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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而非学术声誉。这种政策导向，导致了教授诚信度的下降。几年前，我国高校衡量一个教授是否合格、是否优秀，不是以其带出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写出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是否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是以他带了多少博士生、硕士生，以及他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能按时毕业为标准的。如果某个博士生中途被退学，或者答辩不通过、延期毕业，那对他的导师而言一定是脸上无光的事。因此，学生不能按时毕业，老师比学生还着急。有的教授因此使出浑身解数帮助“弟子”，或给杂志社打招呼，请他们录用弟子的论文，或跟其他教授说情，请他们多多关照。如此你来我往，学术声誉与诚信几乎荡然无存。 某教授过去10年只带了10名博士生，目前为止只有6名毕业，还有两位退学，但这6名毕业的博士生中，有3位的学位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有两位的学位论文入选全国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1999年国家教育部组织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前，这位教授被学校认为不太合格，而现在，学校将其列为了典型。教授说，他坚持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没有精力绝不多带学生，而且，他从来不看“弟子”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只检查他们在该领域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成果，达不到要求的，就退学。在组织答辩时，他喜欢找那些“挑刺”的教授做答辩委员，并让正在求学的其他学生前来观摩。此情此景，被一些教授和学生“诊断”为“有病”。 “自己被人认为‘有病’不重要，只要学生‘没病’，我就心满意足了。”教授说。可十分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教授，高校中实在太少。要让这样的教授多起来，大学需要把这种许多人认为“有病”的状态判定为正常状态，不要强调博士修学的年限，不要抓准时毕业率，而要看重每一个学生的质量。 在大学不放心教师的同时，教师也对学校没多少信心。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在一项随机调查中，70％以上的高校教师对“高校深入改革，改变当前各种不良做法，形成健全体制”的能力表示怀疑。2002年，上海大学实行教师聘任制，有45名正副教授“下岗”①，很多高校教师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不是产生危机感，而是认为这只是炒作，对于年轻教师，心系校外的教师来说，就更是如此。“我本来就不想干了，下岗？巴不得呢，还有相关的保障，再说我的职称证书学校总不可能没收吧！”这是青年教师中比较普遍的心态。 ①《华师大名教授王晓明100万“转会”上大？》，张毅、施庆,东方网，2001年12月21日。大学真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起一个尽展人才所长的体制吗？很多教师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但是它的到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第三章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教授名声的丧失，不在于某个个体的错误行为，而在于培育这些错误行为的土壤，竟然是如此的肥沃。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1）
还有3个月，吴教授就要满60岁了。10天前，他刚收到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让他准备明年开春办退休手续。 吴教授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一手把这个研究所从无到有再到强地拉扯大，他多少有些舍不得。他并非留恋这个所长位置，早在5年前，他就提出辞去这一职位，让贤给一位40岁的博士生导师，但学校不同意。 虽然年近60，吴教授的干劲仍然很足，他喜欢与一帮年轻人一起工作，有时为一个课题甚至可以讨论到天边泛出鱼肚白。他觉得还可以做，还有精力做。可是，学校有规定，要求所有教授，除非是院士，到了退休年龄就一定得退休。 多年来，对这个问题学校里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某个人的年龄不应该是他从事科研活动能力的标尺，从事科研活动有黄金时段，但争取科研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应是平等的。只要你展示给大家的是活跃的思维和旺盛的创造力，即使70岁，你也可以和30岁的年轻人竞争，反过来，哪怕你博士刚毕业，但你的科研能力有目共睹，你同样可以获得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但争议归争议，学校的一刀切照样切得干脆利落，套用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些时候，是年纪大了不行，要求某些岗位的应聘者、某项科研计划的申报者必须45岁以下、35岁以下；有些时候，又认为年纪轻了不行，连机会也不给年轻人。 在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吴教授可以称得上权威，获得过国家大奖，担纲过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但是，吴教授的学术生涯却并不得意，从50岁出头开始，学校就为他申报院士，总是到了关键的最后一轮，由于种种因素而功亏一篑。据他身边的人说，吴教授为人比较高调、张扬，以致“关系”没处理好。 “要是院士评下来，您老就不会退休了！”一道工作的年轻人喜欢与他直来直去。 一直声称不在意院士称号的老吴，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一个头衔，改变不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却能改变自己的地位以及未来人生的轨迹。 朱教授本来也是3个月后就要退休。可是这几天，人事处长一见他就满脸的歉意，要收回发给他的退休通知书。老朱却希望把它留下来作为人生的一个纪念。 一个朋友很务实地为老朱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原计划明年退休，退休金以3000元一个月算，活到80岁，可以拿到72万元。而现在评上了院士，估计学校给的院士津贴一年12万元，加上工资，到80岁的话，可以拿到300多万元！ 朋友说，这仅仅是钱，还有名气和地位，据说，有关待遇相当于“副部级”。你看，这几天来的记者，是你过去60年见到的记者的总和吧？今后，你还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场合的活动。院士这个头衔此时到来，真是时候。要不，你退休了，最多到民办学校发挥一点余热，或者自己找点课题研究研究，可谁还会知道你这个糟老头子是谁。 “难道一个院士头衔就真那么重要吗？其实，也就是几票之差。”老朱有时想，要是某个院士没把票投给他而给了别人，他也许现在正拿着退休通知书，孤独地在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组织部门办理各种手续，然后回到家中，推开窗，看眼前高楼林立，叹自身如此渺小…… 既然一个学术称号能给人生如此的改变，又怎不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奋斗？ 一个院士头衔，给本人带来的是名和利，即便院士们不这么想，别人也会这么现实地认为；而给学校带来的，则更是毋庸讳言的大名大利。诞生一个院士，这表明学校师资建设、学术发展均取得重大成果，而且，在未来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大事中，有没有院士，大不一样。 这是对学术的尊重，还是对学术头衔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是不论资排辈，是对人本身能力的尊重，谁能做出高水平研究，就创造条件给谁做。而对学术头衔的尊重，是凡事更看重人的“身份”，所拥有的“头衔”，只要你有“头衔”，有“身份”，一切都好办。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学属于后者，往往对学术头衔拥有一种近乎图腾崇拜般的盲目敬畏。学术头衔是对某个人某一阶段学术成绩的肯定，但它并不代表着这个人一直具有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目前我国一些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中，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的份，牵头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老院士。