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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的壁炉，这样就 有温暖的情调，大家围坐，实是一种享受。 碧庐建成，曾举行过一次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纷至沓来，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 兴，他对唐瑜的这一建筑杰作颇为欣赏，盛赞其有西班牙建筑的特色。从此，碧庐成为重庆 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乔冠华也经常前来，与旧雨新知聚会，谈古论今，畅谈国际形势。他又 将读书会在碧庐办了起来。徐迟回忆道：“想想当年的灼热愿望，舍生忘死的搏斗，到了今 天回首忆旧时，不禁感慨系之！” 先后在碧庐住过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思、盛家伦、方菁、沈求我、赵慧深、凤子、全山、 张瑞芳、萨空了、戴浩茉、乔冠华、夏衍、黄苗子、郁凤、冯亦代、郑安娜、龚澎、徐迟等 人，则是这里的常客。 至于“二流堂”名称的产生，与来自延安的秧歌剧有关。吴祖光叙述了其由来及其后的遭遇 ： 那时许多和中共来往较频的朋友大都看过从延安来的一出秧歌剧《兄妹开 荒》，是十八集团 军办事处招待大家去看的。剧中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大家的兴趣，文艺工作者不需 要严格的上班扣台，平时生活比较自由，从事专业的写作、排练、表演……亦尽有自由支配 的余地，所以一下子便接受了“二流子”的趣味。甚至有一次郭沫若来到“碧庐”聊天时， 兴致勃勃地要给“二流堂”题块匾挂挂，但由于没找到宣纸和毛笔而没有题成。 不久成立了新中国，不过八年功夫的1957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在人们响应号召发言之后，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阴 谋”，于是几乎近百万的知识分子都一瞬间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而其中一个重点竟是“ 碧庐”所在地的“二流党”，更出乎意外的是“二流党”主犯竟是我吴祖光。就这样被打 、 被抄家、被游街示众、被流放，殃及子女不能正常升学，妻子成残废……。待到进入80年代 ，我得到“彻底改正”时，青春岁月、壮丽、辉煌……都过去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 我得到的苦难锻炼却是别人没有得到过的，虽然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吴祖光：《 阿朗书序》，见唐瑜著《二流堂记事》，第3～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建国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时，“二流党”被打成了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 团”，这是当年出入“二流堂”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1948年乔冠华在香港说过：“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 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周恩来也十分惦念“二流堂”，并为之辩诬。据唐瑜记载，周恩来初次在北京见夏衍时 问：“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向红卫兵说：“‘二流堂’是一些 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同上，第16页。 正如周恩来、乔冠华所云，“二流堂”是文化人交际的场所，休闲的地方，他们当中不少人 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所以一些共产党重要人物的碰头会也时常选在那里。 当年，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发现了“二流堂”与共产党的关系，还专门安排人员进行昼夜监 视。唐瑜在回忆乔冠华的时候，颇为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面：“曾家岩有人失踪了，他深 夜约人到‘二流堂’商量营救之法。他被特务盯梢，他跑到‘二流堂’门口，回头向小特务 说：‘你回去告诉头头，我就在这里，你们上面有人看着。’在离堂数步的坡上，有一个小 茶棚，每天有几个特务在那里打麻将，正对着‘二流堂’楼上的窗口，里面也有一桌麻将， 似乎是在打对台。” 唐瑜：《二流堂记事》，第28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 第1版。 这就是“二流堂”与乔冠华的故事。
旧雨新知（2）
夏衍，是乔冠华在重庆时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他们志同道合，趣味相投，都是文章高手 。在乔冠华患病期间，夏衍曾一度代他撰写国际述评。 夏衍是《新华日报》编外的人员，名义是自由撰稿人或特约评论员。后来，他也做了乔冠华 的同事。因为1944年秋，《新华日报》原来的总编辑章汉夫要随董必武赴美国，出席联合国 成立大会，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所以夏衍用“代总编辑”的名义，接替章汉夫 的工作。这样，乔冠华与夏衍更加接近，他积极配合夏衍的工作，一起上夜班，看大样，建 立起深厚的友情。夏衍自己认为，在《新华日报》工作虽然紧张，但内部团结一致 ，心情很愉快。 乔冠华富有才气，文采斐然，但并不自傲，他与在重庆的几位中共党员，如夏衍、章汉夫、 陈家康等人，并称“四大才子”，有人干脆叫他们“才子集团”。由此还引发不少争论，这在下文我们再说。 在，我们曾提到，外科医生李颢曾经向乔冠华、龚澎提出要去延安的请求，乔冠华也 为他 作了安排。可是，乔冠华不知道，李颢已经有了相处了两三年的恋人吴慰情小姐。当她得知 李颢要离开重庆的消息，急忙从昆明赶到重庆来。 恋人重逢，有多少心里话要说，李颢心中的爱河涌起层层涟漪，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为了追 求光明、追求进步，他要奔赴延安。然而，面对吴慰情那炽热的爱情火焰，他不忍心马上浇 上一盆冷水，使之熄灭，那么，如何向心上人说呢？李颢犯难了。 当乔冠华知道吴小姐千里迢迢来重庆的目的时，这位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共产党人出面了， 他同李颢进行一次促膝长谈。 乔冠华对李颢诚恳地说：“李颢，你要去延安，这很好，我和龚澎都很佩服你！” 李颢听了很激动，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乔冠华，听他说下去。 可是，乔冠华话锋一转：“前一段时间，你对中共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 处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里很需要你啊！试想如果没有你在医院为我诊治，我这个‘断肠 人’说不定今天不可能同你谈话呢。因此，我认为你应该留在重庆，留在党外，这样可以发 挥更好的作用。” 听了乔冠华这番循循善诱的劝导，李颢觉得有道理，也就听从了乔冠华的意见。 此后，李颢不分昼夜地为共产党人看病。他与乔冠华的情谊也与日俱增，两人成了知己。有 了空闲的时候，李颢就到曾家岩周公馆里的乔冠华住处去，他认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光明的 启示，得到心灵的安慰，得到生活的力量。 李颢发现，在乔冠华房间里经常高朋满座，他常在那里遇见的人有夏衍、张瑞芳、胡绳、吴 祖光、徐迟等，有时也见到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墨西哥大使馆临时代办瓦叶，苏 联大使罗申等外国友人。 1945年9月的一天拂晓前，山城的人们还在沉睡之中。这时，一辆小汽车在市区医院前停下 ，乔冠华带着一个人急匆匆地来到李颢的房间，单刀直入： “这是我的好友邓发，你一定得帮他的忙！” 李颢听了，觉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一会儿，他想起来了，这个人不就是当年省港大罢工 时的工人纠察队队长，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发吗 ！真是赫赫有名，相见恨晚呀！ 这时，乔冠华简要地向李颢介绍了情况。原来邓发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 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而董必武也将代表解放区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 中共第一次派人参加国际性会议，可是没想到代表们到了重庆珊瑚坎机场时，国民党当局百 般刁难，以缺少免疫接种证明为借口，不准办理登机手续，企图阻挠中共方面的代表参加这 两个国际性会议。 