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部分阅读
全在车上，这边传上去，那边传下来。爸爸仔细，不时点数查看，以防遗漏。当最后一车书运走后，万航渡路140弄5号的旧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收拾厨具。看到几个碗沾满灰尘，想拿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一洗，谁知刚才搬书搬得太乏力了，一个碗没抓住撞碎在自来水龙头上，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立即在右手掌上割开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整个水池顷刻一片红色。 我立即抓过一条毛巾，用左手捂住伤口，去找医院。最近的医院是华山医院，但没有公共汽车能够抵达，而当时的上海很难叫到出租汽车，惟一的办法是自己走去。应该奔跑，但我这个人受父母影响，从小怕惊扰别人，只以比普通行走快一点的步伐捂着手行走。到静安寺附近遇见我们学院吴瑾瑜先生的夫人，吴夫人见我这个样子关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轻描淡写地说割伤了手，去医院包扎，她问要不要陪我去，我说不必，她关照我几句与我告别，但低头看见一路上都是我留下的血滴，立即又转身跟了上来。吴夫人陪我走了好一段，直到在乌鲁木齐路口遇到了学院医务室一位叫卜羊根的先生，交代好才离开。卜羊根把我直送到医院急诊室，不停地恳求医生：“我们这位老师是写文章的，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
我能听到（7）
我知道事情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吓坏了。结果，右手掌缝了八针，留下了终身性的伤疤。缝完针的一段时间，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妈妈家，由两位老人家照顾我。 爸爸、妈妈从这件事，警觉到我在日常家务上的狼狈，过几天总要来我的宿舍，替我买米买菜。我们宿舍虽叫龙华宿舍，离龙华小镇还有不短的距离，因此爸爸、妈妈扛着买来的东西要走好一会儿。妈妈总是考虑到爸爸有糖尿病，让他提较轻的菜蓝，而她自己在肩上驮着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妈妈下厨，等我回家。 十 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现了某种改善的信号。 当时还无法设想，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总以为，只有集体改变了，个人才能改变。 为了提高全院教师的待遇，让他们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我们把不少精力花费在“校办工厂”上。 校办工厂，这是政府鉴于教育经费奇缺而倡导的一个补救措施，倡导的方式是免税。可惜当时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不知道“免税”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心底里还瞧不起任何经济行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拨款。 我和我的同事们倒是听懂了，我们虽然不会办厂，但是相信这种“免税”的政策能吸引不少会办厂的合作者。我自从上任以后就发现，国家拨给我们的办学经费只能勉强发放教师和职工的薪金，其他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的改革计划呢？因此必须在“校办工厂”上下点功夫。 我们学院的“校办工厂”最多时发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试管厂。原来全国各中学的化学课都需要有实验试管，每个学校需要量很小，品种却很多，没有一家玻璃厂愿意承接这样麻烦的小活儿。然而，如果把全国各中学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把各种试管进行分类归并，找相应的玻璃厂，厂方就非常乐于接受了，它们本来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订货。因此，我们学院的玻璃试管厂其实是一个中介公司，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迫切需要。 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一度鼓励“校办工厂”，除了试图补充教育经费外，还想借此分流教师队伍，让一些不适合讲课和研究的教师去工厂。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教师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厂，一切大事还得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须由副院长荣广润、孙福良和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过问。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九家校办工厂的经济效益，除了学院留存外，主要以“奖金”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我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这种经济优势，使得所有的教师都不愿离开，这就成了我们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否则，人心涣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动权都不在领导者手里，哪里还谈得上改革？ 十一 我们学院终于成了全国高教系统中人均收入增长最高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力打造校园环境。 这对教师而言，是对他们过于局促的私人住所的变相衍伸；对学生而言，是对他们领受艺术气质的环境营造；对我而言，则是对自己美学课程中关于各种审美因素互动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我们上任之时，校园的环境实在有点可怕。 校园本来不大，好心的各届前任领导企图把学院建成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完备小王国，各个部门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整个空间很快就被临时搭建的房舍撑足了，一片拥塞，满目无序。 最为壮观的是各色各样的仓库：这儿是课桌椅仓库，那儿是金属仓库，转弯是玻璃仓库，背后是砖瓦仓库，正在修理的是电器仓库，刚在建造的是工具仓库，而且每个仓库都在扩充，例如课桌椅仓库分成了新库和旧库两座，新库储藏没用过的课桌椅，旧库储藏有待修理的残损课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来求情，希望自己的仓库扩充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别的仓库。这种景象，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满足一切无序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无序，直至涨死、乱死、缠死。 看上去最混乱的问题，其实最容易用干脆的方法解决。我在察看过全部仓库后找来总务处长谈了一次，便与两位副院长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即拆除在校园内搭建的八大仓库和它们所属的十几个小仓库，一个不留。 我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说：“离学院后门几百米处就有金属商店、玻璃商店和电器商店，我们随时可以去购买，为什么要自立仓库？新的课桌椅，立即换到课堂里去，坏的课桌椅能修则修，不能修的立即当作废旧木料处理掉，藏在那里干什么？” 我还规定，八个大仓库和十几个小仓库拆除后，全部人员回到总务处竞争上岗，仓库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坛。我说：“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师能把十七世纪的英国园林、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打扮得美不胜收，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教学环境打理得更美一点呢？”
我能听到（8）
那天，校园里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庞大建筑物的拆卸声，拆卸现场尘浪滚滚，盖脸呛鼻，但师生们并不躲避，只用手指遮着鼻孔声声欢呼。 一个月后，草坪、树丛、花圃出现了。 三个月后，雕塑、石径、庭廊出现了。 半年之后，我敢于请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吴静吉先生、王润华先生远渡重洋来玩玩了。 十二 到这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学院内的各部门，都一致认为我具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 这种方法最能袒露行为的目的和本质，难以被无聊程序和复杂关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让自己的内心被大家所透视。我认为，官员的亲民举动，有多种表现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个行为被民众的直接理解、透彻感受。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坚持每次院长办公会议都定时、公开，阻止任何人在会上长时间争执，大家主要是听我和副院长布置任务，然后是各系各处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解释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决定下一次完成的时间。决不允许出现各部门争经费、争名额的情景。