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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但是，依照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我们在教育投资上，注重盖大楼、买设备，而较少关注人力投资，重视大楼甚于大师。也可以说，“人力”这一资源、资本在教育圈内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至少在潜意识里，还不具有重大影响力，即使“以人为本”从不离口。更何况现在各个大学无不人满为患，教学的硬件已严重不足，有的大学无奈之中，把澡堂也腾出来做宿舍。于是大家都在大兴土木，却偏偏忘了最根本的东西。 学校可以利用国家拨款，盖起漂亮的浴室，修建高档的场馆，却舍不得为教师建办公室，而且，这一问题国内提了很多年，就是解决不了。目前，国内几乎没有一所高校能做到每位教师一间办公室，能做到每位教授一间办公室的也仅仅是少数，很多是三四人一间办公室，可老师们很少前往，有的教师更是家庭教室两点一线，理由是这么多人一间办公室，除了整日聊天还能干什么。而在美国、欧洲的大学，教师一律坐班，每人一间办公室，这就为他们出成果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也有利于学术气氛的建设。 人们宁肯把钱投到一大堆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报废的仪器设备上，却不愿意着力提高博士生、硕士生的生活待遇，因为有形的设备是可以展示成效的，而无形的精神力量要产生效果，还需要“漫长的等待”。同样道理，大家关注课堂的多媒体设备，却有意无意间忽视教师的培训。可这些花费了大学巨额投资的仪器设备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呢？答案是：闲置浪费。以上海为例，有关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高校共有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约3000台，总价值接近6个亿。但在这些精密仪器中，全年使用时间超过1600小时的只占4％，使用时间在400~1600小时之间的约占18％，使用时间在1~400小时之间的占16％，而全年使用率为零的竟占到了62％，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①（①《六亿元设备六成“睡大觉”》，王赢、吴学霆，《文汇报》，1999年4月26日。）微软、IBM、INTEL等著名企业近年来都积极开展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但是，据这些公司负责人介绍，很多高校在合作时，都希望企业进行单纯的资金投入，比如设立奖学金、奖教金，设立课题基金等。而很多事实表明，如果企业不积极介入推动，企业捐赠给学校的设备就得不到充分利用，与学校联合建立的实验室就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就是设立的合作研究课题，有时也会不了了之。为此，这些企业纷纷改变合作策略，他们主动花精力为高校组织高水平学术报告、学术演讲，举办学者论坛，甚至编写教材。而有的企业则对近期与高校合作缺乏信心。 之所以企业捐赠的设备、与学校联合建设的实验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师没有太大的积极性。管理设备、建设实验室，那将增加额外的工作量，增加的工作量谁来计算？另外，学校没有为实验室的运转设置相应的细则，诸如使用捐赠的设备要不要收费、设备使用损坏谁来维修等问题，在大家看来，比闲置设备更复杂。当然，如果企业不是把设备捐给学校或者学院，而是直接捐到某个课题组、实验室，情况又有所不同。捐给学校或学院，那还“属于”集体，而捐给课题组，基本上就“属于”个人了。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在大学校园里，人们对资源的渴求，可以用“崇拜”二字来形容。如果你有以下三大资源中的一种，你便可以如鱼得水：人脉资源、成果资源、经费（项目）资源。而没有这三种资源，日子就将十分难过。人脉资源，不用多说，就是关系网络，它对其他两项资源起到基础支持和铺垫的作用。成果资源，指的是你已经拥有的学术头衔，过去曾经获得的各种奖励以及发表的论文、取得的专利等等。经费（项目）资源，顾名思义，是科研经费、项目经费。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2）
先看人脉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富裕”起来的高校，除了给学校内部的教师加薪外，还有一个“烧钱”之举，就是纷纷“挖人”，你挖我的，我挖你的，这个许诺给你多少年薪，提供多少启动经费，配备怎样的住房条件；那个许诺给你什么位置，帮你解决配偶的工作问题，诸如此类。有的学校甚至将“挖人”看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高校最喜欢挖的是两种人，一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如院士、首席科学家，他们的到来，增加了在校院士的数量以及优秀科学家人数，从而可以为学校装点门面；二是在某些学科评审组、基金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教授，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声望、地位获得课题、各种奖励以及其他好处。“挖人就是挖票，挖关系”，学校挖他们与其说是增加学科实力，不如说是增加科研关系，为以后重点学科评审、重点基金申报等等需要公关的事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校引进人才，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学校根据发展需要，向海内外招聘优秀人才，可以为高等教育事业注入生机与活力。但是，不少高校却把引进人才这一发展学校的手段之一，当作了工作的目的，把引进了多少院士、首席科学家作为业绩。还有的高校一直把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在如何引进人才上而忽视了怎样使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此举造成的结果是：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 这几年高校引进人才的工作做得很多，但引进人才做出的成绩却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一是学校把人才当成了摆设，引进之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他们的工作是去引进新的人才；二是其他教师不配合，你水平高本事大拿钱多，那你就一个人好好干吧；三是有的被引进人才一切“名利”均已到位，没有了进一步奋斗的动力。这样的人才环境，让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被引进人才也感到十分失落。 某校一位海外归来应聘上岗的长江学者，等到进校上岗后，才发现光系里就有三位教授在与他从事相同方向的研究，而且他们在学术上都很有地位。作为特聘教授，他不可能去加入这三位教授其中任何一位的课题组，于是一切都只有重新开始，几乎等于是“白手起家”。他自己既要花时间去承接课题，组织大家研究，又要想办法租借办公用房等，大量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用到课题研究上。他一直对学校这一岗位方向有了多名好教授，还聘请他上岗的动机感到疑惑。但他得到的回答是，学校这一学科是重点学科，如果不设立特聘教授岗位，怎么也说不过去。再说政府给了资金，不要白不要，先要到手再说。谁都知道，引进比培养轻松得多。 高校热衷于“高薪”挖人的背后，很大程度是“功利主义”驱动。据调查，高校的“挖人”之举，不仅让高校教师反感，而且也引起了高校之间的矛盾。典型的例子是一些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高校，面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校以地域优势、薪资优势“挖”去他们为数不多的优秀人才，感到十分无奈。“不要说‘孔雀东南飞’，现在连麻雀也东南飞”，这是很多欠发达地区高校对人才被挖的无奈感慨。而有的高校则更明显是冲着某种学术利益关系而大肆“挖”人。 再看经费资源和成果资源。除了政府直接投资用于日常科技活动运转的费用之外，高校的科研经费有很大部分是通过科研项目立项得到的。有的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的纵向课题经费、来自社会企业的横向课题经费）而制订科研制度，规定教师一定要完成多少课题经费指标。学校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教师开展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同时扩大办学资源，但是副作用也相当明显：一是科研课题的质量、层次不高，因为对于大多数大学教师而言，获得国家课题或者完成高质量课题的难度大、可能性小，为了完成指标、晋升职称（或者挣钱），只有找难度小、层次低但有经费来源的课题。