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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副教授——教授这条所有高校老师所必走的老路吧？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3）
1987年2月7日，我应复旦同学王满国之邀，在他编辑的《宁波日报》上写了篇千字文，标题是“大家风范——记甬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这篇文章我至今还没给秋雨师看过。下面摘引两段： “在建立中国戏剧整体理论的宏愿驱动下，余秋雨在戏剧美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初步构成了由三大系统组成的戏剧美学框架：从戏剧本质论研究戏剧美的本质特征；从观众心理学研究戏剧美的具体实现；从戏剧社会学研究戏剧美的社会历史命运。史论结合，中外贯通，辅之以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深邃的哲理思辨、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使得他的理论丰润博厚，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新鲜度。” 在文章的最后我写道： “不必讳言，文艺理论界素以俯视的目光扫射着戏剧理论界，但余秋雨的崛起却使这种俯视的目光渐趋平视。有时，一个人的成就也能使一门学科提高一个品位的！” 我没有查过，不知这篇不成熟的小文是不是对秋雨师最早的评价？ 天道酬勤，该来的终于来了。1987年，秋雨师当选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专家”，并由讲师一举直升教授，成为当时中国戏剧界最年轻的教授。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一鸣惊人，这便是秋雨师的风格。也是在这一年，秋雨师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艺术创造工程》，在书尾他注了一笔：完成于1986年，时四十初度。就这淡淡的一笔，却让我看出了他一丝踌躇满志的心绪。 在我看来，秋雨师从事戏剧学著述，出道不过五、六年，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登上了这一领域在当时中国的顶峰。许多皓首穷经一辈子的白发戏剧学者，影响却远不及这位后起之秀。对于戏剧，该写的他都写了，该说的他都说了，环顾芸芸戏剧学术界，已无人可以在同一层次上与其对话交锋，他大概有了一种寂寞高手的萧瑟之感。然而他的学术生涯才起步不久，他的岁数还那么年轻，他雄厚的文化积累和丰沛的生命力需要有新的渠道得以发泄，新的领域得以证明。当时我就感到戏剧的天地对秋雨师来说显得太小了！果然，秋雨师一转眼就冲出戏剧界，大步踏进更广阔的艺术理论领域，挥就一部《艺术创造工程》。作为理论著作，这部书的文字之美为我所仅见，也许只有蒋和森先生论《红楼梦》一书在文采上勉强可与之一比。看了《艺术创造工程》，你也许就不会惊讶几年后秋雨师能潇潇洒洒地写出那么多美丽的散文了。据我所知，这部书在艺术实践界的反响要远大于学术界，不止一位作家对我说过这本书写得太漂亮了！我一直奇怪，这部深得艺术三昧的书为何至今没有再版？ 大概是在1990年，我听说秋雨师正在从事《中国艺术史》这一浩大工程，这更印证了我原来的判断，秋雨师将从此挥别戏剧界，驰骋于新的天地了。但我做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秋雨师不动声色地在《收获》上推出了《文化苦旅》专栏连载，我刚看了一、二篇，就像在复旦第一次听秋雨师讲课，一下子被震住了，而且是更深的震撼。以我在他身边三年，我竟觉得秋雨师一下子陌生了，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直令我感到深不可测。 从《文化苦旅》开始，秋雨师从圈内走到圈外，从国内走到国外，在万众瞩目中走出了一位文化大家。至今我在书店里还经常看到，摆着秋雨师著作的专柜前人头攒动，不停地有人问营业员哪儿可以买到余秋雨的散文。因为秋雨师的出现，一向徘徊在文学边缘的当代散文迅速成了文学显贵。有时候，一位天才的横空出世，真的能大大提升一门文艺种类的品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散文的读者人数论，无人能望秋雨师项背。套用一句“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金庸的小说”，我要说：“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余秋雨的散文”。 四、来龙与去脉 我是个唯天才论者。我想到了今天，没有人敢怀疑秋雨师是一位天才了。而天才往往是不可言说的，要破解天才的成功奥秘，就像解释上帝造物一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秋雨师一个不成材的弟子，要对恩师的成功秘密说三道四，恐怕也是贻笑大方。 不能不感谢造物主对秋雨师的钟爱，他在少年时代的超常天赋就展露无遗。他中学时上语文课，学的课文竟然是自己的作文。考大学时听说上戏最难考，要百里挑一，好胜心促使他跃跃一试，竟轻而易举就进了上戏校门。在班上他年龄最小，却公认才华最出众，深得老师喜爱。九十年代中我曾听到一个传言：一位相学大师为秋雨师看相，预言他年过五十后有精神失常的危险，因为他太聪明了，智力太超常了。这个传言我没有向秋雨师求证过，在这儿姑妄听之，姑妄写之。可以说，与生俱来的天才禀赋是秋雨师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没有天才，一个人再努力，到顶了也就是一个专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家和大师，这是我坚信不疑的定数！ 秋雨师是戏剧界的一个异数。中国几所戏剧高校里从事戏剧教学的老师，基本上都安于戏剧本行，最多也就涉猎兄弟艺术门类如电影和美术，他们往往是一辈子就一个专业。像秋雨师这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于这么多学科门类、这么广文化领域，集理论家与实践家于一身的，独此一家；即使在当代高校文科里的教授学者，也很难找到第二人；涉猎如此广泛而成就又如此辉煌，更是绝无仅有。我时常惊讶，区区上戏，却孕育了这么一位吞吐天地般的人物！我估计还在学子时代，秋雨师的兴趣就远远超越了戏剧，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就已经打下了雄厚的文史哲综合基础。功夫在诗外，这样当他从事戏剧研究时，就不是简单地就戏剧论戏剧，而是调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历史学等综合学科积累，牛刀宰小鸡，戏剧难题自然迎刃而解，学术成果自然后来居上。而当他后来转型从事大文化散文创作时，因为有这么广博的文化积淀，他轻而易举地便进入了游刃有余的自由创造天地。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4）
秋雨师也是幸运的。像他这一辈五十多岁的学人，在文革十年最应该年轻有为的时候，基本上都遭遇了漫长的知识断档和巨大的文化断层，文革后再重操旧业往往是从头学起。秋雨师却以奇特的人生轨迹逃过了这一同代人的宿命。文革前期他奉命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写鲁迅传自然要研究鲁迅，而批判鲁迅的对立面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雨堂等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得熟悉所批判对象，得大量研究他们的著述。于是秋雨师阴差阳错地读了大量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人学者的等身著作，日积月累，“批判者”反而不可避免地被批判对象潜移默化了。在那个荒诞而饥渴的年代里，二十多岁的秋雨师不知不觉地被这些现代大师暗暗滋养着、同化着，酝酿了他充沛的元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这些现代大师被解禁重新成为时髦热点，许多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读他们的书，秋雨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对他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了，他一出笔，便隐隐可见这些大师早年落在他身上的烙印。故而在我看来，秋雨师这段被某些人不断诟病、不停曲解的短暂历史，对他而言未尝不是因祸得福。文革后期，秋雨师看破红尘，退而独善其身，躲进中国古典文化天地里，饱览经书典籍，叩问前贤圣哲，不经意间又打下了扎档墓Ц住Ｓ辛苏馐甑男蘖叮镉晔σ怀錾阶匀徊煌蚕欤嬉饧甘直阍对冻搅送恕０耸甏矶喽凉镉晔χ鞯娜耍家晕髡咂鹇胧歉鑫濉⒘甑难д撸奔奖救耍痪铮喊。饷茨昵幔浚 跟秋雨师求学的三年，我发现他是位与时俱进、对国内最新学术思潮特别敏感又特别关注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秋雨师一直对他相当关注，后来还和他成为了朋友。秋雨师看人的目光是极准的，我个人感觉，李泽厚先生不但在当时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没有一位当代中国学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总体超越了他。一九八八年的一天，秋雨师嘱咐我：有本书你一定要读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刚好在这之前拜读过，我暗暗惊讶秋雨师正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么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秋雨师对《拯救与逍遥》大加赞赏，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讲了一段刘小枫以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对待自己妻子私奔的趣事。 