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2 部分阅读
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本段事迹均引自《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段所引只是其中万一而已。在此，我想问问中国人：“如果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为什么日军又如此残忍野蛮？难道是‘善良的’日本人进部队后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么？”恐怕不是这样。日本部队恐怕还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蓦然间就能将如此之多的“善良的”日本人变成一群群恶魔。那么只能是日本人在进部队前（换句话说在民间时）就是一个个恶魔，在进入部队后才会如此无耻、野蛮、凶残。
正如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是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Yin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Ru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沪，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三 日本不是中国的朋友
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耻辱，可是中国依然把它当做朋友。在中国的电台上、报纸上、杂志上等等一切宣传工具上，以言论、小说、诗歌、散文等等各种形式宣传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日两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友好交流的”等等论调。可是，中日两国实在毫无友谊可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应当是：日本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绝不是我们的朋友。
日本在历史上得益于中国最大，可是它却忘恩负义地侵略中国，又使得中国受害于日本最大。这样，即使日本在1872年以前是中国的朋友，但在这年之后却绝不是中国的朋友。1937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造成了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妇女遭到凌辱。这样，中国不但不能把日本当朋友，而且永远也不要把它当朋友，相反，要把它当敌人，且是头号敌人。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这好比你以前有个朋友，后来他背叛了你，并且杀害了你的父母，抢劫了你的家产，那么即使到死，你也不会把他当作朋友，相反，会把他当作刻骨仇恨的敌人，并且发誓要复仇。
可是中国不这么做，他依然把日本当作朋友；而且从宣传的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内容之深刻及时间之久来看，日本还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谁能相信，这位最好的“朋友”却是伤害中国最大最深的人。中国像个修道的和尚，完全不会记恨别人，只知无限慈悲，无限宽容地对待一切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即使谁卑鄙地骗他，割他，污辱他，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他。中国在这点上表现得毫无骨气，而且特别昏聩。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以敌为友，抹杀了是非善恶标准。这是个懦夫兼蠢夫的国家。在中国的眼里，他永远也没有敌国；凡是国家，都是他的朋友。她发明了一个绝妙的公式：国家＝朋友。1840年至1949年间侵略中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遭受一场最大灾难的各个帝国（包括日本），现在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们当作朋友，其实这些国家与中国又有何友谊可言？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友谊。昨天大家还在谈论友谊，笑眯眯地握手，干杯，致辞，今天就成了敌人，互相痛骂，撕杀。国家比人要自私万倍，无耻万倍。人有时还讲情义，还讲廉耻，会为了友谊而舍弃利益，为了脸面而不敢卑鄙行事。而国家与国家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国家会为了利益而毫不脸红地丢弃友谊。但是，这些话只适合去说其他国家，而不适合于来说中国。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舍生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一切，她确实是认真地对待友谊的。中国确实是真心地把日本当朋友的，其中绝无假意。从中国的宣传来看，中国似乎要永远把日本当作朋友了。有人也许会怀着一线希望，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把日本当作敌人的。可是我要问，中国在受了如此蹂躏与侮辱后，还不把它看作敌人，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把它看作敌人呢？
中日两国其实从未有过友谊。但中国人认为中日两国是有友谊的，并振振有词地拿出证据：因为中日两国有数千年的交流历史。可是要知道，这数千年中，中日两国有交流的人数不到两国的万分之一。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又不大需要交流的情况下，两国交流是十分少的。就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看见过，更不用说与他们交流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交流的人如此之少，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友谊，也不能说两国之间就有友谊。实际上，两国的进行交流的人也不一定就产生了友谊，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不要幼稚地认为，交流就会产生友谊。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也进行着交流，但他们之间却没有友谊，他们之间依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所以很难说中日两国之间因有着交流就产生了友谊。
友谊是二者心灵碰撞产生的火花，而在中日两国之间又何尝见什么火花？作为朋友的两方应当是这方有难，那方帮忙；同舟共济；互相尊重；绝不会有谁欺凌谁；甚至二者之间会谱写一首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但所有这一切，在中日两国之间都找不到。
在七十余年中，日本侵略中国，割占土地，勒索赔款，抢劫财产，屠杀人民，凌辱妇女，把中国像团子似的揉捏着，于是日本成了强者，成了优秀民族，而中国成了弱者，成了三等民族。日本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软弱好欺，愚昧无知。日本经济比中国发达，科技比中国先进，这更增加了日本人自负的资本，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会歧视中国的；朋友怎会歧视朋友呢？日本老板骂起他的工人时，说，你们不要像中国工人那么懒！骂人的方法很多，何必扯到中国头上来？可见日本人已养成了歧视中国人的心理积淀和心理习惯，要不然老板骂工人时怎么那么容易扯到中国工人头上来？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的。
日本又何尝把中国当做朋友呢？而中国却把日本当做朋友，不过是乱套交情，强拉硬扯，一厢情愿而已。我实在没想到，有着悠久历史的，懂礼仪的，持重的中国会浅薄到如此程度。
一、前言