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行政方式比较“霸道”，但因处处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气氛中，人人精神焕发。即便是我对他们说了几句重话，他们也会像前线领命的将士，决不顶嘴，坚决执行，转身之时毫无愠怏之色。 本来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急不可待的起点性问题，不存在太多讨论的余地。试想，如果我为了博取“民主”的美誉在要不要拆仓库的问题上把八大仓库和下属十几个仓库的管理人员全都找来开会讨论，结果将会如何？我想所有的仓库大约到今天还巍然屹立，一个也拆不了。 我对这样的问题只作一种选择：一言既下，梁坍柱倾，灰飞烟灭。 十三 这种选择，也与爸爸有关。 爸爸一生谨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谁提出批评，明知不对，也不予辩正，只谦虚接受。结果怎么样呢？那样的批评者越宠越娇，变本加厉，直到灾难一来，把你彻底打倒。 当谦虚和宽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们也就成了鼓励诬陷和伤害的“恶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现在连爸爸也早已明白，在远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模式中，那些永远滔滔不绝又不断变更立场的激昂言辞，永远也不能当真，不管它们是不是打出了旗帜、戴上了袖章，或占据了传媒、装潢成了学问。如果有谁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处下脚。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众间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那么讨厌，却也不能多听。社会封闭已久，缺少思维资源，一切都积习难改、坐井观天，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经历：文革十年，“群众专政”，那么低层的单位，那么熟悉的人群，却从来没听到一个人提出，应该释放我爸爸。 既然如此，还多听作甚？ 爸爸的这个人生教训，换来了我的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因此也换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精彩岁月。 十四 这次又受到表扬了。国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说，我们学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属高校中已遥遥领先，希望我能总结“治校经验”，以便推广。 我说：“我的经验很难推广，因为容易产生误读。” 副部长说：“不至于吧？说说看！” “我的经验是：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效，高效产生轻松。” 副部长听了这四个句子果然开始沉吟，终于说：“别的都好，就是‘蔑视’有点不妥吧？” 我说：“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历史教训，在于宠坏了本该蔑视的一切。” 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一种顽固的思维惯性，因此我所说的四个句子，也是一种泛化了的历史哲理。 后来我在美国一位传媒巨匠的书中读到一句话，不禁哑然失笑，觉得遇到了异邦知音。那句话是：“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不放在眼里，就是蔑视。 想来想去，除了蔑视，我们别无选择。 美国传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没有蔑视，就没有伟大。 文革十年的教训也很明白：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么，世上正常的一切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 记得戏剧文学系的徐闻莺老师听了我的这类表述后曾为我担心，说：“如果形势有变，当社会上那些被你蔑视的一切联合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那我仍然将用蔑视，来证明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真该被蔑视。” “如果他们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呢？”她问。 我说：“那就让他们知道，中国还剩下一些男子汉。” 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悲壮。恰恰相反，似乎到处都是胜利的信号。一个院长的骄傲和蔑视直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集体人格。大家都不难回忆起，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是多么骄傲啊，即便不能说没有蚊叮鼠咬，但它们哪里敢发出一点咬嚼之声？
我能听到（9）
有时我想，如果时间倒转，把现在报刊间那些蝇营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个年代，不必说别的地方，只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换来的也只能是一阵哄笑：哈——哈——！ 那真是伟大的年月，高贵的蔑视。 一位英国学人说：“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而不高。”（兰多：《想象的对话》） 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留给我们的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读到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几声昔日校园里的那种笑声。那是我播种的，我能听到。 后记
我的老师余秋雨（王超）（1）
1984年5月，我正在山东艺术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招收干部专修班的消息，希望进一步深造的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赶赴上海参加考试。然而到上海后，却得到消息说导演专业要在次年的春节后才能开学，比一般正常的开学时间整整晚一个学期，更糟糕的是，我还听说导演班要优先录取来自剧团的考生，而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文化馆，自然不是这个班的最佳人选。尽管此消息未经官方证实，但这仍然让我备感沮丧！然而就在此时，无意中我又听说上戏还招收一个叫做戏剧理论的专业，连忙找来招生简章一看，果然有。于是便想如果关于导演专修班的消息属实，我不妨报考这个专业试试。尽管此前我几乎没读过多少戏剧理论方面的专业书籍。 临阵磨枪，我顺手找了一本《戏剧理论史稿》的书来看，一下就被这本书吸引了。这虽然是一本装帧并不精美的理论著作，但在书中徜徉，却让人既能领略散文的优美，又能体味相当的理论厚度。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论书籍。于是，连忙翻一看，一下便记住了那个当时还有些陌生的名字——余秋雨。与此同时，我又得知理论班的带班老师，就是这位余老师。于是，冲着这本书，冲着这个名字，冲着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教书先生，我几乎没做多少考虑，马上决定改考戏剧理论专业。 经过一番近乎于玩命似的复习和考试，这年八月，我以专业第十三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理论专业录取，成为余秋雨先生的学生。 然而就在我怀着莫大的喜悦踏进上戏这个全国戏剧学子倾慕的艺术殿堂后仅仅3天，命运就跟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学校对新生身体复查中，我被发现“转氨酶”偏高，按上海甲肝流行不久后的小心推测，“转胺酶”如果继续升高下去，将有肝炎的嫌疑。然而我知道自己绝对没肝病，“转胺酶”偏高可能与来学院之前，自己做导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过于疲惫有关。可是无论我怎样申辩，我还是被做事认真的院医务室，按肝炎疑似病人隔离了。那段时间，我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不能去上课，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去餐厅吃饭要坐营养专席……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远远躲着你，没有人跟你说话，没人与你交往。有的同学进你的房子，还要用卫生纸垫着门把手开门……那真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现在想来，心头仍然止不住阵阵打颤。其实对于肝炎，我并不恐怖，我真正恐怖的是确定肝炎后的结果——退回原籍。我16岁下乡，18岁进厂，19岁参军，后来复员时因为喜欢文学并小有成果被分配到县文化馆。而为了求学深造，我撇下妻儿，卖了家里最值钱的电视机，来到从未到过的大上海，而此时要是真被退回去，我将用什么样的理由，告知对我一腔热望的江东父老？那段日子，我心情真是糟糕透了，时刻担心被学校勒令退学。吃不好，睡不着，没过几天，人就突然苍老了许多。 好不容易撑下一个学期，回到家中，人已脱形，整天恍恍惚惚，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家人既心疼又害怕，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回上海。但我哪里肯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几经努力，我最终还是说服家人，在学校开学半个月后坐上了回沪的火车。 我不知道就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差点影响我一生走向的大事。原来按学院规定，学生返校时间超过法定15天，那就要勒令退学。而当系里的有关领导找到我的带班老师余秋雨商量让我退学的事时，余先生对领导说，王超以他二十六七岁的年龄，考上大学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王超他没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决不会无故不归，因此，我不同意！