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阅读
里都像握着根无形的鞭子，不是把学生往圈里赶，而是一个劲地朝外面轰：去，去，去脱掉你的拘谨与胆怯，去张开你全部的感觉，到艺术的殿堂里去呼吸，去飞舞！那是我这个一直处于严正肃穆的大学教育中的人一下就能接受到的不一样，带给我一阵阵的惊喜。即使不被录取，我已从余先生他们友好欣赏的目光里获得了足够的自信。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次转机。 后来我从消息灵通的师妹那里听说我的面试分蛮高，但是笔试分里仍有分数比我高的人没有被录取。她们说完全是余秋雨坚持要录取我的。在她们眼里，我完全就是余秋雨的“嫡系”了。 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要搞清楚这件事，尤其是问问余老师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在我这里，分数本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并且分数还偏偏一直是我的一个“死||穴”——上南京大学时我的总分就比不过班里其他同学，以后我也就干脆厚着脸皮对别人说，我混进了大学，又混上了研究生。 但是因为心里有那么一个“结”的客观存在，依了我的个性，竟然又对别的导师横生出几分疏远与陌生，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有些气短。而对余秋雨，除了觉得大家对路子，还平添了所谓“知遇之恩”。 真正到了上海进了上戏，懵懂的我才知道，余秋雨在上海的学术界、文化界早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大姐，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在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待我考入上戏，她又刚好在上海师大中文系进修。她的进修班同学年纪都与她相仿，他们是大学里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读过余秋雨的文章，听过余秋雨的讲学。他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对他的学术成就充满敬畏，对他活跃开阔的思维满怀钦佩。同为教师，他们对他讲台上的风度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集体表情，让我对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精英”一词，有了最直接的认知。而我这个余秋雨的学生，一进入他们的圈子，就沾光添彩，大受欢迎，成为他们当中的宠儿。他们喜欢唱前苏联歌曲，他们喜欢带我玩，他们喜欢和我讨论外国文学话题。我还那样，总不爱用教材上的那些语言，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对西方文学的热情和理解。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但他们喜欢我的话，他们看重我的思考。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4）
我想这多半都因为我是余秋雨的学生。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1）
上戏的学习和生活改变我许多。 一开始我们都被要求“打开”，导师们爱取笑我们这些来自正统大学的弟子们的内向、羞涩。就像现在电视里的现场“秀”，我们被要求大声作自我介绍，不要常规的简历背诵，要搞点个人魅力展示什么的，害得我们每一个都涨红了脸。 我还记得一位妈妈级的学友最勇敢，站起来就表决心，要如何珍惜这三年的学习时间，又说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当时的系主任陈多先生听得哈哈大笑，说你千万不要当海绵，光把知识都吸进去了不往外吐有什么用，不怕把你自己的肚子涨爆了。别的导师们也都跟着发出会心和善意的笑声，原来他们全都受不了我们的假模假式。第一次师徒见面，导师们就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不循常规的状态，吓得我们再不敢老生常谈，却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现自我的方式。这情景反倒比考试还难了。 类似的情景在表演系学生那里，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张嘴就来。那时凡是来上戏找我的同学或朋友，事后总要念叨一下他们所受到的“惊吓”与“摧残”：有时刚进了校门，身后就传来亲热甜腻的声音问“你来了？”正在懵懂中犹豫着如何回答好，另一个方向却又响起一声断喝“滚！给我滚出去！”吓得魂飞魄散之际，却发现人家出声儿的人压根就没拿正眼看你，人家扬着脖子从你身边擦肩而过，嘴里还在那“你来了”“滚出去”。原来这一切根本与你无关，人家正背台词呢。有人嘴上不服，说我，“你这儿差不多就是疯人院啊！”我说我喜欢他们这样，在南大压抑惯了，这样挺好。 那时全学院只有一个传呼电话，看门的师傅是苏北人，谁有电话，他就在楼下大叫谁的名字。比如他喊“萨日娜”，舌头转不过来，就成了“杀人啦”，他一喊，楼上楼下的学生就都跟着喊“杀人啦”。杀声一片。弄得周围居民跟着乱紧张。 虽然我们还没有表演系那样的勇气，可以在上戏的院子里一边走道，一边旁若无人无比投入地念台词什么的，但在宿舍里，我们早疯成一团。 我们开始躲在宿舍提前“瓜分和分配”每一位导师，还给他们每一位起外号。个子小小的可爱的陈多老师，我们背地里叫他多多。研究中国早期戏剧家熊佛西卓有成效的丁罗男老师，我干脆给他取名熊老师——有一回夏岚冲进宿舍把我按在床上就开打，原来她迎面碰上这位丁老师，时空没能及时切换过来，一声毕恭毕敬的“熊老师”，把丁罗男喊得一头雾水。至于余秋雨老师，我们亲热地唤他“秋雨兄”。又因为我和余老师最对路，他有时还被称作“你的秋雨兄”。 这样的事在上戏的男、女生宿舍里大概上演过一轮又一轮，半真半假的，多少也能反映点学生对教师们的亲疏与取舍。有一回一个进修班的老女人老男人们因“分赃不均”，还为这样的事吵将起来，结果闹得“闺房密语”“寝室卧谈”统统都给抖落了出来，弄得那些被暗地里“瓜分来瓜分去”的老师们全都哭笑不得。 年龄相当，人又随和、善解人意的余秋雨，自然是仰慕者“争抢”的重点。后来大家把这事当笑话讲，余秋雨自己也摇头，觉得整桩事件秘密部分还挺可爱挺好玩的，不过后来演到公开部分，就太认真太不好玩了。看来他还是喜欢被女弟子们“认领”“支派”，喜欢这种游戏般方式下的明朗、认同，但一旦失了把持弄成街头巷尾的飞短流长，他可不欣赏。 后来台湾美女肖蔷说她在敦煌拍戏太苦，只有读余秋雨才得以熬过那段日子，不久又有台湾把他排在十大美男子之首的消息传来，他开心地在电话里和我谈论这些事，问我听说没有。我说听说了，报纸上登得到处都是。他呵呵笑：这真是太开心太高兴了。 有次我当着他的面一激动，差点也没把我们宿舍的“黑名单”交代出来——当然为了师妹们的面子，还是“理智”战胜“冲动”，“打死也不说”，免得把一段愉快、调皮的日子弄得太不好玩太没趣了。 那时的余秋雨竟然从没来过我们这几个女弟子的寝室，好像也从不主动找我们。也不知是否被之前的“争抢”事件给吓怕了。对待这些感性十足的“戏剧女人”，也许躲得远一点为妙。 研究生宿舍夜间没有熄灯一说，晚上大家都睡得晚，第二天中饭之前基本上都是“睡美人”的干活。有时门外会响起敲门声，我们要么不予理睬照睡不误，要么被敲烦了，便齐齐地大吼一声“谁！”门外立马静如死水。但愿这样的情形之下，不会有那个“秋雨兄”。 倒是经常在课间、在校园碰上后打声招呼，却又能感觉到他对这几个女弟子的近况了如指掌。像谁总爱跟谁一起玩一道逛街，谁又在跟什么人谈恋爱了，谁又不见了踪影，他总是有数的。 那时上戏后面的华山路幽幽静静，不宽的小马路上，完全被高高厚厚的梧桐树叶遮掩住，临街少有店面，一些花园洋房藏在围墙后面，不露声色。只有一路公共汽车来往，到了华山路，上下乘客都要减少。我们没事就在路上闲逛，到前面的小面包房去买法式面包吃。还有靠近衡山宾馆的一家外贸店，差不多快成上戏男女学生服装专供处了，凡是有新到外贸服装的日子，就会有上戏学生在校院里传播消息，爱买衣服的人就一哄而上。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2）