偶尔在天鹰的论坛里面看见这篇文章，觉得写得不错，所以拿来与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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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的社会（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父权制为主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特色。女性的个性与才能被长期压抑，18世纪以来女性为赢得自我的自由和权利对父权制社会进行了反抗，掀起女权主义的运动，一直到今天。20世纪是女权主义发展的高峰期，在心理、政治、哲学、文学各方面都形成多种理论。在文学方面一般称之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从20年代末由伍尔夫（v。woolf）的《自己的房间》开始，经由六十年代末的蓬勃成长，到九十年代末克里斯多娃（j。kristev）等的语言理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但把西方妇女运动带入一个新纪元，还给文学的注释和写作注入新生命、开拓新视角。
女权主义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重读经典文本，解剖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所反映的男性文化心态；二是研究女性写作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批判男性作家的文本时候多注重其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体现的性别意识。
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的性别差异是自然的，但是目前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更多的是在后者上。在父权制下，女性不是天生就成为女性，而是在社会文化预设的引导下成为女性的。西蒙·德·波伏娃的名言“one isn’t born womn，one becomes one”正是这一观点的精妙概括。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者们（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多是女性）对中国五四以来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重读，茅盾、巴金、鲁迅等大家的作品也受到了尖锐甚至是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下我们能够阅读到女性急于冲破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的痛苦和焦虑：
“男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表达的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可能还以性别面具的方式曲折地传达着男性对自我性别的确认、反思、期待。……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从女性的立场上看，是他者对女性自我的一种诱导、规范。这种诱导、规范，可能促使女性超越自我性别的主体有限性，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反思自我；但更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他律力量，对女性主体形成雅致，是女性放弃自我的主体意识而成为臣服于男性需求的第二性。……事实上，父权制社会至今的历史，男性一直是强势性别群体，男性立场文化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男性从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的对女性的性别想象、性别期待，一直在制造着虚假的女性镜像。”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里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文学中男性声音占据统治地位的典型代表。不仅武侠小说的作者往往是男性，而且小说中的世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活跃着的是一大批男侠。侠女往往是男侠身边身边的陪衬品，尖刻地说，大约就是武侠世界里用来平衡性别比例的工具。
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侠女”的形象大概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姐姐聂荣，继此之后尤其在唐宋传奇、明清小说里出现了一批侠女（或者江湖女性）的形象。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里，侠女常常成为一个性别的符号，并不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并不能与男性形象分庭抗礼，只是在阳刚的江湖世界里添上一丝阴柔的气息。而且在这些（有可能全部都是）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常常化身成两种形象：“母大虫”和“蛇蝎美人”。前者往往缺失了女性的个性特征，不客气地说，就是除了生理性别其他的都是男性的；后者则是“红颜祸水”历史观的延续和强调，是男性对女性的厌恶和压制。《水浒传》便是典型的代表：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这些上了梁山泊当了“好汉”的女性，作者吝惜于给她们笔墨，给了她们在梁山泊的位置，却没给她们血肉，甚至还丧失了女性的特征（即使是扈三娘这样美貌强大的女性，作者借由让她嫁给一个远不如她的男性以达到了贬低的目的）；阎婆惜、潘金莲这样的女性，作者渲染她们的美貌，又强调她们的水性扬花、蛇蝎心肠，向读者暗示美貌和蛇蝎心肠之间似乎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显然，这是不符合真实的。但是，在长期以来女性声音被压抑的文学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不符合真实的虚构。这是文学（美学）上的父权制。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种男性想象、虚构的虚假女性形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们总结道：“总之，美学上的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的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的和设计的东西。吉伯特（sndr m·gilbert）和古芭（susn gub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s cretion ‘penned’mn ；morever ； womn hs been ‘penned’‘penned in。’（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新派武侠的巅峰，成为武侠小说的经典文本，并且登入“主流文学”的大雅之堂。虽然金庸并没有跳出武侠小说的窠臼，他的武侠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性的世界，除了《越女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的主人公是女性以外，其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这恐怕是金庸觉得以‘义’为核心的侠魂，只有在既深情又豪放的男性侠士身上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因此，他把英雄传奇的‘专利’，归属于男性主角”，大约这也是武侠小说家以及读者的普遍心态。但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创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主角受人喜爱，配角也常常博得读者的欢心，甚至比女主角更受欢迎。这些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赢得了交口称赞，甚至是一见倾心。这些女性形象也是金庸超越传统自成大家的明证。她们被视作“新女性”的代表。
