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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么离谱的事！”高老师摔门而去。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余怒未消的高老师向同事大发感慨。可听到的回答却让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有点小题大做—— 你的学生跟你吵过吗？他们没吵，你不是没事找事吗？学生选你的课为了什么？真想学艺术？不过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分而已，也顺便“装点装点”门面！ 学一门艺术课程，就能培养起艺术素质？你想得太简单了吧！这需要从小慢慢地积累。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选修一门艺术类课程”，不知是画饼充饥还是掩耳盗铃。 你要多学学其他人。听说一位老师为了让自己的教学工作量饱满，将原本就是一门课程的摄影课，硬生生分成旅游摄影、人物摄影、风光摄影三门，学校教务部门居然也认可了。还有一位老师为学生开设中外名曲欣赏，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放放磁带，几乎不作任何讲解…… 由此看来，“素质教育”好比是一个“大箩筐”，但凡沾得上边的东西都能往里装。比如，学校里举办运动会、学生文艺演出等活动时，总免不了要加上“为了推动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等字眼；举办各种教学研讨会，也动不动就是“素质教育”开道。口号喊得很响亮，十分地振奋人心，而实际上可操作的内容却很少。 某高校为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在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要选修一门艺术课程的同时，还要求学文、学艺术的学生要学习理工科知识。但是，该怎样设置课程才能真正体现素质教育的思想呢？大学里似乎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某校在设计学生的课程时，学校教务部门负责人说，学艺术设计的学生除了要学物理、高等数学外，还应该学习化学，因为搞设计的人要经常与颜料、色彩打交道，学习化学知识有利于“学科交叉”。果然如此吗？有科学依据吗？未来的艺术家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而在设置了相关课程后又该如何组织教学，校方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不少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认为，提文理交叉也好，理工融合也罢，概念不错，但不深入去做，就大错而特错。以给文科学生上理工科课程为例，在挑选教师时，应该要求这些任课教师具备基本的艺术修养、艺术知识，这才能在课堂上做到因材施教，可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师；在编写教材时，不能沿用原来给理工科学生上课的老教材，而应该根据文科学生的特点编写新教材，可现在很少有这样的教材。于是，教材、上课方法基本上与其他理工科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不少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却感到没有任何收获，而到最后考试时，为了不至于让大批同学考试不及格，任课老师采取的办法是大幅度降低考试难度。 事实上，就是给文科学生、理科学生上专业课程，从教师队伍、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目前都存在诸多问题。有关资料显示，我国高校当前在课程设置方面，问题主要表现为必修课程过多、课程设置总量较少、课程老化现象严重、课程结构不尽合理。虽然不少高校号称实施学分制，但是必修课程仍然过多，限制了学生自由选课的权利。我国高校的必修课程一般占到了80％以上。过多的必修课必然使学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课堂上，很少有时间进行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学生的个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使他们逐渐失去了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而且，也必将导致为数不少的学生在“被迫”状态下学习自己不想学习的知识。“逃课现象”在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当多的课程缺乏吸引力，不受欢迎。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3）
课程设置总量较少必然限制学生自由选课的空间。据调查，我国高校某一学科某一专业开设的课程相当有限，甚至有的专业能开满十来门规定的必修课程就相当不错了。这与国外一所大学一个学科就开设出多达几百门课程的情况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课程总量少，势必导致学生选课余地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大选修课比例，也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我国目前大学教育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即课程设置的重复。这在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中最突出。硕士教育重复本科教育①（①《课程设置：研究生学业本科化》，李丽萍、李纬娜，《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22日。），博士教育重复硕士教育，而且，有关课程的要求与本科相差无几甚至比本科还要松，直接导致硕士、博士教育质量难以提高。之所以会出现课程设置重复问题，一是有的学科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允许跨学科专业招生，老师们考虑到有的课程有些学生没有学过，于是为他们补课；二是有的课程没有研究生适用的教材，于是研究生教材便沿用本科生教材，虽然老师们说对研究生和对本科生的教学难度、深度要求不同，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不同很难得到真正的体现；三是有的公共课程，从中学一直开设到博士生阶段，教学内容高度重复。 课程老化现象严重，则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老课去不掉，新课开不出”，这是不少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2001年3月12日至3月27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主页上刊出了一则调查问卷，题目是“你对高校现在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情况满意吗”，共有12398人参与调查，其中，认为“比较满意，能学到有用东西”的有288人，仅占；认为“还可以，但不理想”的有2550人，占；而认为“不满意，很多东西与现实脱节”的人达到9565人，占。在该网站的留言栏里，类似的帖子随处可见：“大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在踏入社会后基本上无用，受到的能力训练也远远不够。”上海某大学的学生留言说：“我们学的教材大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西。”①（①《新闻分析：为何学子对教学质量不满意》，刘继安，《中国教育报》，2001年4月2日。）在上海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的学生认为所用教材质量一般，％的人认为应该更新，而认为很好的只有％。大多数学生认为，所学课程很落后，讲历史的多，讲现代新内容的少，有些内容已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悖。另外，从总体上看，大学课程结构也不尽合理，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忽视基础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学习，狭窄的知识面造成学生难以适应当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发展较快的形势；课程结构中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设置不尽合理，实践环节相对薄弱，尤其是科研实践；教学内容过分强调对已经形成的知识和现成结论的掌握，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高校改革课程设置已经刻不容缓。在增加课程的容量以及调整必修、选修课程比例方面，笔者认为，学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加强课程建设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制订相关政策，鼓励各学科专业教师开设有特色的新课程，以此更新教学内容，增加课程容量，扩大学生课程选择面。同时，要根本杜绝“因人设课”的现象，下决心将一些过于陈旧的课程砍掉。二是调整必修课、指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的比例。必修课程要“少而精”，选修课程要“广而博”，这样，大学生们既能学到必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又能开阔视野，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此，在设置必修课程时，应充分论证其必要性，严格进行评审、筛选；在设置选修课程时，则要放宽条件，以调动教师开课尤其是开新兴课程、介绍学科前沿知识课程的积极性。