不可否认，老科学家、老院士曾经做出过很多科研成果，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认为他们到了六七十岁都还具备十分活跃的思维，还能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这只能是个别情况。 这种对所谓学术名望的盲目信赖在申请科学研究基金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位总理基金获得者说，10年前是他科学研究最活跃，也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但他没有任何名气，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支持。现在他已经过了出成果的最佳时机，做不出多大成果了，却很容易获得各种基金、经费，有的甚至是“送上门来”。做科学研究，有一个黄金时段。拿理论物理研究来说，25岁~35岁这段时间，人的思想最活跃，最具创造力，最容易出成果，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绝大多数是在30岁左右取得的成果，这时最需要获得大力支持，但是，却很难如愿。这两年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年轻人获得资助的幅度还是很小。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2）
40岁的吴教授，是某高校的“杰出青年教师”，曾经获得多项部委奖励，并被列为跨世纪优秀人才。 他刚在办公室坐好，电话便响起。吴教授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回答：“谢谢！可我手头上已经有三项基金，没有时间再做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填报吧。” 10分钟以后,电话再次响起。吴教授再次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说道：“院长，刚才科技处来过电话，和我谈这事，我最近真的很忙，有总理基金、有市科委基金，机会还是给别人吧，系里王博后我觉得不错。” …… “既然这样，我叫学生去取表格。”吴教授足足将电话在手里握了3分钟，然后回答。 他对学生说：“学校、院里都认为这项基金以我牵头申报成功的可能性是100％，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看来，推是推不掉了。可真没时间做呀！” 这是怎么回事？ 科学基金是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为了支持科学研究而设立的。提起这一基金，就不能不谈国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设有面上基金、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和重大基金等。在科研工作者中，有一种说法，叫“小基金大评，中基金中评，大基金不评”。意思是，资助幅度为十几万元左右的面上基金，往往进行大规模地广泛评审；而资助幅度好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则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评审，谁是评审组的专家大家心中有数；至于上千万元的基金，则几乎不评，往往由几个院士提议，或者由政府部门直接下达给某个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操作，受到科研工作者较好的评价，因为其立项十分谨慎，在评审过程中，广泛组织科学家们参与，每一项目组织5位专家进行通讯评议，最后能否立项，基本上以通讯评议意见为依据，而申报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材料送给了哪位专家，这就很大程度地保证了基金立项的公正性。而其他基金，如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等的操作却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立项过程中个人因素、行政干预因素较多。客观地说，近年来自然科学面上基金的成果丰硕，但由于资助幅度小，很多项目未能做大做深；而资助幅度大的重点基金，其成果与投资幅度相比却不怎么显著。事实上，很多重大基金、重点基金申请到后，也要进一步分解，具体承担的也是一些年轻人，但由于他们不是项目负责人，仅获得很少部分的经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就受到影响。至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基金，有不少是类似于重点基金的操作，因此问题也比较多。 经费多、项目多、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师，在新一轮经费申请中十分容易胜出，因此“财源广进”，而有的教师亟需得到资助却偏偏“求告无门”，这被称为“马太效应”。按我国高校现行体制，对经费申请进行审批时，一般要以过去申请经费情况、是否曾经承担某基金课题以及完成情况等为重要参考，科研工作者往往要经历一个“媳妇熬成婆”的痛苦等待过程。经费的给予者对此有自己的“难处与考虑”：把经费再次拨给已有资金支持的人，虽然起不到显著效果，却至少能保证有成果，不会出现因没有成果而被指责为“决策失误”的后果，至于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否得益于这一经费的支持，则不在考虑之列。业内人士把这种做法称为“锦上添花”。某高校一位教师则说：“有的教师同时获得很多资助经费，但他们毕竟精力有限，跳起双脚整日不睡觉也出不了那么多成果，到了验收时，把同样的课题结果分送给不同的资助部门，这种做法被称为‘搬砖头’。即使如此，在最后的评估鉴定中仍会得到好的评价。” 其实，科研基金的使用是个相对单纯的问题，谁能做出来，谁能做得更好，就给谁做，这是基本原则。但是由谁来判断“谁能做得更好”呢？站在不同位置，出于不同目的的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由于调动了众多科学家参与，所以在所有基金中，国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运作得到了一致好评。基金就是基金，它就是为科研服务的，不是荣誉，更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因此，将基金分为面上、重点、重大，按不同方式来运作，是没有道理的。国家基金应该是一个统一名称，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申请，由科学家、科技人员共同参与评审，当然重大的项目资助幅度可以大一些，对申请人的能力要求也要更严一些。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各类评奖中。 如果报奖者没有任何名望，没有丝毫权势，没有一定学术头衔，胜出的几率几乎为零。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43岁的田中在日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非教授，亦非博士，甚至连硕士学位也没有，只是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而专门生产科学测试仪器的岛津制作所，在日本只能算是一家不大有名的中小企业。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胡伟说：“假设由国人来评这个诺贝尔奖的话，我们能把这个奖颁给田中这样没有职称、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吗？我们眼中的人才，往往有一大堆头衔和光环，我们不仅患上了高学历崇拜症，而且还直接把学问的高低和职务的高低挂起钩来。田中获奖后，中国报纸纷纷报道他的身份是研究所‘主任’，其实在日本，大学毕业生进公司做一两年的职员，就可晋升主任，但上面还有系长、课长代理、课长、次长、部长等等，主任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官。我们把田中的这个‘主任’看得那么重，恰恰反映了我们在学术评价上的‘官本位’心态。”①（①《田中获诺贝尔奖的震撼》，《文汇报》，2002年10月22日。）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3）
