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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1）
2003年的高考，最引人注目的一桩新闻，是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一道分值为5分的选择题，被许多老师和学生质疑为错题。后经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给出了“不是错题”的结论，但是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会议”上，难得聚首的12名院士在会议之余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包括1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2位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专家们，对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这道选择题给出了一个集体“答案”——这是一道必须纠正的错题①（①《12名院士就江苏省高考错题发布声明：错题应予纠正》，田乾峰，《京华时报》，2003年11月6日。）。 对于高考考生来说，有时1分都“性命攸关”，更何况这是5分！一个江苏考生说，像这样与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的高考试卷出现错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太烦太累，即使教育部门承认是错题又能怎样呢？少1分未被录取的，难道能就此迈进大学校园？而因错得“福”已被录取的，又难道会被坚决退回？ 高考在中国社会居然扮演着“社会分工”的重要角色。属于笔者的那场高考已经过去14年了，但我仍清晰地感受到，是高考让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是的，我应该感谢高考，如果没有高考，也许至今我仍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垦着农田。冬天的时候，裹着一身油亮的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大口地喝着稀粥。我的小学同学军就是这个模样，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了，他没办法走出那个山沟，尽管交不起两个女儿的学费，可还计划再添一个儿子。 高中同学叶，现在在广州打工。每次他送货路过中山大学那个仿古的大门，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而电话里每次都会留下一句：“要是当年多考1分，我也是大学生啦！会像你一样，坐在OFFICE里，不再这样风餐露宿。”叶的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勤奋刻苦，成绩一直不错，只是高考发挥失常。平时居班级前十名的他，关键时刻分数却比录取线低了1分！他好希望重读一年，可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却被查出患了肝癌。一个为供他上学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现在更需要他去支撑。当我开始大学之旅时，叶也上了南下的火车，决定去打工…… 你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运！一分之差的人生悲欢。 叶说，他是命运的弃儿。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多少像叶这样的青年？ 因此，我们很难去追踪某一个体在所谓“错题”事件后可能遭遇的多舛命运，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进行这样的“追踪”。 中国教育现在不仅需要纠正一道错题的勇气，更要面对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体系。 我国高考的录取原则很“简单”——先分数优先，接着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先划出各批次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只有达到这一录取分数线，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录取视野，这是分数优先。批次录取线是很多学生的“生死关口”，一分之差，可以决定你是进重点一本，还是一般二本；可以决定你是进本科院校，还是落入第三批高职高专。同一批次学校则实行志愿优先录取原则，学校按照学生填报志愿的情况，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依次录取，先满足第一志愿学生的要求，只有当第一志愿学生未招满时，才进行第二志愿录取，并以此类推，这是志愿优先。而在填报同一志愿的学生中，学校又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直到录满为止，最低的录取分数，就是录取分数线，这又是分数优先。 这“简单”的录取原则，在老百姓看来却十分复杂——明明离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差1分，北京大学不录取，为什么不能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是要比北京大学低吗？“呵呵，你想得美！”主管招生工作的官员会告诉你，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志愿早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提都不用提。 一分之差，天壤之别。有的学生痛心疾首之余，放弃被其他学校录取的机会，用一年时间再去复习攻读；有的学生带着失望和沮丧，开始大学之旅；当然也有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四年之后的另一次人生选择——“考研”上，高考失败了，考研重头再来！＆nbsp＆nbsp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2）
在中国，关于高考制度的争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提起高考，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编排它的不是。但事实上，高考制度也许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类腐败现象。有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大成绩，大批优秀人才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求知成才，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态势。 高考制度本身没有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之一，是高考的考试体系。考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样考试？考些什么？通过考试希望评价什么？这才是关键。二十多年来的高考，基本上把着眼点放在考察记忆能力与运算能力上，于是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背诵，反反复复地练习，最终成了应试的高手，却往往因高分低能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问题之二，是高考的“等第”录取原则。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填报志愿一环，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考生之间难以知悉对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也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填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学生的考分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这所学校，就会导致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增高；反过来，即便这所学校是著名学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报的话，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气远不及自身的学校。虽然多年来的高校录取规律显示，强校恒强，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般较高，但是填报志愿“失误”的事情却也屡屡发生，着实折磨着莘莘学子。 从高考志愿表上众多的学校选择和专业选择上看，学生们很难想到，自己的选择空间其实很小很小，有时第一志愿填报出了差错，就会使整个结局面目全非。于是，填报志愿成为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学生们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选择，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 能否变等第志愿为平等志愿呢？