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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最初的记忆
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寿这是周作人外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字,“原来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拣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的心上了。以至于五十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小寿睁开眼睛,环顾这新奇的世界时,他看见了什么呢?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满周岁。
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现实的问题倒是,这个世界能够容得下这位有着强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儿童吗?又能给他的成长提供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页。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满着危机、苦难呢?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台门之内(1)
……周作人稍稍懂事以后,就注意到,居住在大台门内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晚上外出都要点上大灯笼,摇晃的烛光把淡黄|色灯壳上三个黑色的大字映照得分外醒目:“汝南周”。它所唤起的,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充满温馨而又略带凄凉的回忆……
据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颐的爵位。周作人后来写有《数典诗》,其三即是歌咏这位祖父所说的“始祖”的。诗云:“清逸先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并有如下小注:“……著有《濂溪集》七卷,内有《通书》《太极图说》,后者在说明天地之根源,研究万物之始终,这是他对于宇宙的看法。《通书》是发挥《太极图说》的原理,从他的宇宙观推到人类社会之伦理”。诗载1969年7月《明报》第43期,收《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2页(所引小注未录入)。以周敦颐为始祖,周氏家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挟持而去,康王赵构在爱国将领宗泽等人的保卫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时称南京)即位,史称南宋。可是,赵构仍不想抗战,反而仓皇南逃,不久,金兵长驱直入,赵构只得逃到越州(绍兴);后来,又逃到明州(宁波)”,“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那么,我们家族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3~14页。
但按家谱记载,又有另一种说法: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定居会稽竹园桥,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周作人在《数典诗》中咏道:“清道桥头百姓家,逸斋遗教是桑麻。关门不管周朝事,数典何因学画蛇。”并自注云:“吾家始迁祖居越城清道桥(俗称青黛桥),名已逸,家谱中追称之曰逸斋公,时在明正德年间,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称出于周公,吾家则存疑,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家谱的说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时鲁迅十九岁,周作人十五岁)曾在给他的两个孙子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万历年里),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周介孚:《恒训》,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现存鲁迅手抄本。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周氏家族已经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所说的那样,外表上“轰轰烈烈”,内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了。但刘姥姥说的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页。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而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节日却分外的频繁,并且别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一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于是,在烟雾缭绕、鞭炮繁响之中,在忙碌而欢乐的人群中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周作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四,上元》,第60页。
元宵,土话叫“汤圆”。绍兴有“上灯汤圆落灯糕”的俗语,绍兴的元宵香甜可口,邻近的宁波汤圆更驰名中外,逗人馋涎。
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
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三,中元》,第64页。
虽说是“鬼节”,却无幢幢鬼影;莲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颇有些诗意的了。
台门之内(2)
元宵节一过,“龙灯蟹鹞去迢迢,关进书房耐寂寥”。④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六,上学》,第60页。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放一收之间,又升腾起了新的企盼:“盼到清明三月节,上坟船里看姣姣。”④
