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3 部分阅读
提升到人性的高度上，正如孔庆东所说：“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
当金庸笔下的女性在爱情里绽放出最美丽的生命之花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她们生命的苍白无力。金庸在爱情中解放了女性，同时又禁锢了女性。
爱情的失落导致了李莫愁、何红药的疯魔，爱情的忠贞导致了穆念慈的悲剧，在这些女性的身上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将爱情进行到底。在她们的生命里，爱情是生命的核心也是生命的意义。女性和爱情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在一些研究金庸小说的女性角色的论著里将女性一一归类中可以看出。有人将其分为六类：“偏爱薄情郎的女人”、“把同类当敌人的女人”、“不满婚姻的女人”、“因情而成疯魔的女人”、“不甘雌伏的女人”、“只爱心中幻想的女人”；有人则分为“纯情女”“痴情女”“怨妇”“魔女”。从这些女性的类型我们可以几乎可以得到一个等式：女性=爱情。实际上，从“情女”这个对金庸小说女性的总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爱情在金庸小说的女性生命里占据了多大的分量。
几乎所有研究金庸小说女性形象的论著里都认识并总结了这一点：“爱情，成为金庸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全部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构成了金庸小说中女性的全部生活内容”，“其生命的原动力，都是一个‘情’字”。
“女性=爱情”这个等式更确切的表达是“女性=爱情动物”。在描写众多女性的时候，金庸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女人是爱情动物。爱情是她们生命的中心，失去了这个中心她们会变得疯狂而变态，在金庸小说里这种变化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失去或者得不到爱情（男性一方的回应），那就两条路：发疯（如李莫愁、何红药）或者死亡（如程灵素），还有像李文秀、郭襄、陆无双、程英这样永远怀着一个爱人的影子孤独地活下去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只是一群活死人。
“女性=爱情动物”这个等式是金庸创作女性的前提，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金庸赋予不同女性以不同的侧面，塑造出一群性格各异的女性角色。但是，她们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她们都是一个男性所想象的女性的本质的不同侧面的诠释。这个本质在金庸笔下规定成：女性的本质是爱情动物。在众多文本里，男性很少能够提炼出一个本质来，但是女性则不然。她们的血肉是附属在某种本质上，或者说她们“仍然是那个因为没有所指或所指物，因此可以根据社会观念、时代思潮、文化密码及流行口味时尚来抽出或填入意义的纯粹载体。”
这种把女性抽象成一种本质的载体，正是男权意识深重的影响。物化、客体化的女性意味着她们能够成为某种本质或者意义的载体。在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体的想象里，女性是可以被界定、被归类、被提炼的。女权主义者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男性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定义：“男人可以在其合理选择的过程中组建自己的未来，而女性的本性则决定了她的行为，限制了她的思维，使她永远只能依靠情而渡过一生……她总是被认为是某种本质的东西，不可避免……尽管男人对她的本质特征的解释有多种多样，但她总是客体受到其它自然或非自然现象控制的次等混合物。”“女性一旦不仅在社会职能而且在男性想象中成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物品，便获得了某种秩序内的安顿。因为父子们借此把原本很难把握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生理上的异己固定在一个可把握的位置上，把本来也许是不可理喻的异性群体幻化为一种不必理喻的对象。”
如果说金庸还是用一系列女性形象来诠释他的“女性=爱情动物”，那么陈墨在《金庸小说人论》里从对金庸女性扩大到对普遍的女性的定义和界定正体现了男权意识对女性赤裸裸的“话语暴力”：
“女人为爱情而生，视爱情高于一切。爱情这东西既然拒绝理性的加入，势必格外的罗曼蒂克。女性所渴望的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渴望那种罗曼蒂克的‘情趣’。”
“用道德标准来责怪南兰是没用的。她这样做纯粹是天性使然，不由自主。想让女性把道德价值放在背上，那已经很是荒唐；而要把道德价值放在爱情冲动中的女性心上，那更是荒唐至极。”
这是一种怎样简单而片面的对女性的解读。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下，女性作为男性目光的承受者，成为单纯的被凝视的客体。在看与被看的过程，男性被确立成主体，女性被确定成客体。看与被看的结果就是女性作为客体得到男性想当然的解读和阐释。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世界里女性得到这种粗暴的解读甚至只能作为在场的缺席者默认这种解读。
日常生活里的女性是围绕着锅炉瓢勺打转（虽然现在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观），在金庸小说里女性变成围绕着爱情打转。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世俗到罗曼蒂克的高雅，并不能掩盖男权意识里女性的地位――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围绕着爱情打转的女性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着爱情的中心对象――男性打转。黄蓉、任盈盈们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郭靖、令狐冲们的身上，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女性为了爱情奋不顾身，这是因为对象与爱情的合二为一。但是，当爱情的对象和作者理想中的男性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的女性往往遭到贬抑。背离了丈夫的南兰、马春花被人视作水性杨花的坏女人，从传统的婚姻道德的角度来看是她们不受妇德，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南兰、马春花的婚姻并不是自我意志的选择，她们的婚姻并没有爱情的基础。实际上，她们抛弃丈夫、女儿的动机在于田公子、福公子身上找到了爱情。同样是追求爱情，但是黄蓉和南兰的遭际是天壤之别。如果说南兰、马春花身上有婚姻的约束，那没有婚姻的约束的阿珂呢？她几乎人见人厌，脾气坏、性格差，而且有眼无珠。她追求她的爱情，但是她爱的对象并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形象，连带着她的爱情也被否定。如此看来，金庸小说里的女性与其说是围绕着爱情打转，不如说是围绕着男性打转。
在金庸的小说里，女性自己的生活世界被提炼成单纯的“男性――女性”关系。其余的退居此后，女性与女性之间几乎没有友谊的存在，女性之间互动的关系简直就只有一种――“情敌”，这仍然是围绕着男性发生的次要关系（看段延庆身边的几位情人就知道了，她们一辈子都围绕着段郎打转，一直处于失去段郎的焦虑和别的女人抢走段郎的憎恨中，不仅如此，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也拉入这种焦虑和憎恨里，母女的关系被简化为女儿协助母亲完成心愿的关系）。我们看不见女性之间的友谊，看不到女性之间的依恋，在笔者看来，女性之间的友情的魅力一点都不比男性之间的友情少多少。