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1）
“标志性成果”是近年来各行各业的流行语汇，教育也不例外。 谈起素质教育的成果，学生在各种科技、文体大赛中获奖，绝对具有“标志”意义；开设了多少艺术类选修课，有多少学生踊跃选课，“量多面广”也很具感染力。在某些人看来，学生艺术团体获了奖，针对学生开设了数十门艺术素质选修课，校园里有了几十个学生艺术社团，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也就有了保障，从而也能反映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得到了充分重视。可事实却是另一番模样，学生艺术团体（以及各类运动队）的成员大多是特招学生，很少有成员诞生于非特招生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试想，要把一名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培养成为可以登台演出的演员，不花三四年时间是不可能的，而这时他们已经要寻找工作毕业离校了，因此，不招特长学生，学校就不可能建设起一支高水平的艺术团队，而由特招生组成的艺术团队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出学校艺术素质教育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校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团队的建设上，精力和经费支出几乎占全部艺术素质教育的百分之八九十，而对艺术类选修课、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竞赛则是大学最为喜好的“素质教育项目”，因为它很能彰显成效。截至200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已经进行了六届12年，参加大赛的队伍越来越多，近几届都有全国250多所学校的2000多支队伍6000多名学生参赛。虽然说重在参与，但是很多学校仍然十分看重荣誉。顾名思义，大学生竞赛应该是学生比，老师的功夫则体现在课上得怎么样，实验指导得怎么样上，可在实际比赛中，却有不和谐之处。比赛过程中，学生处于半封闭状态，用四天的时间完成题目。晚上回到寝室，有的指导老师便加入讨论，帮助学生制订方案。组委会为了防止这一现象，专门设置了巡视员，到赛点巡视，一旦发现指导老师和学生在一起，便取消参赛资格。但是这样做十分费事，而且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舞弊行为。2001年，大赛组委会查出某校一测试性能很好的设计作品，居然是将一事先做好的测试性能很好的部件放在其中。还有的赛区，为了本地区高校的利益，指使评委将本地区高校所有作品的外观设计分都打了满分。该竞赛一赛区的秘书长说，如果长此以往，大赛的荣誉将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公正，组委会已决定，获奖项目向社会公开，并在网上发布，设立两周的异议期。组委会正在考虑一个新的竞赛模式：不出考题，而提供平台，每支参赛队伍允许有一名指导老师，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一个产品的设计，评委对这一产品进行各种性能的测试，最优者获得奖励。这可以充分检查一个团队的创造性，也能反映出团队过硬的本领，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方面，类似于体操中的自选动作，除此之外，还应该有规定动作。其实，老师与学生一起参赛没有什么不好，那种计较这是老师成果还是学生成果的考虑，本就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学生与老师一起研究，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竞赛其实是对教学活动的丰富，而不应成为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尺。因为能获奖的绝对只是个别学生。竞赛的意义更在于推动教学活动，加强学生间的交流，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并让教师从竞赛之中，找出教学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在新的教学中加以完善。比如，在电子设计大赛中，就发现学生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是由于在电子课程教学中，老师重课堂理论灌输而轻实验指导，只上课不带实验，实验室开放程度与利用率都很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等因素所致。此外，通过大赛还发现有的青年教师的知识已经落伍，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有人还提议应在全国范围内举办青年教师电子设计大赛。 近几年来兴起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也曾传出作假、作秀的消息。某高校为在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取得好成绩，事先并没有在学校里广泛组织校内的学生创业计划预赛，而是指定老师，选派学生成立了一个团队，最后这个团队获得了大奖。作为各类各级创业计划大赛的评委，企业管理学专家王教授认为，不少创业计划大赛是在“作秀”。他说，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其主办者都是官方机构，如共青团组织、教育主管部门，而由官方机构组织的竞赛活动，注重活动的形式有时甚至超过了活动的内容，注重对活动的宣传包装超过了对活动实际可能产生效果的关注，这导致创业计划大赛整体水平不高，真正能够获得风险机构投资并顺利运作的创业计划少之又少。创业计划大赛轰轰烈烈地举办，而效果却不甚理想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办者“作秀”的价值取向。在创业计划大赛中，得分最高的创业计划，也就是赢得创业计划大赛最高奖的项目，可能并不被风险投资商看好，而被风险投资商看中的、给予最高额风险投资的项目，却不一定获得评委会的青睐。这很值得我们对举办创业计划大赛的目的进行一番思考。据透露，一些创业计划大赛落幕时的签约仪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捧捧场而已。
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2）
素质教育一旦要以成果形式进行衡量，也就奏出了主旋律之外的不和谐音，就必然出现重教育形式轻教育内容的结果。高校往往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具有显示度的成果，而忽视、淡化内容上的深入及其真实的效果。从表面上看，我们所有教学活动的出发点的确都是素质教育，而且也似乎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而实际上，则多半是新瓶装旧酒之类纯粹的形式主义。 某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实行学分制，组织学生自由选课，并事先说明，没有学生选的老师将“下课”。这听起来是多么的诱人！消息不久便见诸媒体。等学生选课结束，却发现并没有教师落选。一位教授告诉我：“分配给我们系教师上课的教室全是只能容纳120人的，也就是说，每个教师最多只能接受120人选课。按照这样的数量计算，我们的教师不但不会多，而且会少不少。这怎么可能有教师‘下课’呢？如果事先不规定教师上课的容量，允许一个教师给三四百人上课，结果就完全两样了。学生自由选课、选时，必须建立在资源充足的基础上。如果资源短缺，选择面有限，就很难做到从容自如。因此，学校应该在扩大资源方面多动脑筋。” 2003年，关于缩短学期时间、改两学期制为三学期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①（①《南京大学：缩短学期时间 开办‘暑期学校’》，人民网，2003年 10月7日。）。诸多报道称缩短学期之举为教育改革与创新，不但与国际接轨，而且有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压缩学期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更多地与社会接触，这是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学期的缩短，学期制的变化，终究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变化，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教师的上课质量如何，教师与学生平时的沟通如何，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效果如何，才是关键。 在这种环境中滋生的“素质教育”，人们其实很容易想象其真实的效果。但是，善良的中国民众往往宁愿从好的方向去设想，设想其充满了朝气，洋溢着活力。