能否变只能被一所学校录取为可以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这已经在某些学校范围内，在某些招生考试中有过尝试，比如在6月高考录取中，考生能收到众多高职高专的录取通知书，在京沪等地的春季招生中，一个学生也可以收到六七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学生们对此显然感觉不过瘾，他们渴求的是所有的学校，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均能如此，那么，他们将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拿着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众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作出“去”还是“不去”的自主判断。 我国的高等学校招生体系走到这一步还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两点，一是高等教育的资源是否足够丰富；二是高校的自主录取是否公平公正。目前高校实行的集中统一录取方式，实际上完成了高等教育资源在最短时间内的充分配置，每个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几乎都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中完成自己的招生录取“计划”，这也是高校按等级志愿录取的现实背景。如果改变这种录取方式，采取学生按照相关条件提出申请，学校综合考核其各种能力、素质之后发出通知的做法，教育资源便很难在短期内充分配置，甚至会出现闲置的情况。而这，恐怕是很多高等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另一方面，这种平等志愿的录取方式也必须建立在学校充分、完全的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学校必须有权决定自己的录取标准，选择自己需要的人才。但问题在于，一旦失去了刚性的分数作为衡量尺度，人们又会生出更多的担忧，担忧公平与公正。2003年，国内一部分名牌大学拥有了5％的自主招生权①（①2003年22所自主招生高校名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学技术大学；2004年新增6所高校：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学校可以用计划数5％的名额，录取那些达到一本录取线但未达到该校录取线的优秀学生，而获得资格的学生名单要事先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对国内的名牌重点大学而言，其相当部分的办学资金来源于国家投资，因此，这些教育资源理所当然是所有民众的资源，人们不希望这些资源被不合理地支配，希望看到它被正确使用，这是十分正常的要求。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3）
高校录取原则的变化，还有赖于考试体系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的升学考试成绩，包括高考成绩、考研成绩、考博成绩都是“一次性用品”，一次考试就为一次录取所用。这是集中录取制和学籍学年制相综合的产物。笔者的一位中学同学，当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比最低录取分数线低了5分；补习了一年，考分增加了10分，可仍旧比录取线低了2分；再补习一年，考分比第一次高考还低3分，但却超过了最低录取线，最终进了一所专科学校。对同样的内容反反复复地补习，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应试者的能力与水平，只是相对水平的变化给他创造了入学的机会。笔者当年博士入学时，恰逢好几年不遇的激烈竞争局面，报考同一位导师的学生多达16名，且有10名考生的分数达到了学校确定的博士复试线，而导师只收3名学生，显然，将有7名上线的学生被淘汰；第二年，报考这位导师的学生骤减至4名，且只有一名达到学校确定的博士复试线，于是这名考生成为当然的被录取者。“为什么TOEFL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以是两年， GRE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达5年，而我们全国性的高考成绩只能使用一个多月？”学生们不解，但只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招生制度看，升学考试成绩（联考、会考、高考成绩等）应该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在某个时间段内，你可以拿着升学考试成绩以及过去的各种表现，去申请入学资格。 问题之三，是传统的应试思想牢固地占据着社会的主流地位。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十分显著的一条社会通则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是“官本位”社会民众至高无上的追求，而学是通往仕的最佳途径。如果说由此可以激发一个社会崇尚读书的风气倒也罢了，但问题是，判断“学优”与否又大多来源于一个“考”字。“考取功名”表明考试是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考试高中，“人生”就大功告成。于是，在很多人眼里，考试的成败意味着人生的成败。在上大学以前，几乎所有的家长和学生对考试都有一种畸形的“崇拜”。 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围绕高考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却并未触及根本。高等教育扩招最大的功绩是扩大了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并没有降低高考的竞争程度，为了获取更优质的高等教育——进入名牌重点学校，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我们现在甚至能够听见小学生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处在一个竞争的年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今后要考上名牌大学，这样，才对得起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而对中学生来说，即使是班级中最优秀的同学，也要去上补习班，上补习班的目的，是为了能考100分，不考99分。
从小学开始准备高考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考上重点大学，这就要求孩子必须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于是学生们为考出高分而绞尽脑汁也就在所难免。否则怎么办呢？大学要以考试分数高低排序录取，你能不考高分吗？那种认为中小学教育不排名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应试教育对学生负面影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的高考指挥棒还没变。实际上，小学也好，中学也好，老师们关注的仍旧是主干科目，尤其是中考或高考考试科目。很多关于素质教育的设想，面对这些科目的教学压力，还是得让路。比如，教育部门对于美术素质教育的设想，是要求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美术，要求学校能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写生或者到博物馆参观。但真正能做到的学校又有几所呢？这也不能怪学校，因为它们面对的压力，是升学率的指标。学生考不上高一级学校，谈什么都是假的。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的小学校长也坦承，她在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时，也不忘教给学生应试的技巧。她认为在学生考分不够的情况下，单纯地推行素质教育，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除了努力谋求绝对高分之外，聪明的家长、学生和老师，也已经看到弥补分数的捷径，那就是现在大学招生为体现对学生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的重视，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对某些艺术特长生实行特殊录取；对某些获奖学生进行加分奖励等等。一句话，某些素质可以折合成考场上的分数。 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进补习班，在为未来的升学进各种培训班以累积“综合素质”资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能无动于衷吗？ 于是乎，有无数家长要求孩子学习艺术，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受到艺术熏陶，提升综合素质，而是为了将孩子变为“特长生”，以便今后升学时可以得到优惠和照顾，此举被称为“曲线高考”。而一些考证、考级组织者，也针对家长这种心情，将考证发展成为一项“产业”。各种针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考级考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舞蹈考级、钢琴考级、小提琴考级……而且从培训到应试指导，为家长提供一条龙服务。