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部分阅读
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 城 监狱，关了近四年，直到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李达南：《一代外交家章汉 夫》，《人物》2002年第6期。 作为章汉夫的挚友，曾在外交部亚洲司任专员、后任中国世界笔会秘书长的毕朔望先生 在生前曾为怀 念章汉夫写过一段笔触深沉的话：“我看汉夫的为学、做人、任事过于常人。 也富于科学、人文知识 ，通经济，知外务，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民主而善断，严格而近宽 ，认真而任闲，能辩而守讷，加 之精通英俄二语，笔头又快……我阅人多矣，这样的才干， 还是极少的。加之，他于工作更是忠于职守 ，鞠躬尽瘁，担子是不轻的。但他也善于利用闲 暇。他最自在的时刻是了却公事之后，拿起烟斗浏览 书报，他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极度的 摧残。听说他临终时衣衫都不周全了，不禁使我想起瞿秋白在 长汀穿一身中式小褂裤从容就 义时的情景：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生死又都是 极悲壮”。“往事渺 矣，但此际只一合目便似见他昏昏灯光悄然奋笔，呛咳氤氲聊破岑寂的情景，复 念其辞世之 际必有百种孤愤，遂觉凄凉难持。患难中、死生间却连相濡以沫都做不到，就太可怜了” 。 章汉夫的冤案，是外交部的最大的冤案。这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重新起用（1）？
直到1968年年末，乔冠华才重新被起用。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 马上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事 业，开展各种外事活动。 由于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当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 是“同志 加兄弟”。中方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则比喻为“坚如钢铁， 纯若水晶”；被双 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关系家喻户 晓，童叟皆知，在世界罕见鲜 闻，令人瞩目。中方力所能及地满足阿方比较实事求是的援助 要求。中国对阿援助数量剧增，几乎有 求必应。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 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达北京。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 常工作的常 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抵京履新的罗博大使接风 洗尘。阿尔巴尼亚驻 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 ”、主管地区业务的外交部副部 长乔冠华等要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 嗜好饮酒的乔冠华早 在三十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即令在“文革”高潮中被迫在北京闹 市王府井卖造反派小报，落魄 之余仍不忘到附近僻静酒肆饮几杯啤酒。被“火烧”、“炮 轰”多日，姬、乔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 时候，今天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醉方休！为 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 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 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 将的英雄酒量， 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 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 ，颓然败下阵来。 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用湿毛巾擦擦发烫的面 孔，稍坐片刻就东倒西歪、步履蹒跚地走出国际俱乐部， 钻进了小轿车，东倒西歪地向外交 公寓驶去。 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 外大街时 ，一个无辜的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 阿果利捅了大漏子。阿尔巴尼亚最高领 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 编辑深得 “春秋笔法”之三昧，避实就虚，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 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 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 事就事论 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 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目睹一切，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 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 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而个别人没有如实将情况上报，作为当事 人和目击者，特别 是长期受总理谆谆教诲的外交战士，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 范承祚的想法得到外交部值班室一些同志的支持。于是，他写了一张《积习难改，故态复 萌 》的大字 报，并将大字报底稿通过值班室呈报周总理。获悉真相的周总理震怒，当即表示， 同意范承祚贴出的 大字报；并批评说，范承祚本该在我会见罗博大使时当面汇报此事。 紧接着，周总理就此事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 人，并责 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 才告诉我？”周恩 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 处在 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 ，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 后驾车回去呢？”周恩来对垂首 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 该 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反而一再劝酒 。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 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 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 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六十 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 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即使在这样严肃的时候，周恩来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批评乔冠华是不 是因 为“文革 ”审查期间没酒喝，才如此乘机大过“酒瘾”时，这位以“酒仙”闻名外交界的才 子委屈地辩解说： “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 周恩来当即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嘛……”所有在场的外交官都对周恩 来的严厉 批评心悦诚服。 3月28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 赞阿果利，商 谈阿果利参赞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从1935年到1 965年，喝了三十年的酒。 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 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 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 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 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 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 我（朝、越代表 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30年的酒 戒 了。1935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3年3月版，第534页。”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 在我外交 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 交部不要处分即将 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没有成功。阿方坚决不收 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范承祚处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 海回国，他 沉吟片刻立即下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国际航线中转站上海虹桥机场挽 留阿果利夫妇；外交 部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 游览一周。