在余先生的坚持下，学校做出了让步。 这件事我原来并不知晓，是我们班的班长在一次与我的谈心中无意透露的。我不知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在听完班长的述说之后，我未经思考一口气跑到系办公室，找到余老师，为了他的这种宽宏，为了他对学生、对人的深深理解，我真想对他说一大堆感激的话，但不知为什么，真面对余老师时，我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对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便捂着脸跑了出来。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我当过兵，知道什么叫坚强，但那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痛哭了一场。 我至今深信，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余先生对我的深切理解和力排众议，我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学业，而且恐怕还会丧失掉对未来的信心、对事业的追求，甚至包括生命。在此之前，也许是因为长期处于被隔离、处于另类的状态，再加上我经受了过多的冷漠和歧视，我曾一度怀疑人与人之间是否有真情、友爱存在，但经过这件事，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感知。 不久，曾经让我吃尽苦头的肝病嫌疑被排除。这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焦虑、恐惧、紧张的状态中，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的失眠几乎让我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书看不下去，提笔写东西根本就不知从哪儿写起。我大量地吃安定，大量地吃补品，早晨跑步晚上到黄浦江去散心，可根本不管用，脑子里一天到晚一片迷离、混沌，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白天，让我苦不堪言。这件事自然不久就被余先生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找去，听完了我坦诚的诉说之后，他对我说：“我能理解你。”又说：“王超，你记住：没有一个怕失眠的人不失眠，没有一个不怕失眠的人失眠。”先生走后，我反复玩味这两句话，尤其第二句，每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反复去想这句话，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种回想中，我狂躁的心情会逐渐趋向宁静。慢慢的，折磨我多时的失眠症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了。
我的老师余秋雨（王超）（2）
1985年10月，我突然接到了原单位的通知，让我回去办一个“第三梯队”的手续，说经过局领导研究，决定发展我成为文化局的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如果顺利的话，等我毕业之后，我可以回到原单位去做副局长。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当时，由于前段时间生病，我已经耽误了许多课程，如果回去，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听领导的意思极为可能的是，如果工作需要，可能就不会让我再回来上学了。面对着学业和仕途的选择，我犹豫了，于是我带着犹豫，找到余先生。余先生没有跟我绕弯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不适合做领导，领导当然也是一门艺术，但和你所喜欢、所追求的艺术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依我对你的了解，还是从事专业的好。”听了余先生的话，我毫不犹豫地给文化局领导写了一封信，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应该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正确、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现在不是什么成功的艺术家，但以我的脾气，我的性格，如果让我做领导，极有可能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而余先生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以后对艺术的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时候，学业上的落后曾使我对自己产生过怀疑，觉得自己不是搞艺术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错的成绩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临离校前，我去见余先生。本来我是准备向先生道谢的，但面对先生，我酝酿已久的一肚子话竟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临走，先生给我题了这样一段赠言：只有不停地创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前程！ 怀惴着先生的这些话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回到了原单位。但我很快发现，这座因袭了太多传统的古老县城和我这个在上海滩熏陶了两年的学子竟是那样格格不入，我像个异类被排挤、打压，甚至有人将我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对艺术的一些解释看成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在极度的苦闷中，我只好再次求教于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不要怀疑自己，你的进步是肯定的！”“立足于县城并不意味着眼于县城，你应该去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将自己的视野向县城以外延伸和扩展。” 1989年，机会来了，山东艺术学院决定借用我去当编剧教师。但由于体制的关系，由于身份的关系，艺术学院的领导明确地告诉我，借用只是借用，调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到艺术学院教书，但是我可能永远没法真正走入艺术学院。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有惯了一个固定单位的我，一下子要沦为另外一个单位的打工仔，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未来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文化馆这个尚算自由的工作，毕竟风险巨大。所以，进还是退，去还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百般无奈，又一次提笔给先生写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诉我：你毫无疑问地应该去，并说你现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获得人生的大自由，就应该到更大的空间里去！并且先生在那个时候就预言，身份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可能在未来将不再会成为人生的羁绊。 听了先生的话，1989年11月，我卷起行李走进了山东艺术学院，走上了编剧专业的讲台。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后是住仓库和五个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六年。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这里找到了更为广阔、更加适合我的发展空间，我用先生的教学态度对待教学，用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学生，我坚信，只要像先生对他的学生那样，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着真挚的关注，就不会有愧于老师这个称呼。 如今我在山东艺术学院的编剧专业里，也算是个资深的教师了，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学生。回想自己近20年走过的路，我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余秋雨。是他使我从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宽宏大度，他过人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经变成了我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余秋雨，起码我还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弯路，起码我现在还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学生们去谈经说道，去讲述艺术的真谛。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对我的先生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复嘟哝一句话：“先别急着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边去认认真真地做两年学生，你甚至连傍着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会改掉！”
跟老师聊天（毕大松）
