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阅读
商量对策，他们估计九龙难以久守， 为安全起见，还是转移到香港本岛去为好。在香港岛，再转移他处也比较方便一些。正在这 时，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给他们打来电话： “速来香港开会！” 乔冠华和夏衍匆匆赶到香港的奥华公司，商讨应变策略。就在九龙被攻当天，廖承志接连收 到延安党中央和重庆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特急电报：要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留在香港 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抢救出来，设法经广州湾的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 接到电报后，廖承志马上召集紧急会议，中共香港工委（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和文化、新闻 界的有关人士都参加了。乔冠华、夏衍、邹韬奋等一起出席。这次会议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 会不会南侵的问题，而是香港究竟能否守住，以及滞留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如何应变的问题 。廖承志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会上，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港英当局即使会抵抗一阵，但是不可能在这个小岛上长期 坚持抗战的，香港是迟早要落入敌手的。于是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 问题。廖承志说：“我们计划先让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隐蔽待机，经周密安排并且时机成 熟后，迅速撤离香港。”他们一起研究了撤退方案，并决定马上派人与东江抗日游击纵 队联 系，要其负责人曾生尽快派出一支精干的突击队潜入新界和九龙地区，协助进行抢救工 作，因为从九龙翻过一座山，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基地。 廖承志在会上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告诉文化界的朋友们，请大家各自珍重自己的革命 历史！” 此时气氛是异常严肃的，大家都表示赞同，随即迅急回去安排搬迁隐蔽。乔冠华的任务是与 叶以群一起立即返回九龙，通知所有住在九龙的民主进步人士赶快撤退，疏散到香港隐蔽起 来。 那几天，乔冠华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彻夜不眠，他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轮船、舢板，抢运民 主人士渡海，护送至香港。当时在香港《光明报》任职的民主人士萨空了，在《香港沦陷日 记》 中记载：12月9日“下午3时许，天下着小雨，途遇着大公报文艺版编辑刘刚，还有乔冠华 和 四五个其他的人正叫好了人力车带着简单的行李要去公共四方街旁的避风塘，那里是香港舢 板平日集中的地方，据说他们已叫好了一条舢板，如果我能即刻起来，可以带我一家过港。 … …” 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第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3月第 1版。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乔冠华一次又一次作出“舍己为人”的牺牲，帮助大家撤离。 面临日军的进攻，香港总督杨慕琦托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找到廖承志。贝特兰曾在 1937年10月到延安访问过毛泽东。他见到廖承志后，顾不上寒暄，直入主题。他说，港英当 局想和中共在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的问题。12月13日，廖承志、乔冠华和夏 衍，与代表港督的辅政司负责人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 我方表示：东江纵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保卫港九，但请英方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当然主要 是步枪、机关枪、子弹和手榴弹等轻型武器。 港英辅政司频频点头，表示回去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的要求。 可是，从此之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这种结果也完全在我方意料之中：事情实际上很清楚，英国人知道港九这块弹丸之地是保不 住的，让日本人占领了，有朝一日，英美联军打败了日本之后，日本还得把香港交还给英国 。而一旦中共军队进入港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不管当时港英当局是如何考虑的，或是战局发展太快所致，这次会谈只是香港历史上的 一段插曲。 谈归谈，乔冠华的疏散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2月中旬的一天，他向廖承志汇报 了几天来的工作情况，他说： “今天清晨，司徒慧敏在香港奔走了一天，已经说通了中央电影院的老板，答应将电影院的 地下室让出来供旅港剧人协会作临时避难所。旅港剧人现已全部登上雇好的小艇，冒险撤离 了九龙。身患重病又不便行走的高士其也已随艇过海，但胡风和南方局的孙钿还不知道，我 已设法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另外，骆宾基、宋之的、于伶、王苹夫妇、凤子、章泯都安全 撤离。现在尚有张铁生、黄药眠等部分人员没来得及撤离。我们正在想办法，最迟明天把他 们全部撤出九龙。” 在九龙的文化人撤离后，日本于12月12日进驻九龙。12月16日，日军从九龙渡海登陆，向香 港本岛进攻。喧嚣一时的“香港保卫战”，几乎没有怎么进行就烟消云散。港英当局既不与 东江纵队联系，也不依靠香港群众，因循苟且，坐以待毙，终于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竖 起白旗，缴械投降，香港沦陷！ 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与香港居民一起，在躲藏、不安、惊恐和困顿中告 别1941年，迎来1942年。 这时，一场在中共中央亲切关怀下，由中共香港工委和东江纵队精心策划、具体执行的“香 港大营救”正悄悄展开了。
港九脱险（2）？
乔冠华撤退后，暂住香港的一个爱国华侨商人柳了清家里，在香港的东北角，每天都听到头 上的炮弹不断地吱吱飞，看到结队组合的敌机呼啸而过，宣扬“皇军的胜利”…… 随着香港的陷落，廖承志与乔冠华、连贯等人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撤离港九。 他们研究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时的必要经费。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在全市挨户搜查，捕捉抗日爱国 人士。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这时却被日军严密封锁，真是咫尺天涯。 为了逃出敌人的魔掌，乔冠华和廖承志、连贯在铜锣湾避风塘雇了一条驳船，冒险渡海。几 个日本鬼子巡逻，问：“什么船？”乔冠华等人已有所准备，回答：“我们是做生意的。” 同时给了鬼子几个钱，也不再纠缠了。 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到了九龙，乔冠华一行暂时隐蔽下来。在这里，与东江纵队的政 治委员林平见了面，同时研究营救撤退计划。 营救工作是艰巨而复杂的。首先把营救的对象找到就很不容易。香港沦陷后，为了躲避日本 的搜捕，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再改变往处。刘少文（中共南方局干部）和梁广（ 粤南省委书记）留在香港领导这项工作，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同志，根据名单，通过各种关 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到较安全的住地，然后安排他们分批撤退。 