书店里随处可见的各种考证、考级应试指南，正是这一热潮的产物。 那么考证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且看下面的故事。 “你刚才这曲弹得不错，能不能给我们另弹一首曲子？”作为考证官，音乐博士胡教授这天突发奇想，给一个刚刚按规定曲目演奏参加完考证的学生一支新的曲目，让他读谱演奏。 “……还要弹？”这一切显然出乎这位小学生的意料，刚才满脸的笑容顿时凝固，空气也变得紧张。他怯怯地接过曲谱，头埋得很低，然后艰难地对考官说：“这首曲子，我没有学过，不会，不会弹。” “这不难呀，比你刚才演奏的曲子还要简单呢！刚才的曲子你不是弹得很好吗？”胡教授说。 “可我没练过呀！刚才那首曲子，我已经练了两个多月了。” 这是胡教授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证，他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不解，以前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他觉得那是有意夸张，现在总算眼见为实了。 胡教授显然高估了考证学生的实力。其实，对于这么小的小学生来说，此举真是在故意“为难人”。因为，这样的“考题”，即便对于那些手持十级证书报名参加高校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高中毕业生而言，也是令人恐惧的。很多学生拿出来的证书都是十级，可随便挑一首曲子让他们演奏却难以完成，这早已是考生圈子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自古以来，我们就高唱着“因材施教”的调子，可在具体实践中，这“调子”几乎“走”得不成样。教育者不是把受教育者作为有着丰富个性色彩，有着不同兴趣、特长以及不同需要的人来培养，而是把他们制造成参加各种考试、各种竞赛的“机器”，而且，衡量“机器”是否优质的指标是惟一的，那便是考试成绩是否优良。
“优汰劣胜”的第二次高考（1）
所有设想中的激动场景都没有出现。信封已经表明自己被心仪的名牌大学录取，可双手还是忍不住发抖地撕开封口，肖敏在心中祈祷，但愿专业也能如自己所愿。 “物理学”。这是3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字眼，在所有填报的6个专业志愿中，肖敏根本不曾将其纳入考虑的范畴。 “妈，怎么办呀？是物理学专业，我不想读这个专业！”脑子一片“混沌”的肖敏清醒过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拨电话。 电话那头的妈妈一下午都在等待报喜的电话，准确地说，这个电话，她已经等了十多年了。可是，现在她根本无暇仔细品味这个电话本该给她带来的喜悦，因为，一个始料未及的麻烦出现了。 原定晚上的庆祝活动取消。正在上班的爸爸也被马上召回。一家三口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学校，他们怀揣着一线希望，想找学校招生办公室通融通融。 “能不能换一个专业？老师，请帮帮忙，读物理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而且我一直不喜欢。” “不可能。这是按照分数高低、志愿先后依次录取的。”招生办公室老师的口气不容商量，“如果当初不喜欢，就不要填愿意调剂……不过，不愿意调剂的话，你也基本上没有被录取的可能。” “老师，我们知道。能不能出点钱，帮换一下。听说其他学校只要交几千元钱，就可以换一个专业。可以吗？” “其他学校怎么做我们管不着，我们不可能换。不要再动这个脑筋了。其实，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专业，在大学里还是有机会调整的。我们的招生宣传不是说过么，有5％~10％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结束后可以转专业。” 此行的结果，就是肖敏确定了大学奋斗的第一个目标——换专业。她发誓，一定要转到填报的第一志愿“工商管理”！ 也就是说，肖敏开始了第二次高考！目的只有一个，还是考大学，只不过，这次是为了考个理想的专业而已。 她不喜欢物理，可是在大一，她比谁都“热爱”这个专业，对她来说，大一不过是“高四”。因为，她研读了关于转专业的所有条款，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想转专业，必须取得本专业的优异成绩，否则就不可能有转专业的资格。在大一第一学期，肖敏拿到了一等人民奖学金。 在大一结束的转专业考试中，考试内容除了公共基础课，还有本专业的一门课程。肖敏获得了第一的成绩。 全系第一的肖敏，要转系了！ 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逻辑，此刻就连肖敏也感到深深的茫然。一年的努力，换来了全专业第一，而凭着这个第一，她不再需要继续攻读这个专业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原则在这里全然不起作用，反倒演变成“优汰劣胜”。 自己难道一点也不喜欢物理吗？肖敏不知道。转到新的专业，难道就一定会更好吗？肖敏依旧不知道。可这就是学校的游戏规则，转专业不考转进专业知识，而考原来所学专业知识，看原来所学专业成绩，也就是说，让一个学生通过努力学习本专业来达到最终放弃这个专业的目的。 我国大学这两年来在学生转专业问题上做足了文章，据说，此举一是可以吸引更多学生报考，二是推进素质教育，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知识。 2002年9月9日，《解放日报》以“复旦大开方便门惊世骇俗‘大转系’”为题报道了复旦大学244名学生，重选专业转到新系的新闻。复旦大学校领导说：“我们的高考目前还只能给学生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也就是‘一考定终身’。而只有热爱专业，才能学好专业，才能爆发创造力。放宽转系限制，复旦是在给每个学生爆发的机会！”此文被新浪网转载，一时引起网友热评，叫好者众，而冷眼以对的也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转专业的标准以及转系是否真正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上。一网友说：“复旦的标准实在奇怪，让成绩高的转。成绩高说明他还有兴趣。应该是鼓励学习成绩差、对本专业无兴趣的转。或者是对转入专业很有兴趣，考核也发现他确有潜力的转。” 还有网友说：“压根就不该有转系这个词！大家都想学，那么宽进严出，合格的毕业！那会成就多少优秀的人才！”
“优汰劣胜”的第二次高考（2）
某高校一传统专业也正面临着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冲击。起因是该校新办的软件学院从全校二年级学生中选择培养对象，选择原则是“将考分和平时成绩综合择优录取”，结果该专业排在前16位的学生有10位被选中，这10位学生也就转专业到了软件学院。该专业负责教学的老师说，是这些学生真有从事软件开发的兴趣吗？并不尽然。很多学生并不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大多是冲着软件学院的名声和较好的就业前景而去。一位专业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学生，在仅仅一年的专业学习中，就被上课的教授认为很有发展潜力，老师劝他不要转专业，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转。有意思的是，同在这一专业中，有一学生成绩较差，但他对软件设计、编写程序十分感兴趣，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系里的学生网站就是他一手建起来的。老师们向软件学院推荐了这名学生，可软件学院怎么也不要，说他成绩差！ “专业成绩差我们知道。可你们要的人今后并不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成绩与未来专业的学习有何紧密关系？你为什么不考考他的编程能力？”老师们向软件学院提出质疑，可答案依旧，理由是：如果考转入专业知识，就是鼓励学生不好好学习原专业！这只能导致不少学生一进校就不认真学习本专业知识，而一心想着欲转入专业的课程，毫无疑问，这将破坏整个教学秩序。
硕士、博士，还是一个考字（1）
为一分而“失落”的故事，不仅发生在高考考场，也不仅发生在转专业的“二次高考”中。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俯拾皆是。 葛军自认是个倒霉蛋，为了1分，他白白地浪费了一年的青春，惟一幸运的是，他家有钱，可以允许他为了考研，用一年时间来重新复习。在大四那年春天，他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为360分，总分排在了全专业考生第二名，虽然整个专业要录取5名学生，可他还是被淘汰，原因是他的英语只考了51分，低于当年的英语最低控制线52分。报考该专业的学生总分过330分、单科过控制线的学生已有6位，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申请学校“破格”录取，即便老师们对其抱有极大同情，也爱莫能助。下定决心要升研究生的他不得不再花一年时间复习准备下次考试。 时常从报纸上看到人们对一位有着某方面特长的学生，因为高考分数低而未能进入大学深造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那些总分很高却因为一门单科少一分而落榜的考研生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要知道，现在研究生考试的录取比例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区要远远低于高考的录取比例，从教育部公布的数字看①（①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4年全国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约万人，招生人数为33万人；报考2002年硕士研究生人数为万人，招生总规模为万人。