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部分阅读
理解和容忍。 你的小说我都看了，他说，总是让人兴奋，写得很不老实，还有点黄，但是很明朗，很干净，不过它们总像是一幅幅很好的油画，却没有上框子。他说。 我马上嘻嘻笑。我把一大堆发不出去的小说寄给他，大言不惭在信里告诉他，没人肯发表这些小说，给他看也根本不是想要他干什么的，就是想让他看，看看我写的小说。 他说我的小说没上框儿，我竟越发地高兴，因为我房间的地上刚好就随意立着几幅朋友画的油画，又刚好是没上框儿的。我就喜欢这感觉。我受不了给它们套上框框再装模作样高挂在墙上。 我才不需要上什么框儿，小说发不发表的无所谓，反正我写了，发泄了高兴了就行了。发表不了不就是少两个稿费嘛，我有工资我又不缺钱花。 那时年轻就那么牛，总是不听任何建议，不作丝毫改进。许多时光在牛气哄哄中度过。 这时刚好又看见余老师在电视里，再也不穿牛仔裤了。我对自己说，我不喜欢他穿西服。我只记得他穿牛仔裤时的样子，有一点点胖，但是很自然很亲切。 以后见到余老师，他说很多人反感我上电视，太好玩了。他说电视是我的专业，我为什么要回避电视？还有一些自己称很少看电视的教授，也说总在电视里看见我。他好笑地说，他们都不看电视怎么还能在电视里看见我？那看来他们也还是不能完全拒绝电视的了。 我陪着他笑，因为这次是我从中牵线，让我的熟人把他请去上电视的。我已经能够轻松地告诉他，出来的效果哪些话说得好玩，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好玩。我已经接受了他上电视的事情，并且我自己也已搞上了电视，偶尔做做电视节目的策划兼撰稿，有了多重身份的生存方式。 诗人邹静之因为写了一系列收视率极高的乾隆戏，不被他的一些朋友理解，他自己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很多事情根本说不清。 可能和别的人反感余秋雨出镜不一样吧，我曾经不喜欢他上电视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长期以来习惯了与他在学术的氛围里交流，习惯了听他那些溶入了思索和生命体验的见解，而在电视上，面对的是普通的观众，肯定会有措词、分寸上的低就，这就让我很不高兴。 这之前我陶醉在自己的清高里，不屑于与普通人交流，整个人是青涩的。我每天埋头干工作，仿佛一名熟练工人，只在脑子里对自己说话，只盼着干完活儿立即飞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接着发呆，自以为什么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我还大隐隐于“朝”了呢。 我挺生气余秋雨干嘛要把自己抛向大众，他们懂什么呀。觉得真正的天才和思想者，就应该永远孤独和傲慢。 连余老师都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感情上有些疏远他，我有点生气。我不能容忍我的导师一下成了许多人的导师。 多么狭隘和幼稚。 以后的理解与释然，要来自自身的成熟，年龄与阅历的增量。还有返观余老师一向对我的放任和宽容，我学会了平和地去看待和理解周围的许多人与事。 总是听到他话里流露出来的对他的读者的感激，那样真诚，自然，从来都不矫情。 读者喜欢他的文章，他不仅高兴，而且觉得荣幸，总忘不了及时表达他的谢意。见面的时候我会说起认识的谁谁谁是他的崇拜者，谁谁谁案子破得很棒同时也很爱读他的书，他总是会一连说上好几声“谢谢，谢谢”，还说下次有机会要一起来喝茶聊天。他喜欢和他的读者交朋友。 许多人给他写信，许多人支持他，他们对他的爱戴与信任，有时会让他感到自己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和他的读者相关联的事情，如果一味地沉默，反会变成一种对他的读者的不负责任，一种欺骗。有一阵有人到处编造他三十年前的历史，他问我，马小娟，你说我要不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还是那么不屑，说，打官司那是看得起对方，沉默应该是最大的蔑视。他说好，那我就不理他们了。可谣言仍在流传，以至于他的许多读者也开始将信将疑，他们给他写信，说即使那些事情是真的，他们也一样地喜欢他，热爱他的书。他苦笑说，你看这些读者真的是太可爱，太友好了，他们因为喜欢我的文章，竟然都情愿原谅我根本没做过的事情！ 从他身上我感受到写作并非私人的事情，一个书写者拥有读者是幸福的，不孤立的。作者与读者相互间的交流与信任，是一条真实的纽带，不仅令人愉快充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责任感。
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2）
因为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我相信他在镜头前的发言就是真诚和平实的，不会空洞苍白，不会“目中无人”。因为他是在真实地与他的数万读者交流，他从书里出来，现在是在电视上，和他们谈话。他和他们已经很熟悉了，都老朋友了，就好像面对面在聊天，所以他在镜头前总是那样自然和亲切，从容与平等。“我的读者”，他总是带着温情和友好，这样称呼那些人群中的无数支持者。他非常珍惜他们，他们给他的任何一点热情和支持，都让他开心，叫他津津乐道和难以放下。 “我在你们北京打的，被司机认出来了，坚决不收我的钱，真是很开心的。” “我在机场书店，人家向我推销要不要买这本，这是余秋雨的新书。我说我就是余秋雨！那个情形真是很好玩很开心的。” “我的读者有好几十万，我每天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有的读者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说。” “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 “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他也乐意与各种各样的人们交朋友，他谈论他们，称颂他们，从他们那里看到存在的真实与意义。 我去宾馆找他，北京那天的天气突然像发神经一样，才四月就热得毛衣都多余，我一手抓着脖子上的高领毛衣，想要让自己凉快一点，一边去敲余老师的门。他打开门，问我外面是不是很热，正犹豫着不知穿什么衣服好。我笑说真不得了，我打电话进来，接线员非问我找谁，我说要找余先生还不行，还要说找余秋雨，才给我接通。他自己也笑。 我们一起去机场，我坚持要送他。他推着带轮子有弹杆的那种旅行包，一脸轻松省力的样子，说他经常这样跑，根本不用送。路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一位台湾朋友来北京办报纸，他在台湾的媒体干得很有业绩，但他突然跑到北京来，白手起家，要和北京的同行竞争，办一份领军京城报业的新报纸。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新报的策划当中，一开始就准备请一帮有实力和业绩的文化精英上他的版面，相信北京人很快就会看这份报纸了。我听他的语气，他对这位勇于向自我挑战的朋友很是激赏。每次说到自己的朋友、熟人又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时，他都是这样诚心诚意地传达着他的支持。就像我每对他说起自己又在做什么电视选题时一样，他从未有过泼冷水的时候。 他爱对我说，从大大小小的老板到白领，到农贸市场里卖菜的小商小贩，他们是现在中国最了不起、最有希望的人群，因为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在从事着一件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们不内耗生事，不因无聊恶意伤人，因此他们是最值得去尊重的。 他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偏偏还打着所谓文化之类幌子的人与事，极为厌恶。 越来越发现，他有意要进入一种现在“中国式文化团体”的自我放逐状态中。离开了团体，背弃了圈子，他离他的读者、普通人更近了。 那次我又打马兰手机要找余老师，马兰说自己正在外地，在车上，叮嘱我下午以后再给余老师打电话。我老实等到下午拨通余老师。当时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余老师告诉我马兰跑到河南的一个什么地方演出去了。他说告诉你都不相信，那边根本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里很穷，也没有演出费给你们，可是我们的工人就是想听听马兰唱歌，想看看马兰。结果搞得马兰反倒不好意思推辞，颠颠地跑去了河南，刚才大概正在去“底下”的路上。 我一听心里就好笑，他们真是太相信陌生人了。打电话的河南人也够实在，几句大实话感动了马兰，也感动了余秋雨，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总是亲切随意的。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1）