于是，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时，原有的美好愿望便瞬间被内心深藏的疑问击碎。2002年2月，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话题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四学生、已经通过了学校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化学药品灼伤了5只黑熊。事发后，人们以各种身份，从各种角度，透视着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伤熊之举①（①《刘海洋伤熊事件与精神黑洞》，迅雷，《南风窗》，2002年3月。）。有人对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质疑，有人则对这名学生感到惋惜，还有人开始反思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刘海洋素质教育”，得到186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清华大学”得到282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伤熊”得到3550项检索结果。从中可以粗略看到刘海洋事件发生后社会关注的程度及主要内容。还没等人们从刘海洋事件中彻底缓过神来，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锤杀4名同学遭全国通缉并最终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出自大学生之手的惊天血案更加刺痛了大众的心，媒体用“屠夫”大学生来形容马加爵。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一名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父母嘴边的“好孩子”，师生面前的“好学生”、村民眼中的“好青年”，怎么能向同学下如此毒手①。（①《从马加爵杀人行为透视心理教育》，央视国际，2004年3月16日。） 一个学生不论出自何种考虑的行动，终究只是所有教育现象中的一个特例，并不能由此肯定或者否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当前我国素质教育中存在着的某些让人担忧的因素，那么它所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
品德，居然可以在纸上测试
一个平时思想行为表现很差的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他的思想品德课可能会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这是课堂内的“常识”，从小学一直延续发展到大学。 卷面的品德成绩，是我们看重“道德可以教导、灌输”的结果。由于道德可以教导，因而能够被记忆，而一旦为被教导者记住便证明其已被“教化”。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通常是对孩子讲一段大道理，然后问：“你记住了吗？告诉我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可就算孩子告诉你他记住了又怎么样呢？规则没有进入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不被采纳，当然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品德应是人身修养，而不是对名词、理论或者政策的记忆，但是采取笔试的方法来判定学生思想品德课分数的高低，却是我国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通行做法。毋庸讳言，我国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投入产出率一直不高。投入——大学里除设置有六七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外，还配备了一支不搞教学科研、专门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队伍；产出——照本宣科，上课内容过时、重复，学生感觉味同嚼蜡，为应付考试，往往在学期最后突击记忆。 有很多文章在分析当今大学生品德修养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用了这样的字眼：“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很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对高校的现状缺乏了解。只要看看课程设置以及专门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判断。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的方法，很难在学生身上产生效果。 品德需要感染。师者的言传身教以及大学文化的建设，或许才是品德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化的形成对学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事实上，师者的行为，也是对大学文化的演绎。 品德需要导向。我国高校为鼓励学生综合全面发展，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测评，具体说来就是对学生在学校里的各项表现进行打分，然后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出综合得分，并根据学生综合得分的高低给予其相应的评优奖励。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有利于促使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但认真一分析则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综合测评中，由课堂考试得到的学习成绩一般占70％；除此之外，有包括发表论文、参加某项科技竞赛获奖等的科研能力得分；还有反映学生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担任校院系班级学生干部、遵守公寓文明规范等的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得分。 这一测评方式，首先是指标不合理，将担任班级干部、参加集体活动也纳入测评体系，让人难以理解。在很多大学里，担任学校、院系或者班级干部的学生，在测评中会根据“职务”高低得到1~5分的加分，他们既得到了锻炼机会，同时又享受加分参与评优的好处，这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官员可以“捞”到各种好处十分相似。虽然“当官”其实意味着更多的奉献而非索取，可就是在小学生的眼里，“干部”也是十分神气的。现在小学生的家长一改过去要求孩子一心学习的情况，居然有不少主动到学校去恳请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队长”当当，因为当干部更能引起老师的关注，可以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如果说家长的想法并没有错，那我们的教育体制又该作何评判呢？ 其次是操作有水分，如果说学习成绩是考出来的还值得大家信服，那么其余30％的测评内容，几乎都是根据感觉加出来的，这给一些参与测评的老师以很大的发言权，也就催生了一些学生以各种方式“孝敬”老师的不良行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想上的表现，往往说一套做一套，而且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品德更需要约束。在大学生身上，近年来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诚信”危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教诲，今天的教科书上，也一再讲述。可是据调查，有约10％的大学生借了学生贷款却不按期归还，甚至是有意地“躲债”、“逃债”，弄得学校和银行十分头疼；另据披露，大学生的求职自荐信很少没有水分，优秀、优良的字眼几乎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更有的学生说自己曾经到60个单位实习。而把没有获得的荣誉堂而皇之地列出，并配上以假乱真“证书”的也决不是个别人。解决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说服、教育难以收到成效。因为，书读至大学这个份上，谁不懂得说些大道理，而且做起诚信的文章来，也许比教师更堂而皇之。这时，就需要制度的力量加以强制和约束。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清晰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哪些行为将遭受惩罚。国外健全的信用制度就很值得借鉴。每个人都有一个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信用号码，里面详细记录着他的所有人生重大经历，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是否有刑事记录，是否曾有不良信贷，是否有行政处分，是否有社区工作经历……这些信用记录，将直接与就业、生活相联，一个信用不佳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寸步难行。