而2001年高考报考人数为万，实际录取人数为260万；2003年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340多万人，当年有613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超过60％。北京、上海、新疆、江苏、广东等省市自治区的录取率均超过70％，其中广东省的录取率在全国最高，达到82％。②（②《2003年全国1000多所高校共录取新生340多万人》，中国新闻网，2003年8月31日。） 近年来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已经形成“应试教育”的模式。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前由国家统考三门基础课，学校考核两门专业课。从2003年起，改为由国家统考三门基础课，学校考核一门专业课和一门综合面试。录取硕士研究生时，国家教育部要统一确定总分分数线（比如五门功课330分）以及单科分数线（比如英语不低于55分、数学不低于50分等等）。③（③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详细公布了2003年全国考研复试分数线。）高校博士生入学考试，所有考试科目则全部由学校命题。学校完全有条件在招收博士生时推行素质教育的原则，通过全面考核学生素质、潜质进行录取。可是，高校的博士生招生，依旧采用集中考试制度。不少学校招收博士生主要考三门课，另加导师面试。三门课程包括一门外语，两门专业课。录取时，学校要根据考生考试总体情况，先确定三门功课总分分数线和每门单科分数线，达到要求的方由导师根据面试情况进行录取。总分或单科没有达到控制线要求的考生要读研究生，除非由学校“破格”录取。硕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由国家统考与学校专业考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看似给了学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同时可以对学生进行更为合理的选拔，但实际上还是在走“分数路线”。硕士研究生录取时既有总分要求又有单科分数要求，摆明了是要“全才”。有的学生其他各科十分优秀，总分也较高，却因为某一科目考试成绩低于控制线1分或者几分而被拒之门外，这比高考还要“残酷”。这种情况在以前3+2考试时如此，在3+1+1考试时也不例外。如果综合面试分数计入总分然后再确定录取线，学校可以有更大的考核考生素质的空间，但即使综合面试成绩很高，总分也不低，某位考生还是可能因为单科没有达到控制线而落榜；如果综合面试在确定3+1总分、单科控制线后再进行，那么总分或者单科没有到线的学生，连参加综合面试的机会也没有。这种录取方式还应用在工商管理硕士（MB）的招生中，虽然MB教育十分强调学生的企业管理工作经历和从商素质，招生高校并由此加强了面试环节，但是联考考分依然是第一道坎。2002年报考工商管理硕士MB的考生有5万名，其中相当部分并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经验①（①《2003年中国MB发展蓝皮书》，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编。），但是只要他们联考考分高，哪怕面试表现很一般，仍旧会被录取，否则高校将面临很多的麻烦。
硕士、博士，还是一个考字（2）
博士生的现行录取方式，同样不利于人才选拔。近年来由于博士生扩招，参加考试的人数增多，考题也就越来越走向“标准化”，考题考察的不是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素质，而是记忆能力、考试技巧。另外，“正规”考试背后藏着的“猫腻”让很多人闻到“腥味”，只要与导师关系好，导师决定要你，要搞到考题、通过考试实在不是件难事，这在高校中已经不是秘密。即便今天到处呼吁加强硕士、博士质量控制，但硕士生、博士生只要进了学校大门，依旧意味着可以十拿九稳地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导致一些导师在招收学生时仍然毫无压力。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以至上了大学，考试始终是教育者手中的“尚方宝剑”，似乎离开了它，便束手无策。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理应可以实行素质教育，可是多年来养成的为考试而学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强烈冲击，难以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而我们的大学，恰恰没有对他们形成强烈的冲击。几乎每门功课，考核的方式都是书面考试，都是死记硬背书本的内容或者题解，考试得分高，你便是优秀学生，你就可以获得奖学金。这几乎是一条毋需证明的公理。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1）
浙江大学郑强教授在一次演讲①（①2000年12月23日下午在浙江图书馆报告厅演讲，全文见。）中如此说：“大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幢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的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的论文，自己民族的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需要吗？” 郑强教授情绪如此强烈地提到英语、计算机，其背景是，在大学校园里，这两门工具课程的作用已经到了被神话的地步。可以说，大学四、六级考试，曾经被列为最具素质教育意义的教学举措，是大学素质教育端出的第一道大菜。这个为了将大学生塑造为国际人才的考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多大学生谈之色变的“鬼门关”，而今天的现实却表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造就了“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拿着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证书，却既不能听，又不能说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1989年国家推出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一考试很快由几所学校向全国所有高校蔓延开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高校为了推动大学生的外语学习，则进一步将这一考试与学生是否能获得大学文凭直接挂起钩来，还把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的通过率作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其结果是，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标，成为了通过国家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应试技巧训练上。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称得上是大学生最早的“考证”，从那时起，“考证”逐渐“吃香”。紧接着的是1992年在上海高校率先推出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踊跃报名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曾是大学校园里一种独特的文化。而今天，不管哪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只要不是太差，在毕业时，都将拥有不少的考级证书。 我们能够理解教育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他们希望通过考证、考级这一形式，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考证、考级，怎样组织和进行考试。在参加考证者一方，如果将考证、考级作为升学加分的因素、择业的砝码，那么他们将更看重通过考试而非真实素质的提高；在组织考证者一方，如果不注意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考试之中，那么内容丰富的素质教育将被肤浅的应试训练取代。如果证书不能与其本人的能力、素质相对应，不能真实地反映证书持有者的水准，那么证书就会贬值，其可信度就会大幅降低。 在大学素质教育菜谱中，“考证”是大菜，课程设置则是“家常菜”。让我们来看看这道菜是如何烹制的吧。 45岁的高老师，从学校教务处出来，差点在楼梯拐角处撞上一个上楼的学生。 “真见鬼了！”平时涵养颇好的高教授，嘴里骂骂咧咧。 这是他第二次到教务处来要求将他的课改一改，从晚上挪到下午。 “不可能，下午的课全排满了，没有教室。”教务处的办事员告诉他。 “我这门课是钢笔风景写真，上课要进行室外写真，怎么可能安排在晚上呢？”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2）
“这是选修课，不可能安排在下午！再说，也不是什么太重要的课……” “什么重不重要？……” 一个教师和一名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交涉，眼看就要演变成相互的人身攻击。旁边的人站出来，挡在两人中间。一个人说，那么认真干嘛，心态轻松一点。 “我才没当真，晚上上风景写真课，我没见(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1）
