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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嫌我有“反骨”的专家，远离了所有的争吵，那些行走在路上的时光，那些不断穿梭于史料——博物馆——人群当中的惊喜与发现，还有把老少皇帝、历史名流一把从历史里揪出，像谈论张家哥哥李家嫂嫂一样，数叨他们一生中哪些事好玩哪些事不好玩的情状，真是太愉快太过瘾了。 这次的学习，还像是上研究生那会儿一样，照搬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的是，那会儿更多的是在课堂上与余秋雨相遇，这会儿是在遥远处时空长廊中的大大小小驿站上与“余氏功夫”相遇。就像一位仙踪难觅的大侠，他总是留下些招数、密诀在某个停留处，而我随后而至，领得几句精华，便独个在山林空地间舒筋展骨、上下飞跃起来。一番参悟与比划之后，收掌定势，仿佛已自成一派。 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有时会连他原来的句子都不舍得丢掉，急了就干脆照抄在解说词里。 我从不担心他会有什么说法，我大言不惭表示，学生抄老师的嘛，应该的。 也不是没有分歧。 十几年前，我们一群研究生曾在他的安排下去过敦煌，那是我今生头一回见到沙漠，真的像三毛歌里唱的，“一匹黄沙万丈的布”。一头扑进去，疯玩了一天一夜，感知里已装不太进第二眼才看到的莫高窟壁画。 这次再去，把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还有《沙原隐泉》，一读再读，自以为是有备而来的。可是立在莫高窟前，扬起头一看到窟顶上那些十几年前并不存在的防沙罩、防风网，还有众多测试风向、风速监测仪器上旋转着的镀缭诙劣嗲镉晡恼率被钇鹄吹母芯跤肭樾鳎幌戮捅览Ａ耍⒌袅恕 总是这样，对黄沙的感觉，总是会先于那些深藏于洞内的壁画来到跟前，突现出来。 我怔在那里，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一整面的山墙，窟门前有滤沙网，窟顶上有防沙网，防沙网的后面再拦起一道防风障！所有的测算——风向风速、沙丘活动规律、窟内温度与湿度——都精确无误，所有的试验都只为抵挡那无声无息流泻下来的黄沙。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3）
博物馆的资料说，每天静静地从平缓的窟顶泻下的流沙，一年就需要人工清沙大约2000立方米，相当于600辆卡车的载重量。 它们只是些沙呀！ 这真有点螳螂挡车的情状。 而这众多的伸开双臂想要挡住流沙的螳螂里，又有那么多的美国螳螂、日本螳螂、西欧螳螂，甚至有一个美国的盖蒂研究室，就专门来与中国人合作防沙、挡沙。这是那位最初开凿莫高窟的乐和尚没想到的，也是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想也不敢想的。 世界都走到这一步了，敦煌完全是全世界的了。 那些感觉没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十几年前的余秋雨老师有了分歧。 余老师在《道士塔》里写：“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可我却非常反动地想，没有王道士卖出那一卷卷的经文，没有斯坦因的贪婪，它们很可能毁得连影儿都没了，你连胶卷都买不到！ 我一直在那集片子里跟编导强调，一定要采用历次由中国敦煌吐鲁蕃学会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音像资料，注意会议上不同国籍、不同相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我想让它们不断地出现，穿插在对敦煌历史的述说过程中，让过去和现在平行出现。我不想在片子里一心一意追究敦煌的“被盗史”，我只想在还原莫高窟壁画历史本来的同时，也客观地展示一下敦煌现在所具有的世界性，它应该是人类的、世界的共同文化遗产。 事实上，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吸引了众多文物保护专家来到中国，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这起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我甚至不惜它搞得不好会像科教片，也一定要在画面里强调这一点。 这一集的争吵更是可想而知的。我不仅要面对本来就存在的分歧，我还第一次要脱离余秋雨的“文本”。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1）
2000年，结束“千禧之旅”的余秋雨，被《中国博物馆》摄制组请来北京，参加片子的宣传活动。余老师看过其中的几集，把我们大夸了一通，肯定的依然是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与姿态。据说他还在记者见面会上说，在这个片子的主创人员里有一个他的学生，这是他的骄傲。事后我听了，膨胀得不得了。 那时我已疯狂地转入另一个摄制组，到处跟人说要拍专给白领看的旅游片。当时我正在上海的世茂大楼顶上假装小资喝着咖啡，在夜上海的酒吧里嗅着张爱玲留下的气息。深圳官员在电话里大骂我不够意思，关键时刻找不着人影。我关心的却是余秋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我必须赶回去和他见一面。深圳一别，他去了“千禧之旅”，那里一直是战事不止；我也游荡了大半个中国，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我有一肚子的想法要跟他交流，也更想听到他在更远处、更陌生地带的经历和收获。 晚上回到北京，家里人说余秋雨老师打电话找你，你快回电话。我给余老师打电话，房里又总没人。等到他打过来，第一句就说，马小娟，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一见面，他还是老样子，那么艰难险阻地走了一圈回来，看不出一点疲惫。他挺挺身体，得意地问我，怎么样，你看我是不是瘦了点。我说真的，真是瘦了。我又说，我怎么每次见你都是老样子，不会像有些人，好久不见猛一碰头，马上会有“老了”的感觉，你好像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他听得高兴，说我心态好呀，心态好就能保持年轻。 他跟我说起他昨天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是由一位一同走过“千禧之旅”的记者和她的新婚丈夫发起的。他说不得了，我们喝了好多好多的酒，喝到大半夜，真是太开心了。 难怪电话打不通，原来他被别人拉去喝酒了。他津津有味跟我讲起那一对新婚夫妻的浪漫故事。他说那位和他一同走“千禧之旅”的女记者，每天都要往自己的报纸发回报道，她现在的丈夫那时也只是个每天读她文章的读者，并不认识她，开始也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后来知道她是个女的，就开始一边赞赏一边担心，到处跟人说这个女孩太勇敢太了不起了。女记者回到北京后，有次他们在一个地方偶然认识，他才把文章中天天见面的女记者和面前的女孩对上号。故事再发展，自然是被征服的男读者最终又征服了我们的女记者。 他完全像讲故事一样讲着那对年轻人的奇遇，满怀热情，每一个转折、每一处细节都让他讲得喜气洋洋。他说那位女记者一定要他见见她的丈夫，一定要一起喝酒。我知道她也一定想让余秋雨老师见证一下她的浪漫和幸福。 