金庸小说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本文正是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一个相对集中的概括式的分析。
对金庸的情爱世界以及女性形象，正如和对金庸小说本身的评论莫衷一是一样，评论充满了矛盾和模糊。有人抨击金庸小说里的婚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所谓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的齐人之福”，“一男多女的多角恋爱，也同样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男子中心主义的‘现代表演’，是候补的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章。”《剑寒情暖读武侠》里指出“金庸小说中的爱情，实际上代表了男人的理想”，“可能是由于在男性为主体的武林世界中，女子处在被支配、弱小、卑下的地位，只能在苦苦挣扎中求得生存。”自然，也有人对金庸小说里的一夫多妻、一男多女的现象进行辩护，指出在情感以及道德的选择上金庸的男性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不仅只爱甚至只能爱一个；甚至说“为什么一个英雄身边常围绕着几个女性，……那就是可爱的男性是稀有品种，因为少，所以物以希为贵”。
陈坚、章隆江在《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及悖论》中采取中间的立场：
“（金庸）他以现代意识介入女性形象的塑造，笔下出现了一大批鲜活的有生命质感和力度的女性形象。这一切都与金庸对传统女性观的背弃和对现代女性观的肯定分不开。传统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一定程度被金庸以“人性平等”话语所解构，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妇女观的批判。
“但另一方面，金庸未能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观念的影响，毕竟传统的男权中心模式观念沉淀了几千年，成为一种潜意识无意识在自发地发挥作用。这种影响使得金庸在传统女性观上形成了悖论，一方面他力图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进行背叛、消解、解构，另一方面他又有意无意地在某些方面传承着、表达着、阐释着男性中心意识……狭隘的男性意识与开放的女性意识形成创作面貌的两个对立支点。对男性中心意识的一定程度的回归、默认、阐释必然对原先由于先进的开放的女性意识所带来的生命意识张扬过程进行着消解与颠覆，对生命、对女性的尊重与对女性的歧视、憎恶并存。”
笔者以为这算是比较恰当的评价了。
面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男性作家的作品能够逃脱“男权中心”的尖锐批判。这一方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成长于父权制社会的男性作家不可能摆脱父权制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有意识地超越时代，时代的影响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许是来自历史、社会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和强大桎梏使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一开始都采取一种紧张的、尖锐的战斗者的姿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与男作家的文本（也包括女作家深受男权意识影响的文本）之间是一种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只是一种阅读的角度，也只是阅读文本的一个切入点。对一点的否定，并不能代表否定全部。包括金庸在内的大师们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必须肯定的是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的一大批女性形象，虽然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前的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他不仅对女性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时对男性的卑微软弱的心理，父权制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赞赏女性的主动、积极、独立的生活态度。
不过，金庸在小说对男性内心的卑微、怯弱做出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武侠世界里，女性依然是男性想象的、虚构的女性形象。
这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尖锐指出：“男性作家对男性视阈有限性的超越，但并不等于男性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物面前已经萎缩了他的主体性”，“男性作家在以女性独立个性冲击男权传统藩篱方面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必定会在他的创造物上投射男性主体对女性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体现男性作家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对女性的期待；但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为人的生命逻辑，仅仅承载男性对异性的心理需求”。
二、众星拱月和孤星伴月
在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做出分析之前，先做两个比较。在上文已经提到，金庸小说里多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优秀的（比如郭靖、令狐冲、乔峰等）或者并不那么优秀（比如陈家洛、石破天、张无忌等）的男主角都处于若干（至少两位）优秀女性的包围中（尽管他们多数最终只选择一位），还有段正淳――不管是批判他的还是为他辩解的人都不能否认――他把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进行得最彻底。如果把男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众星拱月了。
与之相反，金庸小说里的女性尽管很优秀、很出色，青睐她们的男性往往就只是男主角或者男配角一位或两位。比如黄蓉，那么聪明美丽可爱娇俏的女孩，除了郭靖，还有一个就是欧阳克喜欢她了。好像天下男子都死光了。因此，假若把女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孤星伴月。
施爱东在比较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说道：“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金庸基本上坚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但还是喜欢讲述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以此取悦自己和读者。……金庸则以现代人的观念，将这种男女故事处理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英雄最后得到的，总是最符合读者审美理想、最适合英雄事业生活的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说，黄蓉的精灵古怪最能弥补郭靖的木讷，任盈盈的宽容最适合令狐冲的散漫放纵。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有人对此作出分析：“这种描写结构或许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而我更愿意再深入一点，提到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深入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虽然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已然废除，但我们的小说家与读者都给予这种一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以毫不犹豫的认同”。 《红楼梦》里紫鹃曾经揭露这种残酷的一夫多妻：“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如果更往深处想，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基础正是父权制、男权社会。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女性客体化，成为“物”，而非有思想有自我的主体。女性依附于男性，使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倪匡曾经做了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正如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