还有淮海路、华亭路，都是爱去的地方。 经常逛得精疲力尽回来，走在华山路上，吊而郎当的样子，碰到秋雨兄，便会做贼心虚起来，干笑一声，逃进校门。倒是秋雨兄，总是老熟人一样，问声：“咦，又是你们两个人啊？”或者说：“穿得这么漂亮，去哪里玩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以他的风格，他不可能会批评指责我们逛大街消耗所谓大好时光，只要带着脑袋带着眼睛，上哪儿去碰上点事都不会是白碰上的，都会是有收获的。只是我们自己，因毫无建树，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 在上海跟着师妹们，我学会了逛街。上戏离淮海路和华亭路很近，出了后门悠悠地穿过那些两旁尽是小洋房的窄马路，就到了华亭路上的服装摊。在华亭路上我们学会了跟卖衣服的上海人讨价还价，我总是看中一件衣服，便躲在师妹的身后，让她们用纯正的上海话杀价，好像邻里拉家常。 上海的小青年从来不会舍得和女孩子翻脸，价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挑明了说：“阿拉晓得咯，侬是上戏的学生，侬上戏学生在阿拉咯买衣服咯许多咯，阿拉勿会多要侬钱咯！真咯！” 到华亭路买衣服的除了一帮一帮的上戏学生，还有不远处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有不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外。本来上海人穿衣服就有点讲究，到华亭路上去买衣服的，一般更不会有穿得太傻的，光是买衣服的人自己各自的衣着，就已经在相互影响着。那里也是大多数上戏学生弥补和完善服装审美感觉的现实课堂。 学校就那么小，谁今天穿了件特别点儿的衣服，都会遭到所有人的激赏。有一回在华亭路买到一双很特别的小凉鞋，平底，就那么几根小带子，简单大方，露出十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小脚丫。走到宿舍门口，立刻被坐在门口闲聊天的男生盯牢。双脚都走出那束聚光灯，又听身后一声由衷的赞叹：“好一双香港脚啊！” 我们还喜欢结伴去逛城隍庙，吃上海小吃，每一次都撑得发誓下次一定少吃几样。我这个人不认路，经常糊里糊涂和师妹们在大上海的许多角落里乱窜。印象当中，正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了在大街小巷里游荡，在处处都是市井之声的人群里转悠。 说实话，那都是平时导师们纵恿的结果。 导师们总是鼓励我们走出校门，不要我们成天圈在宿舍里，生怕书本与学问会磨钝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触觉，会磨灭我们对周遭事物的热情和感觉。他们总是说一定要转变过来，你们现在是在艺术院校，是在读艺术，再不要做书呆子、老夫子了。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表演系的男生女生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摆着架势，顺带也展示一下他们的美貌与青春。而这时，无论碰上余秋雨或是别的导师，都会体恤地劝我们：多好的太阳，出去走走吧，别闷在屋子里，去把大上海好好地看个够，去城隍庙逛逛，去外滩走走。 即便是穿了件漂亮的衣裳，也一样会得到导师们美学上的肯定和夸奖，那种时候真的是很愉快的。 被我们称作秋雨兄的余老师，整个人和学院的气氛也很融洽，身上没有学问做大了的沉重，总是穿条牛仔裤，随随便便地走在学院的小花径上，一路招呼过来。 2002年初，余秋雨刚结束“千禧之旅”回到国内，有记者傻乎乎问他：“有好几个女主持与你们同行，你太太会不会反对？”我偷着笑。他们真是对余秋雨不够了解，你想在上戏当老师，在上海在全国做戏剧搞讲学，他身边什么时候少得了女性，少得了美女，居然问了这样幼稚的问题，拿去问那些书斋里的老学究，可能比较会让他们有反应。 学院里的漂亮女孩多多的，他对谁都亲和、友善，一点不死板，但总是在一个度上，不会有亲昵、怂恿之态，这一点搞得倒有点太像“灵魂工程师”。即便如此，学院里的众女生也爱拿他随意的一句话一次举止太当真。记得一位本科小女生，大概是她妈妈与余秋雨认识，托余秋雨给她女儿捎过东西，这就已经招得班里的小女生们嫉妒了，偏偏这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儿，还对人说她妈妈跟余老师说她是上戏校园里最有味道的女孩，结果这个倒霉的小女生一下成了全班女生的死敌，从脸蛋到身材被大家批判得一无是处。本科女生们在澡堂里哇啦啦跟我说这事时，我听得好玩死了。心想“秋雨兄”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地就把一个小女孩给“害惨”了。 或许是在美女堆里呆得太长，各种各样的美人见得太多，他对女性，反倒是怎么看也总能看出点对方的“美”来。这也有点“大师级”的味道。好比我，看俊男就是俊男，看丑男，肯定也只看得到他的丑。但他不，他总是能看到她们独特的那一面，会说那个女孩子是漂亮的可爱的，再不济也是蛮有意思的。就像他也爱对人说马小娟是个“美女”一样，人家一看，哎呀也不过如此嘛。 那次和他一起坐车，派来开车接他的是位女性，我这个笨学生身为“中间人”，都没搞清楚她是什么科长处长或是专职司机，更不知如何向余老师介绍她，就干脆“装死”，什么也不说，只当她这个人不存在，反正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倒是余老师，怕她被“冷落”，又怕她太拘束，主动和她搭起话来。肯定不会问你爱人干什么的这种土人才问的话，他夸她开车很潇洒，说女人开起车来，比男人还要潇洒。我发现那个沉默的女人，一下就被夸得愉快了起来。再看她开车的架势，的确也透着些许的果敢利落。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3）
他对女性，有一种非常宽厚的欣赏，不知用“慈悲”是不是准确，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反正在他那里，没有一无是处的女人，他懂得欣赏不同的女性身上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风采，并且有本事选择最合适对方的词汇表达他的欣赏，听起来自然、贴切，又叫人开心。 看看他《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女主持、女伙伴，在他笔下个个都是美美的，自信十足的，真个是各有各的神采。 由他编剧的黄梅戏《秋千架》在北京演出，刚散场回家，他和马兰在电话里问我怎么样，我也不知自己怎么搞的，想都没想，就说我觉得它有点女性主义啊。 余老师一下就愣了，没接上话来，或许一下也不知我这是从何说起。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因为他为妻子马兰量身定做，有太多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也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女扮男装”的贯穿线在里头，我一边看就一边意识到了台上那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亲密与互助（决不是红娘帮衬着崔莺莺搞张生的那种营生，那种需要借助别人来安排的偷情，晦暗又暧昧，毫无浪漫可言，却经常在戏曲舞台上被渲染得一波三折，简直受不了），我能感觉到他对古代生活中女性可能拥有的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美好设想或者愿望，他完全从女性的这边出发，从女性的理由，去发展戏剧情节。而男性在整出戏里，是在女性的后面的，是需要女性去成全、去救助的。