让我们再来看看诺贝尔奖的提名程序。诺贝尔奖评选获奖人的工作是在颁奖前一年的初秋开始的，先由发奖单位给那些有能力按照诺贝尔奖章程提出候选人的机构发出请柬。评选的基础是专业能力和国际名望；自己提名者无入选资格。候选人的提名必须在决定奖项当年的2月1日前以书面通知有关的委员会。从每年2月1日起，6个评定委员会分别负责一个诺贝尔奖奖项，根据提名开始评选工作。必要时委员会可邀请任何国家的有关专家参与评选。在9~10月初这段时间内，委员会将推荐书提交有关颁奖机构，颁奖单位必须在11月15日以前作出最后决定，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把问题搁置起来。委员会的推荐，颁奖单位通常是要遵循的，但也不是一成不变。各个阶段的评议和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 在这一整套近乎繁琐的评奖程序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字眼是：“自己提名者无入选资格”、“各个阶段的评议和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实中，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一些宣传，说某某人曾经两度被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提名，还说，某年度的诺贝尔奖本应该被某人获取，诸如此类。但更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教授往往是通过同事们的祝贺电话才知道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事前，他本人是丝毫不知情的。了解了诺贝尔奖评奖规则之后，你相信前者还是后者？ 不过，类似前者的新闻，却更接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在国内，评奖基本上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个人或集体申报、推荐或自荐，评委会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通常，专家委员会的名单也是很容易知道的。于是，很多关于如何组织申报、如何进行“公关”，专家委员会怎样平衡、怎样取舍的案例，已经成为高校教师的经验之谈。 尽管经过一定的治理，我国的各类评奖近年来开始减少，但是评奖的程序并没有多大改革，因此，奖项的减少并没有真正提高获奖的价值和权威性。虽然有的评奖还引进“异议期制度”、“公示制度”，而且也确实有个别人由于被举报出剽窃他人学术论文等问题而落马，但是，这种异议仅仅能对入选人员进行评价，而且评价也只能局限于是否有学术道德问题，如果此人没有抄袭、作假等不良行为，即便他学术水平并不如何高，入选了，也就奈何不得。而更重要的是，异议制度也并不能把没有进入专家视野的优秀人才，放进专家的眼里，让他们去挑选和赏识。 如果说某些主管官员、操作人员过分看重“头衔”对成功的决定作用，还有他们“不太懂得学术规律”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谅解”，那么那些拥有头衔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居然也便由此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太不应该了。 新华社记者在王选获得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写了这样一则关于王选的故事：1993年, 56岁的王选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但一件“小事”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内心。利用春节放假的两个星期，王选闭门谢客、殚精竭虑搞新设计，没想到他的一个学生看了他刚完成的设计后直截了当地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①（①《王选：飞跃的渴望》，张景勇、曲志红，新华社,2002年2月28日。）对一个为探求创新奉献了一切的科学家来说，最残酷的判决可能便是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落伍，多少优秀的科学家都曾因此失落、失衡、失意。巨大的震动下，王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在他最具创造力的年华，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为实现自己创新和飞跃的梦想，受到过时代的、政治的和已经落伍却固持己见的“权威们”多少干扰和压抑。如今，当他站在了“权威”高台上，又该怎样面对今天的自己和今天的“小卒”？ 他断然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青年科学家，为他们创造最好的氛围和环境，帮助他们尽快登上自己的创新高峰。“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 王选的成功正在于有“自知之明”，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跨过人生这道槛，勇于承认自己“不行”。
沽名钓誉的若干手段（1）
与拥有“头衔”而不能走出“光环”相对应，在科学界和教育界，更多的人在想方设法使自己拥有“头衔”，为“头衔”而奋斗，一旦“头衔”到手，就可“名利双收”。 “浮躁”成了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办学者的通病。 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以至大学生本应潜心学问、科研，淡泊名利，现在却患上了“名利狂躁症”。 “不道德手段”是通向“名利场”的捷径，虽然有点冒险，但不少“仁人志士”仍前赴后继，为获取名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这仍是“笑贫不笑娼”的年代：一名教师不会因抄袭他人的成果而心怀不安。他或许在想，只要你不太张狂得罪太多人，谁会和自己过不去呢，这种事又不单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即使被发现，也可以用“无心之失”去推脱；一个大学生不会以作弊为耻，他在因作弊被处分时反思的是自己为何如此愚笨被老师“活捉”，记恨的是监考老师太不通人情。 “苦干不如巧干”的座右铭在学界同样有效。有人说，涉及“学术道德”问题的，终究很危险，我们不要踩雷，除此之外，追求“名利”大有其他方法可循。 比如，找一个冷僻的方向，在某本被国内教育界、科技界十分看重的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然后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于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以及学校领导心目中，你的学术能力和地位便将立即得以确认。即便有诸多同行对你的科研无动于衷，你依然可以获得赏识。因为，说了能算的是领导而不是同行，更何况很多时候同行说话也得看领导的意思。 我国高校近年来十分重视到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基础研究最好的成果，就是在世界同行认可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应用研究的成果，则是申请专利获得广泛的市场前景并产生经济效益。随着各种导向政策的出台，我国在国际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逐渐增多。但这是否表明我国的科研实力就取得了很大进展呢？很多教授并不这样看。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 为了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我们更多是在论文选题上下功夫，说白点，是为了论文而论文。某位教授过去10年所带的6位博士毕业生，平均每人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但是这位教授并没有感到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说，这种利用其他国家采集的数据，用最新的算法做分析的论文，国外很多学者并不乐于做，他们把功夫花在了数据的采集上，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别人要数据，得向他们买。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写了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他们也就获得了分析结果，利用算法和分析结果，他们立刻做出了产品，而我们，却满足于论文得到发表。我们背离了做研究的根本目的——创造，创造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说、理论、产品，而不是评审或晋升时的大堆业绩资料。 “为论文而论文”，“为成果而成果”，还使大学校园出现让外人看不懂的现象：把领导的名字署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很好的讨领导欢心的手段；在论文中顺带署名，今天你帮我署名，明天我帮你署名，一篇小小的论文，作者有五六个；为了第一作者的署名，某些课题组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合作者反目成仇，最终自立山头，各自奔前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开始并且越来越注重对自身形象的宣传。在现代信息社会，高校注重自身的形象宣传，无疑是正确之举。因为高等教育的扩招，教育的大众化，加剧了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大了社会对高等学校的关注，学校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来吸引优秀生源，也必须通过形象宣传来获得社会更多的了解与支持。