施爱东的“取悦”这两字用得很好。像宠物、奴隶一样的存在，以取悦自己的主人――男性为生，这正是历史上女性集体性的悲剧，即使在今天，女性的解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精神上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的影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能让作者和读者有愉悦的感受，那是因为潜意识里对男权的认可。相反的是，对一女多男的恋爱模式的排斥。我们可以设想，黄蓉身边围绕着一群男人，那么黄蓉还会是众多男性的梦中情人么？即使黄蓉自己坚贞，那她的清纯形象也会打个折扣。
三、移情别恋和从一而终
在金庸的小说里，当男性处于若干女性的包围中，他们也许只对当中一位一往情深，但是金庸仍然细腻描写了男性在恋爱两难选择的心情。他们道德上以及行动上只能也只会选择一个，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心里左右摇摆，装下几个女性。甚至段正淳将这种摇摆贯彻到行动。
但是，女性面对选择的时候从未有过犹豫和软弱，不会有面临多种选择时候的举棋不定。一往情深、从一而终是她们的标志。不管对方是怎样的人，第一眼看上的，那么，一直坚持到最后，至死不渝（穆念慈的悲剧就是典型的代表）。
同时，在面临爱情的缺失的时候，境况也是不一样的。男性失去爱情，会有另外的女子填补心灵的空白，他们可以在别的女性身上找到慰藉，或者还有其他事物可以寄托。比如令狐冲在得不到岳灵珊的爱情之后，作者安排了任盈盈出现在身边。虽然失去了刻骨铭心的初恋，琴箫相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但是，女性就不一样了。女性在爱情上只能一条路走到底，走到黑。生活失去了爱情，致使她们成为了魔或者可怕的恶女人，她们无法象男性一样寄托于别的事物中，也不会对别的男人身上找到慰藉。她们只能在疯狂或者仇恨中寻找自己缺失的爱情，这便是金庸小说里一大类型的女性――“情魔”――的特征。
在金庸的设想里，爱情的缺失使一个女性不能成为完整的女性，成为残缺的女性（至少不是理智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疯狂的寡妇更多是在社会伦理的约束下压抑自己本能的激｜情、欲望而性格扭曲变态，金庸笔下的情痴、情魔淡化了社会伦理的约束，或者说社会伦理是模糊的，遥远的，她们的疯狂更多来自爱情的缺失，并非压抑而是放纵。她们不停地寻找，不仅是寻找爱情，也是寻找自己的生命核心。
另外，在狭义的移情别恋上，金庸对男女的移情别恋的态度也有细微的差别。段正淳一生风流，不知道造了多少爱情孽债。最终也是死于众情人的包围里。虽然金庸也对他颇有微词，最后让他死得很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一个个死去然后才死。但是也有维护之意――“段正淳虽然用情不专，但对每一个情人却也都真诚相待。”多情而挚情，风流而不下流，这是常见的男子为自己不专一辩护的言辞。
实际上，对不仅一个异性动心，这是人之常情，比如金庸在把握张无忌周旋于几个女子之间的微妙心理上就很有独到之处，也体现了金庸对人性的洞察力。在历来的文学作品中（不仅是金庸的），对男性的这种境况即使有道德上的谴责也会有宽恕的余地，甚至有文人以风流自赏。但是，同样是人之常情，作者却常常给予女性严苛的道德谴责和审判，即使是能够超越一般社会认知去同情、理解女性的大家。在金庸笔下，移情别恋的岳灵珊的不幸结局便是一个例证，对已婚妇女的批判更是严厉。身为人妇的马春花和南兰最终的结局都是不幸的――因为她们被丈夫以外的异性吸引，做出不符合妻子、母亲规范的行为。她们违背了男权社会里女子神圣的义务，因此，尽管从动机方面来说，她们是逃离自己不幸的婚姻，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是她们必然落个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下场。在《飞狐外传》里，金庸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唉，青年男女的热情，不一定是美丽的。”这句话出现在描述马春花和福康安在花园里的时候，在美丽的画面后是作者本人遮掩不住的厌恶。
在这种移情别恋的叙事模式上，金庸也没有摆脱“一个失意的男人会遇上一个好女人，一个移情别恋的女人终将遇上一个坏男人”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正隐藏着男权社会里被女性伤害的男性的自我怜惜以及对被纳入男权意识规范的女性的告诫。
实际上，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对男性的宽容和对女性的苛刻有着强烈的男权意识的痕迹。将女性是为所有物的态度引发对女性忠贞的苛刻要求。男性在女性身上打下忠贞的烙印，不仅在现实里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同时在文学作品里创造出男性想象的美好女性――她们也许各具特色，但是无一不对伴侣忠贞。这种男性心理的投射既是对女性物化、忽视她们的主体性的结果，也是对女性的精神禁锢。
穆念慈的悲剧博取了读者的哀叹和眼泪，我们会说她爱错了人，但是我们赞赏她的忠贞，正是忠贞让穆念慈成为一位美好的悲剧女性。她的忠贞无错，只是选错了对象。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对她的哀叹和怜惜中都隐约包含着对她的忠贞的欣赏和嘉许。这正是一个叙事和阅读里的矛盾：忠贞毁灭了穆念慈，也造就了穆念慈。却没人想过，这样的忠贞是否真的符合女性的生命逻辑。
在对移情别恋的道德审判里，女性是作为缺席的被告出现的，她的声音淹没在一片男性权威话语里。当面对男性的移情别恋，这个时候被背叛的女性成为了这次道德审判的原告。她们采取一种奇特的报复手段来谴责丈夫/恋人的背叛：
“那女人缓缓走近，转过身去。段延庆见到了她的侧面，脸上白得没半点血色。忽然听到她轻轻地、喃喃地说起话来：‘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人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洒脱不羁，有几分黄药师藐视礼教的邪气的黄蓉在得知郭靖要娶华筝的时候说道：“他要娶别人，那我也嫁别人。”她的父亲黄药师道：“哈，桃花岛的女儿不能吃亏，那倒也不错。”
一个端庄守礼的王妃，一个有几分邪气藐视礼教的少女，在选择报复的手段的时候却有惊人的一致。把身体做为报复的工具。这种你不忠我就不贞的貌似的平等下面，隐藏着一个最大的不平等：潜意识里把女性的身体划为男性的附属物。物品受到了糟蹋，那么原本的主人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也是最无理的逻辑。段正淳在不忠里享受的是风流快活，而刀白凤在不贞里忍受的是愤怒、耻辱，简直是一种最悲惨的自虐。刀白凤的自白、黄蓉的赌气让作者以及读者都怀有恻隐之心，同情她们的苦楚。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她们的内心坚守着对爱人的忠贞。
同时，这里也有一个疑问，这是女性的普遍心理的描摹？还是男性作家替代缺席的原告发话呢？
四、爱情动物