1942年元旦，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了。拂晓之前，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一起，乘上小艇， 在交通员李健行的护送下，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到达九龙红。他们 在九龙广东道一幢普 通的房子里，同林平等仔细研究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东江游击区的路线、警 戒和沿途食宿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由林平负责向东江纵队作具体布置。 第二天早晨，化了装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林平等每人买了一些香烛、供品，装成香客 混出九龙。 乔冠华等人又由交通员黄冠芳陪同，悄悄地通过了启德飞机场附近的几个检查岗哨，出了封 锁线，到达牛池湾。 这时，东纵先遣队江水带着8个短枪队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共分成三个小组，第一小组 在前面侦察开路，第二小组居中掩护，第三小组在后面警戒。翻过九龙坳后，沿着海边崎岖 不平的羊肠小道，经北围、打蚝墩、沙角尾、山寮直到大环村，由蔡国梁接应，这里地方 虽偏僻，风景很好，空气清新得很，他们于此稍作休整。 直到夜幕降临，乔冠华一行在蔡国梁等护送下，急速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了护航队的武装 船，偷渡大鹏湾。 林平对这一带地形熟门熟路，由他带路。一上船，发生一个小插曲，一个东江纵队巡逻 的战士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 “是从香港过来的。”乔冠华说。 “你们听说夏衍、邹韬奋、乔冠华这些人都被枪毙了吗？” 乔冠华机智地答道，“没听说。”略作停顿，又说，“我们来的时候没听说，也可能是现在 的事情。” 船小心翼翼地开着：既要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又要提防海匪的抢劫。在配有机枪的前卫领 航船的掩护下，于凌晨3时到达沙鱼塘。上岸后，由惠阳短枪队护送，继续赶路。 元月3日中午，乔冠华一行来到坪山东南的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早已等在那儿的东江纵队 司令员曾生 （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见到他们，高兴地 大喊道： “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同志，你们脱险回来了！” 曾生那悬了好几天的心才放下来。 这是第一批从香港归来的中共领导人。 彼此相见甚欢，一路上的疲惫一扫而逝。他们几人在这个小山沟的一间砖石房子里欢快地叙 谈，甚为投机。 廖承志与曾生、乔冠华、连贯、林平等一起，连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布置下一 段的营救、接待和疏散工作。 经过研究，他们认为，惠州是个重要的中转点，要设立一个秘密接待站，由林平负责； 连 贯到老隆，负责下一段的接待工作；乔冠华到韶关，负责由韶关转到桂林的接待工作； 廖承志沿东江、粤北一线而行，一路上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布置安排接应疏散爱国 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据乔冠华回忆，“因为韶关是我们疏散在港同志的一个必经之地，发生麻烦的机会多，所以 组织上就决定让我留在韶关，完成接送从香港、东纵疏散回来的一些同志。”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日子》，第158页。 在韶关驻有国民党的 第七 战区司令部，乔冠华的老同学、老朋友赵玉军还在那里；同时，留日同学温康南也在韶关， 经营着一家商行。 乔冠华到了韶关以后，就去看望了赵玉军，向他打了招呼，请他在自己若有不便时，援手帮 忙。然后，就住在温康南的商行里。 当时，从香港撤退人员除少数由水路去澳门转内地外，绝大多数是西向从九龙走向宝安东江 游击区，转赴各地。 乔冠华到达韶关时，大约是2月份了。从此，凡是经过东江这条路的都是由他接待的。在那 些日子里，他席不暇暖，因为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过来。 每到深夜，乔冠华和其他同志来到接头的地点，耐心地等候疏散人员的到来。 整个说来，在乔冠华的精心组织下，这些疏散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挠。只有一次发生 紧急情况，他的一位老乡张明第撤离途中，住在旅馆里，不会应付。人家问他是从什 么 地方来的，他吱吱唔唔说不清楚，结果人家报告了警察，警察就把他抓了起来。跟他同行的 人马上送给告诉乔冠华。 乔冠华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赵玉军打电话，请他帮忙说情。赵玉军满口答应，结果警察 局把张明第放了出来。真是虚惊一场。 在此期间，4月9日晚，周恩来在听取自港抵渝的夏衍关于香港爱国人士脱险情况的汇报时说 ， 现在我们最担心是邹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邹韬奋不肯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 要 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而亚子先生是国民党同志，又是我党的老朋友，目标很大，又 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夏衍回忆说，曾生、林平已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 牲 保护他们的安全。 据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74页，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 果然不出夏衍预料，乔冠华费尽心机，妥善安排柳亚子。5月，他与李三大一起去曲江，迎 接 柳亚子和他的女儿，让他们住在温康南的别墅，安排他们与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见面，故友 重逢，不胜欣喜。 送走柳亚子后，乔冠华继续呆了几天。当时在等邹韬奋。邹韬奋身体欠佳，在东江 游击区休养了一段时间，来到韶关。乔冠华采取掩护的办法，妥为安排，把他很快安全地送 走。 乔冠华终于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历时数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数百位知名人士从他们鼻 子底下撤走。这些 人士当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韩幽桐、章伯钧、范长江、恽逸群、彭泽民、胡绳、于毅夫、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戈宝 权、胡仲持、黎澍、吴全衡、叶籁士、黄药眠、高士其、骆宾基、廖沫沙、金仲华、杨刚、 徐伯昕、胡耐秋、胡风、周钢鸣、萨空了、叶以群、袁水拍、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鸣 、凤子、于伶、丁聪、叶浅予、沙蒙、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许幸之、盛家伦、郁风 、特伟、谢和赓、胡考、成庆生、俞颂华、梁漱溟、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李 伯球等等，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 、著名电影明星胡蝶等。同时，得到营救的还有大批国际友人。 据《东江纵队营救 国际友人统计》，这次“港九大营救”救出英国人20名，美国人8名，印度人54人，丹麦、 挪威、苏联、菲律宾人共7人。 这次行动，被茅盾先生称作为“抗战以来共产党组织 的 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7年12月第2版。〖ZW）〗创造这一奇迹的有许多同志，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乔冠华的 功勋。
港九脱险（3）