可是，伴随高校对媒体影响力的认识加深，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醉心于追求新闻效应，大搞形象工程，争做媒体明星。加之媒体为争夺市场抢新闻、炒新闻，使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高校形象工程和学术腐败的“帮凶”。高校领导、教师利用媒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宣传或者炒作自己的成绩、成果，获得社会影响，由此为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课题支持创造条件；二是将媒体作为重要的人才信息、研究信息、课题信息来源，媒体上报道谁，就认为谁为学校争了脸，就表扬谁、奖励谁，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人才进行全方位地评价；媒体上炒什么，就重点发展什么、研究什么，而不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进行第一线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搞社会科学的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找出社会热点，而搞自然科学的，却一定要到学科研究前沿领域中去寻找科研线索。大众媒体对科技的报道，一是不专业，二是不严谨。如果科技工作者从媒体中去寻找自己的研究热点，恐怕会误入歧途。 因此，可笑的水变油事件可以被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①（①《新闻眼里看背景》，姜泽林,《青年记者》，2002年第20期。），甚至加上“可以问鼎诺贝尔奖”的标题；某个著名科学家带着“昂贵”基因库回国，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媒体的赞扬。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源自一些人的别有用心和媒体的玩忽职守。近年来，高校科研人员在进行课题鉴定时，都会请媒体记者来宣传报道，而一旦获得了什么奖项，便更有“主题专访”之类的文章见诸报端。媒体在报道时，总会添油加醋地“按情况”加上“之父”、“率先”、“第一”、“国际同行高度赞许”、“填写了历史空白”等夸张之辞。还有的教授，干脆被媒体聘为特约撰稿人、主持人，或者时常以嘉宾形式出现，俨然一个大众明星。
沽名钓誉的若干手段（2）
不是说科技工作者不要为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做力所能及的事，但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而且一唱一和地把他们的科技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就未免有点离谱。
说一流谁是一流
我国高校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像着了魔一般，将“一流”、“先进”等等词汇，屡屡与学校、学科、成果、师资、学生等搭配使用。“一流”、“先进”可谓俯拾皆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中，少不了“一流”；学校的报告中，肯定有“一流”；科技成果的鉴定，更是“一流”们聚会开PRTY的地方。 用“一流”壮胆。“不提一流反映不出气魄”，这是管理者的想法。某高校一位管理者说：“其实对于一流，我们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是，在发展目标中，如果不提一流，对上，领导认为没有前进的气魄和胆量，看不出发展的朝气；对下，我们也认为难以鼓舞士气。从长远的发展来说，提一流绝对不会错，我们就是要争取发展，争取做到最好。说到一流，其实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个模糊概念，可以是世界一流，可以是中国一流，还可以是省市一流、地区一流。因此有的人提一流时，是不加地域定语的。”“一流”成为了文字游戏，也显示出管理者的良苦用心。 用“一流”标榜。“不说一流反映不出水平”，这是科研工作者和鉴定人员的“共识”。鉴定、评审在教育界可谓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学术管理的“尚方宝剑”。在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鉴定中，“一流”是一个被“滥用”的词儿。很多科研成果，都被“确认”为达到国际一流水准。而究竟什么是国际一流水准，并非每一个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都十分清楚。只需想想，如果达到国际一流水准，那么应该有在国际公认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吧？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市场的认同吧？而在没有高水平文章发表、没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之所以大家敢于进行“一流”鉴定，原因在于：一是鉴定专家们都在这么做，形成一种风气乃至惯例；二是科研人员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因为谁曾经被鉴定为“一流”而对其另眼相看；三是即便对鉴定结果心存怀疑，也很少有人去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探究之事。如果专家明知道科研成果不具备国际水准而鉴定其具有国际水准，这是风气不正；如果专家将由几篇无足轻重的论文和报告堆砌起来的成果称为国际“一流”，而且深信不疑，那便是“坐井观天”了，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低水平重复。 用“一流”讨好。“不谈一流显示不出眼界”，这是参加各种讨论座谈时与会者的“表现”。用一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工作，这无疑是好事，可实际情况却是用“一流”来一番作秀，发表一通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我们的教师有不少曾经在国外呆过，对国外的教育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了解，但这种了解是感性而且不全面的，有的甚至是一鳞半爪，如同瞎子摸象。大家均认为自己了解的是一流大学的全貌。只知道英国大学的教授有规定的人数限制，聘任很严格，而不知道美国只要条件达到，教授没有人数限制，不少院系几乎全是教授。另外一些人对一流大学的认知，则来源于某个座谈会上某人的发言，或者报纸上的某些报道。高校的领导，本应该熟谙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规律，要有办教育的思想，但相当的高校领导对教育规律并不了解，他们凭着对高等教育很少的了解就进行管理工作。教学科研人员，本应该对本学科的前沿发展有最深的认识，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科研人员不是从学科第一线去寻找前沿课题，而是从媒体上挖掘科研炒作线索，即便如此，他们还以专家、内行的姿态大谈着“一流”。这种“华而不实”的浮夸作风对教育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崇尚标志性工程的社会，大学也十分“时尚”。超导来了，大家搞超导；纳米来了，大家搞纳米；基因来了，大家搞基因；软件来了，大家搞软件；数字电视火了，大家研究数字电子……某高校副校长说，全国至少有20所高校将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作为学校发展的重点学科，这有必要吗？很多人的“信条”是，要做就做世界一流。领导听了当然很开心，可这样做是否有必要，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似乎反倒无足轻重。在科技发展上，我们以“国际化”为航标，几乎全部靠的是引进，而且以引进为荣，结果我们的原创性重大科研成果少之又少，我们的教授所做的就是跟踪、消化吸收别人的成果。看看我们引进的技术，有相当部分，是被别人淘汰下来的。笔者曾经对我国兴起的“大跃进”之风感到不可思议，一亩地怎能产出一万斤粮食，这么简单的道理谁不明白？那时的人们怎么那么傻？而面对现实，却让我懂得了“大跃进”不仅存在过，而且正在出现新的苗头。现在我们从上到下都时兴定指标，论文完成多少篇，专利申请多少项，经费搞到多少万，著名教授引进多少位，等等等等。为了完成指标，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想了出来。还有的人胆子大，明知道完不成指标，却把指标定得很高，而越是这样，越讨领导喜欢。有一位教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说要采取新的教学方法，把学生素描课时间压缩一半，领导们一致表扬他敢于创新，而所有的同行教师都感到难以理解，素描课讲的是技法，技法需要时间训练，怎能压缩如此之多呢？还有的学校，想对某些学科实行跨越式发展，怎么发展呢？将其他高校一支重点学科队伍整体引进！其实谁都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和土壤对学术的发展十分重要，违背教育的规律去发展教育，最终会受到惩罚。