总是听他说起在各地发生的与文化、艺术圈之外的人们之间的友情的故事，明白他是发自内心的。 人们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读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人们也读他的《霜冷长河》。许多人为他笔端下对文化与文明的追溯、探寻与叩问倾倒，我还听说许多大学生把他的《霜冷长河》当作阐释人生话题的样本在阅读。 人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日常情状。 因为离得近，我能够从《霜冷长河》里读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着的余秋雨，那些情绪和心得，不必再贴附于遥远的时空当中，都是自自然然的流露。尤其看他絮叨平日里外出遇到的热心朋友和读者，就知道这些对他的珍贵和重要。 读《霜冷长河》的时候，正好是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那几天。 那天一场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长安街，灰蒙蒙的北京城终于通透、明快许多，整个傍晚都像是延时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街面上干净、敞亮。走进花店，我愉快地告诉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给我的老师，很重要的。 我带了几位熟人去看戏，最后还“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献给了马兰。回到家里余老师和马兰给我打电话，马兰在电话里直笑我。 人家献花都是从舞台侧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观众看得见，演员也看得见。我不管，我钻到后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马兰唱完最后一句从台下的掌声中直起腰抬起头来，我一脚就冲到台上，直不咙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吓了一大跳。马兰说我都奇怪你是怎么到台上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朋友也笑我：这个余秋雨也是倒霉，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学生。 余老师说这有什么，像姜丰她们好多女孩子都是大大方方走上台去给马兰献花的。 我看的已经是最后一场。捧着那束雨后的鲜花冲进剧院前厅时，余老师早被一大堆人围在中间，有观众，也有记者，他们的声音都很小，有点交头接耳的意思，这让整个演出大厅既有交流沟通的空气流动，又不至于太喧闹乃至嘈杂。大家把握得都很有分寸。我笑眯眯站在旁边，轮不到我插上话，我耐心地等着。不过镜头扫过来，我成了余老师身后一处很不错的背景。 我还看到许多花篮，都是他们俩各界的朋友们送的，预祝和祝贺演出的成功。我还看到了我熟悉和认识的一些人送的花篮，心里很感动。 那些天京城里关注余秋雨的人都有所期待，许多人还记得前些年他和马兰作为主创人员参加的《红楼梦》在北京演出时的盛况。 这天北青报上登了一整版对余秋雨和马兰的专访，我看了，记得里面有一段话，说《秋千架》里那位冒名顶考的古代女孩子成天在自家院里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围墙外面是纷繁的世界，还有每年赶考路过的考生。女孩的秋千有时会荡得高出围墙，荡过了男女界线，荡过了功名得失。心里很喜欢。这是特有的余秋雨的表达方式，一个很形象的载体秋千架，加上一个很直接的动作荡秋千，但是一下子他就能把它们转换为理性与人文化的话题，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我喜欢这种形式即是内容的艺术作品。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还自己去买过票，结果好几天的都卖完了，差点就看不上了。 那是真的，新的长安剧场落成后，我只去看过一场姜文演的话剧。在上戏时看惯了不要钱的演出，真要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点太像观众，找不到当年那种观摩切磋的感觉。那次也算是给姜文面子，约女友一道来看戏，一人掏票钱，另一人掏饭钱，把一个戏剧之夜过得高高兴兴。这次更因为是余老师和马兰的缘故，又如法炮制，约来一位女友，说好也是一人出一份钱，可到售票处一看，说是几天的票全卖光了。只在大厅里看到几张马兰的大幅剧照。既然是乘兴而来，就不能扫兴而归了，我们干脆一头扎进剧场西餐厅，大吃一通，不仅把该掏的饭钱吃了，还贴上了买票的钱。 余秋雨说朋友太多，他的，马兰的，多得不得了，好多人都跟他们要票，结果好多票都让他们自己给拿去送人了。 原来这样。我心想，这样怎么挣得到钱呀。我听说这是他们自己出资排的戏，本来还想来做点贡献的，结果倒又白蹭了几张票。 他说他忘了送我一本新出的《霜冷长河》，我说我已经买了一本，正读着。他又开始在电话里说“谢谢”，问你读到哪了。我拿起随手俯卧在地毯上的《霜冷长河》，告诉他正在看“嫉妒”那部分。 现在闭上眼睛随便地一想，其实在这本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友情、对友谊的感悟与表述。那些感悟与表述，不仅体现在其中专门的一个章节里，更是贯穿在整本书里，也即是贯穿在他日常的现实生活里。你看他笔下的师长、同学、上海人、远方的船长、近处的学生，哪怕是深夜小吃摊前的一次对话，都无不笼罩在友爱与温善的气息里。更何况那些专门来议论友情的话语，失望与寂寞，都显出他对于真正友情的苦苦追索。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2）
他从没跟我谈起过，但我隐约感到他曾被友情伤害过。 也许文人多相轻，也许还有更复杂或无聊的因素交杂其中，当十几年后再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个别他早年的朋友或同行已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早已互不往来了。想到在上海最后一次和他谈天，他曾那样由衷地向我讲述他那些朋友们的逸事，真替他伤感。 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和看重友情的人，到现在也常听他说到某位熟悉的人时总爱加一句“他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但关键时候他又总是那样苛求和认真。听他说曾给一位早年要好的友人写过绝交信，因为那人严重伤害了另一位他所尊重的老人，他要求那人公开向老人致歉，否则就从此断交。 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说的管宁、华歆二人曾同席读书，门口有香车华盖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忍不住跑出去看热闹。管宁一生气，割席分坐，不再认华歆为自己的朋友。后世一直都把“割席分坐”比喻为朋友绝交。以现代的眼光看，那位华歆实在是有点迂得可爱。在我眼里，余秋雨那样郑重其事、清清楚楚非要用书信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绝交意愿，也颇有些古代男人割席分坐的憨实决绝。 