当神色黯然、沮丧 异常的阿果利夫妇在上海闻讯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 激之情 ，夫妇俩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 来这一充满人情味的安排，使得灰溜 溜悄然离京的阿果利的中国之别多少增添了几许亮色。一个星期 后，当飞机载着这位外交官 在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他的脸庞开始和天空一样，变得晴朗起来。 7年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而设立的灵堂里，闻讯前来吊 唁的阿尔巴 尼亚外交部司长阿果利和夫人在已故总理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千言万语 尽在不言之中，令在 场的中国驻阿使馆包括政务参赞范承祚在内的外交官员潸然泪下。 其实，周总理能喝酒，也是出名的。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乔冠华、张彦（曾任总理办公室 副主任）他 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喜庆日子，常互相碰杯， 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 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据说，总理 最 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 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 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表现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 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因此，周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 爱。曾有 人猜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 ，但分寸把握得好 ，决不伤大雅。毕竟总理也愿意过正常的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 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 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 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有一次周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 在西北14 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 捺不住那活跃性子 ，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 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 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 乔 冠华像个中学生 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他们是在模仿欢迎群众， 表情都很夸张：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呼哧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 学生时的生活 ，忆起了青年时的活泼和自由自在。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 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 ，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禁，指点着乔冠华说： “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 “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唯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中国 认为以霍 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代表着亿万 欧洲人民的希望”，“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中阿政治上相互支持……周恩 来总理三次出访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中国在 经济方面大力支援阿尔 巴尼亚，中国向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然而，团结合作中已埋藏着不和因素， 这在耿飙任驻 阿大使期间便凸现出来。 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中国的驻外使节， 在1967年 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都处于空 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派 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 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这是“文化大革命” 以 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 月时间里，又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 返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 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 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 调查研究工作作 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 耿飙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在那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曾特地指示他：“中国和阿尔巴 尼亚关系 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 尽快赴任，最好在 10日就去。” 耿飙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恩来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 是： 加强 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 带着周总理的指示，耿飙很快到任。在他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 席列希，并呈 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纳赛陪同他专程去发罗拉， 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 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阿方讲话的调子甚高，对中国一片赞扬。 渐渐地，耿飙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 发现，在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 事情，特别 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 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 错误行为。开始他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 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 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 是，后来他进一步察觉 到，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中国的观点，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 样一致， 而是 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 谈判 。 《耿飙回忆录》特别让人回味的是，有关“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曾使作 者“感到忧虑”， 而这又与乔冠华有一定关系：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们 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 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 字。……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 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 建了一万 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 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 意两点： 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 这样“有 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 来说， 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 设。 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 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 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 我撇开个 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 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 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 反而助长 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 虑，通 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 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 飚，你胆 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 ，但一 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 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 事整我。 《耿飙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242－247页 。  