这下可急坏了邓发、董必武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包括乔冠华在内。 情急之下，乔冠华想到了李颢医生，他急忙带邓发驱车赶到市民医院找李颢帮忙。 李颢听完乔冠华的介绍，自信地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成不可！” 话刚说完，他让乔冠华、邓发稍等片刻，自己立即冲出了房间。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这个 楼跑到那个楼，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种术。 李颢飞快地奔回房间，核对名单，并按接种卡上的项目用英文填写好，又来到院长办公室找 秘书，托词说是自己的亲戚出国，说了几句好话，让秘书盖上了公章。 接着，李颢兴冲冲地奔了回来，两个手指挟着免疫接种证明，把手举得高高的，好像是故意 要逗引乔冠华。 乔冠华等不及了，忍不住一把抢过证明。这时，邓发紧紧地握住李颢的手，激动地连声说： “谢谢！谢谢！” 乔冠华和邓发马上带上证明，又驱车赶到机场，国民党当局再也找不到借口了，只好让中共 代表们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在这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邓发被选为世界职工联会会理事 和执行委员，扩大了中国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影响。 事后，李颢与乔冠华开玩笑时，不无风趣地说：“共产党人第一次出席国际性会议，还有我 一份功劳呢！” 详见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236～23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3月第1版。后来，李颢与吴慰情顺利成婚，乔冠华夫妇高兴地出席他们的婚礼，祝福他们恩爱幸福，白 头偕老。 再说龚澎与乔冠华结婚后，于1943年底怀孕了。由于夫妇俩整天忙于公务，眼看临盆的日子 快到了，可是婴儿的衣服尿布等等都无准备。照南方人的习惯，婴儿最好穿旧布做成的衣服 ，因为旧布柔和，不会擦伤婴儿的皮肤。 有一天，龚澎上冯亦代家去，说起此事。恰巧冯先生的夫人郑安娜也怀孕了，冯先生说只能 把自己的旧衫衣改制了。正在说时，忽然上海有人来，带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 冯氏大儿子幼小时穿过的衣服。冯亦代就将衣物一分为二，一份自用，一份给龚澎，总算 救了急。 1944年秋天，龚澎为乔冠华生下了一个儿子，当时乔冠华陪伴在妻子身边，在旁边精心地侍 奉着 。乔冠华为大儿子起名乔宗淮，小名“巴黎”，因为巴黎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早解 放的国都，写了多年国际述评的乔冠华遂给儿子起此名，以抒发自己的某种感情。 乔冠华非常疼爱儿子，为了照顾宗淮母子俩，常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母亲龚澎满月不 久，就与乔冠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把孩子放在红岩村，由同事相照料，有一天，乔氏 夫妇应召，陪周恩来与邓颖超会见外国友人去，临时接见，也来不及安排孩子。 这时，红岩村房东饶国模（著名的民主人士）来办事处送葡萄，只见楼道里空无一人，各房间 也无往日的紧张与嘈杂人语，静悄悄的。 饶国模正犹豫去留之间，忽听一间房屋飘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揪心肺般骤然和响亮。饶国 模一惊，赶紧循声推门而入，原来是乔冠华的儿子小宗淮！ 也许是刚从睡梦中惊醒，宗淮正站在小床里两只小手死死地抓住床栏摇晃，惊慌地瞪着眼睛 在哭嚎。 孩子的身上、小褥子上已是一片湿乎乎的尿渍，而孩子的腰中，系着一根白色的布 条，布条的另一兴，被死死地绑在小床的栏杆上……毫无疑问，这是父母为了防止小宗淮摔 到地上而特意采取的措施。 饶国模很怜爱小宗淮，她一边哄着小孩，一边迅速地解开孩子腰间的布条。她一直守着 小孩，等到龚澎、乔冠华忙完事情回来。 大多数时候，小宗淮还是丢在曾家岩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抽暇帮忙照看，哭了去 抱，饿了去喂，忙得不亦乐乎，朋友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和中国驻朝鲜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宗淮｜｜乳｜名“仔仔”， 其源盖出自马思聪次女瑞雪小姐。享誉中外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1912…1987）在抗战时 期因香港沦陷来到重庆，卜居上清寺。由于音乐的媒介，加上乔冠华所曾热恋过的钢琴家姚 锦新的介绍，乔冠华与马思聪相识了，很快就成了知音……彼时，和马思聪名曲《第一F调 小提琴协奏曲》同时诞生的千金小姐马瑞雪年方两岁。一天，马思聪夫妇携瑞雪至乔 冠华夫妇住所探望分娩不久的龚澎。马瑞雪见出生不久的小宗淮睡在床上，纹丝不动，便以 为只是一个“洋娃娃”而已，未加理会。冷不防小宗淮从酣梦中醒来，手脚动了起来。毫无 精神准备的瑞雪小姐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地扑向她妈妈的怀中，心有余悸地问道： “妈妈， 妈妈，这个‘仔仔’怎会动？”众人闻之相视大笑。乔冠华、龚澎觉得小瑞雪实在太可爱了，遂将宗淮唤作“仔仔”。
旧雨新知（3）
乔冠华开朗，达观，与人为善，极重情感，富有诗人气质，因而吸引了不少文化人，胡风也 极愿与其为友。 胡风与乔冠华最初认识是在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两人正式建立友谊则是在撤退到重庆以后 。胡风还记得，自己与乔冠华的初次见面。那是在一次迎接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的茶会上 。这次茶会是由乔冠华出面布置招待的，这时的乔冠华相当年轻干练，富有活力。不过胡 风对此印象不深了。 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乔冠华设法营救胡风。在那大动 乱的日子里，乔冠华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寻找胡风，使其尽早撤 离九龙。乔冠华处乱不惊，镇定自若，在胡风的记忆中，乔冠华是一个乐观开朗，乐于助人 的朋友，他说： （那天）我和梅志带着孩子，只拿了换洗衣服和盖被赶到尖沙嘴一个旅馆。 乔冠华和杨刚正等 在那里照料。好像我们是最后去的，但他的态度并不急躁。傍晚到海边上了一只木船，就是 他和杨刚，我们家三个，一起在木船上坐了一晚。大概是晚上香港戒严，第二天早上才能上 岸。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但没有交谈什么话题的记忆。他逗我们的孩子，和杨刚说笑话 ， 没有谈过一句关于战争和到香港后的安排，大家都轻松愉快地过了一晚。这以前，在我的印 象上，他是一个恃才自傲，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 以 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的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 好像有些矛盾了。 胡风：《关于乔冠华》，《胡风遗稿》，第65～66页，山东友谊 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943年春，胡风回重庆后，他与乔冠华成了“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话”的朋友。一天，乔冠华 到位于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去办事，在街上巧遇返渝不久的胡风。他欣喜万分，连 忙邀请胡风一道到路旁的小茶馆，畅叙闲聊了好长时间。 乔冠华一开口就对胡风说：“我看得出来，你是舍了，不顾一切了！” 乍一听，胡风似乎愣了一下，好生纳闷。原来，乔冠华已经拜读了胡风写的文章，颇有同感 。那是1942年2月，胡风从香港脱险经过东江游击区到达桂林后，看到当时文坛某些不正常 现象，有些作家思想比较混乱，他十分不满。例如个别共产党员作家或以进步面目出现的作 家，在他们作品中有的宣扬Se情，有的甚至同情叛徒。与此对应，冒充进步的刊物和作品泛 滥成灾。而其时，在国内刚发生了皖南事变，在国际上则爆发生了太平洋战争，苏联与德国 正 进 行着生死决战，形势异常严峻。令人痛心与不安的是在文坛上却出现了这种骨子里虚伪腐 烂而表面上进步热闹的现象。对此，胡风毅然撰文揭穿了那些“进步”的假相，提出的 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乔冠华谈到胡风在桂林发表的文章，表示赞同，觉得他是不顾一切，批驳了错误倾向。 谈到整风时，胡风对乔冠华说： “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情况。” “可不是吗！”乔冠华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使胡风颇感欣慰，更加引为知己。 