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部分阅读
，十九岁的他想要把全家八口人的生计扛在肩上。那时最大的灾难就是生计。大学生们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别人都想法躲避，他却因为可以挣到点工钱接济家里，恨不能立刻下到乡下投入劳动。 我在想，只有那样曾经对家人亲情过于投入与付出的人，曾经对家庭当中每一位亲人的生死“耿耿于怀”的人，才“物极必反”，才渴望给自己的未来设置一个简单、轻松的尘世纽带吧。 在血亲关系里，爱到深处不是孤独，是担惊受怕，是宁愿从未有过。 余老师的《隐秘的河湾》全文曾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载，大陆还极少见到，我因为喜欢，尤其对那些他与他的家族成员间的那种亲情与苦难中相互支撑的文字，很难忘，所以忍不住要在这里大段大段地摘抄，与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共同来感受一番余秋雨的内心一隅： 我的祖母姓毛。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随手写上去的，这是祖母给他们的权利。她当然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嫁给我祖父之后就成了“余毛氏”，名字成了最神秘的隐私，我甚至怀疑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不知道。每天傍晚，我与弟弟替祖母捶背，又一次做着重复的猜名游戏。让祖母自己说出名字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大声报着本地妇女的各个常用名，再看祖母的表情，希望哪一次她失声答应，或眼睛发亮。但是，数不清报了多少名字，我想一定已经报到过了，她却毫无表情，也不阻止我们天天做这样的游戏。于是，我们的童年，就是在捶拍一位长辈的背脊，呼喊一个个中国女性的名字中度过的。捶拍，如同叩问，叩问着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居然一直没有获得响应。 但是，不知名的祖母却给了我一个名字。她并不识字，只知秋天下雨的日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就随口一叫。她说，等雨停了，请庙里的和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尚为我取的名字叫“长庚”，祖母觉得村里已有两个同名，还是暂时叫她取的小名吧，结果一叫叫到现在，留住了那天的湿润。浙东农村当年的婆媳关系非常特殊，祖母的这个随意决定使我的躺在床上的母亲很高兴，立即写信告诉在上海工作的父亲。母亲的文化程度不低，却还没有在余家取得发言权。
旅行，家人，亲情（3）
祖母曾经为余家生下了十个儿女，真是对得起“余毛氏”这个称呼了。我是她的大孙子，在我出生前，祖母的十个儿女已病死七个。我出生后一年，父亲的妹妹又去世了，祖母只剩下了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我的叔叔。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一解放便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报名到安徽参加土地改革、治理淮河，与其他青年不同的是，他后来就留在安徽工作了。叔叔一直没有结婚，因此经常来上海看望祖母。为了我的读书，当时我家已经全部搬到上海。 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他们七十三岁的高龄上，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我父亲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解释不清，她只得每晚要妈妈搀扶着，到一个会场的门边偷看批斗会，试图弄懂。一天终于看到，有人按着父亲的头说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祖母能听懂“孝子”一词，气得浑身发抖，要上台去声辩，父亲是她的孝子，不是别人的，被我妈妈拉住了。回来的路上她还不断嘀咕：“我只剩下了两个儿子......〃 真正的灾难是生计。我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薪水过活，他被关押后造反派发给的生活费是人民币二十六元。为什么是二十六元，至今没有想明白，但天底下没有另一个数字被我那样小心翼翼地捧持过。八口人，三十天，二十六元，我作为全家的大儿子，每个月都要无数遍地摆弄这道无法做完的数学题。这时我所在的学院也被造反派掌权了，老是批判我们这批抵制过他们的所谓“保守派”，而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后来幸亏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纪出海捕鱼，全家才勉强活了下来。祖母要我写信给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诉他上海全家实情，让他快快来接济。那天她向我布置完任务，又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说了几句话，希望他看在同姓同龄的份上，帮帮余家。这种走到绝路上的轻声祈求，在我们老家叫“谶唤”。 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那天，我一踏进家门就见到祖母堵在门口，急急地说：“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妈妈已经把骨灰捧回来了。”说完，她居然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然后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五雷轰顶般的消息。白发凌乱的她，在这个星期里已经亲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的骨灰捧回来了！她一辈子不会说谎，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动作证明胃病之类是假话。她没有眼泪，眼光很定，又很虚。 过后妈妈给我说了实话。只因当时一切自杀都算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祖母怕连累全家，只能胡编，也不让我们去。我问妈妈，叔叔为何自杀，妈妈说，他以前经常为周围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文革一来就算“放毒”，争辩几句成了不知忏悔，押在垃圾车上游街。叔叔哪里受得了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胡须的刀片割脉，抢救过两次，直到第三次终于完成了他的抗议，单位才来通知。 什么时候我会专门写写我的这位叫余志士的叔叔。玉树临风般的温雅书生，我从少年时代起全部课外书籍的提供者，第一次让我知道鲁迅是谁的人，居然为了一部《红楼梦》，三次割脉。如此宁静的刚烈，使我立即领悟了文化与生命的关系。我在最寒冷的一天把祖母从安徽抱回来的骨灰再抱到上海古北公墓安置，然后肃立半晌，用眼泪向大地发誓。 二十五年以后，我和妻子特意在安徽制作黄梅戏《红楼梦》，全剧最后一场宝玉出走前哭灵，妻子在演唱我写的那些唱词时，膝盖跪得鲜血淋漓，还把手掌、手指都捶拍肿了，她心里想的是：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 当时，我最担忧的是祖母。她自称只剩下最后两个儿子现在却一个自杀、一个被关。我觉得应该让她回到浙江老家，那间她初嫁到余家时便入住的老屋，也许只有那个出发的码头，才能听懂她的叹息。家乡已经没有人照顾这位古稀老人，这在乱世不算什么，最现实的问题是我无力筹措让她回乡的路费。