重新起用（2）？
1969年10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 表团的第一次会议。 周恩来首先讲到，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 ，他宣布了经 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 为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柴 成文。代表团成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 ，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中方首席 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 的王荩卿以及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马叙生等。军 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 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 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据柴成文后来回忆，宣布名单之后，周恩来又谈了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 两国总理 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 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 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 严 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 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 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 ，对于他们这 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 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 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 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 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说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 是姬鹏飞 、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 以赴 进行准 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边防 军参谋长马特 洛索夫为副团长。库兹涅佐夫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 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 ， 我国外交部的许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 ，柴成文曾 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他旁边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 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 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 马特洛索夫很坦率地说，不要看 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页。 果然，第二天谈判一开始，当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9月1 8日致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 ，拒不讨论，甚至根本 否认两国总理达成过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后，周恩来差不多三天两头找他们谈话，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 乎每天都找。 这些内部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 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 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由于那时国内的形势在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 。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夺权 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国的外交工 作。所以，他每次谈话的内 容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 什么用？ 不能开这个头。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攻下去。乔冠华就在谈判中 列举中苏总理机场会 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讯，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 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 工作人员向我们代表团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 不过，尽管一开始谈判就陷入僵局，但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就此中止谈判。在中方的一再坚持 下，苏方 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先就“临时措施”问题进行商谈。 然而，当双方开始讨论“临时措施”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椐柴成文回忆说：在谈判中，苏方“开 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 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 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0页。 在 中国提出的“临时措施”中，有一条是要求“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在两 国总理机场会晤时，双方也确实讨论过这一条。周恩来当时的看法是：争议地区就是 1964年中苏边界 谈判中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柯西金则认为：“ 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 ，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区。”两国总理的说法虽稍有不同， 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即都承认确实存在 着“争议地区”。正因为如此，中方十分不满，认为 苏方的立场从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时倒退了。 尽管从1969年10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解决边 界问题，但两国毕竟有了一个对话与联系的 渠道；谈判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却起到了 防止两国向灾难性冲突滑动的制动阀作用。谈判开始后， 边境地区发生的 大小事件，都在谈判桌旁得以及时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装冲突再起。双方在边境地 区剑拔 弩张、一触即发的武装对峙也有所缓和，再也没有发生像珍宝岛那样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但 是，两国的政治对抗在整个文革期间还是极为激烈的，并未因谈判举行而降温。 乔冠华除了参加中苏边界谈判之外，还受命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撰写了不 少有关国 际问题的声明和评论，其中1970年的“五？二0”声明最为有名。他的这些极其雄 辩的文字，常常能让 对手折服，而使朋友得到鼓舞。 1970年5月，毛泽东针对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竟欲称霸全球的 企图，提出中 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一员，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 本利益，需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表态，于是萌 发了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谴责的念头。这个想法 得到周恩来的完全赞同。为撰写这篇以毛泽东主席名义 发表的重要文稿，周总 理亲自布置，找了几位同志，写了一稿又一稿，呈送毛泽东阅后仍觉得不 满 意，请周总理组织人员重新撰写。周总理这时找了乔冠华，详细讲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图， 要求他尽 快写出。 乔冠华受命后，回到他所住的外交部宿舍报房胡同，关起门来，边饮茅台边构思。