她们不需要事业（霍青桐事业的成功反而成为她失去爱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需要兴趣（她们的才华只是女性美好形象的点缀，或者成为辅助男性成功的工具，她们缺少像江南四友那样发自内心的对艺术的热爱）、也不需要同性朋友、亲情（赵敏为张无忌背叛自己的家庭民族显得十分轻松简单，不像男性脱离自己原本隶属的世界充满痛苦和挣扎），也缺少权力、金钱等欲望。她们的内心世界比起男性来简单平面得多。她们的内心不存在自我分裂，一旦选定了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往往是男性），她们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会产生疑问，也不会产生动摇。她们的坚定和忠贞使得她们不能像男性角色因为精神上的自我分裂、自我拷问形成痛苦而富有魅力的人格张力，成为立体的雕塑，而非平面的线条画。这种女性的本质化、简单化注定了女性只能成为作者的扩音筒，成为男Xing欲望心理投射的回音壁，传达作者的声音，而不具有自己的声音。
虽然金庸笔下的女性，追求爱情，赢取爱情上的独立，被人称颂为“新女性”，但是她们缺少真正的人格独立，仍然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人。她们依然是男性想象的幻影，男性虚构的符号。
自然，“爱情动物”这样对女性本质的简单定义也与现实社会有关。千年以来女性的社会角色决定了能否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关系到她一生的幸福或痛苦。这种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现实使得女性不得不把男女间的爱情的实现，视作人生的最高理想。爱情与女性如此紧密联系，以致在与女性相关的传统文本中也如此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往往把爱情浪漫化、神话化。在文本里，爱情不仅是女性焕发魅力的源头，也是女性遭受痛苦的根源。她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几乎都是由爱情的得失引起。而在男人的爱中受苦几乎被视为女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不仅是男性作家这么写，而且以往、当前的不少女性作家也这么写。“这些极为不同的女性形象均逃离不了爱与死（或疯狂）这个典型男性创作主题的支配而成为他们的精神祭品的命运。在男性的笔下，女性为爱情而奉献、牺牲或者发疯是常见的，这些走向自我失落或毁灭的女性都被视为是神圣的、崇高的和伟大的或是可怜的，要么受到歌颂、要么受到怜悯。这些女性形象虽是男性作家心理投射的产物，但却反映女性灾难性文化中的现实生存困境。”
五、扮演角色的女性
这些追求爱情的美好女性身上最大程度相似的大约除了对爱情的执着以外就是无私了。金庸小说里的女主角无一例外是为情人无私奉献（包括隐忍退让，不让情人左右为难）的女性，我们可以扳着手指头一一细数：霍青桐、香香公主、阿九、焦姑娘、黄蓉、穆念慈、小龙女、小昭、程灵素、李文秀、王语嫣、阿朱、任盈盈、岳灵珊、双儿……爱情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可以激发人的一切潜能，“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如果考察这些女性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的背后，我们隐约可见掩藏的男性对女性的形象期待。
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对女性的定位不是有自我意识的性别个体，而是扮演某种社会角色的无自我意识的个体。而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往往是依附于男性的：为人女、为人Qi、为人母。在爱情和婚姻中，作为恋人、妻子的女性往往是被定位为“贤内助”。古有《释名》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后也，言在后不敢以副言也；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内子，在闺门之内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妇，妇，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也；士庶人曰妻，夫贱不足以尊称，故齐等言也。”
父权制的社会里的女性，被男性严格控制住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她们被男性定义的美德就是循规蹈矩地完成为人女、为人Qi、为人母这样单一的责任。这也是她们生命的最大目标。至于展露个人才华与个人尊严这样充满自我意识的行为与她们绝缘。她们的爱是母性的，利他的，“是一种由文化界定和统治的爱；而男性是自我主义的，这是他们创造、成就和野心的力量，所以他们要把女性无私的爱合理化”。
无私的代表就是女性生来具有的母性。不可否认的事，母性是女性具备的最美好的气质之一。在金庸眼里，即使是疯魔的李莫愁人见人怕，但当她流露出一丝母亲的天性的时候，她的形象也变得美好了起来：“杨过见她凝望着婴儿，脸上有时微笑，有时愁苦，忽而激动，忽而平和，像是心中正自思潮起伏，念起平生之事。杨过不明白她的身世，只曾听程英和陆无双约略说过一些，想她行事如此狠毒片剂，必因经历过一番极大的困苦，自己一直恨她恼她，此时不由得微生怜悯之意。”
母亲的形象在文学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笔。西方文学里经常出现“大母亲”的形象，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大母亲”的形象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话――慈爱、温柔，又强悍、可怖。描述“大母亲”的笔端常常带有赞美又带有畏惧、恐惧，以及反抗的渴望的情绪，“劳伦斯对母亲形象的两极创作模式承袭了父权社会男性作家对母亲的双重态度：她既是众生之源、又是毁灭之根；既是善良的体现，又是邪恶的化身；既是圣母玛利亚，又是堕落诱惑的夏娃。……为感恩于生命的赐予者，男性把最美的言辞献给了母亲。但是，男性的自尊不容他们消融于母爱之中。他们把母亲的固恋视为自我人格发展的障碍，认为它贬损了男性气概。这种对母亲爱与恨交织的心态使男性作家把母亲框入天使――魔鬼的镜象。”
在金庸的小说里，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是很少的，也不是重要的。金庸的母亲形象是投射在那些恋人、妻子的身上。当然，在金庸笔下，“大母亲”变成了“小母亲”，她们有男性最欣赏最乐意亲近的母性，又温柔可人，没有西方文学里大母亲的凶悍可怖。母性和温顺的品质混合在一起，就形成这些具有民族传统审美观点的女性形象。既然能够让受伤的男人得到温柔的呵护，又能让男人有英雄的感受。
在金庸小说的成长模式里，英雄的成长离不开身边的女性，最典型的例子是黄蓉与郭靖，任盈盈和令狐冲，小龙女和杨过。这些英雄的成长模式里不仅缺少生父的在场，而且缺少母亲的在场。他们的恋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考察郭靖、令狐冲、杨过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黄蓉、任盈盈、小龙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遇见黄蓉是郭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正是黄蓉费尽心思，让郭靖拜在当时四大高手之一――洪七公门下，为郭靖走上一流高手之路铺下最关键的一步，其后处处用自己的聪慧帮助郭靖，一步步地推动了郭靖辉煌的人生。至于令狐冲，在他人生最潦倒、最失意的时候他遇上了“婆婆”（这个称呼已经带有一种视之为母亲的意味），如果不是任盈盈，恐怕令狐冲不但难以笑傲江湖，自己的生命也难以保得。而且在这种成长中，女性不仅赋予英雄机遇、转折点，更重要的是用情感和价值观去修正英雄一部分的世界观。如果说黄蓉、任盈盈的“母亲”的角色还有点勉强的话，那么杨过在小龙女的身上找到母亲的味道就明显得多。杨过自幼丧母，又未曾在中年黄蓉身上找到母爱。打小就缺少母爱的他在古墓中与“姑姑”兼师父――小龙女朝夕相处，小龙女对他关怀备至，真心相待。十二三岁的孤独少年，和大他十六岁的“姑姑”，彼此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母亲和儿子的色彩。杨过的武功和人生初步阶段的性格、观念无一不受“姑姑”的影响。古墓里相依为命的亲情虽然在后面逐渐转变为不离不弃的爱情，但是，用今天的心理学观点来看，杨过的爱情里有着强烈的“恋母情结”。