因此，听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要一辈子到农村劳动，我就急迫得恨不能明天就下去，试图用一个孙子的体力为祖母挣一点路费，就当我背她回家了。一九六八年冬天终于到了一个军垦农场，我的劳动劲头把很多同学吓了一跳，月终获得四十三元酬劳，立即邮寄三十五元给家里，祖母就回乡了。 我们那个农场劳动的艰苦程度，竟然使得不止一个年轻人因实在熬不过而自杀，但我不会自杀，因为背后还有一个饥饿的家。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主权，各个学校复课，我回到上海编过一阵教材，后来听到有批邓的风声，造反势力重新抬头，我也就称病回乡，隐居在一座山上，没有回到祖母身边，怕彼此不能互相照顾。直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先回到上海，然后再把祖母接了出来。 那年月，大家都轻松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否定，出现了一种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社会心理失序。灾难走了，似乎又没走；春风来了，似乎并不暖。这便是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作“两个凡是”的时期，长达两年之久。
旅行，家人，亲情（4）
先是听到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老师谢志和先生从监狱释放出来了，我立即到他家里去看望，回到学院后有一个老干部问我：“他吸取教训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教训？”我问。 “反对毛主席啊！”这位老干部说。 这下我又想起来了，谢志和老师当年被捕的罪名之一，是他私下议论，每天早晨列队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唯心主义。为此他入狱多年，老干部还不原谅他。这位老干部并不是极左派，文革中也受尽磨难，但他心中最敏感的政治界线还是反不反对毛主席。至于谢老师怎么反，他没有记住，也觉得没必要记。他们这一代人，在乎的不是具体案情，而是立场、感情。 接着，我爸爸也平反了。十年灾难的解除，没有使他有更多的快乐。很多朋友来访，他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么一个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最早高声地要他坦白交代的年轻造反派，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静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我一见这个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但却想以此向眼前这位亲手送走九个儿女的真正强硬的女性，作一种保证。我估计此刻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生了病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祖母和叔叔的骨灰早已移回故乡，与爷爷和其他亲人葬在一起。去年春天，我又把他们的坟墓重新修了一次。 站在故乡的青山间我想，直到现在才知道，长辈的亡故不仅仅使我们一次次伤心，而且还会使我们的一段段生命归于混沌。没有问明白的秘密再也问不到了，连自己的各种行为因果，也失去了参证。原以为周围拥挤过无数双可以参证的眼睛，到后来才知道，最后一双往往只属于某个长辈，而且已经闭上。 其实又岂止是参证，长辈的眼睛也是我们人生险径上的最后可以依赖的灯。没有这些灯，当初的路就很难走下去：现在熄灭了，连当初的路和当初的我们，全都沉入黑暗，成了疑问。因此，长辈的亡故，是我们生命的局部沉沦。 我祖母和叔叔的坟墓是余家最近一次大劫难的见证，祖母因长寿，还成了历史转折的苍老刻纹。由此联想到，那个惊心动魄、血泪纵横的历史阶段，大多已化作青山间的万千土堆，不再作声。世间文字，究竟是记录了还是掩盖了那种曾经刻骨铭心，现在却已远去的声音？ 说到那场劫难，那么，我所说的长辈，已远不止是亲人。无论在劫难中还是在转折中，我们都曾遇到过一些非亲非故的长者的目光，温暖、慈爱、公正，有时也许受人挑唆，怒目失当，但一旦细睹，却会顷刻柔软，回归人性。正是这种长者的目光，在劫难中留存了依稀的公正，在劫难后分辨着混杂的是非，使时时可能失序的一切变得有序，使处处可能张扬的邪恶受到节制。 这样的目光自然也会让人有些害怕，使他们难于长时间地胡乱整人。因此这些人只能耐心等待，一等几十年，等到所有公正的历史见证人逐一亡故，然后，在失去见证人的天地间递补为“见证人”。摆脱了多年来别人的警惕逼视，他们深感痛快，重新开始点燃早已熄灭的老火。我曾看到一个躲闪了几十年而终于当上了“见证人”的老兄先在报刊上诬陷我，然后又在报刊上教训我：记住，今后要说明历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后。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老人死了之后，全成了他们的天下，连历史也要听命于他们的狞笑。
旅行，家人，亲情（5）
逝去的老人确实已经不能为历史作证了，但也绝不会为这些人作证。我相信世间万物都有灵性，真言谎话各有报应。我相信九天之上会有很多长辈的眼睛，大地之间也有很多能够用最朴实的直觉分辨真伪的心灵。 我不知道我的祖母，不留名又不识字的祖母，会不会在冥冥中遇到一再称赞过她把我的名字取得很有诗意的车部长和冯岗先生？我更不知道我的叔叔、刚烈的余志士先生，会不会在青山间与当年的打手们狭路相逢？也许，正是当初强迫叔叔“忏悔”而逼他自杀的打手们几十年后又找到了相反的把柄，会诱骗一二个无知的小喽罗出来喝令叔叔“忏悔”？叔叔当然不去理会，却会忧郁地转过身来，看看尘世间是不是也有这种跨代的孽债。 我仿佛接收到了叔叔的目光，于是告诉他：“安息吧，叔叔，这尘世间真是好多了，你看他们老老少少折腾了我这么久，我还能悠然走笔、信步天涯。” 祖母一定又会称赞我的强硬，这次我可要谦虚了，说：真正该称赞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1）
他总是不放弃他的使命感、责任感。走得再远，看得再多，他的定位没有变，他要把中华文明作为自己思考与研究的依附点的信念没有变。他似乎对这样一段文明的延脉、这样一个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了肯定和希望。 “千禧之旅”归来他说：“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沉重的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一直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欧洲之行归来，他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它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这样的话语，至少在我这个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几大文明进行实际的考察与比较、还没有发言权的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坚决和勇敢的事情。 这是他的世界观使然吧。总是这样，勇敢地面对和接受现实，从不轻言放弃与绝望。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选择那条积极的路线。就像他看待爱情一样。 曾经有一次，一个很常见的中国现实话题的议论，让我忽生愤懑与决绝，我甚至认为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现状，只有依靠外力。