可不是吗,绍兴儿童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清明时节,桃红柳绿,万木更苏,正是踏青的好时节。不料,在元代异族统治下,这里的人民被视为南宋遗民,贬为最下等的“南人”,妇女竟被剥夺了踏青的权利。人民遂借扫墓之名,进行变相踏青,清明节就成了扫墓节。范啸风《越谚》卷中风俗部下记曰:“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绍兴人一向认为“礼多人不怪”,清明扫墓礼仪十分隆重,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八,扫墓·八二,祝父》《药味集·上坟船》。那繁缛的规矩排场自然是儿童不感兴趣的,孩子们所念念不忘的是扫墓郊游中的野食与野趣。周作人有如下的记忆:“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罢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据说,“百狮坟头在南门外,扫墓时多就地泊舟会饮。不知是谁家茔墓,石工壮丽,相传云共凿有百狮,但细数之亦才有五六十耳。”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七,春扫墓及自注》,第60页。扫墓中的会餐亦有特别的规定,范啸风《越谚》卷中饮食类,下列有六荤四素、五荤五素名目,注云:“此荤素两全之席,总以十碗头为一席,吉事用全荤,忏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扫为多,以妇女多持斋也。”据周作人回忆:“此等家常酒席的菜与宴会颇不相同,如白切肉、扣鸡、醋熘鱼、小炒、细炒、素鸡、香菇鳝、金钩之类,皆质朴有味,虽出厨司之手,却尚少市气,故为可取。在‘上坟酒’中还有一种食味,似特别不可少者,乃是熏鹅……以醋和酱油蘸食,别有风味。其制法虽与烧鸭相似,惟鸭稍华贵,宜于红灯绿酒,鹅则更具野趣,在野外舟中啖之,正相称耳。”周作人:《药味集·上坟船》,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30~131页。假如到跳山去扫墓,那就更有趣味。那里是汉大吉摩崖石刻所在地,有好长一段山路。往年都是骑在佣人肩上,一路招摇而过。如今独自坐“山兜轿”(此“为山行乘物,两竹杠间悬片板作座位,绳系木棍为踏镫,二人舁之,甚轻便”),那才更神气呢。“跳山扫墓比春游,岁岁乘肩不自由。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九,扫墓三》,第61页。扫墓的悲凉之气早已被春游的自由欢乐一扫而空了。
清明之后是立夏。绍兴有立夏日“称人”的习俗,大概原来于立秋日当重称一回,以资比较,但民间似忘其意义。此外还要吃“健脚笋”,即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诗云:“新装杠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二,立夏》,第62页。
接着就是端午,这是“八节”中的大节。每逢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一大早就用葛蒲剪出的宝剑和用纹艾制成的旌旗插在门框上,中间还有一张姜太公神位,说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中午,用香蒲、柏子、青艾作香料,熏烟消毒,有的还用杂有雄黄的烧酒渍洒,于是有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黄梅、雄黄)的习惯,给小孩额上用雄黄写“王”字,以及分香袋、香球的习俗。这一切,在周作人的记忆里,都升华为迷人的诗:“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得人称老虎头”,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四》,第62页。“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三》,第62页。
中秋又是一大节日。中秋赏月,绍兴家家在宴请“月亮婆婆”时,除习常的水果、月饼外,还特地摆上老南瓜,给宴会增添别一种乡土气息。绍兴的月饼有“荤油大月”,重达十斤、二十斤,素月饼中则有干菜月饼和用豆沙作料的。大者径尺许,与木盘等大,都深为素食的老年人所喜爱。而周作人念念不忘的恰恰也是素月饼,诗云:“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四,中秋》,第64页。
重阳登高,亦是一年中的盛事。但登高饮菊花酒赋咏菊花诗,这似乎都是大人们的娱乐,与小孩无涉,因此,在周作人这里也没有留下记忆。四时八节中的立冬和立夏一样,只是个时令节气,仅有一个整理加固祖坟的习俗,儿童更不关心,周作人也就无诗了。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年节。绍兴有一句俗话:“大人忙种田,小孩忙过年”,这是千真万确的。绍兴还有一首歌谣:“二十夜,连连夜,点起红灯做绣鞋,绣鞋做好拜爷爷。”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做母亲的即接连开夜车,为孩子们赶做新衣新鞋,节日气氛就已经很浓了。年节的礼仪自然是十分繁杂的,有“送灶”、“祝福”、“分岁”、“辞岁”、“拜岁”等等。只有后两项是孩子感兴趣的,周作人都写有诗:“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新年二》,第59页,自注:“大钱方整者名曰板方,金鱼等皆用火漆所制,一枚值钱三四文。”“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归舟双桨动,打开帽盒吃桃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三,新年三》自注:“新年客去,例送茶食一盒置舟中,纸盒圆扁,形如旧日帽盒,俗即以纸帽盒称之。合锦点心中,以核桃缠松仁为上品,余亦只是云片糕、炒米糕之类而已。”第59页。
台门之内(3)
每一个节日,都在周作人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一串串具有声、色、香、味之美的回忆。周作人在又过了一个“甲子”之后,回想这一段充满节日之乐的童年生活时说:“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4页。正是在对童年生活中这些多彩的节日的忘不掉的记忆里,我们发现了许多而后构成周作人思想要素的最初萌芽。在传统的“四时八节”里,每一个节日都与气候的变换联系在一起。人事的变迁与自然的变化之间形成了神秘的对应关系,周作人的“伦理之自然化”的思想显然于此得到启发。每一个节日,不单纯是娱乐,都含有某种祭祀与祭神、祭祖、祭民族英雄的意义。一次次子孙与祖先、人与鬼的精神对话,创造出人鬼相融、古今共存的世界,自然产生超时空感,童年时代留下的祖先鬼魂的阴影而后就变成了“故鬼重来”的历史命题。然而,每一个节日又确确实实是终岁劳累以后的精神松弛与情绪发泄。周作人表示很欣赏“四时八节”中“节”的称谓:它表示了“以节为至善”的观念。同上,第175~176页。的确,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同于西方(乃至日本)的狂欢,是调节而非放纵,追求灵肉和谐的中和之美。周作人在形成他的“生活之艺术”的人生哲学时,童年时代艺术化的节日生活,无疑是起了某种潜在的暗示作用的——但,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眼前,对于这位周家兴房的寿二少爷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只是觉得,生活就像过节一般好玩而已。“好玩”,以后也由生活的直感变成了“周作人思想”的要素,这更是小寿所绝没有想到的。