创新，停留在嘴上的风暴（1）
“我现在在写硕士论文，写了一万多字，还要拼两万多字！” “是呀，我的一位师兄，博士论文居然写了25万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绝对通过。” 两个研究生日常交流的背后是一条高校通行的规定：硕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3万字，博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10万字。而“有数量才有质量”，是这一“政策”出台的指导思想。 的确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分量，但分量不是由字数决定的。况且为什么是要3万字、10万字呢？科学的根据何在？为了达到论文字数规模，有一些学生便开始拼凑。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开展了规模不等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期望通过教育思想讨论为高等教育号脉开方。客观地说，教育思想讨论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观念。可是，一些思想要么由于“现实条件”所限难以实现，要么不符合某些“流行概念”而被枪毙。与此同时，对另一些“入时”的观念，无视其因其具有的轰动效应而合理性地实行起来，论文的字数要求，便是其中的一项。类似的，还有不少。 一篇最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的论文，要不是其博士生导师据理力争，认为其极具创新性，早就被系答辩委员会“否决”而胎死腹中了。答辩委员会究竟怎么了？原来这所高校制定了一项针对博士毕业论文的政策，即“创新性一票否决制”，如果答辩委员会中有一个专家认为某一论文不具备创新性，该论文的答辩将不予通过。“创新性一票否决”政策三年实行下来，虽然有近十位学生没有按期拿到博士学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博士生认真对待毕业论文，从而提高了博士生教学质量，可是针对这一政策，人们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既然为“创新性一票否决”，那么除了个别被否决的论文，其他的都应该具有创新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为何还这样少呢？因此，要真正做到“一票否决”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认为对于创新的东西，由于其不随大流，往往会受到别人的抨击而非一致好评，科学界这样的事例有不少，现在却来个“一票否决”，真正有创新的论文要通过这一关反而很难，否决的也许恰恰是“创新性”。为此，一些博士生在选择题目时就十分慎重，不希望自己的论文太出格而招致大家的非难。其实，既然目的都是对博士生论文质量提出严格要求，为何一定要套用时髦的“一票否决”呢？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为了减少选题的失败而回避风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人的原始性创新往往被一票否决。”①（①《原始性创新不能被“一票否决”》，徐彬，《科学时报》，2002年 3月11日。）与之类似的还有被广泛引用的“师德一票否决制”，按照当前的情况，如果真“一票否决”起来，不知有多少教师会被否决执教资格，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因为师德不过关而被否决的，除非这位教师犯了法违了纪。 创新人才的培养，现在成了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核心。查阅各学校的办学宗旨，提倡培养创新人才的，不仅有大学，还有高职高专；不仅针对博士生还针对硕士生、本科生。这当然是很有战略眼光。可除了“眼光”，人们看不到更多的实质改变。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例，周期安排很长，要两年半甚至三年，课程安排也太多，有的学生要学一年半甚至两年的课程，由于导师精力以及其他诸多原因，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接触研究活动很少，其研究能力也就可以想象。在国外，硕士研究生培养具有过渡性质，有的强调课程学习，修完一定的课程就可拿到学位；有的强调研究能力，需要撰写一定质量的论文。各种方式都有他们的优点。我们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需要走自己的路，当前首先必须减少课程，增加研究生接触研究活动的机会。实际上，高职高专学生教育应重在培养他们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他们知道如何学习知识、应用知识就可以了；本科生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通过学习，他们能利用已有的知识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硕士研究生重在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他们能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进行一定的研究；博士研究生则重在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才是理论创新的主力军。
创新，停留在嘴上的风暴（2）
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估标准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教学评估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现行的教学评估标准在目标上以知识为核心，在方法上以量化为手段，在内容上面面俱到。我们眼里的好学生是聪明、好学、上进、能干、听话的学生，而对那些标新立异、个性十足的学生则颇多微词，认为他们“不成熟”、“爱出风头”、“好找麻烦”。这种观念忽略了人才的创造特征，有意无意中抑制了学生创造性火花的迸发，影响了创新精神赖以生存的氛围。这种评估体系很难在评估活动中显现出个体的创造性。另外，管理方式也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有着很大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的学习与科研活动采取严格的过程控制，使学生不得不循规蹈矩，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因此，必须变过去的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还必须依托整个社会环境，我国现在原创性的成果很少，这反映出科研工作者现实创新能力的不足，也直接影响着创新人才的培养。高校必须正视这些现实，进行综合治理。但是，我们很少看到综合治理的措施，或者说，我们正被一些非理性的措施干扰视线。 我国教育的“新招数”不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的教育体制尚不健全，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合我们自己国情的教育体系。回头审视从大学入学到博士毕业的诸多环节，我们得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应试教育似乎是高校中最有效的素质教育手段，人们依旧关注考试的力量。 过去我们一直把批判应试教育的矛头对准中小学，可是，没有高考指挥棒的大学也同样没有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因为考试无处不在，因为考研指挥棒高悬，因为我们的教师，依然生活在应试教育时代，而他们也有着诸多的无奈。 我们渴望这一切能彻底改变。因为，人才的培养耗不起时间。
远离讲台的教授
2003年岁末。一个异常寒冷的冬日。 51岁的金老师走出办公室，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一声叹息，空气中留下一长串白雾。 一辈子不抽烟的老金，突然很想抽支烟，他希望自己的烦恼能随烟飘去。刚才的一个消息，再一次宣布了他在今年的职称评聘中落空，他知道，这辈子的教授梦，将几乎无法实现。他在想，回了家该如何跟老伴说呢？老伴还等着他这次能评上教授，能拿到更高的住房津贴，去买一套房子！ 屈指一算，自己20多年的教龄，是学院里课上得最多，也是学生们打分打得最高的教师，是被学生投票为整个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但是，即便他每周要亲自为三个班级批改高达一尺的作业本，即便他再认真地为每次上课准备最新的资料，也不能改变他没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现实——这是评教授的条件。看着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几乎从来没上过讲台，30出头就当上了教授、博导，老金只能怪自己不善钻营。 朋友从来不会给他好脸色：谁像你这么老实？还亲自批改学生作业？还傻里傻气去当班主任，而且把“主任”真当回事？把这些时间花在编几篇论文上，你早就当上教授了。 没有人同情老金，除了他的学生。学生们在网上发帖子，认为这样的教师如果不是教授，这个校园里就没有真正的教授了，虽然论文少了点，但是他的为人师表，他教学生的水平，却是一流的。 “老金，其实你也算不得什么好教师，好教师都是淡泊名利的！”