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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并播出。在复旦大学，作为“名师讲坛”活动之一，哲学系俞吾金教授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一堂讲座，听课的学生达到700多人。用学生的话说，“上名校不听名师讲课，真不是滋味……” 敏感的人们，似乎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从媒体的关注中不难看出，教授上讲台，其实已不仅是高校内部的事，它已经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以前学生和家长对大学的关注集中在“能否考上大学”上，那么今天学生和家长对高校的关注，已经逐渐转移到人才培养质量上。高校的教学质量高低，关系到每个学生未来的社会竞争力。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1）
“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的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育观念、培养模式乃至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①（①《周济立下奋斗目标：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谢湘、刘万永，《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28日。）这是我国教育部对当前教育领域教学质量问题的认识。从2001年起，教育部采取了诸多措施，推进高校加强教学质量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12条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和意见，又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规定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一学年必须给本科生至少开设一门课，就是这些政策中的一条。这条政策的内容在很多社会人士眼里实行起来实在简单，他们天真地认为，教授不就是教书的吗？不教书怎么也能叫教授呢？可是这样简单的事实却要由教育部发红头文件规定，由此让人想到这背后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部分，2003年教师节，教育部表彰了100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这是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其目的就是促进教授上讲台，鼓励名师为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教学名师的待遇是“有关待遇等同于同级同类科技奖”。 复旦大学副校长孙莱祥说，复旦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础课，有很多都是由著名教授讲授。“我当时是数学系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等，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今，我还记得他们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讲解一个定理，他们先不去推导公式，得出结论，而是分析研究这一定理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大家去想问题，在思想性、方法性上给大家很多启发。定理、公式他们也会推导，但最多在关键的地方点一点，不像现在有的老师，追求的只是不出差错地推导公式，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课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也就可想而知。”①（①《名师上讲台，一道世界性难题》，冰启，《上海教育》，2002年第1期。）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通讯专家王楚教授已近70高龄，他强烈赞同教授给本科学生授课，而且身体力行地为本科生上起了基础实验课，这是连大学一般讲师都不愿意上的课。王楚教授不但亲自给学生讲解实验技巧，而且让自己的博士生作实验课的助教，这位博士生由于长期在理论中浸泡着，连本科生的实验也很生疏，结果被王教授狠批一通。这件事在同行中传开了，很多教授在佩服王教授之余，却“不敢苟同”王教授的做法：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再说大教授去教本科生实验，不是小题大做嘛。大教授凭什么就不能做小题目呢？这个争论暂且放到一边，不过据有关教育专家介绍，中国学生与国外学生相比，最缺的是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最大的锻炼便来源于第一线的实践。 很多高校教师都认为，名师上讲台，得益的将不仅仅是上课的学生，还有一大批青年教师，因为通过名师与青年教师的配对传帮带，年轻人将得到系统的训练。李远哲教授的博士生赵新生目前在北大任教，他从带辅导课、习题课一步步做起，再给学生上大课，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上课极受学生欢迎。而像赵新生这样的青年教师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多见，很多青年教师初上讲台给学生上的就是大课。对于很多教授而言，他们为本科学生上课，不可能用“小班化”形式，也不可能在课后有大量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沟通，一次为200名甚至300名以上学生讲课，那是常有的事，也是最为可行的模式。怎样才能既发挥教授的教学作用，又不影响教授对科研的精力投入，还能保证这种“大班化”教学的效果呢？用博士生当助教，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国外大学也是给学生开200人的大课，但是针对这一班级，共有10个博士生做助教，每个博士生负责与20个左右本科生在课后进行对话。 在2000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大型学术报告会上，杨振宁认为，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科学人才，需要良师，还需要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他还在多种场合讲述了他与他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一起研究课题的情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则在北京大学推出一项针对低年级本科同学的研究计划。北京大学校领导认为，这些诺贝尔奖大师的课，结合了他们自身进行科研的经验教训，给学生的启迪也许比一些平庸的教师上几年课还管用。因此一定要倡导名师上讲台这一风尚。名师们即使再忙，也至少要上讲台讲个一两课，也要给学生们做做讲座。科学知识也许很快就会过时，但科学的方法、做学问的方法、做学问的态度、老师的品格却会影响人的一生，名师给学生讲的，正是他们最有体会的方法。名师是大学最宝贵的资源，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去教育、引导学生。让名师走上讲台，将是功德无量之举。 要让教授上讲台，当然并非给他们讲一番道理，让他们意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就可以了，学校更应该有切实的举措。例如复旦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鼓励“名师上讲台”，曾制订了一系列措施，不但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而且给予为本科生开设公共基础课、专业主干基础课的博导每个月300~400元的津贴。当初推出的这些政策和制度，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第一年便有17名博导给本科生开课，第二年增至23名，后来一直在陆陆续续增加。直到2000年学校实行新的岗位聘任制度，这一特殊津贴政策才被取消。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2）