如果说黄蓉、任盈盈的“母亲”色彩来自作者不自觉的流露，那么岳灵珊对林平之的情意便有作者自觉的塑造了。
岳灵珊曾经是喜欢令狐冲，这是她的初恋，这份凋零得太快的初恋里更多的是对大师兄的依恋，岳灵珊是站在较低的地方仰望她又聪明又风趣武功又高强的大师兄的。当遇见了身世坎坷的林平之的时候，她的母性被激发了，她要照顾这个小师弟，在这份单方面的恋爱里母爱和情人之爱哪个多一些是很难说清楚的。
令狐冲挂念岳灵珊的安危，不暇追敌，只见岳灵珊倒在大车的车夫座位上，胸口插了一柄长剑，探她鼻息，已是奄奄一息。
令狐冲大叫：“小师妹，小师妹。”岳灵珊道：“是……是大师哥么？”令狐冲喜道：“是……是我。”伸手想去拔剑，盈盈忙伸手一格，道：“拔不得。”
令狐冲见那剑深入半尺，已成致命之伤，这一拔出来，立即令她气绝而死，眼见无救，心中大恸，哭了出来，叫道：“小……小师妹！”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陪在我身边，那很好。平弟……平弟，他去了吗？”令狐冲咬牙切齿，哭道：“你放心，我一定杀了他，给你报仇。”岳灵珊道：“不，不！他眼睛看不见，你要杀他，他不能抵挡。我……我……我要到妈妈那里去。”令狐冲道：“好，我送你去见师娘。”盈盈听她话声越来越微，命在顷刻，不由得也流下泪来。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我对你不起。我……我就要死了。”令狐冲垂泪道：“你不会死的，咱们能想法子治好你。”岳灵珊道：“我……我这里痛……痛得很。大师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千万要答允我。”令狐冲握住她左手，道：“你说，你说，我一定答允。”岳灵珊叹了口气，道：“你……你……不肯答允的……而且……也太委屈了你……”声音越来越低，呼吸也越是微弱。
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说好了。”岳灵珊道：“你说什么？”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要我办什么事，我一定给你办到。”岳灵珊道：“大师哥，我的丈夫……平弟……他……他……瞎了眼睛……很是可怜……你知道么？”令狐冲道：“是，我知道。”岳灵珊道：“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师哥……我死了之后，请你尽力照顾他，别……别让人欺侮了他……”
令狐冲一怔，万想不到林平之毒手杀妻，岳灵珊命在垂危，竟然还是不能忘情于他。令狐冲此时恨不得将林平之抓来，将他千刀万剐，日后要饶了他性命，也是千难万难，如何肯去照顾这负心的恶贼？
岳灵珊缓缓的道：“大师哥，平弟……平弟他不是真的要杀我……他怕我爹爹……他要投靠左冷禅，只好……只好刺我一剑……”
令狐冲怒道：“这等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恶贼，你……你还念着他？”
岳灵珊道：“他……他不是存心杀我的，只不过……只不过一时失手罢了。大师哥……我求求你，求求你照顾他……”月光斜照，映在她脸上，只见她目光散乱无神，一对眸子浑不如平时的澄澈明亮，雪白的腮上溅着几滴鲜血，脸上全是求恳的神色。
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祈恳的神气，不论这些事多么艰难，多么违反自己的心愿，可从来没拒却过她一次。她此刻的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顷刻间便要死去，再也没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的求恳，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恳。
霎时之间，令狐冲胸中热血上涌，明知只要一答允，今后不但受累无穷，而且要强迫自己做许多绝不愿做之事，但眼见岳灵珊这等哀恳的神色和语气，当即点头道：“是了，我答允便是，你放心好了。”
盈盈在旁听了，忍不住插嘴道：“你……你怎可答允？”
岳灵珊紧紧握着令狐冲的手，道：“大师哥，多……多谢你……我……我这可放心……放心了。”她眼中忽然发出光采，嘴角边露出微笑，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令狐冲见到她这等神情，心想：“能见到她这般开心，不论多大的艰难困苦，也值得为她抵受。”
忽然之间，岳灵珊轻轻唱起歌来。令狐冲胸口如受重击，听她唱的正是福建山歌，听到她口中吐出了“姊妹，上山采茶去”的曲调，那是林平之教她的福建山歌。当日在思过崖上心痛如绞，便是为了听到她口唱这山歌。她这时又唱了起来，自是想着当日与林平之在华山两情相悦的甜蜜时光。
她歌声越来越低，渐渐松开了抓着令狐冲的手，终于手掌一张，慢慢闭上了眼睛。歌声止歇，也停住了呼吸。
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伸出双手，将岳灵珊的身子抱了起来，轻轻叫道：“小师妹，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到你妈妈那里去，没有人再欺侮你了。”（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这一段大约也是金庸小说里最凄婉最揉断肝肠的一段了。岳灵珊死前将有名无实的丈夫托付给大师哥令狐冲。这一段托付在“情”上很有模糊的色彩，既象一个情人把恋人托付给人，又向一位母亲把儿子托付给人。“平弟”和“大师哥”称呼上的微妙差异，也许传达了岳灵珊的两份爱情的差异吧。“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师哥……我死了之后，请你尽力照顾他，别……别让人欺侮了他……”这话让我联想起张开羽翼奋不顾身地保护小鸡仔的母鸡，这是否能够部分解释岳灵珊为何义无返顾地袒护林平之，至死不渝呢？
然而，对女性身上的母性美德的单一的歌颂，割裂了女性的生命意识里母性与别的特性的特性，母性的过分夸大和单一歌颂实际上把女性抽象成、异化为一种丧失人性完整性的母性对象物。
英雄的成长之路需要女性的引导，但是英雄成为英雄后，女性母亲的一面削弱，转为英雄的仰望者以及依附者，与英雄曲折的成长之路相比较，女性几乎是止步不前。聪颖伶俐的黄蓉在武学上和郭靖相比进步几乎不值一提。而且，“她只要见到郭靖武功增强，可比自己学会甚么本事还更喜欢得多”。
当母亲的一面被削弱了，男性对女性的尊崇、畏惧的复杂心理在潜意识里也淡化。同时，女性的职责从引导英雄成长转化为见证成长的英雄，并把崇拜、依赖的眼光投射在英雄身上，用自身来映衬英雄，英雄的形象也越发的高大。和劳伦斯笔下的“大母亲”不一样，这些既是情人又是母亲的女性，既有母亲的伟大，又有情人的温柔、依恋，她们没有“大母亲”的强势、权威，让男性既能够满足他们的恋母情结，又能摆脱心底对母亲的恐惧，可以说是最符合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的女性。
与上述女性相对比的是公孙止和裘千尺这一对夫妻。杨过和公孙绿萼误打误撞遭遇到原本以为死了的裘千尺。这个被丈夫挑了手筋脚筋，扔入山洞十多年的女人，已经变得形容可怖，言辞恶毒。她自述与公孙止的遭遇如下：
“我独个儿在江湖上东闯西荡，有一次追杀一个贼人，无意中来到这绝情谷，也是前生的冤孽，与公孙止这…这恶贼…这恶贼遇上了，二人便成了亲。我年纪比他大着几岁，武功也强得多，成亲后我不但把全身武艺倾囊以授，连他的饮食寒暖，那一样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儿心？他的家传武功巧妙倒也巧妙，可是破绽太多，全靠我挖空心思的一一给他补足。有一次强敌来袭，若不是我舍命杀退，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谁料得到这贼杀才狼心狗肺，恩将仇报，长了翅膀后也不想想自己的本领从何而来，不想想危难之际是谁救了他性命。”说着破口大骂，粗辞污语，越骂越凶。
绿萼听得满脸通红，觉得母亲在杨过之前如此詈骂丈夫，实是大为失态，连叫：“妈妈！”可那里劝阻得住？杨过却听得十分有劲，他也是恨透了公孙止，听她骂得痛快，正合心意，不免在旁凑上几句，加油添酱，恰到好处，大增裘千尺的兴头，若不是碍着绿萼的颜面，他也要一般的破口而骂了。
