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阅读
者当属余秋雨先生了，无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后来的深圳。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也不仅仅是他文章的阅读者，大多源自于感知和想象。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也就是想象另一种生活。”在雪域高原，在茶马古道，在丽江大研古镇，在“斜晖脉脉水悠悠”的徽州古村落，在“三生花草梦苏州”的江南小镇，或是在山崖，在庙宇，在山风呼啸山丫，在烟火熏黑的祖屋，在古蔓荒藤遮盖的岩画前，甚至在异域的“加州旅店”，这种想象和感知是挥之不去的，是温暖的，是刻骨铭心的，如冬天雪夜里温热的老酒，如遇多年不见的知己。 在这种想象与感知中，我尤为激赏的是余先生关于“学者要有民间情怀，文化要有民间情怀”的呼吁。这是一个纷杂多元的社会，“走出书斋，去实际看看，在文本文明之外接受时间文明”。这是文化转型期的现代学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熟读余先生文章的人，都会感知到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浓浓的家园意识，同时也会感知到余先生对构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关注。余先生从中华文明出发，到阿拉伯文明，再到欧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整体性影响的文明，基本上都被他涉足。在我眼里，余先生既是文化的探求者，更是文化的实践者和文化的体验者。 美术评论家王广义曾提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点，他指出：“我提出‘清理人文热情’这观点主要是希望理论界尽量避免对一幅作品过度放大它的意义。我现在觉得这个观点在当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无休止地放大，对人文热情的过度投入，可能使画家远离生活。”现在，有人甚至将学者分为专业学者与媒体学者，前者指的是那些固守书斋、专心研究学问的学院派，后者自然指的是那些除了研究学问外，还频繁在公共领域，就国计民生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者之间要人为地二元对立。人的学养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治学方法和人生态度也就不尽相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言必称韦伯”时，人们津津乐道地“以学术为业”与“为艺术而艺术”，是韦伯对韦伯偶像崇拜者带来的误区，这样的命题可以成为一种分析角度，但命题本身是幼稚而造作的。远的不说，我们的先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较之不是有更为高昂的学者主体性吗？
寻找传说与现实中的场景（刘胜佳）（2）
有些人将余秋雨先生，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先生称之为“媒体学者”，将陈逸飞先生称之为“媒体艺术家”，甚至直称其为“文化商人”。我个人认为在当下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余先生长期与媒体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说，顾晓鸣先生被IBM邀请作为品牌的代言人，广告的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有人质疑顾晓鸣作为文化人，不应该凑热闹搞什么广告，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多年前，在江南水乡小镇，我跟陈逸飞先生有些交流，他认为自己是个视觉艺术家，而不像有些人期望他只作为专职的油画大师。顾晓鸣先生面对质疑时有过这样的回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和价值观以及人生的态度和策略，无论穷富尊卑，每个人都是上苍精心创造的伟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著书皆为稻粱谋”，这是中国古人说的，时尚把小便壶弄成艺术品，那么多的“艺术家”和“学者”和“教科书”都对之吹捧有加，引为经典，再端什么“者”和什么“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为酸臭了吗？很难想象，在当今时代，学者可以自鸣清高，面对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可以作壁上观。实际上离开学者的经济是不存在的，黄仁宇对明代簿记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问题的研究都已成为常识。所以，学者的神化、泛化，或者过分与媒体的对立，都大没必要，学者也要在变化了的世界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创造。不这样做，何处安身立命？学者也是人，你以为人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吃喝拉撒睡会死的动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丽心灵》的作者西尔维娅·娜萨，当世美国正统历史学家第一人布尔斯廷，就写有重要当代传媒批评著作《假事件》，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一直在做“媒体学者”。我不知道与媒体绝缘的学者是什么样的？也许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话里。 过去，有权就可以大干快上，干惊天动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围湖造田”；现在权力加上钱，如果还出洋“考察”过几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壮举，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庙的弯扭古树，像法国一样把树修整齐，种上开阔的带有几何图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笔直的大台阶，更有异想天开的，给滇池边睡美人山“隆胸”，过度的欧陆风情的房产开发和造镇计划，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都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欧美小镇……所以，在旅游经济发展可能过快，头脑可能过热，权力和金钱可能控制性过强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胸襟和气度。其中，知识或理智的制约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顾晓鸣、陈逸飞这样的学者和艺术家不能沉默，还需要有更多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的声音。 作家阿城在云南曾感慨道：“现代文明常常会使我们养成一种傲慢，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过来，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产力方式有一种媚，我觉得都不足取，都难免会盲目。”我深以为然。 在秘境云南的茶马古道，每次踏着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的石板上，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都能体验到中国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它自古至今延绵不绝的血脉文化，它包孕了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它产生了那么多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国需要书斋里的学者，更需要大批走出书斋的文化实践者。我们日益变化的世界，太需要“学者的民间情怀”和“文化的民间情怀”。为了心灵不再干涸，为了美景不再破坏，为了家园不再是荒原，为了城市不再寂寞，为了文明得以延续，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络绎不绝……
遭遇疑问之后（刘远）（1）