1942年4、5月间，因叛徒告密，廖承志在广东乐昌被捕。车开到韶关，特务们押 着廖承志上了一条小客船，一个自称“负责”的特务走过来，颇为关心地说： “廖先生，只要你写封信给蒋委员长，承认错误，什么位置都可以给你。” 廖承志坚定地回答：“写信绝对办不到！”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廖承志的目光与不远处桥头上站着的乔冠华相遇。乔冠华似乎也看见了 他，正准备抬手招呼。廖承志急忙扭过头，突然提高嗓门高声痛骂道： “你们想让我当叛徒？做梦！嘿，你们可以把我的骨头拣几根交给我娘，只是休想让我叛变！ ” 廖承志的机智，使乔冠华免遭敌手。 乔冠华很着急，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为了搞清事实真相，他采取了“冒险”的行动 。时隔多年，他仍记忆犹新：“我们到处打听，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但是老温和我都知道 ，他有个落脚点，是一家妓院。我们要探听虚实要想办法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房子有可疑的 迹象，就证明廖承志被捕了。我和老温每人拿把洋伞，是为了掩护，从韶关到那家妓院处， 从这头走到那头，打着伞，眼睛朝里看，很冒险，老温走在前面，我在后边。如果有情况， 我们会不动声色地往前走。老温走在前面，他在前边给了我一个手势，情况不妙，门大敞， 有可疑人出入，我想这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一派恐怖气氛。我们一看这情况不对头，就赶 快回来了，没被他们发现，真是很冒险。回来以后，过了一段时期，东江纵队的同志，才托 人带信给我们，告诉我们廖承志确实被捕了。这对于老温，特别是对于我都是关系很大的。 因为被捕必定有很多原因，很有可能我们许多秘密情况被人掌握了。” 乔冠华《口 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风月》，第160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对此，乔冠华一方面报告组织紧急营救，一方面打电话给赵玉军，请他从中斡旋。赵则示意 乔冠华，还是谨慎一点好。乔冠华当然心领神会，与温康南商量对策，要不露声色地撤离。 过了个把礼拜，赵玉军突然打电话把乔冠华找去。他对乔冠华说： “军统已奉蒋介石之命，发电报给余汉谋，要立即逮捕你。机要员是我的同乡，他把这份电 报先送给了我，我将传电报暂时压下了，马上告诉你。” 赵玉军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劝乔冠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乔冠华听从他的忠告，并请 示组织，立即动身离开。 乔冠华来不及与同志们一一告别，很快在一天之内把多种需要准备的东西，如伪装的衣服、 道具、行李之类，统统准备好。他选择了从韶关到桂林的一个车次，上车后天就黑了。 乔冠华戴好墨镜，穿上长衫，由温康南送至火车站。在火车上，搜查人员来来去去，不停地 忙碌着。 乔冠华选了一个上铺，佯装呼呼大睡。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高傲自大的态度，腿 一跷，脸朝里，还不时地发出打鼾声。就这样瞒过了搜查人员，顺利到达桂林。 乔冠华去桂林之前，给同学强羽打了招呼，要他没法搞到通行证。到了桂林，没见到强羽， 倒 是另外一个老朋友、《大公报》的女干将杨刚记者在车站接他，把他安排住在一家医院里。 此时张友渔正在桂林的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他帮乔冠华搞了 张通行证，上面盖了三个大印。 在桂林，乔冠华的朋友不少，他也借机对桂林作了一番观察。在抗日战争中桂林是有名的文 化城。广西地方当局为确保自身利益和抗衡重庆中央政府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对共产党采 取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允许一些进步活动。他们招揽了大批进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 人士到桂林工作，创办了许多进步报刊，使得桂林成为一个在当时民主空气相对比较浓厚、 文化生活相对比较活跃的城市。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有了变化，但仍旧还算上比较“开明” 。因此，香港陷落后，脱险回到内地的文化人投奔的第一个目标大都是桂林。 不过，乔冠华在桂林只呆几天，就又上路了……他的目标是重庆，到周恩来身边工作。 当乔冠华坐上从桂林到贵州独山的火车时，看到窗外满目青山，葱葱郁郁，山峰似飞似停， 不禁诗兴勃发，吟诵起“黎明窗外是青山”的诗句。 车到独山，铁路就没有了。只好再搭乘当地的“黄鱼车”。所谓黄鱼车，就是当时国民党为 了出口钨砂，换取军火，通过西南，经云南、贵州、广西的出路，将大量的钨砂运出去，运 货的卡车司机载客捞取外快，谓“带黄鱼”，大车则被称为“黄鱼车”。 乔冠华搭了一辆黄鱼车，坐在卡车上面，从独山到贵阳，一路翻山越岭，好不惊险。 快到贵州时，卡车经过一个关口，从很高的山坡往下滑。这时天色昏暗，淅淅沥沥的小雨越 下越大。 原来坐在车子上的一群人，有的靠在车板上，可以挡挡雨，还有一些后上的人，没 地方坐，就坐在当中。 因为天黑了，又下着大雨，乔冠华自己有雨衣，一位老太太坐在外边嫌风大雨急，与乔冠华 调换了位置，她非常感谢乔冠华。 这时，司机为了省汽油，下山熄火滑行，天黑，路面看不清，忽然之间，天翻地覆 ，车从公 路边悬崖上翻了两个身，掉了下去。乔冠华顿时失去了知觉，等醒来发现车上二十个人，死 了一半以上。 警察听说出了车祸，趁火打劫。他们纷纷抢死人身上的东西，不要说手表了，任何有点价 值的东西统统拿走，就是受伤的人身边带的小皮包也在所难免。廖承志送给乔冠华的一双白 皮鞋，也给抢走了。 从这件事，乔冠华更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乔冠华幸免于难，竟然一点伤也没有。他醒来马上想到离开桂林时，杨刚临别所赠的欧阳修 的诗： 今年元月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春衫袖。 乔冠华一想，如果自己死，不就应了杨刚所赠诗的意思吗？想到这里，他不禁哑然失笑。 车翻后，乔冠华乘警察的车到了贵阳。他找到老同学邓迁。邓迁让他换了衣服，为他找 了住处，招待几天又搞到了一张通行证，让乔冠华继续搭车向重庆进发。
笑傲山城（1）？
1942年秋，乔冠华只身来到重庆。 这天，天近黄昏，乔冠华跳下车子，手里提着自己的小包袱，慢慢地沿着嘉陵江走着。 他望着江水泛起混浊的浪头，心里也涌动着层层波澜，他向往着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新的战 斗，同时又深深知道，重庆是战时首都，斗争决不会平静。他一路步行，一路沉思，不由自 主地想起但丁在《神曲》中写的话……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有道是既来之，则安之，他胸有成竹，不改初衷。 进城时，乔冠华叫了一辆计程车，直接驶向冯亦代的宿 舍。冯亦代早两年就离开香港来重庆，在孔祥熙办的重庆印钞厂任副厂长，他向以助人为乐 ，仗义疏财著名，对于乔冠华的到来，当然非常欢迎，所以在宿舍腾出一间房子，就让乔冠 华住下了。 冯亦代是乔冠华的知心朋友，他虽在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但他酷爱文学，业余积极参与重庆 的进步文化活动。他还在厂里设了诊疗室和病床，组织读书会和图书室，他请周迅和陈炼军 负责读书俱乐部的工作，经常请一些进步文化人来厂俱乐部作报告。周迅和陈炼军都是地下 党员，或是属于外围组织的成员。冯亦代还在厂里设立了补习夜校，把 女工中的失学青年组织起来，亲自给她们上语文课。他还将熟练的排字工人，输送到延安。 冯亦代在厂里一面支持党的地下活动，一面却应付国民党党棍、特务，他的“阴阳”两面连 特务头子也猜不透，而且因为卫戍区的稽查处长是他的老同学，所以一些小特务更莫明他的 身份。另外，印钞厂门口站着自办卫队的岗哨，一般人是无法进门的，因此，乔冠华住在冯 家比较完全。 过了几天，冯亦代将乔冠华已来重庆的消息，告诉了夏衍。夏衍也是在香港脱险后， 按周恩来指示，通过桂林来到重庆的，他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 战线工作 。得悉乔冠华抵渝的消息，他马上过来看望，能在此见面，自有一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要 说。 夏衍告诉乔冠华，重庆这座山城云集着众多文化界名流，他到重庆后，每天即忙着出席多种 戏剧界、文艺界的聚会，不停地与多方面人士会面、谈话。从当红的影星张瑞芳、白杨、舒 绣文、周峰、沈扬、陶金，到著名的剧作家、作家，如郭沫若、老舍、吴祖光、陈白尘、张 骏祥、史东山、宋之的、于伶等。夏衍兴奋地说，他已为中国艺术剧社（简称“中 艺”）写了一个剧本，叫《法西斯细菌》还一炮打响呢。 