教学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对教学的不重视，将严重影响大学功能的实现。教育主管部门改善高校教学质量的急切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以“点”上的奖励促进教师对教学的重视，以及通过行政的方式来推动大学课堂建设，并不能产生持续的效应。 如果一个科研成果丰硕但没有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要升教授，学校能不能严格执行规定不聘任他为教授？如果一名教授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学校能不能不再聘任他为教授？相反，如果一名教师上课十分优秀，但科研成果较少，他能不能由此聘为教授？如果学校能以坚定的态度，回答一个“能”字，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重视教学，全面改革教师考核方式，才能最终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而针对这一问题，高校并未拿出实际的行动，还没有质的突破。要根本上解决教学质量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要建立严格的聘任制度对教师进行聘任考核，要对没有完成规定教学、科研任务的教授、副教授动真格。如果哪一天，某教授即使完成了科研任务，但却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被学校解聘，或者某位副教授虽然科研成果很多，但由于教学很差却只能申报研究员而与教授无缘，这就表明我们开始真正重视教学，把教学放在真正重要的位置上了。 然而，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这还只能是一个“理想”。北京大学在2003年推出的改革方案中，将教职分为教学岗和教学、科研岗两类，北京大学指出，评职称走教授系列必须进行教学，否则就得转向研究员系列①。（①《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在学校岗位划分、岗位设计时，规定上第一类岗（岗）的人必须真正承担教学工作。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好的“信号”而已。因为，近年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诸多大学，将办学目标锁定在研究型大学上，将学校的精力和视线更多地集中在科研上，形成了偏科研的格局，学校十分看重科研工作突出者，即便他没有从事任何教学活动，仍然可以凭很好的科研成果晋升教授、博导。由于学校的这种导向，在教学与科研问题上，很多教师也把精力更多地投向科研而轻视教学。加上研究生学位教育的恢复，一些教师更是把本已所剩无几的教学精力放在指导研究生上。这种情况在高校十分普遍。晋升教授考核的重点是论文，因此每个教师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出论文，而考核教授的指标也是论文，教授们当然不会对教学产生多大兴趣。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教师对教学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如果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如果高校缺乏用最大努力向学生提供优质教育的氛围，那么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谁在给大学生上课？（1）
大学的讲台上，如今是哪些人在为学生上课？ 复旦大学孙莱祥副校长介绍，复旦大学给本科生开基础课的教授、副教授大约130名，也就是说，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仅有10％左右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为学生上基础课，博士生导师给本科生开课的比例则更低。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学生大学期间的课程约五六十门，这五六十门中，由博士生导师开设的，一般不超过三门。根据调查资料，在多数高校，包括名牌重点学府，给本科生开课的教授比例都不到10％，有的重点高校中为本科生开课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只有几十名，还有的高校中这一数字为个位数，给本科生开设基础课的博士生导师则更加少得可怜，一些高校不足5％。换句话说，真正为大学生上课的教师90％以上是讲师或者副教授。如果再深入分析，为大学生上课的，大多是青年教师①。（①《名师上讲台，一道世界性难题》，冰启，《上海教育》，2002年第1期。） 他们又是怎样给学生上课呢？ 在大学里，一个教师的教学任务完成与否，是通过课时数进行考核的，至于在这些课时数里完成的教学效果如何则很少有人关注。于是，不少教师是因为学校对其有教学工作量要求才勉强走上讲台的，他们教学工作的重心，不是如何革新教学方法，而是如何以最少的时间完成教学工作量。不注重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不认真备课，不关心教学效果，不与学生交流沟通，导致“满堂灌、填鸭式”等早该被淘汰的教学方法依旧盛行，学生在课后很难找到教师答疑释惑。不少青年教师根本没有经过助教环节，没有接受教育培训就登上讲台。一位青年教师说，上课谁不会，把书本的内容挨着讲下去不就行了？ 一项在大学里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对本科教学质量，很少甚至只有个别学生表示十分满意；一部分学生即便表示基本满意，却仍对很多方面有着抱怨；还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明确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在教师因素方面，排在最前列的是教师上课精力不投入。同学们戏说：“大家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我们的教师连‘钟’也不想撞。” 对于学生反映极其“恶劣”的教师，学校能将他请下讲台吗？在大学校园里，人们会不时听见学生对老师教学质量的负面反映，甚至有时会出现某班级同学集体签名要求换老师的现象，但是事情往往不了了之。学校领导反过来问学生，学校不是不想撤换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可是谁来接替呢？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呀！ 某高校数学系55岁以上的教授占了教授总人数的60％；某学科教研组三年内将有一半以上的教师面临退休。由于缺乏优秀的年轻教师，高质量的新课开不出，同时由于老教师的阻力，“因人设课”的现象十分普遍，过时的、“老掉牙”的课却去不掉。师资力量的缺乏导致学校如能正常开课就已额手相庆，哪还顾得上什么教学质量，而对于一些纯粹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盲目上马”的“新兴学科”、“新兴专业”而言，就更是如此。 根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由于高校大幅扩招，而教师队伍建设速度没能跟上学生规模扩大的速度，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目前，全国高校平均生师比为∶1，教育部直属高校平均生师比为∶1，其中，北京大学为∶1，清华大学为∶1，复旦大学为∶1，上海交大为∶1，南京大学为∶1，西安交通大学为13∶1，浙江大学为20∶1。而国际研究型大学生师比通常为10∶1。①（①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上海交大所作关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报告，2003年12月7日。） 有一位刚毕业的博士生，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专业基础课，这天早上同学们到了教室，却怎么也等不到老师，也没有接到任何更改上课时间的通知。后来经过调查，这位博士不来上课的理由很充分：“我妻子感冒了，家里没人给她煮饭，我留在家里照顾她。” 如果说这种夫妻情深体贴入微的理由，还能得到学生们一点“理解”，那么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师则伤透了学生们的心。一些民办大学以及培训机构，用高薪到名牌重点大学寻找师资，并用这些学校一流师资的旗号去招揽考生，极大程度地分散了这些教师对自身岗位的精力投入。尤其是经济管理、人文社科、语言等学科专业的“优秀教师”，在社会力量办学中很是“抢手”。于是，不少教师在正常工作之余，还外出兼职，为各类社会办班上课、开讲座，为企业进行咨询等，干得比在学校里带劲多了。 “这不是张老师么！这么差的人，怎么也会在这里上课？”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小李今年在校外报了一个语言学习班，准备来年考TOEFL。这是语言学习班第一次上课，可没想到，老师居然就是大学里的任课教师。 小李对这个语言学习班的质量开始有了怀疑。对于张老师，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全班同学没有不说他差的，上课永远板着一张脸，大家听着要打瞌睡，还没下课，就频频看表。小李对身边一个同学说：“老兄，准备和我一起去退款吧，这老师，我认识，忒差！”就在这时，课开始了。 “在上课之前，我为大家讲一段故事……”张老师满脸的笑容，让小李瞠目结舌。这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课堂里笑声不断。而小李怎么也难以相信，一个老师，在校内外的表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谁在给大学生上课？（2）