几个小时 过去了， 一篇拟就的初稿就放置在他的案头。 过后，乔冠华又边喝酒，边看稿子，字斟句酌，从逻辑结构、行文气势以及是否朗朗上口等 方面进行 认真的修改。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篇以毛泽东名义向全世界发 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语言必须是最 好的，逻辑应当是最严密的，气势也要是最恢宏的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才从案桌起身，把改好 的稿子装进公文包，乘车直奔周总理办公 室。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时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同乔冠华一 边朗读一边修改，最后表示可以送主 席了。乔冠华才欠起疲惫的身子，向周总理告辞回到住所。 过了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了周总理和乔冠华，毛主席一见面就表示稿子可以了，并说修改 了几处， 请他们看一下。不久，周总理还亲自电告乔 冠华说，毛主席对他的稿子表示满意，认为文稿写得有气 势，有文采，比前几稿增色许多 。 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21 4页。 后来，毛泽东笑对乔冠华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你写出这篇文章，喝了多少茅台 酒啊！”周恩来也 笑着说：“没有一斗，至少也有一瓶吧！” 乔冠华酷爱茅台酒，他一生与茅台酒结下的不解之缘，可以追随到 40年代。早在1942年春夏之交，乔 冠华和廖承志一起，帮助在香港的民 主人士和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在广东韶关得悉蒋介石密令逮捕 他，便匆忙坐火车经衡阳、 桂林到贵阳，找到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邓迁。老友相逢，分外高兴。邓迁 设家宴款待，开了 一瓶茅台酒，乔冠华端起酒杯，只觉得酒香扑鼻，一杯下肚，浑身舒畅，连赞：“ 好酒！好 酒！”邓迁告诉他，这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的茅台酒。 乔冠华早知茅台酒盛名，却从未饮过，听邓迁一介绍，他忙取过酒壶，换个大杯，自斟自饮 ，又连饮 了满满三杯，这才歇口气轻声背诵了清道光年间陈熙晋的一首诗：“尤物移人付酒 杯，荔枝滩上瘴烟 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入部来。”乔冠华背完诗对邓迁说： “你人在贵州，可知贵州茅台酒 的来历？”邓迁顿时被乔冠华问住了，只得摇摇头，表示不 知道。乔冠华介绍说，相传大禹时候，赤 水河畔的土著先民濮人，用果实做酒，供奉在长有 茅草的土台上祭祀，世代相传，俗称“枸酱”。汉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朝廷派唐 蒙出使南越（今广东一带），绕道夜郎国边境（今仁怀市一带）， 饮“枸酱”甚甘美，特地带 了几坛回朝进贡，汉武帝饮后大喜，从此“枸酱”列为贡品。北宋大观二 年（公元108年）张 能臣编撰的《酒名记》，称枸酱为“风曲法酒”。元朝将产酒地正 式定名茅台村。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导赤水河，茅台村成了川盐入 黔的水陆码头，日益繁荣 起来。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偈盛”烧坊正式命名茅台酒 ， 畅销川、黔、湘、滇各省。至道 光年间，茅台村发展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咸丰、同治年间 ，翼王石达开、土著杨隆喜先后率兵抗清 ，茅台村几乎夷为平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 ，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导赤水河，茅台村得以复兴 …… 乔冠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邓迁十分惊奇，说：“你对茅台酒的历史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乔冠华 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笑笑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其中第三次便是从茅 台渡口过的赤水河，那 时国民党报纸造谣，说红军指战员在茅台酒池内洗澡、洗脚，黄炎培 先生为此曾题诗曰：喧传有客过 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 杯。我听到这个谣传，便留心茅台酒的来历 ，我是下了一番研究工夫的。” 邓迁高兴地说：“你是‘酒仙’，当然熟知酒史了，何况是茅台名酒呢！” 乔冠华谈兴正浓，问邓迁：“你知道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是怎么得金奖的吗？” 邓迁说：“听人说，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中国驻外大使黎庶昌把茅台酒送去巴拿马 参加万国博 览会展出的。”乔冠华点点头说，茅台酒当时包装比较差，是黄｜色土瓷瓶，陈列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偏僻角落上，很不起眼，几乎无人问津。中国人急中生智，故意摔了一 瓶茅台，顿时酒香四溢，引来 众多外国人，这才使得它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科洛克的白兰地 并列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获得金质奖 章。这真是“怒掷酒瓶扬国威啊”！ 乔冠华在邓迁家住了四五天，邓迁天天用茅台酒款待，使乔冠华过够了酒瘾。当邓迁为乔冠 华办好了 去重庆的通行证，送他上汽车去重庆时，他仍念念不忘茅台酒，特地向邓迁讨了 一瓶茅台酒带在路上 喝。   
重新起用（3）
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同丈夫一样，在“文革”受到冲击，日子也不好过。特别不幸的是，龚澎 的身体每 况愈下，竟然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最后身染重症，英年早逝。 龚澎、乔冠华的好友张颖在《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一文中，留下了龚澎在“文革”期间的 吉光片羽 ：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渐渐吹了起来。6月，我们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时已 是狂风骤至，首 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同志早已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 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而 且立即要去赴任。那时我思想上有很大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 发动的，又是从文化开始，而我在 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 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本单位做个 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还向外 交部领导提出来要留下，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 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议这事，文晋让 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而且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 走了进来，她也劝我走。而我 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 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 形势的发展。她安慰文晋说，我身体不好，她会照顾，要他放心。不料文晋走后 不到十天， 谁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北京就乱起来，首先是文化部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 分 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 我们都 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 家给孩子做饭。外 交部那时还比较平静，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 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 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就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 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着，好像根本就不 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怀疑，毛主席亲自发 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 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 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 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 的话，多么暖人心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革’那股邪火就烧到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 字报也上 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 ，行动不那么自由 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由于打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 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 派’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 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去 ‘受教育’。我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 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 我看到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 。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 我看到的情况，使她放心。有一天我 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