此时乔冠华负责主编党刊《群众》周刊。1943年重庆没有筹备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基于这 种情 况，乔冠华给胡风写信，说今年纪念鲁迅，显得寂寞，请他替《群众》写篇纪念文章。胡风 二 话没说，就赶写了《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反映了人民大众缅怀鲁迅的愿 望，很快就被乔冠华刊登在《群众》杂志上。后来，胡风又应约写了一篇《论“大国之风” 种种》，抨击国民党当局一味复古，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似。他支持胡风创办大型杂志……《希望》， 并预备在《希望》编发一期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发表百年纪念特辑。乔冠华特地从德文，并参照胡风提供的日译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重新翻译出来。其用意在于进一步反观教条主义的危害，因为他们认为教条主义 的唯心论与马克思《提纲》的原则，恰恰是格格不入的。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翻译了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菜的诗歌《希望》， 供《希望》杂志发表。乔冠华与龚澎结婚后，胡风作了 几首打油的旧体诗祝贺他们。他还让夫人梅志做了肉松送给乔冠华，乔冠华则回赠了美国纸 烟。有时乔冠华还经常请胡风等文艺界人士下馆子，十分默契。 1944年10月19日，重庆的文化界人士聚会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是用茶话会形式在百龄餐厅 举行的。除文艺界人士外，宋庆龄、沈钧儒和几位外国记者也前来参加。在沈钧儒致了开幕 词后，会场上有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声称是刚从沦陷的上海过来，知道许广平投了敌， 所以不应开会纪念鲁迅。 胡风听了此人这番信口开河的话十分恼火，他绝不相信许广平会附逆投敌，立即站了起来， 严厉地驳斥道“许广平投敌不可信！但即使她有什么污行，也不应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 卫不曾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吗？他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这未必也应该由 孙中山先生负责吗？……”这时会场上有好几个特务围攻胡风说是侮辱总理。正当特务胡搅 蛮缠时，夏衍组织人员通知宋庆龄等及时撤离了现场，胡风正准备再站起来反击特务时，有 人将他拉住，帮他离开了会场。 胡风回到天府宫住处，想起刚才的场面，仍气愤难平。乔冠华闻讯此事，便马上赶来看他， 表示慰问。 据胡风观察，乔冠华在重庆时，和陈家康思想比较接近，很谈得来，常在一起，胡风有 时间就去看望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夏衍、胡绳等也和乔冠华、陈家康意气相投 ，因而引来闲言碎语，有人他们是搞小集团……美其名曰“才子集团”。对此， 周恩来很严肃地加以纠正，他说，同志间对某种学术思想问题有共同兴趣，接近得多一些， 这是正常的，不能当问题。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消除了误会。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今武｜｜穴）人。武汉大学肄业。1934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 联 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学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周恩来秘书、中共 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中共军委外事组科长、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外 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驻埃及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 才华过人，他在积极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对艺术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 有着浓厚的兴趣，颇具水平。他十分尊崇墨子，笔名“归墨”。他曾对乔冠华流露，希望自 己有机会从事著述。 在重庆时，青年作家路翎曾拿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给胡风看，胡风自恃不懂墨子的哲学，就 转请陈家康看。陈家康看了文章以后，遂与乔冠华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引舒芜去见了陈 家康和乔冠华。见面之后，谈了许多学术问题。
旧雨新知（4）？
为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与陈家康、胡绳、杨刚等人撰写了不少文章，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 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陈家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唯 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陈家康的用意是，以“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 义的 实质，以说明它之所以吓唬人起危害作用的原因。他们的这几篇文章发表，引起了中共办事 处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 特别是乔冠华写的《方生未死之间》，引得轩然大波。对此，多年之后，作者本人平静地回 忆道： 《方生未死之间》这篇文章里涉及的问题很广，系统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 是：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党内（《新华日报》及办事处）的一 些同志的指责。 这篇文章在一般的进步读者中间反响是强烈的。我记得当时远在福建的一批年轻的同志，曾 经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同志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方生未死之间》，还 有胡绳的文章。还有几位我记不清了，小册子如今也找不着了。 这篇文章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例如当时在昆明的闻一多先生，他就写了 一篇文章，不指名地响应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昆明日 报》上。 党内的同志对我进行指责是集中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作家要从生 活当中吸收创作的源泉。可是在大后方并没有接触群众的自由。我在这篇文章里，片面强调 了到处有生活这样一个观点。说实在的，这个观点尽管在当时的大后方，有这样的看法还是 可以理解的。当时在大后方也应该强调，争取一切机会到人民当中去，从人民群众中体验生 活吧。反正说我太片面了，你说到处有生活，不就可以不接触群众了吗？这是他们当时的看 法。在这里我要附带讲一下，因为关于这篇文章当时有争论！在重庆办事处负责同志很多， 周恩来同志到云南去了，好像人们在议论，董老在党内会上，公正地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 。董老对这篇文章究竟有什么意见，我不清楚，但是我负责地说一下，董老并没有在会议上 公开给我提出来，也没有在私下和我说这篇文章有错误，这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在重庆的 同志参加这个会的都可以证明这件事。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日子》，第178～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几十年过去了，由乔冠华的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早已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当时持批 评态度的同志，不无偏颇。