不知谁的一句话，让老金顿时无地自容。 在大学里连教授都混不上，老金确实有点惨。一句话：不懂入乡随俗。 因为在大学里，是“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的。教书只能成为“教书匠”，没有科研，没有论文，评教授几乎没有可能。而一旦成为教授，也就越来越远离讲台了。 办公室同事在回答一位学生家长的咨询。只听这位同事大声说道：“院士？教授？你孩子考本科，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学校里哪有院士给本科生上课的，最多做一两次讲座就了不起了。招生宣传上写那么多院士、教授，无非是为了吸引大家来报考。别太当真，否则今后会失望的……” 冲着教授声望上大学，却在讲台上难以见到名教授的身影，这在大学里已经不是秘密。当然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仍难免要大吃一惊。 2001年10月，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给天津的本科生上课的消息，借助媒体的力量，如同长了翅膀般在中国的高等学校内迅速传开。《中国教育报》为此专门撰写了题为《倾听大师的声音——陈省身在南开为本科生讲课》的通讯。文章的开头描述了学生听课的场景：“日前，南开大学数学系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为天津本科学生开设的‘应用数学’的第一堂课开讲。这堂课陈省身先生主讲微积分。90岁的陈先生坐在轮椅上，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断更换幻灯资料，书写方程式，不时地辅以手势，没有喝一口水。容纳二百多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天津大学本科学生周毅听完陈先生的课激动地说：“这是个非常珍贵的机会，很难得。陈先生的课给了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和指导性的启示。让我感觉到数学太神奇了，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2002年初，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中着手录制“名师讲坛”专题片，每个著名高校推出5~10位著名教授讲课，电视台全程(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3）
课程设置总量较少必然限制学生自由选课的空间。据调查，我国高校某一学科某一专业开设的课程相当有限，甚至有的专业能开满十来门规定的必修课程就相当不错了。这与国外一所大学一个学科就开设出多达几百门课程的情况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课程总量少，势必导致学生选课余地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大选修课比例，也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我国目前大学教育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即课程设置的重复。这在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中最突出。硕士教育重复本科教育①（①《课程设置：研究生学业本科化》，李丽萍、李纬娜，《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22日。），博士教育重复硕士教育，而且，有关课程的要求与本科相差无几甚至比本科还要松，直接导致硕士、博士教育质量难以提高。之所以会出现课程设置重复问题，一是有的学科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允许跨学科专业招生，老师们考虑到有的课程有些学生没有学过，于是为他们补课；二是有的课程没有研究生适用的教材，于是研究生教材便沿用本科生教材，虽然老师们说对研究生和对本科生的教学难度、深度要求不同，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不同很难得到真正的体现；三是有的公共课程，从中学一直开设到博士生阶段，教学内容高度重复。 课程老化现象严重，则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老课去不掉，新课开不出”，这是不少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2001年3月12日至3月27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主页上刊出了一则调查问卷，题目是“你对高校现在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情况满意吗”，共有12398人参与调查，其中，认为“比较满意，能学到有用东西”的有288人，仅占；认为“还可以，但不理想”的有2550人，占；而认为“不满意，很多东西与现实脱节”的人达到9565人，占。在该网站的留言栏里，类似的帖子随处可见：“大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在踏入社会后基本上无用，受到的能力训练也远远不够。”上海某大学的学生留言说：“我们学的教材大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西。”①（①《新闻分析：为何学子对教学质量不满意》，刘继安，《中国教育报》，2001年4月2日。）在上海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的学生认为所用教材质量一般，％的人认为应该更新，而认为很好的只有％。大多数学生认为，所学课程很落后，讲历史的多，讲现代新内容的少，有些内容已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悖。另外，从总体上看，大学课程结构也不尽合理，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忽视基础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学习，狭窄的知识面造成学生难以适应当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发展较快的形势；课程结构中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设置不尽合理，实践环节相对薄弱，尤其是科研实践；教学内容过分强调对已经形成的知识和现成结论的掌握，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高校改革课程设置已经刻不容缓。在增加课程的容量以及调整必修、选修课程比例方面，笔者认为，学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加强课程建设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制订相关政策，鼓励各学科专业教师开设有特色的新课程，以此更新教学内容，增加课程容量，扩大学生课程选择面。同时，要根本杜绝“因人设课”的现象，下决心将一些过于陈旧的课程砍掉。二是调整必修课、指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的比例。必修课程要“少而精”，选修课程要“广而博”，这样，大学生们既能学到必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又能开阔视野，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此，在设置必修课程时，应充分论证其必要性，严格进行评审、筛选；在设置选修课程时，则要放宽条件，以调动教师开课尤其是开新兴课程、介绍学科前沿知识课程的积极性。
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1）
“标志性成果”是近年来各行各业的流行语汇，教育也不例外。 谈起素质教育的成果，学生在各种科技、文体大赛中获奖，绝对具有“标志”意义；开设了多少艺术类选修课，有多少学生踊跃选课，“量多面广”也很具感染力。在某些人看来，学生艺术团体获了奖，针对学生开设了数十门艺术素质选修课，校园里有了几十个学生艺术社团，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也就有了保障，从而也能反映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得到了充分重视。可事实却是另一番模样，学生艺术团体（以及各类运动队）的成员大多是特招学生，很少有成员诞生于非特招生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试想，要把一名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培养成为可以登台演出的演员，不花三四年时间是不可能的，而这时他们已经要寻找工作毕业离校了，因此，不招特长学生，学校就不可能建设起一支高水平的艺术团队，而由特招生组成的艺术团队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出学校艺术素质教育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校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团队的建设上，精力和经费支出几乎占全部艺术素质教育的百分之八九十，而对艺术类选修课、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竞赛则是大学最为喜好的“素质教育项目”，因为它很能彰显成效。