虽然金庸的大部分小说的历史背景可考，但原本历史上存在的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等都被刻意淡化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自由的精神得到张扬。因此，金庸笔下的女性不再像五四时期的小说里的女性一样承担起反封建、反压迫的任务。相对的，她们的生命更自由、更轻松。这些美好的生命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最让人向往的。当女性和爱情结合能够爆发出最耀眼最撼动人心的光芒。必须感谢金庸，他创造那么多的美丽女性，那么多的爱情童话。金庸的深刻洞察力使得他把爱情故事超越了一般的言情小说，( 诱惑之道途 http://www.xlawen.org/kan/2274/ )
正如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是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Yin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Ru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沪，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三 日本不是中国的朋友
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耻辱，可是中国依然把它当做朋友。在中国的电台上、报纸上、杂志上等等一切宣传工具上，以言论、小说、诗歌、散文等等各种形式宣传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日两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友好交流的”等等论调。可是，中日两国实在毫无友谊可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应当是：日本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绝不是我们的朋友。
日本在历史上得益于中国最大，可是它却忘恩负义地侵略中国，又使得中国受害于日本最大。这样，即使日本在1872年以前是中国的朋友，但在这年之后却绝不是中国的朋友。1937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造成了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妇女遭到凌辱。这样，中国不但不能把日本当朋友，而且永远也不要把它当朋友，相反，要把它当敌人，且是头号敌人。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这好比你以前有个朋友，后来他背叛了你，并且杀害了你的父母，抢劫了你的家产，那么即使到死，你也不会把他当作朋友，相反，会把他当作刻骨仇恨的敌人，并且发誓要复仇。
可是中国不这么做，他依然把日本当作朋友；而且从宣传的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内容之深刻及时间之久来看，日本还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谁能相信，这位最好的“朋友”却是伤害中国最大最深的人。中国像个修道的和尚，完全不会记恨别人，只知无限慈悲，无限宽容地对待一切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即使谁卑鄙地骗他，割他，污辱他，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他。中国在这点上表现得毫无骨气，而且特别昏聩。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以敌为友，抹杀了是非善恶标准。这是个懦夫兼蠢夫的国家。在中国的眼里，他永远也没有敌国；凡是国家，都是他的朋友。她发明了一个绝妙的公式：国家＝朋友。1840年至1949年间侵略中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遭受一场最大灾难的各个帝国（包括日本），现在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们当作朋友，其实这些国家与中国又有何友谊可言？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友谊。昨天大家还在谈论友谊，笑眯眯地握手，干杯，致辞，今天就成了敌人，互相痛骂，撕杀。国家比人要自私万倍，无耻万倍。人有时还讲情义，还讲廉耻，会为了友谊而舍弃利益，为了脸面而不敢卑鄙行事。而国家与国家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国家会为了利益而毫不脸红地丢弃友谊。但是，这些话只适合去说其他国家，而不适合于来说中国。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舍生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一切，她确实是认真地对待友谊的。中国确实是真心地把日本当朋友的，其中绝无假意。从中国的宣传来看，中国似乎要永远把日本当作朋友了。有人也许会怀着一线希望，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把日本当作敌人的。可是我要问，中国在受了如此蹂躏与侮辱后，还不把它看作敌人，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把它看作敌人呢？
中日两国其实从未有过友谊。但中国人认为中日两国是有友谊的，并振振有词地拿出证据：因为中日两国有数千年的交流历史。可是要知道，这数千年中，中日两国有交流的人数不到两国的万分之一。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又不大需要交流的情况下，两国交流是十分少的。就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看见过，更不用说与他们交流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交流的人如此之少，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友谊，也不能说两国之间就有友谊。实际上，两国的进行交流的人也不一定就产生了友谊，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不要幼稚地认为，交流就会产生友谊。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也进行着交流，但他们之间却没有友谊，他们之间依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所以很难说中日两国之间因有着交流就产生了友谊。
友谊是二者心灵碰撞产生的火花，而在中日两国之间又何尝见什么火花？作为朋友的两方应当是这方有难，那方帮忙；同舟共济；互相尊重；绝不会有谁欺凌谁；甚至二者之间会谱写一首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但所有这一切，在中日两国之间都找不到。
在七十余年中，日本侵略中国，割占土地，勒索赔款，抢劫财产，屠杀人民，凌辱妇女，把中国像团子似的揉捏着，于是日本成了强者，成了优秀民族，而中国成了弱者，成了三等民族。日本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软弱好欺，愚昧无知。日本经济比中国发达，科技比中国先进，这更增加了日本人自负的资本，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会歧视中国的；朋友怎会歧视朋友呢？日本老板骂起他的工人时，说，你们不要像中国工人那么懒！骂人的方法很多，何必扯到中国头上来？可见日本人已养成了歧视中国人的心理积淀和心理习惯，要不然老板骂工人时怎么那么容易扯到中国工人头上来？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的。
日本又何尝把中国当做朋友呢？而中国却把日本当做朋友，不过是乱套交情，强拉硬扯，一厢情愿而已。我实在没想到，有着悠久历史的，懂礼仪的，持重的中国会浅薄到如此程度。
一、前言
偶尔在天鹰的论坛里面看见这篇文章，觉得写得不错，所以拿来与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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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的社会（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父权制为主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特色。女性的个性与才能被长期压抑，18世纪以来女性为赢得自我的自由和权利对父权制社会进行了反抗，掀起女权主义的运动，一直到今天。20世纪是女权主义发展的高峰期，在心理、政治、哲学、文学各方面都形成多种理论。在文学方面一般称之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从20年代末由伍尔夫（v。woolf）的《自己的房间》开始，经由六十年代末的蓬勃成长，到九十年代末克里斯多娃（j。kristev）等的语言理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但把西方妇女运动带入一个新纪元，还给文学的注释和写作注入新生命、开拓新视角。