裘千尺直骂到辞穷才尽，骂人的言语之中更无新意，连旧意也已一再重复，这才不得不停，接下去说道：“那一年我肚子中有了你，一个怀孕的女人，脾气自不免急着点儿，那知他面子上仍是一般的对我奉承，暗中却和谷中一个贱丫头勾搭上了。我生下你之后，他仍和那贱婢偷偷摸摸，我一点也不知情，还道我们有了个玉雪可爱的女儿，他对我更加好了些。我给这两个狗男女这般瞒在鼓里过了几年，我才在无意之中，听到这狗贼和那贱婢商量着要高飞远走，离开绝情谷永不归来。
“当时我隐身在一株大树后面，听得这贼杀才说如何忌惮我武功了得，必须走得越远越好，又说我如何管得他紧，半点不得自由，他说只有和那贱婢在一起，才有做人的乐趣。我一直只道他全心全意的待我，那时一听，气得几乎要晕了过去，真想冲出去一掌一个，将这对无耻狗男女当场击毙。然则他虽无情，我却总顾念着这些年来的夫妻恩义，还想这杀胚本来为人极好，定是这贱婢花言巧语，用狐媚手段迷住了他，当下强忍怒气，站在树后细听。
“只听他二人细细商量，说再过两日，我要静室练功，有七日七夜足不出户，他们便可乘机离去，待得我发觉时已然事隔七日，便万万追赶不上了。当时我只听得毛骨悚然，心想当真天可怜见，教我事先知晓此事，否则他们一去七日，我再到何处找去？”说到这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恨恨不已。
绿萼道：“那年轻婢女叫什么名字？她相貌很美么？”
裘千尺道：“呸！美个屁！这小贱人就是肯听话，公孙止说什么她答应什么，又是满嘴的甜言蜜语，说这杀胚是当世最好的好人，本领最大的大英雄，就这么着，让这贼杀才迷上了。哼，这贱婢名叫柔儿。他十八代祖宗不积德的公孙止，他这三分三的臭本事，那一招那一式我不明白？这也算大英雄？他给我大哥做跟班也还不配，给我二哥去提便壶，我二哥也一脚踢得他远远地。”
杨过听到这里，不禁对公孙止微生怜悯之意，心想：“定是你处处管束，要他大事小事都听你吩咐，你又瞧他不起，终于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绿萼只怕她又骂个没完没了，忙问“妈，后来怎样？”
比起黄蓉、小龙女们，裘千尺相对于她的丈夫，不仅强大，而且有黄蓉、小龙女她们没有的强烈的控制欲。把自己的丈夫控制在自己的手下，而且鄙薄他、羞辱他。她严重损害了公孙止的自尊心，“迫使”他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而这女人与裘千尺相比，“就是肯听话，公孙止说什么她答应什么，又是满嘴的甜言蜜语，说这杀胚是当世最好的好人，本领最大的大英雄，就这么着，让这贼杀才迷上了”。这样的情节在《书剑恩仇录》里似曾相识。在选择霍青桐还是香香公主的问题上，陈家洛有过独白：
陈家洛睡到半夜，精力已复，一线月光从山缝中照射进来，只见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上沉沉入睡，静夜之中，微闻两人鼻息之声，石室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花香无此馥郁，麝香无此清幽，自是香香公主身上的奇香了。他思潮起伏：不知峰外群狼现下是何模样，自己三人能否脱险？脱险之后，那皇帝哥哥又不知能否确守盟言，将满洲胡虏逐出关外？忽听得香香公主轻轻叹了口气，叹声中满是欣愉喜悦之情，寻思：“她身处险地，却如此安心，那是甚么原因？自然因她信我必能带她脱离险境，终身对她呵护爱惜了。”“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这念头这些天来没一刻不在心头萦绕，忽想：“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爱我呢？倘若我死了，喀丝丽一定不会活，霍青桐却能活下去。不过，这并不是说喀丝丽爱我更加多些……我与忽伦四兄弟比武之时，霍青桐忧急担心，极力劝阻，对我十分爱惜。她妹妹却并不在乎，只因她深信我一定能胜。那天遇上张召重，她笑吟吟的说等我打倒了这人一起走，她以为我是天下本事最大的人……要是我和霍青桐好了，喀丝丽会伤心死的。她这么心地纯良，难道我能不爱惜她？”
想到这里，不禁心酸，又想：“我们相互已说得清清楚楚，她爱我，我也爱她。对霍青桐呢，我可从来没说过。霍青桐是这般能干，我敬重她，甚至有点怕她……她不论要我做甚么事，我都会去做的。喀丝丽呢？喀丝丽呢？……她就是要我死，我也肯高高兴兴的为她死……那么我不爱霍青桐么？唉，实在我自己也不明白，她是这样的温柔聪明，对我又如此情深爱重。她吐血生病，险些失身丧命，不都是为我么？”一个是可敬可感，一个是可亲可爱，实在难分轻重。这时月光渐渐照射到了霍青桐脸上，陈家洛见她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显得苍白，心想：“虽然我们相互从未倾吐过情愫，虽然我刚对她倾心，立即因那女扮男装的李沅芷一番打扰，使我心情有变，但我万里奔波，赶来报讯，不是为了爱她么？她赠短剑给我，难道只为了报答我还经之德？尽管我们没说过一个字，可是这与倾诉了千言万语又有甚么分别？”又想：“日后光复汉业，不知有多少剧繁艰巨之事，她谋略尤胜七哥，如能得她臂助，获益良多……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这里，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月光缓缓移到香香公主的身上，他心中在说：“和喀丝丽在一起，我只有欢喜，欢喜，欢喜……”（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对陈家洛的“小男人”心态微露贬义，但是在《神雕侠侣》里，公孙止的反抗和把裘千尺推入深渊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男人对强势的女人的恐惧。与对黄蓉、小龙女们的母性的赞美不相同的是，金庸对裘千尺是厌恶、贬斥的态度。男性对“大母亲”的恐惧在金庸鄙下化身成裘千尺这一丑陋、恶毒、霸道、残忍的老太婆形象。而公孙止对裘千尺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的是男权对颠覆男权中心的“大母亲”的纠正，回归到正统的男性世界。也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写作者在超越时代批判人性的弱点的时候，也潜意识在笔端流露出一丝时代对其的影响。
六、女性对男性的认同及自我修正
在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女性跟随自己的恋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引路人的男性对待恋人的时候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是必然的。作家总是不知不觉地把男性化身为女性的精神导师。而且，女性对革命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追随恋人的脚步，恋人不仅意味着爱情，还意味着革命。巧合的是，这种“你革命，所以我革命”的模式在金庸的小说里也常常见到。
金庸小说在英雄成长的过程里，他们身边往往有女性承担母亲的角色。另外一方面，作为英雄，他们对自己身边的女性又承担了精神导师的责任。要做一名英雄的伴侣，那么女性得修正自我的价值观，并且迎合英雄的价值观。
英雄身边的女性往往是“妖女”，她们的身份意味着两重属性：第一，她们是女性，在江湖世界里处于附属地位；第二，她们是“妖女”，不容于江湖的正统世界。因此，“随着爱情的产生，她们不得不面对另外一套秩序与规范，而为了使爱情最终实现，她们不得不使自己被这套秩序与规范所容纳和接受”。
实际上，英雄和妖女的结合面临两种选择：英雄离开原属的世界，或者妖女进入英雄原属的世界。在金庸小说里普遍是选择后者。女性作为英雄身边的伴侣，承担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作为英雄的仰视者，追随英雄的脚步，在携手行走江湖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不断修正自我来迎合男性英雄的价值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认同、修正、追随来源于她们对英雄的爱。可以说，爱情让她们不由自主地迎合对方的想法，而放弃自我。爱情成为这些女性成长成为符合正统的男侠世界要求的女性的原动力。这一方面，再次把“爱情动物”的标志钉在女性的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性的符号化过程。从最初的鲜活的比较独立的自我形象，逐渐在对英雄的追随中丧失自我的独立性，然后成为“英雄的妻子”这样一个符号。典型的代表恐怕就是黄蓉了。在金庸小说里黄蓉恐怕是唯一走完人生道路的女性，从十几岁的少女到为人Qi、为人母，金庸勾勒了一个女人完整的人生，也勾勒了一个女人如何从个性鲜明的独立的自我逐渐丢失自己的本来面目，用“郭大侠的妻子( 诱惑之道途 http://www.xlawen.org/kan/2274/ )
