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阅读
，一根总也脱不了旧时代印记的“尾巴”。 我总爱对人说，还是我老爸好，我老爸不写东西了，不在外面丢人现眼了。我老爸现在除了给儿子写信，已不再拿笔。我老爸总在看金庸，看完全套再从第一部开始看，只剩下金庸能帮他打发余下的时光。 余老师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如果中国更多些你父亲这样的人，就有希望了。 是啊，这样的父亲如果不是养育了我们这几个儿女，不也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吗？这样的事儿你跟谁说去？ 余秋雨也跟我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文革”时被造反派弄去坐牢，在牢里得了肝炎和糖尿病。这是两种相互抵触的病，一个是要吃、要营养的病，一个是少吃、只吃粗食的病，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病并存于一个身体里，他父亲被折磨得很苦。现在好了，医院和药成了他父亲的精神寄托，就像一个饿惯了的人，见吃的就要吃，他说他父亲饿怕了，病怕了，以至于养成了“医院依赖症”，八十多岁的人把医院当作了他的第二个家，每天有事没事要到医院走一趟，不去就像缺了什么，有病没病都要求吃点药，没有药在手边上就没有安全感......
遭遇“余秋雨现象”（3）
我们都嘻嘻哈哈谈论这些事，当好玩，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但冷静下来想，真的是很气愤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亲人本来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 还说转型，要在一种多少年下来的定势中突然扭转，必须得具有实施强有力行动的能力。而那个早年被我们几个研究生称作“秋雨兄”的人，已经成功地转型了两次，并且两次都是先于群体，先于大势，无怪乎他是我们眼里的强者了。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1）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纪末“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我说我们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方案。 摄制组总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总是处在不停的沟通，争吵，再沟通当中。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风格，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本来嘛，大家都是成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谁会为谁的观念或者想法放弃自己的呢？很多时候身为总撰稿之一的我很沉闷，说不出话来。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别扭得躲在背地里双眼潮湿。那些请来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历史背景和史料出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并且在资历和年龄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但多些时候我并不懂得如何去与他们沟通和相处，我顽固地坚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那些历史，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 我那时非常想念余秋雨老师，完全像个宠坏的学生，没有人来褒庇我的理念和方式，心里便老大的不乐意，郁闷得很，情急之下就会得对着深圳官员喊，余秋雨肯定喜欢我们这样说。 不久我们就飞去了深圳，在飞机上遇到“延机赔款”事件，乐滋滋捡了1000多块钱，落地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一头扎进离余秋雨家最近的宾馆，我笑称自己这是来“偷”思想来的。我给他打电话，说误机了才到。他二话没有，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们，他马上就到宾馆来。 见到余老师，我煞有介事交给他一个艺术顾问大红聘书，他接过去就开始笑。我们还给他捎去两纸箱的北京大桃子。他更乐了，说马兰不在家，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可是“顾问桃”呀。 这是上戏毕业后第一次见余老师，师徒二人免不了互相吹捧一通，他说你还那么漂亮，我说你还那么年轻。我们一起去他家，我想起北京的规矩，以为电梯工早该下班了，该不会让他爬楼吧？他在前面快步引路，一边笑我，说他居住的楼里电梯24小时开放，没有电梯工，说这样很好，像上海那样多可怕，进进出出都有一个电梯工守着，看着。有的还把电梯当家了，小空间里应有尽有，真是很可怕的。 到他家一开门，看见地上的木地板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忘乎所以惊讶起来。他急忙提醒我，不要喊不要喊，现在是凌晨了。 我发现他家收拾得非常干净，并且一切井然有序的样子。电视机边上的相框框里，是一张马兰的照片。我那时还没见过生活中真实的马兰，凑过去看。余老师自己笑自己，说屋子是在我们到之前特意打扫干净好迎接我们的。 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家很喜欢，带我到各个房间里转一圈，一边把几处家什的来历、布置说给我听。我在他书房里探头探脑。他书桌上还摆着电脑。他说是新的，他正在学着打字。我吓他，说很难的，不过有人说连马小娟都能学会五笔，应该不会难到哪里去。 最后站在他家的大阳台上。外面依旧一片灯火。我也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身在何方。他指着底下，耐心告诉我我是从哪个方向、如何从机场到达他家的，又指着最亮的地方说，那就是香港。 看上去就像在他家楼下。 寒暄一番，余老师提出要去楼下喝酒。这才是最高兴的事情。 走在草地上，他又开始指着周围数叨小区的规划建设，哪儿要修什么了，哪儿又要盖什么了，清清楚楚的。他的话充满了期待。这本来就是一个叫我好生羡慕的居家好地段，树啊草啊坡啊海啊，该有的都有了，而人则毫不拥堵刚刚正好，又听他如此热烈地谈论它的未来，真觉得他现在真是蛮热爱生活也蛮懂得享受的，深圳的海风好像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把他吹熏得越发生动、市井和可爱起来。心想，一个人在完成了他最初的学习与积累后，抽身而退，给他一种更安宁、舒适的归息之所，才是发挥他潜能与创造力、最终成为大家的最理想生态。 那时我正热衷于躲在家中昏暗的屋子里看欧洲庄园片，羡慕妒忌加难过，恨不得自己也能过过那样远离尘嚣的简单专注生活。曾经煽动过父亲重回老家乡下做“地主”，盖一栋大屋，给我留一间书房兼闺房用，但被父母狠狠地浇了盆冷水，骂我天真不切实际。其实自己也知道曾经有过的大环境已不存在，一栋大屋反会变成一家人的累赘。现在看我的老师生活的小区，大环境安全、便利，小环境又安宁、闲适，真的好生羡慕。心里想，社会的新秩序正在建立当中，只愿自己不要等得太久，错过了好时光。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2）