当然国家主权不能丢，但管理层要全部由有过来经验的外方控制，所有规范、准则要对中国人强制执行，要从零开始，强制大家改变骨子里的劣根性。否则要靠“自我改造”，不知又有多少好时光被荒废掉了。现在总说要“接轨”，哪那么容易就接上了。 他笑我，摇头说不对的，我走了这么多国家，“殖民地”的结局就是什么也不是。你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我绝望地说，我不是光指责别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就像我走在澳门、香港的街上，老忘了身处何方，哇啦啦一嘴说不完的话，看见马路上没车就想要过去，倒是周围本地人的安静、乖乖立在红灯下等待的样子，突然就提醒我，我有多么的丑陋，那个时候也一下就把我和当地人划分了开来。 他越发地好笑，说这说明你还算是有点慧根的。 我又开始攻击街上的建筑、城市规划，连带每年一次的春节晚会，绝望得不得了，主要是觉得浪费那么些钱，做点什么不好。好像常去国外考察的倒成了我了。 他有时也会很同意我，但没我这么偏激，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传统，听上去比相对年轻些的我更有感情。比如春节晚会，我一听说有人想请他做顾问，就要他把所有那些土人全部赶走，找一些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一些有现代意识的实力派，从灯光、造型、服装，到演出内容、形式全部翻新，要真正能体能现在中国人的艺术水准的。他听得更好笑，说你对晚会的期望值太高了，它只能是一台通俗的普通老百姓要看的晚会，办了十几年，它已经是一个传统，一样习俗了，你不能要求把传统和习俗都彻底推翻。它现在就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必上的菜，谈不上好吃不好吃，但一定要摆在那里，图个热闹。 可是有多少人投入其中，要花多少钱啊。我说。 我们谈到现在的白领，他对他们倒是充满了信心，认为他们现在能够在日常中领略最现代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接触到最现代的领域与人才，将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行为、风尚。 我却依然悲观，一是他们人数太少，二是我担心他们一走出写字楼汇入大街上的人流，原先的许多本性就会被迫呈现。像我这样一个自以为蛮有点自律意识、经常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还时不时地会没于大环境中浑然不觉，更何况那些必须要在现实中求生存并养活一家老小的人。 他跟我说到一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文人，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舒适和舒心。脱离了一个文化的母体，人如浮萍，即使是拿到一个国际大奖，也无法彻底改变生活的境遇和精神的境遇。他说他在境外遇见一位作家，大家都以为他该春风得意忘乎所以，但他不完全开心，一提起祖国大陆眼睛就要红，就想要哭。更有一些完全不愿意了解一下中国国内现状的人，对现在国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生活里的变化完全不清楚，人已经很老了，还生活在自己臆造出来的假相里，是很悲哀的。 我说这些事我也听到过一些，我很替他们伤感的。我的一位女友是出版社编辑，手里有一部某著名作家前妻的小说稿，就是写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境况，其中也写到他们婚姻的失败，写到那位作家与别人国家的主流社会完全不相融的事实，还有他们的孩子在西方社会里的迷失。她讲给我听，我听得都有些难过，老么喀嚓眼的，还要搞那样的自我改造与自我折磨，真正是一团糟啊。我曾鼓动女友干脆把书做成纪实性的，再打上那位作家曾经创作过的几部小说名，做成中国流落海外的文人心态史、精神游历什么的，保管畅销。但是我的女友很有职业操守，作家和作家的前妻都是她的朋友，她不能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还愿意把书做成一般的小说，情愿它淹没在嘈杂的书市里无人问津。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2）
我说我只是可惜了那小说后面的文化背景。 不过我一狠心又会想，一些人留在这里，到头也可能就堕落成无所事事靠国家养着的无聊文人，装模做样的，还动辄内耗生事，还不如把他扔到国外去自食其力，好歹也算是有事可做。 在余秋雨还在走着“千禧之旅”时，本土突然刮起一股“倒余”风，当时我和“博物馆”剧组的人甚至想要往南亚那边打电话，表示我们的声援，只是无法联络他才作罢。那时也不知马兰电话，后来从《千年一叹》里看到，凤凰台安排马兰中途前往南亚与余老师相聚，分手时马兰哭得很厉害，我想她的眼泪里肯定有独守在国内目睹丈夫被流言飞语围攻的委屈和疼心。 几个月后余秋雨随车队刚进入国内，马上有记者各种各样的追问包围住他。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对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他说。 多么难过和失望的感觉。 但他还不轻言对整体的绝望，依然兴致勃勃地念叨：“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 我看他在2002年期间的一些“就名誉权官司答记者问”，其中的一次回答被命名为“此心落寞”，让我又替他有些难过。他终于也要打官司了，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他说的他有多么羡慕我这样的年轻人，他说我们的将来是一片明亮与希望。有时我会觉得他说的希望并非晚生了十几年的希望，但这次，我又突然替他悲哀起来，哀叹他生不逢时，哀叹他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哀叹他有过的那些同时代人。一些人完全被牺牲掉了，却因缺乏应有的自省与革命能力，毫不自知，依然在有意无意地眷恋着旧有的时代习气。 我们在一起时几乎很少谈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只是通过阅读知道他的经历，他说过，“谎言总是只敢在背后煽动不知情的人，我的读者并不知情，我自己也没有向他们澄清过什么，他们居然还是信任我，可见文学的力量在于构建一种表层文字背后的生命互信”。我也是他们当中一人。 我这个对所谓“政治”厌恶得要吐的人，现在看到一个自以为和自己“一伙儿”的人被迫陷在过去的“政治”里争辩和重拾旧忆，不觉间就会替他难过和气愤起来。 小的时候，所有余秋雨的父亲和余秋雨本人有过的遭遇，都是我老爸经历过的。我那时很小，虽然到现在也不清楚老爸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但那些年从柔弱的母亲身上传导过来的惊惧，是无边无际的，经常像大浪一样翻扑过来。那些眼泪，那些哭泣，那些黑漆漆的雨夜从母亲颤栗的电筒光圈里看到的大红叉子，还有那个熟悉的名字，一个孩子心里的天随时都会塌下来。我不好意思对余老师说，我后来看他的《隐秘的河湾》，看到他全家人那时的无助，那种无以为继，总是要哭，流很多的眼泪。搞不清是为他和他的亲人，还是为我自己的老爸老妈，为自己。说起来我其实什么也没经历过，但那种阴暗潮湿，那种蹿行在街上的特殊氛围，那种没完没了的随时都会袭来的颤栗，现在叫我想一下都恶心。 现在我的老师在他的一次次答记者问里回忆和细述他二十几年前的遭遇，一次次回到那样的背景当中，我真替他难过。 那时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打官司的事。他却安慰我，你不要以为我就什么事也不干了，一头扎在官司里，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愤怒，在那里郁结难平。不是的。我还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该高兴还在高兴，该写作还在写作，该讲学还在讲学，打官司这件事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他总是这样，任何时候都兴致勃勃，泰然自若。