而且,在周家新台门内,好玩的不只是过节,还有对于大自然的最初发现。
鲁迅在《故乡》里,曾经以童年时代自己在深宅大院里的生活与少年闰土在海边的生活作对比,并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其实,这只有部分的“真理”:即使是四面高墙的院子里,仍然有一个人力所不及的自然的世界——不仅因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扼杀不了的,只要有大地,有空气,就有大自然,而且,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的敏感。没有乐感的耳朵是没有音乐的,而对于对大自然有着天生的感应的儿童,则到处都可以发现自然——一点不错,是发现。儿童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便处处都有新鲜的发现,这种发现构成了诗的最初因素。发现首先是自然的发现,自然诗的发现。没有比儿童从天性上更接近自然的了。而周作人,这种“接近自然”的天性是发展得更为充分的。
鲁迅对于自然的敏感也并不亚于乃弟。这是他在周家新台门后园里发现的大自然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蹿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有过一块根像人样……
——通过直感与想像,在自然中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椹的“紫红”,蜂与菜花的“金黄”,感觉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与油蛉的“低唱”,这都是诗人对大自然声、色之美的感受、体验与记忆。而周作人呢,面对同一个百草园,却有另一种眼光——
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何首乌和覆盆子都生在“泥墙根”,特别是大小园交界这一带……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块根,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作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园里的植物》,第7~8页。
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普通的蛐蛐之外,还有一种头如梅花瓣的,俗名棺材头蛐蛐,看见就打杀,不知道它们会叫不会叫。又有一种油唧蛉,北方叫做油壶芦,似蟋蟀而肥大,虽然不厌恶它,却也永不饲养,它们只会嘘嘘的直声叫,弹琴的本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没有的……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园里的动物》,第9页。
——注目于动植物的实用价值,热心于动植物体态、功能与名称的考证(例如蟋蟀的各种类型):这都是一个爱智者而非诗人的发现与记忆。
台门之内(4)
“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十,苍蝇》,第64页。即使是局仄的门前小院,几乎容不下大自然的生存,童年时代的周作人也能从垃圾堆上的苍蝇里,获取丰富的乐趣与知识。直到成年以后,还写下了一段动情的回忆——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他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下,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思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苍蝇》,第52页。
这最后一句关于希腊哲人的联想自然是成年以后追忆时加上的,幼年时的周作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历史感。但是,那精细的观察与描写人那“领解万物感受一切”的“安详的容止”,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8页。以及戏弄苍蝇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乎冷漠的冷静态度,是小寿的,却也可以从中看到成年周作人的某些特征。
幼年时代的周作人,既从传统节日的乡风世俗里体验到生活的野趣,又从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中感受到生命的勃勃生机。这大千世界首先赋予他的是现世之美,是自然状态的美,一种生气贯注的和谐美。这就使周作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传统美学取得了内在的契合:这对周作人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当幼年的周作人几分喜悦几分惊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时,他所看到的,绝不只是现世之美;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变成僵尸的封建王朝,一个已经开始败落的封建大家族。于是,他耳闻目睹的不能不是现世的种种丑恶。即使在他尽情享受自然、人生之美时,他也不能不隐隐地感到人世间存在着另一种力量(尽管小寿此时还不能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压抑着美的生机。
于是,在周作人童年的记忆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重重阴影。
幼年的周作人是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的,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正是祖母的“受苦”形象——