记得有次我跟他告状说有人违背我的意愿出书，我被一些琐屑伎俩气得鸡飞狗跳的，又没有“对敌经验”去应对人家，只会一个劲叫这书别出了。但最后书还是出来了，我一见就一把把它扫落在地上。当时他笑我，说第一个举止是对的，是马小娟的风格，扫落在地就大可不必，动作太大。我说我气坏了，关键是自己还说不清道不白，闷气得很。 其实他说我时很客观，但轮到自己也一样会有说一不二、决不退让的时候。 我感觉这些年他不仅决意要走出书斋，他也同样不让自己苟同文坛浊事，决意要冲出那一道相互欣赏的关系网、小圈子。 而一旦出来，便看得更明了。 有次一位熟人跟我唠叨，说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与一位什么官方人士间的交往。仿佛这样他就有了攀附的嫌疑。我笑起来，说你这是小人之心啊，你光看到他写自己与官员的来往，他还写了那么多与劳动人民间的交往，你怎么就看不见呢，你自己心态不对头吧。 都是读者，都有交流，管他当官的做工的，人家能够认可你，就都是你的荣耀，你的拥趸，你应该心怀感激好好地待他们，还分什么阶层、地位。 那次我跟他絮叨，家里的新房子正在装修，好多琐碎的事，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还要监工，我好烦。昨天那位外地工头还被北京人打了，他们求我去派出所报案，找公安，我答应他们给派出所打个电话，但又觉得莫名其妙，不想跟这些事情挨边。 他从车的前座回转身来看我，说你真的烦吗，不应该烦的。你一开始就抱定自己要装修，他们是来给你装修的，一下就把双方的关系明确得不得了。那么他们当然也就把自己当作是给你装修的，那么所有该来的事也就都来了。应该有更好更愉快的方式处理这种主雇关系。至于工头被打的事，不是打电话，而是你自己要去派出所，要跟你们的民警接触起来，这才是你的风格，并且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一定会很有趣很好玩的，你还会和他们交上朋友。 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但他的话我马上听进去了，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在处理这些很实际的问题时总是不那么得心应手，被动得很，可能真是想问题的方法不对。结果真去了派出所，不仅帮助工头解除了后顾之忧，惩罚了无理欺负他的北京人，还和父母一起，请装修队所有的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花的钱并不多，但来自江苏南通的工头和工人一直在说，我们在北京十几年，这还是第一次有东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表情，反让我不好意思。那时候双方的交流，真正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流露，感觉非常自然，非常舒服，既给别人带来了愉快，也让自己情绪好极了，不好吗？ 他很善于与各界各种普通和不普通的人交结，最近我也一直努力想要摹仿他这一点。我太顽固不愿改变自己，家人喝斥过好多回都不管用，拿余老师来做榜样，相信会过渡得好一点容易一点。我甚至说服自己，他是内向型的型血，他都能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善意与人群建立如此良好的关系，我是大大咧咧的O型，我应该做得更好的，我不应该太“各色”了。比如我四处闲逛到南方的小县城玩，公安局长听说了要请我去吃饭，我说这又不是出差，我自己来玩儿的，我干嘛要吃你的饭呀。我推三阻四最后干脆躲在宾馆里装死，打死也不上桌吃饭，弄得公安局长大为不满，认为我架子太大，说“上次来了一位处长，探亲的，吃住都没花自己的钱，临走还带了土特产，多随和多平易近人。真没见过她这样的，不就是个小记者嘛”。是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有时会点拨我，跟警察打交道也很开心的，你不要老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来往，不要老想着他们是警察就怎么样了，就像平常那样，用你自己习惯和喜欢的方式去来往，要让别人来适应你，而不是你去适应别人，这样你就会感到愉快。跟警察说话，跟警察头说话，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的，我跟你们的贾春旺一起吃饭，我对他说，你们警察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旅行者的。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3）
有时他会天真地说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穿警服来跟我合张影，就放在我们的书上，一定很高兴的，你看余秋雨还有个当警察的学生。 大多时候我觉得他是对的，但有时也会在心里觉得他在这些事上还是有点天真。他是真正的自由人，完全生活在“体制”之外，现在又是如雷贯耳的名流，出来和人打交道，无论谁当然都是要附和他，迁就他的，他处处感到的都是开心，已经不太可能遇到那些“身不由己”“强颜欢笑”的境地了。很多时候我是发自内心想跟警察交朋友的，想和他们打成一片，想挖掘真正的警察内心世界，但很伤心，每次一进入，他们立刻会把我推给局长政委们，然后我就被架空了，四处吃饭听报告然后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塞了一大叠工作总结。心里好不搓火，但人家又都对你热情周到，无非想请你多宣传宣传工作的成绩。只是普通警察好像无权接近我，会触犯什么纪律原则似的。这样的工作方式和我很早以前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有天壤之别的。每次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想去接触真实，雾障重重。屡试屡败，真的有些伤心。 在“体制”内混了十几年，慢慢就把一切都看穿，越发本分地定位在“体力劳动者”的角色上，时间长了赶都赶不出去出趟公差，也特别害怕和同事、同行之间发生“体力”之外的来往。他的话，并非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我。 但依然喜欢听他那些我这个学生听着都带点天真的话，喜欢听他那些想当然的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那何尝不是我曾希望过的美好纯粹的人际关系。 一张脸越来越不惑了，该成熟和圆润起来了。近处有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善意的榜样，或许稍作努力，“现实”真的会来适应我们。 在《行者无疆》的后记里，余秋雨曾专门花费一页的篇幅，记下与他一起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还说，这件事在《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他做的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难忘。我知道那些“伙伴们”中，多数是些非常年轻的男女，他与他们一路走下来，有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和感情，所以要专门用一样形式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而且流露出他这个人对友情的珍爱。 还有人写他到广西讲学，回去后写的信里，还没忘记向一位广西期间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问好。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自自然然，又周周到到，这是余秋雨为人的风格。 另一些时候，他对一些无行文人的言行，却是绝不苟同。这是原则。 很多时候，我开始用余秋雨的方式行事、做人。他从没说过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我喜欢学他，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不开的结，会想：余秋雨会怎么做呢？ 我甚至也开始懂得对读我书、喜欢我文章的人说一声“谢谢”。 他就像是面镜子，一个榜样。 可我还爱跟他说，我可不崇拜你，我们只是一伙的。