截至200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已经进行了六届12年，参加大赛的队伍越来越多，近几届都有全国250多所学校的2000多支队伍6000多名学生参赛。虽然说重在参与，但是很多学校仍然十分看重荣誉。顾名思义，大学生竞赛应该是学生比，老师的功夫则体现在课上得怎么样，实验指导得怎么样上，可在实际比赛中，却有不和谐之处。比赛过程中，学生处于半封闭状态，用四天的时间完成题目。晚上回到寝室，有的指导老师便加入讨论，帮助学生制订方案。组委会为了防止这一现象，专门设置了巡视员，到赛点巡视，一旦发现指导老师和学生在一起，便取消参赛资格。但是这样做十分费事，而且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舞弊行为。2001年，大赛组委会查出某校一测试性能很好的设计作品，居然是将一事先做好的测试性能很好的部件放在其中。还有的赛区，为了本地区高校的利益，指使评委将本地区高校所有作品的外观设计分都打了满分。该竞赛一赛区的秘书长说，如果长此以往，大赛的荣誉将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公正，组委会已决定，获奖项目向社会公开，并在网上发布，设立两周的异议期。组委会正在考虑一个新的竞赛模式：不出考题，而提供平台，每支参赛队伍允许有一名指导老师，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一个产品的设计，评委对这一产品进行各种性能的测试，最优者获得奖励。这可以充分检查一个团队的创造性，也能反映出团队过硬的本领，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方面，类似于体操中的自选动作，除此之外，还应该有规定动作。其实，老师与学生一起参赛没有什么不好，那种计较这是老师成果还是学生成果的考虑，本就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学生与老师一起研究，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竞赛其实是对教学活动的丰富，而不应成为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尺。因为能获奖的绝对只是个别学生。竞赛的意义更在于推动教学活动，加强学生间的交流，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并让教师从竞赛之中，找出教学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在新的教学中加以完善。比如，在电子设计大赛中，就发现学生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是由于在电子课程教学中，老师重课堂理论灌输而轻实验指导，只上课不带实验，实验室开放程度与利用率都很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等因素所致。此外，通过大赛还发现有的青年教师的知识已经落伍，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有人还提议应在全国范围内举办青年教师电子设计大赛。 近几年来兴起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也曾传出作假、作秀的消息。某高校为在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取得好成绩，事先并没有在学校里广泛组织校内的学生创业计划预赛，而是指定老师，选派学生成立了一个团队，最后这个团队获得了大奖。作为各类各级创业计划大赛的评委，企业管理学专家王教授认为，不少创业计划大赛是在“作秀”。他说，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其主办者都是官方机构，如共青团组织、教育主管部门，而由官方机构组织的竞赛活动，注重活动的形式有时甚至超过了活动的内容，注重对活动的宣传包装超过了对活动实际可能产生效果的关注，这导致创业计划大赛整体水平不高，真正能够获得风险机构投资并顺利运作的创业计划少之又少。创业计划大赛轰轰烈烈地举办，而效果却不甚理想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办者“作秀”的价值取向。在创业计划大赛中，得分最高的创业计划，也就是赢得创业计划大赛最高奖的项目，可能并不被风险投资商看好，而被风险投资商看中的、给予最高额风险投资的项目，却不一定获得评委会的青睐。这很值得我们对举办创业计划大赛的目的进行一番思考。据透露，一些创业计划大赛落幕时的签约仪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捧捧场而已。
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2）
素质教育一旦要以成果形式进行衡量，也就奏出了主旋律之外的不和谐音，就必然出现重教育形式轻教育内容的结果。高校往往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具有显示度的成果，而忽视、淡化内容上的深入及其真实的效果。从表面上看，我们所有教学活动的出发点的确都是素质教育，而且也似乎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而实际上，则多半是新瓶装旧酒之类纯粹的形式主义。 某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实行学分制，组织学生自由选课，并事先说明，没有学生选的老师将“下课”。这听起来是多么的诱人！消息不久便见诸媒体。等学生选课结束，却发现并没有教师落选。一位教授告诉我：“分配给我们系教师上课的教室全是只能容纳120人的，也就是说，每个教师最多只能接受120人选课。按照这样的数量计算，我们的教师不但不会多，而且会少不少。这怎么可能有教师‘下课’呢？如果事先不规定教师上课的容量，允许一个教师给三四百人上课，结果就完全两样了。学生自由选课、选时，必须建立在资源充足的基础上。如果资源短缺，选择面有限，就很难做到从容自如。因此，学校应该在扩大资源方面多动脑筋。” 2003年，关于缩短学期时间、改两学期制为三学期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①（①《南京大学：缩短学期时间 开办‘暑期学校’》，人民网，2003年 10月7日。）。诸多报道称缩短学期之举为教育改革与创新，不但与国际接轨，而且有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压缩学期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更多地与社会接触，这是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学期的缩短，学期制的变化，终究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变化，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教师的上课质量如何，教师与学生平时的沟通如何，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效果如何，才是关键。 在这种环境中滋生的“素质教育”，人们其实很容易想象其真实的效果。但是，善良的中国民众往往宁愿从好的方向去设想，设想其充满了朝气，洋溢着活力。于是，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时，原有的美好愿望便瞬间被内心深藏的疑问击碎。2002年2月，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话题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四学生、已经通过了学校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化学药品灼伤了5只黑熊。事发后，人们以各种身份，从各种角度，透视着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伤熊之举①（①《刘海洋伤熊事件与精神黑洞》，迅雷，《南风窗》，2002年3月。）。有人对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质疑，有人则对这名学生感到惋惜，还有人开始反思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刘海洋素质教育”，得到186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清华大学”得到282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伤熊”得到3550项检索结果。从中可以粗略看到刘海洋事件发生后社会关注的程度及主要内容。还没等人们从刘海洋事件中彻底缓过神来，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锤杀4名同学遭全国通缉并最终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出自大学生之手的惊天血案更加刺痛了大众的心，媒体用“屠夫”大学生来形容马加爵。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一名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父母嘴边的“好孩子”，师生面前的“好学生”、村民眼中的“好青年”，怎么能向同学下如此毒手①。（①《从马加爵杀人行为透视心理教育》，央视国际，2004年3月16日。） 一个学生不论出自何种考虑的行动，终究只是所有教育现象中的一个特例，并不能由此肯定或者否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当前我国素质教育中存在着的某些让人担忧的因素，那么它所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