这时他又像个远远的目标立在我的视界内，这样现实和具体。算一算，自己已经昏睡了十几年了。 我们四个人喝了不少红酒，余老师才发觉小娟的酒量可以，越发高兴，不停地干杯。太久没见面，我东拉西扯，尽说些和要拍的片子无关的闲话，都夜里两三点钟了，也无意扯到正事儿上来，急得同行的人乱给我递眼色。 最后我有些不情愿，说余老师，制片人跟我们搞深圳速度，时间算得特别死，我们明天就要飞去西安看兵马俑。嘿嘿，这个兵马俑不好搞，剧组专家们的意思，总希望我们突出秦始皇大一统大帝国的伟大，可我们还是想找个什么新的契入点，换个视角进入。嘿嘿，我们想从你这儿掏点东西。 他问我以前去看过兵马俑吗。我说去过呀，上学时我们研究生去敦煌，第一站到的不就是西安嘛。 他说哦，那个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这次你去，你要注意看看展厅后面那些未经剥离的、完全“原始”的兵马俑。兵马俑博物馆的人了不起，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特意在展厅的后面留了一大片完全没有修复的残俑，这和前面那些我们看惯了的手脚齐全的兵马俑，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残缺不全、倒卧在地，完全和身边的黄土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已经分不清哪是黄土哪是俑。有一次我陪龙应台去看，她趴在那里都不舍得离开了，她说她恨不能死在那里。你们好好看看，相信会有感觉的。 我听得眼睛一下就贼亮亮起来，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他的几句话就能把我的思路放开。总是这样，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路，他很少重复那些已有的现成的成果，总是带给你惊喜。虽然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他的话里真正捕捉住那个本质，但我再清楚不过，他的思路，正是在启发我这个学生去看历史的“第一现场”，去体悟历史细节的精微，去亲近和体贴那些历史当中消失久远的生命个体。这又一次与我蒙眬中坚守的想法相暗合，让喝了点小酒的我，愈发兴奋。 真想马上就跳到兵马俑坑前，看看那些残破的兵马俑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喝完酒，余老师要去结账，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着急，就喊，这是吃的公款啊，剧组的钱，不是我的。余老师笑，说马小娟来了，我一定是要请的。我只好说，那我下次在北京请你喝酒。他越发高兴，说好呀 ，喝酒总是很高兴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过了，酒店里还是吃客一片，人声沸沸。还有几个小时又要分手，爬上飞往西安的航班。我们谈兴未了，都有些遗憾。账都结完了，我们还坐在那说话。余老师喝了不少红酒，脸有点红，他说和朋友来喝酒特别高兴特别轻松，一个人出来吃饭、喝酒不好，总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里好笑，这也算是名人的烦恼吧？要是有人认出余秋雨“孤单单”在饭馆里埋头喝酒、吃饭，总归是会有点什么说法的。 临上飞机前再次在电话里向余老师告别，他反复地在电话里说，小娟，你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去恋爱，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着答应他，我一定会的。 见面时间那么短，却还是免不了跟他说点自己的现状。他一点不惊讶，说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变化了，在上封信里他就感觉到了。我不信，说我好像在信上没说什么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他只是笑。也许是我那些肆无忌惮的情绪化的句子，让他的预感再一次应验。他并不问我个中细节和具体，好像我做什么都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对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自然，并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贯的宽容与理解。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好。 有时会被人追着要我联系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着急就直不咙冬对对方说，我和余老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碰到一起坐下来聊天，一年也难得有两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跃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城市，但心里总是不会淡忘了对方，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有“一伙儿的”感觉。 有次一位制片人哭着喊着要找余秋雨，一天几个电话都快要把我逼疯了。可我根本不愿再去打搅余老师。情面与耐心到了快撑不住时，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简直就像是“送上门”来了。我一听他声音就哇哇乱喊，一个劲在电话里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么会这么巧。”他听清原委，自己也笑，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久没联系，新年要来了，跟几个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这些年，因为找余秋雨，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我还挺当回事地问他，找他的人那么多，总不会每一件都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不好的事”“麻烦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给他回绝掉了，总不好，是不是该让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轻描淡写一笑，一点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他有自己的原则，好与不好，只是要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与一些无聊的群体与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独行，不愿有事没事在文坛上成群结队地晃悠。事实上，在那种汇聚了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与活动中，不可能会有余秋雨的身影，他宁愿去为一所希望小学题字、讲课，也不让自己陷入危险而无为的扎堆文人当中，他说过那是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极力要摆脱的，不可能再回头。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3）
过去我对他频频出现在“普通人”视线中的行为不太理解，交谈过几次后我体悟到他是对的，并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则也是一致的。是因为他的行动和写作背离了通常的那个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独立出来，才被许多的“普通人”看得见。我现在反倒尤其敬佩他这一点。 他和我一样，也不用手机的。找他实在急了，就把电话打到马兰的手机上。 不知道马兰是比我小一点还是大一点，感觉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电话，我每次都很不够意思，总是直奔主题，开口就说马兰吗我是马小娟我想找余老师。都不知道问声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关心，说马小娟啊好久没有你消息，最近好吗，在干什么。很周到，热情。放下电话我会骂自己，怎么能这样，找余老师是真的，但这样直接太不够意思也不礼貌，总要过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马兰怎么想我。下次一定表现好一点。但下次再通电话，又是老样子，刚想要“欲盖弥彰”绕一下，就要磕巴。马兰总是善解人意，会主动问我找余老师吧。我立刻松口气，说是。 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6”和“9”给记反了。 有时会突然接到余老师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于是想，哦，他现在在深圳。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环境，开阔的草地，一些热带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北京为自己购置一个写作的空间，他说过那必须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1999年,边看边写（1）
