这一规定极难得到执行。将手机卡销售仅限于几家商店，并让它们能够办理注册业务，这对依靠这项行业吃饭的手机公司和大量的私人卖主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剧烈。政府能够频繁地试图限制市场的运作，但是市场则往往战胜了政治。
政府确实在控制互联网，但是它也在利用这项技术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的路线。乐观主义者似乎过分关注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技术能力。但是，一旦政府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动员，就为其他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机会来进一步推进它们的路线，而这未必与政府的路线是一致的。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民族主义已经日益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相比其他形式的政治评论，民族主义的谩骂有更大的机会来越过审查。但是，民族主义也为社会力量试验新形式的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外衣。例如，2005年4月，当即时通讯被用于组织中国多个城市中针对日本的游行抗议活动时，它的力量变得异常明显，这些城市包括了北京、xvi上海、广州和深圳。在抗议活动的起过程中，新浪网（sin）组织了一场网络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展现中国民众对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大约2000万民众在这个运动中署名。为了与新浪竞争，搜狐网（sohu）也征集了超过1500万个签名。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确实为政府的对日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政府很快就现，它必须约束这些民族主义的动员，因为一旦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它们就开始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
还有其他许多案例也表明，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来动员社会支持。如今，政府希望曝光各种形式的不法行为，例如**和矿难。政府正在向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转变，这为特定形式的曝光提供了合法性，它意味着公民能够推动合法性的界限。曝光什么是合法的，曝光什么又是不合法的，这二者之间的边界线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这为网络活跃人士引政治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当政府内部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关于修改收容遣送规定，有着许多内部的讨论，但是直到这一事件广为人知，才真正有所改变。接着，支持修改这些规定的人就战胜了那些抗拒修改的人。变化中的问题和政策议程允许改革从制度的漏洞中出现。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确实能够加强这些趋势。
11。译者序（11）
由于互联网快速增加的影响力，即便是党的领导层现在也不得不关注大众评论的泛滥。***领导人重视民众的支持和意见，但是又希望保持既有的秩序，于是他们试图通过互联网来诉诸群众路线。在2006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表示，政府应当广泛地听取互联网上表达的观点。由于几乎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评估民意，互联网事实上成为一个晴雨表，尽管调查表明，网民几乎不能代表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能够找到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在本书里，笔者并不试图增加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乐观的观点或悲观的观点。一般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能够促进特定类型的政治变革，但并非促进所有的政治变革。例如，互联网更有可能促进政治学文献里所称的“政治自由化”而非“政治民主化”。相应地，对国家起的特定类别的网络推动型挑战，有可能推动政府的政治改革，xvii但是其他类别的挑战则有可能失败。在现阶段，哪一个行为者会胜出，是国家，还是社会，依然之尚早。国家和社会在网络上的多个场合中打交道，在这些场合中，有时候是国家胜出，而有时候则是社会胜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一种状况很可能会在中国继续持续下去。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概念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互联网和相关的信息技术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它们还没有恰当地整合进我们的理论考察中。考虑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在快速扩张，在对中国政治变革进行理论思考时，互联网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了将互联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概念化，笔者将互联网作为国家…社会关系文献的一部分。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互联网在规范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相互改造效应。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往往日益频繁。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各有不同。一些互动能够为双方都创造更多的力量。在这样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赋权型的。但是其他的互动则损害了每一方的利益，在这些案例中，斗争的标志并非相互赋权，而是相互排他的目标。
为了明晰互联网在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作用，本书强调三点。第一，必须对国家进行分解式研究。在网络舞台上与社会进行互动时，国家不应当被误解为一个统一和单一的行为者。国家是由不同的组分构成的，例如关键的单个领导人、政治派系、官僚机构和各级政府。在互联网的展上，所有这些行为者都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每一个行为者
都可能利用互联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时，国家内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或权力斗争，能够为社会力量创造新的机会来对它们进行赋权，一方面它们施展自身的政治影响，或在另一方面致使国家采取强硬政策来针对它们，这取决于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权力谋略的性质。
第二，社会与国家一样，也必须进行分解式研究。不同的社会力量对互联网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力量并非独立xviii自主地追逐它们自己的展，因为它们依赖于与政府的关系。一些社会力量比其他社会力量更为独立自主，也组织得更良好。例如，相比组织较差的工人和缺乏组织的农民，组织良好的商业力量能够对政府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相应地，社会力量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政治行为和权力能力各有不同。即便是对同一个社会群体而，它的政治行为和影响力也取决于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段里给予其的政治分量。