女权主义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重读经典文本，解剖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所反映的男性文化心态；二是研究女性写作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批判男性作家的文本时候多注重其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体现的性别意识。
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的性别差异是自然的，但是目前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更多的是在后者上。在父权制下，女性不是天生就成为女性，而是在社会文化预设的引导下成为女性的。西蒙·德·波伏娃的名言“one isn’t born womn，one becomes one”正是这一观点的精妙概括。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者们（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多是女性）对中国五四以来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重读，茅盾、巴金、鲁迅等大家的作品也受到了尖锐甚至是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下我们能够阅读到女性急于冲破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的痛苦和焦虑：
“男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表达的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可能还以性别面具的方式曲折地传达着男性对自我性别的确认、反思、期待。……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从女性的立场上看，是他者对女性自我的一种诱导、规范。这种诱导、规范，可能促使女性超越自我性别的主体有限性，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反思自我；但更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他律力量，对女性主体形成雅致，是女性放弃自我的主体意识而成为臣服于男性需求的第二性。……事实上，父权制社会至今的历史，男性一直是强势性别群体，男性立场文化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男性从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的对女性的性别想象、性别期待，一直在制造着虚假的女性镜像。”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里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文学中男性声音占据统治地位的典型代表。不仅武侠小说的作者往往是男性，而且小说中的世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活跃着的是一大批男侠。侠女往往是男侠身边身边的陪衬品，尖刻地说，大约就是武侠世界里用来平衡性别比例的工具。
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侠女”的形象大概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姐姐聂荣，继此之后尤其在唐宋传奇、明清小说里出现了一批侠女（或者江湖女性）的形象。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里，侠女常常成为一个性别的符号，并不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并不能与男性形象分庭抗礼，只是在阳刚的江湖世界里添上一丝阴柔的气息。而且在这些（有可能全部都是）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常常化身成两种形象：“母大虫”和“蛇蝎美人”。前者往往缺失了女性的个性特征，不客气地说，就是除了生理性别其他的都是男性的；后者则是“红颜祸水”历史观的延续和强调，是男性对女性的厌恶和压制。《水浒传》便是典型的代表：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这些上了梁山泊当了“好汉”的女性，作者吝惜于给她们笔墨，给了她们在梁山泊的位置，却没给她们血肉，甚至还丧失了女性的特征（即使是扈三娘这样美貌强大的女性，作者借由让她嫁给一个远不如她的男性以达到了贬低的目的）；阎婆惜、潘金莲这样的女性，作者渲染她们的美貌，又强调她们的水性扬花、蛇蝎心肠，向读者暗示美貌和蛇蝎心肠之间似乎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显然，这是不符合真实的。但是，在长期以来女性声音被压抑的文学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不符合真实的虚构。这是文学（美学）上的父权制。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种男性想象、虚构的虚假女性形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们总结道：“总之，美学上的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的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的和设计的东西。吉伯特（sndr m·gilbert）和古芭（susn gub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s cretion ‘penned’mn ；morever ； womn hs been ‘penned’‘penned in。’（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新派武侠的巅峰，成为武侠小说的经典文本，并且登入“主流文学”的大雅之堂。虽然金庸并没有跳出武侠小说的窠臼，他的武侠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性的世界，除了《越女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的主人公是女性以外，其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这恐怕是金庸觉得以‘义’为核心的侠魂，只有在既深情又豪放的男性侠士身上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因此，他把英雄传奇的‘专利’，归属于男性主角”，大约这也是武侠小说家以及读者的普遍心态。但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创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主角受人喜爱，配角也常常博得读者的欢心，甚至比女主角更受欢迎。这些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赢得了交口称赞，甚至是一见倾心。这些女性形象也是金庸超越传统自成大家的明证。她们被视作“新女性”的代表。
金庸小说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本文正是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一个相对集中的概括式的分析。