好多得知我是余秋雨学生的人经常会饶有兴致地问一句：“你是不是看了《文化苦旅》才考他的研究生？”但每每在我作了否定的答复后，都会招来几道疑惑的目光。在许多读者眼里，《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的全部，他的学识才能，他的荣誉名声，甚至他坐过的院长宝座，都是由此而来。也自然，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投奔余秋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一个半生不熟的朋友一天委婉地对我说，余老师不去正儿八经地当他的作家，继续他的文化苦旅，怎么老是跑到影视戏剧圈里去掺和？我一时愣了，不知该如何解释，就好像不知该如何解释人为什么非要用两只脚走路而不是像其它动物那样四肢着地。 偶尔，也有明显不怀好意的提问，这些提问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些世俗的眼红和底气不足的贬抑，要不就是重新翻出一些陈年旧事来搅搅浑水。 现在，更多的人又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余秋雨不去著书立说，只看到他在电视里当嘉宾作演讲？ 类似的疑问遭遇得多了以后，不由引发出一些感慨来。 照我的理解，作为一本散文集的《文化苦旅》，只是余秋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文化苦旅》写作问世之初，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部分。但偏偏是这可有可无的一部分，给当时的文化界也包括他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后果之一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被读者所普遍接受，而本来的学者身份在作家光环的照耀下被掩盖屏蔽。大众已经习惯于知名作家做不了学问，知名的学者干不来作家的现状，也就很难习惯一名学者竟然可以写出畅销书的事实。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当他的学生，这确实是个能被普遍认可的理由，甚至也是一个能博得喜欢《文化苦旅》读者赞赏的理由。这要比说看了《戏剧理论史稿》，看了《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看了《戏剧审美心理学》，看了《艺术创造工程》等等，才去念他的研究生，更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构想和猜测，因而也更为道德。每每看到别人疑惑的目光，我都要后悔好一阵，觉得不该为了细节的真实执意去扫别人的兴，但我也立即会替自己的悔意找一个解脱的理由：写出几本戏剧论著远要比写一本《文化苦旅》艰难得多，作为他的戏剧理论研究生，我有义务尽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尝试着恢复余秋雨被作家光环屏蔽了的学者身份。 确实，谁都没想到，当时已是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和戏剧理论家的余秋雨，会去写一本《文化苦旅》的散文集，没想到学者的余秋雨会由此让位给作家余秋雨，更没想到《文化苦旅》这样一本业余作者的散文集，会在文学界引发如此翻天覆地的震动，并产生那样持久广泛的影响力。 直到过去了许多年，人们回想起《文化苦旅》的畅销和知名，才发现这本日后轰动一时的散文集，在事先几乎看不出一点儿走红的征兆，与随之而来的其它几本散文集问世时的风光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寒酸。出版之初，既没有众星捧月般的鼓吹，也没有职业书媒们的介绍，更没有谁去恭维几句惯常一本新书降生时必然恭维的“突破了”、“填补了”和“开创了”。直到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大面积的阅读和谈论《文化苦旅》的风气，这才惊动了正统的文学界。那种绕过名宿前辈保送就直接面向读者的“不轨”举止，可能就已经埋伏下总有一天会遭到一些自认颇有文化地位的人们诘难和攻讦的隐患。 余秋雨当年在写作《文化苦旅》时，戏剧圈的朋友熟人并不看好，觉得放着堂堂正正的戏剧理论教授不做，去玩什么文化散文。现在，好多看到余秋雨不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高谈阔论的人，又觉得一个作家上电视去作演讲当嘉宾，和一批电视人混在一起，未免掉价。事情经常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被大众认知为什么角色，就形成一种惯性，以后即使是再合理的转变都会受到排斥。张艺谋当年在从摄影师到导演的角色转换中，不知遭到了多少白眼和讥讽，但现在谁要说张艺谋不是大导演，当年那些翻白眼的一定会率先涨红了脸去找人拼命。相信几年以后，又会有一大批人尾随余秋雨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担当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像当年《文化苦旅》之后冒出大批学者型的文化散文情形一样。有时想来，国人对电视的诸多偏见实在有趣，一方面每天晚上都沉溺在电视里，看得如痴如醉，而另一方面又对电视的品位嗤之以鼻，满脸的不屑。希望电视上点儿文化档次，增加点儿学术含量，但真的名家在里面露脸，又说模仿明星作秀。事实上不管人们钟爱还是厌恶，电视已经是现代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日益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社会推动力，其文化作用有时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书本。我想，余秋雨选择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和实践他的文化主张，其中也包含夥矫娴乃伎肌 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剧变，但中国的文化观念仍然沉溺在门第、行当、出身、来路、等级、地位这一系列的旧框子里。因为余秋雨演讲时板凳摆放的方位“犯了禁忌”，有人相顾失色大呼这还了得，我们看了报道，真不知自己是活在二十几世纪，还是十几世纪。“批余”运动带出了积年的文化沉渣，沉渣显示出文化界阴暗的一面：干事的不多，扯淡的不少；动手经营的不多，磨牙挑刺的不少；创新思想的不多，钻营关系的不少；继承好传统的不多，贩卖假古董的不少；讲真话的不多，吃白饭的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真要干出点儿什么有益文化建设的事，不光要付出心血，还要防范有人在各种体面幌子下一脚踢翻你的心血。说来实在不易。
遭遇疑问之后（刘远）（2）
余秋雨是一位文化建设者，他的治学和创作之路至今仍然启发着众多的后来者去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和创新，不管余秋雨的文化行为如何地不合传统规矩，但他以自己的实践走出的一条现代文化学者的新路，对文化人如何走向现代化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想，这也是余秋雨的意义所在吧。
秋雨老师，您好吗？（雷兵）（1）
秋雨老师，您好吗？ 我1990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已经很少有时间与您联系了，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几乎失去了联系。不知现在您好吗？ 虽然很少时间与您联系，但我经常思念老师。有时我也想打个电话什么的，但又怕浪费您的时间，耽搁您的工作，除了每年写张贺年卡，略表问候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表示我对您的师生之情。我只有在远方默默地祝福您，祝您身体健康，祝您一切顺利，祝您一切皆好！ 虽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您有新书出版，我会立刻去购买。阅读您的书，似乎我又回到了学校，又在与您交谈。一旦媒体上有您的信息，我会十分地关注。只要发现攻击您的文章（不是学术讨论，也不是善意的批评），我就会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意气用事。比如有些人对您参加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活动也说三道四，我觉得就太过分了。我读艺校时的一位老师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也是一位作家。她特意给我打电话，要我转告您，她和她的朋友们都喜欢您的作品，您每部作品出版，她都会去购买。还说，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希望在媒体上看到您。我在想，宣传文化有什么错？这些人有什么权利指责您？我认为这既是对您的权利的干涉，也是对主办活动单位权利的干涉，更是对喜爱您的读者和观众的不尊重。面对这种无聊的现象，凡是对是非具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吧！我不明白，这些人自己为什么不好好做学问，反而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攻击别人呢？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攻击名人是使自己成名的捷径，哪怕一个几十年学术上毫无建树的人，哪怕一个连学术门都没有入的人，也会因为写了一篇所谓的“批评”名人的文章，立刻名声大噪。