1999年的8月28日，余秋雨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结作点评，被到处找他的香港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直接找到他，请他做“千禧之旅”的特邀嘉宾。因此，在千年之交的最后四个月里，余秋雨与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一路对中东到南亚十几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进行了考察。许多人通过凤凰卫视见到他们的风采，更多的人后来读到了余秋雨此行的笔记《千年一叹》。他自己说，那部笔记“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递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他还说“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那时，我正在《中国博物馆》剧组里上下折腾，每天和川流不息的分撰稿、编导、各路专家等等人交流，“磨合”（一个令我厌烦得要吐的词）。 一方面，我们的总体构想和先期出来的几集创作细纲，那么快就得到了深圳文化界的肯定和支持，让我由衷地感受到深圳人民的年轻和拥有希望； 另一方面，在北京，怀疑，消解，争吵，一直不断，历史观、艺术观的不一致险些要引得人面不和了。 一方是深陷其中的、纠缠于考证的细枝末节；一方是坚守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段、非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述历史的发言。一方是骸骨的陈列，史料言之凿凿；一方是贴近了打量，从不肯妄下结论。结果就是无休无止地开会。 当我一听到余秋雨的出行，立刻用我的语言表示了对他的最高赞赏和欢呼。我说他妈的，我敢肯定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文人敢走这一趟，离开了书斋，离开了史料，离开了已有的实证，只带着一双自己的眼睛，一张自己的嘴巴，很多人会根本放不出一个屁来。 这是真的，我对几个月后“千禧之旅”归来的余秋雨说，哎呀我现在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人那么不喜欢你了，因为你把整个的书斋都给颠覆了，把中国文人习惯和固守的生存模式给颠覆了。我现在太能真切体会那种恼火和自卫了。 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余秋雨的姿势——行走当中》。 那时余秋雨在亚洲腹地走，我在中国的版图里面走。总是背着一只行囊，走在城市和乡间的那些路途中。后来的统计说，100个博物馆的摄制，意味着我们完成了行程37万多公里的外景拍摄，2060分钟的电视长度。空间与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 100个博物馆，作为总撰稿之一的我有幸跑了62个。 最好玩的是，许多地方也都曾是我的老师余秋雨走过的地方，是他对那里的人文、历史留下过感悟与思考的地方。而我这个学生，简直就是在循着他的足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追随而来。 更好玩的，许多被他文章写到过的地方，当地都会把他文章里的话当作重要资料、语录，大大地向外来者介绍和宣传自己，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这总让我感动和动情，我们见惯了各类官员在中国大地留下的深深浅浅的题字与行迹，那是常常要被当地拿来作为自炫的资本的，而余秋雨，一位步出书斋独自游历于中国大地的学者、文人，以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赢得了如此推崇，让任何一个进入过他视野的地区对他感念不尽，也让我这个学生忍不住要发些感慨。 我去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博物馆的资料汇编里，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放在首篇，当地政协主席书写的前言里说，“感谢秋雨先生和我们的广大作者，以其优美深邃而又精湛坚实的文笔，打开了一条连接昨天的时空隧道，将已逝去的岁月风云豁然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在平遥，当地人恨不能把余秋雨当作再生父母，博物馆里处处抄录着余秋雨《抱愧山西》里的段落。就如他自己也在《千年一叹》里说的，“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他更真诚地说，“其实真正要道声感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 到丽江，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馆长说，余秋雨是我朋友； 去敦煌，有《道士塔》，有《莫高窟》，有《沙原隐泉》； 去四川，有《都江堰》，有《三峡》； 去湘赣，有《洞庭一角》《庐山》《青云谱随想》； 去江浙，更是有《白发苏州》《江南小镇》《风雨天一阁》《夜航船》《吴江船》； 最好玩去他的家乡浙江，去余姚，那里有南宋官窑博物馆，有天一阁藏书楼，有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我一直在傻乎乎给同座念《上林湖》，完全顾不得边上人怪异的目光； 搞西安碑林博物馆，找不到感觉，偏偏又有一篇洋洋洒洒的《笔墨祭》可以拿来读； 甚至去香港澳门，写台湾那集，搞到的资料也还是少不了余秋雨的文章。 以至于我这个学生走到任何一处地方，都会发出一阵骄傲，既骄傲自己的老师来过，也骄傲自己的终于到达。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众多充满人文特质的点点滴滴，余秋雨用自己的足迹一处一处地访问过来，而他的思考与写作，又像是一条串连珍珠的长线，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穿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是他用个人的行动、个人的才情，在独自整理、整合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与希望所在。
1999年,边看边写（2）
所有那些已经出版了的为无数的人阅读着的书籍、语言，还有那些未及整理的思考与线索，它们在未来的时段可能会被酝酿得愈发醇厚、愈发馥郁，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他余秋雨独自拥有的，是一笔属于他自己的研究与创作财富。 我好生羡慕，还有些些的嫉妒。 他自己谦虚地在《千年一叹》中表示：“像平遥这样一直公开向我表示感谢，而其实应该反过来接受我感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一路上就遇到好几个。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这些事让我很感动，一个文人、学者，写文章写到这种程度，只能说明他所关注和领悟到的，也是现实生活中大众所关心的文化盲点与空缺，他的出走与远离，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转过身去的动作，而是一次成功的深入，一次与大地、与民众发生亲密接触的实践。民众与人群对他的欢迎，就已经是对他的最大肯定，别的那些“文人”间的争吵，在这些面前也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偶尔在外地宾馆的凤凰卫视中见到余秋雨他们的行踪，正是在异地奔波了一天坐下来整理心得的时候，听一听余老师对异域文明的发现与感受，是交流，也是启发。 那些图像，那些话语，一晃而过，断断续续。 他在后来的《千年一叹》里说自己，“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1）