对金庸的情爱世界以及女性形象，正如和对金庸小说本身的评论莫衷一是一样，评论充满了矛盾和模糊。有人抨击金庸小说里的婚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所谓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的齐人之福”，“一男多女的多角恋爱，也同样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男子中心主义的‘现代表演’，是候补的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章。”《剑寒情暖读武侠》里指出“金庸小说中的爱情，实际上代表了男人的理想”，“可能是由于在男性为主体的武林世界中，女子处在被支配、弱小、卑下的地位，只能在苦苦挣扎中求得生存。”自然，也有人对金庸小说里的一夫多妻、一男多女的现象进行辩护，指出在情感以及道德的选择上金庸的男性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不仅只爱甚至只能爱一个；甚至说“为什么一个英雄身边常围绕着几个女性，……那就是可爱的男性是稀有品种，因为少，所以物以希为贵”。
陈坚、章隆江在《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及悖论》中采取中间的立场：
“（金庸）他以现代意识介入女性形象的塑造，笔下出现了一大批鲜活的有生命质感和力度的女性形象。这一切都与金庸对传统女性观的背弃和对现代女性观的肯定分不开。传统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一定程度被金庸以“人性平等”话语所解构，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妇女观的批判。
“但另一方面，金庸未能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观念的影响，毕竟传统的男权中心模式观念沉淀了几千年，成为一种潜意识无意识在自发地发挥作用。这种影响使得金庸在传统女性观上形成了悖论，一方面他力图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进行背叛、消解、解构，另一方面他又有意无意地在某些方面传承着、表达着、阐释着男性中心意识……狭隘的男性意识与开放的女性意识形成创作面貌的两个对立支点。对男性中心意识的一定程度的回归、默认、阐释必然对原先由于先进的开放的女性意识所带来的生命意识张扬过程进行着消解与颠覆，对生命、对女性的尊重与对女性的歧视、憎恶并存。”
笔者以为这算是比较恰当的评价了。
面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男性作家的作品能够逃脱“男权中心”的尖锐批判。这一方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成长于父权制社会的男性作家不可能摆脱父权制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有意识地超越时代，时代的影响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许是来自历史、社会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和强大桎梏使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一开始都采取一种紧张的、尖锐的战斗者的姿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与男作家的文本（也包括女作家深受男权意识影响的文本）之间是一种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只是一种阅读的角度，也只是阅读文本的一个切入点。对一点的否定，并不能代表否定全部。包括金庸在内的大师们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必须肯定的是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的一大批女性形象，虽然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前的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他不仅对女性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时对男性的卑微软弱的心理，父权制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赞赏女性的主动、积极、独立的生活态度。
不过，金庸在小说对男性内心的卑微、怯弱做出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武侠世界里，女性依然是男性想象的、虚构的女性形象。
这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尖锐指出：“男性作家对男性视阈有限性的超越，但并不等于男性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物面前已经萎缩了他的主体性”，“男性作家在以女性独立个性冲击男权传统藩篱方面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必定会在他的创造物上投射男性主体对女性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体现男性作家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对女性的期待；但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为人的生命逻辑，仅仅承载男性对异性的心理需求”。
二、众星拱月和孤星伴月
在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做出分析之前，先做两个比较。在上文已经提到，金庸小说里多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优秀的（比如郭靖、令狐冲、乔峰等）或者并不那么优秀（比如陈家洛、石破天、张无忌等）的男主角都处于若干（至少两位）优秀女性的包围中（尽管他们多数最终只选择一位），还有段正淳――不管是批判他的还是为他辩解的人都不能否认――他把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进行得最彻底。如果把男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众星拱月了。
与之相反，金庸小说里的女性尽管很优秀、很出色，青睐她们的男性往往就只是男主角或者男配角一位或两位。比如黄蓉，那么聪明美丽可爱娇俏的女孩，除了郭靖，还有一个就是欧阳克喜欢她了。好像天下男子都死光了。因此，假若把女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孤星伴月。
施爱东在比较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说道：“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金庸基本上坚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但还是喜欢讲述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以此取悦自己和读者。……金庸则以现代人的观念，将这种男女故事处理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英雄最后得到的，总是最符合读者审美理想、最适合英雄事业生活的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说，黄蓉的精灵古怪最能弥补郭靖的木讷，任盈盈的宽容最适合令狐冲的散漫放纵。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有人对此作出分析：“这种描写结构或许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而我更愿意再深入一点，提到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深入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虽然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已然废除，但我们的小说家与读者都给予这种一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以毫不犹豫的认同”。 《红楼梦》里紫鹃曾经揭露这种残酷的一夫多妻：“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如果更往深处想，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基础正是父权制、男权社会。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女性客体化，成为“物”，而非有思想有自我的主体。女性依附于男性，使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倪匡曾经做了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正如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