看得出，一夜过去，余秋雨还在为他的“千禧之旅”伙伴高兴。 这一次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精神状态特别的好，简直可以用“亢奋”这个词了。他一直在说着他们一路的趣事。我无意间提到的任何一个话题，都能引得他思路大开，滔滔不绝。我们谈呀谈呀，把酒喝完，移师楼下的茶楼，又谈呀谈呀。不停地续水，不停地起身小解。 现在想，他那时刚结束一段远行，身体和精神的高度紧张与兴奋刚刚解除；他又刚收获一本厚厚的旅行笔记，这本凝聚他一路的考察与多年思索的大书正处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当中，即将投放市场，和他的读者见面，他整个的人处在松弛、轻快与有所预料的期待当中。那是一个享受轻快、享受收获的愉快时段，是一个类似假期一样的悠闲时刻。 我们在保利，照例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饭前他问我吃西餐还是中餐，我想他刚从国外回来，西餐吃得够多了，就要求吃上海菜。他说他不清楚我们这边喝什么牌子的红酒，我说刚好我点上海菜也不灵光，于是我们分工由他点菜我来叫酒。 有那么一两下我会在心里暗笑，我们师徒在吃菜的问题上好像不如说话那么更像“一伙儿”的，他一直生活在江南，吃得还是挺精细讲究，一边吃菜，一边点评。我意识到在北京要他吃本邦菜，他肯定挺失望的。他说等有机会，他要做地地道道的上海菜请我吃。 他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对每道菜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色、香、味自有标准。他儒雅安静，即使是多喝了两口，也只是脸红一红，说话还那样平缓清晰，不失风度。 记得有一次看到他在文章里说，一些乡野村舍中的饮食，说起来会非常诱人，但真要吃起来，却难以下咽。我当时看了哈哈大笑，设想有机会能请他一同走到村子里去，让他看我坐在苍蝇满天飞的小板凳上，胡吃海塞那些想起来就要流口水的乡野菜。他会不会对我这个没出息的学生摇头？ 我早把自己放任为吃货，土人，一进到穷乡僻壤，就开始惦记着要吃一顿人家“家里的菜”。吃得高兴，免不了还手舞足蹈到处给乡下孩子塞城里带来的小玩意，扮扮“狼外婆”。曾经想过凡吃一道土菜，都记上菜谱，要吃遍乡野土菜，出一本牛哄哄的土菜大全。可惜吃是吃了不少，菜谱却一次也没顾上记。有道新疆大盘鸡，最适合一帮人胡撮时下啤酒，在辽阔的新疆大地停下车一屁股坐进路边小店，大盘鸡的那个诱人，让我回到北京还千里迢迢托人抄来菜谱，躲在厨房操练手艺，在朋友面前炫耀。 每回和余老师喝酒吃饭，都在城市里，从未有过在路上的感觉，不知道脱离了这样雅致的用餐环境，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在《千年一叹》里偶尔谈到过他们的用餐，似乎都没留下过美食的记忆，他说到过有一种什么大黑萝卜，难吃得不得了，吃得好像很受罪。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2）
我们吃一盘炸小虾，他告诉我这不对的，挑的虾就不对，要比这个小，他说他做的这道菜比这个好吃多了，等什么时候到上海，他去市场买了他要的那种小虾来做给我尝尝。 我问他你和马兰谁做饭啊。他马上说有空就我做呀，我做的菜味道不错的。我马上羡慕起马兰来，吃别人做的菜，尤其是男人做的菜，是最愉快的事了。不知当初马兰与余老师结为秦晋之好，除了折服于他的才华与风度，是不是也被他亲手烹饪的好吃和愉快的美食所俘虏？ 他说有机会要做上海菜请我，一定是对自己的做菜手艺颇为自信才这样说。我想我是打死也不敢在他面前露一回我的“厨艺”的。 我还发现，一趟“千禧之旅”走下来，余秋雨的酒量也见涨，比过去更能喝了。我们喝红酒，不急不慢，我总想着给他加酒，他说你要多喝。我说没事，你也挺能喝的。他一直说“千禧之旅”的伙伴们太能喝酒了，酒量大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回他们全醉了，只有他还稍微清醒一点点。看来近朱者赤，他们把他们的余老师也连带得快成酒仙了。 后来常与余老师一道喝酒的刘半仙告诉我，余老师现在爱喝洋酒，喝洋酒更厉害。 大概也是“千禧之旅”“欧洲之旅”一路喝下来的收获。 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真的是越来越洒脱，看问题也越来越开阔。他本来就有一个大开着的思维定势，这一趟集中的时间与空间里的行走，是真正的厚积薄发了。 他主动跟我说起在埃及的一处古文明遗迹边上，那里的人还专门给某位西方考古学家树立起雕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做敦煌那一集片子时与他文章里情感的不相溶，没想到这次一见面，我们不约而同地就又想到了一处，真叫人愉快。虽然我们也不至于会无动于衷到要去立什么雕像，但至少我感觉得到，他的表达已平和了许多。他跳得更出来了，他在更加自觉地把中国放到世界这样一个大的范围里去看待、去思考。因此他也更年轻，更活跃了。 我一直都很在意他散文当中的“中国情结”，有时会想，一个把自己最初的文化基座定在欧洲，又受亚理斯多德、黑格尔、狄德罗、萨特这些思想大师影响极深的人，对中华文明的情感竟会这样深重，有时深重得都妨碍了他思想的放达，干扰了他散文中现代意识的流程。有时甚至一厢情愿地替他惋惜。 以后，我总是一个劲地向他表示，“我喜欢你的《千禧之旅》，我喜欢你的《行者无疆》”。至少不下三次，我与人争辩他的散文创作历史。余秋雨的散文读者群，是一个非常广泛、非常复杂的群体，有中国传统文化情结浓重、带些文人气质的“老式”读者，也有极为活跃的、现代意识很强的“新型”读者，他们都喜爱余秋雨的散文，但偏好各有不同。我是他的一个亲近的、细心的读者，我注意到，在行行重行行的游历中，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他后来的散文一直在充实和补充过去的篇什，他的观念与风格都并非一成不变。 用他自己的话说：“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我总在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他问我，听说你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却没有发出去，里面有很多对博物馆这个片子的想法，现在摄制组想要你寄出，要我来写个回信，在报纸上宣传一下。 我笑起来：哎呀我都忘了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发泄了一通也就不管了。我那都是泼妇骂街，谁敢登呀。 事情都过去了，那是在剧组里和人吵架吵得急了，理念与方法完全不同，无处发泄时，很自然地就想到要与余秋雨来交流交流，向他倾诉倾诉。我是不愿回头去想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的，但当时的郁闷和苦恼却是很真实的。一边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和叙述的机会，一边又觉得永远甚至每时每刻在与一些完全处于不同语言体系中的人们争吵，消耗，无异于浪费自己的生命。那时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对余秋雨的“千禧之旅”，对“余秋雨现象”的意义，有许多的想法、火花。终于在某一次“空中之旅”的两个多小时里，脑子里那些四处乱飞的句子，被我不顾一切地铺堆在十几页纸上。完全地情绪化。就像一名半疯的泼妇，盘腿往地上一坐，嘴巴就停不下来。 