它会让我突然意识到，在古代生活里，众多灵气十足的女性，她们是被集体地、无声地埋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大坑里头，叫得出名的也就是李清照外加几位名妓。也包括现在，我经常会在一个虚张声势、自以为是的男人身后，惊讶地发现一位清秀聪颖、泰然安适的女子，她可能不是什么处长局长CEO，也从不写东西发泄自我扮美女作家，但你会对她一见如故亲亲切切，并且知道，她内在的光芒早已覆盖了她前面的这躯酒囊饭袋。这些是我看别的戏曲时从来没有感觉到的。 现在我想，这会不会也是他对待女性一贯的宽厚、体恤态度的不自觉流露？它也许不是《秋千架》想要传达的本意，但一下被我说出来，真有点不着边际。 在上戏，男弟子喜欢传扬余秋雨最近又露了点什么新说法，女弟子更爱议论他最近又做了点什么事情，很在意的样子。 有次在校园相遇，余老师突然问我，马小娟，你爸爸是马正太呀？他的样子还带点小小的惊讶，好像对我又有了什么新发现一样。就像现在有人问我你是余秋雨的学生呀？ 我心里一下就乐了，没想到他问我这话，心里猛得意，嘴上反应却慢，不知怎么回答，便朝着他傻乐。 我的老爸在我们那个省里算是文化名人了，搞得我上小学、上中学那会儿经常招来老师和同学的羡慕与好奇，心里没少虚荣过，尤其是男生们投过来的目光，受用得很。不过一上大学出了本省，我就把这事儿忘得光光的。大学里也没人知道我的这点“光荣史”，那些搞当代文学研究的教授们，目光都盯着“巴、老、曹”，再不济也是赵树理，像我老爸这样的自然进不了他们的视野。没想到跑到上戏，还是余秋雨主动提起我老爸，那么直接，还那么愉快，搞得我好不得意，重温了好几天早年的虚荣。 当时体操运动员童非的姐姐也在上戏进修，他们的妈妈潘凤霞是著名的赣剧表演艺术家，和我老爸是熟人。童姐姐听余秋雨这么一说，也把我和我老爸对上了号，免不了一顿吹乎，搞得一位争强好胜的小师妹好一会儿缓不过劲儿来，嘀咕说搞半天你们都是名人之后，连秋雨兄都知道啊。 搞得大家都想在“秋雨兄”心里多加点分量似的。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1）
“如果问我，我们学院的研究生群在业务素质上还应该增添一些什么，我的回答是：首先还应该大幅度地增添创造意识。” “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研究。” “秋雨兄”总是那样稳稳地坐在讲台上，慢慢地和我们聊。 我毫无坐相，身体趴在课桌上，一脸平静。 满脑子的喧哗是无声的。 我总在逃学，东游西逛，难得坐下来安静地听课。 她们也给我取外号，叫我“马小痞”，弄得我毕业后给她们每一个写信，最后落款总是一个大大的“P”。 那时学校认识我的女生都知道我的外号，有回楼下舞美系的小不点儿顺着窗户往上喊我，喊得急了就听不见中间那个“小”字了，再喊得急了，就让人听成另外两个字，终于惹得楼下表演系小楼里一位女教师大骂：“这是谁呀？这么不要脸！”我们半天才想明白怎么个“不要脸”了，一下就笑翻了天。大家反复地念那三个字，越念还真越像那两个字。从此没人敢大叫我的外号，免得再挨骂，再“不要脸”。 我那时很牛的一点，是在南京大学工作过两年，每个月都比别人多领到“好多”钱，让师妹们眼红得不得了。我不仅可以多买书，还可以多买零嘴，在华亭路上的小摊上多买几件小布衣，高兴得很。那时宿舍里的人爱跟着我把人民币叫得咬牙切齿的。那完全是假装潇洒来着。太不把钱当回事，是因为那时太没钱花了。 这时没有任何人禁锢我的思想与行为，我感到自己比在南大时更加有力和强大。我是说那种思考问题时的力量和强势，它们会朝着一个方向扩张和奔走。思考的成果，总带来莫大的欣喜和膨胀。 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并不勤，我没有再现这些成果的冲动。 我爱说要有台那样的机器多好，它可以根据你脑子里的电波什么的，记录和翻译你的思想。 我没有听从余老师的话，没有多写文章，也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完整的创造计划。整个的人是静态的，没有人看得见脑子里那些奔流不息的火花。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胡说八道，不爱正儿八经讨论学术。 那是一些幸运与幸福的时光。上戏的红楼里，永远总是飘扬着琴声和歌声，还有表演系的台词声。隔壁几步远的教室，也许舞美系的学生正在静静地描摹着人体模特。好像只有我们的脑子才在思考，才在运行之中。完全是一幅动静相辅、形态各异的长卷。 过去在南大时，教学楼里总是安静的，晚上总像是透明的灯城，远看过去是空的，鸦雀无声。里面却容纳了上万名埋头苦读的学子。在南大读了四年大学我从没上过晚自习，主要是上晚自习的人太多根本占不到位子，很多人都是下午就去占座位，搞得很累。我不喜欢。 上戏的红楼晚上看书的人很少，差不多是空荡荡的，我已习惯在一片“戏剧的氛围”里晚自习。看书累了，踱出教室，没准哪个班里就在排练小品，又吼又叫的。站在门口看看，歇歇眼睛，放松一下心情，很好。天性散漫的我很喜欢红楼的气氛，喜欢晚上在红楼专用的教室里看书，喜欢和隔壁本科班的小女生聊天。 十几年后我在北京读余秋雨的《长者》一文，里面写到他十六岁时报考上戏、在上戏读书时的情景，还有他班里的那些同学，感觉里就又出现了上戏小院儿特别是红楼里飘然的气息。他说他高考那年首先想到的是决不能报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我看得会心一笑。他说自己同时考取了一所军事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结果是上戏抢先一步拿走了档案。他自己跑到上海市招生委员会，想要回档案去读军事学院。委员会的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姚力先生，他耐心听完余秋雨的申诉，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他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于是他和众多优秀的、无意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成了上戏的同班同学。可惜他们那个时候的课程太差，谈不上什么艺术。 “专业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 学院似乎没给他留下多少求学的美好记忆，他们那一批学生很快去了农村劳动。我猜他的理论基础和艺术感觉，更多地来自未来岁月里的自学与参悟。和他那时的学习条件比起来，我们这些后来者真说得上是幸福了。 校园里的实验剧场，那时是上海最好的艺术剧院，隔三差五就有外面的人想看都看不到的演出，印象中好像那个时候所有来上海交流的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都在这里进行。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2）
来看演出的尽是留在上海的老一辈艺术家，还有新近冒出的新锐艺术人才。像白杨、秦怡、张瑞芳几个，就像隔壁邻居一样，有好的演出就来了，惹得上戏的学生们在剧场里总要引颈眺望。那种日子，总是上海文艺界的名流纷纷出动的时候，演出前的几十分钟里，隔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骚动，一定又是一名大家都熟悉的名士进场来了。剧场里高朋满座，我们这些小字辈也深陷其中，有点耳濡目染的意思。现代戏剧的概念里，演出应该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我们总是与上海最好的观众在一起，剧场里暗中涌动的审美热情，也带动我们作出相应的反应。每一场观摩，都成为一次共同合作完成的艺术活动。 当然受益更多的还是来自观摩内容本身，虽然许多的演出走马灯一样，一场接一场，有时看得今天忘了昨天看的了，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早在发生着，还有的会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突然有一天就爆发出来。 上戏的课都安排在九点以后，完全不像别的学校那样冬天恨不能天没亮就进了教室。