有人甚至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以评判，更是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不无暇疵，但是应该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针对当时文化界的实际，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 活的辩证关系，不乏真知灼见。 乔冠华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胡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文章是有才情的，点刺 了 文艺上庸俗而混乱的情况。为了加以呼应，胡风又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 》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够完备，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而茅盾、叶以群、侯外庐等 人表示了不满。 后来，问题提到了周恩来那里，他召集了胡风、茅盾、叶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 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协调， 事态得以平息。还有一件事件不得不提，就是在郭沫若那篇闻名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过 程中，乔冠华功不可没。 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是应乔冠华之约而撰写的，自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新 华 日报》上发表。此文在中国史学界及政治理论界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有学者指出 ：“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称《甲申三百年祭》”。转引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人物篇》，第44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抗日战争后期，这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 政，拒绝进行任何民主改革，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毫无自由，更无民主。以蒋 、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通过横征暴敛使官僚资本 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线上，而国民党党政官员却贪污成风、廉耻 扫地，不少人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在大后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正所谓“前方吃紧，后 方紧吃”。大后方国统区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高压下，民生凋敝，民怨沸腾。1943年冬至194 4年春，大后方各地以宪政运动为契机的民主运动日渐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 ，要利用国民党允许讨论宪政的时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进一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9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恰在这时，正逢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华日报》和乔冠华主编的《 群众 》杂志，都准备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944年1月15日，乔冠华等人来到郭沫若寓所共商 此事，商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与乔冠华本来就有交情，在他的敦请之下，郭沫若当仁不 让。另外还拟信约“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先生“开炮”。柳亚子后来在他发表的《纪念三百 年前的甲申》一文中首先交代了这一背景。他写道： “今年1月31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同月16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 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 友闲谈，大家都一致说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 柳亚子 ：《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载重庆《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15日。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将《新华日报》、《群众》关于“纪念明亡”的打算与安排向新史学阵 营的其他同志和朋友作转达。 郭沫若为写作《甲申三百年祭》，作了精心准备，反复修改。从3月19日起至22日，《新华 日报》的“新华副刊”连载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还刊发了宗颐、舒芜、柳亚子、商辛（翦伯赞）、鲁西巴、寓曙等人的相关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题思想，是借研究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来抨击国民党日益腐败、殷鉴不 远的。 其中郭沫若文中有关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深刻教训的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防止骄傲、 反对腐败，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不久，中共中央 就 配合整风，印发了此文。毛泽东在延安向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指出：“近日我们 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 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见《毛泽东选集 》第3卷，第9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 转载此文。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通知并印发此文单行本。 通知中，“告诫全党万万不可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自此以后，中共一直把《甲申三百年祭 》当作防止骄傲自满、蜕化变质的重要文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温故知新。
旧雨新知（5）？
于伶是三十年代就成名的左翼剧作家，他在上海“孤岛”时期，领导左翼戏剧运动， 并创作了《女子公寓》、《血洒晴空》、《我们打冲锋》、《夜上海》、《花溅泪》、《满 城》、《大明英烈》、《女儿国》、《长夜行》等充满爱国激｜情的话剧剧本，富有浓郁的艺 术特色，脍炙人口。 皖南事变后，于伶去香港，发起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并领导当地电影工作。乔冠华就是在这 时与于伶结交，从此成为挚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伶与乔冠华一样，根据党的指示，辗 转来到重庆。这样两位老朋友过从甚密。于伶重操旧业，继续他的话剧事业。 据于伶《长夜行人……于伶传》一书所载，1944年2月23日，是于伶的生日，乔冠华等人相 约为他祝寿。 这天下午，先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廖沫沙从江北过江来到于 伶所住的玉皇观，一把拉住他：“走，跟我过江去吃一顿毛肚火锅！” “为啥？”于伶大惑不解。重庆的毛肚火锅，价廉物美，色泽醇厚，又鲜又烫又麻又辣，成 了他们这些待久了的下江人的美味，时常大快朵颐。但是，今天天气寒冷，何必大冷天专门 过江来相邀呢？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廖沫沙向他眨眨眼。 于伶想一想，今天是1944年2月23日，并非什么节日。 “你这人！今天是阁下的华诞啊！” 于伶恍然，连忙辞谢：“那算什么！我辈小民，小生日，又是战时，国难期间……” “啊呀！”