乔冠华听了这番介绍，喜上眉梢，不禁为挚友的成绩而高兴。接着他略略向夏衍讲了关于 在韶关、曲江以及沿路的一些情况。两人还一起分析了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共同商讨大后 方的党的工作。最后，乔冠华请夏衍向周恩来致意，转达自己要面谒周恩来的迫切心愿。 周恩来当时很忙，既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日常工作，负责领导中国南部广大地区以 及港、澳等海外地区党的工作；又要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名义，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 开展各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他听了夏衍的汇报以后，没过几天，就安排接见乔冠华 。 那天，夏衍专程接乔冠华去见周恩来。他们步行来到曾家岩50号的周恩来公馆。抗战期间 ，中共在重庆主要有三个公开的地点，除了周公馆之外，还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就是中 共南方局所在的红岩，隔一个山坡，就是在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这“三岩”， 当然都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包围监视之中。 曾家岩周公馆地处重庆城内，周恩来为便于与各方面人士的接触，一般白天都在此地办 公，晚上才回红岩的办事处。 乔冠华很早就向往见到周恩来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如今梦想成真，他的心情激动 程度，可想而知。在夏衍的引见下，他快步走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面带微笑，亲切地和乔冠华握手，十分热情地说： “早就听说你了，你写的文章很好嘛！”又说：“乔冠华同志，欢迎你来重庆。” 周恩来嘘寒问暖，使乔冠华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原先的一点拘束早就消失。他向 周恩来扼要地汇报了一下从广东曲江一路上所见所闻和感受，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 留学情况。 周恩来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详尽。听到会意的地方不住地点头，对他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 定。周恩来十分关心广东的政治情况，粤北的国民党情况，余汉谋的情况，东江纵队的情况 ，廖承志被捕后在粤港的中共组织的情况，还有我党在香港沦陷后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赵 玉军的近况等等，乔冠华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汇报。 最后，周恩来亲切询问乔冠华身体怎么样，乔冠华说道：“我是坚定地走革命这条路的。我 的背包里有灌肠器，我的肠子经常发病，只有借助于这个灌肠器了，现在只感觉有一点疲 劳。” 周恩来得知乔冠华肠胃不适，一路上风尘仆仆，很疲倦，像长辈一样嘱咐他： “到了这儿，在重庆多休息几天，检查一下身体。至于工作上的事情，过些时候再谈。” 周恩来站起身，一直把乔冠华送到门口。 这就是乔冠华与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是夜，乔冠华彻夜难眠，他没有想到，周恩来如此平易近人。风度潇洒，如此头脑 清楚、豁达明快，如此关心同志、为人热情；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今后的人生岁 月，大多是在周恩来耳提面命下度过的。周恩来像块磁铁，深深地将他吸引住了。他由 衷地感受到，周恩来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魅力，让人感到可敬可亲。 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整风要求，重庆的党组织也正在进行整风运动。乔冠华多次去红岩村， 参加整风学习，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联系自己的革命实践，说明“ 三风”（指党风、学风、文风）是必须整的。乔冠华听了以后感到，周恩来论理精辟，令人永 世不忘。 在红岩村，乔冠华还听过郭沫若的报告，也是与整风有关的，是由周恩来特意请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乔冠华于1942年底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工作 ，开设国际述评专栏，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从此，他的犀利笔锋又风行山城，从而使 国民党反动派万分头痛。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 19 38年1月11日，在重庆创刊。1938年10月以后，一直在重庆出版。该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 ，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向国统区的老百姓宣传中共的主张，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呼 声，揭露国民党反共分子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行径，鼓舞人们进行民族和民主的斗争。《 新华日报》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指导进行文化运动的中心。为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1942年 《新华日报》开始搞整风改版，整顿报纸。 重庆的环境不同于延安，所以，重庆的整风也不同于延安的整风。在重庆的改版整风的方式 ，主要采取的是学习文件，改进工作的方法，并积极整顿三风：整顿党风，反对享乐主 义；整顿学风，反对教条主义；整顿文风，反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整风学习，乔冠 华感到，这个运动在大后方，确实对在报馆里工作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对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很大的震动，也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笑傲山城（2）？
《新华日报》馆设在重庆近郊化龙桥，化龙桥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现在早就划 入市区，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 跨入报馆大门，可以看到一座两层小楼，这是报社唯一像样子的楼房，下层是 会议 兼接待室，上面则是宿舍。通过一个大的坪场（报社有时开大会、搞联欢就在此地），石头垒 起的高台上排列着一大排整齐划一的平房，这就是报馆的编辑部。这房子的背后耸立着一座 大山，叫虎头岩。这是防止敌人轰炸的一个巧妙的设计，从编辑部一边向后一拐，就是一个 洞口，印刷厂就设在这名叫纯阳洞的山洞里。 这在工作上是极为方便的，特别是上夜班的时 候，从编辑部到印刷厂，在这拐尺形的地方一片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这厢编辑 伏案批卷，那边机器轰鸣作响，呈现有条不紊的景象。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非常关心，一般一个星期开一次会，研究指 导工作，通常是周恩来本人来报馆，或请报馆有关同志到曾家岩去，乔冠华也参加。 这时报社的总领导分别是，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章汉夫。他们政治坚强、 学 识渊博、业务擅长，可谓一时之选。潘梓年（1893…1972），是位学者型的领导，早年毕业于 北 京大学哲学系，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著述多种，以哲学家的身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 家联盟、中共上海市文委、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人。