遭遇“余秋雨现象”（1）
那次争论发生在异国的餐桌上。 一位略老的文人说起了余秋雨，无限地迷恋他的《文化苦旅》，然后痛心他现在“变了”。对余秋雨的流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我只是笑笑，说余先生能“流行”，这是他的能力，不是谁都能流行得起来的。要把握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又要站在略高于流行文化的层面上发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的。“老”先生不服，说他这是在作秀。我说作秀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只要你还在行动之中，只要你总能不同凡响，作秀不作秀的，不过换个说法罢了。 桌上的另一位女青年不干了，和“老”先生锵锵起来：这怎么是作秀呢，难道这么多人都喜欢读他的书，也是他在作秀吗？ 饭后我们一行在海边漫步。灯火通明的海滩娱乐城，海报上说里面有海上木偶演出，我特想去看看，可惜事先没有安排，临时也没人响应。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在门口等我，只有继续在海边走。我又纠缠那位年轻的翻译，莫名其妙问人家知道他们国家的陈英雄吗，他拍的片子很有味道，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美，让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带雨林的奇丽、迷幻，我看了他不少的片子，他家的老房子也很不错。年轻的异国翻译并不见激动，只淡淡说不知谁是陈英雄，也没看过那样的电影。我想起来他说的每次从边境处倒些中国片子回来卖，很挣钱。心里也觉自己闷得好笑，人家不过迫于生计才在这黑咕咙冬伸手不见五指的湾里陪你们走走，谁愿附和你说那些个不着边际的鸟事。便想，对了，这还真是人各有志，各有所好，谁都犯不着勉强谁。 回到宾馆，一同吃饭的女青年还在生我气：你还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怎么能允许别人这么说你的老师！她说我可是余秋雨的崇拜者，我就听不得别人说他一个不字。 我只是再一次地笑笑。 我太能理解她的感情了，对于一个总能提供给自己精神食粮的写作者，怎么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呢。我还很感激她这样率直地坚决地维护余秋雨老师，我相信她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是如此真切和朴实。只是她不知道，因为离余秋雨更近，我更能意识到，这样的争论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结束得了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它们关乎到中国文人固有的观念与生存模式。因为余秋雨完全从传统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里挣脱了出来，肯定了他，许多人一辈子坚守的存在方式都要失去意义。那是很恼火的事。我愿意相信许多年后，不会再有人对余秋雨这样的文人大加讨伐，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人也都会如他一样，抛弃书斋中的自闭生涯，有能力以自身的文化积累去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强者。 还是在《行者无疆》的自序里，余秋雨有这么一段话，让同样也经历过类似思考的我，特别地有感触，现在抄录在这里，可以让喜欢和欢迎他的读者感受到他的决心和勇气：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立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再要抄录一段他说金庸的话，也许更能让喜欢他的读者意识到，余秋雨并不是完全孤单和独行在路上的。在大陆之外的文人中，早有一批现代文人找到和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生态： “像金庸先生这样的人，学问很好，又搞文化企业，同时有空又写一点流行小说，而且小说，他也努力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赞叹的结构。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不是仅仅对他武侠小说评价高，也不是对他写的社论评价高，或者是对他办文化企业评价高，而是将这些方面综合一起的状态评价高。我认为，这是20世纪华文文化圈内的一个奇迹般的存在。既是文化界的全才，同时又能在社会上取得巨大的反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我想这样的人物，在21世纪肯定会多出一点。” “另外，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那儿的一些文化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中的文化强者。” 人们总爱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称作转型社会，在这样的转型期，传统的惯性状态、优势和新型社会的秩序、规则，总在互相打架，纠缠不清，相信大家在变化和转变中都或多或少要经历些痛苦，有人转得顺当些，有人会转得疙疙瘩瘩甚至以失败告终，这与个人能力和适应力相关。好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坚守在一个专业领域里，还是做一个社会型的文化人，或者更有能力的二者兼得，相信很多人都躲在心里叽叽咕咕问过自己无数遍，但却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把那些叽咕转变为现实。这没办法，只是自己的事情，恼羞成怒或者怨天尤人，都没有用，并且已经没有时间了。要么变，要么不变，都是自己的选择。
遭遇“余秋雨现象”（2）
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专业人才与社会公共人才两个端点都需要有人在那，并且保持住平衡才是理想。不过现在比较混乱，大家各求生路，不要活得太过寒酸、不要让家人也跟着委屈就好。记得十几年前，教授们曾悲叹自己的收入还不如校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现在没有人再拿自己和卖茶叶蛋的比了，现在人的要求和欲望更高更大，喜欢拿自己和明星比。其实有心气儿这样比来比去的，还不如自己干脆就做一把明星，让自己高兴一下子。不过话也说回来，能力呢？不是谁都有能力成为明星的。 我的眼里，余秋雨就转型得很成功，他同时占有了“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个端点，这是我非常向往的生存状态，也是个人的文化状态。 相信很多年之后，谢天谢地狗屁转型终于结束，所谓尘埃落定大家各得归宿时，再来看今天，许多人会看得到自己当年的褊狭与可笑。 突然想起，其实从“文革”结束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不稳定的、变化着的社会，已经有过好几回转型了，遗憾的是有人第一个型就没能转过来，比如还是在搞整人的把戏——现在谁还玩这个！ 十几年前在上海，就听到过有关余秋雨的“传奇”，说“文革”结束后，他正好得了肝炎，返乡养病，修养生息，当别人还在“文革”的是是非非中缠来纠去你死我活时，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我同乡的老师盛钟键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读书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 后来他一下子拿出了几部大部头学术专著，一下就比别人多跑出去几大圈。 