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1）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很简陋，实在不好意思。”唐强其实一直不在乎办公环境的优劣，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他就感到很满足了。而且像他这样，能够与另一个同事合用一间办公室的老师，在大学里并不是很多。他所在的学院条件还算不错，两个副教授可以合用一间办公室。而在有的学院，教授也是3个人一间办公室，准确地说，不是办公室，而是他们到学校来的时候，偶尔逗留一下的休息室。 可是，面对老同学，面对世界500强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心里突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与同学闹市区中漂亮的写字楼相比，自己狭窄的办公室实在太破，墙壁已经裂开，沿墙堆满了各种资料。好容易在其他地方借来一张类似当年学生宿舍里的椅子，才勉强让老同学坐下。 “我们的条件，不能与你们比。当然，我也不能与你比啦！”唐强说。 “这办公条件也确实差了一点，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投资了很多钱给学校，而且，也常常见到建设一流大学的报道，还以为你们的办公条件很不错呢！刚才进校门时，看到好漂亮的一幢大楼，比我们当初的校园美丽多了。我还在想，学校终于鸟枪换炮了，我的哥们该享受好日子了！” 这是老同学的实话，他确实没有想到，在高楼的附近，就是矮楼，在矮楼的里面，是副教授的同学，正写着要发表在国际杂志上的论文。 建设“一流”要靠人来实现，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可是，大学，现在还没有精力把目光投向作为个体的教师。 虽然“以人为本”的口号整天挂在领导的嘴边，而且每位校长都能脱口说出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的“大(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1）
还有3个月，吴教授就要满60岁了。10天前，他刚收到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让他准备明年开春办退休手续。 吴教授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一手把这个研究所从无到有再到强地拉扯大，他多少有些舍不得。他并非留恋这个所长位置，早在5年前，他就提出辞去这一职位，让贤给一位40岁的博士生导师，但学校不同意。 虽然年近60，吴教授的干劲仍然很足，他喜欢与一帮年轻人一起工作，有时为一个课题甚至可以讨论到天边泛出鱼肚白。他觉得还可以做，还有精力做。可是，学校有规定，要求所有教授，除非是院士，到了退休年龄就一定得退休。 多年来，对这个问题学校里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某个人的年龄不应该是他从事科研活动能力的标尺，从事科研活动有黄金时段，但争取科研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应是平等的。只要你展示给大家的是活跃的思维和旺盛的创造力，即使70岁，你也可以和30岁的年轻人竞争，反过来，哪怕你博士刚毕业，但你的科研能力有目共睹，你同样可以获得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但争议归争议，学校的一刀切照样切得干脆利落，套用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些时候，是年纪大了不行，要求某些岗位的应聘者、某项科研计划的申报者必须45岁以下、35岁以下；有些时候，又认为年纪轻了不行，连机会也不给年轻人。 在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吴教授可以称得上权威，获得过国家大奖，担纲过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但是，吴教授的学术生涯却并不得意，从50岁出头开始，学校就为他申报院士，总是到了关键的最后一轮，由于种种因素而功亏一篑。据他身边的人说，吴教授为人比较高调、张扬，以致“关系”没处理好。 “要是院士评下来，您老就不会退休了！”一道工作的年轻人喜欢与他直来直去。 一直声称不在意院士称号的老吴，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一个头衔，改变不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却能改变自己的地位以及未来人生的轨迹。 朱教授本来也是3个月后就要退休。可是这几天，人事处长一见他就满脸的歉意，要收回发给他的退休通知书。老朱却希望把它留下来作为人生的一个纪念。 一个朋友很务实地为老朱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原计划明年退休，退休金以3000元一个月算，活到80岁，可以拿到72万元。而现在评上了院士，估计学校给的院士津贴一年12万元，加上工资，到80岁的话，可以拿到300多万元！ 朋友说，这仅仅是钱，还有名气和地位，据说，有关待遇相当于“副部级”。你看，这几天来的记者，是你过去60年见到的记者的总和吧？今后，你还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场合的活动。院士这个头衔此时到来，真是时候。要不，你退休了，最多到民办学校发挥一点余热，或者自己找点课题研究研究，可谁还会知道你这个糟老头子是谁。 “难道一个院士头衔就真那么重要吗？其实，也就是几票之差。”老朱有时想，要是某个院士没把票投给他而给了别人，他也许现在正拿着退休通知书，孤独地在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组织部门办理各种手续，然后回到家中，推开窗，看眼前高楼林立，叹自身如此渺小…… 既然一个学术称号能给人生如此的改变，又怎不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奋斗？ 一个院士头衔，给本人带来的是名和利，即便院士们不这么想，别人也会这么现实地认为；而给学校带来的，则更是毋庸讳言的大名大利。诞生一个院士，这表明学校师资建设、学术发展均取得重大成果，而且，在未来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大事中，有没有院士，大不一样。 这是对学术的尊重，还是对学术头衔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是不论资排辈，是对人本身能力的尊重，谁能做出高水平研究，就创造条件给谁做。而对学术头衔的尊重，是凡事更看重人的“身份”，所拥有的“头衔”，只要你有“头衔”，有“身份”，一切都好办。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学属于后者，往往对学术头衔拥有一种近乎图腾崇拜般的盲目敬畏。学术头衔是对某个人某一阶段学术成绩的肯定，但它并不代表着这个人一直具有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目前我国一些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中，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的份，牵头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老院士。不可否认，老科学家、老院士曾经做出过很多科研成果，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认为他们到了六七十岁都还具备十分活跃的思维，还能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这只能是个别情况。 这种对所谓学术名望的盲目信赖在申请科学研究基金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位总理基金获得者说，10年前是他科学研究最活跃，也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但他没有任何名气，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支持。现在他已经过了出成果的最佳时机，做不出多大成果了，却很容易获得各种基金、经费，有的甚至是“送上门来”。做科学研究，有一个黄金时段。拿理论物理研究来说，25岁~35岁这段时间，人的思想最活跃，最具创造力，最容易出成果，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绝大多数是在30岁左右取得的成果，这时最需要获得大力支持，但是，却很难如愿。这两年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年轻人获得资助的幅度还是很小。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2）