第三，通过它们在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国家和社会力量在相互改造。有些观点过分强调互联网仅仅是政府控制社会力量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表露出一种误解，它误解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在真实世界的权力斗争。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离散的结果是可感知的，甚至是重要的，但是这一结果却极少反映任何一方的最终目的。它们的互动日积月累地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国家有时候能够将其自身的政治变革版本强加给社会力量，但并不总是如愿。它或许能够对一些社会力量这样做，但是对另一些则不行。多半况下，国家必须调整自身来容纳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许会现，它们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需要调整自身。在所有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不断地相互改造，而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互联网在引导中国生有意义的政治变革上起到了作用。
12。致谢（1）
在研究和写作期间，笔者从许多个人和机构那里获益良多。***先，笔者要感谢笔者的朋友吴国光。这项研究计划最初的一些观点来自于与他的几次探讨。笔者相信，他将会在这本书里看到他对笔者的思考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许多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想法来自于库利（tulkohli），在笔者于普林斯顿就读期间，他教会笔者如何思考像中国这样的展中国家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白霖（lynnwhite）教会笔者如何将不同社会力量的影响纳入我们对中国政治展的思考。笔者从王赓武那里受益匪浅，尤其是他有关技术进步与政治变革的智慧。黄朝翰经常与笔者分享他有关新信息技术（例如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展影响的洞见。伊丽莎白·赖特（elizbethwright）和裴士高（richrdpscoe）与笔者分享了他们作为记者在中国的经验，并为笔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作为政治变革一种来源的信息技术。曹聪帮助笔者理解，中国人有关科学的思维观念如何影响了领导人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在这项工作的不同阶段里，梁若冰、黎良福和赵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笔者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里尔·贝尔（murielbell）、克里斯汀·奥斯特（kirstenoster）和朱迪思·希巴德（judithhibbrd）。他们指导笔者走过了评审、编辑和出版的漫长过程。特别要感谢杨丽君，她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和智力支持，并陪伴着笔者一路走来。本书中任何余下的毛病和错误，笔者必须独自承担责任。
本书的研究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这两个机构都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研xx究环境。笔者还想要答谢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thejohnd。&mp；ctherinet。mcrthurfoundtion）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给予的资助。
第二章和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来自于笔者和吴国光合著表在《比较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8期的《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共空间和集体行动》。yongninzhengndguogungwu，“informtiontechnology，publicspce，ndcollectivectioninchin，”comprtivepoliticlstudies，38：5（2005）。笔者非常感激塞奇出版社（sgepublictions）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它们。
1。老问题，新答案（1）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在中国引政治自由化甚至是政治民主化？近年来，尽管科学和现代政体之间的关联性已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例如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展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富有意味并具有重要性。中国**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与近代中国的其他主要政治力量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相信科技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关联性。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就认为，只有“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使中国免于内部崩溃和外部侵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界领导者之一，在他1919年1月表的论文里，他赋予了民主和科学各自的昵称，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参见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第10…11页。转引自edwrdx。gu，“whowsmrdemocrcy？themyfourthdiscourseofpopulistdemocrcyndtherdicliztionofchineseintellectuls（1915…1922），”modernsinstudies，35：3（2001），p。580。还可参见merlegoldmnndleoou…fnlee，eds。，nintellectulhistoryofmodernchin（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2002）。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精英们呼吁建立起一个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并摒弃一切中国的封建传统遗毒。那一代人认为，应当全盘否定中国核心的传统和迷信的价值观念，因为它们是中国积贫积弱的象征和根源。另一方面，这场运动的追随者们也真诚地认为，应该全盘接受“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因为它们代表着理性、现代性和进步。有关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参见chowtse…tsung，them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lrevolutioninmodernchin（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60）；ndverschw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lsndthelegcyofthem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c：the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86）。