现在想，那也是他的一次成功转型，并且从某种程度来看，那是一次比今天更艰难、更痛苦的转型。那时候有多少人能看得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又有多少人有能力把握得牢自己的命运！ 我曾经跟余老师谈到过我父亲，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当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写的舞台剧就被拍成了电影，一生创作了数十台所谓优秀剧目，他写的戏，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唱，让我这个女儿也不知跟着风光了多少回。但他非常清醒，也非常勇敢，对自己的过去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狗屁”。八十年代有人要给他出集子，他说他写的东西一个也没有保留，全部毁掉了，他已经为自己作了总结，不需要再出什么集子来总结了。 余老师听了，对我老爸大加赞赏，说中国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太少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在我看来也没能成功地转型得过来，即便他早在理论上、思想上认清了“文革”时期所谓创作的实质，即便他在形式上把青、壮年时期的所有作品毁于一炬，但是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看得清别的同辈们的“垂死”挣扎，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好、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被埋葬在了那样一段莫名其妙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历史中了。 很多他的同时代人还在不甘地坚持“创作”，屁股后面拖着一根别人都看得见只有他自己看不见的“尾巴(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2）
因为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我相信他在镜头前的发言就是真诚和平实的，不会空洞苍白，不会“目中无人”。因为他是在真实地与他的数万读者交流，他从书里出来，现在是在电视上，和他们谈话。他和他们已经很熟悉了，都老朋友了，就好像面对面在聊天，所以他在镜头前总是那样自然和亲切，从容与平等。“我的读者”，他总是带着温情和友好，这样称呼那些人群中的无数支持者。他非常珍惜他们，他们给他的任何一点热情和支持，都让他开心，叫他津津乐道和难以放下。 “我在你们北京打的，被司机认出来了，坚决不收我的钱，真是很开心的。” “我在机场书店，人家向我推销要不要买这本，这是余秋雨的新书。我说我就是余秋雨！那个情形真是很好玩很开心的。” “我的读者有好几十万，我每天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有的读者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说。” “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 “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他也乐意与各种各样的人们交朋友，他谈论他们，称颂他们，从他们那里看到存在的真实与意义。 我去宾馆找他，北京那天的天气突然像发神经一样，才四月就热得毛衣都多余，我一手抓着脖子上的高领毛衣，想要让自己凉快一点，一边去敲余老师的门。他打开门，问我外面是不是很热，正犹豫着不知穿什么衣服好。我笑说真不得了，我打电话进来，接线员非问我找谁，我说要找余先生还不行，还要说找余秋雨，才给我接通。他自己也笑。 我们一起去机场，我坚持要送他。他推着带轮子有弹杆的那种旅行包，一脸轻松省力的样子，说他经常这样跑，根本不用送。路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一位台湾朋友来北京办报纸，他在台湾的媒体干得很有业绩，但他突然跑到北京来，白手起家，要和北京的同行竞争，办一份领军京城报业的新报纸。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新报的策划当中，一开始就准备请一帮有实力和业绩的文化精英上他的版面，相信北京人很快就会看这份报纸了。我听他的语气，他对这位勇于向自我挑战的朋友很是激赏。每次说到自己的朋友、熟人又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时，他都是这样诚心诚意地传达着他的支持。就像我每对他说起自己又在做什么电视选题时一样，他从未有过泼冷水的时候。 他爱对我说，从大大小小的老板到白领，到农贸市场里卖菜的小商小贩，他们是现在中国最了不起、最有希望的人群，因为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在从事着一件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们不内耗生事，不因无聊恶意伤人，因此他们是最值得去尊重的。 他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偏偏还打着所谓文化之类幌子的人与事，极为厌恶。 越来越发现，他有意要进入一种现在“中国式文化团体”的自我放逐状态中。离开了团体，背弃了圈子，他离他的读者、普通人更近了。 那次我又打马兰手机要找余老师，马兰说自己正在外地，在车上，叮嘱我下午以后再给余老师打电话。我老实等到下午拨通余老师。当时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余老师告诉我马兰跑到河南的一个什么地方演出去了。他说告诉你都不相信，那边根本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里很穷，也没有演出费给你们，可是我们的工人就是想听听马兰唱歌，想看看马兰。结果搞得马兰反倒不好意思推辞，颠颠地跑去了河南，刚才大概正在去“底下”的路上。 我一听心里就好笑，他们真是太相信陌生人了。打电话的河南人也够实在，几句大实话感动了马兰，也感动了余秋雨，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总是亲切随意的。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1）
总是听他说起在各地发生的与文化、艺术圈之外的人们之间的友情的故事，明白他是发自内心的。 人们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读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人们也读他的《霜冷长河》。许多人为他笔端下对文化与文明的追溯、探寻与叩问倾倒，我还听说许多大学生把他的《霜冷长河》当作阐释人生话题的样本在阅读。 人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日常情状。 因为离得近，我能够从《霜冷长河》里读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着的余秋雨，那些情绪和心得，不必再贴附于遥远的时空当中，都是自自然然的流露。尤其看他絮叨平日里外出遇到的热心朋友和读者，就知道这些对他的珍贵和重要。 读《霜冷长河》的时候，正好是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那几天。 那天一场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长安街，灰蒙蒙的北京城终于通透、明快许多，整个傍晚都像是延时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街面上干净、敞亮。走进花店，我愉快地告诉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给我的老师，很重要的。 