离开学校后，估计我与秋雨老师的交往与其他同学相比应该算是频密的。在武汉前往黄冈赤壁的路上，在香港维多丽亚港驶向长洲岛的小轮上，在深圳签名售书的仪式上，在很多场合，我们都有过无拘无束的交谈。这种谈话散淡平实，轻松舒畅，老师不显威严，学生不觉紧张，令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话题虽然天上人间，但聊得最多的还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同学们的情状。 每次一见面，开场肯定是相互交流各自最新所了解到的有关同学的近况，每当这时候，余老师总是显得很兴奋，而且提示道：“你先说，你先说。”听我讲时，他头稍右偏，面带微笑，身略前倾，全神贯注。听到曲折处也不插话，脸上显出既好奇、意外，又了然于胸的神情。轮到他讲，则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讲事迹是画龙，评得失是点睛，寥寥几句勾勒，某同学在我心目中已经淡漠的印象马上在眼前鲜活起来。讲到高兴处，学生大笑，老师小笑，满桌人为之动容，连庄重矜持的马兰老师也不禁莞尔。马老师也能点出许多学生的名字并经常问及，我想是受余老师的影响吧。 跟老师聊天过程中可感受到他对学生真诚的关爱。谈及某学生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余老师总是给予热情肯定，而对学生的工作、生活及人生坎坷，他总有一份长者般的牵挂。毕业十几年后，我们班同学中真正从事戏剧或其它艺术的已屈指可数，当年在广西的老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聊起他时，虽然爱用“眉头紧锁、忧国忧民”来调侃他对戏剧的热爱和执着，但对他编导的许多好戏，余老师还是赞赏有加的。兴致所至，立马拨通电话天南海北一番，但在电话里却一字不提艺术。现在老蒲已是上海越剧院的艺术总监了，仍能从余老师的言谈中体味他到对这位坚守阵地的“孤独牧羊人”的爱惜。谈及湖南一位刘姓学生因病英年早逝时，老师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切的同情令人感动；有位学生因个性问题与单位领导关系不妥，老师要求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协调，后来知道他自己也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工作。 跟老师聊天就像回到学校的教室。老师走的地方多，经的事多，见的人多，看的书多，每次聚会他都会捡重要、经典的部分讲述和点评，有些东西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让我们这些终日蝇营狗苟的人求知欲大增。记得一次老师讲了个笑话：说是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在立誓“五年超英”、“十年赶美”，有人问郭沫若有什么目标，郭老犹豫再三说：“十五年争取赶上陈寅恪。”一下子激起我对陈寅恪的兴趣，满世界去找他的书和有关他的介绍，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学生时代那份求知上进的感觉。平时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扮老练，装持重，自己也觉得累，但到老师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问一些幼稚的问题，顽皮卖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有段时候聊得较多的是盗版。其实，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伤害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要严重得多。盗版集团越来越规模化、现代化，他们有许多线人，盯住你的一举一动。骚扰电话可打到家里、酒店里，有强逼也有利诱，一句很不经意的话就可能为他们带来牟取暴利的机会。老师总说那些人印书就像印钱。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书店看到大约有七种“余选”，连忙打电话向老师咨询，结果被告之有三种是盗版。在反盗版问题上，老师一反平时宽容随和的风格，态度非常强硬，在多篇文章中义正词严地予以反击。当然我还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与盗版集团既要斗勇，更要斗智。 跟老师聊天是学习，是享受，是一次“精神桑拿浴”，我总是期待和珍惜这种机会。
中国知识界的方向（厉震林）
转型这个概念，是目前中国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但是，它的意义，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实，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余秋雨老师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方向。 余秋雨老师也曾经彻夜于青灯黄卷下，著书立说，按照传统文人生活形态，在书斋中安身立命，成就辉煌巨著，但是，终于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师感觉如此继续做下去，可能会产生知识的失效，产生一种重复怪圈，必须走出书斋，到文化和历史的第一现场，亲自触摸知识生命的原生态，寻找学术灵感，然后回到书斋，重新著书立说。 这走出的一步，对余秋雨老师是一小步，但对中国知识界，却是一大步。 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较为缺少田野调查精神，在书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东抄西抄，剪剪贴贴，做些所谓“学术”。自然，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难度很大，很容易失却鲜活的学术原创力量，而成为“掉书袋”学问。 余秋雨老师的走出，并不是否定这种书斋学问，但是，中国这样的学问家太多了，需要出现像余秋雨老师一般的学者，到原始的知识现场，给中国文化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师出走得早了一点，许多人便不习惯，原有学术生态受到冲击，于是议论纷纷，但是，并不奇怪。 正是因为接触了知识现场，余秋雨老师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实气息，形成文字以后，便与大众对原创的知识渴望产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成为社会文化“圣经”。余秋雨老师又将自己的考察思想广为传播，让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应该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终是为大众服务的。 沙龙式的学者，又不习惯，于是，同样议论纷纷，但是，同样并不奇怪。 余秋雨老师的一步，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1）
一 余秋雨先生与湖南有缘。这种缘分首先体现在他对这方山水的喜爱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师来长沙招生，在考场上我们相识。自此之后，我记得他来过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来，约有十余次。每次讲学、授课之余，他亲历三湘四水，前后到过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郴州等地。据我所知，除了他的故乡和长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来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湘地山水风情、文化蕴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于心的情结，于是便有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写洞庭湖，写岳阳楼，写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后者写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是先生心中的圣殿，他曾多次拜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过，聆听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从“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谒岳麓书院写起，牵出了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绵绵思绪和深层思考，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景物与情感相撞，从延绵千年的庭院，读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和灵魂。 这两篇文章的确是两篇散文佳作，对读者的影响颇深，对这几处文物和景观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阳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不少来岳阳的旅游者和考察者，都会提到《洞庭一角》。笔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参观岳麓书院，虽然他们的职务和职业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美国，洛杉矶湖南同乡会邀请我们出席新年联欢会。会上，我唱了一曲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远在异乡的家乡人得知我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便围过来打听余秋雨老师的情况，几位教授和画廊老板，还与我谈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说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别之时，含泪相约，来年同游岳麓书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为学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过程中发现，他对湖南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名人相当敬仰。他在讲学和文章中对湖湘文化深怀敬意，对屈原、朱熹、张轼、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杨昌济、齐白石、田汉、欧阳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遗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写文章，他教我不要脱离湖南的文化传统；思考问题，他要求我必须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础。前不久，因创作一位湘籍艺术名家电视连续剧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诫我，要(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我能听到（7）