那次谈话，第二天也确实有一场大型的演讲在现代文学馆等着他。他并没有打断自己的日程安排。他还津津有味跟我讲他昨晚看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档节目。 我被他的轻松所感染，也回复原状，我说我看了你的答记者问，里面有一段话特别好玩，记者问你被告说他只是在做学术研究，把你当作研究对象，你怎么看。你说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还有制毒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哎呀我都说不出那些词，很专业，特别形象，一针见血。他自己也笑起来，接住我的话：“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心脏穿刺’的学术研究，制毒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兴奋剂配置’的学术研究呢。” “遭围攻的几年来，我一直想寻找一个论辩对手，只须一个，却很困难。首先是语言风格的等级，我从小对这一点十分执着，近乎痴迷，就像日常生活中我无法与一个满嘴脏话或满口臭味的人讲话。因此前些年当有人把一篇篇与我无关的文章算在我头上时，我最先感到屈辱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语言等级，心想：‘我的笔下何曾流得出这种等级的词语！’我觉得‘词语冤案’比政治冤案更让我心痛，因为这是我的业务行当。那么，现在要在围攻者中找一个论辩对手，语言等级也成了一个入门标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但再读下去又立即失望。到后来，我干脆放弃寻找论辩对手的企图，心想，为了不发一言，连读者也对他们的诽谤迷惑起来，这多不好！那么，不妨降格以求，找一个稍懂点法律的对手在法庭上论辩几句也好，不管他属于什么语言等级。”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3）
“我太失望了。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稍稍像样一点的论辩对象和诉讼对象呢？此中情景就好像：一群人围着我伸胳膊蹬腿地叫嚷好些日子了，我正不耐烦，转身刚摆出一个出拳的架势，谁知那个嗓门喊得最高的老兄立即逃奔到一个根本无法藏身的帘子后面哇哇大叫。我不得不长叹一声，当然也不想立即收拳，但心中的落寞，无以言表。” 打官司本是件很严肃、很烦人的事情，可我看到他这样的话语就觉得好玩，就想笑，那种笑着笑着慢慢就难过、绝望起来的过程，简直被他掌控得如丝如扣。这还不是黑色幽默！即便是一场官司，也难弃他自身的天赋与才气。 所以用“此心落寞”来做这样一次访谈的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他像塞万提斯笔下的绅士“骑士”堂吉诃德。我知道我这样子想他，他一定哭笑不得，但他总那样兴冲冲的、总不轻言绝望与放弃的姿势，尤其是总忍不住要流露他对本土的历史与人文的好感、信念，却又总是被一些象征这个国家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攻击最多，受伤害最深，有时真没法不让我这样想。 他自己，则更愿被当作“铁汉子”，对香港报刊称他为“铁汉子”“心里有点暗喜”，因为“他们看出了我斯文外表下的刚毅”。 当然，我心里也还是很明白，他的“中华大文明、大文化”的定位与取向，是他理性与感性结合的结果，他所以成为有无数拥趸的作家、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作者，也是因为他紧紧地把自己依附于中华文明这条血脉之上的结果。 这是2003年4月底，我躲在这个旧家写这本书的尾声时，全北京人在大战“非典”。晚上回新家吃晚饭，妈妈说你的导师打电话来，叫你这段时间小心些，不要再到处乱跑，要注意身体。 再打电话，他并不在深圳。五一假期，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这段时间好清静，再没有接不完的电话，应答不完的邀请，他也在写东西，写他父亲，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的助手说他又在“挑灯夜战”。 非典让我们一下子多出来许多的时间，有人读书有人写作。他问我在干嘛，我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正在写作。他鼓励我，好，瘟疫正是产生名著的时候，还记得《十日谈》吗，正是一帮人为逃避瘟疫躲在花园里编的一百个小故事，多好，世界名著。 我记得他说过要写他的家乡写他的亲人们，他已经开始了。他也许又要给他的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与“××”共舞（1）
夏天，“非典”结束，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外面又闹哄哄地开始有各种活动，市场也好像又搞得热热闹闹了。街上、路上的人，也一下满当当的。总想到“倾巢出动”这个词。 先是有人跑来告诉我，说有人说你老师余秋雨在深圳有别墅啊，是别人送的。我说胡说，我去过他深圳的家，我还不知道。后来又听到一些关于这件事情打官司的细节，尤其听到一审判决在查明余老师并没有收取别墅的情况下，依旧判的余老师输，原因据说一是“商业社会收取别墅是正常的，无所谓”，二是“这样的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他的书照样卖得很好”。 这是余老师第一次“打输”官司，虽然还只是一审，但我还是有些替他着急。这个官司是在北京打的，我弄不明白人们是怎么想的，也许商业社会收取别墅确实是正常的，但却不能忽略人家是不是真的收取了别墅这一事实啊！还有第二种说法，认为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的生活——如果在这里换一个比喻也许就一清二楚了，这就好比说有人偷了李嘉诚的钱，却声称并没有因此而影响李的生活，就不算偷了，就偷得有理了！这肯定是不通的。 我给余老师打电话，说我才知道别墅官司的事，是朋友看到报道告诉我的，怎么，你没有生气吧。余老师当然说我没有生气，我不生气，我正在准备上诉。 我从电话里感受到，他还是那样地达观，信心百倍。又要打官司，我在心里想，但愿真的像他上次说的那样，这些事情并不会影响他的写作和生活，他不会让自己成天陷于其中的。 上班的时候，又有人把一张报纸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我望了一眼，一整版，上面有一张人脸，一些文字，是说有人挑了一百多处余秋雨文章中的“错误”，并为此写了一本长达二十几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我把报纸推向一边，很淡地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的。 因为自己一向就对那种吹毛求“屁”的东西提不起兴致，更对别人打着余秋雨的名字搞炒作有反感，所以拒看了那篇报道，对边上的人提到的那本相关的书，更表示要拒看。在我的眼里，这都是些与自己的观念、方式相去甚远的“土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完全只是听凭自己的第一反应，淡然处之。 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我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单纯。我低估了大陆多数媒体所谓“颠覆名人”的心理与能量，也忽略了受众对余秋雨这么一位名人、大家的浓烈兴趣。更没想到这件事情的覆盖面会有那么广。 我从一位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高滨先生的《为上海感到难过》一文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前些天回上海探亲，亲眼目睹了这种机制性弊病的实际运作方式。