2003年的高考，最引人注目的一桩新闻，是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一道分值为5分的选择题，被许多老师和学生质疑为错题。后经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给出了“不是错题”的结论，但是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会议”上，难得聚首的12名院士在会议之余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包括1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2位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专家们，对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这道选择题给出了一个集体“答案”——这是一道必须纠正的错题①（①《12名院士就江苏省高考错题发布声明：错题应予纠正》，田乾峰，《京华时报》，2003年11月6日。）。 对于高考考生来说，有时1分都“性命攸关”，更何况这是5分！一个江苏考生说，像这样与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的高考试卷出现错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太烦太累，即使教育部门承认是错题又能怎样呢？少1分未被录取的，难道能就此迈进大学校园？而因错得“福”已被录取的，又难道会被坚决退回？ 高考在中国社会居然扮演着“社会分工”的重要角色。属于笔者的那场高考已经过去14年了，但我仍清晰地感受到，是高考让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是的，我应该感谢高考，如果没有高考，也许至今我仍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垦着农田。冬天的时候，裹着一身油亮的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大口地喝着稀粥。我的小学同学军就是这个模样，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了，他没办法走出那个山沟，尽管交不起两个女儿的学费，可还计划再添一个儿子。 高中同学叶，现在在广州打工。每次他送货路过中山大学那个仿古的大门，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而电话里每次都会留下一句：“要是当年多考1分，我也是大学生啦！会像你一样，坐在OFFICE里，不再这样风餐露宿。”叶的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勤奋刻苦，成绩一直不错，只是高考发挥失常。平时居班级前十名的他，关键时刻分数却比录取线低了1分！他好希望重读一年，可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却被查出患了肝癌。一个为供他上学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现在更需要他去支撑。当我开始大学之旅时，叶也上了南下的火车，决定去打工…… 你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运！一分之差的人生悲欢。 叶说，他是命运的弃儿。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多少像叶这样的青年？ 因此，我们很难去追踪某一个体在所谓“错题”事件后可能遭遇的多舛命运，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进行这样的“追踪”。 中国教育现在不仅需要纠正一道错题的勇气，更要面对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体系。 我国高考的录取原则很“简单”——先分数优先，接着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先划出各批次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只有达到这一录取分数线，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录取视野，这是分数优先。批次录取线是很多学生的“生死关口”，一分之差，可以决定你是进重点一本，还是一般二本；可以决定你是进本科院校，还是落入第三批高职高专。同一批次学校则实行志愿优先录取原则，学校按照学生填报志愿的情况，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依次录取，先满足第一志愿学生的要求，只有当第一志愿学生未招满时，才进行第二志愿录取，并以此类推，这是志愿优先。而在填报同一志愿的学生中，学校又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直到录满为止，最低的录取分数，就是录取分数线，这又是分数优先。 这“简单”的录取原则，在老百姓看来却十分复杂——明明离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差1分，北京大学不录取，为什么不能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是要比北京大学低吗？“呵呵，你想得美！”主管招生工作的官员会告诉你，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志愿早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提都不用提。 一分之差，天壤之别。有的学生痛心疾首之余，放弃被其他学校录取的机会，用一年时间再去复习攻读；有的学生带着失望和沮丧，开始大学之旅；当然也有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四年之后的另一次人生选择——“考研”上，高考失败了，考研重头再来！＆nbsp＆nbsp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2）
在中国，关于高考制度的争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提起高考，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编排它的不是。但事实上，高考制度也许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类腐败现象。有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大成绩，大批优秀人才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求知成才，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态势。 高考制度本身没有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之一，是高考的考试体系。考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样考试？考些什么？通过考试希望评价什么？这才是关键。二十多年来的高考，基本上把着眼点放在考察记忆能力与运算能力上，于是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背诵，反反复复地练习，最终成了应试的高手，却往往因高分低能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问题之二，是高考的“等第”录取原则。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填报志愿一环，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考生之间难以知悉对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也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填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学生的考分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这所学校，就会导致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增高；反过来，即便这所学校是著名学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报的话，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气远不及自身的学校。虽然多年来的高校录取规律显示，强校恒强，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般较高，但是填报志愿“失误”的事情却也屡屡发生，着实折磨着莘莘学子。 从高考志愿表上众多的学校选择和专业选择上看，学生们很难想到，自己的选择空间其实很小很小，有时第一志愿填报出了差错，就会使整个结局面目全非。于是，填报志愿成为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学生们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选择，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 能否变等第志愿为平等志愿呢？