我知道事情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吓坏了。结果，右手掌缝了八针，留下了终身性的伤疤。缝完针的一段时间，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妈妈家，由两位老人家照顾我。 爸爸、妈妈从这件事，警觉到我在日常家务上的狼狈，过几天总要来我的宿舍，替我买米买菜。我们宿舍虽叫龙华宿舍，离龙华小镇还有不短的距离，因此爸爸、妈妈扛着买来的东西要走好一会儿。妈妈总是考虑到爸爸有糖尿病，让他提较轻的菜蓝，而她自己在肩上驮着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妈妈下厨，等我回家。 十 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现了某种改善的信号。 当时还无法设想，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总以为，只有集体改变了，个人才能改变。 为了提高全院教师的待遇，让他们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我们把不少精力花费在“校办工厂”上。 校办工厂，这是政府鉴于教育经费奇缺而倡导的一个补救措施，倡导的方式是免税。可惜当时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不知道“免税”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心底里还瞧不起任何经济行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拨款。 我和我的同事们倒是听懂了，我们虽然不会办厂，但是相信这种“免税”的政策能吸引不少会办厂的合作者。我自从上任以后就发现，国家拨给我们的办学经费只能勉强发放教师和职工的薪金，其他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的改革计划呢？因此必须在“校办工厂”上下点功夫。 我们学院的“校办工厂”最多时发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试管厂。原来全国各中学的化学课都需要有实验试管，每个学校需要量很小，品种却很多，没有一家玻璃厂愿意承接这样麻烦的小活儿。然而，如果把全国各中学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把各种试管进行分类归并，找相应的玻璃厂，厂方就非常乐于接受了，它们本来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订货。因此，我们学院的玻璃试管厂其实是一个中介公司，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迫切需要。 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一度鼓励“校办工厂”，除了试图补充教育经费外，还想借此分流教师队伍，让一些不适合讲课和研究的教师去工厂。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教师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厂，一切大事还得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须由副院长荣广润、孙福良和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过问。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九家校办工厂的经济效益，除了学院留存外，主要以“奖金”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我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这种经济优势，使得所有的教师都不愿离开，这就成了我们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否则，人心涣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动权都不在领导者手里，哪里还谈得上改革？ 十一 我们学院终于成了全国高教系统中人均收入增长最高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力打造校园环境。 这对教师而言，是对他们过于局促的私人住所的变相衍伸；对学生而言，是对他们领受艺术气质的环境营造；对我而言，则是对自己美学课程中关于各种审美因素互动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我们上任之时，校园的环境实在有点可怕。 校园本来不大，好心的各届前任领导企图把学院建成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完备小王国，各个部门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整个空间很快就被临时搭建的房舍撑足了，一片拥塞，满目无序。 最为壮观的是各色各样的仓库：这儿是课桌椅仓库，那儿是金属仓库，转弯是玻璃仓库，背后是砖瓦仓库，正在修理的是电器仓库，刚在建造的是工具仓库，而且每个仓库都在扩充，例如课桌椅仓库分成了新库和旧库两座，新库储藏没用过的课桌椅，旧库储藏有待修理的残损课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来求情，希望自己的仓库扩充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别的仓库。这种景象，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满足一切无序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无序，直至涨死、乱死、缠死。 看上去最混乱的问题，其实最容易用干脆的方法解决。我在察看过全部仓库后找来总务处长谈了一次，便与两位副院长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即拆除在校园内搭建的八大仓库和它们所属的十几个小仓库，一个不留。 我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说：“离学院后门几百米处就有金属商店、玻璃商店和电器商店，我们随时可以去购买，为什么要自立仓库？新的课桌椅，立即换到课堂里去，坏的课桌椅能修则修，不能修的立即当作废旧木料处理掉，藏在那里干什么？” 我还规定，八个大仓库和十几个小仓库拆除后，全部人员回到总务处竞争上岗，仓库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坛。我说：“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师能把十七世纪的英国园林、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打扮得美不胜收，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教学环境打理得更美一点呢？”
我能听到（8）
那天，校园里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庞大建筑物的拆卸声，拆卸现场尘浪滚滚，盖脸呛鼻，但师生们并不躲避，只用手指遮着鼻孔声声欢呼。 一个月后，草坪、树丛、花圃出现了。 三个月后，雕塑、石径、庭廊出现了。 半年之后，我敢于请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吴静吉先生、王润华先生远渡重洋来玩玩了。 十二 到这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学院内的各部门，都一致认为我具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 这种方法最能袒露行为的目的和本质，难以被无聊程序和复杂关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让自己的内心被大家所透视。我认为，官员的亲民举动，有多种表现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个行为被民众的直接理解、透彻感受。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坚持每次院长办公会议都定时、公开，阻止任何人在会上长时间争执，大家主要是听我和副院长布置任务，然后是各系各处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解释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决定下一次完成的时间。决不允许出现各部门争经费、争名额的情景。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行政方式比较“霸道”，但因处处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气氛中，人人精神焕发。即便是我对他们说了几句重话，他们也会像前线领命的将士，决不顶嘴，坚决执行，转身之时毫无愠怏之色。 本来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急不可待的起点性问题，不存在太多讨论的余地。试想，如果我为了博取“民主”的美誉在要不要拆仓库的问题上把八大仓库和下属十几个仓库的管理人员全都找来开会讨论，结果将会如何？我想所有的仓库大约到今天还巍然屹立，一个也拆不了。 我对这样的问题只作一种选择：一言既下，梁坍柱倾，灰飞烟灭。 十三 这种选择，也与爸爸有关。 爸爸一生谨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谁提出批评，明知不对，也不予辩正，只谦虚接受。