即使这样，多数时候红楼里的学生还都在盼着第一堂课下了后去买两个包子来果腹。每天食堂都会准备热腾腾的包子，等着这些饥肠辘辘的懒学生。大家一路啃着包子一路回红楼接着上第二堂课，嘻嘻哈哈。表演系的对我们一般都是“敬而远之”，因为我们正在听余秋雨的课，在他们眼里就高深得不得了了，好像我们吃包子也要吃出思想来。 我们的教室是敞开的，谁都来去自由，却少有别的系的学生来听讲求学的，倒是听说有我们的男研究生假装走错教室，就为看一眼人家脱光了衣服的模特儿。 偶尔会有陪研究生男朋友来听课的真假美女，但听着听着就没了人影，不知是听不太懂，还是对教室里的“氛围”感到了压力，反正是没有能坚持得下来的。有几次我瞥见过表演系一女生在下面听余秋雨课时的表情，就那么一直朝着他的方向伸长着脖子，脸上一直在开放着愉快的、一成不变的笑容，弄得我反倒听不好课，老分心，一是怕她那样时间长了虚脱过去，二也是怕“秋雨兄”在上面被她弄得也分了心，讲不好课。好在“秋雨兄”也是见过世面的，又何况在上戏的院子里好歹也“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美女什么样的表情没见过，自然是“处变不惊”，该怎么上课还怎么上课。 在我这里，“秋雨兄”的授课，有些像针灸，话语一下一下的，刺激过来，令大脑中的众多神经启动开来，思绪飞扬。那些日子，一旦陷于内心的思考当中，那些话语竟然都是以余秋雨的声音出现在脑子里的，它们好像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余秋雨的声音的。听课时的专注与痴迷，几近中毒了。 我现在很想念那一大本被我绝情卖掉的课堂笔记本，我想重温他究竟讲了什么，想看看自己记录下来的那些话。我更想把它们展示在这儿，让更多的人读到它，领略它。可惜已不可能了。我对自己恼火，那些卖掉的书可以高价买回来，那些智慧的火花，再难收集。 我曾愉快地读过汪曾祺的《蒲桥集》，里面有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写他听沈从文课的事情。他说自己从不记笔记，所以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他几乎全忘了！他说他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上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后来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他说如果他把沈从文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的书。“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老头说自己。我有时也爱玩闹着设想，如果那本听余老师课的笔记没被我当废品卖掉，如今一整理，是不是也可以出一本《余秋雨论艺术》？真是可惜！ 我只有极力去回想。 太奇怪我一点想不起他课上讲的内容。他从不强调他的重点，也不带任何的手势，总是平静地表述着，好像拉家常一样。 记住的只有听他讲话时带给的感觉，脑子里一亮一亮的，总有惊喜。我估计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余老师自己也都不记得了，很多是他游离出去的那些例子，他对艺术作品中情节和人物的感觉与感悟。我喜欢听他那些最直接的审美体验，总是与众不同。他的艺术感觉和悟性，好得让我这个学生只来得及追随。记录下来，完全因为情不自禁。好些作品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记住的只有当时脑子里那么一激灵的感觉。 那是听他课时最大的收获。和看他书时又不太一样，看书是被他开阔的思路席卷，听课时我思路却总是懒散的，有一搭没一搭，本子上也不记什么一二三，只是跟着他一路东看看西瞧瞧，到了紧要点张大了眼停下来时，一定是他讲述那些触动他感觉的作品的时候。他的声调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眼镜片还是那样平静地停在光线里，但他的那些纯属个人的审美体验当中，有一种好得令我惊异的第一感觉。就在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感觉时，不知不觉当中他会把这感觉提升至又一个让我更加惊异的理性概括。他总是能迅速把自己由一个充满灵性的观众突然就变身为一名智慧的艺术评论家。我在下面听着，惟有惊讶和佩服。因为他从不提高自己的嗓门，或者多加一个激动的手势，听的人只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话牵引，等到了柳暗花明处，大惊失色，不知自己是如何从“山穷水尽疑无路”中出来的。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3）
难过的是我现在一个也想不起来。 他教我独特的看问题的角度。 他教我不一样的表达自己感受与观点的语言。 他什么也没有教我。我却总以为自己受他影响太深。 有一天又是逃学半个多月返校。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余老师的课，就问宿舍的师妹，最近“秋雨兄”又有什么精彩言论我没有听到的，要求她们说来共享一下。 刚刚满腔热情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的师妹对我有气，说有啊，最近“秋雨兄”专门就你的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学会拒绝，学会说“不”。“躲是没有用的！并且是不负责任的！”她说。我当然不会信她的鬼话，但也基本知道她话里的意思。我要求她展开些，不要对“秋雨兄”的语录断章取义。 她告诉我，“秋雨兄”在谈到人性的弱点时，举了一个例子，关于拒绝和及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人有时会迫于一时的情面或其它各种理由，答应、承诺某件自己根本做不到甚至根本不愿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有得他自己痛苦的，他会陷入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耐烦与后果里，最终往往不仅自己的生活被搅乱，而且还四处不讨好。要避免这样的境地，惟一的办法，就是学会拒绝，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大声地说出那个“不”字。像我们这些研究生，正处在创造力的最佳时机，精力和时间都是金贵的，一定要把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琐碎过滤掉，把那些不必要的、尤其是自己根本不愿参与的事情挡在外边。也许第一次第二次很难，但坚持下来，其实非常容易。慢慢地，别人也就适应你的这种作风了。 我说好了，“秋雨兄”要是早点说这话，我就不会犯错误，也不会害你生这么大的气。师妹依然不解气，拿话刺激我，说那位我不给他面子的博士后气得点烟的手都在发抖，现在已经准备回老家现找一个准老婆，半年后结完婚就带去英国。我大喊怎么改英国了，不是说去美国吗？早说呀！我一头扎进被子里，作撕心裂肺状：哎呀呀我好悔啊，我要出国，我要去英国，我做梦都想做英国老婆！师妹跳过来踢我：马小痞，你不要再装死了！ 可不是，因为一时的软弱，可怜的我已经吓得在校外躲了半个多月，又漏听了多少“秋雨兄”的精彩言论。他会把很小的事、很简单的道理说得通透见底，不留余地，让你没有理由去犹豫，没有理由不采用强有力的行动去实施你的决定。 余秋雨举的这个人性的弱点的例子，可能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就经常陷入其中。我相信也同样会经常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定是教训太多，才会跟自己的学生郑重其事举一反三。最要命的，这种事更多会发生在“善良”的人身上，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个跟自己作斗争、战胜自己的隐性过程，不是每次都能顺利闯关。 