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秋雨师恐怕是大陆学人中最早一批关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研究成果的人。在大陆中断了几十年的胡适、林语堂一脉传统，在港台和海外一直被发扬光大，秋雨师有早年对这一脉打下的根基（我甚至觉得他的天性更与这一脉心心相印，他骨子里是位自由主义者），对海外华人学者自然有惺惺相惜的亲切感。在八十年代，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无疑大大开阔了秋雨师的眼界，使他思考问题的基点一下子就超越了国内学者拘泥于本土的种种意识形态局限，有了一种全球感和全人类的视野。秋雨师后来在海外获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和知音，不是偶然的。 秋雨师虽然没留过洋，却深得西方文化浸染，独有心得。这首先得益于八十年代初他著述洋洋68万言的《戏剧理论史稿》。西方的戏剧传统源远流长，大家辈出，许多戏剧家诸如莎士比亚、雨果更是跨时代的文化巨人，一些思想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也都对戏剧多有论述。要梳理一部戏剧理论发展史，势必要对这些西方文化巨人有个全面的了解，因此秋雨师埋首写作《戏剧理论史稿》的数年，实际上是研究、参拜西方第一流文化大师、思想巨人的一次长途跋涉和朝圣，书写完了，他对西方文化也得道了。十多年后，秋雨师遍游世界，指点诸国，随手写下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在我看来，他对西方文化和世界历史的多年感悟与心得，最多在书中才写出了一二。冰山只是露出了一角，下面还深不可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嚣尘上，秋雨师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也许本能地意识到，身为中国学人，无论你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是热爱还是憎恨，你都必须去了解它、熟悉它、研究它，依托于它去与世界对话。这是中国学人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说是宿命，因为世界学术界不需要仅仅是贩卖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因为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文化大师，高者是学贯中西，低者也起码是国学大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垫底，任何人都难以修成正果。秋雨师在他这一辈学人和文人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之深当属罕见。仅以他的书法论，就越来越见晋唐风骨。在他潇洒飘逸的现代名士外表下，内里却暗伏着魏晋风度和唐宋风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脉，正在秋雨师身上延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秋雨师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超一流的艺术感觉。除了天赋异秉，应该说母校上戏浓厚的艺术氛围，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感觉，而长期与第一线的艺术实践密切接触与参与，更是锤炼出他高超的艺术判断力。理论家和批评家要让实践家折服是极困难的，而秋雨师的理论和批评却为一大批一流的艺术实践家引为同道和知音。一九八七年，秋雨师跟我说他要给一批朋友还债，于是相继给徐晓钟、林兆华、黄佐临、胡伟民、魏明伦等一流戏剧家写了一批专论，每人一、二万字，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戏剧批评文章。魏明伦得到一篇《魏明伦的意义》，如获至宝，从此成为秋雨师的至交。像谢晋、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也都是秋雨师的忘年交。我想秋雨师应该出一本艺术评论集，让更多的人领略一下他的卓越批评风采。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5）
当代中国学人中，在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原创性上超过秋雨师的不乏人在，但在对艺术本体的感悟、对众多文艺门类的鉴赏和判断上、在审美感知力和美学品位上，能与秋雨师超凡艺术感觉比肩的，我尚未见到。我甚至认为，艺术感觉正是秋雨师的看家法宝，它使他的学问摆脱了枯涩乏味，具有了一种艺术的美感和生命的愉悦；它使他的文字表现力在现代汉语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独成一家“秋雨体”，其他人想学也无从学起。天才与艺术感觉珠联璧合，让秋雨师笑傲天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锦绣文章，秋雨师潇洒地做到了。 五、愧对师门 能进秋雨师这样一代名师的门下，对任何一个学子都是莫大的幸运。我的许多复旦同学见我做了秋雨师的弟子，也都羡慕不已。当年我进上戏时才22岁，先前在复旦苦读四年，文史哲都打下了一点底子。进上戏不久，叶长海先生就帮我推荐发表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学术论文，可谓年少气盛。导师组不少老师都觉得我底子不错，是可造之材。秋雨师能将我纳入门下，显然也是有所期望的。按理说有秋雨师这样的高人指点，只要我潜心向学，刻苦研读，是会学有所成，有所作为的。然而当年的我年轻无知，胸无大志，又生性懒惰，意志薄弱，没有定性，身在福中不知福，天降机遇不珍惜，以至于研究生三年浑浑噩噩，浪费光阴，挥霍青春，荒废学业，一无所成，彻底辜负了导师的期待与栽培。至今想来，我犹痛悔不已。 秋雨师带研究生是极其宽容的，他对你是充分信任，任凭你依兴趣去学，然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毫无自我约束力，一派自我放纵，从复旦时的书呆子转而对学术书有了厌倦与抵触。研究生三年我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闲书，到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电影，竟大大咧咧地向导师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想做电影理论。秋雨师略一沉思，潇洒地一挥手：没问题。我的大戏剧学也包含了电影！现在想来，不知当时在秋雨师的潇洒大度下，他的心底是否有一丝苦笑，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弟子就是做戏剧论文也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汪义群先生讲西方戏剧史，留学英伦的他用标准的牛津英语为我们授课，我却如听天书。秋雨师叫我带个录音机到课堂上，录下汪先生的课，带回去反复听。秋雨师难得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你英语一定要过关，将来你总是要去国外学习的。然而我却把秋雨师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耳旁风。 一天晚上，我跟表演系的高曙光在我寝室里下棋赌酒，谁输了就喝一杯劣质白干。几杯下来，我酩酊大醉，竟大发酒疯，抄起把破扫帚满楼乱窜，大喊大叫（楼上就住着女生），轰动了全校。我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吃了个记过处分。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惶惶然跑到住在龙华的秋雨师家里，秋雨师却轻描淡写付之一笑，觉得我这不算什么事，还说将来找个机会到档案里把我的处分拿掉。果然，第二年秋雨师当上副院长后，还真的让人翻出我的档案，很奇怪，档案里竟然没有我的处分。原来处分必须要系主任签字才能入档，而我的系主任陈多老先生却拒不签字，叫我写了篇检讨敷衍校方，帮我逃过一劫。 我们这一届十个研究生彼此年龄相差很大，年长的都在刻苦攻读，年轻的几个男生大多晃晃悠悠，无所事事。后来我听说有老师评价我们几个年轻的是迷惘的一代，我就是典型代表。我觉得老师还客气了，我其实就是垮掉的一代。很可惜，上戏雄心勃勃打造的这一届研究生，整体上远没有达到校方原来的期望值，我更是其中的一大败类！ 我的毕业分配把秋雨师累得不轻。这一年的毕业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像是带上原罪似的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拒斥。我一门心思想留在上海，而当时的上海一个外地人想挤进来真比登天还难。没办法，我只能靠在秋雨师这棵大树上，而秋雨师也义不容辞地为我的工作张罗起来。他先用漂亮的行楷给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宋明玖先生写了封信，把我推荐出去，还幽默地跟我说：他姓宋你也姓宋，本家总会照顾本家的。我拿着秋雨师的推荐信兴冲冲地奔到上海电视台，不料我的本家宋先生却婉言将我这个小辈拒之门外了。秋雨师安慰我：没关系，我们再找。热情的秋雨师把他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起来了，为了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向他在沪上文艺界的朋友求援。可因为种种缘故，我的工作去向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秋雨师去新加坡讲学数月，我像个孤儿似的翘首以盼导师早日归沪。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年底了，我同届的外地同学除了马小娟去了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留不下来，怏怏回了家乡。校方看在秋雨师的面子上，没有赶我走，还让我赖在上戏校园里。 1990年初，我的复旦同学张记争把我引荐给上海电影资料馆的柴原老师，资料馆有意接纳我，但必须要过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导演这一关。我请秋雨师出马找吴先生说说情，秋雨师说：没问题，但我没他的电话。我急忙把吴先生家里的电话奉上。不懂事的我啊，应该明白其实这时候的秋雨师和吴贻弓先生并不太熟，我实在不该让导师去做勉为其难的事。秋雨师却一点也不勉强，当晚就给吴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出来吃饭。吴先生回答：你我都是大忙人，饭就免了吧。只要资料馆要你的学生，我这儿没问题。就这样，秋雨师一手把我留在了大上海。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6）