我说我还是实寄给你吧，不过发表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我们师徒之间的“黑话”了。我说我在信里除了骂大街，就是吹捧你和我自己，发出来要给人骂死的。 他听得一直在笑，一再说一定要实寄一定要实寄。 送走余老师后，我果真把那封长信从抽屉里拿出来，寄去了深圳。那封信虽然不好给别人看见，但我还是希望让余老师看看，让他知道我的许多想法和思考。我知道，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句子去表达去叙述，他都会喜欢听我那些话。 几天后他立刻回了电话，我听出来他读了我的信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这时我已经看过了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他的新作《千年一叹》，我也把自己写的几篇游历散文塞在那封信里一起寄给他，他知道我和他又有了一些相似的经历。两个都是刚结束了游历归来的人，虽然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但游历之后的充实、喜悦，却是一致的共同的。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3）
我知道，这一次的“千禧之旅”，以及不久后的“欧洲之旅”，对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他早就期待着的，这也让他一次性地占有了一名现代学者、文人所应有的制高点。 又一年后，欧洲归来。再见余秋雨，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感觉得到他更加地游刃有余。 他还有点小小的遗憾，他说自己长胖了点，都有肚子了。 我请他给我们的一本书做主编，出版社不放心我与余老师的关系，也为慎重起见，非要我“逼”他亲手写一行表示同意做主编的字据。我不太好意思，咕咕嘟嘟在他面前表示对出版社的不满，他倒也没说什么，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我随手把他的“字据”放在宾馆的椅子上——后来它们干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浑然不觉。 我说我喜欢《行者无疆》里那张举着酒杯的照片，还有那张哥伦布塔柱照片后附带的文字：“正是这个月夜，我乘电梯升至他的脚下。”他愉快地接过我的话：“还有接受美女的访谈。”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只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头项琏，他注意到，指着它评点：这串项琏，你看上去像个妖怪，从一个很远很奇怪的山洞里出来的妖怪。 我们一起去吃饭喝酒，他套上一件立领外套。这是他和熟人在一起时爱穿的衣服。我注意到，若是第一次见面或接受采访，他会选择穿西服，他很注意。我想他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仪表了，这也是文明的体现吧。 喝酒喝得高兴，我把来的目的忘得光光的。 和他分手钻进出租车里，开出去一段路，发现“逼”他写的字据不知放哪去了。 我重新冲进宾馆，冲到楼上，没找到他。再冲下来，在大厅里疯转一圈，一边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见到余老师怎么说，难道再要他写一个？ 终于在大厅的小书店里看到余老师的背影，正立在那里巡视书架上一排排的书，看上去非常认真和仔细，外人根本看不出这位读者先生刚刚还喝过不少的酒。我犹豫一下，无可奈何叫一声余老师，我好像把你的“手谕”给丢在你房间里了。 是吗？那我们上去拿。他离开书架领我上电梯。 他的“手谕”最后被我从椅子底下找出来，我嬉皮笑脸表示我的歉意：你肯定觉得我这个学生太粗心大意了吧。 没有啊，他说，谁都有这样的时候，没关系的。 我嘻嘻笑，心里好温暖，不是谁都肯原谅这样的事的。有一回我去福建看一位木偶大师的表演，他要到剧场门口迎接我，我又怕耽误他老人家的演出，婉拒后混在一帮看演出的官员中自己进了剧场。结果大师误以为我当晚没去看他的演出，在电话里马上对我淡淡的。我急得一口气提供了众多演出过程中的细节，他才相信我确实是看过演出的。相形之下，余秋雨的方式更让人难忘，也更让我记得不要再犯这样的错。 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黄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他说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4）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了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十五年后，在经过了本土、亚洲、欧洲游历后，他说：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就这样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它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为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旅行，家人，亲情（1）
结束“博物馆”一片，我参与策划和拍摄一个旅游节目，还号称是专为白领做的一档节目，搞得我明明一个工薪阶层却到处找白领的感觉。我又想着见面时从余秋雨那里“偷”点有关现代旅游的新理念。 他果然又和我们想到了一处，坚决反对那种举着旗子被导游领着四处疲于奔命的旅行。他说到西方人的旅行，很羡慕，希望自己有时间也和马兰甚至两人的父母一道，能经常性地到选定的某个地方去住上一些日子，享受一下生活的悠闲自在。但是这样的事不太好办到，因为父母辈根本不习惯，在他们看来，参与如此“奢侈”的事情简直就是受罪，精神折磨。我说对呀，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根本没办法，出门不要说坐飞机了，给买张软卧，还一个劲说我浪费。完全没法带他们一块儿玩的。 说到父母，我们都笑起来，无可奈何。他们过了大半辈子的苦日子，节俭都成条件反射了，现在一下要强迫他们花钱享受，真个是对他们搞精神折磨。 我刚从上海扮小资回来，跟他讲上海遍地都是的酒吧、小咖啡馆，每一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氛围，是那种奢靡、繁华、略带些颓迷的气味，洇洇的。难道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就是这样子的？ 他摇头，告诉我不对的，这样的怀旧是虚假的、做作的、想象出来的，你想想上海的历史，二十年代蒋介石搞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血流成河啊，完全是白色恐怖了。三十年代，日本人打进中国，东北被占，南京大屠杀，上海沦陷，那都是一场灾难连着一场灾难。那才是真实的上海。没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上海所谓穷奢极欲的生活，多数人只是隔着围墙，顺着里面飘出的歌声，去想象着别人家的生活场景，这种想象完全是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一种弥补，一种精神安慰，所以也完全被夸大了，被梦化了。