当时，上海的两家报纸正在大规模地‘开涮’余秋雨先生，也就是被《中关村》杂志评为上海目前有全国影响的仅有的几个文化人中的第一人。‘开涮’的方式非常‘上海化’，有精巧设计有新闻效应，有经济效益。 “先是《咬文嚼字》杂志的编辑金文明先生宣布不满意余秋雨先生发表的反盗版宣言，更不满意余秋雨先生的秘书拒收《咬文嚼字》的赠送，便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我为什么咬余秋雨》的整版谈话，说是找出了余秋雨先生书籍中的一百多处的所谓‘文史差错’，并且宣布已经为此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石破天惊逗秋雨》。 “初一看这是一个‘学术争议’，其实不然。如果是‘学术争议’，为什么大规模地交给市民报纸，就像文革中的广场大批判操作？如果是‘文史差错’，哪怕是真有，又哪里谈得上全社会的‘石破天惊’？毫无疑问这是要利用上海小市民的围观起哄心理，用一种消解有资格的评判机制的手法，制造一个低劣的‘文化新闻’。他们预计到余秋雨先生必然会本着‘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态度对读者有一个声明性解释，这(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旅行，家人，亲情（3）
祖母曾经为余家生下了十个儿女，真是对得起“余毛氏”这个称呼了。我是她的大孙子，在我出生前，祖母的十个儿女已病死七个。我出生后一年，父亲的妹妹又去世了，祖母只剩下了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我的叔叔。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一解放便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报名到安徽参加土地改革、治理淮河，与其他青年不同的是，他后来就留在安徽工作了。叔叔一直没有结婚，因此经常来上海看望祖母。为了我的读书，当时我家已经全部搬到上海。 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他们七十三岁的高龄上，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我父亲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解释不清，她只得每晚要妈妈搀扶着，到一个会场的门边偷看批斗会，试图弄懂。一天终于看到，有人按着父亲的头说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祖母能听懂“孝子”一词，气得浑身发抖，要上台去声辩，父亲是她的孝子，不是别人的，被我妈妈拉住了。回来的路上她还不断嘀咕：“我只剩下了两个儿子......〃 真正的灾难是生计。我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薪水过活，他被关押后造反派发给的生活费是人民币二十六元。为什么是二十六元，至今没有想明白，但天底下没有另一个数字被我那样小心翼翼地捧持过。八口人，三十天，二十六元，我作为全家的大儿子，每个月都要无数遍地摆弄这道无法做完的数学题。这时我所在的学院也被造反派掌权了，老是批判我们这批抵制过他们的所谓“保守派”，而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后来幸亏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纪出海捕鱼，全家才勉强活了下来。祖母要我写信给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诉他上海全家实情，让他快快来接济。那天她向我布置完任务，又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说了几句话，希望他看在同姓同龄的份上，帮帮余家。这种走到绝路上的轻声祈求，在我们老家叫“谶唤”。 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那天，我一踏进家门就见到祖母堵在门口，急急地说：“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妈妈已经把骨灰捧回来了。”说完，她居然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然后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五雷轰顶般的消息。白发凌乱的她，在这个星期里已经亲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的骨灰捧回来了！她一辈子不会说谎，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动作证明胃病之类是假话。她没有眼泪，眼光很定，又很虚。 过后妈妈给我说了实话。只因当时一切自杀都算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祖母怕连累全家，只能胡编，也不让我们去。我问妈妈，叔叔为何自杀，妈妈说，他以前经常为周围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文革一来就算“放毒”，争辩几句成了不知忏悔，押在垃圾车上游街。叔叔哪里受得了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胡须的刀片割脉，抢救过两次，直到第三次终于完成了他的抗议，单位才来通知。 什么时候我会专门写写我的这位叫余志士的叔叔。玉树临风般的温雅书生，我从少年时代起全部课外书籍的提供者，第一次让我知道鲁迅是谁的人，居然为了一部《红楼梦》，三次割脉。如此宁静的刚烈，使我立即领悟了文化与生命的关系。我在最寒冷的一天把祖母从安徽抱回来的骨灰再抱到上海古北公墓安置，然后肃立半晌，用眼泪向大地发誓。 二十五年以后，我和妻子特意在安徽制作黄梅戏《红楼梦》，全剧最后一场宝玉出走前哭灵，妻子在演唱我写的那些唱词时，膝盖跪得鲜血淋漓，还把手掌、手指都捶拍肿了，她心里想的是：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 当时，我最担忧的是祖母。她自称只剩下最后两个儿子现在却一个自杀、一个被关。我觉得应该让她回到浙江老家，那间她初嫁到余家时便入住的老屋，也许只有那个出发的码头，才能听懂她的叹息。家乡已经没有人照顾这位古稀老人，这在乱世不算什么，最现实的问题是我无力筹措让她回乡的路费。因此，听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要一辈子到农村劳动，我就急迫得恨不能明天就下去，试图用一个孙子的体力为祖母挣一点路费，就当我背她回家了。一九六八年冬天终于到了一个军垦农场，我的劳动劲头把很多同学吓了一跳，月终获得四十三元酬劳，立即邮寄三十五元给家里，祖母就回乡了。 我们那个农场劳动的艰苦程度，竟然使得不止一个年轻人因实在熬不过而自杀，但我不会自杀，因为背后还有一个饥饿的家。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主权，各个学校复课，我回到上海编过一阵教材，后来听到有批邓的风声，造反势力重新抬头，我也就称病回乡，隐居在一座山上，没有回到祖母身边，怕彼此不能互相照顾。直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先回到上海，然后再把祖母接了出来。 那年月，大家都轻松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否定，出现了一种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社会心理失序。灾难走了，似乎又没走；春风来了，似乎并不暖。这便是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作“两个凡是”的时期，长达两年之久。