不管这种名声的内涵是什么，总有那样一些人，要为这种“名声”而努力奋斗Ｒ蛭庵肿龇ǖ摹昂么Α笔窍远准摹Ｊ紫龋还セ鞯拿艘话闶遣换岱椿鞯摹Ｈ绻椿鳎セ髡叩拿透罅耍缘娜嘶崴担耗憧矗液兔寺壅剑辽僖灿屑阜直臼掳桑”还セ髡呷绻环椿鳎セ髡呔突嵫笱蟮靡猓砸晕恰Ｅ缘娜嘶崴担耗憧矗欢ㄋ档糜械览恚槐还セ髡呶裁床环椿髂兀慷杂谡庵窒窒螅颂酒慊鼓芩凳裁茨兀 毕业这么多年了，和您相识相处时的一些情景，还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春风给中国文化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各地文化部门纷纷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潮，人们渴望知识，追求知识，恨不得将在“文革”中损失的时间，在一夜之间夺回来。这时候，四川省、成都市文化界也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一天，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来了一位老师，讲戏剧理论。说实话，虽然当时我在市文化局工作，但由于大学时期学习的是音乐，所以对戏剧了解不多，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似乎更喜欢听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讲座，所以对这次讲座没有抱太大的兴趣。但正因为在文化局工作，出于工作的关系，领导让我们年轻人有时间都去听听课，学习学习。听讲座的时候，才发现老师很年轻，大概三十多岁（在这以前开讲座的老师一般都有五、六十岁，讲古典文学的年纪更大一些）。但是这位年轻的老师，课却上得这样地有趣。我原以为戏剧理论深奥枯燥，比较难懂。却不知戏剧理论课，可以讲得如此生动有趣，如此魅力无穷。整个下午，我觉得就像在一个美丽的艺术宫殿里自由地遨游，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秋雨老师的讲座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天，听课的人特别的多，连教室过道也坐满了人，教室外面还站了许多人。尽管人很多，但是课堂秩序特别地好，完全没有以往文艺界开会时的那种嘈杂。这次讲座受到了空前的欢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乎一夜之间，成都市戏剧界都知道了余秋雨这个名字。从那次以后，余秋雨这个名字便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余秋雨这个名字也在成都市、乃至四川省文艺界开始传开，越传越响。以后，秋雨老师您到成都来讲学，听众的层面也逐渐扩大。从文艺界扩大到一般的学生和市民，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戏剧有了全新的认识，有了极大的兴趣，进而产生了报考戏剧理论研究生的想法。 1987年9月，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戏剧历史及理论专业研究生，成为了秋雨老师的学生。 回想起来，这段学生生活，真是使我获益匪浅。在读研期间，我记得余老师从不上小课，每次上课，总是在学院的小剧场上大课。您上课的消息总是不胫而走。听课的，除了戏文系的学生，还有表演系、导演系、舞美系等系的学生，上海市文艺界许多人也丢下手上的工作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旁听。您每次上课，小剧场里都座无虚席，就像是文艺界的一次聚会。最让我惊讶的是，您上课从不带讲稿，可是课却总是讲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您的课总是新鲜独特，信息量总是那样大。听您的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升华，让人感到充实和惬意。 记得一次到您的宿舍请教问题，见到您的书房里，四壁皆是书。您自豪地告诉我，书架是您自己设计的。为了节约空间，您把书架设计得很高，从地上一直顶到屋顶。您的书门类十分齐全，从社科大的分类来看，就有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等等。让我十分惊讶的是，这里有很多的新书，这些新书都是本专业最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书似乎您都读过。我不明白的是，您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多如牛毛的新书中淘出您需要的书来，还要一一阅读。因为我到书店淘书，常常是一天、两天无功而返。即使淘到需要的书，买回来也常常是无暇顾及，束之高阁，只有到了写东西需要时，才找出来阅读。从您的宿舍出来，我终于知道了您讲课成功的秘密，您平时知识的积累就像是一桶水，讲课时只是从桶里舀出一小瓢，所以您讲课是如此潇洒，如此生动，在旁人见到的这种表面轻松的后面，其实蕴涵着您许多辛勤的汗水和心血！
秋雨老师，您好吗？（雷兵）（2）
记得我刚到学院时，很多研究生都希望您能给我们开一个在校学习时的阅读书目。您应我们的要求，也开了这样一个戏剧理论的书目。但是您一再强调，不要拘泥于这个书目，要尽量扩大自己的阅读面。除了学习戏剧理论外，更要注意多读剧本，在阅读的过程中去领悟理论家总结出来的理论。特别要重视自己的第一感受，相信自己的审美能力。您还说，读研究生期间，首先应该将自己以前学习积累的知识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就如一间房子里，满地都是书，你要把它一本一本捡起来，分门别类地放到书架上。这样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还缺些什么。这种学习方法，使我在以后的学习中确实获益匪浅。 记得我做毕业论文时，选择了几个题目，请教您哪一个题目更合适时，您说，首先，研究生的论文应该是选择本专业的前沿课题，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第二，理论要回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回避；第三，对戏剧改革以及出现的变化，一定要抱一种支持的态度，哪怕现在这种改革还不成熟，理论思考还不成熟，特别不能从维持旧的理论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做论文时，您不仅从观念上，从理论上，而且还从写作技巧上，从语感上，甚至具体的遣词造句上都给了我许多切实的指导。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您给我改的一句话。在论文的一处，我的表述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您说这不是写学术论文的语言，像是工作报告，像是社论。从这以后，我特别注意自己表述的角度和用词的贴切。 记得研究生毕业时，得知我将到党委宣传部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您特意嘱咐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是一个对当地文化事业发展有很大影响的部门。在那里工作，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要尊重作者的劳动，特别注意不要将自己的喜好作为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不要轻易地“枪毙”一个作品。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回想读研究生的日子，我真的感到非常幸运，十分愉悦。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地说，谢谢您，秋雨老师！再一次说，谢谢您，我永远尊敬的老师！ 敬礼！ 您的学生：雷兵 2003年12月3日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1）