回到宿舍，小李无法平静，他向同学们讲述今天的奇遇，直讲得室友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个家伙太不像话了！他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对我们一点也不认真！”大家商议，准备奏他一本。 第二天，校领导收到一封信，信上的措辞让领导们感到深深的不安：“我们被老师给冷落了，老师们的心为什么不能放在我们身上，难道仅仅因为有校外的高额收入吗？学校为什么就不采取措施让他们的精力全部回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而付出呢？” 张老师是欧美文学博士。在学校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脱口而出：“我愿意忍气吞声去上学校外面的课？我不愿意在学校里给学生上上课，然后一心一意做自己的学问？在我心中，是多么向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景！” “选择在大学任教，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学术理想。可是，我必须面对现实。去年我儿子出生，父母过来照顾。没办法，我贷款买了一套房子，65万元，贷款45万元，每月还3500元。这几乎是我和妻子的全部工资收入。我不可能守着房子让父母、儿子、妻子喝西北风吧？所以就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去语言学校上课。这种课，上得越多，学生的评价越高，收入越多。为了钱，我必须认真对付。很多时候，上完外面的课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而第二天还要给校内的学生上课。在学校里，我有两个班的上课任务，还有论文指标，我很想上好课，我很想把论文做得漂亮，可是，一个月到手的工资不足2000元，在这个城市，这点钱能做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似乎连家庭也将失去。学院要求我们去承接课题，可是我们这些一无背景二无资历的年轻教师，要承接到大课题谈何容易……” 张老师说：“记得第一次语言学校的校长发薪水时，我打开信封，是万元。虽然事先约定了标准，但是面对这相当于学校半年多工资的讲课费，我还是忍不住一阵激动。什么教授，什么职称，能换来这样的收入吗？走出培训学校，我第一次选择打的回家。当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我突然感到有些悲哀。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万般讨厌铜臭的我到哪里去了？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再干几年，我的房款就解决了。我想，到那时我会认真开始做学问。” 面对张老师的坦然陈词，校领导无话可说。所有预备好的道理，都显得苍白无力。 教授不愿意上讲台，上讲台的又不投入，这就是高校现实的教学状态。能不能让教师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当然能。可是很多大学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显得底气不足。 一个普通的教师在一个语言学校兼职，一个月可以拿到1万元的讲课费。学校能拿得出来吗？又禁得了吗？近年来高校不同程度地为教师加薪，可是所谓涨只是相对于从前而言，涨过之后的工资并没有达到教师们所期望的水平。既然拿不出让人满意的薪水，就得体谅人家的生活压力，何况这钱也是辛苦加班挣来的，且没有因此“耽误”校内的课，学校凭什么去禁呢？再说了，真有必要禁吗？很多人认为，教师的能量不向社会辐射，其实也等于浪费。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收入影响社会地位。某一职业受到人们的青睐，收入待遇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让我们先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看教授的收入。 在我国，教授曾经是令人十分羡慕的职业，不仅因为它代表着学富五车，更因为其收入十分可观。很多资料可以佐证这一点。据史料显示，1933年，大学教授的月薪一般在300银元左右，以1933年天津市美国面粉元/斤、猪肉元/斤计算，可分别买斤面粉、斤猪肉，是当时一般劳动者收入的几十倍。即使在建国初期工资普遍走低的大环境下，教授的相对收入还是相当高的，并且逐年上升。自1952年至1957年，高校教授最高工资与机械行业工人最高工资之比，由∶1上升至∶1，明显超过1933年大学教授最高工资与低于助教职称的其他教学人员最高工资的比率（）。①（①《教授“身在曹营心在汉”高薪正在走进大学校园？》，陈乐一，《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18日。） 教授待遇的变化基本上始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教授，包括其他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不管是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都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脑体倒挂”、“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是当时的鲜明写照。此后，知识的价值逐渐得到认同，但是，教授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提高。直到1999年，很多高校教授的月薪仅仅为2000多元。于是，1999年前，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论调：“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有心爱国，无钱买肉。”“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九等人，是教员，海参鱿鱼认不全……”“有能力的去经商，有出息的去留洋，有本事的进官场，不三不四的教书匠。”“……十等人，教书匠，推销次品（这里‘次品’一词是双关语，兼指知识和商品）是榜样。”“……八等公民是教师，上课下海全不迟……” 1999年，高校教师的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在北京和上海地区，大多数教授平均每月可拿到五六千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可以算“中等偏上”，但这是以整个中国社会为参照的，而且，这是教授的收入，并不是一个普通教师的收入。据人力资源网站中华英才网（）2003年所作的第六期“英才薪资指数”调查报告，上海平均年薪49180元，深圳平均年薪47943元，北京平均年薪46611元，广州平均年薪41377元。一般而言，在高校中，只有拥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能拿到这样的收入。 教授们不敢与周围相比，也不敢与过去相比。目前的收入水平相较于过去，只有四个字，“实在太低”；与“国际水准”、海外同行相比，也是四个字，“依旧很低”。“这两年大家在说教授涨工资，好像内地高校教师的工资很高了，这是假象。”一位长江学者说。他现在的收入算是很“高”了，长江学者每年领取教育部津贴10万元，学校津贴10万元，另外还有较多的基金和其他配套待遇。可是有他这样待遇的教授并不多。而在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讲师每月的工资是5万港元，每个人每年的科研经费100万港元，而且有自己的实验室。就平均而言，在涨工资以前，内地教授月工资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月工资的1％，涨工资以后，也不过百分之几。 年轻的教师不会奢求与国际水准接轨，也不敢梦想教授的待遇，他们只能务实地与周围同龄人相比。在各高校，年轻人目前的待遇仍然很低。相当部分拥有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年龄在35岁以下的教师，平均年收入不足4万元，这尚未达到很多热门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的起薪水平。一位长江学者告诉我，他为了让大家心态平衡，把学校配套给他的10万元拿了出来，作为对课题组内两位青年教师的补贴。他说，他们干得比我辛苦，各方面都需要钱，拿的却比我少得太多，这样下去积极性维持不了多久。采取这种做法的长江学者并不是个别。而有意思的是，教育部推出长江计划，其本意是创造条件，让正处于出成果黄金时期的年轻人能够稳定下来，安安心心在校园里做学术，争取出大成果。 很显然，从物质待遇条件看，今天的大学对青年才俊还构不成强烈的吸引力。
含金量和体重一起缩水（1）