我带了几位熟人去看戏，最后还“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献给了马兰。回到家里余老师和马兰给我打电话，马兰在电话里直笑我。 人家献花都是从舞台侧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观众看得见，演员也看得见。我不管，我钻到后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马兰唱完最后一句从台下的掌声中直起腰抬起头来，我一脚就冲到台上，直不咙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吓了一大跳。马兰说我都奇怪你是怎么到台上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朋友也笑我：这个余秋雨也是倒霉，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学生。 余老师说这有什么，像姜丰她们好多女孩子都是大大方方走上台去给马兰献花的。 我看的已经是最后一场。捧着那束雨后的鲜花冲进剧院前厅时，余老师早被一大堆人围在中间，有观众，也有记者，他们的声音都很小，有点交头接耳的意思，这让整个演出大厅既有交流沟通的空气流动，又不至于太喧闹乃至嘈杂。大家把握得都很有分寸。我笑眯眯站在旁边，轮不到我插上话，我耐心地等着。不过镜头扫过来，我成了余老师身后一处很不错的背景。 我还看到许多花篮，都是他们俩各界的朋友们送的，预祝和祝贺演出的成功。我还看到了我熟悉和认识的一些人送的花篮，心里很感动。 那些天京城里关注余秋雨的人都有所期待，许多人还记得前些年他和马兰作为主创人员参加的《红楼梦》在北京演出时的盛况。 这天北青报上登了一整版对余秋雨和马兰的专访，我看了，记得里面有一段话，说《秋千架》里那位冒名顶考的古代女孩子成天在自家院里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围墙外面是纷繁的世界，还有每年赶考路过的考生。女孩的秋千有时会荡得高出围墙，荡过了男女界线，荡过了功名得失。心里很喜欢。这是特有的余秋雨的表达方式，一个很形象的载体秋千架，加上一个很直接的动作荡秋千，但是一下子他就能把它们转换为理性与人文化的话题，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我喜欢这种形式即是内容的艺术作品。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还自己去买过票，结果好几天的都卖完了，差点就看不上了。 那是真的，新的长安剧场落成后，我只去看过一场姜文演的话剧。在上戏时看惯了不要钱的演出，真要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点太像观众，找不到当年那种观摩切磋的感觉。那次也算是给姜文面子，约女友一道来看戏，一人掏票钱，另一人掏饭钱，把一个戏剧之夜过得高高兴兴。这次更因为是余老师和马兰的缘故，又如法炮制，约来一位女友，说好也是一人出一份钱，可到售票处一看，说是几天的票全卖光了。只在大厅里看到几张马兰的大幅剧照。既然是乘兴而来，就不能扫兴而归了，我们干脆一头扎进剧场西餐厅，大吃一通，不仅把该掏的饭钱吃了，还贴上了买票的钱。 余秋雨说朋友太多，他的，马兰的，多得不得了，好多人都跟他们要票，结果好多票都让他们自己给拿去送人了。 原来这样。我心想，这样怎么挣得到钱呀。我听说这是他们自己出资排的戏，本来还想来做点贡献的，结果倒又白蹭了几张票。 他说他忘了送我一本新出的《霜冷长河》，我说我已经买了一本，正读着。他又开始在电话里说“谢谢”，问你读到哪了。我拿起随手俯卧在地毯上的《霜冷长河》，告诉他正在看“嫉妒”那部分。 现在闭上眼睛随便地一想，其实在这本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友情、对友谊的感悟与表述。那些感悟与表述，不仅体现在其中专门的一个章节里，更是贯穿在整本书里，也即是贯穿在他日常的现实生活里。你看他笔下的师长、同学、上海人、远方的船长、近处的学生，哪怕是深夜小吃摊前的一次对话，都无不笼罩在友爱与温善的气息里。更何况那些专门来议论友情的话语，失望与寂寞，都显出他对于真正友情的苦苦追索。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2）
他从没跟我谈起过，但我隐约感到他曾被友情伤害过。 也许文人多相轻，也许还有更复杂或无聊的因素交杂其中，当十几年后再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个别他早年的朋友或同行已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早已互不往来了。想到在上海最后一次和他谈天，他曾那样由衷地向我讲述他那些朋友们的逸事，真替他伤感。 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和看重友情的人，到现在也常听他说到某位熟悉的人时总爱加一句“他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但关键时候他又总是那样苛求和认真。听他说曾给一位早年要好的友人写过绝交信，因为那人严重伤害了另一位他所尊重的老人，他要求那人公开向老人致歉，否则就从此断交。 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说的管宁、华歆二人曾同席读书，门口有香车华盖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忍不住跑出去看热闹。管宁一生气，割席分坐，不再认华歆为自己的朋友。后世一直都把“割席分坐”比喻为朋友绝交。以现代的眼光看，那位华歆实在是有点迂得可爱。在我眼里，余秋雨那样郑重其事、清清楚楚非要用书信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绝交意愿，也颇有些古代男人割席分坐的憨实决绝。 记得有次我跟他告状说有人违背我的意愿出书，我被一些琐屑伎俩气得鸡飞狗跳的，又没有“对敌经验”去应对人家，只会一个劲叫这书别出了。但最后书还是出来了，我一见就一把把它扫落在地上。当时他笑我，说第一个举止是对的，是马小娟的风格，扫落在地就大可不必，动作太大。我说我气坏了，关键是自己还说不清道不白，闷气得很。 其实他说我时很客观，但轮到自己也一样会有说一不二、决不退让的时候。 我感觉这些年他不仅决意要走出书斋，他也同样不让自己苟同文坛浊事，决意要冲出那一道相互欣赏的关系网、小圈子。 而一旦出来，便看得更明了。 有次一位熟人跟我唠叨，说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与一位什么官方人士间的交往。仿佛这样他就有了攀附的嫌疑。我笑起来，说你这是小人之心啊，你光看到他写自己与官员的来往，他还写了那么多与劳动人民间的交往，你怎么就看不见呢，你自己心态不对头吧。 都是读者，都有交流，管他当官的做工的，人家能够认可你，就都是你的荣耀，你的拥趸，你应该心怀感激好好地待他们，还分什么阶层、地位。 那次我跟他絮叨，家里的新房子正在装修，好多琐碎的事，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还要监工，我好烦。昨天那位外地工头还被北京人打了，他们求我去派出所报案，找公安，我答应他们给派出所打个电话，但又觉得莫名其妙，不想跟这些事情挨边。 他从车的前座回转身来看我，说你真的烦吗，不应该烦的。你一开始就抱定自己要装修，他们是来给你装修的，一下就把双方的关系明确得不得了。那么他们当然也就把自己当作是给你装修的，那么所有该来的事也就都来了。应该有更好更愉快的方式处理这种主雇关系。至于工头被打的事，不是打电话，而是你自己要去派出所，要跟你们的民警接触起来，这才是你的风格，并且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一定会很有趣很好玩的，你还会和他们交上朋友。 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但他的话我马上听进去了，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在处理这些很实际的问题时总是不那么得心应手，被动得很，可能真是想问题的方法不对。