40岁的吴教授，是某高校的“杰出青年教师”，曾经获得多项部委奖励，并被列为跨世纪优秀人才。 他刚在办公室坐好，电话便响起。吴教授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回答：“谢谢！可我手头上已经有三项基金，没有时间再做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填报吧。” 10分钟以后,电话再次响起。吴教授再次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说道：“院长，刚才科技处来过电话，和我谈这事，我最近真的很忙，有总理基金、有市科委基金，机会还是给别人吧，系里王博后我觉得不错。” …… “既然这样，我叫学生去取表格。”吴教授足足将电话在手里握了3分钟，然后回答。 他对学生说：“学校、院里都认为这项基金以我牵头申报成功的可能性是100％，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看来，推是推不掉了。可真没时间做呀！” 这是怎么回事？ 科学基金是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为了支持科学研究而设立的。提起这一基金，就不能不谈国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设有面上基金、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和重大基金等。在科研工作者中，有一种说法，叫“小基金大评，中基金中评，大基金不评”。意思是，资助幅度为十几万元左右的面上基金，往往进行大规模地广泛评审；而资助幅度好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则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评审，谁是评审组的专家大家心中有数；至于上千万元的基金，则几乎不评，往往由几个院士提议，或者由政府部门直接下达给某个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操作，受到科研工作者较好的评价，因为其立项十分谨慎，在评审过程中，广泛组织科学家们参与，每一项目组织5位专家进行通讯评议，最后能否立项，基本上以通讯评议意见为依据，而申报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材料送给了哪位专家，这就很大程度地保证了基金立项的公正性。而其他基金，如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等的操作却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立项过程中个人因素、行政干预因素较多。客观地说，近年来自然科学面上基金的成果丰硕，但由于资助幅度小，很多项目未能做大做深；而资助幅度大的重点基金，其成果与投资幅度相比却不怎么显著。事实上，很多重大基金、重点基金申请到后，也要进一步分解，具体承担的也是一些年轻人，但由于他们不是项目负责人，仅获得很少部分的经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就受到影响。至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基金，有不少是类似于重点基金的操作，因此问题也比较多。 经费多、项目多、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师，在新一轮经费申请中十分容易胜出，因此“财源广进”，而有的教师亟需得到资助却偏偏“求告无门”，这被称为“马太效应”。按我国高校现行体制，对经费申请进行审批时，一般要以过去申请经费情况、是否曾经承担某基金课题以及完成情况等为重要参考，科研工作者往往要经历一个“媳妇熬成婆”的痛苦等待过程。经费的给予者对此有自己的“难处与考虑”：把经费再次拨给已有资金支持的人，虽然起不到显著效果，却至少能保证有成果，不会出现因没有成果而被指责为“决策失误”的后果，至于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否得益于这一经费的支持，则不在考虑之列。业内人士把这种做法称为“锦上添花”。某高校一位教师则说：“有的教师同时获得很多资助经费，但他们毕竟精力有限，跳起双脚整日不睡觉也出不了那么多成果，到了验收时，把同样的课题结果分送给不同的资助部门，这种做法被称为‘搬砖头’。即使如此，在最后的评估鉴定中仍会得到好的评价。” 其实，科研基金的使用是个相对单纯的问题，谁能做出来，谁能做得更好，就给谁做，这是基本原则。但是由谁来判断“谁能做得更好”呢？站在不同位置，出于不同目的的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由于调动了众多科学家参与，所以在所有基金中，国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运作得到了一致好评。基金就是基金，它就是为科研服务的，不是荣誉，更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因此，将基金分为面上、重点、重大，按不同方式来运作，是没有道理的。国家基金应该是一个统一名称，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申请，由科学家、科技人员共同参与评审，当然重大的项目资助幅度可以大一些，对申请人的能力要求也要更严一些。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各类评奖中。 如果报奖者没有任何名望，没有丝毫权势，没有一定学术头衔，胜出的几率几乎为零。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43岁的田中在日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非教授，亦非博士，甚至连硕士学位也没有，只是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而专门生产科学测试仪器的岛津制作所，在日本只能算是一家不大有名的中小企业。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胡伟说：“假设由国人来评这个诺贝尔奖的话，我们能把这个奖颁给田中这样没有职称、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吗？我们眼中的人才，往往有一大堆头衔和光环，我们不仅患上了高学历崇拜症，而且还直接把学问的高低和职务的高低挂起钩来。田中获奖后，中国报纸纷纷报道他的身份是研究所‘主任’，其实在日本，大学毕业生进公司做一两年的职员，就可晋升主任，但上面还有系长、课长代理、课长、次长、部长等等，主任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官。我们把田中的这个‘主任’看得那么重，恰恰反映了我们在学术评价上的‘官本位’心态。”①（①《田中获诺贝尔奖的震撼》，《文汇报》，2002年10月22日。）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3）
让我们再来看看诺贝尔奖的提名程序。诺贝尔奖评选获奖人的工作是在颁奖前一年的初秋开始的，先由发奖单位给那些有能力按照诺贝尔奖章程提出候选人的机构发出请柬。评选的基础是专业能力和国际名望；自己提名者无入选资格。候选人的提名必须在决定奖项当年的2月1日前以书面通知有关的委员会。从每年2月1日起，6个评定委员会分别负责一个诺贝尔奖奖项，根据提名开始评选工作。必要时委员会可邀请任何国家的有关专家参与评选。在9~10月初这段时间内，委员会将推荐书提交有关颁奖机构，颁奖单位必须在11月15日以前作出最后决定，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把问题搁置起来。委员会的推荐，颁奖单位通常是要遵循的，但也不是一成不变。各个阶段的评议和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 在这一整套近乎繁琐的评奖程序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字眼是：“自己提名者无入选资格”、“各个阶段的评议和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实中，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一些宣传，说某某人曾经两度被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提名，还说，某年度的诺贝尔奖本应该被某人获取，诸如此类。但更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教授往往是通过同事们的祝贺电话才知道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事前，他本人是丝毫不知情的。了解了诺贝尔奖评奖规则之后，你相信前者还是后者？ 不过，类似前者的新闻，却更接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在国内，评奖基本上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个人或集体申报、推荐或自荐，评委会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通常，专家委员会的名单也是很容易知道的。于是，很多关于如何组织申报、如何进行“公关”，专家委员会怎样平衡、怎样取舍的案例，已经成为高校教师的经验之谈。 尽管经过一定的治理，我国的各类评奖近年来开始减少，但是评奖的程序并没有多大改革，因此，奖项的减少并没有真正提高获奖的价值和权威性。虽然有的评奖还引进“异议期制度”、“公示制度”，而且也确实有个别人由于被举报出剽窃他人学术论文等问题而落马，但是，这种异议仅仅能对入选人员进行评价，而且评价也只能局限于是否有学术道德问题，如果此人没有抄袭、作假等不良行为，即便他学术水平并不如何高，入选了，也就奈何不得。而更重要的是，异议制度也并不能把没有进入专家视野的优秀人才，放进专家的眼里，让他们去挑选和赏识。 