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在上海到昆 山路丁玲家，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作家应修人联系工作时，特务突然破门而入， 应修人不畏强Bao，徒手搏斗，最后堕楼牺牲。潘梓年和丁玲则一起被捕。 被捕后，潘梓年作为重要的政治犯，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残酷折 磨。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低下共产党员高贵的头颅。一直 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他才被营救出狱。周恩来欣赏他的革命斗志与才干，安排他当《 新华日报》社长，一当就是9年，直到报纸被迫停刊。潘梓年有一种特别的韧性精神，每当 国民党当局进行破坏，他总要进城交涉、抗议，绝返折冲，坚韧不拔。有次国民党要把新闻 检查机构设到《新华日报》的门口来。潘梓年立即去找国民党当局，当面慷慨陈词：“你们 的新闻检查已经很不光彩了，如果还要把检查机构摆在我们报馆的大门口，那就要在新闻史 上留下最肮脏的一页，这是谁也负不起的罪责。你们愿意，我们不敢赞一词，我只好敬谢不 敏了。”说罢，拂袖而去。然而，在报社里，潘梓年对同志们总是笑咪咪，充满友善和仁慈 ，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不论遇到什么燃眉之急，总是举重若轻。 总经理熊瑾玎（1886…1973），与毛泽东同乡，也是一位老革命家。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 后任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教务主任。加入中共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 《新华日报》社熊瑾玎是个总管家，人称“熊老板”。因为他挑着决定报社生命的两到 重担：其一是经济资源，其二是纸张供应。没有钱不能出报，没有纸又怎会出报？但是重庆 的经济命脉、物资供应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为了报社的正常运作，熊瑾玎殚精竭虑，无论 白色恐怖如何严重，无论经济封锁如何严密，他总能保证报社的足够经费开支和纸张供应。 熊瑾玎慈眉善目，乐观开朗，性格不急不躁，总见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手提一个蓝布袋，赶往城里打交道，办起了自己的纸张供应基地。 在乔冠华的记忆中，总编辑章汉夫（1905…1972），是个工作谨严、不知疲倦、对敌狠对己和 的新闻工作者。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通宵达旦工作。因为他要看大样，在 那样夹缝中苦斗的情况下，他必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那些岁月里，为了透过国民党审 查老爷严厉的眼睛，向人们透露出一点光明，报道出一点信息，章汉夫真是绞尽脑汁，费尽 心血。他与乔冠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经常一起商量选题，推敲润饰，互为援重。 乔冠华参加《新华日报(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
港九脱险（2）？
乔冠华撤退后，暂住香港的一个爱国华侨商人柳了清家里，在香港的东北角，每天都听到头 上的炮弹不断地吱吱飞，看到结队组合的敌机呼啸而过，宣扬“皇军的胜利”…… 随着香港的陷落，廖承志与乔冠华、连贯等人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撤离港九。 他们研究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时的必要经费。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在全市挨户搜查，捕捉抗日爱国 人士。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这时却被日军严密封锁，真是咫尺天涯。 为了逃出敌人的魔掌，乔冠华和廖承志、连贯在铜锣湾避风塘雇了一条驳船，冒险渡海。几 个日本鬼子巡逻，问：“什么船？”乔冠华等人已有所准备，回答：“我们是做生意的。” 同时给了鬼子几个钱，也不再纠缠了。 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到了九龙，乔冠华一行暂时隐蔽下来。在这里，与东江纵队的政 治委员林平见了面，同时研究营救撤退计划。 营救工作是艰巨而复杂的。首先把营救的对象找到就很不容易。香港沦陷后，为了躲避日本 的搜捕，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再改变往处。刘少文（中共南方局干部）和梁广（ 粤南省委书记）留在香港领导这项工作，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同志，根据名单，通过各种关 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到较安全的住地，然后安排他们分批撤退。 1942年元旦，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了。拂晓之前，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一起，乘上小艇， 在交通员李健行的护送下，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到达九龙红。他们 在九龙广东道一幢普 通的房子里，同林平等仔细研究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东江游击区的路线、警 戒和沿途食宿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由林平负责向东江纵队作具体布置。 第二天早晨，化了装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林平等每人买了一些香烛、供品，装成香客 混出九龙。 乔冠华等人又由交通员黄冠芳陪同，悄悄地通过了启德飞机场附近的几个检查岗哨，出了封 锁线，到达牛池湾。 这时，东纵先遣队江水带着8个短枪队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共分成三个小组，第一小组 在前面侦察开路，第二小组居中掩护，第三小组在后面警戒。翻过九龙坳后，沿着海边崎岖 不平的羊肠小道，经北围、打蚝墩、沙角尾、山寮直到大环村，由蔡国梁接应，这里地方 虽偏僻，风景很好，空气清新得很，他们于此稍作休整。 直到夜幕降临，乔冠华一行在蔡国梁等护送下，急速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了护航队的武装 船，偷渡大鹏湾。 林平对这一带地形熟门熟路，由他带路。一上船，发生一个小插曲，一个东江纵队巡逻 的战士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 “是从香港过来的。”乔冠华说。 “你们听说夏衍、邹韬奋、乔冠华这些人都被枪毙了吗？” 乔冠华机智地答道，“没听说。”略作停顿，又说，“我们来的时候没听说，也可能是现在 的事情。” 船小心翼翼地开着：既要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又要提防海匪的抢劫。在配有机枪的前卫领 航船的掩护下，于凌晨3时到达沙鱼塘。上岸后，由惠阳短枪队护送，继续赶路。 元月3日中午，乔冠华一行来到坪山东南的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早已等在那儿的东江纵队 司令员曾生 （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见到他们，高兴地 大喊道： “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同志，你们脱险回来了！” 曾生那悬了好几天的心才放下来。 这是第一批从香港归来的中共领导人。 彼此相见甚欢，一路上的疲惫一扫而逝。他们几人在这个小山沟的一间砖石房子里欢快地叙 谈，甚为投机。 廖承志与曾生、乔冠华、连贯、林平等一起，连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布置下一 段的营救、接待和疏散工作。 