教师把精力投入到难度小、重复性强的课题中，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办学经费，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办学质量和效益只会停留在低水平上，久而久之，还习惯于或者乐于承担这些层次低的课题，于是学校的科研项目量多却质不高。二是教师从事高质量科研的积极性被压制。完成高质量科研周期长、付出大，而学校提出的经费指标则要求立竿见影，教师们不愿做却不得不花时间去做，浮躁之风由此盛行，一些科技人员一心追求的便是数量和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难以诞生。 面对看重科研经费而无视科研项目质量的疑问，有的高校会马上反驳，声称他们在注重经费之余，已经意识到科研项目质量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在科研基本经费方面对教师提出要求之外，还提出了晋升教授必须有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要求。 那么，这一政策的效果又是如何呢？ 某教师任职副教授已经十余年了，可是总升不上教授，原因很简单，论文很少，成果不多，最关键的是，没有达到学校“升教授至少要有一项科学基金”的硬性指标。这天，学院一位平时要好的青年教师找到他，说他的博士写了两份科学基金申请书，投出一份已经中了，根据规定一个人一次只能承担一个项目，最近基金项目在补申请，另一份让他拿去试试。他于是将申请书拿过来，将姓名等相关内容改了一下，另誊写一份寄了出去，没想到居然中标！于是当年他顺利晋升教授。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3）
在很多高校，获得基金项目，有时是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绝对是一项很硬的晋升职务职称的条件。某某人获得国家基金，哪怕研究工作没开始，研究成果没出现，就已经被列为了典型。这里的潜规则是把资助科研活动的基金，看作了荣誉或者奖励，而若干年后，基金项目的成果如何，有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却往往没人再关心。大家的思路是：获得基金，就等于获得成果，获得成果就等于提升自身地位；而地位的提升就等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获得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投资，那只是科研的“起点”，远不是成绩与功劳。获得基金，不意味着就能取得成果，基金项目成为评审某人成就的行为是十分可笑的。这段时间获得重点投资，不意味着就一直能获得投资，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终将被无情地取消。 多年与高校教师打交道的一位企业老总说：“今天的高校已经变了，有的教师变化的幅度连我们也不敢想象。他们从‘象牙塔’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我接触的教师中，有多位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他们申请时很积极，可做的时候却极马虎，我问他们到时交不出‘货’，用课题经费买的笔记本电脑等东西不是要交出去吗？他们说，这是免费的午餐，拿到了学校表扬你，既有钱又有地位，今后不可能交不了差，即使万一没有成果，把旧的电脑交回去不就结了。他们还说，对于你的课题，我们就不一样了，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要把成果交到你手上。达到你的要求，全额付款；达不到要求，随你怎么办！” 面对此景，如果你还把“书呆子”的帽子扣在今天的大学教授们身上，那显然是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 在大学校园里，有人甚至开始怀念“书呆子”遍天下的年代。而随着这股呆气被商气、官气甚至匪气所取代，最后一块学术净土正在逐渐沦丧，正所谓“人不务实，天诛地灭”。有媒体报道著名数学家怀尔斯9年磨一剑终于攻克了费马大定理，其间一篇论文也不曾发表。媒体的关注点在于学校对教授治学采取的宽容态度，却忽视了另一点，那就是这位教授对事业、对研究的执着，那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在我们的教授身上，还剩下多少痕迹呢？显然，这是一种互动作用的结果。因为有了学校的宽容，教授才没有生计的担忧，才有潜心向学的经济基础，才有冒失败风险的勇气；反之，正因教授始终应该持有一种学术道德与操守，把学术追求、学术声誉视为生命，学校才会大胆地宽容。 教育界有关人士认为，学校之所以“崇拜”资源，除去高等教育体制不健全以及学术风气日渐堕落的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确缺乏资源，正是因为高校的办学资源还十分有限，我国的科研基金还很不丰裕，学校才会将科研经费作为指标考核教授。另外，国内的基金数量还相当少，由此导致获得基金成为荣誉，如果基金数量进一步增加，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除了政府部门设立的基金外，国家还应通过政策导向鼓励企业、个人等民间力量参与设立科研基金，以充实基金总量，为科研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很担心这种情况出现：由于媒体对学术腐败问题的不断曝光而引发‘因噎废食’的后果。科研基金的运作、高校的科研管理、科研人员的科研作风等等，都确实存在问题，但是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而减弱科研投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北京大学校长说北大经过这几年的重点投资才刚刚脱贫，我国的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说了。我国高校内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办学资源不足引起的，有的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也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办学资源做保障。比如高校年薪制已经谈过多年了，却难以实现，原因就是没有稳定的充足的资金支持。如果办学资源能够更加丰富，教授们就不必为基本的生存费用而烦恼，也就能潜心进行学术研究。”某高校政策研究室主任说。“教授的任务是出有价值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而不是去为学校寻找办学资源。增加办学资源，首先要靠政府的投资，其次是企业、校友、个人等社会力量的资助，还有就是学校自身开发办学资源，而这种事应该由学校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社会机构来做。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就多次谈到，他心目中校长的理想状态是‘三跑’：跑人、跑钱，跑国外。”
大学生物链之最后一环（1）
这是在高校里经常出现的场景：在某次会议上，大家对领导的有关布置、指示频频点头称是，说“好好好”、“行行行”，而会议一结束，背地里个个骂声连连：“他懂什么？这不是瞎折腾么！……”话虽这么说，接下来，他们还要按照会议的布置、指示“违心”地操办起来，干完以后，“乐呵呵”地跑去向领导汇报“成绩”。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谈道：“……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①（①《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左春明，《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我国不少高等学校的领导，如今也可谓“耳不聪，目不明”。出于领导作风以及下级管理人员曲意逢迎等种种原因，高校的管理者对基层教职工的所思所想，学校的真实运作状态，并未做到全面、透彻的了解。某高校一位多年担任领导秘书的老师说，秘书们要选择那些不会令领导感到不开心、最好是让领导“龙心大悦”的汇报材料呈阅，而将那些言辞激烈地批评指责领导的材料、信件压下来，领导的心情不好，秘书们跟着倒霉；在召开群众座谈会了解情况时，也要安排那些不会给领导难堪、不会跟领导唱反调、懂得讨领导欢心、会说好听话的人发言，如果某个会议上某位教授对学校领导的做法提出言之凿凿的批判，那多半会让领导在广大群众面前下不了台，其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高校中很少有人愿说真话，愿对领导或者某个学术带头人、学校树立的先进提出批评，愿发表与领导相反的意见，最“明智”的举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索性拉下脸来奉承到底”，免得“吃力不讨好”。