如果说某些主管官员、操作人员过分看重“头衔”对成功的决定作用，还有他们“不太懂得学术规律”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谅解”，那么那些拥有头衔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居然也便由此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太不应该了。 新华社记者在王选获得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写了这样一则关于王选的故事：1993年, 56岁的王选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但一件“小事”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内心。利用春节放假的两个星期，王选闭门谢客、殚精竭虑搞新设计，没想到他的一个学生看了他刚完成的设计后直截了当地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①（①《王选：飞跃的渴望》，张景勇、曲志红，新华社,2002年2月28日。）对一个为探求创新奉献了一切的科学家来说，最残酷的判决可能便是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落伍，多少优秀的科学家都曾因此失落、失衡、失意。巨大的震动下，王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在他最具创造力的年华，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为实现自己创新和飞跃的梦想，受到过时代的、政治的和已经落伍却固持己见的“权威们”多少干扰和压抑。如今，当他站在了“权威”高台上，又该怎样面对今天的自己和今天的“小卒”？ 他断然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青年科学家，为他们创造最好的氛围和环境，帮助他们尽快登上自己的创新高峰。“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 王选的成功正在于有“自知之明”，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跨过人生这道槛，勇于承认自己“不行”。
沽名钓誉的若干手段（1）
与拥有“头衔”而不能走出“光环”相对应，在科学界和教育界，更多的人在想方设法使自己拥有“头衔”，为“头衔”而奋斗，一旦“头衔”到手，就可“名利双收”。 “浮躁”成了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办学者的通病。 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以至大学生本应潜心学问、科研，淡泊名利，现在却患上了“名利狂躁症”。 “不道德手段”是通向“名利场”的捷径，虽然有点冒险，但不少“仁人志士”仍前赴后继，为获取名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这仍是“笑贫不笑娼”的年代：一名教师不会因抄袭他人的成果而心怀不安。他或许在想，只要你不太张狂得罪太多人，谁会和自己过不去呢，这种事又不单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即使被发现，也可以用“无心之失”去推脱；一个大学生不会以作弊为耻，他在因作弊被处分时反思的是自己为何如此愚笨被老师“活捉”，记恨的是监考老师太不通人情。 “苦干不如巧干”的座右铭在学界同样有效。有人说，涉及“学术道德”问题的，终究很危险，我们不要踩雷，除此之外，追求“名利”大有其他方法可循。 比如，找一个冷僻的方向，在某本被国内教育界、科技界十分看重的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然后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于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以及学校领导心目中，你的学术能力和地位便将立即得以确认。即便有诸多同行对你的科研无动于衷，你依然可以获得赏识。因为，说了能算的是领导而不是同行，更何况很多时候同行说话也得看领导的意思。 我国高校近年来十分重视到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基础研究最好的成果，就是在世界同行认可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应用研究的成果，则是申请专利获得广泛的市场前景并产生经济效益。随着各种导向政策的出台，我国在国际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逐渐增多。但这是否表明我国的科研实力就取得了很大进展呢？很多教授并不这样看。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 为了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我们更多是在论文选题上下功夫，说白点，是为了论文而论文。某位教授过去10年所带的6位博士毕业生，平均每人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但是这位教授并没有感到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说，这种利用其他国家采集的数据，用最新的算法做分析的论文，国外很多学者并不乐于做，他们把功夫花在了数据的采集上，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别人要数据，得向他们买。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写了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他们也就获得了分析结果，利用算法和分析结果，他们立刻做出了产品，而我们，却满足于论文得到发表。我们背离了做研究的根本目的——创造，创造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说、理论、产品，而不是评审或晋升时的大堆业绩资料。 “为论文而论文”，“为成果而成果”，还使大学校园出现让外人看不懂的现象：把领导的名字署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很好的讨领导欢心的手段；在论文中顺带署名，今天你帮我署名，明天我帮你署名，一篇小小的论文，作者有五六个；为了第一作者的署名，某些课题组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合作者反目成仇，最终自立山头，各自奔前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开始并且越来越注重对自身形象的宣传。在现代信息社会，高校注重自身的形象宣传，无疑是正确之举。因为高等教育的扩招，教育的大众化，加剧了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大了社会对高等学校的关注，学校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来吸引优秀生源，也必须通过形象宣传来获得社会更多的了解与支持。可是，伴随高校对媒体影响力的认识加深，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醉心于追求新闻效应，大搞形象工程，争做媒体明星。加之媒体为争夺市场抢新闻、炒新闻，使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高校形象工程和学术腐败的“帮凶”。高校领导、教师利用媒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宣传或者炒作自己的成绩、成果，获得社会影响，由此为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课题支持创造条件；二是将媒体作为重要的人才信息、研究信息、课题信息来源，媒体上报道谁，就认为谁为学校争了脸，就表扬谁、奖励谁，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人才进行全方位地评价；媒体上炒什么，就重点发展什么、研究什么，而不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进行第一线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搞社会科学的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找出社会热点，而搞自然科学的，却一定要到学科研究前沿领域中去寻找科研线索。大众媒体对科技的报道，一是不专业，二是不严谨。如果科技工作者从媒体中去寻找自己的研究热点，恐怕会误入歧途。 因此，可笑的水变油事件可以被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①（①《新闻眼里看背景》，姜泽林,《青年记者》，2002年第20期。），甚至加上“可以问鼎诺贝尔奖”的标题；某个著名科学家带着“昂贵”基因库回国，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媒体的赞扬。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源自一些人的别有用心和媒体的玩忽职守。近年来，高校科研人员在进行课题鉴定时，都会请媒体记者来宣传报道，而一旦获得了什么奖项，便更有“主题专访”之类的文章见诸报端。媒体在报道时，总会添油加醋地“按情况”加上“之父”、“率先”、“第一”、“国际同行高度赞许”、“填写了历史空白”等夸张之辞。还有的教授，干脆被媒体聘为特约撰稿人、主持人，或者时常以嘉宾形式出现，俨然一个大众明星。