当金庸笔下的女性在爱情里绽放出最美丽的生命之花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她们生命的苍白无力。金庸在爱情中解放了女性，同时又禁锢了女性。
爱情的失落导致了李莫愁、何红药的疯魔，爱情的忠贞导致了穆念慈的悲剧，在这些女性的身上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将爱情进行到底。在她们的生命里，爱情是生命的核心也是生命的意义。女性和爱情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在一些研究金庸小说的女性角色的论著里将女性一一归类中可以看出。有人将其分为六类：“偏爱薄情郎的女人”、“把同类当敌人的女人”、“不满婚姻的女人”、“因情而成疯魔的女人”、“不甘雌伏的女人”、“只爱心中幻想的女人”；有人则分为“纯情女”“痴情女”“怨妇”“魔女”。从这些女性的类型我们可以几乎可以得到一个等式：女性=爱情。实际上，从“情女”这个对金庸小说女性的总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爱情在金庸小说的女性生命里占据了多大的分量。
几乎所有研究金庸小说女性形象的论著里都认识并总结了这一点：“爱情，成为金庸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全部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构成了金庸小说中女性的全部生活内容”，“其生命的原动力，都是一个‘情’字”。
“女性=爱情”这个等式更确切的表达是“女性=爱情动物”。在描写众多女性的时候，金庸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女人是爱情动物。爱情是她们生命的中心，失去了这个中心她们会变得疯狂而变态，在金庸小说里这种变化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失去或者得不到爱情（男性一方的回应），那就两条路：发疯（如李莫愁、何红药）或者死亡（如程灵素），还有像李文秀、郭襄、陆无双、程英这样永远怀着一个爱人的影子孤独地活下去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只是一群活死人。
“女性=爱情动物”这个等式是金庸创作女性的前提，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金庸赋予不同女性以不同的侧面，塑造出一群性格各异的女性角色。但是，她们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她们都是一个男性所想象的女性的本质的不同侧面的诠释。这个本质在金庸笔下规定成：女性的本质是爱情动物。在众多文本里，男性很少能够提炼出一个本质来，但是女性则不然。她们的血肉是附属在某种本质上，或者说她们“仍然是那个因为没有所指或所指物，因此可以根据社会观念、时代思潮、文化密码及流行口味时尚来抽出或填入意义的纯粹载体。”
这种把女性抽象成一种本质的载体，正是男权意识深重的影响。物化、客体化的女性意味着她们能够成为某种本质或者意义的载体。在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体的想象里，女性是可以被界定、被归类、被提炼的。女权主义者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男性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定义：“男人可以在其合理选择的过程中组建自己的未来，而女性的本性则决定了她的行为，限制了她的思维，使她永远只能依靠情而渡过一生……她总是被认为是某种本质的东西，不可避免……尽管男人对她的本质特征的解释有多种多样，但她总是客体受到其它自然或非自然现象控制的次等混合物。”“女性一旦不仅在社会职能而且在男性想象中成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物品，便获得了某种秩序内的安顿。因为父子们借此把原本很难把握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生理上的异己固定在一个可把握的位置上，把本来也许是不可理喻的异性群体幻化为一种不必理喻的对象。”
如果说金庸还是用一系列女性形象来诠释他的“女性=爱情动物”，那么陈墨在《金庸小说人论》里从对金庸女性扩大到对普遍的女性的定义和界定正体现了男权意识对女性赤裸裸的“话语暴力”：
“女人为爱情而生，视爱情高于一切。爱情这东西既然拒绝理性的加入，势必格外的罗曼蒂克。女性所渴望的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渴望那种罗曼蒂克的‘情趣’。”
“用道德标准来责怪南兰是没用的。她这样做纯粹是天性使然，不由自主。想让女性把道德价值放在背上，那已经很是荒唐；而要把道德价值放在爱情冲动中的女性心上，那更是荒唐至极。”
这是一种怎样简单而片面的对女性的解读。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下，女性作为男性目光的承受者，成为单纯的被凝视的客体。在看与被看的过程，男性被确立成主体，女性被确定成客体。看与被看的结果就是女性作为客体得到男性想当然的解读和阐释。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世界里女性得到这种粗暴的解读甚至只能作为在场的缺席者默认这种解读。
日常生活里的女性是围绕着锅炉瓢勺打转（虽然现在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观），在金庸小说里女性变成围绕着爱情打转。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世俗到罗曼蒂克的高雅，并不能掩盖男权意识里女性的地位――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围绕着爱情打转的女性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着爱情的中心对象――男性打转。黄蓉、任盈盈们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郭靖、令狐冲们的身上，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女性为了爱情奋不顾身，这是因为对象与爱情的合二为一。但是，当爱情的对象和作者理想中的男性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的女性往往遭到贬抑。背离了丈夫的南兰、马春花被人视作水性杨花的坏女人，从传统的婚姻道德的角度来看是她们不受妇德，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南兰、马春花的婚姻并不是自我意志的选择，她们的婚姻并没有爱情的基础。实际上，她们抛弃丈夫、女儿的动机在于田公子、福公子身上找到了爱情。同样是追求爱情，但是黄蓉和南兰的遭际是天壤之别。如果说南兰、马春花身上有婚姻的约束，那没有婚姻的约束的阿珂呢？她几乎人见人厌，脾气坏、性格差，而且有眼无珠。她追求她的爱情，但是她爱的对象并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形象，连带着她的爱情也被否定。如此看来，金庸小说里的女性与其说是围绕着爱情打转，不如说是围绕着男性打转。
在金庸的小说里，女性自己的生活世界被提炼成单纯的“男性――女性”关系。其余的退居此后，女性与女性之间几乎没有友谊的存在，女性之间互动的关系简直就只有一种――“情敌”，这仍然是围绕着男性发生的次要关系（看段延庆身边的几位情人就知道了，她们一辈子都围绕着段郎打转，一直处于失去段郎的焦虑和别的女人抢走段郎的憎恨中，不仅如此，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也拉入这种焦虑和憎恨里，母女的关系被简化为女儿协助母亲完成心愿的关系）。我们看不见女性之间的友谊，看不到女性之间的依恋，在笔者看来，女性之间的友情的魅力一点都不比男性之间的友情少多少。