在秋雨师带过的几届研究生中，可以说我的毕业分配是最让他费神的了。而我当时既不懂事，更不知趣，害得秋雨师把我的找工作也当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秋雨师曾感慨地对我说：继高啊，就是我的家里人，我也没这样帮忙过呀！ 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混了几年，凭兴致所至杂七杂八的事干了不少，却毫无成就感。有时候在社会上，同事或朋友向他人介绍我：这是余秋雨的研究生。总能引来几道爱屋及乌的目光，而我却有无地自容之感。都说名师出高徒，可我实在是不配称鼎鼎大名的秋雨先生的弟子，实在是有辱师门。 过了30岁，我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觉得再朝秦暮楚、浑浑噩噩下去，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而且也实在对不住所出师门。于是我决心专攻一门，从1995年开始正儿八经写起影视剧本来，又在1997年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算是捧起了电影这一没落贵族的饭碗。这几年影视剧倒是写了几个，能勉强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生死抉择》和《走出凯旋门》，混了个金鸡奖和华表奖最佳编剧，算是在圈子里初步立住了脚。但我明白，我永远也成不了秋雨师的高徒，今后的岁月里我只能尽量努力，不至于再给师门抹黑。 愿普天下的余门弟子奋发有为光大师门，愿尊师余秋雨先生早日成为一代宗师！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概论》课的课堂上认识余秋雨的。 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是戏剧文学系的讲师。他的第—部书稿还在埋头写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们“编剧进修班”的个别同学甚至不去听他的课，觉得写剧本实在用不着“艺术概论”的指导。后来，听说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确实讲得精彩，才将信将疑地踏进他的课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Chu女作——《戏剧理论史稿》。 在这部长达666页的书中，余秋雨从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写起，随着戏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一代—代，一国一国，历数了人类戏剧发展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名剧和戏剧实践家、理论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戏剧理论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部书着眼中国戏剧，从戏剧的因子写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国戏剧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这部书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他把美学和心理学引入戏剧理论领域的尝试，为我国的戏剧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为许多戏剧界人士的案头必读书。 次年，他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又在上海问世，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购阅。他们从这本书中明晓了艺术创造的奥秘和原理，获得了根本性的开悟和启蒙。 四年出了四本书，且都是资料详实、立论严谨的高层次理论著作，所涉及的均为我国文艺界的重大理论课题，获得了从一般读者到权威专家的一致好评。更难得的是这四年中他没有耽误过学院里的一节课和一次会。其间，他还亲自主持了一个进修班的教学，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兼着课。在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写出了这样四本有分量的好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只看到了余秋雨写出的书，我却能看见余秋雨窗前的那盏灯每天都是全楼熄灭得最晚的。”对此，余老师曾经玩笑似的对我说，有好几次他一早赶到学院去上课，家里都随时准备着接他在课堂上晕过去的电话，因为他又写了一个通宵，一点觉也没捞着睡。“可是我一次也没晕过去，老是让家里失望。”听着这不无幽默的话，我差一点没掉下泪来。 有这样四本书，他便成了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学院破格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正教授，破格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国务院文化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又破格提拔他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时年他才四十二岁，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院长。 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谓“功成名就”了。 1992年，听说他有《文化苦旅》一书出版，我非常高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佛西书屋”一下子买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个小餐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我说：“我住的小旅馆太乱，还是我去看你。”他却一再坚持：“没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太远，还是我去看你吧！”最后，我们商定在戏剧学院见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风瑟瑟。晚上八时许，余老师匆匆赶来。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叫什么都行，咱们现在是朋友。至于院长，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点诧异。 “好不容易才退下来。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好轻松，好愉快。“要不是拖了两年，前年我就退下来了。” 时年，余秋雨四十六岁，是中国最早退下来的大学院长。 正在他被选为“模范院长”的时候，正当别人眼中的他“仕途辉煌、前程似锦”的时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没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一种襟怀，一种气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书斋，踏遍青山，探询民族文化底蕴的结晶，他又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笔记》、《中国艺术史》便将和读者见面。我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写些什么呢？”他轻松自若地告诉我：“我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参加“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机会，给他打了一个“中文传呼”，约他在戏剧学院见面。 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门在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很快便商定了“到济南去一趟”的计划。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师飞抵济南，下榻在南郊宾馆。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国儒教的“至圣先师”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愿。第三天，他领略了五岳之尊的风光和历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遗迹；第四天又赶到蒲松龄的故居。返回济南后，我们五位“上戏学友”陪他走进了泉城幽静的“五龙潭公园”。