廖沫沙拦住他：“贺寿不过是个由头，大家借此聚聚。” 于伶也不再推辞。两人过江，来到平时常去的一家小酒馆。坐下不久，几位老朋友乔冠华、 夏衍、胡绳先后来到。 挚友晤面，开头总要谈一阵国内外大事。特别是乔冠华对国际问题，了如指掌，大家当然不 会错过这一良机。尽管饭馆茶楼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但他们围坐在小桌边，低声议 论，又夹着江浙口音和代用词，旁人也不懂。 这时，乔冠华照例先谈欧洲战场形势，介绍了苏联红军向西进攻的进程。接着又说了一通对 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估计。听了他一番高谈宏论，在座的几位朋友都十分快意。 对国内时局，谈起来就不能那么痛快，而且要小心翼翼，以防隔座有耳，泄露出去。夏衍忽 然提到： 上个月国民党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开座谈会讨论宪政问题，司法院院长居正讲了一段 话，你们注意了没有？ 几个人都摇头，说对这类新闻倒是没在意。 夏衍接着说，居正倒是敢放炮。他讲的话是：“讲一句老实不客气的话，现在宪政的基础， 需要建筑在国民党身上，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建筑在总裁身上。”此言一出，全场愕然，好 半天也没有人搭腔。 胡绳说：“这位老先生讲的倒是实话。不过太实了，别人听了会不高兴的。” 乔冠华接着说：“居正是国民党元老，别人奈何他不得，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沉默了一会儿，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此时此地，所谓“宪政”云云，说来说去，无 非都是纸上谈兵，一纸空文。有些话在小饭馆里也不便深谈。夏衍就转换话题，谈最近的话 剧演出。 那时，夏衍、宋之的和于伶合作的《戏剧春秋》刚刚演完40场，在山城又引起一次轰动。 这几天，中国艺术剧社正在演夏衍的《一年间》（论名《天上人间》），也已演了一个月。 于伶告诉他们，《一年间》下来以后，打算上三个小戏，都是翻译的外国戏：雅鲁纳尔的《 Chu女的心》，拉波虚的《镀金》，契诃夫的《求婚》，分别由黄宗江、东方晦之和郑君里导 演，过几天便可以上台了。 他们又谈论了几句刚从上海到重庆的黄宗江，称赞这位年轻剧人很有才华，能编能导能演， 还能翻译，这样的人才在戏剧里尚不多见。《戏剧春秋》里，他一人分别演三个不同的角色 ，那个卡尔登后的老侍者，演得尤使人(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
旧雨新知（2）
夏衍，是乔冠华在重庆时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他们志同道合，趣味相投，都是文章高手 。在乔冠华患病期间，夏衍曾一度代他撰写国际述评。 夏衍是《新华日报》编外的人员，名义是自由撰稿人或特约评论员。后来，他也做了乔冠华 的同事。因为1944年秋，《新华日报》原来的总编辑章汉夫要随董必武赴美国，出席联合国 成立大会，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所以夏衍用“代总编辑”的名义，接替章汉夫 的工作。这样，乔冠华与夏衍更加接近，他积极配合夏衍的工作，一起上夜班，看大样，建 立起深厚的友情。夏衍自己认为，在《新华日报》工作虽然紧张，但内部团结一致 ，心情很愉快。 乔冠华富有才气，文采斐然，但并不自傲，他与在重庆的几位中共党员，如夏衍、章汉夫、 陈家康等人，并称“四大才子”，有人干脆叫他们“才子集团”。由此还引发不少争论，这在下文我们再说。 在，我们曾提到，外科医生李颢曾经向乔冠华、龚澎提出要去延安的请求，乔冠华也 为他 作了安排。可是，乔冠华不知道，李颢已经有了相处了两三年的恋人吴慰情小姐。当她得知 李颢要离开重庆的消息，急忙从昆明赶到重庆来。 恋人重逢，有多少心里话要说，李颢心中的爱河涌起层层涟漪，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为了追 求光明、追求进步，他要奔赴延安。然而，面对吴慰情那炽热的爱情火焰，他不忍心马上浇 上一盆冷水，使之熄灭，那么，如何向心上人说呢？李颢犯难了。 当乔冠华知道吴小姐千里迢迢来重庆的目的时，这位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共产党人出面了， 他同李颢进行一次促膝长谈。 乔冠华对李颢诚恳地说：“李颢，你要去延安，这很好，我和龚澎都很佩服你！” 李颢听了很激动，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乔冠华，听他说下去。 可是，乔冠华话锋一转：“前一段时间，你对中共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 处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里很需要你啊！试想如果没有你在医院为我诊治，我这个‘断肠 人’说不定今天不可能同你谈话呢。因此，我认为你应该留在重庆，留在党外，这样可以发 挥更好的作用。” 听了乔冠华这番循循善诱的劝导，李颢觉得有道理，也就听从了乔冠华的意见。 此后，李颢不分昼夜地为共产党人看病。他与乔冠华的情谊也与日俱增，两人成了知己。有 了空闲的时候，李颢就到曾家岩周公馆里的乔冠华住处去，他认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光明的 启示，得到心灵的安慰，得到生活的力量。 李颢发现，在乔冠华房间里经常高朋满座，他常在那里遇见的人有夏衍、张瑞芳、胡绳、吴 祖光、徐迟等，有时也见到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墨西哥大使馆临时代办瓦叶，苏 联大使罗申等外国友人。 1945年9月的一天拂晓前，山城的人们还在沉睡之中。这时，一辆小汽车在市区医院前停下 ，乔冠华带着一个人急匆匆地来到李颢的房间，单刀直入： “这是我的好友邓发，你一定得帮他的忙！” 李颢听了，觉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一会儿，他想起来了，这个人不就是当年省港大罢工 时的工人纠察队队长，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发吗 ！真是赫赫有名，相见恨晚呀！ 这时，乔冠华简要地向李颢介绍了情况。原来邓发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 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而董必武也将代表解放区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 中共第一次派人参加国际性会议，可是没想到代表们到了重庆珊瑚坎机场时，国民党当局百 般刁难，以缺少免疫接种证明为借口，不准办理登机手续，企图阻挠中共方面的代表参加这 两个国际性会议。 这下可急坏了邓发、董必武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包括乔冠华在内。 情急之下，乔冠华想到了李颢医生，他急忙带邓发驱车赶到市民医院找李颢帮忙。 李颢听完乔冠华的介绍，自信地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成不可！” 话刚说完，他让乔冠华、邓发稍等片刻，自己立即冲出了房间。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这个 楼跑到那个楼，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种术。 李颢飞快地奔回房间，核对名单，并按接种卡上的项目用英文填写好，又来到院长办公室找 秘书，托词说是自己的亲戚出国，说了几句好话，让秘书盖上了公章。 接着，李颢兴冲冲地奔了回来，两个手指挟着免疫接种证明，把手举得高高的，好像是故意 要逗引乔冠华。 乔冠华等不及了，忍不住一把抢过证明。这时，邓发紧紧地握住李颢的手，激动地连声说： “谢谢！谢谢！” 乔冠华和邓发马上带上证明，又驱车赶到机场，国民党当局再也找不到借口了，只好让中共 代表们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在这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邓发被选为世界职工联会会理事 和执行委员，扩大了中国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影响。 事后，李颢与乔冠华开玩笑时，不无风趣地说：“共产党人第一次出席国际性会议，还有我 一份功劳呢！” 详见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236～23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3月第1版。后来，李颢与吴慰情顺利成婚，乔冠华夫妇高兴地出席他们的婚礼，祝福他们恩爱幸福，白 头偕老。 再说龚澎与乔冠华结婚后，于1943年底怀孕了。由于夫妇俩整天忙于公务，眼看临盆的日子 快到了，可是婴儿的衣服尿布等等都无准备。照南方人的习惯，婴儿最好穿旧布做成的衣服 ，因为旧布柔和，不会擦伤婴儿的皮肤。 有一天，龚澎上冯亦代家去，说起此事。恰巧冯先生的夫人郑安娜也怀孕了，冯先生说只能 把自己的旧衫衣改制了。正在说时，忽然上海有人来，带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 冯氏大儿子幼小时穿过的衣服。