那样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苦恼、烦躁。不过经他那样挑明白，你会觉得真的，这有什么难的。一些很简单的事，总是被我们自己羞答答越搞越复杂，后患无穷。 再有类似的事发生，我总想起他说的，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大声地说出那个字——不！有时忘了，或是环境与情面占了上风，让自己陷入那几乎是没完没了总也结束不了的麻烦里时，就会在心里对自己喊：结束，结束，现在还来得及，只要说出那个字。 他的话很多时候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这让我省去很多麻烦，丢掉许多包袱，过得更纯粹和简单。 他还说要让别人适应你。这话经常被我拿来做自己行为的支持、支撑点。 这也让我经常看上去有点牛，虽然这种“牛”也经常要带来些另外的结果，但你不把这结果当结果，也就无所谓什么结果了。 在他给我们推荐的书里，有一本房龙的《宽容》。 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我当时不懂他为何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肯定不是因为书名，也不仅仅是因为文笔。可我这个学生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宽容》，只仿佛又上了一次(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4）
我想这多半都因为我是余秋雨的学生。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1）
上戏的学习和生活改变我许多。 一开始我们都被要求“打开”，导师们爱取笑我们这些来自正统大学的弟子们的内向、羞涩。就像现在电视里的现场“秀”，我们被要求大声作自我介绍，不要常规的简历背诵，要搞点个人魅力展示什么的，害得我们每一个都涨红了脸。 我还记得一位妈妈级的学友最勇敢，站起来就表决心，要如何珍惜这三年的学习时间，又说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当时的系主任陈多先生听得哈哈大笑，说你千万不要当海绵，光把知识都吸进去了不往外吐有什么用，不怕把你自己的肚子涨爆了。别的导师们也都跟着发出会心和善意的笑声，原来他们全都受不了我们的假模假式。第一次师徒见面，导师们就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不循常规的状态，吓得我们再不敢老生常谈，却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现自我的方式。这情景反倒比考试还难了。 类似的情景在表演系学生那里，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张嘴就来。那时凡是来上戏找我的同学或朋友，事后总要念叨一下他们所受到的“惊吓”与“摧残”：有时刚进了校门，身后就传来亲热甜腻的声音问“你来了？”正在懵懂中犹豫着如何回答好，另一个方向却又响起一声断喝“滚！给我滚出去！”吓得魂飞魄散之际，却发现人家出声儿的人压根就没拿正眼看你，人家扬着脖子从你身边擦肩而过，嘴里还在那“你来了”“滚出去”。原来这一切根本与你无关，人家正背台词呢。有人嘴上不服，说我，“你这儿差不多就是疯人院啊！”我说我喜欢他们这样，在南大压抑惯了，这样挺好。 那时全学院只有一个传呼电话，看门的师傅是苏北人，谁有电话，他就在楼下大叫谁的名字。比如他喊“萨日娜”，舌头转不过来，就成了“杀人啦”，他一喊，楼上楼下的学生就都跟着喊“杀人啦”。杀声一片。弄得周围居民跟着乱紧张。 虽然我们还没有表演系那样的勇气，可以在上戏的院子里一边走道，一边旁若无人无比投入地念台词什么的，但在宿舍里，我们早疯成一团。 我们开始躲在宿舍提前“瓜分和分配”每一位导师，还给他们每一位起外号。个子小小的可爱的陈多老师，我们背地里叫他多多。研究中国早期戏剧家熊佛西卓有成效的丁罗男老师，我干脆给他取名熊老师——有一回夏岚冲进宿舍把我按在床上就开打，原来她迎面碰上这位丁老师，时空没能及时切换过来，一声毕恭毕敬的“熊老师”，把丁罗男喊得一头雾水。至于余秋雨老师，我们亲热地唤他“秋雨兄”。又因为我和余老师最对路，他有时还被称作“你的秋雨兄”。 这样的事在上戏的男、女生宿舍里大概上演过一轮又一轮，半真半假的，多少也能反映点学生对教师们的亲疏与取舍。有一回一个进修班的老女人老男人们因“分赃不均”，还为这样的事吵将起来，结果闹得“闺房密语”“寝室卧谈”统统都给抖落了出来，弄得那些被暗地里“瓜分来瓜分去”的老师们全都哭笑不得。 年龄相当，人又随和、善解人意的余秋雨，自然是仰慕者“争抢”的重点。后来大家把这事当笑话讲，余秋雨自己也摇头，觉得整桩事件秘密部分还挺可爱挺好玩的，不过后来演到公开部分，就太认真太不好玩了。看来他还是喜欢被女弟子们“认领”“支派”，喜欢这种游戏般方式下的明朗、认同，但一旦失了把持弄成街头巷尾的飞短流长，他可不欣赏。 后来台湾美女肖蔷说她在敦煌拍戏太苦，只有读余秋雨才得以熬过那段日子，不久又有台湾把他排在十大美男子之首的消息传来，他开心地在电话里和我谈论这些事，问我听说没有。我说听说了，报纸上登得到处都是。他呵呵笑：这真是太开心太高兴了。 有次我当着他的面一激动，差点也没把我们宿舍的“黑名单”交代出来——当然为了师妹们的面子，还是“理智”战胜“冲动”，“打死也不说”，免得把一段愉快、调皮的日子弄得太不好玩太没趣了。 那时的余秋雨竟然从没来过我们这几个女弟子的寝室，好像也从不主动找我们。也不知是否被之前的“争抢”事件给吓怕了。对待这些感性十足的“戏剧女人”，也许躲得远一点为妙。 研究生宿舍夜间没有熄灯一说，晚上大家都睡得晚，第二天中饭之前基本上都是“睡美人”的干活。有时门外会响起敲门声，我们要么不予理睬照睡不误，要么被敲烦了，便齐齐地大吼一声“谁！”门外立马静如死水。但愿这样的情形之下，不会有那个“秋雨兄”。 倒是经常在课间、在校园碰上后打声招呼，却又能感觉到他对这几个女弟子的近况了如指掌。像谁总爱跟谁一起玩一道逛街，谁又在跟什么人谈恋爱了，谁又不见了踪影，他总是有数的。 那时上戏后面的华山路幽幽静静，不宽的小马路上，完全被高高厚厚的梧桐树叶遮掩住，临街少有店面，一些花园洋房藏在围墙后面，不露声色。只有一路公共汽车来往，到了华山路，上下乘客都要减少。我们没事就在路上闲逛，到前面的小面包房去买法式面包吃。还有靠近衡山宾馆的一家外贸店，差不多快成上戏男女学生服装专供处了，凡是有新到外贸服装的日子，就会有上戏学生在校院里传播消息，爱买衣服的人就一哄而上。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2）
还有淮海路、华亭路，都是爱去的地方。 经常逛得精疲力尽回来，走在华山路上，吊而郎当的样子，碰到秋雨兄，便会做贼心虚起来，干笑一声，逃进校门。倒是秋雨兄，总是老熟人一样，问声：“咦，又是你们两个人啊？”或者说：“穿得这么漂亮，去哪里玩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以他的风格，他不可能会批评指责我们逛大街消耗所谓大好时光，只要带着脑袋带着眼睛，上哪儿去碰上点事都不会是白碰上的，都会是有收获的。只是我们自己，因毫无建树，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 在上海跟着师妹们，我学会了逛街。上戏离淮海路和华亭路很近，出了后门悠悠地穿过那些两旁尽是小洋房的窄马路，就到了华亭路上的服装摊。在华亭路上我们学会了跟卖衣服的上海人讨价还价，我总是看中一件衣服，便躲在师妹的身后，让她们用纯正的上海话杀价，好像邻里拉家常。 上海的小青年从来不会舍得和女孩子翻脸，价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挑明了说：“阿拉晓得咯，侬是上戏的学生，侬上戏学生在阿拉咯买衣服咯许多咯，阿拉勿会多要侬钱咯！真咯！” 到华亭路买衣服的除了一帮一帮的上戏学生，还有不远处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有不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外。