能否变只能被一所学校录取为可以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这已经在某些学校范围内，在某些招生考试中有过尝试，比如在6月高考录取中，考生能收到众多高职高专的录取通知书，在京沪等地的春季招生中，一个学生也可以收到六七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学生们对此显然感觉不过瘾，他们渴求的是所有的学校，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均能如此，那么，他们将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拿着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众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作出“去”还是“不去”的自主判断。 我国的高等学校招生体系走到这一步还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两点，一是高等教育的资源是否足够丰富；二是高校的自主录取是否公平公正。目前高校实行的集中统一录取方式，实际上完成了高等教育资源在最短时间内的充分配置，每个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几乎都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中完成自己的招生录取“计划”，这也是高校按等级志愿录取的现实背景。如果改变这种录取方式，采取学生按照相关条件提出申请，学校综合考核其各种能力、素质之后发出通知的做法，教育资源便很难在短期内充分配置，甚至会出现闲置的情况。而这，恐怕是很多高等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另一方面，这种平等志愿的录取方式也必须建立在学校充分、完全的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学校必须有权决定自己的录取标准，选择自己需要的人才。但问题在于，一旦失去了刚性的分数作为衡量尺度，人们又会生出更多的担忧，担忧公平与公正。2003年，国内一部分名牌大学拥有了5％的自主招生权①（①2003年22所自主招生高校名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学技术大学；2004年新增6所高校：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学校可以用计划数5％的名额，录取那些达到一本录取线但未达到该校录取线的优秀学生，而获得资格的学生名单要事先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对国内的名牌重点大学而言，其相当部分的办学资金来源于国家投资，因此，这些教育资源理所当然是所有民众的资源，人们不希望这些资源被不合理地支配，希望看到它被正确使用，这是十分正常的要求。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3）
高校录取原则的变化，还有赖于考试体系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的升学考试成绩，包括高考成绩、考研成绩、考博成绩都是“一次性用品”，一次考试就为一次录取所用。这是集中录取制和学籍学年制相综合的产物。笔者的一位中学同学，当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比最低录取分数线低了5分；补习了一年，考分增加了10分，可仍旧比录取线低了2分；再补习一年，考分比第一次高考还低3分，但却超过了最低录取线，最终进了一所专科学校。对同样的内容反反复复地补习，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应试者的能力与水平，只是相对水平的变化给他创造了入学的机会。笔者当年博士入学时，恰逢好几年不遇的激烈竞争局面，报考同一位导师的学生多达16名，且有10名考生的分数达到了学校确定的博士复试线，而导师只收3名学生，显然，将有7名上线的学生被淘汰；第二年，报考这位导师的学生骤减至4名，且只有一名达到学校确定的博士复试线，于是这名考生成为当然的被录取者。“为什么TOEFL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以是两年， GRE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达5年，而我们全国性的高考成绩只能使用一个多月？”学生们不解，但只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招生制度看，升学考试成绩（联考、会考、高考成绩等）应该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在某个时间段内，你可以拿着升学考试成绩以及过去的各种表现，去申请入学资格。 问题之三，是传统的应试思想牢固地占据着社会的主流地位。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十分显著的一条社会通则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是“官本位”社会民众至高无上的追求，而学是通往仕的最佳途径。如果说由此可以激发一个社会崇尚读书的风气倒也罢了，但问题是，判断“学优”与否又大多来源于一个“考”字。“考取功名”表明考试是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考试高中，“人生”就大功告成。于是，在很多人眼里，考试的成败意味着人生的成败。在上大学以前，几乎所有的家长和学生对考试都有一种畸形的“崇拜”。 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围绕高考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却并未触及根本。高等教育扩招最大的功绩是扩大了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并没有降低高考的竞争程度，为了获取更优质的高等教育——进入名牌重点学校，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我们现在甚至能够听见小学生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处在一个竞争的年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今后要考上名牌大学，这样，才对得起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而对中学生来说，即使是班级中最优秀的同学，也要去上补习班，上补习班的目的，是为了能考100分，不考99分。
从小学开始准备高考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考上重点大学，这就要求孩子必须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于是学生们为考出高分而绞尽脑汁也就在所难免。否则怎么办呢？大学要以考试分数高低排序录取，你能不考高分吗？那种认为中小学教育不排名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应试教育对学生负面影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的高考指挥棒还没变。实际上，小学也好，中学也好，老师们关注的仍旧是主干科目，尤其是中考或高考考试科目。很多关于素质教育的设想，面对这些科目的教学压力，还是得让路。比如，教育部门对于美术素质教育的设想，是要求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美术，要求学校能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写生或者到博物馆参观。但真正能做到的学校又有几所呢？这也不能怪学校，因为它们面对的压力，是升学率的指标。学生考不上高一级学校，谈什么都是假的。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的小学校长也坦承，她在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时，也不忘教给学生应试的技巧。她认为在学生考分不够的情况下，单纯地推行素质教育，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除了努力谋求绝对高分之外，聪明的家长、学生和老师，也已经看到弥补分数的捷径，那就是现在大学招生为体现对学生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的重视，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对某些艺术特长生实行特殊录取；对某些获奖学生进行加分奖励等等。一句话，某些素质可以折合成考场上的分数。 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进补习班，在为未来的升学进各种培训班以累积“综合素质”资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能无动于衷吗？ 于是乎，有无数家长要求孩子学习艺术，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受到艺术熏陶，提升综合素质，而是为了将孩子变为“特长生”，以便今后升学时可以得到优惠和照顾，此举被称为“曲线高考”。而一些考证、考级组织者，也针对家长这种心情，将考证发展成为一项“产业”。各种针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考级考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舞蹈考级、钢琴考级、小提琴考级……而且从培训到应试指导，为家长提供一条龙服务。书店里随处可见的各种考证、考级应试指南，正是这一热潮的产物。 