品德，居然可以在纸上测试
一个平时思想行为表现很差的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他的思想品德课可能会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这是课堂内的“常识”，从小学一直延续发展到大学。 卷面的品德成绩，是我们看重“道德可以教导、灌输”的结果。由于道德可以教导，因而能够被记忆，而一旦为被教导者记住便证明其已被“教化”。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通常是对孩子讲一段大道理，然后问：“你记住了吗？告诉我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可就算孩子告诉你他记住了又怎么样呢？规则没有进入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不被采纳，当然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品德应是人身修养，而不是对名词、理论或者政策的记忆，但是采取笔试的方法来判定学生思想品德课分数的高低，却是我国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通行做法。毋庸讳言，我国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投入产出率一直不高。投入——大学里除设置有六七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外，还配备了一支不搞教学科研、专门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队伍；产出——照本宣科，上课内容过时、重复，学生感觉味同嚼蜡，为应付考试，往往在学期最后突击记忆。 有很多文章在分析当今大学生品德修养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用了这样的字眼：“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很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对高校的现状缺乏了解。只要看看课程设置以及专门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判断。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的方法，很难在学生身上产生效果。 品德需要感染。师者的言传身教以及大学文化的建设，或许才是品德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化的形成对学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事实上，师者的行为，也是对大学文化的演绎。 品德需要导向。我国高校为鼓励学生综合全面发展，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测评，具体说来就是对学生在学校里的各项表现进行打分，然后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出综合得分，并根据学生综合得分的高低给予其相应的评优奖励。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有利于促使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但认真一分析则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综合测评中，由课堂考试得到的学习成绩一般占70％；除此之外，有包括发表论文、参加某项科技竞赛获奖等的科研能力得分；还有反映学生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担任校院系班级学生干部、遵守公寓文明规范等的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得分。 这一测评方式，首先是指标不合理，将担任班级干部、参加集体活动也纳入测评体系，让人难以理解。在很多大学里，担任学校、院系或者班级干部的学生，在测评中会根据“职务”高低得到1~5分的加分，他们既得到了锻炼机会，同时又享受加分参与评优的好处，这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官员可以“捞”到各种好处十分相似。虽然“当官”其实意味着更多的奉献而非索取，可就是在小学生的眼里，“干部”也是十分神气的。现在小学生的家长一改过去要求孩子一心学习的情况，居然有不少主动到学校去恳请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队长”当当，因为当干部更能引起老师的关注，可以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如果说家长的想法并没有错，那我们的教育体制又该作何评判呢？ 其次是操作有水分，如果说学习成绩是考出来的还值得大家信服，那么其余30％的测评内容，几乎都是根据感觉加出来的，这给一些参与测评的老师以很大的发言权，也就催生了一些学生以各种方式“孝敬”老师的不良行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想上的表现，往往说一套做一套，而且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品德更需要约束。在大学生身上，近年来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诚信”危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教诲，今天的教科书上，也一再讲述。可是据调查，有约10％的大学生借了学生贷款却不按期归还，甚至是有意地“躲债”、“逃债”，弄得学校和银行十分头疼；另据披露，大学生的求职自荐信很少没有水分，优秀、优良的字眼几乎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更有的学生说自己曾经到60个单位实习。而把没有获得的荣誉堂而皇之地列出，并配上以假乱真“证书”的也决不是个别人。解决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说服、教育难以收到成效。因为，书读至大学这个份上，谁不懂得说些大道理，而且做起诚信的文章来，也许比教师更堂而皇之。这时，就需要制度的力量加以强制和约束。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清晰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哪些行为将遭受惩罚。国外健全的信用制度就很值得借鉴。每个人都有一个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信用号码，里面详细记录着他的所有人生重大经历，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是否有刑事记录，是否曾有不良信贷，是否有行政处分，是否有社区工作经历……这些信用记录，将直接与就业、生活相联，一个信用不佳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寸步难行。
创新，停留在嘴上的风暴（1）
“我现在在写硕士论文，写了一万多字，还要拼两万多字！” “是呀，我的一位师兄，博士论文居然写了25万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绝对通过。” 两个研究生日常交流的背后是一条高校通行的规定：硕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3万字，博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10万字。而“有数量才有质量”，是这一“政策”出台的指导思想。 的确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分量，但分量不是由字数决定的。况且为什么是要3万字、10万字呢？科学的根据何在？为了达到论文字数规模，有一些学生便开始拼凑。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开展了规模不等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期望通过教育思想讨论为高等教育号脉开方。客观地说，教育思想讨论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观念。可是，一些思想要么由于“现实条件”所限难以实现，要么不符合某些“流行概念”而被枪毙。与此同时，对另一些“入时”的观念，无视其因其具有的轰动效应而合理性地实行起来，论文的字数要求，便是其中的一项。类似的，还有不少。 一篇最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的论文，要不是其博士生导师据理力争，认为其极具创新性，早就被系答辩委员会“否决”而胎死腹中了。答辩委员会究竟怎么了？原来这所高校制定了一项针对博士毕业论文的政策，即“创新性一票否决制”，如果答辩委员会中有一个专家认为某一论文不具备创新性，该论文的答辩将不予通过。“创新性一票否决”政策三年实行下来，虽然有近十位学生没有按期拿到博士学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博士生认真对待毕业论文，从而提高了博士生教学质量，可是针对这一政策，人们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既然为“创新性一票否决”，那么除了个别被否决的论文，其他的都应该具有创新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为何还这样少呢？