本来上海人穿衣服就有点讲究，到华亭路上去买衣服的，一般更不会有穿得太傻的，光是买衣服的人自己各自的衣着，就已经在相互影响着。那里也是大多数上戏学生弥补和完善服装审美感觉的现实课堂。 学校就那么小，谁今天穿了件特别点儿的衣服，都会遭到所有人的激赏。有一回在华亭路买到一双很特别的小凉鞋，平底，就那么几根小带子，简单大方，露出十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小脚丫。走到宿舍门口，立刻被坐在门口闲聊天的男生盯牢。双脚都走出那束聚光灯，又听身后一声由衷的赞叹：“好一双香港脚啊！” 我们还喜欢结伴去逛城隍庙，吃上海小吃，每一次都撑得发誓下次一定少吃几样。我这个人不认路，经常糊里糊涂和师妹们在大上海的许多角落里乱窜。印象当中，正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了在大街小巷里游荡，在处处都是市井之声的人群里转悠。 说实话，那都是平时导师们纵恿的结果。 导师们总是鼓励我们走出校门，不要我们成天圈在宿舍里，生怕书本与学问会磨钝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触觉，会磨灭我们对周遭事物的热情和感觉。他们总是说一定要转变过来，你们现在是在艺术院校，是在读艺术，再不要做书呆子、老夫子了。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表演系的男生女生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摆着架势，顺带也展示一下他们的美貌与青春。而这时，无论碰上余秋雨或是别的导师，都会体恤地劝我们：多好的太阳，出去走走吧，别闷在屋子里，去把大上海好好地看个够，去城隍庙逛逛，去外滩走走。 即便是穿了件漂亮的衣裳，也一样会得到导师们美学上的肯定和夸奖，那种时候真的是很愉快的。 被我们称作秋雨兄的余老师，整个人和学院的气氛也很融洽，身上没有学问做大了的沉重，总是穿条牛仔裤，随随便便地走在学院的小花径上，一路招呼过来。 2002年初，余秋雨刚结束“千禧之旅”回到国内，有记者傻乎乎问他：“有好几个女主持与你们同行，你太太会不会反对？”我偷着笑。他们真是对余秋雨不够了解，你想在上戏当老师，在上海在全国做戏剧搞讲学，他身边什么时候少得了女性，少得了美女，居然问了这样幼稚的问题，拿去问那些书斋里的老学究，可能比较会让他们有反应。 学院里的漂亮女孩多多的，他对谁都亲和、友善，一点不死板，但总是在一个度上，不会有亲昵、怂恿之态，这一点搞得倒有点太像“灵魂工程师”。即便如此，学院里的众女生也爱拿他随意的一句话一次举止太当真。记得一位本科小女生，大概是她妈妈与余秋雨认识，托余秋雨给她女儿捎过东西，这就已经招得班里的小女生们嫉妒了，偏偏这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儿，还对人说她妈妈跟余老师说她是上戏校园里最有味道的女孩，结果这个倒霉的小女生一下成了全班女生的死敌，从脸蛋到身材被大家批判得一无是处。本科女生们在澡堂里哇啦啦跟我说这事时，我听得好玩死了。心想“秋雨兄”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地就把一个小女孩给“害惨”了。 或许是在美女堆里呆得太长，各种各样的美人见得太多，他对女性，反倒是怎么看也总能看出点对方的“美”来。这也有点“大师级”的味道。好比我，看俊男就是俊男，看丑男，肯定也只看得到他的丑。但他不，他总是能看到她们独特的那一面，会说那个女孩子是漂亮的可爱的，再不济也是蛮有意思的。就像他也爱对人说马小娟是个“美女”一样，人家一看，哎呀也不过如此嘛。 那次和他一起坐车，派来开车接他的是位女性，我这个笨学生身为“中间人”，都没搞清楚她是什么科长处长或是专职司机，更不知如何向余老师介绍她，就干脆“装死”，什么也不说，只当她这个人不存在，反正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倒是余老师，怕她被“冷落”，又怕她太拘束，主动和她搭起话来。肯定不会问你爱人干什么的这种土人才问的话，他夸她开车很潇洒，说女人开起车来，比男人还要潇洒。我发现那个沉默的女人，一下就被夸得愉快了起来。再看她开车的架势，的确也透着些许的果敢利落。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3）
他对女性，有一种非常宽厚的欣赏，不知用“慈悲”是不是准确，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反正在他那里，没有一无是处的女人，他懂得欣赏不同的女性身上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风采，并且有本事选择最合适对方的词汇表达他的欣赏，听起来自然、贴切，又叫人开心。 看看他《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女主持、女伙伴，在他笔下个个都是美美的，自信十足的，真个是各有各的神采。 由他编剧的黄梅戏《秋千架》在北京演出，刚散场回家，他和马兰在电话里问我怎么样，我也不知自己怎么搞的，想都没想，就说我觉得它有点女性主义啊。 余老师一下就愣了，没接上话来，或许一下也不知我这是从何说起。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因为他为妻子马兰量身定做，有太多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也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女扮男装”的贯穿线在里头，我一边看就一边意识到了台上那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亲密与互助（决不是红娘帮衬着崔莺莺搞张生的那种营生，那种需要借助别人来安排的偷情，晦暗又暧昧，毫无浪漫可言，却经常在戏曲舞台上被渲染得一波三折，简直受不了），我能感觉到他对古代生活中女性可能拥有的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美好设想或者愿望，他完全从女性的这边出发，从女性的理由，去发展戏剧情节。而男性在整出戏里，是在女性的后面的，是需要女性去成全、去救助的。它会让我突然意识到，在古代生活里，众多灵气十足的女性，她们是被集体地、无声地埋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大坑里头，叫得出名的也就是李清照外加几位名妓。也包括现在，我经常会在一个虚张声势、自以为是的男人身后，惊讶地发现一位清秀聪颖、泰然安适的女子，她可能不是什么处长局长CEO，也从不写东西发泄自我扮美女作家，但你会对她一见如故亲亲切切，并且知道，她内在的光芒早已覆盖了她前面的这躯酒囊饭袋。这些是我看别的戏曲时从来没有感觉到的。 现在我想，这会不会也是他对待女性一贯的宽厚、体恤态度的不自觉流露？它也许不是《秋千架》想要传达的本意，但一下被我说出来，真有点不着边际。 在上戏，男弟子喜欢传扬余秋雨最近又露了点什么新说法，女弟子更爱议论他最近又做了点什么事情，很在意的样子。 有次在校园相遇，余老师突然问我，马小娟，你爸爸是马正太呀？他的样子还带点小小的惊讶，好像对我又有了什么新发现一样。就像现在有人问我你是余秋雨的学生呀？ 我心里一下就乐了，没想到他问我这话，心里猛得意，嘴上反应却慢，不知怎么回答，便朝着他傻乐。 我的老爸在我们那个省里算是文化名人了，搞得我上小学、上中学那会儿经常招来老师和同学的羡慕与好奇，心里没少虚荣过，尤其是男生们投过来的目光，受用得很。不过一上大学出了本省，我就把这事儿忘得光光的。大学里也没人知道我的这点“光荣史”，那些搞当代文学研究的教授们，目光都盯着“巴、老、曹”，再不济也是赵树理，像我老爸这样的自然进不了他们的视野。没想到跑到上戏，还是余秋雨主动提起我老爸，那么直接，还那么愉快，搞得我好不得意，重温了好几天早年的虚荣。 当时体操运动员童非的姐姐也在上戏进修，他们的妈妈潘凤霞是著名的赣剧表演艺术家，和我老爸是熟人。童姐姐听余秋雨这么一说，也把我和我老爸对上了号，免不了一顿吹乎，搞得一位争强好胜的小师妹好一会儿缓不过劲儿来，嘀咕说搞半天你们都是名人之后，连秋雨兄都知道啊。 搞得大家都想在“秋雨兄”心里多加点分量似的。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1）