冯亦代就将衣物一分为二，一份自用，一份给龚澎，总算 救了急。 1944年秋天，龚澎为乔冠华生下了一个儿子，当时乔冠华陪伴在妻子身边，在旁边精心地侍 奉着 。乔冠华为大儿子起名乔宗淮，小名“巴黎”，因为巴黎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早解 放的国都，写了多年国际述评的乔冠华遂给儿子起此名，以抒发自己的某种感情。 乔冠华非常疼爱儿子，为了照顾宗淮母子俩，常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母亲龚澎满月不 久，就与乔冠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把孩子放在红岩村，由同事相照料，有一天，乔氏 夫妇应召，陪周恩来与邓颖超会见外国友人去，临时接见，也来不及安排孩子。 这时，红岩村房东饶国模（著名的民主人士）来办事处送葡萄，只见楼道里空无一人，各房间 也无往日的紧张与嘈杂人语，静悄悄的。 饶国模正犹豫去留之间，忽听一间房屋飘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揪心肺般骤然和响亮。饶国 模一惊，赶紧循声推门而入，原来是乔冠华的儿子小宗淮！ 也许是刚从睡梦中惊醒，宗淮正站在小床里两只小手死死地抓住床栏摇晃，惊慌地瞪着眼睛 在哭嚎。 孩子的身上、小褥子上已是一片湿乎乎的尿渍，而孩子的腰中，系着一根白色的布 条，布条的另一兴，被死死地绑在小床的栏杆上……毫无疑问，这是父母为了防止小宗淮摔 到地上而特意采取的措施。 饶国模很怜爱小宗淮，她一边哄着小孩，一边迅速地解开孩子腰间的布条。她一直守着 小孩，等到龚澎、乔冠华忙完事情回来。 大多数时候，小宗淮还是丢在曾家岩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抽暇帮忙照看，哭了去 抱，饿了去喂，忙得不亦乐乎，朋友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和中国驻朝鲜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宗淮｜｜乳｜名“仔仔”， 其源盖出自马思聪次女瑞雪小姐。享誉中外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1912…1987）在抗战时 期因香港沦陷来到重庆，卜居上清寺。由于音乐的媒介，加上乔冠华所曾热恋过的钢琴家姚 锦新的介绍，乔冠华与马思聪相识了，很快就成了知音……彼时，和马思聪名曲《第一F调 小提琴协奏曲》同时诞生的千金小姐马瑞雪年方两岁。一天，马思聪夫妇携瑞雪至乔 冠华夫妇住所探望分娩不久的龚澎。马瑞雪见出生不久的小宗淮睡在床上，纹丝不动，便以 为只是一个“洋娃娃”而已，未加理会。冷不防小宗淮从酣梦中醒来，手脚动了起来。毫无 精神准备的瑞雪小姐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地扑向她妈妈的怀中，心有余悸地问道： “妈妈， 妈妈，这个‘仔仔’怎会动？”众人闻之相视大笑。乔冠华、龚澎觉得小瑞雪实在太可爱了，遂将宗淮唤作“仔仔”。
旧雨新知（3）
乔冠华开朗，达观，与人为善，极重情感，富有诗人气质，因而吸引了不少文化人，胡风也 极愿与其为友。 胡风与乔冠华最初认识是在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两人正式建立友谊则是在撤退到重庆以后 。胡风还记得，自己与乔冠华的初次见面。那是在一次迎接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的茶会上 。这次茶会是由乔冠华出面布置招待的，这时的乔冠华相当年轻干练，富有活力。不过胡 风对此印象不深了。 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乔冠华设法营救胡风。在那大动 乱的日子里，乔冠华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寻找胡风，使其尽早撤 离九龙。乔冠华处乱不惊，镇定自若，在胡风的记忆中，乔冠华是一个乐观开朗，乐于助人 的朋友，他说： （那天）我和梅志带着孩子，只拿了换洗衣服和盖被赶到尖沙嘴一个旅馆。 乔冠华和杨刚正等 在那里照料。好像我们是最后去的，但他的态度并不急躁。傍晚到海边上了一只木船，就是 他和杨刚，我们家三个，一起在木船上坐了一晚。大概是晚上香港戒严，第二天早上才能上 岸。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但没有交谈什么话题的记忆。他逗我们的孩子，和杨刚说笑话 ， 没有谈过一句关于战争和到香港后的安排，大家都轻松愉快地过了一晚。这以前，在我的印 象上，他是一个恃才自傲，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 以 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的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 好像有些矛盾了。 胡风：《关于乔冠华》，《胡风遗稿》，第65～66页，山东友谊 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943年春，胡风回重庆后，他与乔冠华成了“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话”的朋友。一天，乔冠华 到位于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去办事，在街上巧遇返渝不久的胡风。他欣喜万分，连 忙邀请胡风一道到路旁的小茶馆，畅叙闲聊了好长时间。 乔冠华一开口就对胡风说：“我看得出来，你是舍了，不顾一切了！” 乍一听，胡风似乎愣了一下，好生纳闷。原来，乔冠华已经拜读了胡风写的文章，颇有同感 。那是1942年2月，胡风从香港脱险经过东江游击区到达桂林后，看到当时文坛某些不正常 现象，有些作家思想比较混乱，他十分不满。例如个别共产党员作家或以进步面目出现的作 家，在他们作品中有的宣扬Se情，有的甚至同情叛徒。与此对应，冒充进步的刊物和作品泛 滥成灾。而其时，在国内刚发生了皖南事变，在国际上则爆发生了太平洋战争，苏联与德国 正 进 行着生死决战，形势异常严峻。令人痛心与不安的是在文坛上却出现了这种骨子里虚伪腐 烂而表面上进步热闹的现象。对此，胡风毅然撰文揭穿了那些“进步”的假相，提出的 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乔冠华谈到胡风在桂林发表的文章，表示赞同，觉得他是不顾一切，批驳了错误倾向。 谈到整风时，胡风对乔冠华说： “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情况。” “可不是吗！”乔冠华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使胡风颇感欣慰，更加引为知己。 此时乔冠华负责主编党刊《群众》周刊。1943年重庆没有筹备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基于这 种情 况，乔冠华给胡风写信，说今年纪念鲁迅，显得寂寞，请他替《群众》写篇纪念文章。胡风 二 话没说，就赶写了《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反映了人民大众缅怀鲁迅的愿 望，很快就被乔冠华刊登在《群众》杂志上。后来，胡风又应约写了一篇《论“大国之风” 种种》，抨击国民党当局一味复古，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似。他支持胡风创办大型杂志……《希望》， 并预备在《希望》编发一期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发表百年纪念特辑。乔冠华特地从德文，并参照胡风提供的日译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重新翻译出来。其用意在于进一步反观教条主义的危害，因为他们认为教条主义 的唯心论与马克思《提纲》的原则，恰恰是格格不入的。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翻译了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菜的诗歌《希望》， 供《希望》杂志发表。乔冠华与龚澎结婚后，胡风作了 几首打油的旧体诗祝贺他们。他还让夫人梅志做了肉松送给乔冠华，乔冠华则回赠了美国纸 烟。有时乔冠华还经常请胡风等文艺界人士下馆子，十分默契。 1944年10月19日，重庆的文化界人士聚会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是用茶话会形式在百龄餐厅 举行的。除文艺界人士外，宋庆龄、沈钧儒和几位外国记者也前来参加。在沈钧儒致了开幕 词后，会场上有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声称是刚从沦陷的上海过来，知道许广平投了敌， 所以不应开会纪念鲁迅。 胡风听了此人这番信口开河的话十分恼火，他绝不相信许广平会附逆投敌，立即站了起来， 严厉地驳斥道“许广平投敌不可信！但即使她有什么污行，也不应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 卫不曾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吗？