那段时间，从行动的方式，到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情绪投入，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追随和摹仿。 过去听他课看他文章，他就像是一名导游，我这个学生是在他的引领下，看尽了一路的好风光的。那样的过程，还来不及有自己的发现，就早被他话语与文章的气势裹挟而去，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倾听与阅读的快感层面上。 这次太不一样，是自己一次次去面对那些历史的场景，进入历史的现场，自己去体悟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发生的事。总是在路上，天上、地上、水上，越走越强健和放松的肢体，举着一只思绪乱飞的脑瓜子，在大地上狂奔。总是这样，刚刚还没在都市的人群中，刚刚还在为买到一件漂亮衣服兴奋，刚刚还在博物馆黑乎乎的大厅里凑近了辨认那些文物，转眼就行进在山高水远的乡路上，混迹于一大群世代相守在本土的当地人中。我贼头贼脑四下打探，我蹲在墙根儿下，甜腻腻地叫着大爷大妈，缠住人家打探他们祖辈的来处与去向，有时还被领去他们的家里，看他们今天的生活与习俗，老实不客气地吃他们那些土土的菜肴和点心。总是坚持称自己为“闯入者”“外来者”，但是是非常善意的“闯入者”和“外来者”。 也是在那样的情状之下，我对余秋雨式的写作姿态也突然有了很强烈的认同。 以前对他散文的喜欢和维护，主要还是在对他才华和情感上的趋同，而真正对于他创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一系列文化散文的冲动和坚持所在，我除了在他的言谈和文字里去了解，去体会，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感同身受。总是隔着一层。只有当我自己也放胆在中国大地上独自游历了一圈之后，自己也有了写作和发言的冲动、激|情时，才自然而然了悟了那一切。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合理的结果。 一个稍稍有点悟性有点感觉的人，一个对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稍稍有点好奇有点想法的人，让他突然穿越几千年的时光，一下跌落在早已物是人非或者人去楼空的历史舞台的前景中，他脑瓜子里不活动活动情绪上不激动激动，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还是抄录一段余秋雨的话，最能表现我后来也有的那种感觉：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藏有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那是当然的，就像我，常常会被自己满脑子里的滔滔话语涨得想要发狂，整个人都会被它们催得弹跳得起来，飞起来。 于是也庆幸在片子的操作伊始，我们坚持要让撰稿每一个博物馆、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要走到的决心，也多亏了深圳方面有那么大的魄力，主要是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舍得拿出钱来让摄制组两次甚至三次四次前往同一个外景地考察。 记得刚听到余秋雨他们去中东和南亚走“千禧之旅”消息时，除了激赏，还挺嫉妒的。这之前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书讯上得知一位西方记者从欧洲出发，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路线，一路前往中东，沿途记录下那里的战火与人民的生活现状，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她也把自己这次行动当作二十世纪末的一次行为。当时我还对剧组的人说起过，觉得那个西方记者选择的路线和区域很有历史感，相隔1000年，时间和空间的两头恰恰又都是战火，两头又都是宗教。什么也不用说，光是客观记录，就足以让世人震惊和警觉了。当时说要是我们也有能力搞这么一次远行，光是这么个形式就能牛倒一大片。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余老师他们的“千禧之旅”消息，搞得我还有点小小的失落。可见在中国，很多创意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没人有魄力和实力去实施。 不过话也说回来，像深圳这样一个远离内地的经济特区，能想到以拍摄中国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的形式，送别二十世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手笔。 也真庆幸自己糊里糊涂就参与了这么一次跨世纪的行动，并且愣头愣脑地坚守住了自己一贯喜欢的方式。这样一来，简直就像在同一时间里，几乎和余秋雨老师在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 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撞上门来。 记得余老师在他的几部书里都提到过在外面游历时，肢体与精神上的历险。现在想，连这一点都是极其相似的，也都是事后想起来很好玩当然也有点后怕的事情，每一次都会成为记忆中有趣甚至神奇的体验。同样在国内游历，他说“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都是让一些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会心一笑的趣事。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2）
有一次我在新疆，钻进一辆长途汽车，要去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看丝绸之路遗迹，在十个多小时的长途奔袭里，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当地人都在猜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最后下车，可爱的哈萨克司机实在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四川人。他说如果我真是四川人，他就算赌赢了，能挣一块钱。我好不得意，因为有句话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是赞叹四川人顽强的生命力的。看样子，我跑得也够远的了。 也许更年轻些，也许性格使然，那两年里我走得差不多成了“野人”，胆子大得不得了，一出了北京就想方设法与所有组织脱离联系。我又不爱用手机，经常让北京的“指挥中心”担心把我这个总撰稿给走丢了。我想余老师可能完全想不出我这个学生走在外面的二流子样子。本来去每处都会有国家文物局开具的要求当地接待的介绍信，但我自己平时在政府机构呆腻了，好不容易有次机会，哪里还会老老实实地跑到外地还有人“全陪”着！我喜欢自己安排一切，像所有的自助旅行者那样，背着我的大背包，把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该吃的吃了，然后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前长舒一口气，这才从容不迫走进馆长办公室，掏出那纸“尚方宝剑”放在桌上，就几天来自己对当地历史、人文的所有考察与想法，作一个总结性的对话。 那些自由自在的游走。 又想起余秋雨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太醒目。还是想乐。名人嘛。而我这样的，就不必在乎这些，我常学着王朔的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在《文化苦旅》里说，他是靠去各地讲课来完成游历的，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我也老实承认，我是靠做这个博物馆的片子完成在中国版图内的东游西逛，完成我的“中国之旅”的。 以前刚到北京工作时，也曾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利用工作出差的机会遍游中国，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并不可行，其间要付出的，肯定比得到的多。当然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既不能适应周围又没那么大的能耐让周围来习惯自己。好在最终还是借助于别人的财力完成了最初的行游，对这片土地有了一个完整的初步“体”验。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再次、再再次的进入。虽然许多地方不会再像第一次到达时那样兴奋、惊讶，感触和发现也不会那样一个接着一个，但多少也能体味到余秋雨说的，那都是些把思考甚至生命融进去过的地方，是留下过你的气息和身影的地方。在许多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你突然想起它们，荒野上的某座弃庙，路边的一个憨笑，脏得苍蝇满天飞的一顿美味，会觉得，你的世界还有另一处存在，你和它们有某种联系。在远处有另一个你。那是很叫人充实和愉快的。 后来我跟人吹牛，说我这次算是上了一回余秋雨的博士生了。我们的片子请的余秋雨作艺术顾问，他总谦逊地表示他没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不知道，没有他在前面开辟的那条风光独特的大道，没有我这个学生一心一意地追随，这个片子至少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它只能是一头扎进我们的黑乎乎的博物馆里，对着一堆文物和古董就事论事。那是很不好玩的。(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遭遇“余秋雨现象”（3）