一、 复旦园遇秋雨师 余秋雨先生执教二十多年，足迹遍天下，讲坛也设到了海内外。听过他授课、讲座的人不计其数，就广义而言，他的学生可以数十万计，在当代学人中只怕无人能出其右，堪称桃李满天下。 不过，就学院派对师生关系的严格定义而言，经余秋雨先生一手带出的本科生大约也就数百人，而经他亲手调教出的研究生、博士生就更少了，至今不过十余人。三生有幸，我不仅成为这十几个门生中的一员，还因缘际会，竟做了他的第一届研究生。 其实，在进秋雨师门下之前，我就已经当了他半年学生了。1986年上半年，也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生的最后半年，我所在的8211班开了一门选修课——戏剧美学，任课老师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先生。说来惭愧，当时我除了看过话剧《人生》、《天才与疯子》，读过莎士比亚、曹禺、郭沫若的几个剧本外，对戏剧完全是个门外汉，甚至连秋雨先生的大名也没听说过。我对戏剧并无兴趣，而吸引我的选修课又很多，我本来不打算选修戏剧美学的。同寝室的翟宝海同学读过余先生的书，对秋雨师的生花妙笔赞不绝口，极力怂恿我去听他的课。我将信将疑走进教室，吃了一惊，这是间能容百人的大教室，黑压压几乎坐满了人，我的同班同学有八十多人，几乎“倾班而出”都选了戏剧美学这门课，破了我们班选修课的记录。 秋雨师上的第一课就把我给震住了。上课铃响，只见一位个头不高、天庭饱满、腰板笔直的年轻教师健步登上讲坛（后来我知道这一年秋雨师刚好四十岁），他两手空空，未带片纸，只带着一脸亲切而又自信的微笑。复旦四年，我还第一次见到不带讲义就来上课的老师。秋雨师授课口若悬河，神采飞扬，即使你对戏剧一窍不通，也能听得津津有味，一堂课下来，便彻底把我和我的同学们给征服了。复旦名师云集，我听过几十位老师授课，印象深刻的有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夏仲翼先生的外国文学史，班主任陈思和老师的现当代文学，他们的课有种高堂讲章的学院派凝重森严之感，更多的是给我们以知识的启蒙和理性的思考。秋雨师讲课与他们风格截然不同，他嗓音醇厚浑润，语气抑扬顿挫，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滔滔不绝，以感性的语言化解理论的枯涩，以栩栩如生的描述凸现戏剧大师的风采。他授课看似天马行空，洋洋洒洒，其实骨子里有极严谨的逻辑脉络，艺术的感性与学问的理性水||乳|交融。听他的课如沐春风，如观盛景，是一种陶醉和享受。我在复旦也听过近百名海内外名家如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讲座，不说学问，单以口才而论，秋雨师实为第一人。 当年我求学的复旦大学，弥漫着浓烈的大复旦主义。“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复旦大学”的校徽映衬着每个学子骄傲的脸庞。时常有沪上高校学生来复旦玩，佩带着自己学校的校徽，但很快便承受不了大复旦的傲气，偷偷摘掉了胸前的校徽。给我们班上课的老师全是复旦的，秋雨先生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为我们讲课的外校老师，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而当时秋雨先生还只是一位讲师，与复旦相比，上海戏剧学院更是一个“弹丸之校”。复旦能请秋雨师来授课，惟一的解释就是慧眼识珠，折服于他的实力。好几年后，秋雨师又到复旦开过一、二次讲座，这时候的他早已名满天下，复旦无人不识君了，远非当年他给我们开课时，走在复旦校园里，识者寥寥的情景了。 听着秋雨师的戏剧美学课，我时常感叹，没能早两年领略到他的讲课风采，没能早两年知晓还有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这时候的秋雨师根本不知道坐在下面听课的有我这么一个学生，而我更是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我竟会和他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 二、 忝为余门弟子 复旦是个学风自由的校园，给每个学子以极大的选择空间。在复旦四年，我的求学兴趣也一直在变。当时中文系古典文学是显学，我一进校也认为研究古典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于是苦读《文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将来准备考古典文学研究生。读了两年发现自己竟读成了书呆子，一想到将来要和古典打一辈子交道，不禁毛骨悚然，于是开始转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学最时髦，我在最后一学年心血来潮猛啃美学，在同学的一片怀疑目光中考了蒋孔阳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生，据说初试成绩进入前三名，蒋先生也有意召至门下。 这时一个偶然原因又破了我的美学梦。我平生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在几位好友中传阅，颇受好评，连陈思和老师也予以鼓励，一下子激起了我要搞创作的冲动，美学研究生复试也不去考了，打算毕业分配去北京的某个报社或杂志社从事文学创作。然而到了五月份，教育部下达毕业分配名额，我的家乡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来复旦中文系要一个毕业生，去它们那儿教授大学语文。那时候的大学毕业分配由国家统一安排，个人根本没有选择权。我那一届复旦中文系只有两名安徽籍学生，我的老乡郜元宝已经考上了文学理论研究生，这个苦差便非我莫属了。我一下子懵了，顿感前途一片黑暗。惶惶不可终日了半个月，突然漫天阴霾中撒下一丝阳光，一份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复试通知书飞到了我的手上。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2）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以陈恭敏院长挂帅，集合了戏剧文学系最精华的老师：陈多、余秋雨、叶长海、丁罗男、汪义群，组成强大的导师组，向全社会招收十名戏剧学研究生，是上戏戏文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生招生。结果没有招满，上戏向沪上各高校进行调剂，让一些落选而又成绩比较好的外校文科考生来上戏复试，于是，我也阴差阳错被选上了。直觉告诉我，这是我逃避可怕的毕业分配的最后一次机会，无论如何也得抓住。离复试只有两个星期，我虽听了秋雨师三个月的戏剧美学课，但我明白我连浩瀚的戏剧海洋的一点皮毛也没摸到，如何去应试？一向羞涩的我也壮起胆子，趁课间休息时间向秋雨师自报家门，算是与秋雨师平生第一次认识。我向他求教如何复试？秋雨师爽快地回答：这次上戏招戏剧学研究生，强调考生的文史哲综合知识积累，以求戏剧和大文化的杂交，对你们这些综合类大学的考生不苛求戏剧的基本知识。他还鼓励我：你的同学夏岚这次考我们的研究生，考分最高。上戏对复旦学生的素质是很欣赏的。 我从校图书馆借来秋雨师的大著《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戏剧审美心理学》，囫囵吞枣、没日没夜地苦读了十来天，然后横穿上海市，来到小巧玲珑的上戏校园，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先笔试，后口试，笔试主要是看完迪伦马特的名剧《物理学家》演出录相后写一篇剧评，自我感觉写得还可以。口试时我是第四个进考场的，一间不大的教室，六、七位老师在条桌后威严地坐了一排，我孤零零一人坐在他们面前的一张椅子上，颇有受审讯之感。我第一次领教这种场面，不免有些紧张。坐在中间的秋雨师和蔼地笑了：这儿这么多人，你大概就认识我一个吧？我一下子坦然了许多，调动起我的全部所学所得，回答诸位老师的各种考问。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秋雨师，每位老师都向我发问过。秋雨师没有提问，一直微笑着看我，从他脸上我能看到一种鼓励和隐隐的欣赏。我前面的考生口试没有超过一刻钟的，而我足足被口试了半个多小时。如释重负地走出考场后，我感觉到我有戏了。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个小饭馆，叫了两个菜和一瓶冰啤酒，美美地犒劳了自己一顿。 一个星期后，秋雨师高兴地告诉我：复试成绩出来了，你的笔试和口试成绩都是第一名。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了上戏的录取通知书。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机，而我得陇望蜀，盘算着既然进了上戏，那就一定要跟一位名导师，而这位导师非秋雨师莫属。 上戏戏文系86届研究生招生和教学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实验：研究生进校时先不分导师，第一年由导师组集体授课，第二年由学生报名、老师筛选，经过双向选择后，再确定由每位导师各带一、二名研究生。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在导师之间和学生之间制造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弄不好会产生矛盾的。但好在导师组的各位导师都是谦谦君子，彼此之间绝无争夺学生之举，他们把这一届的研究生都当作了自己心爱的学生，无论谁好，都为之高兴，无论谁差，都为之惋惜。而我们这一届共十个同学，尽管来自天南海北，彼此之间年龄、爱好也相差很大，但都情同手足，一起上课，一起放学，一起游玩，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绝无明争暗斗之事发生。 一年后选导师，大家根据各自的求学方向、对各位导师的了解和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似乎也都达成了默契，导师组六位导师，每人都有一、二名学生报名，没有出现两个以上学生争报一位导师的现象，也就避免了落选的尴尬。陈恭敏院长希望我能读他的研究生，还表示他以前带的研究生都出了国，我跟他自然是有出国机会。尽管我对陈院长十分敬重，但因为当初一进上戏就抱定了要跟秋雨师的念头，所以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分导师时，报秋雨师名下的就两人：曹路生和我。水到渠成地我俩也就成了秋雨师的研究生，而且竟做了他在研究生上的开山弟子。