她们不需要事业（霍青桐事业的成功反而成为她失去爱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需要兴趣（她们的才华只是女性美好形象的点缀，或者成为辅助男性成功的工具，她们缺少像江南四友那样发自内心的对艺术的热爱）、也不需要同性朋友、亲情（赵敏为张无忌背叛自己的家庭民族显得十分轻松简单，不像男性脱离自己原本隶属的世界充满痛苦和挣扎），也缺少权力、金钱等欲望。她们的内心世界比起男性来简单平面得多。她们的内心不存在自我分裂，一旦选定了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往往是男性），她们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会产生疑问，也不会产生动摇。她们的坚定和忠贞使得她们不能像男性角色因为精神上的自我分裂、自我拷问形成痛苦而富有魅力的人格张力，成为立体的雕塑，而非平面的线条画。这种女性的本质化、简单化注定了女性只能成为作者的扩音筒，成为男Xing欲望心理投射的回音壁，传达作者的声音，而不具有自己的声音。
虽然金庸笔下的女性，追求爱情，赢取爱情上的独立，被人称颂为“新女性”，但是她们缺少真正的人格独立，仍然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人。她们依然是男性想象的幻影，男性虚构的符号。
自然，“爱情动物”这样对女性本质的简单定义也与现实社会有关。千年以来女性的社会角色决定了能否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关系到她一生的幸福或痛苦。这种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现实使得女性不得不把男女间的爱情的实现，视作人生的最高理想。爱情与女性如此紧密联系，以致在与女性相关的传统文本中也如此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往往把爱情浪漫化、神话化。在文本里，爱情不仅是女性焕发魅力的源头，也是女性遭受痛苦的根源。她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几乎都是由爱情的得失引起。而在男人的爱中受苦几乎被视为女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不仅是男性作家这么写，而且以往、当前的不少女性作家也这么写。“这些极为不同的女性形象均逃离不了爱与死（或疯狂）这个典型男性创作主题的支配而成为他们的精神祭品的命运。在男性的笔下，女性为爱情而奉献、牺牲或者发疯是常见的，这些走向自我失落或毁灭的女性都被视为是神圣的、崇高的和伟大的或是可怜的，要么受到歌颂、要么受到怜悯。这些女性形象虽是男性作家心理投射的产物，但却反映女性灾难性文化中的现实生存困境。”
五、扮演角色的女性
这些追求爱情的美好女性身上最大程度相似的大约除了对爱情的执着以外就是无私了。金庸小说里的女主角无一例外是为情人无私奉献（包括隐忍退让，不让情人左右为难）的女性，我们可以扳着手指头一一细数：霍青桐、香香公主、阿九、焦姑娘、黄蓉、穆念慈、小龙女、小昭、程灵素、李文秀、王语嫣、阿朱、任盈盈、岳灵珊、双儿……爱情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可以激发人的一切潜能，“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如果考察这些女性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的背后，我们隐约可见掩藏的男性对女性的形象期待。
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对女性的定位不是有自我意识的性别个体，而是扮演某种社会角色的无自我意识的个体。而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往往是依附于男性的：为人女、为人Qi、为人母。在爱情和婚姻中，作为恋人、妻子的女性往往是被定位为“贤内助”。古有《释名》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后也，言在后不敢以副言也；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内子，在闺门之内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妇，妇，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也；士庶人曰妻，夫贱不足以尊称，故齐等言也。”
父权制的社会里的女性，被男性严格控制住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她们被男性定义的美德就是循规蹈矩地完成为人女、为人Qi、为人母这样单一的责任。这也是她们生命的最大目标。至于展露个人才华与个人尊严这样充满自我意识的行为与她们绝缘。她们的爱是母性的，利他的，“是一种由文化界定和统治的爱；而男性是自我主义的，这是他们创造、成就和野心的力量，所以他们要把女性无私的爱合理化”。
无私的代表就是女性生来具有的母性。不可否认的事，母性是女性具备的最美好的气质之一。在金庸眼里，即使是疯魔的李莫愁人见人怕，但当她流露出一丝母亲的天性的时候，她的形象也变得美好了起来：“杨过见她凝望着婴儿，脸上有时微笑，有时愁苦，忽而激动，忽而平和，像是心中正自思潮起伏，念起平生之事。杨过不明白她的身世，只曾听程英和陆无双约略说过一些，想她行事如此狠毒片剂，必因经历过一番极大的困苦，自己一直恨她恼她，此时不由得微生怜悯之意。”
母亲的形象在文学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笔。西方文学里经常出现“大母亲”的形象，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大母亲”的形象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话――慈爱、温柔，又强悍、可怖。描述“大母亲”的笔端常常带有赞美又带有畏惧、恐惧，以及反抗的渴望的情绪，“劳伦斯对母亲形象的两极创作模式承袭了父权社会男性作家对母亲的双重态度：她既是众生之源、又是毁灭之根；既是善良的体现，又是邪恶的化身；既是圣母玛利亚，又是堕落诱惑的夏娃。……为感恩于生命的赐予者，男性把最美的言辞献给了母亲。但是，男性的自尊不容他们消融于母爱之中。他们把母亲的固恋视为自我人格发展的障碍，认为它贬损了男性气概。这种对母亲爱与恨交织的心态使男性作家把母亲框入天使――魔鬼的镜象。”
在金庸的小说里，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是很少的，也不是重要的。金庸的母亲形象是投射在那些恋人、妻子的身上。当然，在金庸笔下，“大母亲”变成了“小母亲”，她们有男性最欣赏最乐意亲近的母性，又温柔可人，没有西方文学里大母亲的凶悍可怖。母性和温顺的品质混合在一起，就形成这些具有民族传统审美观点的女性形象。既然能够让受伤的男人得到温柔的呵护，又能让男人有英雄的感受。
在金庸小说的成长模式里，英雄的成长离不开身边的女性，最典型的例子是黄蓉与郭靖，任盈盈和令狐冲，小龙女和杨过。这些英雄的成长模式里不仅缺少生父的在场，而且缺少母亲的在场。他们的恋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考察郭靖、令狐冲、杨过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黄蓉、任盈盈、小龙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遇见黄蓉是郭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正是黄蓉费尽心思，让郭靖拜在当时四大高手之一――洪七公门下，为郭靖走上一流高手之路铺下最关键的一步，其后处处用自己的聪慧帮助郭靖，一步步地推动了郭靖辉煌的人生。至于令狐冲，在他人生最潦倒、最失意的时候他遇上了“婆婆”（这个称呼已经带有一种视之为母亲的意味），如果不是任盈盈，恐怕令狐冲不但难以笑傲江湖，自己的生命也难以保得。而且在这种成长中，女性不仅赋予英雄机遇、转折点，更重要的是用情感和价值观去修正英雄一部分的世界观。如果说黄蓉、任盈盈的“母亲”的角色还有点勉强的话，那么杨过在小龙女的身上找到母亲的味道就明显得多。杨过自幼丧母，又未曾在中年黄蓉身上找到母爱。打小就缺少母爱的他在古墓中与“姑姑”兼师父――小龙女朝夕相处，小龙女对他关怀备至，真心相待。十二三岁的孤独少年，和大他十六岁的“姑姑”，彼此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母亲和儿子的色彩。杨过的武功和人生初步阶段的性格、观念无一不受“姑姑”的影响。古墓里相依为命的亲情虽然在后面逐渐转变为不离不弃的爱情，但是，用今天的心理学观点来看，杨过的爱情里有着强烈的“恋母情结”。