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据周作人介绍,“她母家姓蒋,住在陆放翁故居所在地的鲁墟,是介孚公(周作人祖父)的后妻,也是伯宜公(周作人父亲)的继母”。她原先是“翰林太太”,“后来遗弃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带了回去,终年的咒骂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祖母》)。这里所讲“她前半生的不幸”,即指“被遗弃”之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祖母二》中所说,鲁迅《孤独者》里主人公魏连殳为祖母奔丧,即是以鲁迅自己的祖母为根据的。足见这位蒋姓祖母给鲁迅、周作人兄弟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又,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风暴的余波》中回忆:“至于对于祖母,(祖父)则更是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了,有一回听他说出了长毛姣姣,还含糊的说了一句房闱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此事。”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第261页。
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周作人:《秉烛谈·〈双节堂庸训〉》,第31页。
周作人从祖母“苦忍守礼”里,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留在幼年周作人记忆里的另一个阴惨印象,是关于“蓝门里的故事”。
百草园的后园门口,一进门,西边是工具间,东边是灶头,经过一条小夹弄,西边有两间屋,一间是鲁迅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别号橘子屋(因为朝西的窗外有一个小天井,长着一棵橘子树),两间的另一间,因为两扇门是蓝色的,通称蓝门。在孩子的记忆里,蓝门永远是“离奇而阴惨”的。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仿佛看见:“蓝门紧闭,主人不知何去,夜色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四,蓝门》,第20页。
“蓝门”的主人是周作人的堂房爷爷,周作人祖父是兴房第二代,“蓝门的主人”是立房第二代。平常称他明爷爷,本名叫子京,却是鲁迅的第一位老师。多年应试不中,开办私塾,也因为学问太差,混不下去,终于疯了。据周作人回忆,一次他教鲁迅读《孟子》,“讲到《孟子》引《公刘》诗云:‘乃裹糇粮’,他说这是表示公刘有那么穷困,他把活狲袋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在囊橐里带走”。“公刘抢活狲的果子”的故事传开,使子京极为狼狈。(《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六,橘子屋读书二》,第22页。)开始是演出鲁迅《白光》里的悲剧,以后常在半夜里发作,每次都是大批巴掌,用前额磕墙,大声说不肖子孙,反复不已。次早出来,脑壳肿破,神情凄惨,惘惘然出门径去,没有人敢同他搭话。到最后那一天,他先来一套自责自打,随后拿剪刀戳破喉咙,在胸前刺上五六个小孔,用纸浸煤油点火,伏在上边烧了一会儿,再从桥边投入水里,高叫曰:“老牛落水哉。”开初街坊都不敢近前,落水后才把他捞起,送回蓝门里去,过了一日才死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九,子京的末路》,第25~26页。——这是周作人亲眼目睹的第一个“死”,一个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凄惨而无价值的“死”。子京自称“不肖子孙”,自责自打以至自杀,对于同样是封建大家族子孙的周作人,虽是一时不能理解,却仿佛恐怖的恶魔一般沉重地压在心头,久久不能移开。
台门之内(5)
周家新台门内另一位在周作人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阴暗印象的人物是四七叔,他是礼房的第三代。直到晚年,周作人都不能忘怀他那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他是鸦片大瘾”的脸相,每在傍晚常看见他从外边回来,一手捏着尺许长的潮烟管,一手拿了一大“猫砦碗”的酒。据周作人自注:“砦当是槽字的转变,指喂养动物的食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五,四七》,第87页。)身穿破旧龌龊的竹布长衫,头上歪戴了一顶瘪进的瓜皮秋帽,十足是一副瘪三气,嘴里还唱着小调,孩子们只听懂几句:“我有一把苗叶刀,能水战,能火战,也能夜战……”参看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8页。但是据老辈说来,他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有一个时候相当的漂亮,也有点能干。周作人就记得,曾与伯升叔一起请他写过字。虽因多年不动笔,手是抖的,但看得出他的底子还在,比起义房的伯文叔自夸的颜欧体要好得多。但是,染上鸦片瘾以后,他终于成为“人不人,鬼不鬼”了。在把自己的一份房屋也典了出去之后,搬进百草园东北角堆柴草的“三间头”住去了。百草园里传说有一条大火练蛇,是要扑灯光的,夏天野草长得三四尺高,他于晚间在这当中来去自如,却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在周作人这样的孩子们看来,倒也是很可佩服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从“三间头”搬到全族公用的大书房里,此时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到冬天,赎出棉被,当进破竹布衫;到夏天赎出竹布长衫,又当进破棉被。有时到了冬天,手里没钱,棉被赎不出,到夜里,冻得没有办法睡觉,他就屈膝坐在床上,破棉袄披在身上,把手脚都包进,就这样坐到天亮。天将明时,冷入骨髓,实在受不住,就扯着喉咙大喊起来:“冻杀哉,冻杀哉。”邻人好心送给他棉花褥,他不多几天又送进了当铺。一个冬天,四七叔没有出来,别人进他屋里去看,发现他已死在床上。蜷局着,人已经僵了,皮包骨头,就像一具骷髅。大人们都发出感叹,说四七不是冻死的,而是死于鸦片烟。绍兴正有这样的俗语:“穿,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脱空;烟(指鸦片),送终。”
年幼的周作人,对于中国封建传统的理解,正是与这一个个惨烈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科举、鸦片、养妾还有缠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残酷、非人性的部分。这对周作人是一条线:以后,他无论怎样向现实妥协,但对这些摧残人(特别是妇女)的天性的丑物,他是绝不妥协的;对于这一类的丑物的复辟,他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十字街头(上)(1)
对于幼年时代的周作人,台门之内,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现世之美,却又处处散发着死尸气息的世界;台门外面,又是一个世界——一个也许更具吸引力、更有活力(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最初的记忆