我们都嘻嘻哈哈谈论这些事，当好玩，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但冷静下来想，真的是很气愤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亲人本来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 还说转型，要在一种多少年下来的定势中突然扭转，必须得具有实施强有力行动的能力。而那个早年被我们几个研究生称作“秋雨兄”的人，已经成功地转型了两次，并且两次都是先于群体，先于大势，无怪乎他是我们眼里的强者了。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1）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纪末“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我说我们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方案。 摄制组总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总是处在不停的沟通，争吵，再沟通当中。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风格，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本来嘛，大家都是成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谁会为谁的观念或者想法放弃自己的呢？很多时候身为总撰稿之一的我很沉闷，说不出话来。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别扭得躲在背地里双眼潮湿。那些请来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历史背景和史料出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并且在资历和年龄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但多些时候我并不懂得如何去与他们沟通和相处，我顽固地坚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那些历史，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 我那时非常想念余秋雨老师，完全像个宠坏的学生，没有人来褒庇我的理念和方式，心里便老大的不乐意，郁闷得很，情急之下就会得对着深圳官员喊，余秋雨肯定喜欢我们这样说。 不久我们就飞去了深圳，在飞机上遇到“延机赔款”事件，乐滋滋捡了1000多块钱，落地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一头扎进离余秋雨家最近的宾馆，我笑称自己这是来“偷”思想来的。我给他打电话，说误机了才到。他二话没有，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们，他马上就到宾馆来。 见到余老师，我煞有介事交给他一个艺术顾问大红聘书，他接过去就开始笑。我们还给他捎去两纸箱的北京大桃子。他更乐了，说马兰不在家，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可是“顾问桃”呀。 这是上戏毕业后第一次见余老师，师徒二人免不了互相吹捧一通，他说你还那么漂亮，我说你还那么年轻。我们一起去他家，我想起北京的规矩，以为电梯工早该下班了，该不会让他爬楼吧？他在前面快步引路，一边笑我，说他居住的楼里电梯24小时开放，没有电梯工，说这样很好，像上海那样多可怕，进进出出都有一个电梯工守着，看着。有的还把电梯当家了，小空间里应有尽有，真是很可怕的。 到他家一开门，看见地上的木地板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忘乎所以惊讶起来。他急忙提醒我，不要喊不要喊，现在是凌晨了。 我发现他家收拾得非常干净，并且一切井然有序的样子。电视机边上的相框框里，是一张马兰的照片。我那时还没见过生活中真实的马兰，凑过去看。余老师自己笑自己，说屋子是在我们到之前特意打扫干净好迎接我们的。 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家很喜欢，带我到各个房间里转一圈，一边把几处家什的来历、布置说给我听。我在他书房里探头探脑。他书桌上还摆着电脑。他说是新的，他正在学着打字。我吓他，说很难的，不过有人说连马小娟都能学会五笔，应该不会难到哪里去。 最后站在他家的大阳台上。外面依旧一片灯火。我也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身在何方。他指着底下，耐心告诉我我是从哪个方向、如何从机场到达他家的，又指着最亮的地方说，那就是香港。 看上去就像在他家楼下。 寒暄一番，余老师提出要去楼下喝酒。这才是最高兴的事情。 走在草地上，他又开始指着周围数叨小区的规划建设，哪儿要修什么了，哪儿又要盖什么了，清清楚楚的。他的话充满了期待。这本来就是一个叫我好生羡慕的居家好地段，树啊草啊坡啊海啊，该有的都有了，而人则毫不拥堵刚刚正好，又听他如此热烈地谈论它的未来，真觉得他现在真是蛮热爱生活也蛮懂得享受的，深圳的海风好像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把他吹熏得越发生动、市井和可爱起来。心想，一个人在完成了他最初的学习与积累后，抽身而退，给他一种更安宁、舒适的归息之所，才是发挥他潜能与创造力、最终成为大家的最理想生态。 那时我正热衷于躲在家中昏暗的屋子里看欧洲庄园片，羡慕妒忌加难过，恨不得自己也能过过那样远离尘嚣的简单专注生活。曾经煽动过父亲重回老家乡下做“地主”，盖一栋大屋，给我留一间书房兼闺房用，但被父母狠狠地浇了盆冷水，骂我天真不切实际。其实自己也知道曾经有过的大环境已不存在，一栋大屋反会变成一家人的累赘。现在看我的老师生活的小区，大环境安全、便利，小环境又安宁、闲适，真的好生羡慕。心里想，社会的新秩序正在建立当中，只愿自己不要等得太久，错过了好时光。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2）
这时他又像个远远的目标立在我的视界内，这样现实和具体。算一算，自己已经昏睡了十几年了。 我们四个人喝了不少红酒，余老师才发觉小娟的酒量可以，越发高兴，不停地干杯。太久没见面，我东拉西扯，尽说些和要拍的片子无关的闲话，都夜里两三点钟了，也无意扯到正事儿上来，急得同行的人乱给我递眼色。 最后我有些不情愿，说余老师，制片人跟我们搞深圳速度，时间算得特别死，我们明天就要飞去西安看兵马俑。嘿嘿，这个兵马俑不好搞，剧组专家们的意思，总希望我们突出秦始皇大一统大帝国的伟大，可我们还是想找个什么新的契入点，换个视角进入。嘿嘿，我们想从你这儿掏点东西。 他问我以前去看过兵马俑吗。我说去过呀，上学时我们研究生去敦煌，第一站到的不就是西安嘛。 他说哦，那个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这次你去，你要注意看看展厅后面那些未经剥离的、完全“原始”的兵马俑。兵马俑博物馆的人了不起，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特意在展厅的后面留了一大片完全没有修复的残俑，这和前面那些我们看惯了的手脚齐全的兵马俑，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残缺不全、倒卧在地，完全和身边的黄土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已经分不清哪是黄土哪是俑。有一次我陪龙应台去看，她趴在那里都不舍得离开了，她说她恨不能死在那里。你们好好看看，相信会有感觉的。 我听得眼睛一下就贼亮亮起来，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他的几句话就能把我的思路放开。