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们在一个小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要上几杯清茶，买了两包瓜子，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谈话。 用学友黄玉春的话说：“听余老师讲话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此言并不夸张。在我看来，余老师的口才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文笔，听他谈话与读他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号上午，余秋雨先生应邀来到山东艺术学院。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好挤站在墙边。余老师讲了三个小时，礼堂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站了三个小时的同学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最后，全场听众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对他的讲课做出最生动的评价与回报。一位老院长说：“这是我们建院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讲座。” 在上海戏剧学院，每当听他的课时，有些生病请假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放弃休息，带病来上课。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纪律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也会被他的讲课吸引住，变成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听过余秋雨讲课的，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学术观点，都总是会被他的演讲所吸引，所折服。 听余秋雨谈话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轻松愉快，滋润清醒。他的情绪和风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习习秋雨从高天之上潇潇地洒落，不温不燥，不冷不火，不强加于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逻辑分析配合着准确生动的例证，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抚琴，于从容潇洒之中蕴含着厚实深邃的功底，形成—个强有力的磁场，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认为，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讲话要比用笔写作多得多．因此，必须有意识地锻炼“发言”的生动、敏捷、准确、深邃。因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信口开河或拙于表达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师的最大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为了出书而写作的学者，他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激流，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先锋式、前卫式的学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和青年学生在学生食堂边聊边吃；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经常参加学生们自发举办的文艺活动。许多年轻人很快就会惊异地发现：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竟然比我们还天真活泼，还思想解放，还敢于创新，还现代！ 现代，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过去的时代的否定，是对新的未来时代的创建。对此，余秋雨曾用春夏秋冬一季否定一季进行解释：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不是因为哪一个季节错了才否定它，而是新的季节的到来必须以旧的季节的逝去为前提，在艺术上尤其是如此。用什么来否定过去呢？用新的季节！新的创建！“创建艺术，创建人生，只有不息的创建，才能通达人生的壮丽。”——他在我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他的这句箴言。 余秋雨对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推动，赢得了无数青年的拥戴，他们从《文化苦旅》中获得了爱国主义的启悟，从《文化的碎片》中意识到用文明战胜愚昧和野蛮的历史责任，鼓动起了奔向未来的风帆，振奋起了创建新的艺术和人生，创建新的社会和时代的青春活力。 对此，也曾有人指责和嘲笑余秋雨的“激进”，作为他的学生，我曾担心学者气十足的余先生会因此走向安稳、和谐、寂静甚至圆滑。也许有人会讥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谎说我未曾有过这种担心。 事实否定了我的这种担心，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他没有退缩也不会退缩。他时刻在关注着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在进行着有关文化建没、人格锻铸、民族精神的升华、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学艺术的发展等重大社会课题的思索．并以极大的热忱去参与在他看来是具有创建价值的社会活动。他已经把传播现代文明、创建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的重责压在肩头，压在心上，马不停蹄地走着他的“文化苦旅”，走着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苦旅，这也许就是他的宿命。 对于种种嘲讽和指责，先生的态度是：对某个具体人本身，他将尽量地宽容，但对于愚昧、野蛮等恶劣丑陋的人格和行为，当然不能妥协。记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评论一部电影时讲：“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对于那些生活在旧轨道上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寻访的。” 岂是“不可寻访”。而且也是不可调和的。融合和冲突永远地相互伴随着，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辉光不会黯淡，通向未来的道路不会阻断。“文化苦旅”的路途尽管崎岖艰难，但它却通往壮丽和辉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时，定会从心头涌出几分甜美之乐、豪壮之喜吧！ 我想，中国有余秋雨这样具有文化良知和渊博学识的大学者在，向往和走向现代文明的人们当不会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云游了。 我们欢迎你再到济南来！
十二年后见先生（曾少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上午，我正在长沙街头边走边构思一篇文章。忽然呼机响。接着学恭在手机里对我说：“你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赶到九所，一栋二○五号。”我问：“什么急事……是不是余老师来了？”“你来了就知道了。”我一时兴奋，结果被“的士”拉到蓉园。下车便见张杰，他说：“搞错了，不是这儿是九所。”我们两人又赶快“打的”到了九所……只见铁森和学恭坐在那儿，待人一贯诚恳谦和的秋雨老师立地走上来，握住了我们两人的手。 那天见先生，大家有一个共同感觉：平时的镜头有点失真。眼前的秋雨老师和十二年前的秋雨形象几乎没有区别，只是脸上略略胖了点儿。 先生万分忙。他是特意躲到长沙来写《秋千架》的电影剧本，行踪被敬业勤事的“经台”同志发觉后，于是他又为岳麓书院的讲学而匆匆准备。所以我珍惜每次见先生的机会，他随便谈吐的一些话语我都细心地记着。 他谈《还珠格格》。他说，这个戏是以一种平常人的凡俗亲情对皇宫中的严峻冷酷所作的一种化解。他谈最近拍的《海瑞》。他说，海瑞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海瑞为什么要这样为人处事，他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将海瑞行事的真正动机和原因挖掘出来、所以使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题材呈现出—片新鲜光彩。他说《雍正王朝》展现了一种政治逻辑。他说他准备对湘西的土匪史进行研究，从而来写一写草莽文化。他说他过几天就要到香港去，去和日本作家《失乐园》的作者渡边淳一进行对话。他说巴金的代表作应是《寒夜》。他说一个艺术品特别是一个戏，一定要好看，千万不要故作哲理状。他说湖南的花鼓戏也可以更上—层楼，关键是要从文化角度来进行新审视新研究，才能想出来新办法。他说湘财证券是一个具有文化眼光的高层次企业…… 先生这次来湘，还有件事值得在这里叙述一下。先生有个学生叫刘林武，毕业后在安化文化馆当馆长。林武因病去世多年了，他的女儿刘畅高中毕业了非常想考上海戏剧学院。有天我对刘畅的妈妈说，这件事你可给余老师写个信去问问。她说，余老师是大名人大忙人，他会回信吗？我说试试看吧。于是她便寄去一信。正觉忐忑时，余老师回信了。信中说，你在艰难环境中把小孩培养成热爱艺术的高中生，辛苦了。欢迎你的孩子来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因为秋雨老师要急着出国，便(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3）