如果说黄蓉、任盈盈的“母亲”色彩来自作者不自觉的流露，那么岳灵珊对林平之的情意便有作者自觉的塑造了。
岳灵珊曾经是喜欢令狐冲，这是她的初恋，这份凋零得太快的初恋里更多的是对大师兄的依恋，岳灵珊是站在较低的地方仰望她又聪明又风趣武功又高强的大师兄的。当遇见了身世坎坷的林平之的时候，她的母性被激发了，她要照顾这个小师弟，在这份单方面的恋爱里母爱和情人之爱哪个多一些是很难说清楚的。
令狐冲挂念岳灵珊的安危，不暇追敌，只见岳灵珊倒在大车的车夫座位上，胸口插了一柄长剑，探她鼻息，已是奄奄一息。
令狐冲大叫：“小师妹，小师妹。”岳灵珊道：“是……是大师哥么？”令狐冲喜道：“是……是我。”伸手想去拔剑，盈盈忙伸手一格，道：“拔不得。”
令狐冲见那剑深入半尺，已成致命之伤，这一拔出来，立即令她气绝而死，眼见无救，心中大恸，哭了出来，叫道：“小……小师妹！”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陪在我身边，那很好。平弟……平弟，他去了吗？”令狐冲咬牙切齿，哭道：“你放心，我一定杀了他，给你报仇。”岳灵珊道：“不，不！他眼睛看不见，你要杀他，他不能抵挡。我……我……我要到妈妈那里去。”令狐冲道：“好，我送你去见师娘。”盈盈听她话声越来越微，命在顷刻，不由得也流下泪来。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我对你不起。我……我就要死了。”令狐冲垂泪道：“你不会死的，咱们能想法子治好你。”岳灵珊道：“我……我这里痛……痛得很。大师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千万要答允我。”令狐冲握住她左手，道：“你说，你说，我一定答允。”岳灵珊叹了口气，道：“你……你……不肯答允的……而且……也太委屈了你……”声音越来越低，呼吸也越是微弱。
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说好了。”岳灵珊道：“你说什么？”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要我办什么事，我一定给你办到。”岳灵珊道：“大师哥，我的丈夫……平弟……他……他……瞎了眼睛……很是可怜……你知道么？”令狐冲道：“是，我知道。”岳灵珊道：“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师哥……我死了之后，请你尽力照顾他，别……别让人欺侮了他……”
令狐冲一怔，万想不到林平之毒手杀妻，岳灵珊命在垂危，竟然还是不能忘情于他。令狐冲此时恨不得将林平之抓来，将他千刀万剐，日后要饶了他性命，也是千难万难，如何肯去照顾这负心的恶贼？
岳灵珊缓缓的道：“大师哥，平弟……平弟他不是真的要杀我……他怕我爹爹……他要投靠左冷禅，只好……只好刺我一剑……”
令狐冲怒道：“这等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恶贼，你……你还念着他？”
岳灵珊道：“他……他不是存心杀我的，只不过……只不过一时失手罢了。大师哥……我求求你，求求你照顾他……”月光斜照，映在她脸上，只见她目光散乱无神，一对眸子浑不如平时的澄澈明亮，雪白的腮上溅着几滴鲜血，脸上全是求恳的神色。
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祈恳的神气，不论这些事多么艰难，多么违反自己的心愿，可从来没拒却过她一次。她此刻的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顷刻间便要死去，再也没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的求恳，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恳。
霎时之间，令狐冲胸中热血上涌，明知只要一答允，今后不但受累无穷，而且要强迫自己做许多绝不愿做之事，但眼见岳灵珊这等哀恳的神色和语气，当即点头道：“是了，我答允便是，你放心好了。”
盈盈在旁听了，忍不住插嘴道：“你……你怎可答允？”
岳灵珊紧紧握着令狐冲的手，道：“大师哥，多……多谢你……我……我这可放心……放心了。”她眼中忽然发出光采，嘴角边露出微笑，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令狐冲见到她这等神情，心想：“能见到她这般开心，不论多大的艰难困苦，也值得为她抵受。”
忽然之间，岳灵珊轻轻唱起歌来。令狐冲胸口如受重击，听她唱的正是福建山歌，听到她口中吐出了“姊妹，上山采茶去”的曲调，那是林平之教她的福建山歌。当日在思过崖上心痛如绞，便是为了听到她口唱这山歌。她这时又唱了起来，自是想着当日与林平之在华山两情相悦的甜蜜时光。
她歌声越来越低，渐渐松开了抓着令狐冲的手，终于手掌一张，慢慢闭上了眼睛。歌声止歇，也停住了呼吸。
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伸出双手，将岳灵珊的身子抱了起来，轻轻叫道：“小师妹，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到你妈妈那里去，没有人再欺侮你了。”（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这一段大约也是金庸小说里最凄婉最揉断肝肠的一段了。岳灵珊死前将有名无实的丈夫托付给大师哥令狐冲。这一段托付在“情”上很有模糊的色彩，既象一个情人把恋人托付给人，又向一位母亲把儿子托付给人。“平弟”和“大师哥”称呼上的微妙差异，也许传达了岳灵珊的两份爱情的差异吧。“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师哥……我死了之后，请你尽力照顾他，别……别让人欺侮了他……”这话让我联想起张开羽翼奋不顾身地保护小鸡仔的母鸡，这是否能够部分解释岳灵珊为何义无返顾地袒护林平之，至死不渝呢？
然而，对女性身上的母性美德的单一的歌颂，割裂了女性的生命意识里母性与别的特性的特性，母性的过分夸大和单一歌颂实际上把女性抽象成、异化为一种丧失人性完整性的母性对象物。
英雄的成长之路需要女性的引导，但是英雄成为英雄后，女性母亲的一面削弱，转为英雄的仰望者以及依附者，与英雄曲折的成长之路相比较，女性几乎是止步不前。聪颖伶俐的黄蓉在武学上和郭靖相比进步几乎不值一提。而且，“她只要见到郭靖武功增强，可比自己学会甚么本事还更喜欢得多”。
当母亲的一面被削弱了，男性对女性的尊崇、畏惧的复杂心理在潜意识里也淡化。同时，女性的职责从引导英雄成长转化为见证成长的英雄，并把崇拜、依赖的眼光投射在英雄身上，用自身来映衬英雄，英雄的形象也越发的高大。和劳伦斯笔下的“大母亲”不一样，这些既是情人又是母亲的女性，既有母亲的伟大，又有情人的温柔、依恋，她们没有“大母亲”的强势、权威，让男性既能够满足他们的恋母情结，又能摆脱心底对母亲的恐惧，可以说是最符合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的女性。
与上述女性相对比的是公孙止和裘千尺这一对夫妻。杨过和公孙绿萼误打误撞遭遇到原本以为死了的裘千尺。这个被丈夫挑了手筋脚筋，扔入山洞十多年的女人，已经变得形容可怖，言辞恶毒。她自述与公孙止的遭遇如下：
“我独个儿在江湖上东闯西荡，有一次追杀一个贼人，无意中来到这绝情谷，也是前生的冤孽，与公孙止这…这恶贼…这恶贼遇上了，二人便成了亲。我年纪比他大着几岁，武功也强得多，成亲后我不但把全身武艺倾囊以授，连他的饮食寒暖，那一样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儿心？他的家传武功巧妙倒也巧妙，可是破绽太多，全靠我挖空心思的一一给他补足。有一次强敌来袭，若不是我舍命杀退，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谁料得到这贼杀才狼心狗肺，恩将仇报，长了翅膀后也不想想自己的本领从何而来，不想想危难之际是谁救了他性命。”说着破口大骂，粗辞污语，越骂越凶。
绿萼听得满脸通红，觉得母亲在杨过之前如此詈骂丈夫，实是大为失态，连叫：“妈妈！”可那里劝阻得住？杨过却听得十分有劲，他也是恨透了公孙止，听她骂得痛快，正合心意，不免在旁凑上几句，加油添酱，恰到好处，大增裘千尺的兴头，若不是碍着绿萼的颜面，他也要一般的破口而骂了。
裘千尺直骂到辞穷才尽，骂人的言语之中更无新意，连旧意也已一再重复，这才不得不停，接下去说道：“那一年我肚子中有了你，一个怀孕的女人，脾气自不免急着点儿，那知他面子上仍是一般的对我奉承，暗中却和谷中一个贱丫头勾搭上了。我生下你之后，他仍和那贱婢偷偷摸摸，我一点也不知情，还道我们有了个玉雪可爱的女儿，他对我更加好了些。我给这两个狗男女这般瞒在鼓里过了几年，我才在无意之中，听到这狗贼和那贱婢商量着要高飞远走，离开绝情谷永不归来。