总是这样，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路，他很少重复那些已有的现成的成果，总是带给你惊喜。虽然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他的话里真正捕捉住那个本质，但我再清楚不过，他的思路，正是在启发我这个学生去看历史的“第一现场”，去体悟历史细节的精微，去亲近和体贴那些历史当中消失久远的生命个体。这又一次与我蒙眬中坚守的想法相暗合，让喝了点小酒的我，愈发兴奋。 真想马上就跳到兵马俑坑前，看看那些残破的兵马俑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喝完酒，余老师要去结账，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着急，就喊，这是吃的公款啊，剧组的钱，不是我的。余老师笑，说马小娟来了，我一定是要请的。我只好说，那我下次在北京请你喝酒。他越发高兴，说好呀 ，喝酒总是很高兴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过了，酒店里还是吃客一片，人声沸沸。还有几个小时又要分手，爬上飞往西安的航班。我们谈兴未了，都有些遗憾。账都结完了，我们还坐在那说话。余老师喝了不少红酒，脸有点红，他说和朋友来喝酒特别高兴特别轻松，一个人出来吃饭、喝酒不好，总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里好笑，这也算是名人的烦恼吧？要是有人认出余秋雨“孤单单”在饭馆里埋头喝酒、吃饭，总归是会有点什么说法的。 临上飞机前再次在电话里向余老师告别，他反复地在电话里说，小娟，你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去恋爱，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着答应他，我一定会的。 见面时间那么短，却还是免不了跟他说点自己的现状。他一点不惊讶，说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变化了，在上封信里他就感觉到了。我不信，说我好像在信上没说什么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他只是笑。也许是我那些肆无忌惮的情绪化的句子，让他的预感再一次应验。他并不问我个中细节和具体，好像我做什么都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对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自然，并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贯的宽容与理解。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好。 有时会被人追着要我联系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着急就直不咙冬对对方说，我和余老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碰到一起坐下来聊天，一年也难得有两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跃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城市，但心里总是不会淡忘了对方，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有“一伙儿的”感觉。 有次一位制片人哭着喊着要找余秋雨，一天几个电话都快要把我逼疯了。可我根本不愿再去打搅余老师。情面与耐心到了快撑不住时，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简直就像是“送上门”来了。我一听他声音就哇哇乱喊，一个劲在电话里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么会这么巧。”他听清原委，自己也笑，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久没联系，新年要来了，跟几个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这些年，因为找余秋雨，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我还挺当回事地问他，找他的人那么多，总不会每一件都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不好的事”“麻烦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给他回绝掉了，总不好，是不是该让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轻描淡写一笑，一点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他有自己的原则，好与不好，只是要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与一些无聊的群体与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独行，不愿有事没事在文坛上成群结队地晃悠。事实上，在那种汇聚了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与活动中，不可能会有余秋雨的身影，他宁愿去为一所希望小学题字、讲课，也不让自己陷入危险而无为的扎堆文人当中，他说过那是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极力要摆脱的，不可能再回头。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3）
过去我对他频频出现在“普通人”视线中的行为不太理解，交谈过几次后我体悟到他是对的，并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则也是一致的。是因为他的行动和写作背离了通常的那个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独立出来，才被许多的“普通人”看得见。我现在反倒尤其敬佩他这一点。 他和我一样，也不用手机的。找他实在急了，就把电话打到马兰的手机上。 不知道马兰是比我小一点还是大一点，感觉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电话，我每次都很不够意思，总是直奔主题，开口就说马兰吗我是马小娟我想找余老师。都不知道问声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关心，说马小娟啊好久没有你消息，最近好吗，在干什么。很周到，热情。放下电话我会骂自己，怎么能这样，找余老师是真的，但这样直接太不够意思也不礼貌，总要过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马兰怎么想我。下次一定表现好一点。但下次再通电话，又是老样子，刚想要“欲盖弥彰”绕一下，就要磕巴。马兰总是善解人意，会主动问我找余老师吧。我立刻松口气，说是。 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6”和“9”给记反了。 有时会突然接到余老师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于是想，哦，他现在在深圳。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环境，开阔的草地，一些热带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北京为自己购置一个写作的空间，他说过那必须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1999年,边看边写（1）