1987年2月7日，我应复旦同学王满国之邀，在他编辑的《宁波日报》上写了篇千字文，标题是“大家风范——记甬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这篇文章我至今还没给秋雨师看过。下面摘引两段： “在建立中国戏剧整体理论的宏愿驱动下，余秋雨在戏剧美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初步构成了由三大系统组成的戏剧美学框架：从戏剧本质论研究戏剧美的本质特征；从观众心理学研究戏剧美的具体实现；从戏剧社会学研究戏剧美的社会历史命运。史论结合，中外贯通，辅之以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深邃的哲理思辨、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使得他的理论丰润博厚，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新鲜度。” 在文章的最后我写道： “不必讳言，文艺理论界素以俯视的目光扫射着戏剧理论界，但余秋雨的崛起却使这种俯视的目光渐趋平视。有时，一个人的成就也能使一门学科提高一个品位的！” 我没有查过，不知这篇不成熟的小文是不是对秋雨师最早的评价？ 天道酬勤，该来的终于来了。1987年，秋雨师当选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专家”，并由讲师一举直升教授，成为当时中国戏剧界最年轻的教授。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一鸣惊人，这便是秋雨师的风格。也是在这一年，秋雨师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艺术创造工程》，在书尾他注了一笔：完成于1986年，时四十初度。就这淡淡的一笔，却让我看出了他一丝踌躇满志的心绪。 在我看来，秋雨师从事戏剧学著述，出道不过五、六年，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登上了这一领域在当时中国的顶峰。许多皓首穷经一辈子的白发戏剧学者，影响却远不及这位后起之秀。对于戏剧，该写的他都写了，该说的他都说了，环顾芸芸戏剧学术界，已无人可以在同一层次上与其对话交锋，他大概有了一种寂寞高手的萧瑟之感。然而他的学术生涯才起步不久，他的岁数还那么年轻，他雄厚的文化积累和丰沛的生命力需要有新的渠道得以发泄，新的领域得以证明。当时我就感到戏剧的天地对秋雨师来说显得太小了！果然，秋雨师一转眼就冲出戏剧界，大步踏进更广阔的艺术理论领域，挥就一部《艺术创造工程》。作为理论著作，这部书的文字之美为我所仅见，也许只有蒋和森先生论《红楼梦》一书在文采上勉强可与之一比。看了《艺术创造工程》，你也许就不会惊讶几年后秋雨师能潇潇洒洒地写出那么多美丽的散文了。据我所知，这部书在艺术实践界的反响要远大于学术界，不止一位作家对我说过这本书写得太漂亮了！我一直奇怪，这部深得艺术三昧的书为何至今没有再版？ 大概是在1990年，我听说秋雨师正在从事《中国艺术史》这一浩大工程，这更印证了我原来的判断，秋雨师将从此挥别戏剧界，驰骋于新的天地了。但我做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秋雨师不动声色地在《收获》上推出了《文化苦旅》专栏连载，我刚看了一、二篇，就像在复旦第一次听秋雨师讲课，一下子被震住了，而且是更深的震撼。以我在他身边三年，我竟觉得秋雨师一下子陌生了，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直令我感到深不可测。 从《文化苦旅》开始，秋雨师从圈内走到圈外，从国内走到国外，在万众瞩目中走出了一位文化大家。至今我在书店里还经常看到，摆着秋雨师著作的专柜前人头攒动，不停地有人问营业员哪儿可以买到余秋雨的散文。因为秋雨师的出现，一向徘徊在文学边缘的当代散文迅速成了文学显贵。有时候，一位天才的横空出世，真的能大大提升一门文艺种类的品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散文的读者人数论，无人能望秋雨师项背。套用一句“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金庸的小说”，我要说：“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余秋雨的散文”。 四、来龙与去脉 我是个唯天才论者。我想到了今天，没有人敢怀疑秋雨师是一位天才了。而天才往往是不可言说的，要破解天才的成功奥秘，就像解释上帝造物一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秋雨师一个不成材的弟子，要对恩师的成功秘密说三道四，恐怕也是贻笑大方。 不能不感谢造物主对秋雨师的钟爱，他在少年时代的超常天赋就展露无遗。他中学时上语文课，学的课文竟然是自己的作文。考大学时听说上戏最难考，要百里挑一，好胜心促使他跃跃一试，竟轻而易举就进了上戏校门。在班上他年龄最小，却公认才华最出众，深得老师喜爱。九十年代中我曾听到一个传言：一位相学大师为秋雨师看相，预言他年过五十后有精神失常的危险，因为他太聪明了，智力太超常了。这个传言我没有向秋雨师求证过，在这儿姑妄听之，姑妄写之。可以说，与生俱来的天才禀赋是秋雨师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没有天才，一个人再努力，到顶了也就是一个专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家和大师，这是我坚信不疑的定数！ 秋雨师是戏剧界的一个异数。中国几所戏剧高校里从事戏剧教学的老师，基本上都安于戏剧本行，最多也就涉猎兄弟艺术门类如电影和美术，他们往往是一辈子就一个专业。像秋雨师这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于这么多学科门类、这么广文化领域，集理论家与实践家于一身的，独此一家；即使在当代高校文科里的教授学者，也很难找到第二人；涉猎如此广泛而成就又如此辉煌，更是绝无仅有。我时常惊讶，区区上戏，却孕育了这么一位吞吐天地般的人物！我估计还在学子时代，秋雨师的兴趣就远远超越了戏剧，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就已经打下了雄厚的文史哲综合基础。功夫在诗外，这样当他从事戏剧研究时，就不是简单地就戏剧论戏剧，而是调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历史学等综合学科积累，牛刀宰小鸡，戏剧难题自然迎刃而解，学术成果自然后来居上。而当他后来转型从事大文化散文创作时，因为有这么广博的文化积淀，他轻而易举地便进入了游刃有余的自由创造天地。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4）
秋雨师也是幸运的。像他这一辈五十多岁的学人，在文革十年最应该年轻有为的时候，基本上都遭遇了漫长的知识断档和巨大的文化断层，文革后再重操旧业往往是从头学起。秋雨师却以奇特的人生轨迹逃过了这一同代人的宿命。文革前期他奉命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写鲁迅传自然要研究鲁迅，而批判鲁迅的对立面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雨堂等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得熟悉所批判对象，得大量研究他们的著述。于是秋雨师阴差阳错地读了大量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人学者的等身著作，日积月累，“批判者”反而不可避免地被批判对象潜移默化了。在那个荒诞而饥渴的年代里，二十多岁的秋雨师不知不觉地被这些现代大师暗暗滋养着、同化着，酝酿了他充沛的元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这些现代大师被解禁重新成为时髦热点，许多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读他们的书，秋雨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对他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了，他一出笔，便隐隐可见这些大师早年落在他身上的烙印。故而在我看来，秋雨师这段被某些人不断诟病、不停曲解的短暂历史，对他而言未尝不是因祸得福。文革后期，秋雨师看破红尘，退而独善其身，躲进中国古典文化天地里，饱览经书典籍，叩问前贤圣哲，不经意间又打下了扎档墓Ц住Ｓ辛苏馐甑男蘖叮镉晔σ怀錾阶匀徊煌蚕欤嬉饧甘直阍对冻搅送恕０耸甏矶喽凉镉晔χ鞯娜耍家晕髡咂鹇胧歉鑫濉⒘甑难д撸奔奖救耍痪铮喊。饷茨昵幔浚 跟秋雨师求学的三年，我发现他是位与时俱进、对国内最新学术思潮特别敏感又特别关注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秋雨师一直对他相当关注，后来还和他成为了朋友。秋雨师看人的目光是极准的，我个人感觉，李泽厚先生不但在当时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没有一位当代中国学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总体超越了他。一九八八年的一天，秋雨师嘱咐我：有本书你一定要读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刚好在这之前拜读过，我暗暗惊讶秋雨师正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么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秋雨师对《拯救与逍遥》大加赞赏，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讲了一段刘小枫以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对待自己妻子私奔的趣事。 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秋雨师恐怕是大陆学人中最早一批关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研究成果的人。