旅行，家人，亲情（4）
先是听到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老师谢志和先生从监狱释放出来了，我立即到他家里去看望，回到学院后有一个老干部问我：“他吸取教训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教训？”我问。 “反对毛主席啊！”这位老干部说。 这下我又想起来了，谢志和老师当年被捕的罪名之一，是他私下议论，每天早晨列队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唯心主义。为此他入狱多年，老干部还不原谅他。这位老干部并不是极左派，文革中也受尽磨难，但他心中最敏感的政治界线还是反不反对毛主席。至于谢老师怎么反，他没有记住，也觉得没必要记。他们这一代人，在乎的不是具体案情，而是立场、感情。 接着，我爸爸也平反了。十年灾难的解除，没有使他有更多的快乐。很多朋友来访，他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么一个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最早高声地要他坦白交代的年轻造反派，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静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我一见这个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但却想以此向眼前这位亲手送走九个儿女的真正强硬的女性，作一种保证。我估计此刻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生了病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祖母和叔叔的骨灰早已移回故乡，与爷爷和其他亲人葬在一起。去年春天，我又把他们的坟墓重新修了一次。 站在故乡的青山间我想，直到现在才知道，长辈的亡故不仅仅使我们一次次伤心，而且还会使我们的一段段生命归于混沌。没有问明白的秘密再也问不到了，连自己的各种行为因果，也失去了参证。原以为周围拥挤过无数双可以参证的眼睛，到后来才知道，最后一双往往只属于某个长辈，而且已经闭上。 其实又岂止是参证，长辈的眼睛也是我们人生险径上的最后可以依赖的灯。没有这些灯，当初的路就很难走下去：现在熄灭了，连当初的路和当初的我们，全都沉入黑暗，成了疑问。因此，长辈的亡故，是我们生命的局部沉沦。 我祖母和叔叔的坟墓是余家最近一次大劫难的见证，祖母因长寿，还成了历史转折的苍老刻纹。由此联想到，那个惊心动魄、血泪纵横的历史阶段，大多已化作青山间的万千土堆，不再作声。世间文字，究竟是记录了还是掩盖了那种曾经刻骨铭心，现在却已远去的声音？ 说到那场劫难，那么，我所说的长辈，已远不止是亲人。无论在劫难中还是在转折中，我们都曾遇到过一些非亲非故的长者的目光，温暖、慈爱、公正，有时也许受人挑唆，怒目失当，但一旦细睹，却会顷刻柔软，回归人性。正是这种长者的目光，在劫难中留存了依稀的公正，在劫难后分辨着混杂的是非，使时时可能失序的一切变得有序，使处处可能张扬的邪恶受到节制。 这样的目光自然也会让人有些害怕，使他们难于长时间地胡乱整人。因此这些人只能耐心等待，一等几十年，等到所有公正的历史见证人逐一亡故，然后，在失去见证人的天地间递补为“见证人”。摆脱了多年来别人的警惕逼视，他们深感痛快，重新开始点燃早已熄灭的老火。我曾看到一个躲闪了几十年而终于当上了“见证人”的老兄先在报刊上诬陷我，然后又在报刊上教训我：记住，今后要说明历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后。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老人死了之后，全成了他们的天下，连历史也要听命于他们的狞笑。
旅行，家人，亲情（5）
逝去的老人确实已经不能为历史作证了，但也绝不会为这些人作证。我相信世间万物都有灵性，真言谎话各有报应。我相信九天之上会有很多长辈的眼睛，大地之间也有很多能够用最朴实的直觉分辨真伪的心灵。 我不知道我的祖母，不留名又不识字的祖母，会不会在冥冥中遇到一再称赞过她把我的名字取得很有诗意的车部长和冯岗先生？我更不知道我的叔叔、刚烈的余志士先生，会不会在青山间与当年的打手们狭路相逢？也许，正是当初强迫叔叔“忏悔”而逼他自杀的打手们几十年后又找到了相反的把柄，会诱骗一二个无知的小喽罗出来喝令叔叔“忏悔”？叔叔当然不去理会，却会忧郁地转过身来，看看尘世间是不是也有这种跨代的孽债。 我仿佛接收到了叔叔的目光，于是告诉他：“安息吧，叔叔，这尘世间真是好多了，你看他们老老少少折腾了我这么久，我还能悠然走笔、信步天涯。” 祖母一定又会称赞我的强硬，这次我可要谦虚了，说：真正该称赞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1）
他总是不放弃他的使命感、责任感。走得再远，看得再多，他的定位没有变，他要把中华文明作为自己思考与研究的依附点的信念没有变。他似乎对这样一段文明的延脉、这样一个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了肯定和希望。 “千禧之旅”归来他说：“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沉重的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一直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欧洲之行归来，他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它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这样的话语，至少在我这个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几大文明进行实际的考察与比较、还没有发言权的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坚决和勇敢的事情。 这是他的世界观使然吧。总是这样，勇敢地面对和接受现实，从不轻言放弃与绝望。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选择那条积极的路线。就像他看待爱情一样。 曾经有一次，一个很常见的中国现实话题的议论，让我忽生愤懑与决绝，我甚至认为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现状，只有依靠外力。当然国家主权不能丢，但管理层要全部由有过来经验的外方控制，所有规范、准则要对中国人强制执行，要从零开始，强制大家改变骨子里的劣根性。否则要靠“自我改造”，不知又有多少好时光被荒废掉了。现在总说要“接轨”，哪那么容易就接上了。 他笑我，摇头说不对的，我走了这么多国家，“殖民地”的结局就是什么也不是。你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我绝望地说，我不是光指责别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就像我走在澳门、香港的街上，老忘了身处何方，哇啦啦一嘴说不完的话，看见马路上没车就想要过去，倒是周围本地人的安静、乖乖立在红灯下等待的样子，突然就提醒我，我有多么的丑陋，那个时候也一下就把我和当地人划分了开来。 他越发地好笑，说这说明你还算是有点慧根的。 我又开始攻击街上的建筑、城市规划，连带每年一次的春节晚会，绝望得不得了，主要是觉得浪费那么些钱，做点什么不好。好像常去国外考察的倒成了我了。 他有时也会很同意我，但没我这么偏激，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传统，听上去比相对年轻些的我更有感情。比如春节晚会，我一听说有人想请他做顾问，就要他把所有那些土人全部赶走，找一些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一些有现代意识的实力派，从灯光、造型、服装，到演出内容、形式全部翻新，要真正能体能现在中国人的艺术水准的。