重新起用（1）？
直到1968年年末，乔冠华才重新被起用。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 马上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事 业，开展各种外事活动。 由于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当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 是“同志 加兄弟”。中方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则比喻为“坚如钢铁， 纯若水晶”；被双 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关系家喻户 晓，童叟皆知，在世界罕见鲜 闻，令人瞩目。中方力所能及地满足阿方比较实事求是的援助 要求。中国对阿援助数量剧增，几乎有 求必应。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 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达北京。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 常工作的常 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抵京履新的罗博大使接风 洗尘。阿尔巴尼亚驻 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 ”、主管地区业务的外交部副部 长乔冠华等要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 嗜好饮酒的乔冠华早 在三十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即令在“文革”高潮中被迫在北京闹 市王府井卖造反派小报，落魄 之余仍不忘到附近僻静酒肆饮几杯啤酒。被“火烧”、“炮 轰”多日，姬、乔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 时候，今天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醉方休！为 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 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 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 将的英雄酒量， 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 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 ，颓然败下阵来。 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用湿毛巾擦擦发烫的面 孔，稍坐片刻就东倒西歪、步履蹒跚地走出国际俱乐部， 钻进了小轿车，东倒西歪地向外交 公寓驶去。 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 外大街时 ，一个无辜的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 阿果利捅了大漏子。阿尔巴尼亚最高领 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 编辑深得 “春秋笔法”之三昧，避实就虚，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 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 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 事就事论 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 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目睹一切，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 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 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而个别人没有如实将情况上报，作为当事 人和目击者，特别 是长期受总理谆谆教诲的外交战士，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 范承祚的想法得到外交部值班室一些同志的支持。于是，他写了一张《积习难改，故态复 萌 》的大字 报，并将大字报底稿通过值班室呈报周总理。获悉真相的周总理震怒，当即表示， 同意范承祚贴出的 大字报；并批评说，范承祚本该在我会见罗博大使时当面汇报此事。 紧接着，周总理就此事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 人，并责 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 才告诉我？”周恩 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 处在 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 ，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 后驾车回去呢？”周恩来对垂首 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 该 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反而一再劝酒 。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 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 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 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六十 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 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即使在这样严肃的时候，周恩来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批评乔冠华是不 是因 为“文革 ”审查期间没酒喝，才如此乘机大过“酒瘾”时，这位以“酒仙”闻名外交界的才 子委屈地辩解说： “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 周恩来当即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嘛……”所有在场的外交官都对周恩 来的严厉 批评心悦诚服。 3月28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 赞阿果利，商 谈阿果利参赞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从1935年到1 965年，喝了三十年的酒。 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 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 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 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 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 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 我（朝、越代表 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30年的酒 戒 了。1935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3年3月版，第534页。”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 在我外交 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 交部不要处分即将 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没有成功。阿方坚决不收 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范承祚处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 海回国，他 沉吟片刻立即下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国际航线中转站上海虹桥机场挽 留阿果利夫妇；外交 部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 游览一周。当神色黯然、沮丧 异常的阿果利夫妇在上海闻讯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 激之情 ，夫妇俩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 来这一充满人情味的安排，使得灰溜 溜悄然离京的阿果利的中国之别多少增添了几许亮色。一个星期 后，当飞机载着这位外交官 在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他的脸庞开始和天空一样，变得晴朗起来。 7年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而设立的灵堂里，闻讯前来吊 唁的阿尔巴 尼亚外交部司长阿果利和夫人在已故总理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千言万语 尽在不言之中，令在 场的中国驻阿使馆包括政务参赞范承祚在内的外交官员潸然泪下。 其实，周总理能喝酒，也是出名的。