在大陆中断了几十年的胡适、林语堂一脉传统，在港台和海外一直被发扬光大，秋雨师有早年对这一脉打下的根基（我甚至觉得他的天性更与这一脉心心相印，他骨子里是位自由主义者），对海外华人学者自然有惺惺相惜的亲切感。在八十年代，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无疑大大开阔了秋雨师的眼界，使他思考问题的基点一下子就超越了国内学者拘泥于本土的种种意识形态局限，有了一种全球感和全人类的视野。秋雨师后来在海外获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和知音，不是偶然的。 秋雨师虽然没留过洋，却深得西方文化浸染，独有心得。这首先得益于八十年代初他著述洋洋68万言的《戏剧理论史稿》。西方的戏剧传统源远流长，大家辈出，许多戏剧家诸如莎士比亚、雨果更是跨时代的文化巨人，一些思想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也都对戏剧多有论述。要梳理一部戏剧理论发展史，势必要对这些西方文化巨人有个全面的了解，因此秋雨师埋首写作《戏剧理论史稿》的数年，实际上是研究、参拜西方第一流文化大师、思想巨人的一次长途跋涉和朝圣，书写完了，他对西方文化也得道了。十多年后，秋雨师遍游世界，指点诸国，随手写下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在我看来，他对西方文化和世界历史的多年感悟与心得，最多在书中才写出了一二。冰山只是露出了一角，下面还深不可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嚣尘上，秋雨师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也许本能地意识到，身为中国学人，无论你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是热爱还是憎恨，你都必须去了解它、熟悉它、研究它，依托于它去与世界对话。这是中国学人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说是宿命，因为世界学术界不需要仅仅是贩卖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因为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文化大师，高者是学贯中西，低者也起码是国学大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垫底，任何人都难以修成正果。秋雨师在他这一辈学人和文人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之深当属罕见。仅以他的书法论，就越来越见晋唐风骨。在他潇洒飘逸的现代名士外表下，内里却暗伏着魏晋风度和唐宋风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脉，正在秋雨师身上延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秋雨师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超一流的艺术感觉。除了天赋异秉，应该说母校上戏浓厚的艺术氛围，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感觉，而长期与第一线的艺术实践密切接触与参与，更是锤炼出他高超的艺术判断力。理论家和批评家要让实践家折服是极困难的，而秋雨师的理论和批评却为一大批一流的艺术实践家引为同道和知音。一九八七年，秋雨师跟我说他要给一批朋友还债，于是相继给徐晓钟、林兆华、黄佐临、胡伟民、魏明伦等一流戏剧家写了一批专论，每人一、二万字，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戏剧批评文章。魏明伦得到一篇《魏明伦的意义》，如获至宝，从此成为秋雨师的至交。像谢晋、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也都是秋雨师的忘年交。我想秋雨师应该出一本艺术评论集，让更多的人领略一下他的卓越批评风采。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5）
当代中国学人中，在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原创性上超过秋雨师的不乏人在，但在对艺术本体的感悟、对众多文艺门类的鉴赏和判断上、在审美感知力和美学品位上，能与秋雨师超凡艺术感觉比肩的，我尚未见到。我甚至认为，艺术感觉正是秋雨师的看家法宝，它使他的学问摆脱了枯涩乏味，具有了一种艺术的美感和生命的愉悦；它使他的文字表现力在现代汉语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独成一家“秋雨体”，其他人想学也无从学起。天才与艺术感觉珠联璧合，让秋雨师笑傲天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锦绣文章，秋雨师潇洒地做到了。 五、愧对师门 能进秋雨师这样一代名师的门下，对任何一个学子都是莫大的幸运。我的许多复旦同学见我做了秋雨师的弟子，也都羡慕不已。当年我进上戏时才22岁，先前在复旦苦读四年，文史哲都打下了一点底子。进上戏不久，叶长海先生就帮我推荐发表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学术论文，可谓年少气盛。导师组不少老师都觉得我底子不错，是可造之材。秋雨师能将我纳入门下，显然也是有所期望的。按理说有秋雨师这样的高人指点，只要我潜心向学，刻苦研读，是会学有所成，有所作为的。然而当年的我年轻无知，胸无大志，又生性懒惰，意志薄弱，没有定性，身在福中不知福，天降机遇不珍惜，以至于研究生三年浑浑噩噩，浪费光阴，挥霍青春，荒废学业，一无所成，彻底辜负了导师的期待与栽培。至今想来，我犹痛悔不已。 秋雨师带研究生是极其宽容的，他对你是充分信任，任凭你依兴趣去学，然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毫无自我约束力，一派自我放纵，从复旦时的书呆子转而对学术书有了厌倦与抵触。研究生三年我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闲书，到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电影，竟大大咧咧地向导师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想做电影理论。秋雨师略一沉思，潇洒地一挥手：没问题。我的大戏剧学也包含了电影！现在想来，不知当时在秋雨师的潇洒大度下，他的心底是否有一丝苦笑，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弟子就是做戏剧论文也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汪义群先生讲西方戏剧史，留学英伦的他用标准的牛津英语为我们授课，我却如听天书。秋雨师叫我带个录音机到课堂上，录下汪先生的课，带回去反复听。秋雨师难得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你英语一定要过关，将来你总是要去国外学习的。然而我却把秋雨师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耳旁风。 一天晚上，我跟表演系的高曙光在我寝室里下棋赌酒，谁输了就喝一杯劣质白干。几杯下来，我酩酊大醉，竟大发酒疯，抄起把破扫帚满楼乱窜，大喊大叫（楼上就住着女生），轰动了全校。我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吃了个记过处分。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惶惶然跑到住在龙华的秋雨师家里，秋雨师却轻描淡写付之一笑，觉得我这不算什么事，还说将来找个机会到档案里把我的处分拿掉。果然，第二年秋雨师当上副院长后，还真的让人翻出我的档案，很奇怪，档案里竟然没有我的处分。原来处分必须要系主任签字才能入档，而我的系主任陈多老先生却拒不签字，叫我写了篇检讨敷衍校方，帮我逃过一劫。 我们这一届十个研究生彼此年龄相差很大，年长的都在刻苦攻读，年轻的几个男生大多晃晃悠悠，无所事事。后来我听说有老师评价我们几个年轻的是迷惘的一代，我就是典型代表。我觉得老师还客气了，我其实就是垮掉的一代。很可惜，上戏雄心勃勃打造的这一届研究生，整体上远没有达到校方原来的期望值，我更是其中的一大败类！ 我的毕业分配把秋雨师累得不轻。这一年的毕业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像是带上原罪似的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拒斥。我一门心思想留在上海，而当时的上海一个外地人想挤进来真比登天还难。没办法，我只能靠在秋雨师这棵大树上，而秋雨师也义不容辞地为我的工作张罗起来。他先用漂亮的行楷给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宋明玖先生写了封信，把我推荐出去，还幽默地跟我说：他姓宋你也姓宋，本家总会照顾本家的。我拿着秋雨师的推荐信兴冲冲地奔到上海电视台，不料我的本家宋先生却婉言将我这个小辈拒之门外了。秋雨师安慰我：没关系，我们再找。热情的秋雨师把他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起来了，为了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向他在沪上文艺界的朋友求援。可因为种种缘故，我的工作去向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秋雨师去新加坡讲学数月，我像个孤儿似的翘首以盼导师早日归沪。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年底了，我同届的外地同学除了马小娟去了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留不下来，怏怏回了家乡。校方看在秋雨师的面子上，没有赶我走，还让我赖在上戏校园里。 1990年初，我的复旦同学张记争把我引荐给上海电影资料馆的柴原老师，资料馆有意接纳我，但必须要过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导演这一关。我请秋雨师出马找吴先生说说情，秋雨师说：没问题，但我没他的电话。我急忙把吴先生家里的电话奉上。不懂事的我啊，应该明白其实这时候的秋雨师和吴贻弓先生并不太熟，我实在不该让导师去做勉为其难的事。秋雨师却一点也不勉强，当晚就给吴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出来吃饭。吴先生回答：你我都是大忙人，饭就免了吧。只要资料馆要你的学生，我这儿没问题。就这样，秋雨师一手把我留在了大上海。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6）