“当时我隐身在一株大树后面，听得这贼杀才说如何忌惮我武功了得，必须走得越远越好，又说我如何管得他紧，半点不得自由，他说只有和那贱婢在一起，才有做人的乐趣。我一直只道他全心全意的待我，那时一听，气得几乎要晕了过去，真想冲出去一掌一个，将这对无耻狗男女当场击毙。然则他虽无情，我却总顾念着这些年来的夫妻恩义，还想这杀胚本来为人极好，定是这贱婢花言巧语，用狐媚手段迷住了他，当下强忍怒气，站在树后细听。
“只听他二人细细商量，说再过两日，我要静室练功，有七日七夜足不出户，他们便可乘机离去，待得我发觉时已然事隔七日，便万万追赶不上了。当时我只听得毛骨悚然，心想当真天可怜见，教我事先知晓此事，否则他们一去七日，我再到何处找去？”说到这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恨恨不已。
绿萼道：“那年轻婢女叫什么名字？她相貌很美么？”
裘千尺道：“呸！美个屁！这小贱人就是肯听话，公孙止说什么她答应什么，又是满嘴的甜言蜜语，说这杀胚是当世最好的好人，本领最大的大英雄，就这么着，让这贼杀才迷上了。哼，这贱婢名叫柔儿。他十八代祖宗不积德的公孙止，他这三分三的臭本事，那一招那一式我不明白？这也算大英雄？他给我大哥做跟班也还不配，给我二哥去提便壶，我二哥也一脚踢得他远远地。”
杨过听到这里，不禁对公孙止微生怜悯之意，心想：“定是你处处管束，要他大事小事都听你吩咐，你又瞧他不起，终于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绿萼只怕她又骂个没完没了，忙问“妈，后来怎样？”
比起黄蓉、小龙女们，裘千尺相对于她的丈夫，不仅强大，而且有黄蓉、小龙女她们没有的强烈的控制欲。把自己的丈夫控制在自己的手下，而且鄙薄他、羞辱他。她严重损害了公孙止的自尊心，“迫使”他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而这女人与裘千尺相比，“就是肯听话，公孙止说什么她答应什么，又是满嘴的甜言蜜语，说这杀胚是当世最好的好人，本领最大的大英雄，就这么着，让这贼杀才迷上了”。这样的情节在《书剑恩仇录》里似曾相识。在选择霍青桐还是香香公主的问题上，陈家洛有过独白：
陈家洛睡到半夜，精力已复，一线月光从山缝中照射进来，只见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上沉沉入睡，静夜之中，微闻两人鼻息之声，石室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花香无此馥郁，麝香无此清幽，自是香香公主身上的奇香了。他思潮起伏：不知峰外群狼现下是何模样，自己三人能否脱险？脱险之后，那皇帝哥哥又不知能否确守盟言，将满洲胡虏逐出关外？忽听得香香公主轻轻叹了口气，叹声中满是欣愉喜悦之情，寻思：“她身处险地，却如此安心，那是甚么原因？自然因她信我必能带她脱离险境，终身对她呵护爱惜了。”“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这念头这些天来没一刻不在心头萦绕，忽想：“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爱我呢？倘若我死了，喀丝丽一定不会活，霍青桐却能活下去。不过，这并不是说喀丝丽爱我更加多些……我与忽伦四兄弟比武之时，霍青桐忧急担心，极力劝阻，对我十分爱惜。她妹妹却并不在乎，只因她深信我一定能胜。那天遇上张召重，她笑吟吟的说等我打倒了这人一起走，她以为我是天下本事最大的人……要是我和霍青桐好了，喀丝丽会伤心死的。她这么心地纯良，难道我能不爱惜她？”
想到这里，不禁心酸，又想：“我们相互已说得清清楚楚，她爱我，我也爱她。对霍青桐呢，我可从来没说过。霍青桐是这般能干，我敬重她，甚至有点怕她……她不论要我做甚么事，我都会去做的。喀丝丽呢？喀丝丽呢？……她就是要我死，我也肯高高兴兴的为她死……那么我不爱霍青桐么？唉，实在我自己也不明白，她是这样的温柔聪明，对我又如此情深爱重。她吐血生病，险些失身丧命，不都是为我么？”一个是可敬可感，一个是可亲可爱，实在难分轻重。这时月光渐渐照射到了霍青桐脸上，陈家洛见她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显得苍白，心想：“虽然我们相互从未倾吐过情愫，虽然我刚对她倾心，立即因那女扮男装的李沅芷一番打扰，使我心情有变，但我万里奔波，赶来报讯，不是为了爱她么？她赠短剑给我，难道只为了报答我还经之德？尽管我们没说过一个字，可是这与倾诉了千言万语又有甚么分别？”又想：“日后光复汉业，不知有多少剧繁艰巨之事，她谋略尤胜七哥，如能得她臂助，获益良多……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这里，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月光缓缓移到香香公主的身上，他心中在说：“和喀丝丽在一起，我只有欢喜，欢喜，欢喜……”（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对陈家洛的“小男人”心态微露贬义，但是在《神雕侠侣》里，公孙止的反抗和把裘千尺推入深渊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男人对强势的女人的恐惧。与对黄蓉、小龙女们的母性的赞美不相同的是，金庸对裘千尺是厌恶、贬斥的态度。男性对“大母亲”的恐惧在金庸鄙下化身成裘千尺这一丑陋、恶毒、霸道、残忍的老太婆形象。而公孙止对裘千尺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的是男权对颠覆男权中心的“大母亲”的纠正，回归到正统的男性世界。也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写作者在超越时代批判人性的弱点的时候，也潜意识在笔端流露出一丝时代对其的影响。
六、女性对男性的认同及自我修正
在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女性跟随自己的恋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引路人的男性对待恋人的时候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是必然的。作家总是不知不觉地把男性化身为女性的精神导师。而且，女性对革命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追随恋人的脚步，恋人不仅意味着爱情，还意味着革命。巧合的是，这种“你革命，所以我革命”的模式在金庸的小说里也常常见到。
金庸小说在英雄成长的过程里，他们身边往往有女性承担母亲的角色。另外一方面，作为英雄，他们对自己身边的女性又承担了精神导师的责任。要做一名英雄的伴侣，那么女性得修正自我的价值观，并且迎合英雄的价值观。
英雄身边的女性往往是“妖女”，她们的身份意味着两重属性：第一，她们是女性，在江湖世界里处于附属地位；第二，她们是“妖女”，不容于江湖的正统世界。因此，“随着爱情的产生，她们不得不面对另外一套秩序与规范，而为了使爱情最终实现，她们不得不使自己被这套秩序与规范所容纳和接受”。
实际上，英雄和妖女的结合面临两种选择：英雄离开原属的世界，或者妖女进入英雄原属的世界。在金庸小说里普遍是选择后者。女性作为英雄身边的伴侣，承担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作为英雄的仰视者，追随英雄的脚步，在携手行走江湖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不断修正自我来迎合男性英雄的价值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认同、修正、追随来源于她们对英雄的爱。可以说，爱情让她们不由自主地迎合对方的想法，而放弃自我。爱情成为这些女性成长成为符合正统的男侠世界要求的女性的原动力。这一方面，再次把“爱情动物”的标志钉在女性的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性的符号化过程。从最初的鲜活的比较独立的自我形象，逐渐在对英雄的追随中丧失自我的独立性，然后成为“英雄的妻子”这样一个符号。典型的代表恐怕就是黄蓉了。在金庸小说里黄蓉恐怕是唯一走完人生道路的女性，从十几岁的少女到为人Qi、为人母，金庸勾勒了一个女人完整的人生，也勾勒了一个女人如何从个性鲜明的独立的自我逐渐丢失自己的本来面目，用“郭大侠的妻子( 诱惑之道途 http://www.xlawen.org/kan/2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