当然，经济因素只是导引人才流动的一方面因素，真正吸引人才的，应该是对教育科研事业的神圣向往。但令人失望的是，高校已经不纯洁，学术已经不神圣，教授已经难以凝聚大家崇敬的目光。 “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这句刺耳的话与“深圳的大街上倒下一面墙，砸伤十个人，其中九人是董事长，一人是总经理”一样流行。随便登录中国任何一所重点高校的网站，每个学校都有四五百名正教授、七八百名副教授。资料显示，台湾大学学生4万多名，正副教授加在一起是1000多名；上海交大学生2万名，正副教授近1400名；北京大学学生1万多名，正副教授达到2000多名。 很多人难以理解这样的“矛盾”表述：我国高校扩招，学生增多，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待遇普遍不高，教师职业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大学校园里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工作效率低下；教授很多，可是从1998~2000年三年间，以不区分第一作者和合作者进行统计，北京大学总计在N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4篇，南京大学发表3篇，中国科技大学发表4篇，复旦大学发表3篇，浙江大学发表1篇，清华大学发表零篇。2002年度我国科学家作为第一作者在Science发表论文4篇，在Nture发表论文6篇。而哈佛大学2001年发表Nture、Science论文共65篇。①但即使如此，教授们仍然认为给他们定的指标太高、压力太大……简单地想一想，师资力量不足，应该是高效率运转；学生缴费上学，老师们又是以较少的人数完成工作，他们应该获得超额的报酬；师资力量不足，大家都忙不过来，又怎么可能人浮于事呢？说我们的师资不足，可为何教授又那么多呢？教授们不上本科生的课，精力应该投入科研和带研究生之中，怎么又会出不了论文，还感到压力巨大呢？……确实十分“矛盾”。 ①《将我国名牌大学纳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刘念才等，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建议，2002年2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抛开对大学财政收入来源的分析，人们忽视的第一个问题是，“师资”指的是专任教师，也就是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的教师。与这支队伍相对应，高校还有一支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一所高校每年为教师加薪的开销是几千万，但教师的收入并不高，因为还有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一起来分这块“蛋糕”。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其次，没有仔细分析教师的工作状态。在师资力量不足情况下的教学与科研，大致有五种可能的推论：一是我国教师的水平特别高，把教学、科研任务完成得很好；二是教学任务完成得不好，科研任务完成得好；三是科研任务完成得不好，教学任务完成得好；四是教学、科研都没完成好，结果身体累垮了；五是反正什么也搞不好，收入也不高，不如到校外捞点实惠。从感觉上看，第四种、第五种推论更接近现实。教师们要么疲于应付指导学生、完成科研工作量（这种应付是“短线”的，教师们必须时刻想着出成果，接受检查。因为学校给他们的目标与任务，是一年一定或两年一定的。“时间紧迫”让他们为成果的诞生忧心如焚），要么占着学校的岗位，努力在校外耕耘。学校给了自己可靠的社会保障，给了身份地位，校外则赚了实惠，因为教授头衔并非“一钱不值”，在社会上，名牌大学的教授还是很有些说服力的。一位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说，他留在学校，也就希望三五年内混上个教授、副教授，以此提高身价到社会上去发展，如果连教授也混不上就离开学校，岂不太差。 当前高等学府的学术风气不容乐观。从教师队伍整体面貌上看，讲经济利益、现实待遇的多了，讲献身科学、潜心研究的少了，他们把精力投入到没有多少“含金量（即学术研究价值）”的课题中，或者忙于兼职挣钱，自然也就没有余力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撰写高质量的论文；从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个体看，学术研究人员的团结合作少了，“个体户”研究和“作坊式”研究多了。而对硕士生乃至博士生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本就不高，加上导师的“言传身教”，在校期间即到社会上打工赚钱的不在少数。 这怪谁？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青年教师在高校里的境遇。中我们将进一步向你展示大学的学术研究状态。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造力生命周期。年轻时精力旺盛，有着十分强烈的创造热情，而且，在教学上、学术上也可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此时的青年教师得不到支持，他们拿不到什么课题，也没有什么可被自己支配的资源，在整个教师体系里，他们收入最低，整天面对的是生活的压力。在这种生存状态下青年教师怎能不优先考虑经济利益、现实待遇？让他们安心投入教学、科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往往正是在理想与现实间苦苦挣扎的他们承担着最多的教学任务，因为教授们的实际教学工作量很少，而且，也是他们在完成以教授名义承接下来的科研课题。 “拿这点钱，还卡人家干啥？”也许正是考虑到年轻教师的这种处境，因此高校往往在晋升职称职务时，更看重年限和基本学历，只要达到足够的年限，有一定的学历支撑，有几篇像样的论文，你就可以晋升到下一个职称。而到了下一个职称，你终于累积了一定的资历，也就可以拥有一定的资源，可是这时你早已习惯了不认真做学问。该做学问，想做学问却又苦于资源匮乏的是那些与当年的你一样的年轻人。这个循环如果不打破，我们的学术要上水平，除非出现奇迹。
含金量和体重一起缩水（2）
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的资源？为什么就不能将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转变为学术压力？如果我们给予青年教师相对的高薪（还不是绝对），同时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考核要求，提高晋升副教授、教授的难度，让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打下扎实的科学研究功底，多出成果，这绝对是会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举措。而一旦被晋升为学校的教授，他们就更不应该再面对各种指标考核带来的激烈的生存压力，在完成岗位任务之余，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术思考。 三是教授的水准往往被“抽象化”了，其实并非所有教授都具备同样的水准。我国高校中晋升教授的标准，绝非均如前文中老金那般难以企及。老金是走错了方向，没有投大学之所好。这几年的高校，晋升教授的难度有所增加，可是，你只要摸准门道，拿到教授职称也可谓易如反掌。博士毕业两年、博士后出站，除非意外，你肯定是副教授；副教授期间你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搞了几项课题，说不定会破格晋升教授；眼看你58岁还没有评上教授，学校会给你来个“资格教授”或者“名片教授”，享受资格不享受待遇也风风光光的。某高校一教师在评上副教授一年后马上晋升教授，原因是他一年发表了大大小小28篇论文，虽然校外评审专家质疑其论文“无异于剪刀加糨糊”，并认为其不具备教授水平，可学校依然将其列为努力耕耘的典型。教授的“准入门槛”低以及评判指标偏离学术轨道，这直接导致教授队伍的庞大和低水平发展，也导致“教授”称号严重贬值。有专家认为，国内所有高校教授的平均水平低于讲师应该达到的水平。在国外，一名讲师，就有自己的课题研究，就可以带博士生，这是普遍现象。可是，国内的教授现在有不少都尚未具备这种能力，搞研究也是跟在某一个课题组里浅尝辄止。
“盲审”的不只是论文，更是教授的人格
如果有损教授形象的“顺口溜”在社会上流传一时也就罢了，可就连大学校园里，办学者也对教授的学术声誉和整体诚信度表示怀疑，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学位论文实行“盲审制度”。 为提高论文评价的科学性，现在很多大学实行一种盲审制度，就是将不署作者名的学位论文送给作者不可能知道的专家审核，这样打出来的分数，应是最为客观。这似乎是一套严格的制度，十分科学、合理。但是，知情人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猫腻”：盲审，首先需要有人将文章盲起来，而将文章盲起来的人也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也就孕育着新的腐败机会，出现“假盲”事件。接着，人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大学里有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针对学生的论文答辩，还有答辩委员会，每个学生的论文答辩都要请若干专家作为答辩委员。有这样严密的体制，怎么就不能保证论文质量呢，怎么可能让不达要求的论文过关呢？如果对他们的工作成效存在质疑，那么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之外，再设立一个盲审制度，是不是对资源的浪费呢？我们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那就是教授的学术声誉在下降，教授的诚信被打上了问号。甚至有人断言，怎么想就怎么说、保持个性独立的学者或教授，已经“绝种”。 高校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要走上国际舞台，提升教授的价值，为教授正名，是必经之路。因为，人才是大学最为宝贵的资源，教授是大学的形象代言。进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执着。学术声誉（而不是学术成果）是学者的生命，但我们追求的恰恰是(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1）