于是，高校内的评议会、咨询会，往往成为表扬会，只要领导一发言，接下来的所有调子都成为对“发言”的学习与体会。 为什么偏偏在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的高等学府，自由与民主的气氛如此淡漠？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唯领导马首是瞻”的局面？ “学校的发展由谁说了算？”这样的问题，显得十分的“幼稚”，答案很明白：当然是广大教师了！教师是学校里“当家做主”的“主人”，他们的意见决定着学校的发展，领导、干部只是“代表”他们来具体执行，为他们“服务”。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可实际上，这明摆着的答案，在现实中却有另一种解读。 在高等学校里，直接的行政领导如院系领导可以决定分配给你多少课题经费，确定你能拿多少岗位津贴，掌管着你晋升晋级的命运。你与院系领导一条心，能讨他们的欢心，即使水平差点，也可以成为“红人”；间接的行政领导如科研管理部门领导、教学管理部门领导、组织人事部门领导，一方面通过直接行政领导对你发号施令，一方面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人事权、物资权以及关系网络对你施加影响。行政领导们为体现自己的水平，树立自己的权威，会炮制各种文件让你学习，制定大量的表格让你填写，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把你呼来喝去，还会做出专家状对你的教学科研进行批评指点。 一位大学教授说，在学校的“生物链”中，教师处于很低的层次，手中无职无权，自然没人会听你的。在整个生物链中，学校领导处于最高层次，他们可以决定院系、部处领导的晋升，但他们也同时受到“利益共同体”中哪怕职位不高的一员的牵制。因此，在高校中，同样存在着“圈子”的概念，某人得道，这一圈子的人也就跟着升天。他说，作为一名教授，在学校里能够有一点发言权的地方，就是能够决定自己所教课程出怎样一套试卷考核学生，对拟招收的硕士、博士生给予多高的面试分数。他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要求给学生上课，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确定课程内容；他必须慎重考虑领导要他给予某个学生某个分数、某一评价的“关照”；他必须为自己的办公用房到各个部门跑来跑去求爷爷告奶奶还不一定解决问题……一旦某一方面不注意，他就面临着在某个环节被别人“一脚踏住”由此不得翻身的危险。对于教授来说尚且如此，其他如副教授、讲师之辈就更等而下之了。 教师、教授在学校生物链中的这般地位，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他们非但不能像国外高校的教授能自主确立对学生的培养计划，对学校的发展提出建议，有的更在缺乏公正、尊重的环境里，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对教学与科研的热情。 虽然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已经20多年了，可计划体制的影响还在教育界广泛而深刻地存在。行政命令、领导审批依旧是开展工作的首选方式，而且，这些工作大多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状态下进行的。要使我国高校的学术科研良性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工作方式。要用更民主的教授治校模式取代行政官员治校。 我国很多高校，都宣称自己实施着“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校设有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长要向教职工代表大会作述职报告，学校校级文件的制订需要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二是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同时实施校内的学院（系）为实体的院长负责制，学校以及各学院都有学术委员会，负责学科发展方向制定、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等。
大学生物链之最后一环（2）
可有了教职工代表大会，有了学术委员会，教职工就能真正当家做主，教授就真正在发挥治校的作用，学校就到处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民主气氛吗？ 高校校一级学术委员会往往由学校领导以及每一学科各任命的一两名教授代表组成。可以说，它是简单套用行政管理的办法或者说按照官场的规则来进行学术管理。从成员产生看，是“任命”而非“选举”，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不是由教授民主推选出来代表大家履行职责，而是由学校领导、院系领导一起商议“画圈”画出来享受某种“特权”，这个学术委员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成员担任着校院系的领导职务。从履行职责看，是典型的多数服从少数。领导们考虑学术委员会构成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学术委员会构成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于某个教师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的评价，对于某一篇论文是否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最具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该学科方向的教授们，其他学科的教授能做的，最多是看看这个教师工作作风是否严谨，为人是否忠厚老实，以及审核某篇学位论文是否有抄袭嫌疑。因此，代表该学科参加学术委员会的教授，就很容易相对主观地影响对本学科教师、学生的评议，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了他们手中。学术委员会的这种构成，使多数教师、教授的利益受制于少数教授，要晋升教授的人的命运则完全被少数教授左右，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职称评审具有终审权力，那些进入这个委员会的教授，也就拥有了“生杀大权”。要是某个教师与某个担任学术委员的教授是死对头，就休想有出头之日。这便是学霸产生的根源。具体到某一个学院，也是如此。曾经担任某高校一学院院长的张教授说，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组成不但不科学，也极不规范，他担任院长时是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当他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就“自动”从学术委员会的名单中消失了。 高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也同样如此。说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参加大会的名额是限定的，代表每个部门的几乎全是行政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审议校长报告、学校文件，无疑成了“走过场”。
“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
在教授难以发言的情况下，很多可以实现领导“政绩工程”的政策出台了。 我国不少高校现在流行着这样的做法：教授、副教授必须每年发表多少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EI（工程引文索引）论文等；每发表一篇SCI论文、EI论文，即给予作者相应的配套经费奖励；并将其作为晋升职称、职务的重要条件。 要理解大学为何将SCI、EI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就不得不谈到中国当前的大学排名体系。某高校决定在1998年开始实行将论文发表数与教师业绩考核挂钩这一制度，就是由于受不了论文排名全国落后的刺激。关于大学的排名，世界各国都在做，而且各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差异很大。对大学进行排名，是通过一个侧面反映出高等学校的动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学校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影响，从而引导考生选择报考学校、专业，也对教育资金的投放产生影响。 我国的第一个大学排名产生于1987年。1987年9月13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以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公布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为数据源，在《科技日报》上以《我国科学计量指标的排序》为标题，公布了对我国87所重点大学的排名。