在秋雨师带过的几届研究生中，可以说我的毕业分配是最让他费神的了。而我当时既不懂事，更不知趣，害得秋雨师把我的找工作也当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秋雨师曾感慨地对我说：继高啊，就是我的家里人，我也没这样帮忙过呀！ 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混了几年，凭兴致所至杂七杂八的事干了不少，却毫无成就感。有时候在社会上，同事或朋友向他人介绍我：这是余秋雨的研究生。总能引来几道爱屋及乌的目光，而我却有无地自容之感。都说名师出高徒，可我实在是不配称鼎鼎大名的秋雨先生的弟子，实在是有辱师门。 过了30岁，我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觉得再朝秦暮楚、浑浑噩噩下去，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而且也实在对不住所出师门。于是我决心专攻一门，从1995年开始正儿八经写起影视剧本来，又在1997年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算是捧起了电影这一没落贵族的饭碗。这几年影视剧倒是写了几个，能勉强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生死抉择》和《走出凯旋门》，混了个金鸡奖和华表奖最佳编剧，算是在圈子里初步立住了脚。但我明白，我永远也成不了秋雨师的高徒，今后的岁月里我只能尽量努力，不至于再给师门抹黑。 愿普天下的余门弟子奋发有为光大师门，愿尊师余秋雨先生早日成为一代宗师！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概论》课的课堂上认识余秋雨的。 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是戏剧文学系的讲师。他的第—部书稿还在埋头写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们“编剧进修班”的个别同学甚至不去听他的课，觉得写剧本实在用不着“艺术概论”的指导。后来，听说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确实讲得精彩，才将信将疑地踏进他的课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Chu女作——《戏剧理论史稿》。 在这部长达666页的书中，余秋雨从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写起，随着戏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一代—代，一国一国，历数了人类戏剧发展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名剧和戏剧实践家、理论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戏剧理论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部书着眼中国戏剧，从戏剧的因子写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国戏剧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这部书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他把美学和心理学引入戏剧理论领域的尝试，为我国的戏剧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为许多戏剧界人士的案头必读书。 次年，他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又在上海问世，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购阅。他们从这本书中明晓了艺术创造的奥秘和原理，获得了根本性的开悟和启蒙。 四年出了四本书，且都是资料详实、立论严谨的高层次理论著作，所涉及的均为我国文艺界的重大理论课题，获得了从一般读者到权威专家的一致好评。更难得的是这四年中他没有耽误过学院里的一节课和一次会。其间，他还亲自主持了一个进修班的教学，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兼着课。在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写出了这样四本有分量的好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只看到了余秋雨写出的书，我却能看见余秋雨窗前的那盏灯每天都是全楼熄灭得最晚的。”对此，余老师曾经玩笑似的对我说，有好几次他一早赶到学院去上课，家里都随时准备着接他在课堂上晕过去的电话，因为他又写了一个通宵，一点觉也没捞着睡。“可是我一次也没晕过去，老是让家里失望。”听着这不无幽默的话，我差一点没掉下泪来。 有这样四本书，他便成了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学院破格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正教授，破格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国务院文化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又破格提拔他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时年他才四十二岁，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院长。 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谓“功成名就”了。 1992年，听说他有《文化苦旅》一书出版，我非常高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佛西书屋”一下子买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个小餐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我说：“我住的小旅馆太乱，还是我去看你。”他却一再坚持：“没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太远，还是我去看你吧！”最后，我们商定在戏剧学院见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风瑟瑟。晚上八时许，余老师匆匆赶来。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叫什么都行，咱们现在是朋友。至于院长，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点诧异。 “好不容易才退下来。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好轻松，好愉快。“要不是拖了两年，前年我就退下来了。” 时年，余秋雨四十六岁，是中国最早退下来的大学院长。 正在他被选为“模范院长”的时候，正当别人眼中的他“仕途辉煌、前程似锦”的时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没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一种襟怀，一种气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书斋，踏遍青山，探询民族文化底蕴的结晶，他又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笔记》、《中国艺术史》便将和读者见面。我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写些什么呢？”他轻松自若地告诉我：“我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参加“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机会，给他打了一个“中文传呼”，约他在戏剧学院见面。 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门在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很快便商定了“到济南去一趟”的计划。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师飞抵济南，下榻在南郊宾馆。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国儒教的“至圣先师”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愿。第三天，他领略了五岳之尊的风光和历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遗迹；第四天又赶到蒲松龄的故居。返回济南后，我们五位“上戏学友”陪他走进了泉城幽静的“五龙潭公园”。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们在一个小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要上几杯清茶，买了两包瓜子，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谈话。 