曹路生年长我一轮，自然成了我的大师兄。他本来就是上戏的老师，与秋雨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我平生所见第一忠厚好人。后来曹师兄去了纽约大学，师从戏剧大家谢克纳教授攻读戏剧人类学博士，现在又衣锦还乡，继续执教于母校。 我是个虔诚信命之人。没有报考上戏，竟然进了上戏；对戏剧本来不感兴趣、一窍不通，到最后竟然读了戏剧学研究生；对秋雨先生本来是可望不可及，到最后竟然走到了他的身边。对这一切奇遇，我只能理解为是冥冥中天意的安排。至今我还深深感谢命运的垂顾，让我忝为秋雨师门下弟子！ 三、 我亲眼目睹秋雨师的崛起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1986年余秋雨先生带研究生时，他其实还是一名讲师。但这时他又早已经有三部戏剧理论著作和大量文章问世，在戏剧界元老眼里，他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后起之秀，而在大量戏剧实践家心目中，他已是中国头号戏剧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上海戏剧学院，他更是所有学生最崇拜的老师。论实力他早就应该是教授了，起码也该是个副教授吧？为什么竟然还是讲师？我没好意思问秋雨师这个问题。后来我揣度，以秋雨师的自负和成就，他大概不屑于循规蹈矩，走助教——讲(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
寻找传说与现实中的场景（刘胜佳）（2）
有些人将余秋雨先生，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先生称之为“媒体学者”，将陈逸飞先生称之为“媒体艺术家”，甚至直称其为“文化商人”。我个人认为在当下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余先生长期与媒体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说，顾晓鸣先生被IBM邀请作为品牌的代言人，广告的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有人质疑顾晓鸣作为文化人，不应该凑热闹搞什么广告，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多年前，在江南水乡小镇，我跟陈逸飞先生有些交流，他认为自己是个视觉艺术家，而不像有些人期望他只作为专职的油画大师。顾晓鸣先生面对质疑时有过这样的回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和价值观以及人生的态度和策略，无论穷富尊卑，每个人都是上苍精心创造的伟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著书皆为稻粱谋”，这是中国古人说的，时尚把小便壶弄成艺术品，那么多的“艺术家”和“学者”和“教科书”都对之吹捧有加，引为经典，再端什么“者”和什么“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为酸臭了吗？很难想象，在当今时代，学者可以自鸣清高，面对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可以作壁上观。实际上离开学者的经济是不存在的，黄仁宇对明代簿记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问题的研究都已成为常识。所以，学者的神化、泛化，或者过分与媒体的对立，都大没必要，学者也要在变化了的世界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创造。不这样做，何处安身立命？学者也是人，你以为人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吃喝拉撒睡会死的动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丽心灵》的作者西尔维娅·娜萨，当世美国正统历史学家第一人布尔斯廷，就写有重要当代传媒批评著作《假事件》，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一直在做“媒体学者”。我不知道与媒体绝缘的学者是什么样的？也许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话里。 过去，有权就可以大干快上，干惊天动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围湖造田”；现在权力加上钱，如果还出洋“考察”过几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壮举，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庙的弯扭古树，像法国一样把树修整齐，种上开阔的带有几何图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笔直的大台阶，更有异想天开的，给滇池边睡美人山“隆胸”，过度的欧陆风情的房产开发和造镇计划，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都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欧美小镇……所以，在旅游经济发展可能过快，头脑可能过热，权力和金钱可能控制性过强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胸襟和气度。其中，知识或理智的制约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顾晓鸣、陈逸飞这样的学者和艺术家不能沉默，还需要有更多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的声音。 作家阿城在云南曾感慨道：“现代文明常常会使我们养成一种傲慢，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过来，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产力方式有一种媚，我觉得都不足取，都难免会盲目。”我深以为然。 在秘境云南的茶马古道，每次踏着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的石板上，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都能体验到中国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它自古至今延绵不绝的血脉文化，它包孕了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它产生了那么多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国需要书斋里的学者，更需要大批走出书斋的文化实践者。我们日益变化的世界，太需要“学者的民间情怀”和“文化的民间情怀”。为了心灵不再干涸，为了美景不再破坏，为了家园不再是荒原，为了城市不再寂寞，为了文明得以延续，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络绎不绝……
遭遇疑问之后（刘远）（1）
好多得知我是余秋雨学生的人经常会饶有兴致地问一句：“你是不是看了《文化苦旅》才考他的研究生？”但每每在我作了否定的答复后，都会招来几道疑惑的目光。在许多读者眼里，《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的全部，他的学识才能，他的荣誉名声，甚至他坐过的院长宝座，都是由此而来。也自然，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投奔余秋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一个半生不熟的朋友一天委婉地对我说，余老师不去正儿八经地当他的作家，继续他的文化苦旅，怎么老是跑到影视戏剧圈里去掺和？我一时愣了，不知该如何解释，就好像不知该如何解释人为什么非要用两只脚走路而不是像其它动物那样四肢着地。 偶尔，也有明显不怀好意的提问，这些提问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些世俗的眼红和底气不足的贬抑，要不就是重新翻出一些陈年旧事来搅搅浑水。 现在，更多的人又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余秋雨不去著书立说，只看到他在电视里当嘉宾作演讲？ 类似的疑问遭遇得多了以后，不由引发出一些感慨来。 照我的理解，作为一本散文集的《文化苦旅》，只是余秋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文化苦旅》写作问世之初，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部分。但偏偏是这可有可无的一部分，给当时的文化界也包括他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后果之一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被读者所普遍接受，而本来的学者身份在作家光环的照耀下被掩盖屏蔽。