他听得更好笑，说你对晚会的期望值太高了，它只能是一台通俗的普通老百姓要看的晚会，办了十几年，它已经是一个传统，一样习俗了，你不能要求把传统和习俗都彻底推翻。它现在就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必上的菜，谈不上好吃不好吃，但一定要摆在那里，图个热闹。 可是有多少人投入其中，要花多少钱啊。我说。 我们谈到现在的白领，他对他们倒是充满了信心，认为他们现在能够在日常中领略最现代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接触到最现代的领域与人才，将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行为、风尚。 我却依然悲观，一是他们人数太少，二是我担心他们一走出写字楼汇入大街上的人流，原先的许多本性就会被迫呈现。像我这样一个自以为蛮有点自律意识、经常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还时不时地会没于大环境中浑然不觉，更何况那些必须要在现实中求生存并养活一家老小的人。 他跟我说到一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文人，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舒适和舒心。脱离了一个文化的母体，人如浮萍，即使是拿到一个国际大奖，也无法彻底改变生活的境遇和精神的境遇。他说他在境外遇见一位作家，大家都以为他该春风得意忘乎所以，但他不完全开心，一提起祖国大陆眼睛就要红，就想要哭。更有一些完全不愿意了解一下中国国内现状的人，对现在国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生活里的变化完全不清楚，人已经很老了，还生活在自己臆造出来的假相里，是很悲哀的。 我说这些事我也听到过一些，我很替他们伤感的。我的一位女友是出版社编辑，手里有一部某著名作家前妻的小说稿，就是写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境况，其中也写到他们婚姻的失败，写到那位作家与别人国家的主流社会完全不相融的事实，还有他们的孩子在西方社会里的迷失。她讲给我听，我听得都有些难过，老么喀嚓眼的，还要搞那样的自我改造与自我折磨，真正是一团糟啊。我曾鼓动女友干脆把书做成纪实性的，再打上那位作家曾经创作过的几部小说名，做成中国流落海外的文人心态史、精神游历什么的，保管畅销。但是我的女友很有职业操守，作家和作家的前妻都是她的朋友，她不能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还愿意把书做成一般的小说，情愿它淹没在嘈杂的书市里无人问津。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2）
我说我只是可惜了那小说后面的文化背景。 不过我一狠心又会想，一些人留在这里，到头也可能就堕落成无所事事靠国家养着的无聊文人，装模做样的，还动辄内耗生事，还不如把他扔到国外去自食其力，好歹也算是有事可做。 在余秋雨还在走着“千禧之旅”时，本土突然刮起一股“倒余”风，当时我和“博物馆”剧组的人甚至想要往南亚那边打电话，表示我们的声援，只是无法联络他才作罢。那时也不知马兰电话，后来从《千年一叹》里看到，凤凰台安排马兰中途前往南亚与余老师相聚，分手时马兰哭得很厉害，我想她的眼泪里肯定有独守在国内目睹丈夫被流言飞语围攻的委屈和疼心。 几个月后余秋雨随车队刚进入国内，马上有记者各种各样的追问包围住他。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对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他说。 多么难过和失望的感觉。 但他还不轻言对整体的绝望，依然兴致勃勃地念叨：“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 我看他在2002年期间的一些“就名誉权官司答记者问”，其中的一次回答被命名为“此心落寞”，让我又替他有些难过。他终于也要打官司了，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他说的他有多么羡慕我这样的年轻人，他说我们的将来是一片明亮与希望。有时我会觉得他说的希望并非晚生了十几年的希望，但这次，我又突然替他悲哀起来，哀叹他生不逢时，哀叹他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哀叹他有过的那些同时代人。一些人完全被牺牲掉了，却因缺乏应有的自省与革命能力，毫不自知，依然在有意无意地眷恋着旧有的时代习气。 我们在一起时几乎很少谈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只是通过阅读知道他的经历，他说过，“谎言总是只敢在背后煽动不知情的人，我的读者并不知情，我自己也没有向他们澄清过什么，他们居然还是信任我，可见文学的力量在于构建一种表层文字背后的生命互信”。我也是他们当中一人。 我这个对所谓“政治”厌恶得要吐的人，现在看到一个自以为和自己“一伙儿”的人被迫陷在过去的“政治”里争辩和重拾旧忆，不觉间就会替他难过和气愤起来。 小的时候，所有余秋雨的父亲和余秋雨本人有过的遭遇，都是我老爸经历过的。我那时很小，虽然到现在也不清楚老爸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但那些年从柔弱的母亲身上传导过来的惊惧，是无边无际的，经常像大浪一样翻扑过来。那些眼泪，那些哭泣，那些黑漆漆的雨夜从母亲颤栗的电筒光圈里看到的大红叉子，还有那个熟悉的名字，一个孩子心里的天随时都会塌下来。我不好意思对余老师说，我后来看他的《隐秘的河湾》，看到他全家人那时的无助，那种无以为继，总是要哭，流很多的眼泪。搞不清是为他和他的亲人，还是为我自己的老爸老妈，为自己。说起来我其实什么也没经历过，但那种阴暗潮湿，那种蹿行在街上的特殊氛围，那种没完没了的随时都会袭来的颤栗，现在叫我想一下都恶心。 现在我的老师在他的一次次答记者问里回忆和细述他二十几年前的遭遇，一次次回到那样的背景当中，我真替他难过。 那时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打官司的事。他却安慰我，你不要以为我就什么事也不干了，一头扎在官司里，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愤怒，在那里郁结难平。不是的。我还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该高兴还在高兴，该写作还在写作，该讲学还在讲学，打官司这件事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他总是这样，任何时候都兴致勃勃，泰然自若。那次谈话，第二天也确实有一场大型的演讲在现代文学馆等着他。他并没有打断自己的日程安排。他还津津有味跟我讲他昨晚看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档节目。 我被他的轻松所感染，也回复原状，我说我看了你的答记者问，里面有一段话特别好玩，记者问你被告说他只是在做学术研究，把你当作研究对象，你怎么看。你说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还有制毒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哎呀我都说不出那些词，很专业，特别形象，一针见血。他自己也笑起来，接住我的话：“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心脏穿刺’的学术研究，制毒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兴奋剂配置’的学术研究呢。” “遭围攻的几年来，我一直想寻找一个论辩对手，只须一个，却很困难。首先是语言风格的等级，我从小对这一点十分执着，近乎痴迷，就像日常生活中我无法与一个满嘴脏话或满口臭味的人讲话。因此前些年当有人把一篇篇与我无关的文章算在我头上时，我最先感到屈辱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语言等级，心想：‘我的笔下何曾流得出这种等级的词语！’我觉得‘词语冤案’比政治冤案更让我心痛，因为这是我的业务行当。那么，现在要在围攻者中找一个论辩对手，语言等级也成了一个入门标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但再读下去又立即失望。到后来，我干脆放弃寻找论辩对手的企图，心想，为了不发一言，连读者也对他们的诽谤迷惑起来，这多不好！那么，不妨降格以求，找一个稍懂点法律的对手在法庭上论辩几句也好，不管他属于什么语言等级。”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3）