这个只有一项指标的大学排名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它标志着中国学者从此开始了对本国大学的定量排名研究。从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表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到2001年6月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发表《2001年中国大学评价》，中国共有14个单位发表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包括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的《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估》、网大Net big 从1999年起开始发布的年度《中国大学排行榜》等。到现在，大学排名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对高校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正因如此，很多大学围绕着排名较起了劲。 近年来，很多学者针对大学的这一做法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学者们的主要论调是，大学的做法有其“现实意义”，希望引导大家多撰写论文，营造高校的学术气氛，可指标是否科学合理有待研究。原创的科学研究是十分艰难的，而且，有不少科学研究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显示出重大的价值，才可能得到承认。所谓“十年磨一剑”，我们要求一个科学家在几年里撰写多篇高质量论文，其本身就不一定科学。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悉尼·布雷内等三人，他们获奖的原因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确选择线虫作为模式生物，发现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则。布雷内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965年第一次研究线虫，直到1974年才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其中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线虫研究才逐渐受到国际认可，目前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布雷内三人的成果，研究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新方法。有关专家在谈到这一成果时不由感慨，如果按照我国大学实施的一年一次的考核，那么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悉尼·布雷内将要受到降级的处理和背负“无为”的名声。①（①《争鸣：对北大教授“降级”的疑虑”》人民网，2002年10月14日。） 我们的教授显然没有布雷内幸运，每年，他们一定要交出多少论文、多少专著，接多少课题。对于他们来说，完不成这些指标不仅兑现不了相应的待遇，而且还有“面子问题”。这让名教授们十分为难，使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于是，为了达到指标，他们只有一心一意去完成指标规定的内容，而无暇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思考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有在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中署名，如果博士生、硕士生有抄袭的行径，他们也跟着背黑锅；他们只有对过去的研究进行重新加工、综合以图短期内再出新成果；还有的则只有铤而走险，放开手脚去作弊了。庄子说，外重而内拙。太看重某样东西，就会失去本应有的平常心，结果适得其反。在网络信息社会，学术抄袭行为几乎难逃最终被发现的结局，可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去抄袭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尤其值得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决策者思考。抄袭行为固然不对，但学校是否能逃“逼良为娼”的干系呢？ 大学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评审和奖励制度、职称评聘制度、人事分配制度等一般都实行“数字化”管理方式，主要集中在数量指标上进行考核，这对于短期改变学校的“面貌”是有效的，而对于长期办学质量的提高却并不一定会有多大效果。学校如果过分看重数量指标，必然导致教师对数量指标的“病态追求”与“病态攀比”，从而使科学研究脱离应有的健康轨道。要求你上多少课，带几名学生，发表几篇论文，这种管理很简单，却不一定有效，凑数字还不容易？近些年来，用若干篇SCI、EI论文来评价教师是否具备高级岗位任职资格的做法，在许多高校已经演变成教条。可同为SCI论文，有的发表后一次也未被引用，有的被引用了上百次。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可以改变一个时代，获得诺贝尔奖，而我们太多的论文是为发表而发表，有的学术杂志还专门推出增刊满足那些为了评职称而发表论文者的需要。还有的教授，甚至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去发表。这就是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结果。2003年岁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继2002年上升至第6位后又前进一步，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5位。可是，虽然论文数量如此可观，在国际竞争力评价中，我国科技竞争力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科技部科技统计分析中心透露，2003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51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27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①（①《中国科技竞争力仍居世界中等偏下水平》，中广网，2003年11月12日。）。而就论文本身而言，其平均引用率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左手拿钱，右手投票（1）
“专家组经过实地考察、测试，一致认为某某成果，性能优越，填补了国内同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专家们认为，该项成果成功实现了四大突破：突破一：……；突破二：……；突破三：……；突破四：……。综合以上各点，该成果已居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存放在某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一项项科研成果鉴定书。 我国每年都产生通过鉴定的成千上万项科研成果。看着这些成果鉴定书，你定会感觉置身“科研大国”之中。 管理学博导王教授应邀参加某基金项目成果鉴定会。他们被安排进一家四星级宾馆。日程很满：两天时间，一天开会，一天游览市容，晚上娱乐。 第一天上午开会，听取项目负责人汇报，鉴定会的专家很认真地做着记录。下午开会，大家讨论了两个小时，做出优秀的结论。会后宣布结果，课题资助单位、项目负责单位负责人高兴地握着专家们的手，连声道谢。 回到房间，王教授与同室的一个相识多年的教授聊起来：“哎，他们提供的报告也太不像话了，显然是拼凑起来的，几乎前言不搭后语，可我们最终都投票认为其达到了要求，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感到对不起学术良心，可是，不随大流却很难，你今后总会有求于他们的吧？我们都是项目资助单位以及项目负责人本人请来的，怎能去拆人家的台？所以，我对这类基金一直没有好感，有本事，就走市场，做出项目，让市场去评判。” 第二天下午离开宾馆时，每人一个马甲袋，说是小礼品。袋里有一信封，那是一点辛苦费。 某高校。某项目评估前一个月。某学院一课题组。 “去年我们课题组成功申请经费300万元，当时说这笔钱在2003年时用完，2003年底有关部门来检查验收。现在接到通知，验收时间提前到2002年4月份,有关部门想早知道成效。