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寿这是周作人外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字,“原来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拣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的心上了。以至于五十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小寿睁开眼睛,环顾这新奇的世界时,他看见了什么呢?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满周岁。
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现实的问题倒是,这个世界能够容得下这位有着强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儿童吗?又能给他的成长提供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页。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满着危机、苦难呢?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台门之内(1)
……周作人稍稍懂事以后,就注意到,居住在大台门内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晚上外出都要点上大灯笼,摇晃的烛光把淡黄|色灯壳上三个黑色的大字映照得分外醒目:“汝南周”。它所唤起的,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充满温馨而又略带凄凉的回忆……
据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颐的爵位。周作人后来写有《数典诗》,其三即是歌咏这位祖父所说的“始祖”的。诗云:“清逸先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并有如下小注:“……著有《濂溪集》七卷,内有《通书》《太极图说》,后者在说明天地之根源,研究万物之始终,这是他对于宇宙的看法。《通书》是发挥《太极图说》的原理,从他的宇宙观推到人类社会之伦理”。诗载1969年7月《明报》第43期,收《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2页(所引小注未录入)。以周敦颐为始祖,周氏家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挟持而去,康王赵构在爱国将领宗泽等人的保卫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时称南京)即位,史称南宋。可是,赵构仍不想抗战,反而仓皇南逃,不久,金兵长驱直入,赵构只得逃到越州(绍兴);后来,又逃到明州(宁波)”,“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那么,我们家族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3~14页。
但按家谱记载,又有另一种说法: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定居会稽竹园桥,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周作人在《数典诗》中咏道:“清道桥头百姓家,逸斋遗教是桑麻。关门不管周朝事,数典何因学画蛇。”并自注云:“吾家始迁祖居越城清道桥(俗称青黛桥),名已逸,家谱中追称之曰逸斋公,时在明正德年间,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称出于周公,吾家则存疑,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家谱的说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时鲁迅十九岁,周作人十五岁)曾在给他的两个孙子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万历年里),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周介孚:《恒训》,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现存鲁迅手抄本。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周氏家族已经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所说的那样,外表上“轰轰烈烈”,内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了。但刘姥姥说的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页。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而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节日却分外的频繁,并且别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一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于是,在烟雾缭绕、鞭炮繁响之中,在忙碌而欢乐的人群中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周作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四,上元》,第60页。
元宵,土话叫“汤圆”。绍兴有“上灯汤圆落灯糕”的俗语,绍兴的元宵香甜可口,邻近的宁波汤圆更驰名中外,逗人馋涎。
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
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三,中元》,第64页。
虽说是“鬼节”,却无幢幢鬼影;莲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颇有些诗意的了。
台门之内(2)
元宵节一过,“龙灯蟹鹞去迢迢,关进书房耐寂寥”。④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六,上学》,第60页。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放一收之间,又升腾起了新的企盼:“盼到清明三月节,上坟船里看姣姣。”④