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乔冠华、张彦（曾任总理办公室 副主任）他 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喜庆日子，常互相碰杯， 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 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据说，总理 最 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 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 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表现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 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因此，周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 爱。曾有 人猜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 ，但分寸把握得好 ，决不伤大雅。毕竟总理也愿意过正常的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 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 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 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有一次周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 在西北14 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 捺不住那活跃性子 ，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 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 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 乔 冠华像个中学生 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他们是在模仿欢迎群众， 表情都很夸张：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呼哧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 学生时的生活 ，忆起了青年时的活泼和自由自在。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 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 ，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禁，指点着乔冠华说： “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 “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唯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中国 认为以霍 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代表着亿万 欧洲人民的希望”，“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中阿政治上相互支持……周恩 来总理三次出访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中国在 经济方面大力支援阿尔 巴尼亚，中国向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然而，团结合作中已埋藏着不和因素， 这在耿飙任驻 阿大使期间便凸现出来。 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中国的驻外使节， 在1967年 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都处于空 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派 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 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这是“文化大革命” 以 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 月时间里，又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 返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 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 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 调查研究工作作 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 耿飙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在那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曾特地指示他：“中国和阿尔巴 尼亚关系 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 尽快赴任，最好在 10日就去。” 耿飙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恩来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 是： 加强 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 带着周总理的指示，耿飙很快到任。在他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 席列希，并呈 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纳赛陪同他专程去发罗拉， 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 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阿方讲话的调子甚高，对中国一片赞扬。 渐渐地，耿飙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 发现，在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 事情，特别 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 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 错误行为。开始他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 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 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 是，后来他进一步察觉 到，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中国的观点，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 样一致， 而是 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 谈判 。 《耿飙回忆录》特别让人回味的是，有关“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曾使作 者“感到忧虑”， 而这又与乔冠华有一定关系：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们 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 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 字。……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 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 建了一万 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 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 意两点： 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 这样“有 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 来说， 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 设。 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 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 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 我撇开个 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 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 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 反而助长 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 虑，通 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 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 飚，你胆 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 ，但一 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 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 事整我。 《耿飙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242－247页 。  
重新起用（2）？