现在所谓的怀旧，就是怀的这种想象出来的旧，是不真实的。 2001年春天，余秋雨回到故乡浙江余姚上林湖畔，为他的家族重修祖坟。这里埋葬着他的祖父和其它亲人，他最爱的老祖母还有他的年轻的叔叔的骨灰。 这是一个生命力很强并且有着长寿基因的家族，他的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后者去世后她又活了十几年时光。他的父母至今健在。他行走天涯，著作等身，充沛精力与坚毅的个性，也早让他有了“铁汉子”的美誉。这个家族像许多江南水乡人家一样，柔和而坚韧，不动声色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余姚小城我也有幸去过。去的时候司机带我们走近道，绕山而行。不动声色的江南深处，让我老想起这里面冒出来的那些家学深厚的文化智者，河边小巷间潜隐着的安适独立的书斋。感觉里总有些离那样年代愈来愈远的失落，又忍不住要忧伤那么一下。心想现在是个人都要往外走，往外发展，家乡与出处都被丢弃在身后，而拥杂、逼仄的城市里又怎能出得来那样大气、从容的灵魂？不知要等多久，这些消沉、冷清的村镇才能再次迎来回归的游子，重现曾有过的那些风景。耕读之家也好，修身养性也罢，这样幽深恬静的远处，正是那些如今正疲于都市人海倾轧的灵魂需要的归息之所。 出来时走的高速公路，那情形就更加地怪异、惊讶：仿佛永无尽头的高速公路架越在大片大片的水稻田上，这里大约四万平方米的田野下曾经出土过一层又一层古人的遗物，最远可以追到7000年之前。那时田野上有一排排干栏式的木屋，同样远离地面，架空的。那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小车进入一座小镇，一条小河穿城而去，一些青砖青瓦的老房子迎面撞来，路边的人走得消消停停。知道自己又闯进了一处远方的生活场景当中。果然听得司机说这就是余姚小城。 在电视里见到余秋雨，立在老家余姚乡下母亲生他的雕花大床前，说自己就是个乡土作家，因为总是离不开土地，总是行走在土地上，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到土地的怀抱中。 他“喜欢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与大地紧紧夯在一起”的人，“他们把叩问大地的秘密与叩问生命的秘密当作一件事，又那么安静。是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深层图谱”。 那也是他的取向。那一期节目很有意思，把余秋雨、陈忠实还有一位拍老家爹妈的摄影家三人剪辑在一起，谈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余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为了这个片子，中央电视台请他重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陈忠实与那位摄影家倒确实是憨土憨土的写实主义者，几近原生态。把余秋雨也归入这样的行列当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挺新鲜。 和他聊家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祖母，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自己名字的妇女，却给了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总有人以为他的名字如此富有诗意，会不会是他后来取的笔名。他总是骄傲地告诉别人，不是笔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祖母为他取的。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秋雨，祖母随口就给他叫了个小名。以后小名又成了大名。 他是祖母的长孙，受到宠爱，也肩负重任。他的祖母总是最关心他，他又总是最想满足祖母的所有心愿。 最让他心疼的，是祖母在文革中的磨难，仅剩的两个儿子，一个被造反派关进监牢，一个因热爱名著《红楼梦》含冤自尽。不识字的祖母要在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和打击。
旅行，家人，亲情（2）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永远都忘不了他祖母在文革结束后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平反”时的样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手捧小儿子单位送来的平反证书，眼睛里的神色就像终于又捧回了自己丢失多年的一件珍宝，有了少女般的那种娇羞和委屈。他对我说，当时他简直都不敢看她，她的那个神态历历在目。 他说他写过一个短短的自传，里面有一段专门写到他的祖母，他要找来给我看。后来他真的复印一份《隐秘的河湾》给我，没有一点煽情或是呻吟，我读得泪流满面。 他还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关系。他的感情世界极为细腻。那时家里总在出事，每次他从上戏回家走近家门时，一看到门前有人，心马上乱跳，不敢再往前走，生怕家里又出了什么大事。他的大弟弟才初中毕业，就要出海捕鱼贴补家用，每次离家上岸也不敢直接回家，总会怯怯地先来问他“爸爸是不是死了”。当时他们的叔叔已死在安徽，父亲关在上海的牢里，一家八口人靠二十六块钱活命，大概潜意识里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父亲，所以家里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和年幼的弟弟就立刻会有大难临头“爸爸已经死了”的恐惧。 我们一起聊天时，说到家人，爸爸妈妈弟弟，他总是愉快、毫无芥蒂。他的家庭很像我的家庭，我知道一家人在苦熬过那样的艰难与绝望年月，是会懂得彼此永远珍惜的。 他说过如果写小说，他要再写他家乡的河湾，他生命中的那些亲人。 “孩子一离开你的身体，就已经是你的异化。”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厢情愿的，当有一天她长大离开，你会像失恋一样痛苦。” “那是母亲在断奶，根本不是孩子在断奶。” “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去觉得你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样。你说要给她一个宽松环境让她身心都自由自在，那是你不是她。嵇康嗜酒如命，曾经一面喝着酒，后边就跟个扛镢头的，准备醉死就地挖坑埋了。不过你知道他儿子吗，一辈子一滴酒都没沾过呀。” “小孩子要顺其自然，她不可能成为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否则你一定有痛苦。” 在对待血缘亲情上，他的言谈有时却流露出几份决绝与弃舍。他热爱和关心他的亲人，他又希望自己的未来有更简单化的社会关系。那样牵肠挂肚的血亲之爱，他并不热衷。他对已有的亲情饮之如甘，尽职尽责，说起来也是亲情浓浓，但我们聊到孩子，他很少附和我对孩子对下一代的爱。 他曾告诉过我对文化遗产的感觉：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与不好，都是留给我们的，今天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文化。 