“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的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育观念、培养模式乃至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①（①《周济立下奋斗目标：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谢湘、刘万永，《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28日。）这是我国教育部对当前教育领域教学质量问题的认识。从2001年起，教育部采取了诸多措施，推进高校加强教学质量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12条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和意见，又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规定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一学年必须给本科生至少开设一门课，就是这些政策中的一条。这条政策的内容在很多社会人士眼里实行起来实在简单，他们天真地认为，教授不就是教书的吗？不教书怎么也能叫教授呢？可是这样简单的事实却要由教育部发红头文件规定，由此让人想到这背后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部分，2003年教师节，教育部表彰了100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这是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其目的就是促进教授上讲台，鼓励名师为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教学名师的待遇是“有关待遇等同于同级同类科技奖”。 复旦大学副校长孙莱祥说，复旦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础课，有很多都是由著名教授讲授。“我当时是数学系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等，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今，我还记得他们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讲解一个定理，他们先不去推导公式，得出结论，而是分析研究这一定理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大家去想问题，在思想性、方法性上给大家很多启发。定理、公式他们也会推导，但最多在关键的地方点一点，不像现在有的老师，追求的只是不出差错地推导公式，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课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也就可想而知。”①（①《名师上讲台，一道世界性难题》，冰启，《上海教育》，2002年第1期。）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通讯专家王楚教授已近70高龄，他强烈赞同教授给本科学生授课，而且身体力行地为本科生上起了基础实验课，这是连大学一般讲师都不愿意上的课。王楚教授不但亲自给学生讲解实验技巧，而且让自己的博士生作实验课的助教，这位博士生由于长期在理论中浸泡着，连本科生的实验也很生疏，结果被王教授狠批一通。这件事在同行中传开了，很多教授在佩服王教授之余，却“不敢苟同”王教授的做法：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再说大教授去教本科生实验，不是小题大做嘛。大教授凭什么就不能做小题目呢？这个争论暂且放到一边，不过据有关教育专家介绍，中国学生与国外学生相比，最缺的是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最大的锻炼便来源于第一线的实践。 很多高校教师都认为，名师上讲台，得益的将不仅仅是上课的学生，还有一大批青年教师，因为通过名师与青年教师的配对传帮带，年轻人将得到系统的训练。李远哲教授的博士生赵新生目前在北大任教，他从带辅导课、习题课一步步做起，再给学生上大课，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上课极受学生欢迎。而像赵新生这样的青年教师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多见，很多青年教师初上讲台给学生上的就是大课。对于很多教授而言，他们为本科学生上课，不可能用“小班化”形式，也不可能在课后有大量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沟通，一次为200名甚至300名以上学生讲课，那是常有的事，也是最为可行的模式。怎样才能既发挥教授的教学作用，又不影响教授对科研的精力投入，还能保证这种“大班化”教学的效果呢？用博士生当助教，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国外大学也是给学生开200人的大课，但是针对这一班级，共有10个博士生做助教，每个博士生负责与20个左右本科生在课后进行对话。 在2000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大型学术报告会上，杨振宁认为，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科学人才，需要良师，还需要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他还在多种场合讲述了他与他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一起研究课题的情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则在北京大学推出一项针对低年级本科同学的研究计划。北京大学校领导认为，这些诺贝尔奖大师的课，结合了他们自身进行科研的经验教训，给学生的启迪也许比一些平庸的教师上几年课还管用。因此一定要倡导名师上讲台这一风尚。名师们即使再忙，也至少要上讲台讲个一两课，也要给学生们做做讲座。科学知识也许很快就会过时，但科学的方法、做学问的方法、做学问的态度、老师的品格却会影响人的一生，名师给学生讲的，正是他们最有体会的方法。名师是大学最宝贵的资源，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去教育、引导学生。让名师走上讲台，将是功德无量之举。 要让教授上讲台，当然并非给他们讲一番道理，让他们意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就可以了，学校更应该有切实的举措。例如复旦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鼓励“名师上讲台”，曾制订了一系列措施，不但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而且给予为本科生开设公共基础课、专业主干基础课的博导每个月300~400元的津贴。当初推出的这些政策和制度，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第一年便有17名博导给本科生开课，第二年增至23名，后来一直在陆陆续续增加。直到2000年学校实行新的岗位聘任制度，这一特殊津贴政策才被取消。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2）