1969年10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 表团的第一次会议。 周恩来首先讲到，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 ，他宣布了经 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 为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柴 成文。代表团成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 ，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中方首席 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 的王荩卿以及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马叙生等。军 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 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 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据柴成文后来回忆，宣布名单之后，周恩来又谈了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 两国总理 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 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 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 严 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 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 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 ，对于他们这 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 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 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 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 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说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 是姬鹏飞 、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 以赴 进行准 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边防 军参谋长马特 洛索夫为副团长。库兹涅佐夫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 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 ， 我国外交部的许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 ，柴成文曾 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他旁边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 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 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 马特洛索夫很坦率地说，不要看 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页。 果然，第二天谈判一开始，当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9月1 8日致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 ，拒不讨论，甚至根本 否认两国总理达成过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后，周恩来差不多三天两头找他们谈话，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 乎每天都找。 这些内部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 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 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由于那时国内的形势在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 。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夺权 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国的外交工 作。所以，他每次谈话的内 容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 什么用？ 不能开这个头。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攻下去。乔冠华就在谈判中 列举中苏总理机场会 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讯，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 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 工作人员向我们代表团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 不过，尽管一开始谈判就陷入僵局，但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就此中止谈判。在中方的一再坚持 下，苏方 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先就“临时措施”问题进行商谈。 然而，当双方开始讨论“临时措施”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椐柴成文回忆说：在谈判中，苏方“开 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 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 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0页。 在 中国提出的“临时措施”中，有一条是要求“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在两 国总理机场会晤时，双方也确实讨论过这一条。周恩来当时的看法是：争议地区就是 1964年中苏边界 谈判中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柯西金则认为：“ 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 ，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区。”两国总理的说法虽稍有不同， 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即都承认确实存在 着“争议地区”。正因为如此，中方十分不满，认为 苏方的立场从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时倒退了。 尽管从1969年10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解决边 界问题，但两国毕竟有了一个对话与联系的 渠道；谈判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却起到了 防止两国向灾难性冲突滑动的制动阀作用。谈判开始后， 边境地区发生的 大小事件，都在谈判桌旁得以及时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装冲突再起。双方在边境地 区剑拔 弩张、一触即发的武装对峙也有所缓和，再也没有发生像珍宝岛那样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但 是，两国的政治对抗在整个文革期间还是极为激烈的，并未因谈判举行而降温。 乔冠华除了参加中苏边界谈判之外，还受命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撰写了不 少有关国 际问题的声明和评论，其中1970年的“五？二0”声明最为有名。他的这些极其雄 辩的文字，常常能让 对手折服，而使朋友得到鼓舞。 1970年5月，毛泽东针对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竟欲称霸全球的 企图，提出中 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一员，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 本利益，需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表态，于是萌 发了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谴责的念头。这个想法 得到周恩来的完全赞同。为撰写这篇以毛泽东主席名义 发表的重要文稿，周总 理亲自布置，找了几位同志，写了一稿又一稿，呈送毛泽东阅后仍觉得不 满 意，请周总理组织人员重新撰写。周总理这时找了乔冠华，详细讲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图， 要求他尽 快写出。 乔冠华受命后，回到他所住的外交部宿舍报房胡同，关起门来，边饮茅台边构思。几个小时 过去了， 一篇拟就的初稿就放置在他的案头。 过后，乔冠华又边喝酒，边看稿子，字斟句酌，从逻辑结构、行文气势以及是否朗朗上口等 方面进行 认真的修改。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篇以毛泽东名义向全世界发 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语言必须是最 好的，逻辑应当是最严密的，气势也要是最恢宏的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才从案桌起身，把改好 的稿子装进公文包，乘车直奔周总理办公 室。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时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同乔冠华一 边朗读一边修改，最后表示可以送主 席了。