我倒觉得，这话用在亲情关系上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三姑六舅，那是血缘关系里早就存在的，要与不要都随不得我们，在中国这样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它还是检验我们人格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我们在未来的社会里，建构一个怎样的亲情关系，却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以我自身的经验看他，他又是矛盾的。对于已有的亲情、尘缘他深陷其中。文革伊始他才十九岁，一家人苦苦挣扎，受尽磨难。 他说“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 善良天性也好，责无旁贷也好(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3）
博物馆的资料说，每天静静地从平缓的窟顶泻下的流沙，一年就需要人工清沙大约2000立方米，相当于600辆卡车的载重量。 它们只是些沙呀！ 这真有点螳螂挡车的情状。 而这众多的伸开双臂想要挡住流沙的螳螂里，又有那么多的美国螳螂、日本螳螂、西欧螳螂，甚至有一个美国的盖蒂研究室，就专门来与中国人合作防沙、挡沙。这是那位最初开凿莫高窟的乐和尚没想到的，也是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想也不敢想的。 世界都走到这一步了，敦煌完全是全世界的了。 那些感觉没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十几年前的余秋雨老师有了分歧。 余老师在《道士塔》里写：“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可我却非常反动地想，没有王道士卖出那一卷卷的经文，没有斯坦因的贪婪，它们很可能毁得连影儿都没了，你连胶卷都买不到！ 我一直在那集片子里跟编导强调，一定要采用历次由中国敦煌吐鲁蕃学会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音像资料，注意会议上不同国籍、不同相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我想让它们不断地出现，穿插在对敦煌历史的述说过程中，让过去和现在平行出现。我不想在片子里一心一意追究敦煌的“被盗史”，我只想在还原莫高窟壁画历史本来的同时，也客观地展示一下敦煌现在所具有的世界性，它应该是人类的、世界的共同文化遗产。 事实上，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吸引了众多文物保护专家来到中国，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这起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我甚至不惜它搞得不好会像科教片，也一定要在画面里强调这一点。 这一集的争吵更是可想而知的。我不仅要面对本来就存在的分歧，我还第一次要脱离余秋雨的“文本”。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1）
2000年，结束“千禧之旅”的余秋雨，被《中国博物馆》摄制组请来北京，参加片子的宣传活动。余老师看过其中的几集，把我们大夸了一通，肯定的依然是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与姿态。据说他还在记者见面会上说，在这个片子的主创人员里有一个他的学生，这是他的骄傲。事后我听了，膨胀得不得了。 那时我已疯狂地转入另一个摄制组，到处跟人说要拍专给白领看的旅游片。当时我正在上海的世茂大楼顶上假装小资喝着咖啡，在夜上海的酒吧里嗅着张爱玲留下的气息。深圳官员在电话里大骂我不够意思，关键时刻找不着人影。我关心的却是余秋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我必须赶回去和他见一面。深圳一别，他去了“千禧之旅”，那里一直是战事不止；我也游荡了大半个中国，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我有一肚子的想法要跟他交流，也更想听到他在更远处、更陌生地带的经历和收获。 晚上回到北京，家里人说余秋雨老师打电话找你，你快回电话。我给余老师打电话，房里又总没人。等到他打过来，第一句就说，马小娟，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一见面，他还是老样子，那么艰难险阻地走了一圈回来，看不出一点疲惫。他挺挺身体，得意地问我，怎么样，你看我是不是瘦了点。我说真的，真是瘦了。我又说，我怎么每次见你都是老样子，不会像有些人，好久不见猛一碰头，马上会有“老了”的感觉，你好像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他听得高兴，说我心态好呀，心态好就能保持年轻。 他跟我说起他昨天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是由一位一同走过“千禧之旅”的记者和她的新婚丈夫发起的。他说不得了，我们喝了好多好多的酒，喝到大半夜，真是太开心了。 难怪电话打不通，原来他被别人拉去喝酒了。他津津有味跟我讲起那一对新婚夫妻的浪漫故事。他说那位和他一同走“千禧之旅”的女记者，每天都要往自己的报纸发回报道，她现在的丈夫那时也只是个每天读她文章的读者，并不认识她，开始也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后来知道她是个女的，就开始一边赞赏一边担心，到处跟人说这个女孩太勇敢太了不起了。女记者回到北京后，有次他们在一个地方偶然认识，他才把文章中天天见面的女记者和面前的女孩对上号。故事再发展，自然是被征服的男读者最终又征服了我们的女记者。 他完全像讲故事一样讲着那对年轻人的奇遇，满怀热情，每一个转折、每一处细节都让他讲得喜气洋洋。他说那位女记者一定要他见见她的丈夫，一定要一起喝酒。我知道她也一定想让余秋雨老师见证一下她的浪漫和幸福。 看得出，一夜过去，余秋雨还在为他的“千禧之旅”伙伴高兴。 这一次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精神状态特别的好，简直可以用“亢奋”这个词了。他一直在说着他们一路的趣事。我无意间提到的任何一个话题，都能引得他思路大开，滔滔不绝。我们谈呀谈呀，把酒喝完，移师楼下的茶楼，又谈呀谈呀。不停地续水，不停地起身小解。 现在想，他那时刚结束一段远行，身体和精神的高度紧张与兴奋刚刚解除；他又刚收获一本厚厚的旅行笔记，这本凝聚他一路的考察与多年思索的大书正处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当中，即将投放市场，和他的读者见面，他整个的人处在松弛、轻快与有所预料的期待当中。那是一个享受轻快、享受收获的愉快时段，是一个类似假期一样的悠闲时刻。 我们在保利，照例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饭前他问我吃西餐还是中餐，我想他刚从国外回来，西餐吃得够多了，就要求吃上海菜。他说他不清楚我们这边喝什么牌子的红酒，我说刚好我点上海菜也不灵光，于是我们分工由他点菜我来叫酒。 