大众已经习惯于知名作家做不了学问，知名的学者干不来作家的现状，也就很难习惯一名学者竟然可以写出畅销书的事实。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当他的学生，这确实是个能被普遍认可的理由，甚至也是一个能博得喜欢《文化苦旅》读者赞赏的理由。这要比说看了《戏剧理论史稿》，看了《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看了《戏剧审美心理学》，看了《艺术创造工程》等等，才去念他的研究生，更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构想和猜测，因而也更为道德。每每看到别人疑惑的目光，我都要后悔好一阵，觉得不该为了细节的真实执意去扫别人的兴，但我也立即会替自己的悔意找一个解脱的理由：写出几本戏剧论著远要比写一本《文化苦旅》艰难得多，作为他的戏剧理论研究生，我有义务尽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尝试着恢复余秋雨被作家光环屏蔽了的学者身份。 确实，谁都没想到，当时已是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和戏剧理论家的余秋雨，会去写一本《文化苦旅》的散文集，没想到学者的余秋雨会由此让位给作家余秋雨，更没想到《文化苦旅》这样一本业余作者的散文集，会在文学界引发如此翻天覆地的震动，并产生那样持久广泛的影响力。 直到过去了许多年，人们回想起《文化苦旅》的畅销和知名，才发现这本日后轰动一时的散文集，在事先几乎看不出一点儿走红的征兆，与随之而来的其它几本散文集问世时的风光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寒酸。出版之初，既没有众星捧月般的鼓吹，也没有职业书媒们的介绍，更没有谁去恭维几句惯常一本新书降生时必然恭维的“突破了”、“填补了”和“开创了”。直到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大面积的阅读和谈论《文化苦旅》的风气，这才惊动了正统的文学界。那种绕过名宿前辈保送就直接面向读者的“不轨”举止，可能就已经埋伏下总有一天会遭到一些自认颇有文化地位的人们诘难和攻讦的隐患。 余秋雨当年在写作《文化苦旅》时，戏剧圈的朋友熟人并不看好，觉得放着堂堂正正的戏剧理论教授不做，去玩什么文化散文。现在，好多看到余秋雨不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高谈阔论的人，又觉得一个作家上电视去作演讲当嘉宾，和一批电视人混在一起，未免掉价。事情经常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被大众认知为什么角色，就形成一种惯性，以后即使是再合理的转变都会受到排斥。张艺谋当年在从摄影师到导演的角色转换中，不知遭到了多少白眼和讥讽，但现在谁要说张艺谋不是大导演，当年那些翻白眼的一定会率先涨红了脸去找人拼命。相信几年以后，又会有一大批人尾随余秋雨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担当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像当年《文化苦旅》之后冒出大批学者型的文化散文情形一样。有时想来，国人对电视的诸多偏见实在有趣，一方面每天晚上都沉溺在电视里，看得如痴如醉，而另一方面又对电视的品位嗤之以鼻，满脸的不屑。希望电视上点儿文化档次，增加点儿学术含量，但真的名家在里面露脸，又说模仿明星作秀。事实上不管人们钟爱还是厌恶，电视已经是现代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日益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社会推动力，其文化作用有时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书本。我想，余秋雨选择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和实践他的文化主张，其中也包含夥矫娴乃伎肌 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剧变，但中国的文化观念仍然沉溺在门第、行当、出身、来路、等级、地位这一系列的旧框子里。因为余秋雨演讲时板凳摆放的方位“犯了禁忌”，有人相顾失色大呼这还了得，我们看了报道，真不知自己是活在二十几世纪，还是十几世纪。“批余”运动带出了积年的文化沉渣，沉渣显示出文化界阴暗的一面：干事的不多，扯淡的不少；动手经营的不多，磨牙挑刺的不少；创新思想的不多，钻营关系的不少；继承好传统的不多，贩卖假古董的不少；讲真话的不多，吃白饭的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真要干出点儿什么有益文化建设的事，不光要付出心血，还要防范有人在各种体面幌子下一脚踢翻你的心血。说来实在不易。
遭遇疑问之后（刘远）（2）
余秋雨是一位文化建设者，他的治学和创作之路至今仍然启发着众多的后来者去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和创新，不管余秋雨的文化行为如何地不合传统规矩，但他以自己的实践走出的一条现代文化学者的新路，对文化人如何走向现代化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想，这也是余秋雨的意义所在吧。
秋雨老师，您好吗？（雷兵）（1）
秋雨老师，您好吗？ 我1990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已经很少有时间与您联系了，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几乎失去了联系。不知现在您好吗？ 虽然很少时间与您联系，但我经常思念老师。有时我也想打个电话什么的，但又怕浪费您的时间，耽搁您的工作，除了每年写张贺年卡，略表问候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表示我对您的师生之情。我只有在远方默默地祝福您，祝您身体健康，祝您一切顺利，祝您一切皆好！ 虽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您有新书出版，我会立刻去购买。阅读您的书，似乎我又回到了学校，又在与您交谈。一旦媒体上有您的信息，我会十分地关注。只要发现攻击您的文章（不是学术讨论，也不是善意的批评），我就会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意气用事。比如有些人对您参加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活动也说三道四，我觉得就太过分了。我读艺校时的一位老师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也是一位作家。她特意给我打电话，要我转告您，她和她的朋友们都喜欢您的作品，您每部作品出版，她都会去购买。还说，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希望在媒体上看到您。我在想，宣传文化有什么错？这些人有什么权利指责您？我认为这既是对您的权利的干涉，也是对主办活动单位权利的干涉，更是对喜爱您的读者和观众的不尊重。面对这种无聊的现象，凡是对是非具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吧！我不明白，这些人自己为什么不好好做学问，反而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攻击别人呢？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攻击名人是使自己成名的捷径，哪怕一个几十年学术上毫无建树的人，哪怕一个连学术门都没有入的人，也会因为写了一篇所谓的“批评”名人的文章，立刻名声大噪。不管这种名声的内涵是什么，总有那样一些人，要为这种“名声”而努力奋斗Ｒ蛭庵肿龇ǖ摹昂么Α笔窍远准摹Ｊ紫龋还セ鞯拿艘话闶遣换岱椿鞯摹Ｈ绻椿鳎セ髡叩拿透罅耍缘娜嘶崴担耗憧矗液兔寺壅剑辽僖灿屑阜直臼掳桑”还セ髡呷绻环椿鳎セ髡呔突嵫笱蟮靡猓砸晕恰Ｅ缘娜嘶崴担耗憧矗欢ㄋ档糜械览恚槐还セ髡呶裁床环椿髂兀慷杂谡庵窒窒螅颂酒慊鼓芩凳裁茨兀 毕业这么多年了，和您相识相处时的一些情景，还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春风给中国文化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各地文化部门纷纷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潮，人们渴望知识，追求知识，恨不得将在“文革”中损失的时间，在一夜之间夺回来。这时候，四川省、成都市文化界也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一天，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来了一位老师，讲戏剧理论。说实话，虽然当时我在市文化局工作，但由于大学时期学习的是音乐，所以对戏剧了解不多，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似乎更喜欢听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讲座，所以对这次讲座没有抱太大的兴趣。