可不是吗,绍兴儿童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清明时节,桃红柳绿,万木更苏,正是踏青的好时节。不料,在元代异族统治下,这里的人民被视为南宋遗民,贬为最下等的“南人”,妇女竟被剥夺了踏青的权利。人民遂借扫墓之名,进行变相踏青,清明节就成了扫墓节。范啸风《越谚》卷中风俗部下记曰:“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绍兴人一向认为“礼多人不怪”,清明扫墓礼仪十分隆重,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八,扫墓·八二,祝父》《药味集·上坟船》。那繁缛的规矩排场自然是儿童不感兴趣的,孩子们所念念不忘的是扫墓郊游中的野食与野趣。周作人有如下的记忆:“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罢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据说,“百狮坟头在南门外,扫墓时多就地泊舟会饮。不知是谁家茔墓,石工壮丽,相传云共凿有百狮,但细数之亦才有五六十耳。”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七,春扫墓及自注》,第60页。扫墓中的会餐亦有特别的规定,范啸风《越谚》卷中饮食类,下列有六荤四素、五荤五素名目,注云:“此荤素两全之席,总以十碗头为一席,吉事用全荤,忏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扫为多,以妇女多持斋也。”据周作人回忆:“此等家常酒席的菜与宴会颇不相同,如白切肉、扣鸡、醋熘鱼、小炒、细炒、素鸡、香菇鳝、金钩之类,皆质朴有味,虽出厨司之手,却尚少市气,故为可取。在‘上坟酒’中还有一种食味,似特别不可少者,乃是熏鹅……以醋和酱油蘸食,别有风味。其制法虽与烧鸭相似,惟鸭稍华贵,宜于红灯绿酒,鹅则更具野趣,在野外舟中啖之,正相称耳。”周作人:《药味集·上坟船》,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30~131页。假如到跳山去扫墓,那就更有趣味。那里是汉大吉摩崖石刻所在地,有好长一段山路。往年都是骑在佣人肩上,一路招摇而过。如今独自坐“山兜轿”(此“为山行乘物,两竹杠间悬片板作座位,绳系木棍为踏镫,二人舁之,甚轻便”),那才更神气呢。“跳山扫墓比春游,岁岁乘肩不自由。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九,扫墓三》,第61页。扫墓的悲凉之气早已被春游的自由欢乐一扫而空了。
清明之后是立夏。绍兴有立夏日“称人”的习俗,大概原来于立秋日当重称一回,以资比较,但民间似忘其意义。此外还要吃“健脚笋”,即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诗云:“新装杠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二,立夏》,第62页。
接着就是端午,这是“八节”中的大节。每逢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一大早就用葛蒲剪出的宝剑和用纹艾制成的旌旗插在门框上,中间还有一张姜太公神位,说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中午,用香蒲、柏子、青艾作香料,熏烟消毒,有的还用杂有雄黄的烧酒渍洒,于是有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黄梅、雄黄)的习惯,给小孩额上用雄黄写“王”字,以及分香袋、香球的习俗。这一切,在周作人的记忆里,都升华为迷人的诗:“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得人称老虎头”,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四》,第62页。“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三》,第62页。
中秋又是一大节日。中秋赏月,绍兴家家在宴请“月亮婆婆”时,除习常的水果、月饼外,还特地摆上老南瓜,给宴会增添别一种乡土气息。绍兴的月饼有“荤油大月”,重达十斤、二十斤,素月饼中则有干菜月饼和用豆沙作料的。大者径尺许,与木盘等大,都深为素食的老年人所喜爱。而周作人念念不忘的恰恰也是素月饼,诗云:“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四,中秋》,第64页。
重阳登高,亦是一年中的盛事。但登高饮菊花酒赋咏菊花诗,这似乎都是大人们的娱乐,与小孩无涉,因此,在周作人这里也没有留下记忆。四时八节中的立冬和立夏一样,只是个时令节气,仅有一个整理加固祖坟的习俗,儿童更不关心,周作人也就无诗了。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年节。绍兴有一句俗话:“大人忙种田,小孩忙过年”,这是千真万确的。绍兴还有一首歌谣:“二十夜,连连夜,点起红灯做绣鞋,绣鞋做好拜爷爷。”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做母亲的即接连开夜车,为孩子们赶做新衣新鞋,节日气氛就已经很浓了。年节的礼仪自然是十分繁杂的,有“送灶”、“祝福”、“分岁”、“辞岁”、“拜岁”等等。只有后两项是孩子感兴趣的,周作人都写有诗:“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新年二》,第59页,自注:“大钱方整者名曰板方,金鱼等皆用火漆所制,一枚值钱三四文。”“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归舟双桨动,打开帽盒吃桃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三,新年三》自注:“新年客去,例送茶食一盒置舟中,纸盒圆扁,形如旧日帽盒,俗即以纸帽盒称之。合锦点心中,以核桃缠松仁为上品,余亦只是云片糕、炒米糕之类而已。”第59页。
台门之内(3)
每一个节日,都在周作人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一串串具有声、色、香、味之美的回忆。周作人在又过了一个“甲子”之后,回想这一段充满节日之乐的童年生活时说:“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4页。正是在对童年生活中这些多彩的节日的忘不掉的记忆里,我们发现了许多而后构成周作人思想要素的最初萌芽。在传统的“四时八节”里,每一个节日都与气候的变换联系在一起。人事的变迁与自然的变化之间形成了神秘的对应关系,周作人的“伦理之自然化”的思想显然于此得到启发。每一个节日,不单纯是娱乐,都含有某种祭祀与祭神、祭祖、祭民族英雄的意义。一次次子孙与祖先、人与鬼的精神对话,创造出人鬼相融、古今共存的世界,自然产生超时空感,童年时代留下的祖先鬼魂的阴影而后就变成了“故鬼重来”的历史命题。然而,每一个节日又确确实实是终岁劳累以后的精神松弛与情绪发泄。周作人表示很欣赏“四时八节”中“节”的称谓:它表示了“以节为至善”的观念。同上,第175~176页。的确,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同于西方(乃至日本)的狂欢,是调节而非放纵,追求灵肉和谐的中和之美。周作人在形成他的“生活之艺术”的人生哲学时,童年时代艺术化的节日生活,无疑是起了某种潜在的暗示作用的——但,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眼前,对于这位周家兴房的寿二少爷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只是觉得,生活就像过节一般好玩而已。“好玩”,以后也由生活的直感变成了“周作人思想”的要素,这更是小寿所绝没有想到的。