有那么一两下我会在心里暗笑，我们师徒在吃菜的问题上好像不如说话那么更像“一伙儿”的，他一直生活在江南，吃得还是挺精细讲究，一边吃菜，一边点评。我意识到在北京要他吃本邦菜，他肯定挺失望的。他说等有机会，他要做地地道道的上海菜请我吃。 他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对每道菜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色、香、味自有标准。他儒雅安静，即使是多喝了两口，也只是脸红一红，说话还那样平缓清晰，不失风度。 记得有一次看到他在文章里说，一些乡野村舍中的饮食，说起来会非常诱人，但真要吃起来，却难以下咽。我当时看了哈哈大笑，设想有机会能请他一同走到村子里去，让他看我坐在苍蝇满天飞的小板凳上，胡吃海塞那些想起来就要流口水的乡野菜。他会不会对我这个没出息的学生摇头？ 我早把自己放任为吃货，土人，一进到穷乡僻壤，就开始惦记着要吃一顿人家“家里的菜”。吃得高兴，免不了还手舞足蹈到处给乡下孩子塞城里带来的小玩意，扮扮“狼外婆”。曾经想过凡吃一道土菜，都记上菜谱，要吃遍乡野土菜，出一本牛哄哄的土菜大全。可惜吃是吃了不少，菜谱却一次也没顾上记。有道新疆大盘鸡，最适合一帮人胡撮时下啤酒，在辽阔的新疆大地停下车一屁股坐进路边小店，大盘鸡的那个诱人，让我回到北京还千里迢迢托人抄来菜谱，躲在厨房操练手艺，在朋友面前炫耀。 每回和余老师喝酒吃饭，都在城市里，从未有过在路上的感觉，不知道脱离了这样雅致的用餐环境，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在《千年一叹》里偶尔谈到过他们的用餐，似乎都没留下过美食的记忆，他说到过有一种什么大黑萝卜，难吃得不得了，吃得好像很受罪。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2）
我们吃一盘炸小虾，他告诉我这不对的，挑的虾就不对，要比这个小，他说他做的这道菜比这个好吃多了，等什么时候到上海，他去市场买了他要的那种小虾来做给我尝尝。 我问他你和马兰谁做饭啊。他马上说有空就我做呀，我做的菜味道不错的。我马上羡慕起马兰来，吃别人做的菜，尤其是男人做的菜，是最愉快的事了。不知当初马兰与余老师结为秦晋之好，除了折服于他的才华与风度，是不是也被他亲手烹饪的好吃和愉快的美食所俘虏？ 他说有机会要做上海菜请我，一定是对自己的做菜手艺颇为自信才这样说。我想我是打死也不敢在他面前露一回我的“厨艺”的。 我还发现，一趟“千禧之旅”走下来，余秋雨的酒量也见涨，比过去更能喝了。我们喝红酒，不急不慢，我总想着给他加酒，他说你要多喝。我说没事，你也挺能喝的。他一直说“千禧之旅”的伙伴们太能喝酒了，酒量大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回他们全醉了，只有他还稍微清醒一点点。看来近朱者赤，他们把他们的余老师也连带得快成酒仙了。 后来常与余老师一道喝酒的刘半仙告诉我，余老师现在爱喝洋酒，喝洋酒更厉害。 大概也是“千禧之旅”“欧洲之旅”一路喝下来的收获。 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真的是越来越洒脱，看问题也越来越开阔。他本来就有一个大开着的思维定势，这一趟集中的时间与空间里的行走，是真正的厚积薄发了。 他主动跟我说起在埃及的一处古文明遗迹边上，那里的人还专门给某位西方考古学家树立起雕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做敦煌那一集片子时与他文章里情感的不相溶，没想到这次一见面，我们不约而同地就又想到了一处，真叫人愉快。虽然我们也不至于会无动于衷到要去立什么雕像，但至少我感觉得到，他的表达已平和了许多。他跳得更出来了，他在更加自觉地把中国放到世界这样一个大的范围里去看待、去思考。因此他也更年轻，更活跃了。 我一直都很在意他散文当中的“中国情结”，有时会想，一个把自己最初的文化基座定在欧洲，又受亚理斯多德、黑格尔、狄德罗、萨特这些思想大师影响极深的人，对中华文明的情感竟会这样深重，有时深重得都妨碍了他思想的放达，干扰了他散文中现代意识的流程。有时甚至一厢情愿地替他惋惜。 以后，我总是一个劲地向他表示，“我喜欢你的《千禧之旅》，我喜欢你的《行者无疆》”。至少不下三次，我与人争辩他的散文创作历史。余秋雨的散文读者群，是一个非常广泛、非常复杂的群体，有中国传统文化情结浓重、带些文人气质的“老式”读者，也有极为活跃的、现代意识很强的“新型”读者，他们都喜爱余秋雨的散文，但偏好各有不同。我是他的一个亲近的、细心的读者，我注意到，在行行重行行的游历中，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他后来的散文一直在充实和补充过去的篇什，他的观念与风格都并非一成不变。 用他自己的话说：“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我总在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他问我，听说你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却没有发出去，里面有很多对博物馆这个片子的想法，现在摄制组想要你寄出，要我来写个回信，在报纸上宣传一下。 我笑起来：哎呀我都忘了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发泄了一通也就不管了。我那都是泼妇骂街，谁敢登呀。 事情都过去了，那是在剧组里和人吵架吵得急了，理念与方法完全不同，无处发泄时，很自然地就想到要与余秋雨来交流交流，向他倾诉倾诉。我是不愿回头去想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的，但当时的郁闷和苦恼却是很真实的。一边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和叙述的机会，一边又觉得永远甚至每时每刻在与一些完全处于不同语言体系中的人们争吵，消耗，无异于浪费自己的生命。那时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对余秋雨的“千禧之旅”，对“余秋雨现象”的意义，有许多的想法、火花。终于在某一次“空中之旅”的两个多小时里，脑子里那些四处乱飞的句子，被我不顾一切地铺堆在十几页纸上。完全地情绪化。就像一名半疯的泼妇，盘腿往地上一坐，嘴巴就停不下来。 我说我还是实寄给你吧，不过发表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我们师徒之间的“黑话”了。我说我在信里除了骂大街，就是吹捧你和我自己，发出来要给人骂死的。 他听得一直在笑，一再说一定要实寄一定要实寄。 送走余老师后，我果真把那封长信从抽屉里拿出来，寄去了深圳。那封信虽然不好给别人看见，但我还是希望让余老师看看，让他知道我的许多想法和思考。我知道，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句子去表达去叙述，他都会喜欢听我那些话。 几天后他立刻回了电话，我听出来他读了我的信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这时我已经看过了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他的新作《千年一叹》，我也把自己写的几篇游历散文塞在那封信里一起寄给他，他知道我和他又有了一些相似的经历。两个都是刚结束了游历归来的人，虽然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但游历之后的充实、喜悦，却是一致的共同的。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3）