我们的经费到目前共用了50万元，还有250万元，一定要在验收前用完，现在还有三个月时间，你们想想办法。”课题负责人一脸严肃，“经费没用完，会直接影响到下一轮申请。” “发给大家，不是很好吗？”一位博士后说。 “到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这钱不是用来发奖金的，只能是买设备、添器材。”负责人马上明确讨论重点。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有关部门在开玩笑。买设备又不像买股票那样简单，总要想想当初计划有没有，现在需不需要，今后怎样使用，到哪里去买，等等……” 讨论一直持续到灯火阑珊时。大家都没有想出良策。 “鉴定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假的。”曾经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朱教授说。早些年他就提出了要“打假”，打击假鉴定会。之所以很多科研成果鉴定之后便束之高阁，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些科研成果本就不是成果，从立项时起，就开始造假。到了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肥了谁？肥了资助单位的某些人，他们可以借机到处考察，而且能拿受助单位的某些好处；肥了受助者，有的受助者拿着这笔资助费，旅游呀，买各种用品呀，只有极少一部分资金和精力用在真正的课题研究上，最后不得不草草完工；肥了鉴定者，鉴定者用不着动脑筋，走走看看，写几句好话拿辛苦费走人还得到人家的感谢。又坑了谁？坑的是国家，糟蹋的是国家的钱财、人民的血汗。用行政的方法管理学术，由某个政府部门或者组织对学术水平进行鉴定，这既违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我还没有参加过哪个失败项目的鉴定会，起码也是国内先进。”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①（①《原始性创新不能被“一(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2）
先看人脉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富裕”起来的高校，除了给学校内部的教师加薪外，还有一个“烧钱”之举，就是纷纷“挖人”，你挖我的，我挖你的，这个许诺给你多少年薪，提供多少启动经费，配备怎样的住房条件；那个许诺给你什么位置，帮你解决配偶的工作问题，诸如此类。有的学校甚至将“挖人”看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高校最喜欢挖的是两种人，一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如院士、首席科学家，他们的到来，增加了在校院士的数量以及优秀科学家人数，从而可以为学校装点门面；二是在某些学科评审组、基金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教授，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声望、地位获得课题、各种奖励以及其他好处。“挖人就是挖票，挖关系”，学校挖他们与其说是增加学科实力，不如说是增加科研关系，为以后重点学科评审、重点基金申报等等需要公关的事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校引进人才，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学校根据发展需要，向海内外招聘优秀人才，可以为高等教育事业注入生机与活力。但是，不少高校却把引进人才这一发展学校的手段之一，当作了工作的目的，把引进了多少院士、首席科学家作为业绩。还有的高校一直把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在如何引进人才上而忽视了怎样使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此举造成的结果是：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 这几年高校引进人才的工作做得很多，但引进人才做出的成绩却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一是学校把人才当成了摆设，引进之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他们的工作是去引进新的人才；二是其他教师不配合，你水平高本事大拿钱多，那你就一个人好好干吧；三是有的被引进人才一切“名利”均已到位，没有了进一步奋斗的动力。这样的人才环境，让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被引进人才也感到十分失落。 某校一位海外归来应聘上岗的长江学者，等到进校上岗后，才发现光系里就有三位教授在与他从事相同方向的研究，而且他们在学术上都很有地位。作为特聘教授，他不可能去加入这三位教授其中任何一位的课题组，于是一切都只有重新开始，几乎等于是“白手起家”。他自己既要花时间去承接课题，组织大家研究，又要想办法租借办公用房等，大量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用到课题研究上。他一直对学校这一岗位方向有了多名好教授，还聘请他上岗的动机感到疑惑。但他得到的回答是，学校这一学科是重点学科，如果不设立特聘教授岗位，怎么也说不过去。再说政府给了资金，不要白不要，先要到手再说。谁都知道，引进比培养轻松得多。 高校热衷于“高薪”挖人的背后，很大程度是“功利主义”驱动。据调查，高校的“挖人”之举，不仅让高校教师反感，而且也引起了高校之间的矛盾。典型的例子是一些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高校，面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校以地域优势、薪资优势“挖”去他们为数不多的优秀人才，感到十分无奈。“不要说‘孔雀东南飞’，现在连麻雀也东南飞”，这是很多欠发达地区高校对人才被挖的无奈感慨。而有的高校则更明显是冲着某种学术利益关系而大肆“挖”人。 再看经费资源和成果资源。除了政府直接投资用于日常科技活动运转的费用之外，高校的科研经费有很大部分是通过科研项目立项得到的。有的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的纵向课题经费、来自社会企业的横向课题经费）而制订科研制度，规定教师一定要完成多少课题经费指标。学校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教师开展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同时扩大办学资源，但是副作用也相当明显：一是科研课题的质量、层次不高，因为对于大多数大学教师而言，获得国家课题或者完成高质量课题的难度大、可能性小，为了完成指标、晋升职称（或者挣钱），只有找难度小、层次低但有经费来源的课题。教师把精力投入到难度小、重复性强的课题中，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办学经费，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办学质量和效益只会停留在低水平上，久而久之，还习惯于或者乐于承担这些层次低的课题，于是学校的科研项目量多却质不高。二是教师从事高质量科研的积极性被压制。完成高质量科研周期长、付出大，而学校提出的经费指标则要求立竿见影，教师们不愿做却不得不花时间去做，浮躁之风由此盛行，一些科技人员一心追求的便是数量和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难以诞生。 面对看重科研经费而无视科研项目质量的疑问，有的高校会马上反驳，声称他们在注重经费之余，已经意识到科研项目质量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在科研基本经费方面对教师提出要求之外，还提出了晋升教授必须有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要求。 那么，这一政策的效果又是如何呢？ 某教师任职副教授已经十余年了，可是总升不上教授，原因很简单，论文很少，成果不多，最关键的是，没有达到学校“升教授至少要有一项科学基金”的硬性指标。这天，学院一位平时要好的青年教师找到他，说他的博士写了两份科学基金申请书，投出一份已经中了，根据规定一个人一次只能承担一个项目，最近基金项目在补申请，另一份让他拿去试试。他于是将申请书拿过来，将姓名等相关内容改了一下，另誊写一份寄了出去，没想到居然中标！于是当年他顺利晋升教授。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3）