经过研究，他们认为，惠州是个重要的中转点，要设立一个秘密接待站，由林平负责； 连 贯到老隆，负责下一段的接待工作；乔冠华到韶关，负责由韶关转到桂林的接待工作； 廖承志沿东江、粤北一线而行，一路上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布置安排接应疏散爱国 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据乔冠华回忆，“因为韶关是我们疏散在港同志的一个必经之地，发生麻烦的机会多，所以 组织上就决定让我留在韶关，完成接送从香港、东纵疏散回来的一些同志。”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日子》，第158页。 在韶关驻有国民党的 第七 战区司令部，乔冠华的老同学、老朋友赵玉军还在那里；同时，留日同学温康南也在韶关， 经营着一家商行。 乔冠华到了韶关以后，就去看望了赵玉军，向他打了招呼，请他在自己若有不便时，援手帮 忙。然后，就住在温康南的商行里。 当时，从香港撤退人员除少数由水路去澳门转内地外，绝大多数是西向从九龙走向宝安东江 游击区，转赴各地。 乔冠华到达韶关时，大约是2月份了。从此，凡是经过东江这条路的都是由他接待的。在那 些日子里，他席不暇暖，因为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过来。 每到深夜，乔冠华和其他同志来到接头的地点，耐心地等候疏散人员的到来。 整个说来，在乔冠华的精心组织下，这些疏散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挠。只有一次发生 紧急情况，他的一位老乡张明第撤离途中，住在旅馆里，不会应付。人家问他是从什 么 地方来的，他吱吱唔唔说不清楚，结果人家报告了警察，警察就把他抓了起来。跟他同行的 人马上送给告诉乔冠华。 乔冠华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赵玉军打电话，请他帮忙说情。赵玉军满口答应，结果警察 局把张明第放了出来。真是虚惊一场。 在此期间，4月9日晚，周恩来在听取自港抵渝的夏衍关于香港爱国人士脱险情况的汇报时说 ， 现在我们最担心是邹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邹韬奋不肯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 要 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而亚子先生是国民党同志，又是我党的老朋友，目标很大，又 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夏衍回忆说，曾生、林平已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 牲 保护他们的安全。 据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74页，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 果然不出夏衍预料，乔冠华费尽心机，妥善安排柳亚子。5月，他与李三大一起去曲江，迎 接 柳亚子和他的女儿，让他们住在温康南的别墅，安排他们与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见面，故友 重逢，不胜欣喜。 送走柳亚子后，乔冠华继续呆了几天。当时在等邹韬奋。邹韬奋身体欠佳，在东江 游击区休养了一段时间，来到韶关。乔冠华采取掩护的办法，妥为安排，把他很快安全地送 走。 乔冠华终于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历时数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数百位知名人士从他们鼻 子底下撤走。这些 人士当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韩幽桐、章伯钧、范长江、恽逸群、彭泽民、胡绳、于毅夫、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戈宝 权、胡仲持、黎澍、吴全衡、叶籁士、黄药眠、高士其、骆宾基、廖沫沙、金仲华、杨刚、 徐伯昕、胡耐秋、胡风、周钢鸣、萨空了、叶以群、袁水拍、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鸣 、凤子、于伶、丁聪、叶浅予、沙蒙、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许幸之、盛家伦、郁风 、特伟、谢和赓、胡考、成庆生、俞颂华、梁漱溟、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李 伯球等等，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 、著名电影明星胡蝶等。同时，得到营救的还有大批国际友人。 据《东江纵队营救 国际友人统计》，这次“港九大营救”救出英国人20名，美国人8名，印度人54人，丹麦、 挪威、苏联、菲律宾人共7人。 这次行动，被茅盾先生称作为“抗战以来共产党组织 的 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7年12月第2版。〖ZW）〗创造这一奇迹的有许多同志，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乔冠华的 功勋。
港九脱险（3）
1942年4、5月间，因叛徒告密，廖承志在广东乐昌被捕。车开到韶关，特务们押 着廖承志上了一条小客船，一个自称“负责”的特务走过来，颇为关心地说： “廖先生，只要你写封信给蒋委员长，承认错误，什么位置都可以给你。” 廖承志坚定地回答：“写信绝对办不到！”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廖承志的目光与不远处桥头上站着的乔冠华相遇。乔冠华似乎也看见了 他，正准备抬手招呼。廖承志急忙扭过头，突然提高嗓门高声痛骂道： “你们想让我当叛徒？做梦！嘿，你们可以把我的骨头拣几根交给我娘，只是休想让我叛变！ ” 廖承志的机智，使乔冠华免遭敌手。 乔冠华很着急，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为了搞清事实真相，他采取了“冒险”的行动 。时隔多年，他仍记忆犹新：“我们到处打听，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但是老温和我都知道 ，他有个落脚点，是一家妓院。我们要探听虚实要想办法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房子有可疑的 迹象，就证明廖承志被捕了。我和老温每人拿把洋伞，是为了掩护，从韶关到那家妓院处， 从这头走到那头，打着伞，眼睛朝里看，很冒险，老温走在前面，我在后边。如果有情况， 我们会不动声色地往前走。老温走在前面，他在前边给了我一个手势，情况不妙，门大敞， 有可疑人出入，我想这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一派恐怖气氛。我们一看这情况不对头，就赶 快回来了，没被他们发现，真是很冒险。回来以后，过了一段时期，东江纵队的同志，才托 人带信给我们，告诉我们廖承志确实被捕了。这对于老温，特别是对于我都是关系很大的。 因为被捕必定有很多原因，很有可能我们许多秘密情况被人掌握了。” 乔冠华《口 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风月》，第160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对此，乔冠华一方面报告组织紧急营救，一方面打电话给赵玉军，请他从中斡旋。赵则示意 乔冠华，还是谨慎一点好。乔冠华当然心领神会，与温康南商量对策，要不露声色地撤离。 过了个把礼拜，赵玉军突然打电话把乔冠华找去。他对乔冠华说： “军统已奉蒋介石之命，发电报给余汉谋，要立即逮捕你。机要员是我的同乡，他把这份电 报先送给了我，我将传电报暂时压下了，马上告诉你。” 赵玉军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劝乔冠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乔冠华听从他的忠告，并请 示组织，立即动身离开。 乔冠华来不及与同志们一一告别，很快在一天之内把多种需要准备的东西，如伪装的衣服、 道具、行李之类，统统准备好。他选择了从韶关到桂林的一个车次，上车后天就黑了。 乔冠华戴好墨镜，穿上长衫，由温康南送至火车站。在火车上，搜查人员来来去去，不停地 忙碌着。 乔冠华选了一个上铺，佯装呼呼大睡。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高傲自大的态度，腿 一跷，脸朝里，还不时地发出打鼾声。就这样瞒过了搜查人员，顺利到达桂林。 乔冠华去桂林之前，给同学强羽打了招呼，要他没法搞到通行证。到了桂林，没见到强羽， 倒 是另外一个老朋友、《大公报》的女干将杨刚记者在车站接他，把他安排住在一家医院里。 此时张友渔正在桂林的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他帮乔冠华搞了 张通行证，上面盖了三个大印。 