我知道，这一次的“千禧之旅”，以及不久后的“欧洲之旅”，对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他早就期待着的，这也让他一次性地占有了一名现代学者、文人所应有的制高点。 又一年后，欧洲归来。再见余秋雨，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感觉得到他更加地游刃有余。 他还有点小小的遗憾，他说自己长胖了点，都有肚子了。 我请他给我们的一本书做主编，出版社不放心我与余老师的关系，也为慎重起见，非要我“逼”他亲手写一行表示同意做主编的字据。我不太好意思，咕咕嘟嘟在他面前表示对出版社的不满，他倒也没说什么，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我随手把他的“字据”放在宾馆的椅子上——后来它们干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浑然不觉。 我说我喜欢《行者无疆》里那张举着酒杯的照片，还有那张哥伦布塔柱照片后附带的文字：“正是这个月夜，我乘电梯升至他的脚下。”他愉快地接过我的话：“还有接受美女的访谈。”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只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头项琏，他注意到，指着它评点：这串项琏，你看上去像个妖怪，从一个很远很奇怪的山洞里出来的妖怪。 我们一起去吃饭喝酒，他套上一件立领外套。这是他和熟人在一起时爱穿的衣服。我注意到，若是第一次见面或接受采访，他会选择穿西服，他很注意。我想他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仪表了，这也是文明的体现吧。 喝酒喝得高兴，我把来的目的忘得光光的。 和他分手钻进出租车里，开出去一段路，发现“逼”他写的字据不知放哪去了。 我重新冲进宾馆，冲到楼上，没找到他。再冲下来，在大厅里疯转一圈，一边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见到余老师怎么说，难道再要他写一个？ 终于在大厅的小书店里看到余老师的背影，正立在那里巡视书架上一排排的书，看上去非常认真和仔细，外人根本看不出这位读者先生刚刚还喝过不少的酒。我犹豫一下，无可奈何叫一声余老师，我好像把你的“手谕”给丢在你房间里了。 是吗？那我们上去拿。他离开书架领我上电梯。 他的“手谕”最后被我从椅子底下找出来，我嬉皮笑脸表示我的歉意：你肯定觉得我这个学生太粗心大意了吧。 没有啊，他说，谁都有这样的时候，没关系的。 我嘻嘻笑，心里好温暖，不是谁都肯原谅这样的事的。有一回我去福建看一位木偶大师的表演，他要到剧场门口迎接我，我又怕耽误他老人家的演出，婉拒后混在一帮看演出的官员中自己进了剧场。结果大师误以为我当晚没去看他的演出，在电话里马上对我淡淡的。我急得一口气提供了众多演出过程中的细节，他才相信我确实是看过演出的。相形之下，余秋雨的方式更让人难忘，也更让我记得不要再犯这样的错。 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黄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他说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4）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了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十五年后，在经过了本土、亚洲、欧洲游历后，他说：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就这样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它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为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旅行，家人，亲情（1）
结束“博物馆”一片，我参与策划和拍摄一个旅游节目，还号称是专为白领做的一档节目，搞得我明明一个工薪阶层却到处找白领的感觉。我又想着见面时从余秋雨那里“偷”点有关现代旅游的新理念。 他果然又和我们想到了一处，坚决反对那种举着旗子被导游领着四处疲于奔命的旅行。他说到西方人的旅行，很羡慕，希望自己有时间也和马兰甚至两人的父母一道，能经常性地到选定的某个地方去住上一些日子，享受一下生活的悠闲自在。但是这样的事不太好办到，因为父母辈根本不习惯，在他们看来，参与如此“奢侈”的事情简直就是受罪，精神折磨。我说对呀，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根本没办法，出门不要说坐飞机了，给买张软卧，还一个劲说我浪费。完全没法带他们一块儿玩的。 说到父母，我们都笑起来，无可奈何。他们过了大半辈子的苦日子，节俭都成条件反射了，现在一下要强迫他们花钱享受，真个是对他们搞精神折磨。 我刚从上海扮小资回来，跟他讲上海遍地都是的酒吧、小咖啡馆，每一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氛围，是那种奢靡、繁华、略带些颓迷的气味，洇洇的。难道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就是这样子的？ 他摇头，告诉我不对的，这样的怀旧是虚假的、做作的、想象出来的，你想想上海的历史，二十年代蒋介石搞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血流成河啊，完全是白色恐怖了。三十年代，日本人打进中国，东北被占，南京大屠杀，上海沦陷，那都是一场灾难连着一场灾难。那才是真实的上海。没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上海所谓穷奢极欲的生活，多数人只是隔着围墙，顺着里面飘出的歌声，去想象着别人家的生活场景，这种想象完全是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一种弥补，一种精神安慰，所以也完全被夸大了，被梦化了。现在所谓的怀旧，就是怀的这种想象出来的旧，是不真实的。 2001年春天，余秋雨回到故乡浙江余姚上林湖畔，为他的家族重修祖坟。这里埋葬着他的祖父和其它亲人，他最爱的老祖母还有他的年轻的叔叔的骨灰。 这是一个生命力很强并且有着长寿基因的家族，他的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后者去世后她又活了十几年时光。他的父母至今健在。他行走天涯，著作等身，充沛精力与坚毅的个性，也早让他有了“铁汉子”的美誉。这个家族像许多江南水乡人家一样，柔和而坚韧，不动声色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余姚小城我也有幸去过。去的时候司机带我们走近道，绕山而行。不动声色的江南深处，让我老想起这里面冒出来的那些家学深厚的文化智者，河边小巷间潜隐着的安适独立的书斋。感觉里总有些离那样年代愈来愈远的失落，又忍不住要忧伤那么一下。心想现在是个人都要往外走，往外发展，家乡与出处都被丢弃在身后，而拥杂、逼仄的城市里又怎能出得来那样大气、从容的灵魂？不知要等多久，这些消沉、冷清的村镇才能再次迎来回归的游子，重现曾有过的那些风景。