民主和科学之间具有关联性这一认识，来自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他在20世纪初访问了中国，并就实用主义和民主做了若干影响深远的报告。对杜威中国演讲的相关论述，参见johne。smith，“prgmtismtwork：dewey’slecturesinchin，”journlofchinesephilosophy，12（1985），pp。231…259。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在中国的2追随者们由他的学生胡适牵头，试图将他的实用主义应用到他们追求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去。jeromeb。grieder，hushihndthechineserenissnce：liberlisminthechineserevolution，1917…1937（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70）；grieder，“thequestionof‘politics’inthemyfourthmovement，”inbenjmini。schwrtz，ed。，reflectionsonthemyfourthmovement：symposium（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72），pp。95…101。根据杜威的观点，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价值观念。科学知识的传播，将促使人们去有效地分析和处理现实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甚至去调解它们的利益冲突。benjminschwrtz，“themesinintellectulhistory：myfourthndfter，”injohnk。firbnk，ed。，thecmbridgehistoryofchin：republicnchin1912…1949，vol。12，prti（cmbridge：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p。406…450。有关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论述，参见lrryhickmn，“prgmtism，technology，ndscientism：rethemethodsofthescientifictechnicldisciplinesrelevnttosocilproblems？”inroberthollingernddviddepew，eds。，prgmtism：fromprogressivismtopostmodernism（westport，ct：preger，1995），pp。72…87；ndmicheleldridge，trns…formingexperience：johndewey‘sculturlinstrumentlism（nshville：vnderbiltuniversitypress，1988）。有关杜威和儒家思想的论述，参见dvidhllndrogermes，democrcyoftheded：dewey，confuciusndthehopefordemocrcyinchin（chicgo，il。opencourtpublishingco。，1999）。
2。老问题，新答案（2）
无需多，中国政治精英对科学和民主价值观的理解方式，与杜威的并不一致。***对后者而，科学和民主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有力工具。但是对中国的精英而，它们可以成为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有效工具。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和民主成为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它们能够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地位——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人们就会追逐它们。
科学和民主很快就相互分道扬镳了，因为在帮助中国政治精英追求权力和财富方面，它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对民主的激进解读，很快就导致了对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这二者后来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有关这种观念转变的论述，参见：gu，“whowsmrdemocrcy？。”在争取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人，都逐渐地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并转而诉诸民族主义。科学的命运则相当不同。尽管在五四运动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所有各方，似乎都建立起了一种准宗教信仰，认为科学和技术必须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这尤其反映在，中国**努力将“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建立了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支柱。通过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为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进行辩护，以认定其科学的本质或合理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端，有关科学与民主的这个世纪难题，与今日中国的相关程度不逊于过往。在“赛先生”（科学）方面，中国政府在拥抱信息技术时代上并不困难。确实，信息技术的展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扩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不断地被“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什么”这一全球期望所重塑。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标准化和合理化就成为了重建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重建国家官僚制度、重建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重建现代公司治理制度。yongninzheng，globliztionndsttetrnsformtioninchin（cmbridge，englnd：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nddliyng，remkingthechineselevithn：mrkettrnsitionndthepoliticsofgovernnceinchi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4）。政治合法性和当下政权的权威，渐渐以科学的名义得到辩护。科学管理事实上渗透到政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中国政治舞台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中，科学思维观念已经普遍流行了。这种思维观念，尤其反映在名为“科学展观”的这一新政策议程上，科学展观是21世纪初以来在**…**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来的。yongninzheng，“thenewpolicyinititivesinchin’s11th5…yerpln，”briefingseries，issue1，chin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m，november2005；ndyongninzheng，zhengxuwngndsowkettok，“chin‘sntionlpeople’scongress2006：policyshiftsmidstgrowingdisstisfctionwithexistingdevelopmentptterns，”briefingseries，issue7，chin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m，mrch2006。
3。老问题，新答案（3）
尽管世界性的科学文化对中国内政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中国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全球民主文化扩张的影响。学者们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模式，即：随着现代和民主的政治安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科学也紧随其步。drori，meyer，rmirez，nd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似乎对民族国家及其机构进行了赋权，而非对个人进行了赋权。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展成为特定政治群体的工具，用以保持和增进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只具有工具性。ibid。
但是( 技术赋权 http://www.xlawen.org/kan/1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