结果怎么样呢？那样的批评者越宠越娇，变本加厉，直到灾难一来，把你彻底打倒。 当谦虚和宽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们也就成了鼓励诬陷和伤害的“恶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现在连爸爸也早已明白，在远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模式中，那些永远滔滔不绝又不断变更立场的激昂言辞，永远也不能当真，不管它们是不是打出了旗帜、戴上了袖章，或占据了传媒、装潢成了学问。如果有谁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处下脚。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众间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那么讨厌，却也不能多听。社会封闭已久，缺少思维资源，一切都积习难改、坐井观天，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经历：文革十年，“群众专政”，那么低层的单位，那么熟悉的人群，却从来没听到一个人提出，应该释放我爸爸。 既然如此，还多听作甚？ 爸爸的这个人生教训，换来了我的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因此也换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精彩岁月。 十四 这次又受到表扬了。国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说，我们学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属高校中已遥遥领先，希望我能总结“治校经验”，以便推广。 我说：“我的经验很难推广，因为容易产生误读。” 副部长说：“不至于吧？说说看！” “我的经验是：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效，高效产生轻松。” 副部长听了这四个句子果然开始沉吟，终于说：“别的都好，就是‘蔑视’有点不妥吧？” 我说：“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历史教训，在于宠坏了本该蔑视的一切。” 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一种顽固的思维惯性，因此我所说的四个句子，也是一种泛化了的历史哲理。 后来我在美国一位传媒巨匠的书中读到一句话，不禁哑然失笑，觉得遇到了异邦知音。那句话是：“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不放在眼里，就是蔑视。 想来想去，除了蔑视，我们别无选择。 美国传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没有蔑视，就没有伟大。 文革十年的教训也很明白：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么，世上正常的一切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 记得戏剧文学系的徐闻莺老师听了我的这类表述后曾为我担心，说：“如果形势有变，当社会上那些被你蔑视的一切联合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那我仍然将用蔑视，来证明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真该被蔑视。” “如果他们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呢？”她问。 我说：“那就让他们知道，中国还剩下一些男子汉。” 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悲壮。恰恰相反，似乎到处都是胜利的信号。一个院长的骄傲和蔑视直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集体人格。大家都不难回忆起，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是多么骄傲啊，即便不能说没有蚊叮鼠咬，但它们哪里敢发出一点咬嚼之声？
我能听到（9）
有时我想，如果时间倒转，把现在报刊间那些蝇营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个年代，不必说别的地方，只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换来的也只能是一阵哄笑：哈——哈——！ 那真是伟大的年月，高贵的蔑视。 一位英国学人说：“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而不高。”（兰多：《想象的对话》） 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留给我们的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读到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几声昔日校园里的那种笑声。那是我播种的，我能听到。 后记
我的老师余秋雨（王超）（1）
1984年5月，我正在山东艺术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招收干部专修班的消息，希望进一步深造的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赶赴上海参加考试。然而到上海后，却得到消息说导演专业要在次年的春节后才能开学，比一般正常的开学时间整整晚一个学期，更糟糕的是，我还听说导演班要优先录取来自剧团的考生，而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文化馆，自然不是这个班的最佳人选。尽管此消息未经官方证实，但这仍然让我备感沮丧！然而就在此时，无意中我又听说上戏还招收一个叫做戏剧理论的专业，连忙找来招生简章一看，果然有。于是便想如果关于导演专修班的消息属实，我不妨报考这个专业试试。尽管此前我几乎没读过多少戏剧理论方面的专业书籍。 临阵磨枪，我顺手找了一本《戏剧理论史稿》的书来看，一下就被这本书吸引了。这虽然是一本装帧并不精美的理论著作，但在书中徜徉，却让人既能领略散文的优美，又能体味相当的理论厚度。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论书籍。于是，连忙翻一看，一下便记住了那个当时还有些陌生的名字——余秋雨。与此同时，我又得知理论班的带班老师，就是这位余老师。于是，冲着这本书，冲着这个名字，冲着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教书先生，我几乎没做多少考虑，马上决定改考戏剧理论专业。 经过一番近乎于玩命似的复习和考试，这年八月，我以专业第十三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理论专业录取，成为余秋雨先生的学生。 然而就在我怀着莫大的喜悦踏进上戏这个全国戏剧学子倾慕的艺术殿堂后仅仅3天，命运就跟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学校对新生身体复查中，我被发现“转氨酶”偏高，按上海甲肝流行不久后的小心推测，“转胺酶”如果继续升高下去，将有肝炎的嫌疑。然而我知道自己绝对没肝病，“转胺酶”偏高可能与来学院之前，自己做导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过于疲惫有关。可是无论我怎样申辩，我还是被做事认真的院医务室，按肝炎疑似病人隔离了。那段时间，我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不能去上课，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去餐厅吃饭要坐营养专席……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远远躲着你，没有人跟你说话，没人与你交往。有的同学进你的房子，还要用卫生纸垫着门把手开门……那真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现在想来，心头仍然止不住阵阵打颤。其实对于肝炎，我并不恐怖，我真正恐怖的是确定肝炎后的结果——退回原籍。我16岁下乡，18岁进厂，19岁参军，后来复员时因为喜欢文学并小有成果被分配到县文化馆。而为了求学深造，我撇下妻儿，卖了家里最值钱的电视机，来到从未到过的大上海，而此时要是真被退回去，我将用什么样的理由，告知对我一腔热望的江东父老？那段日子，我心情真是糟糕透了，时刻担心被学校勒令退学。吃不好，睡不着，没过几天，人就突然苍老了许多。 好不容易撑下一个学期，回到家中，人已脱形，整天恍恍惚惚，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家人既心疼又害怕，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回上海。但我哪里肯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几经努力，我最终还是说服家人，在学校开学半个月后坐上了回沪的火车。 我不知道就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差点影响我一生走向的大事。原来按学院规定，学生返校时间超过法定15天，那就要勒令退学。而当系里的有关领导找到我的带班老师余秋雨商量让我退学的事时，余先生对领导说，王超以他二十六七岁的年龄，考上大学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王超他没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决不会无故不归，因此，我不同意！在余先生的坚持下，学校做出了让步。 这件事我原来并不知晓，是我们班的班长在一次与我的谈心中无意透露的。我不知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在听完班长的述说之后，我未经思考一口气跑到系办公室，找到余老师，为了他的这种宽宏，为了他对学生、对人的深深理解，我真想对他说一大堆感激的话，但不知为什么，真面对余老师时，我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对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便捂着脸跑了出来。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我当过兵，知道什么叫坚强，但那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痛哭了一场。 