教学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对教学的不重视，将严重影响大学功能的实现。教育主管部门改善高校教学质量的急切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以“点”上的奖励促进教师对教学的重视，以及通过行政的方式来推动大学课堂建设，并不能产生持续的效应。 如果一个科研成果丰硕但没有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要升教授，学校能不能严格执行规定不聘任他为教授？如果一名教授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学校能不能不再聘任他为教授？相反，如果一名教师上课十分优秀，但科研成果较少，他能不能由此聘为教授？如果学校能以坚定的态度，回答一个“能”字，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重视教学，全面改革教师考核方式，才能最终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而针对这一问题，高校并未拿出实际的行动，还没有质的突破。要根本上解决教学质量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要建立严格的聘任制度对教师进行聘任考核，要对没有完成规定教学、科研任务的教授、副教授动真格。如果哪一天，某教授即使完成了科研任务，但却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被学校解聘，或者某位副教授虽然科研成果很多，但由于教学很差却只能申报研究员而与教授无缘，这就表明我们开始真正重视教学，把教学放在真正重要的位置上了。 然而，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这还只能是一个“理想”。北京大学在2003年推出的改革方案中，将教职分为教学岗和教学、科研岗两类，北京大学指出，评职称走教授系列必须进行教学，否则就得转向研究员系列①。（①《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在学校岗位划分、岗位设计时，规定上第一类岗（岗）的人必须真正承担教学工作。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好的“信号”而已。因为，近年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诸多大学，将办学目标锁定在研究型大学上，将学校的精力和视线更多地集中在科研上，形成了偏科研的格局，学校十分看重科研工作突出者，即便他没有从事任何教学活动，仍然可以凭很好的科研成果晋升教授、博导。由于学校的这种导向，在教学与科研问题上，很多教师也把精力更多地投向科研而轻视教学。加上研究生学位教育的恢复，一些教师更是把本已所剩无几的教学精力放在指导研究生上。这种情况在高校十分普遍。晋升教授考核的重点是论文，因此每个教师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出论文，而考核教授的指标也是论文，教授们当然不会对教学产生多大兴趣。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教师对教学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如果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如果高校缺乏用最大努力向学生提供优质教育的氛围，那么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谁在给大学生上课？（1）
大学的讲台上，如今是哪些人在为学生上课？ 复旦大学孙莱祥副校长介绍，复旦大学给本科生开基础课的教授、副教授大约130名，也就是说，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仅有10％左右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为学生上基础课，博士生导师给本科生开课的比例则更低。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学生大学期间的课程约五六十门，这五六十门中，由博士生导师开设的，一般不超过三门。根据调查资料，在多数高校，包括名牌重点学府，给本科生开课的教授比例都不到10％，有的重点高校中为本科生开课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只有几十名，还有的高校中这一数字为个位数，给本科生开设基础课的博士生导师则更加少得可怜，一些高校不足5％。换句话说，真正为大学生上课的教师90％以上是讲师或者副教授。如果再深入分析，为大学生上课的，大多是青年教师①。（①《名师上讲台，一道世界性难题》，冰启，《上海教育》，2002年第1期。） 他们又是怎样给学生上课呢？ 在大学里，一个教师的教学任务完成与否，是通过课时数进行考核的，至于在这些课时数里完成的教学效果如何则很少有人关注。于是，不少教师是因为学校对其有教学工作量要求才勉强走上讲台的，他们教学工作的重心，不是如何革新教学方法，而是如何以最少的时间完成教学工作量。不注重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不认真备课，不关心教学效果，不与学生交流沟通，导致“满堂灌、填鸭式”等早该被淘汰的教学方法依旧盛行，学生在课后很难找到教师答疑释惑。不少青年教师根本没有经过助教环节，没有接受教育培训就登上讲台。一位青年教师说，上课谁不会，把书本的内容挨着讲下去不就行了？ 一项在大学里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对本科教学质量，很少甚至只有个别学生表示十分满意；一部分学生即便表示基本满意，却仍对很多方面有着抱怨；还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明确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在教师因素方面，排在最前列的是教师上课精力不投入。同学们戏说：“大家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我们的教师连‘钟’也不想撞。” 对于学生反映极其“恶劣”的教师，学校能将他请下讲台吗？在大学校园里，人们会不时听见学生对老师教学质量的负面反映，甚至有时会出现某班级同学集体签名要求换老师的现象，但是事情往往不了了之。学校领导反过来问学生，学校不是不想撤换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可是谁来接替呢？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呀！ 某高校数学系55岁以上的教授占了教授总人数的60％；某学科教研组三年内将有一半以上的教师面临退休。由于缺乏优秀的年轻教师，高质量的新课开不出，同时由于老教师的阻力，“因人设课”的现象十分普遍，过时的、“老掉牙”的课却去不掉。师资力量的缺乏导致学校如能正常开课就已额手相庆，哪还顾得上什么教学质量，而对于一些纯粹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盲目上马”的“新兴学科”、“新兴专业”而言，就更是如此。 根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由于高校大幅扩招，而教师队伍建设速度没能跟上学生规模扩大的速度，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目前，全国高校平均生师比为∶1，教育部直属高校平均生师比为∶1，其中，北京大学为∶1，清华大学为∶1，复旦大学为∶1，上海交大为∶1，南京大学为∶1，西安交通大学为13∶1，浙江大学为20∶1。而国际研究型大学生师比通常为10∶1。①（①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上海交大所作关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报告，2003年12月7日。） 有一位刚毕业的博士生，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专业基础课，这天早上同学们到了教室，却怎么也等不到老师，也没有接到任何更改上课时间的通知。后来经过调查，这位博士不来上课的理由很充分：“我妻子感冒了，家里没人给她煮饭，我留在家里照顾她。” 如果说这种夫妻情深体贴入微的理由，还能得到学生们一点“理解”，那么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师则伤透了学生们的心。一些民办大学以及培训机构，用高薪到名牌重点大学寻找师资，并用这些学校一流师资的旗号去招揽考生，极大程度地分散了这些教师对自身岗位的精力投入。尤其是经济管理、人文社科、语言等学科专业的“优秀教师”，在社会力量办学中很是“抢手”。于是，不少教师在正常工作之余，还外出兼职，为各类社会办班上课、开讲座，为企业进行咨询等，干得比在学校里带劲多了。 “这不是张老师么！这么差的人，怎么也会在这里上课？”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小李今年在校外报了一个语言学习班，准备来年考TOEFL。这是语言学习班第一次上课，可没想到，老师居然就是大学里的任课教师。 小李对这个语言学习班的质量开始有了怀疑。对于张老师，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全班同学没有不说他差的，上课永远板着一张脸，大家听着要打瞌睡，还没下课，就频频看表。小李对身边一个同学说：“老兄，准备和我一起去退款吧，这老师，我认识，忒差！”就在这时，课开始了。 “在上课之前，我为大家讲一段故事……”张老师满脸的笑容，让小李瞠目结舌。这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课堂里笑声不断。而小李怎么也难以相信，一个老师，在校内外的表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谁在给大学生上课？（2）