1999年的8月28日，余秋雨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结作点评，被到处找他的香港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直接找到他，请他做“千禧之旅”的特邀嘉宾。因此，在千年之交的最后四个月里，余秋雨与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一路对中东到南亚十几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进行了考察。许多人通过凤凰卫视见到他们的风采，更多的人后来读到了余秋雨此行的笔记《千年一叹》。他自己说，那部笔记“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递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他还说“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那时，我正在《中国博物馆》剧组里上下折腾，每天和川流不息的分撰稿、编导、各路专家等等人交流，“磨合”（一个令我厌烦得要吐的词）。 一方面，我们的总体构想和先期出来的几集创作细纲，那么快就得到了深圳文化界的肯定和支持，让我由衷地感受到深圳人民的年轻和拥有希望； 另一方面，在北京，怀疑，消解，争吵，一直不断，历史观、艺术观的不一致险些要引得人面不和了。 一方是深陷其中的、纠缠于考证的细枝末节；一方是坚守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段、非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述历史的发言。一方是骸骨的陈列，史料言之凿凿；一方是贴近了打量，从不肯妄下结论。结果就是无休无止地开会。 当我一听到余秋雨的出行，立刻用我的语言表示了对他的最高赞赏和欢呼。我说他妈的，我敢肯定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文人敢走这一趟，离开了书斋，离开了史料，离开了已有的实证，只带着一双自己的眼睛，一张自己的嘴巴，很多人会根本放不出一个屁来。 这是真的，我对几个月后“千禧之旅”归来的余秋雨说，哎呀我现在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人那么不喜欢你了，因为你把整个的书斋都给颠覆了，把中国文人习惯和固守的生存模式给颠覆了。我现在太能真切体会那种恼火和自卫了。 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余秋雨的姿势——行走当中》。 那时余秋雨在亚洲腹地走，我在中国的版图里面走。总是背着一只行囊，走在城市和乡间的那些路途中。后来的统计说，100个博物馆的摄制，意味着我们完成了行程37万多公里的外景拍摄，2060分钟的电视长度。空间与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 100个博物馆，作为总撰稿之一的我有幸跑了62个。 最好玩的是，许多地方也都曾是我的老师余秋雨走过的地方，是他对那里的人文、历史留下过感悟与思考的地方。而我这个学生，简直就是在循着他的足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追随而来。 更好玩的，许多被他文章写到过的地方，当地都会把他文章里的话当作重要资料、语录，大大地向外来者介绍和宣传自己，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这总让我感动和动情，我们见惯了各类官员在中国大地留下的深深浅浅的题字与行迹，那是常常要被当地拿来作为自炫的资本的，而余秋雨，一位步出书斋独自游历于中国大地的学者、文人，以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赢得了如此推崇，让任何一个进入过他视野的地区对他感念不尽，也让我这个学生忍不住要发些感慨。 我去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博物馆的资料汇编里，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放在首篇，当地政协主席书写的前言里说，“感谢秋雨先生和我们的广大作者，以其优美深邃而又精湛坚实的文笔，打开了一条连接昨天的时空隧道，将已逝去的岁月风云豁然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在平遥，当地人恨不能把余秋雨当作再生父母，博物馆里处处抄录着余秋雨《抱愧山西》里的段落。就如他自己也在《千年一叹》里说的，“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他更真诚地说，“其实真正要道声感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 到丽江，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馆长说，余秋雨是我朋友； 去敦煌，有《道士塔》，有《莫高窟》，有《沙原隐泉》； 去四川，有《都江堰》，有《三峡》； 去湘赣，有《洞庭一角》《庐山》《青云谱随想》； 去江浙，更是有《白发苏州》《江南小镇》《风雨天一阁》《夜航船》《吴江船》； 最好玩去他的家乡浙江，去余姚，那里有南宋官窑博物馆，有天一阁藏书楼，有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我一直在傻乎乎给同座念《上林湖》，完全顾不得边上人怪异的目光； 搞西安碑林博物馆，找不到感觉，偏偏又有一篇洋洋洒洒的《笔墨祭》可以拿来读； 甚至去香港澳门，写台湾那集，搞到的资料也还是少不了余秋雨的文章。 以至于我这个学生走到任何一处地方，都会发出一阵骄傲，既骄傲自己的老师来过，也骄傲自己的终于到达。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众多充满人文特质的点点滴滴，余秋雨用自己的足迹一处一处地访问过来，而他的思考与写作，又像是一条串连珍珠的长线，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穿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是他用个人的行动、个人的才情，在独自整理、整合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与希望所在。
1999年,边看边写（2）
所有那些已经出版了的为无数的人阅读着的书籍、语言，还有那些未及整理的思考与线索，它们在未来的时段可能会被酝酿得愈发醇厚、愈发馥郁，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他余秋雨独自拥有的，是一笔属于他自己的研究与创作财富。 我好生羡慕，还有些些的嫉妒。 他自己谦虚地在《千年一叹》中表示：“像平遥这样一直公开向我表示感谢，而其实应该反过来接受我感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一路上就遇到好几个。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这些事让我很感动，一个文人、学者，写文章写到这种程度，只能说明他所关注和领悟到的，也是现实生活中大众所关心的文化盲点与空缺，他的出走与远离，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转过身去的动作，而是一次成功的深入，一次与大地、与民众发生亲密接触的实践。民众与人群对他的欢迎，就已经是对他的最大肯定，别的那些“文人”间的争吵，在这些面前也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偶尔在外地宾馆的凤凰卫视中见到余秋雨他们的行踪，正是在异地奔波了一天坐下来整理心得的时候，听一听余老师对异域文明的发现与感受，是交流，也是启发。 那些图像，那些话语，一晃而过，断断续续。 他在后来的《千年一叹》里说自己，“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1）
那段时间，从行动的方式，到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情绪投入，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追随和摹仿。 过去听他课看他文章，他就像是一名导游，我这个学生是在他的引领下，看尽了一路的好风光的。那样的过程，还来不及有自己的发现，就早被他话语与文章的气势裹挟而去，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倾听与阅读的快感层面上。 这次太不一样，是自己一次次去面对那些历史的场景，进入历史的现场，自己去体悟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发生的事。总是在路上，天上、地上、水上，越走越强健和放松的肢体，举着一只思绪乱飞的脑瓜子，在大地上狂奔。总是这样，刚刚还没在都市的人群中，刚刚还在为买到一件漂亮衣服兴奋，刚刚还在博物馆黑乎乎的大厅里凑近了辨认那些文物，转眼就行进在山高水远的乡路上，混迹于一大群世代相守在本土的当地人中。我贼头贼脑四下打探，我蹲在墙根儿下，甜腻腻地叫着大爷大妈，缠住人家打探他们祖辈的来处与去向，有时还被领去他们的家里，看他们今天的生活与习俗，老实不客气地吃他们那些土土的菜肴和点心。总是坚持称自己为“闯入者”“外来者”，但是是非常善意的“闯入者”和“外来者”。 