那么考证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且看下面的故事。 “你刚才这曲弹得不错，能不能给我们另弹一首曲子？”作为考证官，音乐博士胡教授这天突发奇想，给一个刚刚按规定曲目演奏参加完考证的学生一支新的曲目，让他读谱演奏。 “……还要弹？”这一切显然出乎这位小学生的意料，刚才满脸的笑容顿时凝固，空气也变得紧张。他怯怯地接过曲谱，头埋得很低，然后艰难地对考官说：“这首曲子，我没有学过，不会，不会弹。” “这不难呀，比你刚才演奏的曲子还要简单呢！刚才的曲子你不是弹得很好吗？”胡教授说。 “可我没练过呀！刚才那首曲子，我已经练了两个多月了。” 这是胡教授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证，他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不解，以前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他觉得那是有意夸张，现在总算眼见为实了。 胡教授显然高估了考证学生的实力。其实，对于这么小的小学生来说，此举真是在故意“为难人”。因为，这样的“考题”，即便对于那些手持十级证书报名参加高校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高中毕业生而言，也是令人恐惧的。很多学生拿出来的证书都是十级，可随便挑一首曲子让他们演奏却难以完成，这早已是考生圈子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自古以来，我们就高唱着“因材施教”的调子，可在具体实践中，这“调子”几乎“走”得不成样。教育者不是把受教育者作为有着丰富个性色彩，有着不同兴趣、特长以及不同需要的人来培养，而是把他们制造成参加各种考试、各种竞赛的“机器”，而且，衡量“机器”是否优质的指标是惟一的，那便是考试成绩是否优良。
“优汰劣胜”的第二次高考（1）
所有设想中的激动场景都没有出现。信封已经表明自己被心仪的名牌大学录取，可双手还是忍不住发抖地撕开封口，肖敏在心中祈祷，但愿专业也能如自己所愿。 “物理学”。这是3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字眼，在所有填报的6个专业志愿中，肖敏根本不曾将其纳入考虑的范畴。 “妈，怎么办呀？是物理学专业，我不想读这个专业！”脑子一片“混沌”的肖敏清醒过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拨电话。 电话那头的妈妈一下午都在等待报喜的电话，准确地说，这个电话，她已经等了十多年了。可是，现在她根本无暇仔细品味这个电话本该给她带来的喜悦，因为，一个始料未及的麻烦出现了。 原定晚上的庆祝活动取消。正在上班的爸爸也被马上召回。一家三口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学校，他们怀揣着一线希望，想找学校招生办公室通融通融。 “能不能换一个专业？老师，请帮帮忙，读物理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而且我一直不喜欢。” “不可能。这是按照分数高低、志愿先后依次录取的。”招生办公室老师的口气不容商量，“如果当初不喜欢，就不要填愿意调剂……不过，不愿意调剂的话，你也基本上没有被录取的可能。” “老师，我们知道。能不能出点钱，帮换一下。听说其他学校只要交几千元钱，就可以换一个专业。可以吗？” “其他学校怎么做我们管不着，我们不可能换。不要再动这个脑筋了。其实，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专业，在大学里还是有机会调整的。我们的招生宣传不是说过么，有5％~10％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结束后可以转专业。” 此行的结果，就是肖敏确定了大学奋斗的第一个目标——换专业。她发誓，一定要转到填报的第一志愿“工商管理”！ 也就是说，肖敏开始了第二次高考！目的只有一个，还是考大学，只不过，这次是为了考个理想的专业而已。 她不喜欢物理，可是在大一，她比谁都“热爱”这个专业，对她来说，大一不过是“高四”。因为，她研读了关于转专业的所有条款，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想转专业，必须取得本专业的优异成绩，否则就不可能有转专业的资格。在大一第一学期，肖敏拿到了一等人民奖学金。 在大一结束的转专业考试中，考试内容除了公共基础课，还有本专业的一门课程。肖敏获得了第一的成绩。 全系第一的肖敏，要转系了！ 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逻辑，此刻就连肖敏也感到深深的茫然。一年的努力，换来了全专业第一，而凭着这个第一，她不再需要继续攻读这个专业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原则在这里全然不起作用，反倒演变成“优汰劣胜”。 自己难道一点也不喜欢物理吗？肖敏不知道。转到新的专业，难道就一定会更好吗？肖敏依旧不知道。可这就是学校的游戏规则，转专业不考转进专业知识，而考原来所学专业知识，看原来所学专业成绩，也就是说，让一个学生通过努力学习本专业来达到最终放弃这个专业的目的。 我国大学这两年来在学生转专业问题上做足了文章，据说，此举一是可以吸引更多学生报考，二是推进素质教育，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知识。 2002年9月9日，《解放日报》以“复旦大开方便门惊世骇俗‘大转系’”为题报道了复旦大学244名学生，重选专业转到新系的新闻。复旦大学校领导说：“我们的高考目前还只能给学生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也就是‘一考定终身’。而只有热爱专业，才能学好专业，才能爆发创造力。放宽转系限制，复旦是在给每个学生爆发的机会！”此文被新浪网转载，一时引起网友热评，叫好者众，而冷眼以对的也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转专业的标准以及转系是否真正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上。一网友说：“复旦的标准实在奇怪，让成绩高的转。成绩高说明他还有兴趣。应该是鼓励学习成绩差、对本专业无兴趣的转。或者是对转入专业很有兴趣，考核也发现他确有潜力的转。” 还有网友说：“压根就不该有转系这个词！大家都想学，那么宽进严出，合格的毕业！那会成就多少优秀的人才！”
“优汰劣胜”的第二次高考（2）
某高校一传统专业也正面临着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冲击。起因是该校新办的软件学院从全校二年级学生中选择培养对象，选择原则是“将考分和平时成绩综合择优录取”，结果该专业排在前16位的学生有10位被选中，这10位学生也就转专业到了软件学院。该专业负责教学的老师说，是这些学生真有从事软件开发的兴趣吗？并不尽然。很多学生并不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大多是冲着软件学院的名声和较好的就业前景而去。一位专业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学生，在仅仅一年的专业学习中，就被上课的教授认为很有发展潜力，老师劝他不要转专业，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转。有意思的是，同在这一专业中，有一学生成绩较差，但他对软件设计、编写程序十分感兴趣，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系里的学生网站就是他一手建起来的。老师们向软件学院推荐了这名学生，可软件学院怎么也不要，说他成绩差！ “专业成绩差我们知道。可你们要的人今后并不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成绩与未来专业的学习有何紧密关系？你为什么不考考他的编程能力？”老师们向软件学院提出质疑，可答案依旧，理由是：如果考转入专业知识，就是鼓励学生不好好学习原专业！这只能导致不少学生一进校就不认真学习本专业知识，而一心想着欲转入专业的课程，毫无疑问，这将破坏整个教学秩序。
硕士、博士，还是一个考字（1）
为一分而“失落”的故事，不仅发生在高考考场，也不仅发生在转专业的“二次高考”中。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俯拾皆是。 葛军自认是个倒霉蛋，为了1分，他白白地浪费了一年的青春，惟一幸运的是，他家有钱，可以允许他为了考研，用一年时间来重新复习。在大四那年春天，他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为360分，总分排在了全专业考生第二名，虽然整个专业要录取5名学生，可他还是被淘汰，原因是他的英语只考了51分，低于当年的英语最低控制线52分。报考该专业的学生总分过330分、单科过控制线的学生已有6位，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申请学校“破格”录取，即便老师们对其抱有极大同情，也爱莫能助。下定决心要升研究生的他不得不再花一年时间复习准备下次考试。 时常从报纸上看到人们对一位有着某方面特长的学生，因为高考分数低而未能进入大学深造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那些总分很高却因为一门单科少一分而落榜的考研生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要知道，现在研究生考试的录取比例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区要远远低于高考的录取比例，从教育部公布的数字看①（①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4年全国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约万人，招生人数为33万人；报考2002年硕士研究生人数为万人，招生总规模为万人。