但正因为在文化局工作，出于工作的关系，领导让我们年轻人有时间都去听听课，学习学习。听讲座的时候，才发现老师很年轻，大概三十多岁（在这以前开讲座的老师一般都有五、六十岁，讲古典文学的年纪更大一些）。但是这位年轻的老师，课却上得这样地有趣。我原以为戏剧理论深奥枯燥，比较难懂。却不知戏剧理论课，可以讲得如此生动有趣，如此魅力无穷。整个下午，我觉得就像在一个美丽的艺术宫殿里自由地遨游，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秋雨老师的讲座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天，听课的人特别的多，连教室过道也坐满了人，教室外面还站了许多人。尽管人很多，但是课堂秩序特别地好，完全没有以往文艺界开会时的那种嘈杂。这次讲座受到了空前的欢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乎一夜之间，成都市戏剧界都知道了余秋雨这个名字。从那次以后，余秋雨这个名字便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余秋雨这个名字也在成都市、乃至四川省文艺界开始传开，越传越响。以后，秋雨老师您到成都来讲学，听众的层面也逐渐扩大。从文艺界扩大到一般的学生和市民，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戏剧有了全新的认识，有了极大的兴趣，进而产生了报考戏剧理论研究生的想法。 1987年9月，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戏剧历史及理论专业研究生，成为了秋雨老师的学生。 回想起来，这段学生生活，真是使我获益匪浅。在读研期间，我记得余老师从不上小课，每次上课，总是在学院的小剧场上大课。您上课的消息总是不胫而走。听课的，除了戏文系的学生，还有表演系、导演系、舞美系等系的学生，上海市文艺界许多人也丢下手上的工作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旁听。您每次上课，小剧场里都座无虚席，就像是文艺界的一次聚会。最让我惊讶的是，您上课从不带讲稿，可是课却总是讲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您的课总是新鲜独特，信息量总是那样大。听您的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升华，让人感到充实和惬意。 记得一次到您的宿舍请教问题，见到您的书房里，四壁皆是书。您自豪地告诉我，书架是您自己设计的。为了节约空间，您把书架设计得很高，从地上一直顶到屋顶。您的书门类十分齐全，从社科大的分类来看，就有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等等。让我十分惊讶的是，这里有很多的新书，这些新书都是本专业最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书似乎您都读过。我不明白的是，您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多如牛毛的新书中淘出您需要的书来，还要一一阅读。因为我到书店淘书，常常是一天、两天无功而返。即使淘到需要的书，买回来也常常是无暇顾及，束之高阁，只有到了写东西需要时，才找出来阅读。从您的宿舍出来，我终于知道了您讲课成功的秘密，您平时知识的积累就像是一桶水，讲课时只是从桶里舀出一小瓢，所以您讲课是如此潇洒，如此生动，在旁人见到的这种表面轻松的后面，其实蕴涵着您许多辛勤的汗水和心血！
秋雨老师，您好吗？（雷兵）（2）
记得我刚到学院时，很多研究生都希望您能给我们开一个在校学习时的阅读书目。您应我们的要求，也开了这样一个戏剧理论的书目。但是您一再强调，不要拘泥于这个书目，要尽量扩大自己的阅读面。除了学习戏剧理论外，更要注意多读剧本，在阅读的过程中去领悟理论家总结出来的理论。特别要重视自己的第一感受，相信自己的审美能力。您还说，读研究生期间，首先应该将自己以前学习积累的知识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就如一间房子里，满地都是书，你要把它一本一本捡起来，分门别类地放到书架上。这样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还缺些什么。这种学习方法，使我在以后的学习中确实获益匪浅。 记得我做毕业论文时，选择了几个题目，请教您哪一个题目更合适时，您说，首先，研究生的论文应该是选择本专业的前沿课题，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第二，理论要回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回避；第三，对戏剧改革以及出现的变化，一定要抱一种支持的态度，哪怕现在这种改革还不成熟，理论思考还不成熟，特别不能从维持旧的理论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做论文时，您不仅从观念上，从理论上，而且还从写作技巧上，从语感上，甚至具体的遣词造句上都给了我许多切实的指导。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您给我改的一句话。在论文的一处，我的表述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您说这不是写学术论文的语言，像是工作报告，像是社论。从这以后，我特别注意自己表述的角度和用词的贴切。 记得研究生毕业时，得知我将到党委宣传部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您特意嘱咐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是一个对当地文化事业发展有很大影响的部门。在那里工作，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要尊重作者的劳动，特别注意不要将自己的喜好作为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不要轻易地“枪毙”一个作品。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回想读研究生的日子，我真的感到非常幸运，十分愉悦。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地说，谢谢您，秋雨老师！再一次说，谢谢您，我永远尊敬的老师！ 敬礼！ 您的学生：雷兵 2003年12月3日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1）
一、 复旦园遇秋雨师 余秋雨先生执教二十多年，足迹遍天下，讲坛也设到了海内外。听过他授课、讲座的人不计其数，就广义而言，他的学生可以数十万计，在当代学人中只怕无人能出其右，堪称桃李满天下。 不过，就学院派对师生关系的严格定义而言，经余秋雨先生一手带出的本科生大约也就数百人，而经他亲手调教出的研究生、博士生就更少了，至今不过十余人。三生有幸，我不仅成为这十几个门生中的一员，还因缘际会，竟做了他的第一届研究生。 其实，在进秋雨师门下之前，我就已经当了他半年学生了。1986年上半年，也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生的最后半年，我所在的8211班开了一门选修课——戏剧美学，任课老师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先生。说来惭愧，当时我除了看过话剧《人生》、《天才与疯子》，读过莎士比亚、曹禺、郭沫若的几个剧本外，对戏剧完全是个门外汉，甚至连秋雨先生的大名也没听说过。我对戏剧并无兴趣，而吸引我的选修课又很多，我本来不打算选修戏剧美学的。同寝室的翟宝海同学读过余先生的书，对秋雨师的生花妙笔赞不绝口，极力怂恿我去听他的课。我将信将疑走进教室，吃了一惊，这是间能容百人的大教室，黑压压几乎坐满了人，我的同班同学有八十多人，几乎“倾班而出”都选了戏剧美学这门课，破了我们班选修课的记录。 秋雨师上的第一课就把我给震住了。上课铃响，只见一位个头不高、天庭饱满、腰板笔直的年轻教师健步登上讲坛（后来我知道这一年秋雨师刚好四十岁），他两手空空，未带片纸，只带着一脸亲切而又自信的微笑。复旦四年，我还第一次见到不带讲义就来上课的老师。秋雨师授课口若悬河，神采飞扬，即使你对戏剧一窍不通，也能听得津津有味，一堂课下来，便彻底把我和我的同学们给征服了。复旦名师云集，我听过几十位老师授课，印象深刻的有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夏仲翼先生的外国文学史，班主任陈思和老师的现当代文学，他们的课有种高堂讲章的学院派凝重森严之感，更多的是给我们以知识的启蒙和理性的思考。秋雨师讲课与他们风格截然不同，他嗓音醇厚浑润，语气抑扬顿挫，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滔滔不绝，以感性的语言化解理论的枯涩，以栩栩如生的描述凸现戏剧大师的风采。他授课看似天马行空，洋洋洒洒，其实骨子里有极严谨的逻辑脉络，艺术的感性与学问的理性水||乳|交融。听他的课如沐春风，如观盛景，是一种陶醉和享受。我在复旦也听过近百名海内外名家如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讲座，不说学问，单以口才而论，秋雨师实为第一人。 当年我求学的复旦大学，弥漫着浓烈的大复旦主义。“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复旦大学”的校徽映衬着每个学子骄傲的脸庞。