回到宿舍，小李无法平静，他向同学们讲述今天的奇遇，直讲得室友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个家伙太不像话了！他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对我们一点也不认真！”大家商议，准备奏他一本。 第二天，校领导收到一封信，信上的措辞让领导们感到深深的不安：“我们被老师给冷落了，老师们的心为什么不能放在我们身上，难道仅仅因为有校外的高额收入吗？学校为什么就不采取措施让他们的精力全部回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而付出呢？” 张老师是欧美文学博士。在学校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脱口而出：“我愿意忍气吞声去上学校外面的课？我不愿意在学校里给学生上上课，然后一心一意做自己的学问？在我心中，是多么向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景！” “选择在大学任教，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学术理想。可是，我必须面对现实。去年我儿子出生，父母过来照顾。没办法，我贷款买了一套房子，65万元，贷款45万元，每月还3500元。这几乎是我和妻子的全部工资收入。我不可能守着房子让父母、儿子、妻子喝西北风吧？所以就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去语言学校上课。这种课，上得越多，学生的评价越高，收入越多。为了钱，我必须认真对付。很多时候，上完外面的课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而第二天还要给校内的学生上课。在学校里，我有两个班的上课任务，还有论文指标，我很想上好课，我很想把论文做得漂亮，可是，一个月到手的工资不足2000元，在这个城市，这点钱能做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似乎连家庭也将失去。学院要求我们去承接课题，可是我们这些一无背景二无资历的年轻教师，要承接到大课题谈何容易……” 张老师说：“记得第一次语言学校的校长发薪水时，我打开信封，是万元。虽然事先约定了标准，但是面对这相当于学校半年多工资的讲课费，我还是忍不住一阵激动。什么教授，什么职称，能换来这样的收入吗？走出培训学校，我第一次选择打的回家。当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我突然感到有些悲哀。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万般讨厌铜臭的我到哪里去了？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再干几年，我的房款就解决了。我想，到那时我会认真开始做学问。” 面对张老师的坦然陈词，校领导无话可说。所有预备好的道理，都显得苍白无力。 教授不愿意上讲台，上讲台的又不投入，这就是高校现实的教学状态。能不能让教师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当然能。可是很多大学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显得底气不足。 一个普通的教师在一个语言学校兼职，一个月可以拿到1万元的讲课费。学校能拿得出来吗？又禁得了吗？近年来高校不同程度地为教师加薪，可是所谓涨只是相对于从前而言，涨过之后的工资并没有达到教师们所期望的水平。既然拿不出让人满意的薪水，就得体谅人家的生活压力，何况这钱也是辛苦加班挣来的，且没有因此“耽误”校内的课，学校凭什么去禁呢？再说了，真有必要禁吗？很多人认为，教师的能量不向社会辐射，其实也等于浪费。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收入影响社会地位。某一职业受到人们的青睐，收入待遇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让我们先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看教授的收入。 在我国，教授曾经是令人十分羡慕的职业，不仅因为它代表着学富五车，更因为其收入十分可观。很多资料可以佐证这一点。据史料显示，1933年，大学教授的月薪一般在300银元左右，以1933年天津市美国面粉元/斤、猪肉元/斤计算，可分别买斤面粉、斤猪肉，是当时一般劳动者收入的几十倍。即使在建国初期工资普遍走低的大环境下，教授的相对收入还是相当高的，并且逐年上升。自1952年至1957年，高校教授最高工资与机械行业工人最高工资之比，由∶1上升至∶1，明显超过1933年大学教授最高工资与低于助教职称的其他教学人员最高工资的比率（）。①（①《教授“身在曹营心在汉”高薪正在走进大学校园？》，陈乐一，《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18日。） 教授待遇的变化基本上始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教授，包括其他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不管是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都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脑体倒挂”、“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是当时的鲜明写照。此后，知识的价值逐渐得到认同，但是，教授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提高。直到1999年，很多高校教授的月薪仅仅为2000多元。于是，1999年前，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论调：“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有心爱国，无钱买肉。”“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九等人，是教员，海参鱿鱼认不全……”“有能力的去经商，有出息的去留洋，有本事的进官场，不三不四的教书匠。”“……十等人，教书匠，推销次品（这里‘次品’一词是双关语，兼指知识和商品）是榜样。”“……八等公民是教师，上课下海全不迟……” 1999年，高校教师的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在北京和上海地区，大多数教授平均每月可拿到五六千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可以算“中等偏上”，但这是以整个中国社会为参照的，而且，这是教授的收入，并不是一个普通教师的收入。据人力资源网站中华英才网（）2003年所作的第六期“英才薪资指数”调查报告，上海平均年薪49180元，深圳平均年薪47943元，北京平均年薪46611元，广州平均年薪41377元。一般而言，在高校中，只有拥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能拿到这样的收入。 教授们不敢与周围相比，也不敢与过去相比。目前的收入水平相较于过去，只有四个字，“实在太低”；与“国际水准”、海外同行相比，也是四个字，“依旧很低”。“这两年大家在说教授涨工资，好像内地高校教师的工资很高了，这是假象。”一位长江学者说。他现在的收入算是很“高”了，长江学者每年领取教育部津贴10万元，学校津贴10万元，另外还有较多的基金和其他配套待遇。可是有他这样待遇的教授并不多。而在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讲师每月的工资是5万港元，每个人每年的科研经费100万港元，而且有自己的实验室。就平均而言，在涨工资以前，内地教授月工资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月工资的1％，涨工资以后，也不过百分之几。 年轻的教师不会奢求与国际水准接轨，也不敢梦想教授的待遇，他们只能务实地与周围同龄人相比。在各高校，年轻人目前的待遇仍然很低。相当部分拥有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年龄在35岁以下的教师，平均年收入不足4万元，这尚未达到很多热门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的起薪水平。一位长江学者告诉我，他为了让大家心态平衡，把学校配套给他的10万元拿了出来，作为对课题组内两位青年教师的补贴。他说，他们干得比我辛苦，各方面都需要钱，拿的却比我少得太多，这样下去积极性维持不了多久。采取这种做法的长江学者并不是个别。而有意思的是，教育部推出长江计划，其本意是创造条件，让正处于出成果黄金时期的年轻人能够稳定下来，安安心心在校园里做学术，争取出大成果。 很显然，从物质待遇条件看，今天的大学对青年才俊还构不成强烈的吸引力。
含金量和体重一起缩水（1）