我至今深信，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余先生对我的深切理解和力排众议，我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学业，而且恐怕还会丧失掉对未来的信心、对事业的追求，甚至包括生命。在此之前，也许是因为长期处于被隔离、处于另类的状态，再加上我经受了过多的冷漠和歧视，我曾一度怀疑人与人之间是否有真情、友爱存在，但经过这件事，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感知。 不久，曾经让我吃尽苦头的肝病嫌疑被排除。这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焦虑、恐惧、紧张的状态中，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的失眠几乎让我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书看不下去，提笔写东西根本就不知从哪儿写起。我大量地吃安定，大量地吃补品，早晨跑步晚上到黄浦江去散心，可根本不管用，脑子里一天到晚一片迷离、混沌，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白天，让我苦不堪言。这件事自然不久就被余先生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找去，听完了我坦诚的诉说之后，他对我说：“我能理解你。”又说：“王超，你记住：没有一个怕失眠的人不失眠，没有一个不怕失眠的人失眠。”先生走后，我反复玩味这两句话，尤其第二句，每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反复去想这句话，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种回想中，我狂躁的心情会逐渐趋向宁静。慢慢的，折磨我多时的失眠症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了。
我的老师余秋雨（王超）（2）
1985年10月，我突然接到了原单位的通知，让我回去办一个“第三梯队”的手续，说经过局领导研究，决定发展我成为文化局的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如果顺利的话，等我毕业之后，我可以回到原单位去做副局长。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当时，由于前段时间生病，我已经耽误了许多课程，如果回去，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听领导的意思极为可能的是，如果工作需要，可能就不会让我再回来上学了。面对着学业和仕途的选择，我犹豫了，于是我带着犹豫，找到余先生。余先生没有跟我绕弯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不适合做领导，领导当然也是一门艺术，但和你所喜欢、所追求的艺术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依我对你的了解，还是从事专业的好。”听了余先生的话，我毫不犹豫地给文化局领导写了一封信，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应该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正确、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现在不是什么成功的艺术家，但以我的脾气，我的性格，如果让我做领导，极有可能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而余先生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以后对艺术的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时候，学业上的落后曾使我对自己产生过怀疑，觉得自己不是搞艺术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错的成绩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临离校前，我去见余先生。本来我是准备向先生道谢的，但面对先生，我酝酿已久的一肚子话竟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临走，先生给我题了这样一段赠言：只有不停地创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前程！ 怀惴着先生的这些话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回到了原单位。但我很快发现，这座因袭了太多传统的古老县城和我这个在上海滩熏陶了两年的学子竟是那样格格不入，我像个异类被排挤、打压，甚至有人将我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对艺术的一些解释看成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在极度的苦闷中，我只好再次求教于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不要怀疑自己，你的进步是肯定的！”“立足于县城并不意味着眼于县城，你应该去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将自己的视野向县城以外延伸和扩展。” 1989年，机会来了，山东艺术学院决定借用我去当编剧教师。但由于体制的关系，由于身份的关系，艺术学院的领导明确地告诉我，借用只是借用，调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到艺术学院教书，但是我可能永远没法真正走入艺术学院。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有惯了一个固定单位的我，一下子要沦为另外一个单位的打工仔，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未来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文化馆这个尚算自由的工作，毕竟风险巨大。所以，进还是退，去还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百般无奈，又一次提笔给先生写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诉我：你毫无疑问地应该去，并说你现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获得人生的大自由，就应该到更大的空间里去！并且先生在那个时候就预言，身份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可能在未来将不再会成为人生的羁绊。 听了先生的话，1989年11月，我卷起行李走进了山东艺术学院，走上了编剧专业的讲台。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后是住仓库和五个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六年。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这里找到了更为广阔、更加适合我的发展空间，我用先生的教学态度对待教学，用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学生，我坚信，只要像先生对他的学生那样，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着真挚的关注，就不会有愧于老师这个称呼。 如今我在山东艺术学院的编剧专业里，也算是个资深的教师了，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学生。回想自己近20年走过的路，我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余秋雨。是他使我从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宽宏大度，他过人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经变成了我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余秋雨，起码我还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弯路，起码我现在还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学生们去谈经说道，去讲述艺术的真谛。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对我的先生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复嘟哝一句话：“先别急着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边去认认真真地做两年学生，你甚至连傍着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会改掉！”
跟老师聊天（毕大松）