时常有沪上高校学生来复旦玩，佩带着自己学校的校徽，但很快便承受不了大复旦的傲气，偷偷摘掉了胸前的校徽。给我们班上课的老师全是复旦的，秋雨先生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为我们讲课的外校老师，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而当时秋雨先生还只是一位讲师，与复旦相比，上海戏剧学院更是一个“弹丸之校”。复旦能请秋雨师来授课，惟一的解释就是慧眼识珠，折服于他的实力。好几年后，秋雨师又到复旦开过一、二次讲座，这时候的他早已名满天下，复旦无人不识君了，远非当年他给我们开课时，走在复旦校园里，识者寥寥的情景了。 听着秋雨师的戏剧美学课，我时常感叹，没能早两年领略到他的讲课风采，没能早两年知晓还有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这时候的秋雨师根本不知道坐在下面听课的有我这么一个学生，而我更是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我竟会和他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 二、 忝为余门弟子 复旦是个学风自由的校园，给每个学子以极大的选择空间。在复旦四年，我的求学兴趣也一直在变。当时中文系古典文学是显学，我一进校也认为研究古典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于是苦读《文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将来准备考古典文学研究生。读了两年发现自己竟读成了书呆子，一想到将来要和古典打一辈子交道，不禁毛骨悚然，于是开始转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学最时髦，我在最后一学年心血来潮猛啃美学，在同学的一片怀疑目光中考了蒋孔阳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生，据说初试成绩进入前三名，蒋先生也有意召至门下。 这时一个偶然原因又破了我的美学梦。我平生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在几位好友中传阅，颇受好评，连陈思和老师也予以鼓励，一下子激起了我要搞创作的冲动，美学研究生复试也不去考了，打算毕业分配去北京的某个报社或杂志社从事文学创作。然而到了五月份，教育部下达毕业分配名额，我的家乡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来复旦中文系要一个毕业生，去它们那儿教授大学语文。那时候的大学毕业分配由国家统一安排，个人根本没有选择权。我那一届复旦中文系只有两名安徽籍学生，我的老乡郜元宝已经考上了文学理论研究生，这个苦差便非我莫属了。我一下子懵了，顿感前途一片黑暗。惶惶不可终日了半个月，突然漫天阴霾中撒下一丝阳光，一份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复试通知书飞到了我的手上。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2）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以陈恭敏院长挂帅，集合了戏剧文学系最精华的老师：陈多、余秋雨、叶长海、丁罗男、汪义群，组成强大的导师组，向全社会招收十名戏剧学研究生，是上戏戏文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生招生。结果没有招满，上戏向沪上各高校进行调剂，让一些落选而又成绩比较好的外校文科考生来上戏复试，于是，我也阴差阳错被选上了。直觉告诉我，这是我逃避可怕的毕业分配的最后一次机会，无论如何也得抓住。离复试只有两个星期，我虽听了秋雨师三个月的戏剧美学课，但我明白我连浩瀚的戏剧海洋的一点皮毛也没摸到，如何去应试？一向羞涩的我也壮起胆子，趁课间休息时间向秋雨师自报家门，算是与秋雨师平生第一次认识。我向他求教如何复试？秋雨师爽快地回答：这次上戏招戏剧学研究生，强调考生的文史哲综合知识积累，以求戏剧和大文化的杂交，对你们这些综合类大学的考生不苛求戏剧的基本知识。他还鼓励我：你的同学夏岚这次考我们的研究生，考分最高。上戏对复旦学生的素质是很欣赏的。 我从校图书馆借来秋雨师的大著《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戏剧审美心理学》，囫囵吞枣、没日没夜地苦读了十来天，然后横穿上海市，来到小巧玲珑的上戏校园，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先笔试，后口试，笔试主要是看完迪伦马特的名剧《物理学家》演出录相后写一篇剧评，自我感觉写得还可以。口试时我是第四个进考场的，一间不大的教室，六、七位老师在条桌后威严地坐了一排，我孤零零一人坐在他们面前的一张椅子上，颇有受审讯之感。我第一次领教这种场面，不免有些紧张。坐在中间的秋雨师和蔼地笑了：这儿这么多人，你大概就认识我一个吧？我一下子坦然了许多，调动起我的全部所学所得，回答诸位老师的各种考问。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秋雨师，每位老师都向我发问过。秋雨师没有提问，一直微笑着看我，从他脸上我能看到一种鼓励和隐隐的欣赏。我前面的考生口试没有超过一刻钟的，而我足足被口试了半个多小时。如释重负地走出考场后，我感觉到我有戏了。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个小饭馆，叫了两个菜和一瓶冰啤酒，美美地犒劳了自己一顿。 一个星期后，秋雨师高兴地告诉我：复试成绩出来了，你的笔试和口试成绩都是第一名。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了上戏的录取通知书。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机，而我得陇望蜀，盘算着既然进了上戏，那就一定要跟一位名导师，而这位导师非秋雨师莫属。 上戏戏文系86届研究生招生和教学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实验：研究生进校时先不分导师，第一年由导师组集体授课，第二年由学生报名、老师筛选，经过双向选择后，再确定由每位导师各带一、二名研究生。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在导师之间和学生之间制造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弄不好会产生矛盾的。但好在导师组的各位导师都是谦谦君子，彼此之间绝无争夺学生之举，他们把这一届的研究生都当作了自己心爱的学生，无论谁好，都为之高兴，无论谁差，都为之惋惜。而我们这一届共十个同学，尽管来自天南海北，彼此之间年龄、爱好也相差很大，但都情同手足，一起上课，一起放学，一起游玩，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绝无明争暗斗之事发生。 一年后选导师，大家根据各自的求学方向、对各位导师的了解和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似乎也都达成了默契，导师组六位导师，每人都有一、二名学生报名，没有出现两个以上学生争报一位导师的现象，也就避免了落选的尴尬。陈恭敏院长希望我能读他的研究生，还表示他以前带的研究生都出了国，我跟他自然是有出国机会。尽管我对陈院长十分敬重，但因为当初一进上戏就抱定了要跟秋雨师的念头，所以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分导师时，报秋雨师名下的就两人：曹路生和我。水到渠成地我俩也就成了秋雨师的研究生，而且竟做了他在研究生上的开山弟子。曹路生年长我一轮，自然成了我的大师兄。他本来就是上戏的老师，与秋雨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我平生所见第一忠厚好人。后来曹师兄去了纽约大学，师从戏剧大家谢克纳教授攻读戏剧人类学博士，现在又衣锦还乡，继续执教于母校。 我是个虔诚信命之人。没有报考上戏，竟然进了上戏；对戏剧本来不感兴趣、一窍不通，到最后竟然读了戏剧学研究生；对秋雨先生本来是可望不可及，到最后竟然走到了他的身边。对这一切奇遇，我只能理解为是冥冥中天意的安排。至今我还深深感谢命运的垂顾，让我忝为秋雨师门下弟子！ 三、 我亲眼目睹秋雨师的崛起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1986年余秋雨先生带研究生时，他其实还是一名讲师。但这时他又早已经有三部戏剧理论著作和大量文章问世，在戏剧界元老眼里，他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后起之秀，而在大量戏剧实践家心目中，他已是中国头号戏剧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上海戏剧学院，他更是所有学生最崇拜的老师。论实力他早就应该是教授了，起码也该是个副教授吧？为什么竟然还是讲师？我没好意思问秋雨师这个问题。后来我揣度，以秋雨师的自负和成就，他大概不屑于循规蹈矩，走助教——讲( 女弟子著书为师辩护：《吾师余秋雨》 http://www.xlawen.org/kan/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