施爱东的“取悦”这两字用得很好。像宠物、奴隶一样的存在，以取悦自己的主人――男性为生，这正是历史上女性集体性的悲剧，即使在今天，女性的解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精神上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的影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能让作者和读者有愉悦的感受，那是因为潜意识里对男权的认可。相反的是，对一女多男的恋爱模式的排斥。我们可以设想，黄蓉身边围绕着一群男人，那么黄蓉还会是众多男性的梦中情人么？即使黄蓉自己坚贞，那她的清纯形象也会打个折扣。
三、移情别恋和从一而终
在金庸的小说里，当男性处于若干女性的包围中，他们也许只对当中一位一往情深，但是金庸仍然细腻描写了男性在恋爱两难选择的心情。他们道德上以及行动上只能也只会选择一个，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心里左右摇摆，装下几个女性。甚至段正淳将这种摇摆贯彻到行动。
但是，女性面对选择的时候从未有过犹豫和软弱，不会有面临多种选择时候的举棋不定。一往情深、从一而终是她们的标志。不管对方是怎样的人，第一眼看上的，那么，一直坚持到最后，至死不渝（穆念慈的悲剧就是典型的代表）。
同时，在面临爱情的缺失的时候，境况也是不一样的。男性失去爱情，会有另外的女子填补心灵的空白，他们可以在别的女性身上找到慰藉，或者还有其他事物可以寄托。比如令狐冲在得不到岳灵珊的爱情之后，作者安排了任盈盈出现在身边。虽然失去了刻骨铭心的初恋，琴箫相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但是，女性就不一样了。女性在爱情上只能一条路走到底，走到黑。生活失去了爱情，致使她们成为了魔或者可怕的恶女人，她们无法象男性一样寄托于别的事物中，也不会对别的男人身上找到慰藉。她们只能在疯狂或者仇恨中寻找自己缺失的爱情，这便是金庸小说里一大类型的女性――“情魔”――的特征。
在金庸的设想里，爱情的缺失使一个女性不能成为完整的女性，成为残缺的女性（至少不是理智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疯狂的寡妇更多是在社会伦理的约束下压抑自己本能的激｜情、欲望而性格扭曲变态，金庸笔下的情痴、情魔淡化了社会伦理的约束，或者说社会伦理是模糊的，遥远的，她们的疯狂更多来自爱情的缺失，并非压抑而是放纵。她们不停地寻找，不仅是寻找爱情，也是寻找自己的生命核心。
另外，在狭义的移情别恋上，金庸对男女的移情别恋的态度也有细微的差别。段正淳一生风流，不知道造了多少爱情孽债。最终也是死于众情人的包围里。虽然金庸也对他颇有微词，最后让他死得很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一个个死去然后才死。但是也有维护之意――“段正淳虽然用情不专，但对每一个情人却也都真诚相待。”多情而挚情，风流而不下流，这是常见的男子为自己不专一辩护的言辞。
实际上，对不仅一个异性动心，这是人之常情，比如金庸在把握张无忌周旋于几个女子之间的微妙心理上就很有独到之处，也体现了金庸对人性的洞察力。在历来的文学作品中（不仅是金庸的），对男性的这种境况即使有道德上的谴责也会有宽恕的余地，甚至有文人以风流自赏。但是，同样是人之常情，作者却常常给予女性严苛的道德谴责和审判，即使是能够超越一般社会认知去同情、理解女性的大家。在金庸笔下，移情别恋的岳灵珊的不幸结局便是一个例证，对已婚妇女的批判更是严厉。身为人妇的马春花和南兰最终的结局都是不幸的――因为她们被丈夫以外的异性吸引，做出不符合妻子、母亲规范的行为。她们违背了男权社会里女子神圣的义务，因此，尽管从动机方面来说，她们是逃离自己不幸的婚姻，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是她们必然落个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下场。在《飞狐外传》里，金庸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唉，青年男女的热情，不一定是美丽的。”这句话出现在描述马春花和福康安在花园里的时候，在美丽的画面后是作者本人遮掩不住的厌恶。
在这种移情别恋的叙事模式上，金庸也没有摆脱“一个失意的男人会遇上一个好女人，一个移情别恋的女人终将遇上一个坏男人”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正隐藏着男权社会里被女性伤害的男性的自我怜惜以及对被纳入男权意识规范的女性的告诫。
实际上，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对男性的宽容和对女性的苛刻有着强烈的男权意识的痕迹。将女性是为所有物的态度引发对女性忠贞的苛刻要求。男性在女性身上打下忠贞的烙印，不仅在现实里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同时在文学作品里创造出男性想象的美好女性――她们也许各具特色，但是无一不对伴侣忠贞。这种男性心理的投射既是对女性物化、忽视她们的主体性的结果，也是对女性的精神禁锢。
穆念慈的悲剧博取了读者的哀叹和眼泪，我们会说她爱错了人，但是我们赞赏她的忠贞，正是忠贞让穆念慈成为一位美好的悲剧女性。她的忠贞无错，只是选错了对象。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对她的哀叹和怜惜中都隐约包含着对她的忠贞的欣赏和嘉许。这正是一个叙事和阅读里的矛盾：忠贞毁灭了穆念慈，也造就了穆念慈。却没人想过，这样的忠贞是否真的符合女性的生命逻辑。
在对移情别恋的道德审判里，女性是作为缺席的被告出现的，她的声音淹没在一片男性权威话语里。当面对男性的移情别恋，这个时候被背叛的女性成为了这次道德审判的原告。她们采取一种奇特的报复手段来谴责丈夫/恋人的背叛：
“那女人缓缓走近，转过身去。段延庆见到了她的侧面，脸上白得没半点血色。忽然听到她轻轻地、喃喃地说起话来：‘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人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洒脱不羁，有几分黄药师藐视礼教的邪气的黄蓉在得知郭靖要娶华筝的时候说道：“他要娶别人，那我也嫁别人。”她的父亲黄药师道：“哈，桃花岛的女儿不能吃亏，那倒也不错。”
一个端庄守礼的王妃，一个有几分邪气藐视礼教的少女，在选择报复的手段的时候却有惊人的一致。把身体做为报复的工具。这种你不忠我就不贞的貌似的平等下面，隐藏着一个最大的不平等：潜意识里把女性的身体划为男性的附属物。物品受到了糟蹋，那么原本的主人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也是最无理的逻辑。段正淳在不忠里享受的是风流快活，而刀白凤在不贞里忍受的是愤怒、耻辱，简直是一种最悲惨的自虐。刀白凤的自白、黄蓉的赌气让作者以及读者都怀有恻隐之心，同情她们的苦楚。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她们的内心坚守着对爱人的忠贞。
同时，这里也有一个疑问，这是女性的普遍心理的描摹？还是男性作家替代缺席的原告发话呢？
四、爱情动物
虽然金庸的大部分小说的历史背景可考，但原本历史上存在的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等都被刻意淡化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自由的精神得到张扬。因此，金庸笔下的女性不再像五四时期的小说里的女性一样承担起反封建、反压迫的任务。相对的，她们的生命更自由、更轻松。这些美好的生命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最让人向往的。当女性和爱情结合能够爆发出最耀眼最撼动人心的光芒。必须感谢金庸，他创造那么多的美丽女性，那么多的爱情童话。金庸的深刻洞察力使得他把爱情故事超越了一般的言情小说，( 诱惑之道途 http://www.xlawen.org/kan/2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