他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这未必也应该由 孙中山先生负责吗？……”这时会场上有好几个特务围攻胡风说是侮辱总理。正当特务胡搅 蛮缠时，夏衍组织人员通知宋庆龄等及时撤离了现场，胡风正准备再站起来反击特务时，有 人将他拉住，帮他离开了会场。 胡风回到天府宫住处，想起刚才的场面，仍气愤难平。乔冠华闻讯此事，便马上赶来看他， 表示慰问。 据胡风观察，乔冠华在重庆时，和陈家康思想比较接近，很谈得来，常在一起，胡风有 时间就去看望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夏衍、胡绳等也和乔冠华、陈家康意气相投 ，因而引来闲言碎语，有人他们是搞小集团……美其名曰“才子集团”。对此， 周恩来很严肃地加以纠正，他说，同志间对某种学术思想问题有共同兴趣，接近得多一些， 这是正常的，不能当问题。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消除了误会。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今武｜｜穴）人。武汉大学肄业。1934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 联 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学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周恩来秘书、中共 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中共军委外事组科长、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外 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驻埃及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 才华过人，他在积极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对艺术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 有着浓厚的兴趣，颇具水平。他十分尊崇墨子，笔名“归墨”。他曾对乔冠华流露，希望自 己有机会从事著述。 在重庆时，青年作家路翎曾拿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给胡风看，胡风自恃不懂墨子的哲学，就 转请陈家康看。陈家康看了文章以后，遂与乔冠华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引舒芜去见了陈 家康和乔冠华。见面之后，谈了许多学术问题。
旧雨新知（4）？
为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与陈家康、胡绳、杨刚等人撰写了不少文章，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 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陈家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唯 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陈家康的用意是，以“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 义的 实质，以说明它之所以吓唬人起危害作用的原因。他们的这几篇文章发表，引起了中共办事 处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 特别是乔冠华写的《方生未死之间》，引得轩然大波。对此，多年之后，作者本人平静地回 忆道： 《方生未死之间》这篇文章里涉及的问题很广，系统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 是：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党内（《新华日报》及办事处）的一 些同志的指责。 这篇文章在一般的进步读者中间反响是强烈的。我记得当时远在福建的一批年轻的同志，曾 经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同志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方生未死之间》，还 有胡绳的文章。还有几位我记不清了，小册子如今也找不着了。 这篇文章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例如当时在昆明的闻一多先生，他就写了 一篇文章，不指名地响应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昆明日 报》上。 党内的同志对我进行指责是集中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作家要从生 活当中吸收创作的源泉。可是在大后方并没有接触群众的自由。我在这篇文章里，片面强调 了到处有生活这样一个观点。说实在的，这个观点尽管在当时的大后方，有这样的看法还是 可以理解的。当时在大后方也应该强调，争取一切机会到人民当中去，从人民群众中体验生 活吧。反正说我太片面了，你说到处有生活，不就可以不接触群众了吗？这是他们当时的看 法。在这里我要附带讲一下，因为关于这篇文章当时有争论！在重庆办事处负责同志很多， 周恩来同志到云南去了，好像人们在议论，董老在党内会上，公正地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 。董老对这篇文章究竟有什么意见，我不清楚，但是我负责地说一下，董老并没有在会议上 公开给我提出来，也没有在私下和我说这篇文章有错误，这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在重庆的 同志参加这个会的都可以证明这件事。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日子》，第178～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几十年过去了，由乔冠华的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早已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当时持批 评态度的同志，不无偏颇。有人甚至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以评判，更是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不无暇疵，但是应该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针对当时文化界的实际，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 活的辩证关系，不乏真知灼见。 乔冠华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胡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文章是有才情的，点刺 了 文艺上庸俗而混乱的情况。为了加以呼应，胡风又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 》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够完备，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而茅盾、叶以群、侯外庐等 人表示了不满。 后来，问题提到了周恩来那里，他召集了胡风、茅盾、叶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 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协调， 事态得以平息。还有一件事件不得不提，就是在郭沫若那篇闻名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过 程中，乔冠华功不可没。 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是应乔冠华之约而撰写的，自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新 华 日报》上发表。此文在中国史学界及政治理论界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有学者指出 ：“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称《甲申三百年祭》”。转引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人物篇》，第44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抗日战争后期，这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 政，拒绝进行任何民主改革，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毫无自由，更无民主。