用学友黄玉春的话说：“听余老师讲话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此言并不夸张。在我看来，余老师的口才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文笔，听他谈话与读他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号上午，余秋雨先生应邀来到山东艺术学院。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好挤站在墙边。余老师讲了三个小时，礼堂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站了三个小时的同学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最后，全场听众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对他的讲课做出最生动的评价与回报。一位老院长说：“这是我们建院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讲座。” 在上海戏剧学院，每当听他的课时，有些生病请假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放弃休息，带病来上课。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纪律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也会被他的讲课吸引住，变成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听过余秋雨讲课的，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学术观点，都总是会被他的演讲所吸引，所折服。 听余秋雨谈话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轻松愉快，滋润清醒。他的情绪和风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习习秋雨从高天之上潇潇地洒落，不温不燥，不冷不火，不强加于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逻辑分析配合着准确生动的例证，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抚琴，于从容潇洒之中蕴含着厚实深邃的功底，形成—个强有力的磁场，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认为，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讲话要比用笔写作多得多．因此，必须有意识地锻炼“发言”的生动、敏捷、准确、深邃。因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信口开河或拙于表达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师的最大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为了出书而写作的学者，他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激流，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先锋式、前卫式的学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和青年学生在学生食堂边聊边吃；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经常参加学生们自发举办的文艺活动。许多年轻人很快就会惊异地发现：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竟然比我们还天真活泼，还思想解放，还敢于创新，还现代！ 现代，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过去的时代的否定，是对新的未来时代的创建。对此，余秋雨曾用春夏秋冬一季否定一季进行解释：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不是因为哪一个季节错了才否定它，而是新的季节的到来必须以旧的季节的逝去为前提，在艺术上尤其是如此。用什么来否定过去呢？用新的季节！新的创建！“创建艺术，创建人生，只有不息的创建，才能通达人生的壮丽。”——他在我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他的这句箴言。 余秋雨对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推动，赢得了无数青年的拥戴，他们从《文化苦旅》中获得了爱国主义的启悟，从《文化的碎片》中意识到用文明战胜愚昧和野蛮的历史责任，鼓动起了奔向未来的风帆，振奋起了创建新的艺术和人生，创建新的社会和时代的青春活力。 对此，也曾有人指责和嘲笑余秋雨的“激进”，作为他的学生，我曾担心学者气十足的余先生会因此走向安稳、和谐、寂静甚至圆滑。也许有人会讥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谎说我未曾有过这种担心。 事实否定了我的这种担心，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他没有退缩也不会退缩。他时刻在关注着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在进行着有关文化建没、人格锻铸、民族精神的升华、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学艺术的发展等重大社会课题的思索．并以极大的热忱去参与在他看来是具有创建价值的社会活动。他已经把传播现代文明、创建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的重责压在肩头，压在心上，马不停蹄地走着他的“文化苦旅”，走着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苦旅，这也许就是他的宿命。 对于种种嘲讽和指责，先生的态度是：对某个具体人本身，他将尽量地宽容，但对于愚昧、野蛮等恶劣丑陋的人格和行为，当然不能妥协。记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评论一部电影时讲：“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对于那些生活在旧轨道上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寻访的。” 岂是“不可寻访”。而且也是不可调和的。融合和冲突永远地相互伴随着，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辉光不会黯淡，通向未来的道路不会阻断。“文化苦旅”的路途尽管崎岖艰难，但它却通往壮丽和辉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时，定会从心头涌出几分甜美之乐、豪壮之喜吧！ 我想，中国有余秋雨这样具有文化良知和渊博学识的大学者在，向往和走向现代文明的人们当不会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云游了。 我们欢迎你再到济南来！
十二年后见先生（曾少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上午，我正在长沙街头边走边构思一篇文章。忽然呼机响。接着学恭在手机里对我说：“你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赶到九所，一栋二○五号。”我问：“什么急事……是不是余老师来了？”“你来了就知道了。”我一时兴奋，结果被“的士”拉到蓉园。下车便见张杰，他说：“搞错了，不是这儿是九所。”我们两人又赶快“打的”到了九所……只见铁森和学恭坐在那儿，待人一贯诚恳谦和的秋雨老师立地走上来，握住了我们两人的手。 那天见先生，大家有一个共同感觉：平时的镜头有点失真。眼前的秋雨老师和十二年前的秋雨形象几乎没有区别，只是脸上略略胖了点儿。 先生万分忙。他是特意躲到长沙来写《秋千架》的电影剧本，行踪被敬业勤事的“经台”同志发觉后，于是他又为岳麓书院的讲学而匆匆准备。所以我珍惜每次见先生的机会，他随便谈吐的一些话语我都细心地记着。 他谈《还珠格格》。他说，这个戏是以一种平常人的凡俗亲情对皇宫中的严峻冷酷所作的一种化解。他谈最近拍的《海瑞》。他说，海瑞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海瑞为什么要这样为人处事，他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将海瑞行事的真正动机和原因挖掘出来、所以使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题材呈现出—片新鲜光彩。他说《雍正王朝》展现了一种政治逻辑。他说他准备对湘西的土匪史进行研究，从而来写一写草莽文化。他说他过几天就要到香港去，去和日本作家《失乐园》的作者渡边淳一进行对话。他说巴金的代表作应是《寒夜》。他说一个艺术品特别是一个戏，一定要好看，千万不要故作哲理状。他说湖南的花鼓戏也可以更上—层楼，关键是要从文化角度来进行新审视新研究，才能想出来新办法。他说湘财证券是一个具有文化眼光的高层次企业…… 先生这次来湘，还有件事值得在这里叙述一下。先生有个学生叫刘林武，毕业后在安化文化馆当馆长。林武因病去世多年了，他的女儿刘畅高中毕业了非常想考上海戏剧学院。有天我对刘畅的妈妈说，这件事你可给余老师写个信去问问。她说，余老师是大名人大忙人，他会回信吗？我说试试看吧。于是她便寄去一信。正觉忐忑时，余老师回信了。信中说，你在艰难环境中把小孩培养成热爱艺术的高中生，辛苦了。欢迎你的孩子来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因为秋雨老师要急着出国，便(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