乔冠华才欠起疲惫的身子，向周总理告辞回到住所。 过了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了周总理和乔冠华，毛主席一见面就表示稿子可以了，并说修改 了几处， 请他们看一下。不久，周总理还亲自电告乔 冠华说，毛主席对他的稿子表示满意，认为文稿写得有气 势，有文采，比前几稿增色许多 。 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21 4页。 后来，毛泽东笑对乔冠华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你写出这篇文章，喝了多少茅台 酒啊！”周恩来也 笑着说：“没有一斗，至少也有一瓶吧！” 乔冠华酷爱茅台酒，他一生与茅台酒结下的不解之缘，可以追随到 40年代。早在1942年春夏之交，乔 冠华和廖承志一起，帮助在香港的民 主人士和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在广东韶关得悉蒋介石密令逮捕 他，便匆忙坐火车经衡阳、 桂林到贵阳，找到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邓迁。老友相逢，分外高兴。邓迁 设家宴款待，开了 一瓶茅台酒，乔冠华端起酒杯，只觉得酒香扑鼻，一杯下肚，浑身舒畅，连赞：“ 好酒！好 酒！”邓迁告诉他，这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的茅台酒。 乔冠华早知茅台酒盛名，却从未饮过，听邓迁一介绍，他忙取过酒壶，换个大杯，自斟自饮 ，又连饮 了满满三杯，这才歇口气轻声背诵了清道光年间陈熙晋的一首诗：“尤物移人付酒 杯，荔枝滩上瘴烟 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入部来。”乔冠华背完诗对邓迁说： “你人在贵州，可知贵州茅台酒 的来历？”邓迁顿时被乔冠华问住了，只得摇摇头，表示不 知道。乔冠华介绍说，相传大禹时候，赤 水河畔的土著先民濮人，用果实做酒，供奉在长有 茅草的土台上祭祀，世代相传，俗称“枸酱”。汉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朝廷派唐 蒙出使南越（今广东一带），绕道夜郎国边境（今仁怀市一带）， 饮“枸酱”甚甘美，特地带 了几坛回朝进贡，汉武帝饮后大喜，从此“枸酱”列为贡品。北宋大观二 年（公元108年）张 能臣编撰的《酒名记》，称枸酱为“风曲法酒”。元朝将产酒地正 式定名茅台村。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导赤水河，茅台村成了川盐入 黔的水陆码头，日益繁荣 起来。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偈盛”烧坊正式命名茅台酒 ， 畅销川、黔、湘、滇各省。至道 光年间，茅台村发展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咸丰、同治年间 ，翼王石达开、土著杨隆喜先后率兵抗清 ，茅台村几乎夷为平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 ，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导赤水河，茅台村得以复兴 …… 乔冠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邓迁十分惊奇，说：“你对茅台酒的历史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乔冠华 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笑笑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其中第三次便是从茅 台渡口过的赤水河，那 时国民党报纸造谣，说红军指战员在茅台酒池内洗澡、洗脚，黄炎培 先生为此曾题诗曰：喧传有客过 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 杯。我听到这个谣传，便留心茅台酒的来历 ，我是下了一番研究工夫的。” 邓迁高兴地说：“你是‘酒仙’，当然熟知酒史了，何况是茅台名酒呢！” 乔冠华谈兴正浓，问邓迁：“你知道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是怎么得金奖的吗？” 邓迁说：“听人说，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中国驻外大使黎庶昌把茅台酒送去巴拿马 参加万国博 览会展出的。”乔冠华点点头说，茅台酒当时包装比较差，是黄｜色土瓷瓶，陈列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偏僻角落上，很不起眼，几乎无人问津。中国人急中生智，故意摔了一 瓶茅台，顿时酒香四溢，引来 众多外国人，这才使得它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科洛克的白兰地 并列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获得金质奖 章。这真是“怒掷酒瓶扬国威啊”！ 乔冠华在邓迁家住了四五天，邓迁天天用茅台酒款待，使乔冠华过够了酒瘾。当邓迁为乔冠 华办好了 去重庆的通行证，送他上汽车去重庆时，他仍念念不忘茅台酒，特地向邓迁讨了 一瓶茅台酒带在路上 喝。   
重新起用（3）
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同丈夫一样，在“文革”受到冲击，日子也不好过。特别不幸的是，龚澎 的身体每 况愈下，竟然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最后身染重症，英年早逝。 龚澎、乔冠华的好友张颖在《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一文中，留下了龚澎在“文革”期间的 吉光片羽 ：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渐渐吹了起来。6月，我们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时已 是狂风骤至，首 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同志早已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 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而 且立即要去赴任。那时我思想上有很大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 发动的，又是从文化开始，而我在 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 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本单位做个 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还向外 交部领导提出来要留下，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 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议这事，文晋让 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而且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 走了进来，她也劝我走。而我 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 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 形势的发展。她安慰文晋说，我身体不好，她会照顾，要他放心。不料文晋走后 不到十天， 谁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北京就乱起来，首先是文化部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 分 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 我们都 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 家给孩子做饭。外 交部那时还比较平静，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 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 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就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 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着，好像根本就不 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怀疑，毛主席亲自发 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 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 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 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 的话，多么暖人心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革’那股邪火就烧到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 字报也上 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 ，行动不那么自由 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由于打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 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 派’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 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去 ‘受教育’。我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 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 我看到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 。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 我看到的情况，使她放心。有一天我 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