沽名钓誉的若干手段（2）
不是说科技工作者不要为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做力所能及的事，但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而且一唱一和地把他们的科技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就未免有点离谱。
说一流谁是一流
我国高校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像着了魔一般，将“一流”、“先进”等等词汇，屡屡与学校、学科、成果、师资、学生等搭配使用。“一流”、“先进”可谓俯拾皆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中，少不了“一流”；学校的报告中，肯定有“一流”；科技成果的鉴定，更是“一流”们聚会开PRTY的地方。 用“一流”壮胆。“不提一流反映不出气魄”，这是管理者的想法。某高校一位管理者说：“其实对于一流，我们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是，在发展目标中，如果不提一流，对上，领导认为没有前进的气魄和胆量，看不出发展的朝气；对下，我们也认为难以鼓舞士气。从长远的发展来说，提一流绝对不会错，我们就是要争取发展，争取做到最好。说到一流，其实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个模糊概念，可以是世界一流，可以是中国一流，还可以是省市一流、地区一流。因此有的人提一流时，是不加地域定语的。”“一流”成为了文字游戏，也显示出管理者的良苦用心。 用“一流”标榜。“不说一流反映不出水平”，这是科研工作者和鉴定人员的“共识”。鉴定、评审在教育界可谓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学术管理的“尚方宝剑”。在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鉴定中，“一流”是一个被“滥用”的词儿。很多科研成果，都被“确认”为达到国际一流水准。而究竟什么是国际一流水准，并非每一个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都十分清楚。只需想想，如果达到国际一流水准，那么应该有在国际公认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吧？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市场的认同吧？而在没有高水平文章发表、没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之所以大家敢于进行“一流”鉴定，原因在于：一是鉴定专家们都在这么做，形成一种风气乃至惯例；二是科研人员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因为谁曾经被鉴定为“一流”而对其另眼相看；三是即便对鉴定结果心存怀疑，也很少有人去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探究之事。如果专家明知道科研成果不具备国际水准而鉴定其具有国际水准，这是风气不正；如果专家将由几篇无足轻重的论文和报告堆砌起来的成果称为国际“一流”，而且深信不疑，那便是“坐井观天”了，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低水平重复。 用“一流”讨好。“不谈一流显示不出眼界”，这是参加各种讨论座谈时与会者的“表现”。用一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工作，这无疑是好事，可实际情况却是用“一流”来一番作秀，发表一通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我们的教师有不少曾经在国外呆过，对国外的教育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了解，但这种了解是感性而且不全面的，有的甚至是一鳞半爪，如同瞎子摸象。大家均认为自己了解的是一流大学的全貌。只知道英国大学的教授有规定的人数限制，聘任很严格，而不知道美国只要条件达到，教授没有人数限制，不少院系几乎全是教授。另外一些人对一流大学的认知，则来源于某个座谈会上某人的发言，或者报纸上的某些报道。高校的领导，本应该熟谙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规律，要有办教育的思想，但相当的高校领导对教育规律并不了解，他们凭着对高等教育很少的了解就进行管理工作。教学科研人员，本应该对本学科的前沿发展有最深的认识，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科研人员不是从学科第一线去寻找前沿课题，而是从媒体上挖掘科研炒作线索，即便如此，他们还以专家、内行的姿态大谈着“一流”。这种“华而不实”的浮夸作风对教育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崇尚标志性工程的社会，大学也十分“时尚”。超导来了，大家搞超导；纳米来了，大家搞纳米；基因来了，大家搞基因；软件来了，大家搞软件；数字电视火了，大家研究数字电子……某高校副校长说，全国至少有20所高校将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作为学校发展的重点学科，这有必要吗？很多人的“信条”是，要做就做世界一流。领导听了当然很开心，可这样做是否有必要，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似乎反倒无足轻重。在科技发展上，我们以“国际化”为航标，几乎全部靠的是引进，而且以引进为荣，结果我们的原创性重大科研成果少之又少，我们的教授所做的就是跟踪、消化吸收别人的成果。看看我们引进的技术，有相当部分，是被别人淘汰下来的。笔者曾经对我国兴起的“大跃进”之风感到不可思议，一亩地怎能产出一万斤粮食，这么简单的道理谁不明白？那时的人们怎么那么傻？而面对现实，却让我懂得了“大跃进”不仅存在过，而且正在出现新的苗头。现在我们从上到下都时兴定指标，论文完成多少篇，专利申请多少项，经费搞到多少万，著名教授引进多少位，等等等等。为了完成指标，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想了出来。还有的人胆子大，明知道完不成指标，却把指标定得很高，而越是这样，越讨领导喜欢。有一位教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说要采取新的教学方法，把学生素描课时间压缩一半，领导们一致表扬他敢于创新，而所有的同行教师都感到难以理解，素描课讲的是技法，技法需要时间训练，怎能压缩如此之多呢？还有的学校，想对某些学科实行跨越式发展，怎么发展呢？将其他高校一支重点学科队伍整体引进！其实谁都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和土壤对学术的发展十分重要，违背教育的规律去发展教育，最终会受到惩罚。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1）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很简陋，实在不好意思。”唐强其实一直不在乎办公环境的优劣，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他就感到很满足了。而且像他这样，能够与另一个同事合用一间办公室的老师，在大学里并不是很多。他所在的学院条件还算不错，两个副教授可以合用一间办公室。而在有的学院，教授也是3个人一间办公室，准确地说，不是办公室，而是他们到学校来的时候，偶尔逗留一下的休息室。 可是，面对老同学，面对世界500强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心里突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与同学闹市区中漂亮的写字楼相比，自己狭窄的办公室实在太破，墙壁已经裂开，沿墙堆满了各种资料。好容易在其他地方借来一张类似当年学生宿舍里的椅子，才勉强让老同学坐下。 “我们的条件，不能与你们比。当然，我也不能与你比啦！”唐强说。 “这办公条件也确实差了一点，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投资了很多钱给学校，而且，也常常见到建设一流大学的报道，还以为你们的办公条件很不错呢！刚才进校门时，看到好漂亮的一幢大楼，比我们当初的校园美丽多了。我还在想，学校终于鸟枪换炮了，我的哥们该享受好日子了！” 这是老同学的实话，他确实没有想到，在高楼的附近，就是矮楼，在矮楼的里面，是副教授的同学，正写着要发表在国际杂志上的论文。 建设“一流”要靠人来实现，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可是，大学，现在还没有精力把目光投向作为个体的教师。 虽然“以人为本”的口号整天挂在领导的嘴边，而且每位校长都能脱口说出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的“大(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