在桂林，乔冠华的朋友不少，他也借机对桂林作了一番观察。在抗日战争中桂林是有名的文 化城。广西地方当局为确保自身利益和抗衡重庆中央政府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对共产党采 取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允许一些进步活动。他们招揽了大批进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 人士到桂林工作，创办了许多进步报刊，使得桂林成为一个在当时民主空气相对比较浓厚、 文化生活相对比较活跃的城市。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有了变化，但仍旧还算上比较“开明” 。因此，香港陷落后，脱险回到内地的文化人投奔的第一个目标大都是桂林。 不过，乔冠华在桂林只呆几天，就又上路了……他的目标是重庆，到周恩来身边工作。 当乔冠华坐上从桂林到贵州独山的火车时，看到窗外满目青山，葱葱郁郁，山峰似飞似停， 不禁诗兴勃发，吟诵起“黎明窗外是青山”的诗句。 车到独山，铁路就没有了。只好再搭乘当地的“黄鱼车”。所谓黄鱼车，就是当时国民党为 了出口钨砂，换取军火，通过西南，经云南、贵州、广西的出路，将大量的钨砂运出去，运 货的卡车司机载客捞取外快，谓“带黄鱼”，大车则被称为“黄鱼车”。 乔冠华搭了一辆黄鱼车，坐在卡车上面，从独山到贵阳，一路翻山越岭，好不惊险。 快到贵州时，卡车经过一个关口，从很高的山坡往下滑。这时天色昏暗，淅淅沥沥的小雨越 下越大。 原来坐在车子上的一群人，有的靠在车板上，可以挡挡雨，还有一些后上的人，没 地方坐，就坐在当中。 因为天黑了，又下着大雨，乔冠华自己有雨衣，一位老太太坐在外边嫌风大雨急，与乔冠华 调换了位置，她非常感谢乔冠华。 这时，司机为了省汽油，下山熄火滑行，天黑，路面看不清，忽然之间，天翻地覆 ，车从公 路边悬崖上翻了两个身，掉了下去。乔冠华顿时失去了知觉，等醒来发现车上二十个人，死 了一半以上。 警察听说出了车祸，趁火打劫。他们纷纷抢死人身上的东西，不要说手表了，任何有点价 值的东西统统拿走，就是受伤的人身边带的小皮包也在所难免。廖承志送给乔冠华的一双白 皮鞋，也给抢走了。 从这件事，乔冠华更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乔冠华幸免于难，竟然一点伤也没有。他醒来马上想到离开桂林时，杨刚临别所赠的欧阳修 的诗： 今年元月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春衫袖。 乔冠华一想，如果自己死，不就应了杨刚所赠诗的意思吗？想到这里，他不禁哑然失笑。 车翻后，乔冠华乘警察的车到了贵阳。他找到老同学邓迁。邓迁让他换了衣服，为他找 了住处，招待几天又搞到了一张通行证，让乔冠华继续搭车向重庆进发。
笑傲山城（1）？
1942年秋，乔冠华只身来到重庆。 这天，天近黄昏，乔冠华跳下车子，手里提着自己的小包袱，慢慢地沿着嘉陵江走着。 他望着江水泛起混浊的浪头，心里也涌动着层层波澜，他向往着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新的战 斗，同时又深深知道，重庆是战时首都，斗争决不会平静。他一路步行，一路沉思，不由自 主地想起但丁在《神曲》中写的话……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有道是既来之，则安之，他胸有成竹，不改初衷。 进城时，乔冠华叫了一辆计程车，直接驶向冯亦代的宿 舍。冯亦代早两年就离开香港来重庆，在孔祥熙办的重庆印钞厂任副厂长，他向以助人为乐 ，仗义疏财著名，对于乔冠华的到来，当然非常欢迎，所以在宿舍腾出一间房子，就让乔冠 华住下了。 冯亦代是乔冠华的知心朋友，他虽在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但他酷爱文学，业余积极参与重庆 的进步文化活动。他还在厂里设了诊疗室和病床，组织读书会和图书室，他请周迅和陈炼军 负责读书俱乐部的工作，经常请一些进步文化人来厂俱乐部作报告。周迅和陈炼军都是地下 党员，或是属于外围组织的成员。冯亦代还在厂里设立了补习夜校，把 女工中的失学青年组织起来，亲自给她们上语文课。他还将熟练的排字工人，输送到延安。 冯亦代在厂里一面支持党的地下活动，一面却应付国民党党棍、特务，他的“阴阳”两面连 特务头子也猜不透，而且因为卫戍区的稽查处长是他的老同学，所以一些小特务更莫明他的 身份。另外，印钞厂门口站着自办卫队的岗哨，一般人是无法进门的，因此，乔冠华住在冯 家比较完全。 过了几天，冯亦代将乔冠华已来重庆的消息，告诉了夏衍。夏衍也是在香港脱险后， 按周恩来指示，通过桂林来到重庆的，他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 战线工作 。得悉乔冠华抵渝的消息，他马上过来看望，能在此见面，自有一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要 说。 夏衍告诉乔冠华，重庆这座山城云集着众多文化界名流，他到重庆后，每天即忙着出席多种 戏剧界、文艺界的聚会，不停地与多方面人士会面、谈话。从当红的影星张瑞芳、白杨、舒 绣文、周峰、沈扬、陶金，到著名的剧作家、作家，如郭沫若、老舍、吴祖光、陈白尘、张 骏祥、史东山、宋之的、于伶等。夏衍兴奋地说，他已为中国艺术剧社（简称“中 艺”）写了一个剧本，叫《法西斯细菌》还一炮打响呢。 乔冠华听了这番介绍，喜上眉梢，不禁为挚友的成绩而高兴。接着他略略向夏衍讲了关于 在韶关、曲江以及沿路的一些情况。两人还一起分析了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共同商讨大后 方的党的工作。最后，乔冠华请夏衍向周恩来致意，转达自己要面谒周恩来的迫切心愿。 周恩来当时很忙，既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日常工作，负责领导中国南部广大地区以 及港、澳等海外地区党的工作；又要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名义，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 开展各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他听了夏衍的汇报以后，没过几天，就安排接见乔冠华 。 那天，夏衍专程接乔冠华去见周恩来。他们步行来到曾家岩50号的周恩来公馆。抗战期间 ，中共在重庆主要有三个公开的地点，除了周公馆之外，还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就是中 共南方局所在的红岩，隔一个山坡，就是在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这“三岩”， 当然都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包围监视之中。 曾家岩周公馆地处重庆城内，周恩来为便于与各方面人士的接触，一般白天都在此地办 公，晚上才回红岩的办事处。 乔冠华很早就向往见到周恩来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如今梦想成真，他的心情激动 程度，可想而知。在夏衍的引见下，他快步走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面带微笑，亲切地和乔冠华握手，十分热情地说： “早就听说你了，你写的文章很好嘛！”又说：“乔冠华同志，欢迎你来重庆。” 周恩来嘘寒问暖，使乔冠华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原先的一点拘束早就消失。他向 周恩来扼要地汇报了一下从广东曲江一路上所见所闻和感受，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 留学情况。 周恩来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详尽。听到会意的地方不住地点头，对他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 定。周恩来十分关心广东的政治情况，粤北的国民党情况，余汉谋的情况，东江纵队的情况 ，廖承志被捕后在粤港的中共组织的情况，还有我党在香港沦陷后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赵 玉军的近况等等，乔冠华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汇报。 最后，周恩来亲切询问乔冠华身体怎么样，乔冠华说道：“我是坚定地走革命这条路的。我 的背包里有灌肠器，我的肠子经常发病，只有借助于这个灌肠器了，现在只感觉有一点疲 劳。” 周恩来得知乔冠华肠胃不适，一路上风尘仆仆，很疲倦，像长辈一样嘱咐他： “到了这儿，在重庆多休息几天，检查一下身体。至于工作上的事情，过些时候再谈。” 周恩来站起身，一直把乔冠华送到门口。 