当然，经济因素只是导引人才流动的一方面因素，真正吸引人才的，应该是对教育科研事业的神圣向往。但令人失望的是，高校已经不纯洁，学术已经不神圣，教授已经难以凝聚大家崇敬的目光。 “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这句刺耳的话与“深圳的大街上倒下一面墙，砸伤十个人，其中九人是董事长，一人是总经理”一样流行。随便登录中国任何一所重点高校的网站，每个学校都有四五百名正教授、七八百名副教授。资料显示，台湾大学学生4万多名，正副教授加在一起是1000多名；上海交大学生2万名，正副教授近1400名；北京大学学生1万多名，正副教授达到2000多名。 很多人难以理解这样的“矛盾”表述：我国高校扩招，学生增多，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待遇普遍不高，教师职业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大学校园里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工作效率低下；教授很多，可是从1998~2000年三年间，以不区分第一作者和合作者进行统计，北京大学总计在N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4篇，南京大学发表3篇，中国科技大学发表4篇，复旦大学发表3篇，浙江大学发表1篇，清华大学发表零篇。2002年度我国科学家作为第一作者在Science发表论文4篇，在Nture发表论文6篇。而哈佛大学2001年发表Nture、Science论文共65篇。①但即使如此，教授们仍然认为给他们定的指标太高、压力太大……简单地想一想，师资力量不足，应该是高效率运转；学生缴费上学，老师们又是以较少的人数完成工作，他们应该获得超额的报酬；师资力量不足，大家都忙不过来，又怎么可能人浮于事呢？说我们的师资不足，可为何教授又那么多呢？教授们不上本科生的课，精力应该投入科研和带研究生之中，怎么又会出不了论文，还感到压力巨大呢？……确实十分“矛盾”。 ①《将我国名牌大学纳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刘念才等，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建议，2002年2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抛开对大学财政收入来源的分析，人们忽视的第一个问题是，“师资”指的是专任教师，也就是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的教师。与这支队伍相对应，高校还有一支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一所高校每年为教师加薪的开销是几千万，但教师的收入并不高，因为还有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一起来分这块“蛋糕”。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其次，没有仔细分析教师的工作状态。在师资力量不足情况下的教学与科研，大致有五种可能的推论：一是我国教师的水平特别高，把教学、科研任务完成得很好；二是教学任务完成得不好，科研任务完成得好；三是科研任务完成得不好，教学任务完成得好；四是教学、科研都没完成好，结果身体累垮了；五是反正什么也搞不好，收入也不高，不如到校外捞点实惠。从感觉上看，第四种、第五种推论更接近现实。教师们要么疲于应付指导学生、完成科研工作量（这种应付是“短线”的，教师们必须时刻想着出成果，接受检查。因为学校给他们的目标与任务，是一年一定或两年一定的。“时间紧迫”让他们为成果的诞生忧心如焚），要么占着学校的岗位，努力在校外耕耘。学校给了自己可靠的社会保障，给了身份地位，校外则赚了实惠，因为教授头衔并非“一钱不值”，在社会上，名牌大学的教授还是很有些说服力的。一位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说，他留在学校，也就希望三五年内混上个教授、副教授，以此提高身价到社会上去发展，如果连教授也混不上就离开学校，岂不太差。 当前高等学府的学术风气不容乐观。从教师队伍整体面貌上看，讲经济利益、现实待遇的多了，讲献身科学、潜心研究的少了，他们把精力投入到没有多少“含金量（即学术研究价值）”的课题中，或者忙于兼职挣钱，自然也就没有余力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撰写高质量的论文；从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个体看，学术研究人员的团结合作少了，“个体户”研究和“作坊式”研究多了。而对硕士生乃至博士生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本就不高，加上导师的“言传身教”，在校期间即到社会上打工赚钱的不在少数。 这怪谁？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青年教师在高校里的境遇。中我们将进一步向你展示大学的学术研究状态。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造力生命周期。年轻时精力旺盛，有着十分强烈的创造热情，而且，在教学上、学术上也可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此时的青年教师得不到支持，他们拿不到什么课题，也没有什么可被自己支配的资源，在整个教师体系里，他们收入最低，整天面对的是生活的压力。在这种生存状态下青年教师怎能不优先考虑经济利益、现实待遇？让他们安心投入教学、科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往往正是在理想与现实间苦苦挣扎的他们承担着最多的教学任务，因为教授们的实际教学工作量很少，而且，也是他们在完成以教授名义承接下来的科研课题。 “拿这点钱，还卡人家干啥？”也许正是考虑到年轻教师的这种处境，因此高校往往在晋升职称职务时，更看重年限和基本学历，只要达到足够的年限，有一定的学历支撑，有几篇像样的论文，你就可以晋升到下一个职称。而到了下一个职称，你终于累积了一定的资历，也就可以拥有一定的资源，可是这时你早已习惯了不认真做学问。该做学问，想做学问却又苦于资源匮乏的是那些与当年的你一样的年轻人。这个循环如果不打破，我们的学术要上水平，除非出现奇迹。
含金量和体重一起缩水（2）
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的资源？为什么就不能将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转变为学术压力？如果我们给予青年教师相对的高薪（还不是绝对），同时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考核要求，提高晋升副教授、教授的难度，让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打下扎实的科学研究功底，多出成果，这绝对是会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举措。而一旦被晋升为学校的教授，他们就更不应该再面对各种指标考核带来的激烈的生存压力，在完成岗位任务之余，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术思考。 三是教授的水准往往被“抽象化”了，其实并非所有教授都具备同样的水准。我国高校中晋升教授的标准，绝非均如前文中老金那般难以企及。老金是走错了方向，没有投大学之所好。这几年的高校，晋升教授的难度有所增加，可是，你只要摸准门道，拿到教授职称也可谓易如反掌。博士毕业两年、博士后出站，除非意外，你肯定是副教授；副教授期间你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搞了几项课题，说不定会破格晋升教授；眼看你58岁还没有评上教授，学校会给你来个“资格教授”或者“名片教授”，享受资格不享受待遇也风风光光的。某高校一教师在评上副教授一年后马上晋升教授，原因是他一年发表了大大小小28篇论文，虽然校外评审专家质疑其论文“无异于剪刀加糨糊”，并认为其不具备教授水平，可学校依然将其列为努力耕耘的典型。教授的“准入门槛”低以及评判指标偏离学术轨道，这直接导致教授队伍的庞大和低水平发展，也导致“教授”称号严重贬值。有专家认为，国内所有高校教授的平均水平低于讲师应该达到的水平。在国外，一名讲师，就有自己的课题研究，就可以带博士生，这是普遍现象。可是，国内的教授现在有不少都尚未具备这种能力，搞研究也是跟在某一个课题组里浅尝辄止。
“盲审”的不只是论文，更是教授的人格
如果有损教授形象的“顺口溜”在社会上流传一时也就罢了，可就连大学校园里，办学者也对教授的学术声誉和整体诚信度表示怀疑，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学位论文实行“盲审制度”。 为提高论文评价的科学性，现在很多大学实行一种盲审制度，就是将不署作者名的学位论文送给作者不可能知道的专家审核，这样打出来的分数，应是最为客观。这似乎是一套严格的制度，十分科学、合理。但是，知情人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猫腻”：盲审，首先需要有人将文章盲起来，而将文章盲起来的人也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也就孕育着新的腐败机会，出现“假盲”事件。接着，人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大学里有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针对学生的论文答辩，还有答辩委员会，每个学生的论文答辩都要请若干专家作为答辩委员。有这样严密的体制，怎么就不能保证论文质量呢，怎么可能让不达要求的论文过关呢？如果对他们的工作成效存在质疑，那么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之外，再设立一个盲审制度，是不是对资源的浪费呢？我们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那就是教授的学术声誉在下降，教授的诚信被打上了问号。甚至有人断言，怎么想就怎么说、保持个性独立的学者或教授，已经“绝种”。 高校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要走上国际舞台，提升教授的价值，为教授正名，是必经之路。因为，人才是大学最为宝贵的资源，教授是大学的形象代言。进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执着。学术声誉（而不是学术成果）是学者的生命，但我们追求的恰恰是(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