结果真去了派出所，不仅帮助工头解除了后顾之忧，惩罚了无理欺负他的北京人，还和父母一起，请装修队所有的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花的钱并不多，但来自江苏南通的工头和工人一直在说，我们在北京十几年，这还是第一次有东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表情，反让我不好意思。那时候双方的交流，真正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流露，感觉非常自然，非常舒服，既给别人带来了愉快，也让自己情绪好极了，不好吗？ 他很善于与各界各种普通和不普通的人交结，最近我也一直努力想要摹仿他这一点。我太顽固不愿改变自己，家人喝斥过好多回都不管用，拿余老师来做榜样，相信会过渡得好一点容易一点。我甚至说服自己，他是内向型的型血，他都能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善意与人群建立如此良好的关系，我是大大咧咧的O型，我应该做得更好的，我不应该太“各色”了。比如我四处闲逛到南方的小县城玩，公安局长听说了要请我去吃饭，我说这又不是出差，我自己来玩儿的，我干嘛要吃你的饭呀。我推三阻四最后干脆躲在宾馆里装死，打死也不上桌吃饭，弄得公安局长大为不满，认为我架子太大，说“上次来了一位处长，探亲的，吃住都没花自己的钱，临走还带了土特产，多随和多平易近人。真没见过她这样的，不就是个小记者嘛”。是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有时会点拨我，跟警察打交道也很开心的，你不要老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来往，不要老想着他们是警察就怎么样了，就像平常那样，用你自己习惯和喜欢的方式去来往，要让别人来适应你，而不是你去适应别人，这样你就会感到愉快。跟警察说话，跟警察头说话，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的，我跟你们的贾春旺一起吃饭，我对他说，你们警察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旅行者的。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3）
有时他会天真地说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穿警服来跟我合张影，就放在我们的书上，一定很高兴的，你看余秋雨还有个当警察的学生。 大多时候我觉得他是对的，但有时也会在心里觉得他在这些事上还是有点天真。他是真正的自由人，完全生活在“体制”之外，现在又是如雷贯耳的名流，出来和人打交道，无论谁当然都是要附和他，迁就他的，他处处感到的都是开心，已经不太可能遇到那些“身不由己”“强颜欢笑”的境地了。很多时候我是发自内心想跟警察交朋友的，想和他们打成一片，想挖掘真正的警察内心世界，但很伤心，每次一进入，他们立刻会把我推给局长政委们，然后我就被架空了，四处吃饭听报告然后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塞了一大叠工作总结。心里好不搓火，但人家又都对你热情周到，无非想请你多宣传宣传工作的成绩。只是普通警察好像无权接近我，会触犯什么纪律原则似的。这样的工作方式和我很早以前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有天壤之别的。每次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想去接触真实，雾障重重。屡试屡败，真的有些伤心。 在“体制”内混了十几年，慢慢就把一切都看穿，越发本分地定位在“体力劳动者”的角色上，时间长了赶都赶不出去出趟公差，也特别害怕和同事、同行之间发生“体力”之外的来往。他的话，并非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我。 但依然喜欢听他那些我这个学生听着都带点天真的话，喜欢听他那些想当然的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那何尝不是我曾希望过的美好纯粹的人际关系。 一张脸越来越不惑了，该成熟和圆润起来了。近处有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善意的榜样，或许稍作努力，“现实”真的会来适应我们。 在《行者无疆》的后记里，余秋雨曾专门花费一页的篇幅，记下与他一起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还说，这件事在《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他做的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难忘。我知道那些“伙伴们”中，多数是些非常年轻的男女，他与他们一路走下来，有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和感情，所以要专门用一样形式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而且流露出他这个人对友情的珍爱。 还有人写他到广西讲学，回去后写的信里，还没忘记向一位广西期间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问好。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自自然然，又周周到到，这是余秋雨为人的风格。 另一些时候，他对一些无行文人的言行，却是绝不苟同。这是原则。 很多时候，我开始用余秋雨的方式行事、做人。他从没说过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我喜欢学他，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不开的结，会想：余秋雨会怎么做呢？ 我甚至也开始懂得对读我书、喜欢我文章的人说一声“谢谢”。 他就像是面镜子，一个榜样。 可我还爱跟他说，我可不崇拜你，我们只是一伙的。
遭遇“余秋雨现象”（1）
那次争论发生在异国的餐桌上。 一位略老的文人说起了余秋雨，无限地迷恋他的《文化苦旅》，然后痛心他现在“变了”。对余秋雨的流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我只是笑笑，说余先生能“流行”，这是他的能力，不是谁都能流行得起来的。要把握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又要站在略高于流行文化的层面上发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的。“老”先生不服，说他这是在作秀。我说作秀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只要你还在行动之中，只要你总能不同凡响，作秀不作秀的，不过换个说法罢了。 桌上的另一位女青年不干了，和“老”先生锵锵起来：这怎么是作秀呢，难道这么多人都喜欢读他的书，也是他在作秀吗？ 饭后我们一行在海边漫步。灯火通明的海滩娱乐城，海报上说里面有海上木偶演出，我特想去看看，可惜事先没有安排，临时也没人响应。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在门口等我，只有继续在海边走。我又纠缠那位年轻的翻译，莫名其妙问人家知道他们国家的陈英雄吗，他拍的片子很有味道，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美，让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带雨林的奇丽、迷幻，我看了他不少的片子，他家的老房子也很不错。年轻的异国翻译并不见激动，只淡淡说不知谁是陈英雄，也没看过那样的电影。我想起来他说的每次从边境处倒些中国片子回来卖，很挣钱。心里也觉自己闷得好笑，人家不过迫于生计才在这黑咕咙冬伸手不见五指的湾里陪你们走走，谁愿附和你说那些个不着边际的鸟事。便想，对了，这还真是人各有志，各有所好，谁都犯不着勉强谁。 回到宾馆，一同吃饭的女青年还在生我气：你还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怎么能允许别人这么说你的老师！