“如果问我，我们学院的研究生群在业务素质上还应该增添一些什么，我的回答是：首先还应该大幅度地增添创造意识。” “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研究。” “秋雨兄”总是那样稳稳地坐在讲台上，慢慢地和我们聊。 我毫无坐相，身体趴在课桌上，一脸平静。 满脑子的喧哗是无声的。 我总在逃学，东游西逛，难得坐下来安静地听课。 她们也给我取外号，叫我“马小痞”，弄得我毕业后给她们每一个写信，最后落款总是一个大大的“P”。 那时学校认识我的女生都知道我的外号，有回楼下舞美系的小不点儿顺着窗户往上喊我，喊得急了就听不见中间那个“小”字了，再喊得急了，就让人听成另外两个字，终于惹得楼下表演系小楼里一位女教师大骂：“这是谁呀？这么不要脸！”我们半天才想明白怎么个“不要脸”了，一下就笑翻了天。大家反复地念那三个字，越念还真越像那两个字。从此没人敢大叫我的外号，免得再挨骂，再“不要脸”。 我那时很牛的一点，是在南京大学工作过两年，每个月都比别人多领到“好多”钱，让师妹们眼红得不得了。我不仅可以多买书，还可以多买零嘴，在华亭路上的小摊上多买几件小布衣，高兴得很。那时宿舍里的人爱跟着我把人民币叫得咬牙切齿的。那完全是假装潇洒来着。太不把钱当回事，是因为那时太没钱花了。 这时没有任何人禁锢我的思想与行为，我感到自己比在南大时更加有力和强大。我是说那种思考问题时的力量和强势，它们会朝着一个方向扩张和奔走。思考的成果，总带来莫大的欣喜和膨胀。 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并不勤，我没有再现这些成果的冲动。 我爱说要有台那样的机器多好，它可以根据你脑子里的电波什么的，记录和翻译你的思想。 我没有听从余老师的话，没有多写文章，也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完整的创造计划。整个的人是静态的，没有人看得见脑子里那些奔流不息的火花。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胡说八道，不爱正儿八经讨论学术。 那是一些幸运与幸福的时光。上戏的红楼里，永远总是飘扬着琴声和歌声，还有表演系的台词声。隔壁几步远的教室，也许舞美系的学生正在静静地描摹着人体模特。好像只有我们的脑子才在思考，才在运行之中。完全是一幅动静相辅、形态各异的长卷。 过去在南大时，教学楼里总是安静的，晚上总像是透明的灯城，远看过去是空的，鸦雀无声。里面却容纳了上万名埋头苦读的学子。在南大读了四年大学我从没上过晚自习，主要是上晚自习的人太多根本占不到位子，很多人都是下午就去占座位，搞得很累。我不喜欢。 上戏的红楼晚上看书的人很少，差不多是空荡荡的，我已习惯在一片“戏剧的氛围”里晚自习。看书累了，踱出教室，没准哪个班里就在排练小品，又吼又叫的。站在门口看看，歇歇眼睛，放松一下心情，很好。天性散漫的我很喜欢红楼的气氛，喜欢晚上在红楼专用的教室里看书，喜欢和隔壁本科班的小女生聊天。 十几年后我在北京读余秋雨的《长者》一文，里面写到他十六岁时报考上戏、在上戏读书时的情景，还有他班里的那些同学，感觉里就又出现了上戏小院儿特别是红楼里飘然的气息。他说他高考那年首先想到的是决不能报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我看得会心一笑。他说自己同时考取了一所军事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结果是上戏抢先一步拿走了档案。他自己跑到上海市招生委员会，想要回档案去读军事学院。委员会的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姚力先生，他耐心听完余秋雨的申诉，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他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于是他和众多优秀的、无意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成了上戏的同班同学。可惜他们那个时候的课程太差，谈不上什么艺术。 “专业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 学院似乎没给他留下多少求学的美好记忆，他们那一批学生很快去了农村劳动。我猜他的理论基础和艺术感觉，更多地来自未来岁月里的自学与参悟。和他那时的学习条件比起来，我们这些后来者真说得上是幸福了。 校园里的实验剧场，那时是上海最好的艺术剧院，隔三差五就有外面的人想看都看不到的演出，印象中好像那个时候所有来上海交流的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都在这里进行。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2）
来看演出的尽是留在上海的老一辈艺术家，还有新近冒出的新锐艺术人才。像白杨、秦怡、张瑞芳几个，就像隔壁邻居一样，有好的演出就来了，惹得上戏的学生们在剧场里总要引颈眺望。那种日子，总是上海文艺界的名流纷纷出动的时候，演出前的几十分钟里，隔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骚动，一定又是一名大家都熟悉的名士进场来了。剧场里高朋满座，我们这些小字辈也深陷其中，有点耳濡目染的意思。现代戏剧的概念里，演出应该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我们总是与上海最好的观众在一起，剧场里暗中涌动的审美热情，也带动我们作出相应的反应。每一场观摩，都成为一次共同合作完成的艺术活动。 当然受益更多的还是来自观摩内容本身，虽然许多的演出走马灯一样，一场接一场，有时看得今天忘了昨天看的了，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早在发生着，还有的会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突然有一天就爆发出来。 上戏的课都安排在九点以后，完全不像别的学校那样冬天恨不能天没亮就进了教室。即使这样，多数时候红楼里的学生还都在盼着第一堂课下了后去买两个包子来果腹。每天食堂都会准备热腾腾的包子，等着这些饥肠辘辘的懒学生。大家一路啃着包子一路回红楼接着上第二堂课，嘻嘻哈哈。表演系的对我们一般都是“敬而远之”，因为我们正在听余秋雨的课，在他们眼里就高深得不得了了，好像我们吃包子也要吃出思想来。 我们的教室是敞开的，谁都来去自由，却少有别的系的学生来听讲求学的，倒是听说有我们的男研究生假装走错教室，就为看一眼人家脱光了衣服的模特儿。 偶尔会有陪研究生男朋友来听课的真假美女，但听着听着就没了人影，不知是听不太懂，还是对教室里的“氛围”感到了压力，反正是没有能坚持得下来的。有几次我瞥见过表演系一女生在下面听余秋雨课时的表情，就那么一直朝着他的方向伸长着脖子，脸上一直在开放着愉快的、一成不变的笑容，弄得我反倒听不好课，老分心，一是怕她那样时间长了虚脱过去，二也是怕“秋雨兄”在上面被她弄得也分了心，讲不好课。好在“秋雨兄”也是见过世面的，又何况在上戏的院子里好歹也“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美女什么样的表情没见过，自然是“处变不惊”，该怎么上课还怎么上课。 在我这里，“秋雨兄”的授课，有些像针灸，话语一下一下的，刺激过来，令大脑中的众多神经启动开来，思绪飞扬。那些日子，一旦陷于内心的思考当中，那些话语竟然都是以余秋雨的声音出现在脑子里的，它们好像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余秋雨的声音的。听课时的专注与痴迷，几近中毒了。 我现在很想念那一大本被我绝情卖掉的课堂笔记本，我想重温他究竟讲了什么，想看看自己记录下来的那些话。我更想把它们展示在这儿，让更多的人读到它，领略它。