在很多高校，获得基金项目，有时是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绝对是一项很硬的晋升职务职称的条件。某某人获得国家基金，哪怕研究工作没开始，研究成果没出现，就已经被列为了典型。这里的潜规则是把资助科研活动的基金，看作了荣誉或者奖励，而若干年后，基金项目的成果如何，有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却往往没人再关心。大家的思路是：获得基金，就等于获得成果，获得成果就等于提升自身地位；而地位的提升就等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获得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投资，那只是科研的“起点”，远不是成绩与功劳。获得基金，不意味着就能取得成果，基金项目成为评审某人成就的行为是十分可笑的。这段时间获得重点投资，不意味着就一直能获得投资，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终将被无情地取消。 多年与高校教师打交道的一位企业老总说：“今天的高校已经变了，有的教师变化的幅度连我们也不敢想象。他们从‘象牙塔’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我接触的教师中，有多位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他们申请时很积极，可做的时候却极马虎，我问他们到时交不出‘货’，用课题经费买的笔记本电脑等东西不是要交出去吗？他们说，这是免费的午餐，拿到了学校表扬你，既有钱又有地位，今后不可能交不了差，即使万一没有成果，把旧的电脑交回去不就结了。他们还说，对于你的课题，我们就不一样了，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要把成果交到你手上。达到你的要求，全额付款；达不到要求，随你怎么办！” 面对此景，如果你还把“书呆子”的帽子扣在今天的大学教授们身上，那显然是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 在大学校园里，有人甚至开始怀念“书呆子”遍天下的年代。而随着这股呆气被商气、官气甚至匪气所取代，最后一块学术净土正在逐渐沦丧，正所谓“人不务实，天诛地灭”。有媒体报道著名数学家怀尔斯9年磨一剑终于攻克了费马大定理，其间一篇论文也不曾发表。媒体的关注点在于学校对教授治学采取的宽容态度，却忽视了另一点，那就是这位教授对事业、对研究的执着，那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在我们的教授身上，还剩下多少痕迹呢？显然，这是一种互动作用的结果。因为有了学校的宽容，教授才没有生计的担忧，才有潜心向学的经济基础，才有冒失败风险的勇气；反之，正因教授始终应该持有一种学术道德与操守，把学术追求、学术声誉视为生命，学校才会大胆地宽容。 教育界有关人士认为，学校之所以“崇拜”资源，除去高等教育体制不健全以及学术风气日渐堕落的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确缺乏资源，正是因为高校的办学资源还十分有限，我国的科研基金还很不丰裕，学校才会将科研经费作为指标考核教授。另外，国内的基金数量还相当少，由此导致获得基金成为荣誉，如果基金数量进一步增加，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除了政府部门设立的基金外，国家还应通过政策导向鼓励企业、个人等民间力量参与设立科研基金，以充实基金总量，为科研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很担心这种情况出现：由于媒体对学术腐败问题的不断曝光而引发‘因噎废食’的后果。科研基金的运作、高校的科研管理、科研人员的科研作风等等，都确实存在问题，但是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而减弱科研投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北京大学校长说北大经过这几年的重点投资才刚刚脱贫，我国的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说了。我国高校内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办学资源不足引起的，有的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也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办学资源做保障。比如高校年薪制已经谈过多年了，却难以实现，原因就是没有稳定的充足的资金支持。如果办学资源能够更加丰富，教授们就不必为基本的生存费用而烦恼，也就能潜心进行学术研究。”某高校政策研究室主任说。“教授的任务是出有价值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而不是去为学校寻找办学资源。增加办学资源，首先要靠政府的投资，其次是企业、校友、个人等社会力量的资助，还有就是学校自身开发办学资源，而这种事应该由学校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社会机构来做。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就多次谈到，他心目中校长的理想状态是‘三跑’：跑人、跑钱，跑国外。”
大学生物链之最后一环（1）
这是在高校里经常出现的场景：在某次会议上，大家对领导的有关布置、指示频频点头称是，说“好好好”、“行行行”，而会议一结束，背地里个个骂声连连：“他懂什么？这不是瞎折腾么！……”话虽这么说，接下来，他们还要按照会议的布置、指示“违心”地操办起来，干完以后，“乐呵呵”地跑去向领导汇报“成绩”。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谈道：“……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①（①《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左春明，《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我国不少高等学校的领导，如今也可谓“耳不聪，目不明”。出于领导作风以及下级管理人员曲意逢迎等种种原因，高校的管理者对基层教职工的所思所想，学校的真实运作状态，并未做到全面、透彻的了解。某高校一位多年担任领导秘书的老师说，秘书们要选择那些不会令领导感到不开心、最好是让领导“龙心大悦”的汇报材料呈阅，而将那些言辞激烈地批评指责领导的材料、信件压下来，领导的心情不好，秘书们跟着倒霉；在召开群众座谈会了解情况时，也要安排那些不会给领导难堪、不会跟领导唱反调、懂得讨领导欢心、会说好听话的人发言，如果某个会议上某位教授对学校领导的做法提出言之凿凿的批判，那多半会让领导在广大群众面前下不了台，其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高校中很少有人愿说真话，愿对领导或者某个学术带头人、学校树立的先进提出批评，愿发表与领导相反的意见，最“明智”的举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索性拉下脸来奉承到底”，免得“吃力不讨好”。于是，高校内的评议会、咨询会，往往成为表扬会，只要领导一发言，接下来的所有调子都成为对“发言”的学习与体会。 为什么偏偏在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的高等学府，自由与民主的气氛如此淡漠？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唯领导马首是瞻”的局面？ “学校的发展由谁说了算？”这样的问题，显得十分的“幼稚”，答案很明白：当然是广大教师了！教师是学校里“当家做主”的“主人”，他们的意见决定着学校的发展，领导、干部只是“代表”他们来具体执行，为他们“服务”。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可实际上，这明摆着的答案，在现实中却有另一种解读。 在高等学校里，直接的行政领导如院系领导可以决定分配给你多少课题经费，确定你能拿多少岗位津贴，掌管着你晋升晋级的命运。你与院系领导一条心，能讨他们的欢心，即使水平差点，也可以成为“红人”；间接的行政领导如科研管理部门领导、教学管理部门领导、组织人事部门领导，一方面通过直接行政领导对你发号施令，一方面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人事权、物资权以及关系网络对你施加影响。行政领导们为体现自己的水平，树立自己的权威，会炮制各种文件让你学习，制定大量的表格让你填写，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把你呼来喝去，还会做出专家状对你的教学科研进行批评指点。 一位大学教授说，在学校的“生物链”中，教师处于很低的层次，手中无职无权，自然没人会听你的。在整个生物链中，学校领导处于最高层次，他们可以决定院系、部处领导的晋升，但他们也同时受到“利益共同体”中哪怕职位不高的一员的牵制。因此，在高校中，同样存在着“圈子”的概念，某人得道，这一圈子的人也就跟着升天。他说，作为一名教授，在学校里能够有一点发言权的地方，就是能够决定自己所教课程出怎样一套试卷考核学生，对拟招收的硕士、博士生给予多高的面试分数。他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要求给学生上课，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确定课程内容；他必须慎重考虑领导要他给予某个学生某个分数、某一评价的“关照”；他必须为自己的办公用房到各个部门跑来跑去求爷爷告奶奶还不一定解决问题……一旦某一方面不注意，他就面临着在某个环节被别人“一脚踏住”由此不得翻身的危险。