而且,在周家新台门内,好玩的不只是过节,还有对于大自然的最初发现。
鲁迅在《故乡》里,曾经以童年时代自己在深宅大院里的生活与少年闰土在海边的生活作对比,并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其实,这只有部分的“真理”:即使是四面高墙的院子里,仍然有一个人力所不及的自然的世界——不仅因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扼杀不了的,只要有大地,有空气,就有大自然,而且,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的敏感。没有乐感的耳朵是没有音乐的,而对于对大自然有着天生的感应的儿童,则到处都可以发现自然——一点不错,是发现。儿童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便处处都有新鲜的发现,这种发现构成了诗的最初因素。发现首先是自然的发现,自然诗的发现。没有比儿童从天性上更接近自然的了。而周作人,这种“接近自然”的天性是发展得更为充分的。
鲁迅对于自然的敏感也并不亚于乃弟。这是他在周家新台门后园里发现的大自然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蹿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有过一块根像人样……
——通过直感与想像,在自然中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椹的“紫红”,蜂与菜花的“金黄”,感觉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与油蛉的“低唱”,这都是诗人对大自然声、色之美的感受、体验与记忆。而周作人呢,面对同一个百草园,却有另一种眼光——
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何首乌和覆盆子都生在“泥墙根”,特别是大小园交界这一带……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块根,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作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园里的植物》,第7~8页。
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普通的蛐蛐之外,还有一种头如梅花瓣的,俗名棺材头蛐蛐,看见就打杀,不知道它们会叫不会叫。又有一种油唧蛉,北方叫做油壶芦,似蟋蟀而肥大,虽然不厌恶它,却也永不饲养,它们只会嘘嘘的直声叫,弹琴的本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没有的……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园里的动物》,第9页。
——注目于动植物的实用价值,热心于动植物体态、功能与名称的考证(例如蟋蟀的各种类型):这都是一个爱智者而非诗人的发现与记忆。
台门之内(4)
“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十,苍蝇》,第64页。即使是局仄的门前小院,几乎容不下大自然的生存,童年时代的周作人也能从垃圾堆上的苍蝇里,获取丰富的乐趣与知识。直到成年以后,还写下了一段动情的回忆——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他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下,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思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苍蝇》,第52页。
这最后一句关于希腊哲人的联想自然是成年以后追忆时加上的,幼年时的周作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历史感。但是,那精细的观察与描写人那“领解万物感受一切”的“安详的容止”,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8页。以及戏弄苍蝇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乎冷漠的冷静态度,是小寿的,却也可以从中看到成年周作人的某些特征。
幼年时代的周作人,既从传统节日的乡风世俗里体验到生活的野趣,又从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中感受到生命的勃勃生机。这大千世界首先赋予他的是现世之美,是自然状态的美,一种生气贯注的和谐美。这就使周作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传统美学取得了内在的契合:这对周作人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当幼年的周作人几分喜悦几分惊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时,他所看到的,绝不只是现世之美;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变成僵尸的封建王朝,一个已经开始败落的封建大家族。于是,他耳闻目睹的不能不是现世的种种丑恶。即使在他尽情享受自然、人生之美时,他也不能不隐隐地感到人世间存在着另一种力量(尽管小寿此时还不能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压抑着美的生机。
于是,在周作人童年的记忆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重重阴影。
幼年的周作人是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的,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正是祖母的“受苦”形象——