离开学校后，估计我与秋雨老师的交往与其他同学相比应该算是频密的。在武汉前往黄冈赤壁的路上，在香港维多丽亚港驶向长洲岛的小轮上，在深圳签名售书的仪式上，在很多场合，我们都有过无拘无束的交谈。这种谈话散淡平实，轻松舒畅，老师不显威严，学生不觉紧张，令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话题虽然天上人间，但聊得最多的还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同学们的情状。 每次一见面，开场肯定是相互交流各自最新所了解到的有关同学的近况，每当这时候，余老师总是显得很兴奋，而且提示道：“你先说，你先说。”听我讲时，他头稍右偏，面带微笑，身略前倾，全神贯注。听到曲折处也不插话，脸上显出既好奇、意外，又了然于胸的神情。轮到他讲，则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讲事迹是画龙，评得失是点睛，寥寥几句勾勒，某同学在我心目中已经淡漠的印象马上在眼前鲜活起来。讲到高兴处，学生大笑，老师小笑，满桌人为之动容，连庄重矜持的马兰老师也不禁莞尔。马老师也能点出许多学生的名字并经常问及，我想是受余老师的影响吧。 跟老师聊天过程中可感受到他对学生真诚的关爱。谈及某学生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余老师总是给予热情肯定，而对学生的工作、生活及人生坎坷，他总有一份长者般的牵挂。毕业十几年后，我们班同学中真正从事戏剧或其它艺术的已屈指可数，当年在广西的老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聊起他时，虽然爱用“眉头紧锁、忧国忧民”来调侃他对戏剧的热爱和执着，但对他编导的许多好戏，余老师还是赞赏有加的。兴致所至，立马拨通电话天南海北一番，但在电话里却一字不提艺术。现在老蒲已是上海越剧院的艺术总监了，仍能从余老师的言谈中体味他到对这位坚守阵地的“孤独牧羊人”的爱惜。谈及湖南一位刘姓学生因病英年早逝时，老师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切的同情令人感动；有位学生因个性问题与单位领导关系不妥，老师要求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协调，后来知道他自己也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工作。 跟老师聊天就像回到学校的教室。老师走的地方多，经的事多，见的人多，看的书多，每次聚会他都会捡重要、经典的部分讲述和点评，有些东西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让我们这些终日蝇营狗苟的人求知欲大增。记得一次老师讲了个笑话：说是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在立誓“五年超英”、“十年赶美”，有人问郭沫若有什么目标，郭老犹豫再三说：“十五年争取赶上陈寅恪。”一下子激起我对陈寅恪的兴趣，满世界去找他的书和有关他的介绍，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学生时代那份求知上进的感觉。平时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扮老练，装持重，自己也觉得累，但到老师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问一些幼稚的问题，顽皮卖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有段时候聊得较多的是盗版。其实，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伤害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要严重得多。盗版集团越来越规模化、现代化，他们有许多线人，盯住你的一举一动。骚扰电话可打到家里、酒店里，有强逼也有利诱，一句很不经意的话就可能为他们带来牟取暴利的机会。老师总说那些人印书就像印钱。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书店看到大约有七种“余选”，连忙打电话向老师咨询，结果被告之有三种是盗版。在反盗版问题上，老师一反平时宽容随和的风格，态度非常强硬，在多篇文章中义正词严地予以反击。当然我还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与盗版集团既要斗勇，更要斗智。 跟老师聊天是学习，是享受，是一次“精神桑拿浴”，我总是期待和珍惜这种机会。
中国知识界的方向（厉震林）
转型这个概念，是目前中国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但是，它的意义，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实，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余秋雨老师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方向。 余秋雨老师也曾经彻夜于青灯黄卷下，著书立说，按照传统文人生活形态，在书斋中安身立命，成就辉煌巨著，但是，终于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师感觉如此继续做下去，可能会产生知识的失效，产生一种重复怪圈，必须走出书斋，到文化和历史的第一现场，亲自触摸知识生命的原生态，寻找学术灵感，然后回到书斋，重新著书立说。 这走出的一步，对余秋雨老师是一小步，但对中国知识界，却是一大步。 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较为缺少田野调查精神，在书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东抄西抄，剪剪贴贴，做些所谓“学术”。自然，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难度很大，很容易失却鲜活的学术原创力量，而成为“掉书袋”学问。 余秋雨老师的走出，并不是否定这种书斋学问，但是，中国这样的学问家太多了，需要出现像余秋雨老师一般的学者，到原始的知识现场，给中国文化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师出走得早了一点，许多人便不习惯，原有学术生态受到冲击，于是议论纷纷，但是，并不奇怪。 正是因为接触了知识现场，余秋雨老师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实气息，形成文字以后，便与大众对原创的知识渴望产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成为社会文化“圣经”。余秋雨老师又将自己的考察思想广为传播，让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应该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终是为大众服务的。 沙龙式的学者，又不习惯，于是，同样议论纷纷，但是，同样并不奇怪。 余秋雨老师的一步，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1）
一 余秋雨先生与湖南有缘。这种缘分首先体现在他对这方山水的喜爱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师来长沙招生，在考场上我们相识。自此之后，我记得他来过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来，约有十余次。每次讲学、授课之余，他亲历三湘四水，前后到过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郴州等地。据我所知，除了他的故乡和长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来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湘地山水风情、文化蕴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于心的情结，于是便有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写洞庭湖，写岳阳楼，写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后者写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是先生心中的圣殿，他曾多次拜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过，聆听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从“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谒岳麓书院写起，牵出了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绵绵思绪和深层思考，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景物与情感相撞，从延绵千年的庭院，读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和灵魂。 这两篇文章的确是两篇散文佳作，对读者的影响颇深，对这几处文物和景观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阳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不少来岳阳的旅游者和考察者，都会提到《洞庭一角》。笔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参观岳麓书院，虽然他们的职务和职业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美国，洛杉矶湖南同乡会邀请我们出席新年联欢会。会上，我唱了一曲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远在异乡的家乡人得知我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便围过来打听余秋雨老师的情况，几位教授和画廊老板，还与我谈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说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别之时，含泪相约，来年同游岳麓书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为学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过程中发现，他对湖南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名人相当敬仰。他在讲学和文章中对湖湘文化深怀敬意，对屈原、朱熹、张轼、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杨昌济、齐白石、田汉、欧阳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遗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写文章，他教我不要脱离湖南的文化传统；思考问题，他要求我必须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础。前不久，因创作一位湘籍艺术名家电视连续剧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诫我，要(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