可惜已不可能了。我对自己恼火，那些卖掉的书可以高价买回来，那些智慧的火花，再难收集。 我曾愉快地读过汪曾祺的《蒲桥集》，里面有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写他听沈从文课的事情。他说自己从不记笔记，所以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他几乎全忘了！他说他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上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后来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他说如果他把沈从文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的书。“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老头说自己。我有时也爱玩闹着设想，如果那本听余老师课的笔记没被我当废品卖掉，如今一整理，是不是也可以出一本《余秋雨论艺术》？真是可惜！ 我只有极力去回想。 太奇怪我一点想不起他课上讲的内容。他从不强调他的重点，也不带任何的手势，总是平静地表述着，好像拉家常一样。 记住的只有听他讲话时带给的感觉，脑子里一亮一亮的，总有惊喜。我估计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余老师自己也都不记得了，很多是他游离出去的那些例子，他对艺术作品中情节和人物的感觉与感悟。我喜欢听他那些最直接的审美体验，总是与众不同。他的艺术感觉和悟性，好得让我这个学生只来得及追随。记录下来，完全因为情不自禁。好些作品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记住的只有当时脑子里那么一激灵的感觉。 那是听他课时最大的收获。和看他书时又不太一样，看书是被他开阔的思路席卷，听课时我思路却总是懒散的，有一搭没一搭，本子上也不记什么一二三，只是跟着他一路东看看西瞧瞧，到了紧要点张大了眼停下来时，一定是他讲述那些触动他感觉的作品的时候。他的声调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眼镜片还是那样平静地停在光线里，但他的那些纯属个人的审美体验当中，有一种好得令我惊异的第一感觉。就在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感觉时，不知不觉当中他会把这感觉提升至又一个让我更加惊异的理性概括。他总是能迅速把自己由一个充满灵性的观众突然就变身为一名智慧的艺术评论家。我在下面听着，惟有惊讶和佩服。因为他从不提高自己的嗓门，或者多加一个激动的手势，听的人只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话牵引，等到了柳暗花明处，大惊失色，不知自己是如何从“山穷水尽疑无路”中出来的。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3）
难过的是我现在一个也想不起来。 他教我独特的看问题的角度。 他教我不一样的表达自己感受与观点的语言。 他什么也没有教我。我却总以为自己受他影响太深。 有一天又是逃学半个多月返校。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余老师的课，就问宿舍的师妹，最近“秋雨兄”又有什么精彩言论我没有听到的，要求她们说来共享一下。 刚刚满腔热情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的师妹对我有气，说有啊，最近“秋雨兄”专门就你的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学会拒绝，学会说“不”。“躲是没有用的！并且是不负责任的！”她说。我当然不会信她的鬼话，但也基本知道她话里的意思。我要求她展开些，不要对“秋雨兄”的语录断章取义。 她告诉我，“秋雨兄”在谈到人性的弱点时，举了一个例子，关于拒绝和及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人有时会迫于一时的情面或其它各种理由，答应、承诺某件自己根本做不到甚至根本不愿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有得他自己痛苦的，他会陷入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耐烦与后果里，最终往往不仅自己的生活被搅乱，而且还四处不讨好。要避免这样的境地，惟一的办法，就是学会拒绝，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大声地说出那个“不”字。像我们这些研究生，正处在创造力的最佳时机，精力和时间都是金贵的，一定要把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琐碎过滤掉，把那些不必要的、尤其是自己根本不愿参与的事情挡在外边。也许第一次第二次很难，但坚持下来，其实非常容易。慢慢地，别人也就适应你的这种作风了。 我说好了，“秋雨兄”要是早点说这话，我就不会犯错误，也不会害你生这么大的气。师妹依然不解气，拿话刺激我，说那位我不给他面子的博士后气得点烟的手都在发抖，现在已经准备回老家现找一个准老婆，半年后结完婚就带去英国。我大喊怎么改英国了，不是说去美国吗？早说呀！我一头扎进被子里，作撕心裂肺状：哎呀呀我好悔啊，我要出国，我要去英国，我做梦都想做英国老婆！师妹跳过来踢我：马小痞，你不要再装死了！ 可不是，因为一时的软弱，可怜的我已经吓得在校外躲了半个多月，又漏听了多少“秋雨兄”的精彩言论。他会把很小的事、很简单的道理说得通透见底，不留余地，让你没有理由去犹豫，没有理由不采用强有力的行动去实施你的决定。 余秋雨举的这个人性的弱点的例子，可能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就经常陷入其中。我相信也同样会经常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定是教训太多，才会跟自己的学生郑重其事举一反三。最要命的，这种事更多会发生在“善良”的人身上，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个跟自己作斗争、战胜自己的隐性过程，不是每次都能顺利闯关。 那样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苦恼、烦躁。不过经他那样挑明白，你会觉得真的，这有什么难的。一些很简单的事，总是被我们自己羞答答越搞越复杂，后患无穷。 再有类似的事发生，我总想起他说的，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大声地说出那个字——不！有时忘了，或是环境与情面占了上风，让自己陷入那几乎是没完没了总也结束不了的麻烦里时，就会在心里对自己喊：结束，结束，现在还来得及，只要说出那个字。 他的话很多时候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这让我省去很多麻烦，丢掉许多包袱，过得更纯粹和简单。 他还说要让别人适应你。这话经常被我拿来做自己行为的支持、支撑点。 这也让我经常看上去有点牛，虽然这种“牛”也经常要带来些另外的结果，但你不把这结果当结果，也就无所谓什么结果了。 在他给我们推荐的书里，有一本房龙的《宽容》。 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我当时不懂他为何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肯定不是因为书名，也不仅仅是因为文笔。可我这个学生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宽容》，只仿佛又上了一次(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