以蒋 、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通过横征暴敛使官僚资本 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线上，而国民党党政官员却贪污成风、廉耻 扫地，不少人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在大后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正所谓“前方吃紧，后 方紧吃”。大后方国统区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高压下，民生凋敝，民怨沸腾。1943年冬至194 4年春，大后方各地以宪政运动为契机的民主运动日渐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 ，要利用国民党允许讨论宪政的时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进一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9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恰在这时，正逢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华日报》和乔冠华主编的《 群众 》杂志，都准备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944年1月15日，乔冠华等人来到郭沫若寓所共商 此事，商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与乔冠华本来就有交情，在他的敦请之下，郭沫若当仁不 让。另外还拟信约“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先生“开炮”。柳亚子后来在他发表的《纪念三百 年前的甲申》一文中首先交代了这一背景。他写道： “今年1月31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同月16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 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 友闲谈，大家都一致说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 柳亚子 ：《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载重庆《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15日。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将《新华日报》、《群众》关于“纪念明亡”的打算与安排向新史学阵 营的其他同志和朋友作转达。 郭沫若为写作《甲申三百年祭》，作了精心准备，反复修改。从3月19日起至22日，《新华 日报》的“新华副刊”连载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还刊发了宗颐、舒芜、柳亚子、商辛（翦伯赞）、鲁西巴、寓曙等人的相关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题思想，是借研究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来抨击国民党日益腐败、殷鉴不 远的。 其中郭沫若文中有关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深刻教训的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防止骄傲、 反对腐败，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不久，中共中央 就 配合整风，印发了此文。毛泽东在延安向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指出：“近日我们 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 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见《毛泽东选集 》第3卷，第9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 转载此文。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通知并印发此文单行本。 通知中，“告诫全党万万不可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自此以后，中共一直把《甲申三百年祭 》当作防止骄傲自满、蜕化变质的重要文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温故知新。
旧雨新知（5）？
于伶是三十年代就成名的左翼剧作家，他在上海“孤岛”时期，领导左翼戏剧运动， 并创作了《女子公寓》、《血洒晴空》、《我们打冲锋》、《夜上海》、《花溅泪》、《满 城》、《大明英烈》、《女儿国》、《长夜行》等充满爱国激｜情的话剧剧本，富有浓郁的艺 术特色，脍炙人口。 皖南事变后，于伶去香港，发起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并领导当地电影工作。乔冠华就是在这 时与于伶结交，从此成为挚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伶与乔冠华一样，根据党的指示，辗 转来到重庆。这样两位老朋友过从甚密。于伶重操旧业，继续他的话剧事业。 据于伶《长夜行人……于伶传》一书所载，1944年2月23日，是于伶的生日，乔冠华等人相 约为他祝寿。 这天下午，先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廖沫沙从江北过江来到于 伶所住的玉皇观，一把拉住他：“走，跟我过江去吃一顿毛肚火锅！” “为啥？”于伶大惑不解。重庆的毛肚火锅，价廉物美，色泽醇厚，又鲜又烫又麻又辣，成 了他们这些待久了的下江人的美味，时常大快朵颐。但是，今天天气寒冷，何必大冷天专门 过江来相邀呢？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廖沫沙向他眨眨眼。 于伶想一想，今天是1944年2月23日，并非什么节日。 “你这人！今天是阁下的华诞啊！” 于伶恍然，连忙辞谢：“那算什么！我辈小民，小生日，又是战时，国难期间……” “啊呀！”廖沫沙拦住他：“贺寿不过是个由头，大家借此聚聚。” 于伶也不再推辞。两人过江，来到平时常去的一家小酒馆。坐下不久，几位老朋友乔冠华、 夏衍、胡绳先后来到。 挚友晤面，开头总要谈一阵国内外大事。特别是乔冠华对国际问题，了如指掌，大家当然不 会错过这一良机。尽管饭馆茶楼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但他们围坐在小桌边，低声议 论，又夹着江浙口音和代用词，旁人也不懂。 这时，乔冠华照例先谈欧洲战场形势，介绍了苏联红军向西进攻的进程。接着又说了一通对 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估计。听了他一番高谈宏论，在座的几位朋友都十分快意。 对国内时局，谈起来就不能那么痛快，而且要小心翼翼，以防隔座有耳，泄露出去。夏衍忽 然提到： 上个月国民党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开座谈会讨论宪政问题，司法院院长居正讲了一段 话，你们注意了没有？ 几个人都摇头，说对这类新闻倒是没在意。 夏衍接着说，居正倒是敢放炮。他讲的话是：“讲一句老实不客气的话，现在宪政的基础， 需要建筑在国民党身上，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建筑在总裁身上。”此言一出，全场愕然，好 半天也没有人搭腔。 胡绳说：“这位老先生讲的倒是实话。不过太实了，别人听了会不高兴的。” 乔冠华接着说：“居正是国民党元老，别人奈何他不得，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沉默了一会儿，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此时此地，所谓“宪政”云云，说来说去，无 非都是纸上谈兵，一纸空文。有些话在小饭馆里也不便深谈。夏衍就转换话题，谈最近的话 剧演出。 那时，夏衍、宋之的和于伶合作的《戏剧春秋》刚刚演完40场，在山城又引起一次轰动。 这几天，中国艺术剧社正在演夏衍的《一年间》（论名《天上人间》），也已演了一个月。 于伶告诉他们，《一年间》下来以后，打算上三个小戏，都是翻译的外国戏：雅鲁纳尔的《 Chu女的心》，拉波虚的《镀金》，契诃夫的《求婚》，分别由黄宗江、东方晦之和郑君里导 演，过几天便可以上台了。 他们又谈论了几句刚从上海到重庆的黄宗江，称赞这位年轻剧人很有才华，能编能导能演， 还能翻译，这样的人才在戏剧里尚不多见。《戏剧春秋》里，他一人分别演三个不同的角色 ，那个卡尔登后的老侍者，演得尤使人(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