她说我可是余秋雨的崇拜者，我就听不得别人说他一个不字。 我只是再一次地笑笑。 我太能理解她的感情了，对于一个总能提供给自己精神食粮的写作者，怎么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呢。我还很感激她这样率直地坚决地维护余秋雨老师，我相信她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是如此真切和朴实。只是她不知道，因为离余秋雨更近，我更能意识到，这样的争论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结束得了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它们关乎到中国文人固有的观念与生存模式。因为余秋雨完全从传统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里挣脱了出来，肯定了他，许多人一辈子坚守的存在方式都要失去意义。那是很恼火的事。我愿意相信许多年后，不会再有人对余秋雨这样的文人大加讨伐，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人也都会如他一样，抛弃书斋中的自闭生涯，有能力以自身的文化积累去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强者。 还是在《行者无疆》的自序里，余秋雨有这么一段话，让同样也经历过类似思考的我，特别地有感触，现在抄录在这里，可以让喜欢和欢迎他的读者感受到他的决心和勇气：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立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再要抄录一段他说金庸的话，也许更能让喜欢他的读者意识到，余秋雨并不是完全孤单和独行在路上的。在大陆之外的文人中，早有一批现代文人找到和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生态： “像金庸先生这样的人，学问很好，又搞文化企业，同时有空又写一点流行小说，而且小说，他也努力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赞叹的结构。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不是仅仅对他武侠小说评价高，也不是对他写的社论评价高，或者是对他办文化企业评价高，而是将这些方面综合一起的状态评价高。我认为，这是20世纪华文文化圈内的一个奇迹般的存在。既是文化界的全才，同时又能在社会上取得巨大的反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我想这样的人物，在21世纪肯定会多出一点。” “另外，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那儿的一些文化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中的文化强者。” 人们总爱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称作转型社会，在这样的转型期，传统的惯性状态、优势和新型社会的秩序、规则，总在互相打架，纠缠不清，相信大家在变化和转变中都或多或少要经历些痛苦，有人转得顺当些，有人会转得疙疙瘩瘩甚至以失败告终，这与个人能力和适应力相关。好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坚守在一个专业领域里，还是做一个社会型的文化人，或者更有能力的二者兼得，相信很多人都躲在心里叽叽咕咕问过自己无数遍，但却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把那些叽咕转变为现实。这没办法，只是自己的事情，恼羞成怒或者怨天尤人，都没有用，并且已经没有时间了。要么变，要么不变，都是自己的选择。
遭遇“余秋雨现象”（2）
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专业人才与社会公共人才两个端点都需要有人在那，并且保持住平衡才是理想。不过现在比较混乱，大家各求生路，不要活得太过寒酸、不要让家人也跟着委屈就好。记得十几年前，教授们曾悲叹自己的收入还不如校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现在没有人再拿自己和卖茶叶蛋的比了，现在人的要求和欲望更高更大，喜欢拿自己和明星比。其实有心气儿这样比来比去的，还不如自己干脆就做一把明星，让自己高兴一下子。不过话也说回来，能力呢？不是谁都有能力成为明星的。 我的眼里，余秋雨就转型得很成功，他同时占有了“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个端点，这是我非常向往的生存状态，也是个人的文化状态。 相信很多年之后，谢天谢地狗屁转型终于结束，所谓尘埃落定大家各得归宿时，再来看今天，许多人会看得到自己当年的褊狭与可笑。 突然想起，其实从“文革”结束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不稳定的、变化着的社会，已经有过好几回转型了，遗憾的是有人第一个型就没能转过来，比如还是在搞整人的把戏——现在谁还玩这个！ 十几年前在上海，就听到过有关余秋雨的“传奇”，说“文革”结束后，他正好得了肝炎，返乡养病，修养生息，当别人还在“文革”的是是非非中缠来纠去你死我活时，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我同乡的老师盛钟键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读书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 后来他一下子拿出了几部大部头学术专著，一下就比别人多跑出去几大圈。 现在想，那也是他的一次成功转型，并且从某种程度来看，那是一次比今天更艰难、更痛苦的转型。那时候有多少人能看得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又有多少人有能力把握得牢自己的命运！ 我曾经跟余老师谈到过我父亲，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当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写的舞台剧就被拍成了电影，一生创作了数十台所谓优秀剧目，他写的戏，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唱，让我这个女儿也不知跟着风光了多少回。但他非常清醒，也非常勇敢，对自己的过去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狗屁”。八十年代有人要给他出集子，他说他写的东西一个也没有保留，全部毁掉了，他已经为自己作了总结，不需要再出什么集子来总结了。 余老师听了，对我老爸大加赞赏，说中国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太少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在我看来也没能成功地转型得过来，即便他早在理论上、思想上认清了“文革”时期所谓创作的实质，即便他在形式上把青、壮年时期的所有作品毁于一炬，但是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看得清别的同辈们的“垂死”挣扎，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好、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被埋葬在了那样一段莫名其妙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历史中了。 很多他的同时代人还在不甘地坚持“创作”，屁股后面拖着一根别人都看得见只有他自己看不见的“尾巴(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