对于教授来说尚且如此，其他如副教授、讲师之辈就更等而下之了。 教师、教授在学校生物链中的这般地位，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他们非但不能像国外高校的教授能自主确立对学生的培养计划，对学校的发展提出建议，有的更在缺乏公正、尊重的环境里，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对教学与科研的热情。 虽然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已经20多年了，可计划体制的影响还在教育界广泛而深刻地存在。行政命令、领导审批依旧是开展工作的首选方式，而且，这些工作大多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状态下进行的。要使我国高校的学术科研良性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工作方式。要用更民主的教授治校模式取代行政官员治校。 我国很多高校，都宣称自己实施着“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校设有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长要向教职工代表大会作述职报告，学校校级文件的制订需要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二是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同时实施校内的学院（系）为实体的院长负责制，学校以及各学院都有学术委员会，负责学科发展方向制定、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等。
大学生物链之最后一环（2）
可有了教职工代表大会，有了学术委员会，教职工就能真正当家做主，教授就真正在发挥治校的作用，学校就到处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民主气氛吗？ 高校校一级学术委员会往往由学校领导以及每一学科各任命的一两名教授代表组成。可以说，它是简单套用行政管理的办法或者说按照官场的规则来进行学术管理。从成员产生看，是“任命”而非“选举”，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不是由教授民主推选出来代表大家履行职责，而是由学校领导、院系领导一起商议“画圈”画出来享受某种“特权”，这个学术委员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成员担任着校院系的领导职务。从履行职责看，是典型的多数服从少数。领导们考虑学术委员会构成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学术委员会构成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于某个教师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的评价，对于某一篇论文是否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最具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该学科方向的教授们，其他学科的教授能做的，最多是看看这个教师工作作风是否严谨，为人是否忠厚老实，以及审核某篇学位论文是否有抄袭嫌疑。因此，代表该学科参加学术委员会的教授，就很容易相对主观地影响对本学科教师、学生的评议，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了他们手中。学术委员会的这种构成，使多数教师、教授的利益受制于少数教授，要晋升教授的人的命运则完全被少数教授左右，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职称评审具有终审权力，那些进入这个委员会的教授，也就拥有了“生杀大权”。要是某个教师与某个担任学术委员的教授是死对头，就休想有出头之日。这便是学霸产生的根源。具体到某一个学院，也是如此。曾经担任某高校一学院院长的张教授说，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组成不但不科学，也极不规范，他担任院长时是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当他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就“自动”从学术委员会的名单中消失了。 高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也同样如此。说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参加大会的名额是限定的，代表每个部门的几乎全是行政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审议校长报告、学校文件，无疑成了“走过场”。
“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
在教授难以发言的情况下，很多可以实现领导“政绩工程”的政策出台了。 我国不少高校现在流行着这样的做法：教授、副教授必须每年发表多少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EI（工程引文索引）论文等；每发表一篇SCI论文、EI论文，即给予作者相应的配套经费奖励；并将其作为晋升职称、职务的重要条件。 要理解大学为何将SCI、EI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就不得不谈到中国当前的大学排名体系。某高校决定在1998年开始实行将论文发表数与教师业绩考核挂钩这一制度，就是由于受不了论文排名全国落后的刺激。关于大学的排名，世界各国都在做，而且各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差异很大。对大学进行排名，是通过一个侧面反映出高等学校的动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学校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影响，从而引导考生选择报考学校、专业，也对教育资金的投放产生影响。 我国的第一个大学排名产生于1987年。1987年9月13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以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公布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为数据源，在《科技日报》上以《我国科学计量指标的排序》为标题，公布了对我国87所重点大学的排名。这个只有一项指标的大学排名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它标志着中国学者从此开始了对本国大学的定量排名研究。从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表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到2001年6月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发表《2001年中国大学评价》，中国共有14个单位发表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包括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的《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估》、网大Net big 从1999年起开始发布的年度《中国大学排行榜》等。到现在，大学排名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对高校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正因如此，很多大学围绕着排名较起了劲。 近年来，很多学者针对大学的这一做法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学者们的主要论调是，大学的做法有其“现实意义”，希望引导大家多撰写论文，营造高校的学术气氛，可指标是否科学合理有待研究。原创的科学研究是十分艰难的，而且，有不少科学研究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显示出重大的价值，才可能得到承认。所谓“十年磨一剑”，我们要求一个科学家在几年里撰写多篇高质量论文，其本身就不一定科学。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悉尼·布雷内等三人，他们获奖的原因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确选择线虫作为模式生物，发现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则。