也是在那样的情状之下，我对余秋雨式的写作姿态也突然有了很强烈的认同。 以前对他散文的喜欢和维护，主要还是在对他才华和情感上的趋同，而真正对于他创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一系列文化散文的冲动和坚持所在，我除了在他的言谈和文字里去了解，去体会，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感同身受。总是隔着一层。只有当我自己也放胆在中国大地上独自游历了一圈之后，自己也有了写作和发言的冲动、激|情时，才自然而然了悟了那一切。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合理的结果。 一个稍稍有点悟性有点感觉的人，一个对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稍稍有点好奇有点想法的人，让他突然穿越几千年的时光，一下跌落在早已物是人非或者人去楼空的历史舞台的前景中，他脑瓜子里不活动活动情绪上不激动激动，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还是抄录一段余秋雨的话，最能表现我后来也有的那种感觉：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藏有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那是当然的，就像我，常常会被自己满脑子里的滔滔话语涨得想要发狂，整个人都会被它们催得弹跳得起来，飞起来。 于是也庆幸在片子的操作伊始，我们坚持要让撰稿每一个博物馆、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要走到的决心，也多亏了深圳方面有那么大的魄力，主要是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舍得拿出钱来让摄制组两次甚至三次四次前往同一个外景地考察。 记得刚听到余秋雨他们去中东和南亚走“千禧之旅”消息时，除了激赏，还挺嫉妒的。这之前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书讯上得知一位西方记者从欧洲出发，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路线，一路前往中东，沿途记录下那里的战火与人民的生活现状，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她也把自己这次行动当作二十世纪末的一次行为。当时我还对剧组的人说起过，觉得那个西方记者选择的路线和区域很有历史感，相隔1000年，时间和空间的两头恰恰又都是战火，两头又都是宗教。什么也不用说，光是客观记录，就足以让世人震惊和警觉了。当时说要是我们也有能力搞这么一次远行，光是这么个形式就能牛倒一大片。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余老师他们的“千禧之旅”消息，搞得我还有点小小的失落。可见在中国，很多创意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没人有魄力和实力去实施。 不过话也说回来，像深圳这样一个远离内地的经济特区，能想到以拍摄中国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的形式，送别二十世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手笔。 也真庆幸自己糊里糊涂就参与了这么一次跨世纪的行动，并且愣头愣脑地坚守住了自己一贯喜欢的方式。这样一来，简直就像在同一时间里，几乎和余秋雨老师在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 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撞上门来。 记得余老师在他的几部书里都提到过在外面游历时，肢体与精神上的历险。现在想，连这一点都是极其相似的，也都是事后想起来很好玩当然也有点后怕的事情，每一次都会成为记忆中有趣甚至神奇的体验。同样在国内游历，他说“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都是让一些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会心一笑的趣事。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2）
有一次我在新疆，钻进一辆长途汽车，要去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看丝绸之路遗迹，在十个多小时的长途奔袭里，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当地人都在猜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最后下车，可爱的哈萨克司机实在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四川人。他说如果我真是四川人，他就算赌赢了，能挣一块钱。我好不得意，因为有句话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是赞叹四川人顽强的生命力的。看样子，我跑得也够远的了。 也许更年轻些，也许性格使然，那两年里我走得差不多成了“野人”，胆子大得不得了，一出了北京就想方设法与所有组织脱离联系。我又不爱用手机，经常让北京的“指挥中心”担心把我这个总撰稿给走丢了。我想余老师可能完全想不出我这个学生走在外面的二流子样子。本来去每处都会有国家文物局开具的要求当地接待的介绍信，但我自己平时在政府机构呆腻了，好不容易有次机会，哪里还会老老实实地跑到外地还有人“全陪”着！我喜欢自己安排一切，像所有的自助旅行者那样，背着我的大背包，把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该吃的吃了，然后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前长舒一口气，这才从容不迫走进馆长办公室，掏出那纸“尚方宝剑”放在桌上，就几天来自己对当地历史、人文的所有考察与想法，作一个总结性的对话。 那些自由自在的游走。 又想起余秋雨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太醒目。还是想乐。名人嘛。而我这样的，就不必在乎这些，我常学着王朔的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在《文化苦旅》里说，他是靠去各地讲课来完成游历的，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我也老实承认，我是靠做这个博物馆的片子完成在中国版图内的东游西逛，完成我的“中国之旅”的。 以前刚到北京工作时，也曾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利用工作出差的机会遍游中国，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并不可行，其间要付出的，肯定比得到的多。当然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既不能适应周围又没那么大的能耐让周围来习惯自己。好在最终还是借助于别人的财力完成了最初的行游，对这片土地有了一个完整的初步“体”验。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再次、再再次的进入。虽然许多地方不会再像第一次到达时那样兴奋、惊讶，感触和发现也不会那样一个接着一个，但多少也能体味到余秋雨说的，那都是些把思考甚至生命融进去过的地方，是留下过你的气息和身影的地方。在许多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你突然想起它们，荒野上的某座弃庙，路边的一个憨笑，脏得苍蝇满天飞的一顿美味，会觉得，你的世界还有另一处存在，你和它们有某种联系。在远处有另一个你。那是很叫人充实和愉快的。 后来我跟人吹牛，说我这次算是上了一回余秋雨的博士生了。我们的片子请的余秋雨作艺术顾问，他总谦逊地表示他没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不知道，没有他在前面开辟的那条风光独特的大道，没有我这个学生一心一意地追随，这个片子至少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它只能是一头扎进我们的黑乎乎的博物馆里，对着一堆文物和古董就事论事。那是很不好玩的。(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