耕读之家也好，修身养性也罢，这样幽深恬静的远处，正是那些如今正疲于都市人海倾轧的灵魂需要的归息之所。 出来时走的高速公路，那情形就更加地怪异、惊讶：仿佛永无尽头的高速公路架越在大片大片的水稻田上，这里大约四万平方米的田野下曾经出土过一层又一层古人的遗物，最远可以追到7000年之前。那时田野上有一排排干栏式的木屋，同样远离地面，架空的。那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小车进入一座小镇，一条小河穿城而去，一些青砖青瓦的老房子迎面撞来，路边的人走得消消停停。知道自己又闯进了一处远方的生活场景当中。果然听得司机说这就是余姚小城。 在电视里见到余秋雨，立在老家余姚乡下母亲生他的雕花大床前，说自己就是个乡土作家，因为总是离不开土地，总是行走在土地上，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到土地的怀抱中。 他“喜欢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与大地紧紧夯在一起”的人，“他们把叩问大地的秘密与叩问生命的秘密当作一件事，又那么安静。是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深层图谱”。 那也是他的取向。那一期节目很有意思，把余秋雨、陈忠实还有一位拍老家爹妈的摄影家三人剪辑在一起，谈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余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为了这个片子，中央电视台请他重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陈忠实与那位摄影家倒确实是憨土憨土的写实主义者，几近原生态。把余秋雨也归入这样的行列当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挺新鲜。 和他聊家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祖母，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自己名字的妇女，却给了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总有人以为他的名字如此富有诗意，会不会是他后来取的笔名。他总是骄傲地告诉别人，不是笔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祖母为他取的。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秋雨，祖母随口就给他叫了个小名。以后小名又成了大名。 他是祖母的长孙，受到宠爱，也肩负重任。他的祖母总是最关心他，他又总是最想满足祖母的所有心愿。 最让他心疼的，是祖母在文革中的磨难，仅剩的两个儿子，一个被造反派关进监牢，一个因热爱名著《红楼梦》含冤自尽。不识字的祖母要在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和打击。
旅行，家人，亲情（2）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永远都忘不了他祖母在文革结束后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平反”时的样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手捧小儿子单位送来的平反证书，眼睛里的神色就像终于又捧回了自己丢失多年的一件珍宝，有了少女般的那种娇羞和委屈。他对我说，当时他简直都不敢看她，她的那个神态历历在目。 他说他写过一个短短的自传，里面有一段专门写到他的祖母，他要找来给我看。后来他真的复印一份《隐秘的河湾》给我，没有一点煽情或是呻吟，我读得泪流满面。 他还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关系。他的感情世界极为细腻。那时家里总在出事，每次他从上戏回家走近家门时，一看到门前有人，心马上乱跳，不敢再往前走，生怕家里又出了什么大事。他的大弟弟才初中毕业，就要出海捕鱼贴补家用，每次离家上岸也不敢直接回家，总会怯怯地先来问他“爸爸是不是死了”。当时他们的叔叔已死在安徽，父亲关在上海的牢里，一家八口人靠二十六块钱活命，大概潜意识里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父亲，所以家里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和年幼的弟弟就立刻会有大难临头“爸爸已经死了”的恐惧。 我们一起聊天时，说到家人，爸爸妈妈弟弟，他总是愉快、毫无芥蒂。他的家庭很像我的家庭，我知道一家人在苦熬过那样的艰难与绝望年月，是会懂得彼此永远珍惜的。 他说过如果写小说，他要再写他家乡的河湾，他生命中的那些亲人。 “孩子一离开你的身体，就已经是你的异化。”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厢情愿的，当有一天她长大离开，你会像失恋一样痛苦。” “那是母亲在断奶，根本不是孩子在断奶。” “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去觉得你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样。你说要给她一个宽松环境让她身心都自由自在，那是你不是她。嵇康嗜酒如命，曾经一面喝着酒，后边就跟个扛镢头的，准备醉死就地挖坑埋了。不过你知道他儿子吗，一辈子一滴酒都没沾过呀。” “小孩子要顺其自然，她不可能成为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否则你一定有痛苦。” 在对待血缘亲情上，他的言谈有时却流露出几份决绝与弃舍。他热爱和关心他的亲人，他又希望自己的未来有更简单化的社会关系。那样牵肠挂肚的血亲之爱，他并不热衷。他对已有的亲情饮之如甘，尽职尽责，说起来也是亲情浓浓，但我们聊到孩子，他很少附和我对孩子对下一代的爱。 他曾告诉过我对文化遗产的感觉：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与不好，都是留给我们的，今天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文化。 我倒觉得，这话用在亲情关系上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三姑六舅，那是血缘关系里早就存在的，要与不要都随不得我们，在中国这样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它还是检验我们人格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我们在未来的社会里，建构一个怎样的亲情关系，却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以我自身的经验看他，他又是矛盾的。对于已有的亲情、尘缘他深陷其中。文革伊始他才十九岁，一家人苦苦挣扎，受尽磨难。 他说“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 善良天性也好，责无旁贷也好(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