布雷内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965年第一次研究线虫，直到1974年才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其中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线虫研究才逐渐受到国际认可，目前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布雷内三人的成果，研究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新方法。有关专家在谈到这一成果时不由感慨，如果按照我国大学实施的一年一次的考核，那么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悉尼·布雷内将要受到降级的处理和背负“无为”的名声。①（①《争鸣：对北大教授“降级”的疑虑”》人民网，2002年10月14日。） 我们的教授显然没有布雷内幸运，每年，他们一定要交出多少论文、多少专著，接多少课题。对于他们来说，完不成这些指标不仅兑现不了相应的待遇，而且还有“面子问题”。这让名教授们十分为难，使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于是，为了达到指标，他们只有一心一意去完成指标规定的内容，而无暇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思考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有在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中署名，如果博士生、硕士生有抄袭的行径，他们也跟着背黑锅；他们只有对过去的研究进行重新加工、综合以图短期内再出新成果；还有的则只有铤而走险，放开手脚去作弊了。庄子说，外重而内拙。太看重某样东西，就会失去本应有的平常心，结果适得其反。在网络信息社会，学术抄袭行为几乎难逃最终被发现的结局，可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去抄袭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尤其值得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决策者思考。抄袭行为固然不对，但学校是否能逃“逼良为娼”的干系呢？ 大学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评审和奖励制度、职称评聘制度、人事分配制度等一般都实行“数字化”管理方式，主要集中在数量指标上进行考核，这对于短期改变学校的“面貌”是有效的，而对于长期办学质量的提高却并不一定会有多大效果。学校如果过分看重数量指标，必然导致教师对数量指标的“病态追求”与“病态攀比”，从而使科学研究脱离应有的健康轨道。要求你上多少课，带几名学生，发表几篇论文，这种管理很简单，却不一定有效，凑数字还不容易？近些年来，用若干篇SCI、EI论文来评价教师是否具备高级岗位任职资格的做法，在许多高校已经演变成教条。可同为SCI论文，有的发表后一次也未被引用，有的被引用了上百次。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可以改变一个时代，获得诺贝尔奖，而我们太多的论文是为发表而发表，有的学术杂志还专门推出增刊满足那些为了评职称而发表论文者的需要。还有的教授，甚至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去发表。这就是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结果。2003年岁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继2002年上升至第6位后又前进一步，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5位。可是，虽然论文数量如此可观，在国际竞争力评价中，我国科技竞争力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科技部科技统计分析中心透露，2003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51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27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①（①《中国科技竞争力仍居世界中等偏下水平》，中广网，2003年11月12日。）。而就论文本身而言，其平均引用率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左手拿钱，右手投票（1）
“专家组经过实地考察、测试，一致认为某某成果，性能优越，填补了国内同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专家们认为，该项成果成功实现了四大突破：突破一：……；突破二：……；突破三：……；突破四：……。综合以上各点，该成果已居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存放在某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一项项科研成果鉴定书。 我国每年都产生通过鉴定的成千上万项科研成果。看着这些成果鉴定书，你定会感觉置身“科研大国”之中。 管理学博导王教授应邀参加某基金项目成果鉴定会。他们被安排进一家四星级宾馆。日程很满：两天时间，一天开会，一天游览市容，晚上娱乐。 第一天上午开会，听取项目负责人汇报，鉴定会的专家很认真地做着记录。下午开会，大家讨论了两个小时，做出优秀的结论。会后宣布结果，课题资助单位、项目负责单位负责人高兴地握着专家们的手，连声道谢。 回到房间，王教授与同室的一个相识多年的教授聊起来：“哎，他们提供的报告也太不像话了，显然是拼凑起来的，几乎前言不搭后语，可我们最终都投票认为其达到了要求，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感到对不起学术良心，可是，不随大流却很难，你今后总会有求于他们的吧？我们都是项目资助单位以及项目负责人本人请来的，怎能去拆人家的台？所以，我对这类基金一直没有好感，有本事，就走市场，做出项目，让市场去评判。” 第二天下午离开宾馆时，每人一个马甲袋，说是小礼品。袋里有一信封，那是一点辛苦费。 某高校。某项目评估前一个月。某学院一课题组。 “去年我们课题组成功申请经费300万元，当时说这笔钱在2003年时用完，2003年底有关部门来检查验收。现在接到通知，验收时间提前到2002年4月份,有关部门想早知道成效。我们的经费到目前共用了50万元，还有250万元，一定要在验收前用完，现在还有三个月时间，你们想想办法。”课题负责人一脸严肃，“经费没用完，会直接影响到下一轮申请。” “发给大家，不是很好吗？”一位博士后说。 “到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这钱不是用来发奖金的，只能是买设备、添器材。”负责人马上明确讨论重点。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有关部门在开玩笑。买设备又不像买股票那样简单，总要想想当初计划有没有，现在需不需要，今后怎样使用，到哪里去买，等等……” 讨论一直持续到灯火阑珊时。大家都没有想出良策。 “鉴定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假的。”曾经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朱教授说。早些年他就提出了要“打假”，打击假鉴定会。之所以很多科研成果鉴定之后便束之高阁，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些科研成果本就不是成果，从立项时起，就开始造假。到了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肥了谁？肥了资助单位的某些人，他们可以借机到处考察，而且能拿受助单位的某些好处；肥了受助者，有的受助者拿着这笔资助费，旅游呀，买各种用品呀，只有极少一部分资金和精力用在真正的课题研究上，最后不得不草草完工；肥了鉴定者，鉴定者用不着动脑筋，走走看看，写几句好话拿辛苦费走人还得到人家的感谢。又坑了谁？坑的是国家，糟蹋的是国家的钱财、人民的血汗。用行政的方法管理学术，由某个政府部门或者组织对学术水平进行鉴定，这既违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我还没有参加过哪个失败项目的鉴定会，起码也是国内先进。”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①（①《原始性创新不能被“一(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http://www.xlawen.org/kan/4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