因此，要真正做到“一票否决”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认为对于创新的东西，由于其不随大流，往往会受到别人的抨击而非一致好评，科学界这样的事例有不少，现在却来个“一票否决”，真正有创新的论文要通过这一关反而很难，否决的也许恰恰是“创新性”。为此，一些博士生在选择题目时就十分慎重，不希望自己的论文太出格而招致大家的非难。其实，既然目的都是对博士生论文质量提出严格要求，为何一定要套用时髦的“一票否决”呢？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为了减少选题的失败而回避风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人的原始性创新往往被一票否决。”①（①《原始性创新不能被“一票否决”》，徐彬，《科学时报》，2002年 3月11日。）与之类似的还有被广泛引用的“师德一票否决制”，按照当前的情况，如果真“一票否决”起来，不知有多少教师会被否决执教资格，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因为师德不过关而被否决的，除非这位教师犯了法违了纪。 创新人才的培养，现在成了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核心。查阅各学校的办学宗旨，提倡培养创新人才的，不仅有大学，还有高职高专；不仅针对博士生还针对硕士生、本科生。这当然是很有战略眼光。可除了“眼光”，人们看不到更多的实质改变。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例，周期安排很长，要两年半甚至三年，课程安排也太多，有的学生要学一年半甚至两年的课程，由于导师精力以及其他诸多原因，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接触研究活动很少，其研究能力也就可以想象。在国外，硕士研究生培养具有过渡性质，有的强调课程学习，修完一定的课程就可拿到学位；有的强调研究能力，需要撰写一定质量的论文。各种方式都有他们的优点。我们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需要走自己的路，当前首先必须减少课程，增加研究生接触研究活动的机会。实际上，高职高专学生教育应重在培养他们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他们知道如何学习知识、应用知识就可以了；本科生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通过学习，他们能利用已有的知识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硕士研究生重在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他们能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进行一定的研究；博士研究生则重在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才是理论创新的主力军。
创新，停留在嘴上的风暴（2）
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估标准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教学评估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现行的教学评估标准在目标上以知识为核心，在方法上以量化为手段，在内容上面面俱到。我们眼里的好学生是聪明、好学、上进、能干、听话的学生，而对那些标新立异、个性十足的学生则颇多微词，认为他们“不成熟”、“爱出风头”、“好找麻烦”。这种观念忽略了人才的创造特征，有意无意中抑制了学生创造性火花的迸发，影响了创新精神赖以生存的氛围。这种评估体系很难在评估活动中显现出个体的创造性。另外，管理方式也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有着很大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的学习与科研活动采取严格的过程控制，使学生不得不循规蹈矩，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因此，必须变过去的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还必须依托整个社会环境，我国现在原创性的成果很少，这反映出科研工作者现实创新能力的不足，也直接影响着创新人才的培养。高校必须正视这些现实，进行综合治理。但是，我们很少看到综合治理的措施，或者说，我们正被一些非理性的措施干扰视线。 我国教育的“新招数”不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的教育体制尚不健全，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合我们自己国情的教育体系。回头审视从大学入学到博士毕业的诸多环节，我们得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应试教育似乎是高校中最有效的素质教育手段，人们依旧关注考试的力量。 过去我们一直把批判应试教育的矛头对准中小学，可是，没有高考指挥棒的大学也同样没有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因为考试无处不在，因为考研指挥棒高悬，因为我们的教师，依然生活在应试教育时代，而他们也有着诸多的无奈。 我们渴望这一切能彻底改变。因为，人才的培养耗不起时间。
远离讲台的教授
2003年岁末。一个异常寒冷的冬日。 51岁的金老师走出办公室，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一声叹息，空气中留下一长串白雾。 一辈子不抽烟的老金，突然很想抽支烟，他希望自己的烦恼能随烟飘去。刚才的一个消息，再一次宣布了他在今年的职称评聘中落空，他知道，这辈子的教授梦，将几乎无法实现。他在想，回了家该如何跟老伴说呢？老伴还等着他这次能评上教授，能拿到更高的住房津贴，去买一套房子！ 屈指一算，自己20多年的教龄，是学院里课上得最多，也是学生们打分打得最高的教师，是被学生投票为整个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但是，即便他每周要亲自为三个班级批改高达一尺的作业本，即便他再认真地为每次上课准备最新的资料，也不能改变他没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现实——这是评教授的条件。看着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几乎从来没上过讲台，30出头就当上了教授、博导，老金只能怪自己不善钻营。 朋友从来不会给他好脸色：谁像你这么老实？还亲自批改学生作业？还傻里傻气去当班主任，而且把“主任”真当回事？把这些时间花在编几篇论文上，你早就当上教授了。 没有人同情老金，除了他的学生。学生们在网上发帖子，认为这样的教师如果不是教授，这个校园里就没有真正的教授了，虽然论文少了点，但是他的为人师表，他教学生的水平，却是一流的。 “老金，其实你也算不得什么好教师，好教师都是淡泊名利的！”不知谁的一句话，让老金顿时无地自容。 在大学里连教授都混不上，老金确实有点惨。一句话：不懂入乡随俗。 因为在大学里，是“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的。教书只能成为“教书匠”，没有科研，没有论文，评教授几乎没有可能。而一旦成为教授，也就越来越远离讲台了。 办公室同事在回答一位学生家长的咨询。只听这位同事大声说道：“院士？教授？你孩子考本科，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学校里哪有院士给本科生上课的，最多做一两次讲座就了不起了。招生宣传上写那么多院士、教授，无非是为了吸引大家来报考。别太当真，否则今后会失望的……” 冲着教授声望上大学，却在讲台上难以见到名教授的身影，这在大学里已经不是秘密。当然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仍难免要大吃一惊。 2001年10月，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给天津的本科生上课的消息，借助媒体的力量，如同长了翅膀般在中国的高等学校内迅速传开。《中国教育报》为此专门撰写了题为《倾听大师的声音——陈省身在南开为本科生讲课》的通讯。文章的开头描述了学生听课的场景：“日前，南开大学数学系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为天津本科学生开设的‘应用数学’的第一堂课开讲。这堂课陈省身先生主讲微积分。90岁的陈先生坐在轮椅上，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断更换幻灯资料，书写方程式，不时地辅以手势，没有喝一口水。容纳二百多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天津大学本科学生周毅听完陈先生的课激动地说：“这是个非常珍贵的机会，很难得。陈先生的课给了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和指导性的启示。让我感觉到数学太神奇了，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2002年初，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中着手录制“名师讲坛”专题片，每个著名高校推出5~10位著名教授讲课，电视台全程(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