而2001年高考报考人数为万，实际录取人数为260万；2003年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340多万人，当年有613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超过60％。北京、上海、新疆、江苏、广东等省市自治区的录取率均超过70％，其中广东省的录取率在全国最高，达到82％。②（②《2003年全国1000多所高校共录取新生340多万人》，中国新闻网，2003年8月31日。） 近年来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已经形成“应试教育”的模式。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前由国家统考三门基础课，学校考核两门专业课。从2003年起，改为由国家统考三门基础课，学校考核一门专业课和一门综合面试。录取硕士研究生时，国家教育部要统一确定总分分数线（比如五门功课330分）以及单科分数线（比如英语不低于55分、数学不低于50分等等）。③（③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详细公布了2003年全国考研复试分数线。）高校博士生入学考试，所有考试科目则全部由学校命题。学校完全有条件在招收博士生时推行素质教育的原则，通过全面考核学生素质、潜质进行录取。可是，高校的博士生招生，依旧采用集中考试制度。不少学校招收博士生主要考三门课，另加导师面试。三门课程包括一门外语，两门专业课。录取时，学校要根据考生考试总体情况，先确定三门功课总分分数线和每门单科分数线，达到要求的方由导师根据面试情况进行录取。总分或单科没有达到控制线要求的考生要读研究生，除非由学校“破格”录取。硕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由国家统考与学校专业考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看似给了学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同时可以对学生进行更为合理的选拔，但实际上还是在走“分数路线”。硕士研究生录取时既有总分要求又有单科分数要求，摆明了是要“全才”。有的学生其他各科十分优秀，总分也较高，却因为某一科目考试成绩低于控制线1分或者几分而被拒之门外，这比高考还要“残酷”。这种情况在以前3+2考试时如此，在3+1+1考试时也不例外。如果综合面试分数计入总分然后再确定录取线，学校可以有更大的考核考生素质的空间，但即使综合面试成绩很高，总分也不低，某位考生还是可能因为单科没有达到控制线而落榜；如果综合面试在确定3+1总分、单科控制线后再进行，那么总分或者单科没有到线的学生，连参加综合面试的机会也没有。这种录取方式还应用在工商管理硕士（MB）的招生中，虽然MB教育十分强调学生的企业管理工作经历和从商素质，招生高校并由此加强了面试环节，但是联考考分依然是第一道坎。2002年报考工商管理硕士MB的考生有5万名，其中相当部分并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经验①（①《2003年中国MB发展蓝皮书》，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编。），但是只要他们联考考分高，哪怕面试表现很一般，仍旧会被录取，否则高校将面临很多的麻烦。
硕士、博士，还是一个考字（2）
博士生的现行录取方式，同样不利于人才选拔。近年来由于博士生扩招，参加考试的人数增多，考题也就越来越走向“标准化”，考题考察的不是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素质，而是记忆能力、考试技巧。另外，“正规”考试背后藏着的“猫腻”让很多人闻到“腥味”，只要与导师关系好，导师决定要你，要搞到考题、通过考试实在不是件难事，这在高校中已经不是秘密。即便今天到处呼吁加强硕士、博士质量控制，但硕士生、博士生只要进了学校大门，依旧意味着可以十拿九稳地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导致一些导师在招收学生时仍然毫无压力。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以至上了大学，考试始终是教育者手中的“尚方宝剑”，似乎离开了它，便束手无策。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理应可以实行素质教育，可是多年来养成的为考试而学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强烈冲击，难以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而我们的大学，恰恰没有对他们形成强烈的冲击。几乎每门功课，考核的方式都是书面考试，都是死记硬背书本的内容或者题解，考试得分高，你便是优秀学生，你就可以获得奖学金。这几乎是一条毋需证明的公理。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1）
浙江大学郑强教授在一次演讲①（①2000年12月23日下午在浙江图书馆报告厅演讲，全文见。）中如此说：“大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幢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的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的论文，自己民族的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需要吗？” 郑强教授情绪如此强烈地提到英语、计算机，其背景是，在大学校园里，这两门工具课程的作用已经到了被神话的地步。可以说，大学四、六级考试，曾经被列为最具素质教育意义的教学举措，是大学素质教育端出的第一道大菜。这个为了将大学生塑造为国际人才的考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多大学生谈之色变的“鬼门关”，而今天的现实却表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造就了“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拿着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证书，却既不能听，又不能说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1989年国家推出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一考试很快由几所学校向全国所有高校蔓延开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高校为了推动大学生的外语学习，则进一步将这一考试与学生是否能获得大学文凭直接挂起钩来，还把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的通过率作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其结果是，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标，成为了通过国家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应试技巧训练上。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称得上是大学生最早的“考证”，从那时起，“考证”逐渐“吃香”。紧接着的是1992年在上海高校率先推出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踊跃报名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曾是大学校园里一种独特的文化。而今天，不管哪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只要不是太差，在毕业时，都将拥有不少的考级证书。 我们能够理解教育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他们希望通过考证、考级这一形式，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考证、考级，怎样组织和进行考试。在参加考证者一方，如果将考证、考级作为升学加分的因素、择业的砝码，那么他们将更看重通过考试而非真实素质的提高；在组织考证者一方，如果不注意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考试之中，那么内容丰富的素质教育将被肤浅的应试训练取代。如果证书不能与其本人的能力、素质相对应，不能真实地反映证书持有者的水准，那么证书就会贬值，其可信度就会大幅降低。 在大学素质教育菜谱中，“考证”是大菜，课程设置则是“家常菜”。让我们来看看这道菜是如何烹制的吧。 45岁的高老师，从学校教务处出来，差点在楼梯拐角处撞上一个上楼的学生。 “真见鬼了！”平时涵养颇好的高教授，嘴里骂骂咧咧。 这是他第二次到教务处来要求将他的课改一改，从晚上挪到下午。 “不可能，下午的课全排满了，没有教室。”教务处的办事员告诉他。 “我这门课是钢笔风景写真，上课要进行室外写真，怎么可能安排在晚上呢？”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2）
“这是选修课，不可能安排在下午！再说，也不是什么太重要的课……” “什么重不重要？……” 一个教师和一名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交涉，眼看就要演变成相互的人身攻击。旁边的人站出来，挡在两人中间。一个人说，那么认真干嘛，心态轻松一点。 “我才没当真，晚上上风景写真课，我没见(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