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据周作人介绍,“她母家姓蒋,住在陆放翁故居所在地的鲁墟,是介孚公(周作人祖父)的后妻,也是伯宜公(周作人父亲)的继母”。她原先是“翰林太太”,“后来遗弃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带了回去,终年的咒骂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祖母》)。这里所讲“她前半生的不幸”,即指“被遗弃”之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祖母二》中所说,鲁迅《孤独者》里主人公魏连殳为祖母奔丧,即是以鲁迅自己的祖母为根据的。足见这位蒋姓祖母给鲁迅、周作人兄弟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又,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风暴的余波》中回忆:“至于对于祖母,(祖父)则更是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了,有一回听他说出了长毛姣姣,还含糊的说了一句房闱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此事。”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第261页。
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周作人:《秉烛谈·〈双节堂庸训〉》,第31页。
周作人从祖母“苦忍守礼”里,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留在幼年周作人记忆里的另一个阴惨印象,是关于“蓝门里的故事”。
百草园的后园门口,一进门,西边是工具间,东边是灶头,经过一条小夹弄,西边有两间屋,一间是鲁迅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别号橘子屋(因为朝西的窗外有一个小天井,长着一棵橘子树),两间的另一间,因为两扇门是蓝色的,通称蓝门。在孩子的记忆里,蓝门永远是“离奇而阴惨”的。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仿佛看见:“蓝门紧闭,主人不知何去,夜色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四,蓝门》,第20页。
“蓝门”的主人是周作人的堂房爷爷,周作人祖父是兴房第二代,“蓝门的主人”是立房第二代。平常称他明爷爷,本名叫子京,却是鲁迅的第一位老师。多年应试不中,开办私塾,也因为学问太差,混不下去,终于疯了。据周作人回忆,一次他教鲁迅读《孟子》,“讲到《孟子》引《公刘》诗云:‘乃裹糇粮’,他说这是表示公刘有那么穷困,他把活狲袋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在囊橐里带走”。“公刘抢活狲的果子”的故事传开,使子京极为狼狈。(《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六,橘子屋读书二》,第22页。)开始是演出鲁迅《白光》里的悲剧,以后常在半夜里发作,每次都是大批巴掌,用前额磕墙,大声说不肖子孙,反复不已。次早出来,脑壳肿破,神情凄惨,惘惘然出门径去,没有人敢同他搭话。到最后那一天,他先来一套自责自打,随后拿剪刀戳破喉咙,在胸前刺上五六个小孔,用纸浸煤油点火,伏在上边烧了一会儿,再从桥边投入水里,高叫曰:“老牛落水哉。”开初街坊都不敢近前,落水后才把他捞起,送回蓝门里去,过了一日才死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九,子京的末路》,第25~26页。——这是周作人亲眼目睹的第一个“死”,一个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凄惨而无价值的“死”。子京自称“不肖子孙”,自责自打以至自杀,对于同样是封建大家族子孙的周作人,虽是一时不能理解,却仿佛恐怖的恶魔一般沉重地压在心头,久久不能移开。
台门之内(5)
周家新台门内另一位在周作人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阴暗印象的人物是四七叔,他是礼房的第三代。直到晚年,周作人都不能忘怀他那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他是鸦片大瘾”的脸相,每在傍晚常看见他从外边回来,一手捏着尺许长的潮烟管,一手拿了一大“猫砦碗”的酒。据周作人自注:“砦当是槽字的转变,指喂养动物的食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五,四七》,第87页。)身穿破旧龌龊的竹布长衫,头上歪戴了一顶瘪进的瓜皮秋帽,十足是一副瘪三气,嘴里还唱着小调,孩子们只听懂几句:“我有一把苗叶刀,能水战,能火战,也能夜战……”参看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8页。但是据老辈说来,他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有一个时候相当的漂亮,也有点能干。周作人就记得,曾与伯升叔一起请他写过字。虽因多年不动笔,手是抖的,但看得出他的底子还在,比起义房的伯文叔自夸的颜欧体要好得多。但是,染上鸦片瘾以后,他终于成为“人不人,鬼不鬼”了。在把自己的一份房屋也典了出去之后,搬进百草园东北角堆柴草的“三间头”住去了。百草园里传说有一条大火练蛇,是要扑灯光的,夏天野草长得三四尺高,他于晚间在这当中来去自如,却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在周作人这样的孩子们看来,倒也是很可佩服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从“三间头”搬到全族公用的大书房里,此时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到冬天,赎出棉被,当进破竹布衫;到夏天赎出竹布长衫,又当进破棉被。有时到了冬天,手里没钱,棉被赎不出,到夜里,冻得没有办法睡觉,他就屈膝坐在床上,破棉袄披在身上,把手脚都包进,就这样坐到天亮。天将明时,冷入骨髓,实在受不住,就扯着喉咙大喊起来:“冻杀哉,冻杀哉。”邻人好心送给他棉花褥,他不多几天又送进了当铺。一个冬天,四七叔没有出来,别人进他屋里去看,发现他已死在床上。蜷局着,人已经僵了,皮包骨头,就像一具骷髅。大人们都发出感叹,说四七不是冻死的,而是死于鸦片烟。绍兴正有这样的俗语:“穿,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脱空;烟(指鸦片),送终。”
年幼的周作人,对于中国封建传统的理解,正是与这一个个惨烈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科举、鸦片、养妾还有缠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残酷、非人性的部分。这对周作人是一条线:以后,他无论怎样向现实妥协,但对这些摧残人(特别是妇女)的天性的丑物,他是绝不妥协的;对于这一类的丑物的复辟,他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十字街头(上)(1)
对于幼年时代的周作人,台门之内,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现世之美,却又处处散发着死尸气息的世界;台门外面,又是一个世界——一个也许更具吸引力、更有活力(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