这就是乔冠华与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是夜，乔冠华彻夜难眠，他没有想到，周恩来如此平易近人。风度潇洒，如此头脑 清楚、豁达明快，如此关心同志、为人热情；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今后的人生岁 月，大多是在周恩来耳提面命下度过的。周恩来像块磁铁，深深地将他吸引住了。他由 衷地感受到，周恩来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魅力，让人感到可敬可亲。 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整风要求，重庆的党组织也正在进行整风运动。乔冠华多次去红岩村， 参加整风学习，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联系自己的革命实践，说明“ 三风”（指党风、学风、文风）是必须整的。乔冠华听了以后感到，周恩来论理精辟，令人永 世不忘。 在红岩村，乔冠华还听过郭沫若的报告，也是与整风有关的，是由周恩来特意请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乔冠华于1942年底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工作 ，开设国际述评专栏，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从此，他的犀利笔锋又风行山城，从而使 国民党反动派万分头痛。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 19 38年1月11日，在重庆创刊。1938年10月以后，一直在重庆出版。该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 ，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向国统区的老百姓宣传中共的主张，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呼 声，揭露国民党反共分子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行径，鼓舞人们进行民族和民主的斗争。《 新华日报》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指导进行文化运动的中心。为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1942年 《新华日报》开始搞整风改版，整顿报纸。 重庆的环境不同于延安，所以，重庆的整风也不同于延安的整风。在重庆的改版整风的方式 ，主要采取的是学习文件，改进工作的方法，并积极整顿三风：整顿党风，反对享乐主 义；整顿学风，反对教条主义；整顿文风，反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整风学习，乔冠 华感到，这个运动在大后方，确实对在报馆里工作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对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很大的震动，也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笑傲山城（2）？
《新华日报》馆设在重庆近郊化龙桥，化龙桥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现在早就划 入市区，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 跨入报馆大门，可以看到一座两层小楼，这是报社唯一像样子的楼房，下层是 会议 兼接待室，上面则是宿舍。通过一个大的坪场（报社有时开大会、搞联欢就在此地），石头垒 起的高台上排列着一大排整齐划一的平房，这就是报馆的编辑部。这房子的背后耸立着一座 大山，叫虎头岩。这是防止敌人轰炸的一个巧妙的设计，从编辑部一边向后一拐，就是一个 洞口，印刷厂就设在这名叫纯阳洞的山洞里。 这在工作上是极为方便的，特别是上夜班的时 候，从编辑部到印刷厂，在这拐尺形的地方一片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这厢编辑 伏案批卷，那边机器轰鸣作响，呈现有条不紊的景象。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非常关心，一般一个星期开一次会，研究指 导工作，通常是周恩来本人来报馆，或请报馆有关同志到曾家岩去，乔冠华也参加。 这时报社的总领导分别是，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章汉夫。他们政治坚强、 学 识渊博、业务擅长，可谓一时之选。潘梓年（1893…1972），是位学者型的领导，早年毕业于 北 京大学哲学系，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著述多种，以哲学家的身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 家联盟、中共上海市文委、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人。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在上海到昆 山路丁玲家，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作家应修人联系工作时，特务突然破门而入， 应修人不畏强Bao，徒手搏斗，最后堕楼牺牲。潘梓年和丁玲则一起被捕。 被捕后，潘梓年作为重要的政治犯，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残酷折 磨。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低下共产党员高贵的头颅。一直 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他才被营救出狱。周恩来欣赏他的革命斗志与才干，安排他当《 新华日报》社长，一当就是9年，直到报纸被迫停刊。潘梓年有一种特别的韧性精神，每当 国民党当局进行破坏，他总要进城交涉、抗议，绝返折冲，坚韧不拔。有次国民党要把新闻 检查机构设到《新华日报》的门口来。潘梓年立即去找国民党当局，当面慷慨陈词：“你们 的新闻检查已经很不光彩了，如果还要把检查机构摆在我们报馆的大门口，那就要在新闻史 上留下最肮脏的一页，这是谁也负不起的罪责。你们愿意，我们不敢赞一词，我只好敬谢不 敏了。”说罢，拂袖而去。然而，在报社里，潘梓年对同志们总是笑咪咪，充满友善和仁慈 ，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不论遇到什么燃眉之急，总是举重若轻。 总经理熊瑾玎（1886…1973），与毛泽东同乡，也是一位老革命家。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 后任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教务主任。加入中共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 《新华日报》社熊瑾玎是个总管家，人称“熊老板”。因为他挑着决定报社生命的两到 重担：其一是经济资源，其二是纸张供应。没有钱不能出报，没有纸又怎会出报？但是重庆 的经济命脉、物资供应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为了报社的正常运作，熊瑾玎殚精竭虑，无论 白色恐怖如何严重，无论经济封锁如何严密，他总能保证报社的足够经费开支和纸张供应。 熊瑾玎慈眉善目，乐观开朗，性格不急不躁，总见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手提一个蓝布袋，赶往城里打交道，办起了自己的纸张供应基地。 在乔冠华的记忆中，总编辑章汉夫（1905…1972），是个工作谨严、不知疲倦、对敌狠对己和 的新闻工作者。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通宵达旦工作。因为他要看大样，在 那样夹缝中苦斗的情况下，他必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那些岁月里，为了透过国民党审 查老爷严厉的眼睛，向人们透露出一点光明，报道出一点信息，章汉夫真是绞尽脑汁，费尽 心血。他与乔冠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经常一起商量选题，推敲润饰，互为援重。 乔冠华参加《新华日报(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