“我太失望了。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稍稍像样一点的论辩对象和诉讼对象呢？此中情景就好像：一群人围着我伸胳膊蹬腿地叫嚷好些日子了，我正不耐烦，转身刚摆出一个出拳的架势，谁知那个嗓门喊得最高的老兄立即逃奔到一个根本无法藏身的帘子后面哇哇大叫。我不得不长叹一声，当然也不想立即收拳，但心中的落寞，无以言表。” 打官司本是件很严肃、很烦人的事情，可我看到他这样的话语就觉得好玩，就想笑，那种笑着笑着慢慢就难过、绝望起来的过程，简直被他掌控得如丝如扣。这还不是黑色幽默！即便是一场官司，也难弃他自身的天赋与才气。 所以用“此心落寞”来做这样一次访谈的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他像塞万提斯笔下的绅士“骑士”堂吉诃德。我知道我这样子想他，他一定哭笑不得，但他总那样兴冲冲的、总不轻言绝望与放弃的姿势，尤其是总忍不住要流露他对本土的历史与人文的好感、信念，却又总是被一些象征这个国家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攻击最多，受伤害最深，有时真没法不让我这样想。 他自己，则更愿被当作“铁汉子”，对香港报刊称他为“铁汉子”“心里有点暗喜”，因为“他们看出了我斯文外表下的刚毅”。 当然，我心里也还是很明白，他的“中华大文明、大文化”的定位与取向，是他理性与感性结合的结果，他所以成为有无数拥趸的作家、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作者，也是因为他紧紧地把自己依附于中华文明这条血脉之上的结果。 这是2003年4月底，我躲在这个旧家写这本书的尾声时，全北京人在大战“非典”。晚上回新家吃晚饭，妈妈说你的导师打电话来，叫你这段时间小心些，不要再到处乱跑，要注意身体。 再打电话，他并不在深圳。五一假期，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这段时间好清静，再没有接不完的电话，应答不完的邀请，他也在写东西，写他父亲，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的助手说他又在“挑灯夜战”。 非典让我们一下子多出来许多的时间，有人读书有人写作。他问我在干嘛，我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正在写作。他鼓励我，好，瘟疫正是产生名著的时候，还记得《十日谈》吗，正是一帮人为逃避瘟疫躲在花园里编的一百个小故事，多好，世界名著。 我记得他说过要写他的家乡写他的亲人们，他已经开始了。他也许又要给他的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与“××”共舞（1）
夏天，“非典”结束，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外面又闹哄哄地开始有各种活动，市场也好像又搞得热热闹闹了。街上、路上的人，也一下满当当的。总想到“倾巢出动”这个词。 先是有人跑来告诉我，说有人说你老师余秋雨在深圳有别墅啊，是别人送的。我说胡说，我去过他深圳的家，我还不知道。后来又听到一些关于这件事情打官司的细节，尤其听到一审判决在查明余老师并没有收取别墅的情况下，依旧判的余老师输，原因据说一是“商业社会收取别墅是正常的，无所谓”，二是“这样的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他的书照样卖得很好”。 这是余老师第一次“打输”官司，虽然还只是一审，但我还是有些替他着急。这个官司是在北京打的，我弄不明白人们是怎么想的，也许商业社会收取别墅确实是正常的，但却不能忽略人家是不是真的收取了别墅这一事实啊！还有第二种说法，认为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的生活——如果在这里换一个比喻也许就一清二楚了，这就好比说有人偷了李嘉诚的钱，却声称并没有因此而影响李的生活，就不算偷了，就偷得有理了！这肯定是不通的。 我给余老师打电话，说我才知道别墅官司的事，是朋友看到报道告诉我的，怎么，你没有生气吧。余老师当然说我没有生气，我不生气，我正在准备上诉。 我从电话里感受到，他还是那样地达观，信心百倍。又要打官司，我在心里想，但愿真的像他上次说的那样，这些事情并不会影响他的写作和生活，他不会让自己成天陷于其中的。 上班的时候，又有人把一张报纸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我望了一眼，一整版，上面有一张人脸，一些文字，是说有人挑了一百多处余秋雨文章中的“错误”，并为此写了一本长达二十几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我把报纸推向一边，很淡地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的。 因为自己一向就对那种吹毛求“屁”的东西提不起兴致，更对别人打着余秋雨的名字搞炒作有反感，所以拒看了那篇报道，对边上的人提到的那本相关的书，更表示要拒看。在我的眼里，这都是些与自己的观念、方式相去甚远的“土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完全只是听凭自己的第一反应，淡然处之。 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我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单纯。我低估了大陆多数媒体所谓“颠覆名人”的心理与能量，也忽略了受众对余秋雨这么一位名人、大家的浓烈兴趣。更没想到这件事情的覆盖面会有那么广。 我从一位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高滨先生的《为上海感到难过》一文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前些天回上海探亲，亲眼目睹了这种机制性弊病的实际运作方式。当时，上海的两家报纸正在大规模地‘开涮’余秋雨先生，也就是被《中关村》杂志评为上海目前有全国影响的仅有的几个文化人中的第一人。‘开涮’的方式非常‘上海化’，有精巧设计有新闻效应，有经济效益。 “先是《咬文嚼字》杂志的编辑金文明先生宣布不满意余秋雨先生发表的反盗版宣言，更不满意余秋雨先生的秘书拒收《咬文嚼字》的赠送，便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我为什么咬余秋雨》的整版谈话，说是找出了余秋雨先生书籍中的一百多处的所谓‘文史差错’，并且宣布已经为此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石破天惊逗秋雨》。 “初一看这是一个‘学术争议’，其实不然。如果是‘学术争议’，为什么大规模地交给市民报纸，就像文革中的广场大批判操作？如果是‘文史差错’，哪怕是真有，又哪里谈得上全社会的‘石破天惊’？毫无疑问这是要利用上海小市民的围观起哄心理，用一种消解有资格的评判机制的手法，制造一个低劣的‘文化新闻’。他们预计到余秋雨先生必然会本着‘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态度对读者有一个声明性解释，这(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